中文版作者序
未来的可能性

楼梯间是我的避风港。公寓楼里大多数人都乘电梯，只有在电梯故障时才会爬楼梯。即便如此，也没有人会去通往楼顶的那段楼梯。所以，每当家里鸡飞狗跳时，我都会躲在那里。我的卧室——透过窗户能俯瞰下面的停车场——不适合躲乱子，因为我是跟弟弟妹妹同住一间卧室，而且我家的公寓太小，父母吵架的声音又太大，用被子蒙着头都没有用。坐在楼梯间里，我觉得很安心。这里是我的避风港，是我的“城中巢穴”。

楼梯间里并不安静。争吵声、沉重屋门的关门声、底层楼梯里小孩子上下楼的声音，都能听到。种种声音在空荡荡的楼梯间里回荡，传进我的耳中。虽然如此，坐在这里，我却能感到些许平静。再大一点之后，坐在楼梯间里，我幻想着离家出走，想象着童年之外的人生。想象终是有限，但我知道自己想要怎样的感受。我想要摆脱心中的焦虑，这种焦虑，每当推开自家公寓的屋门时就会布满全身。

我三岁时，我们家搬到了布鲁克林东南边缘处的卡纳西（Canarsie）的湾景住宅区（Bayview）。这里原本是一片细长的沼泽带，而我们的公寓是一个狭小的两居室。那是1956年，纽约城市住房管理局为一千多户低收入家庭新建了砖结构的公寓楼，我们家就是其住户之一。那是破败的城市贫民区的新化身。像湾景住宅区这样的项目，不是穷人的末路，而是生活的起点。当时我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多年时间里，母亲一直向我灌输一种观念：在卡纳西之外有更好的生活，且是我能力所及。可我看不到它。每一天，我所看到的只是长时间躺在沙发里的父亲。母亲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卧虫”。对自己、对家人、对我从未谋面的他的上司、对我无法理解的体制，他都表现得萎靡不振，而他萎靡不振的气息，渗透进我们家的每一个角落。

在楼梯间里，我得以稍稍远离令人窒息的家庭气氛，但我努力要看透四周的水泥墙壁。

慢慢地，我眼中的世界不再是“现状”，而是“未来”。这正是本书的中心思想：我们所有人——包括我们从事的行业——该如何为自己、为家人、为现存的世界打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改变萌发于内部。对公司而言，改变源于文化。打造文化就像培养孩子。一个团体（组织、机构）的价值观早在奠基之时就打上了烙印，并且，其创始人及领导人每天的决策都会融入公司的集体记忆和持续行为。

我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创业。那时的我，是一个被咖啡启迪的年轻创业者，但同样给我启迪的，还有人类与生俱来的交流联系的需求。这一普世而永恒的特质被深植于星巴克的DNA，也是星巴克五十年经久不衰并将继续受世人欢迎的原因。

所有社会都会面对复杂的困境，企业需要参与进来，帮助解决问题、缓解痛苦。除了捐款之外，公司还可以利用其独特的资源——专家、产品、人脉甚至场地——为社会改变产生积极的影响。员工在金融、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专长，可以帮助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机构变得效率更高、成效更大。与以前相比，现在的公司更要正视自己。它们不仅仅是利润驱动的实体，更是对多个利益相关者——股民、员工、顾客、供应商、社区以及这个星球——负责的企业公民。

对企业家和高管来说，“解决社会问题”并非“提高财务业绩的诸多决策”的派生物，而是同根同体的。“人道”与“生意兴隆”并非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二者若能共生，企业定会受益良多。现在的顾客青睐行事有意义的品牌，员工也更愿为有作为的公司奋力工作。

没有人是孤立存在的。健全、快乐的群体有赖于成员的相互依赖。这同样意味着，企业不能孤军奋战。如果私营、公营、非营利组织能携起手来，合作创新，为社会谋福祉，那大家都能更上层楼。

回顾人生，我一直在力促星巴克及其他公司积极而创新地提升社会正义、推动经济公平、维护社会稳定、谋求社会福祉；我所做的这些努力，以及塑造了今日之我的早年经历，都是本书的精髓。

但是，我们的努力远未结束。我们所有人都要做出一个决定，亦是回答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产生怎样的影响，才能促成有意义的改变？

霍华德·舒尔茨

202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