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与阴影赛跑 1—1937.3
01
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天生是个旅行者，想去一切地方，亲眼看看所有事物。五六岁时我最清晰的记忆，便是一天早晨我写下——既不是歪歪斜斜也不是匆忙潦草，而是非常小心认真地写下：“亲爱的母亲，你是多么美丽，我爱你。再见。玛莎。”我找来一枚图钉，把信钉在楼梯最上方的柱子上，然后不声不响地从大门离开，什么也没带。我故意沿着街区一路往下小跑——我早就想这么做了——偷偷爬上给我们送冰块的人的货车，盼望着可以去到离圣路易斯很远的地方，在世界某个角落停下来。
那个漫长夏日的白天，我一整天都藏在车里，兴奋极了。偷乘货车的激动是一部分，加上是独自一人秘密地离开，但更多的兴奋来自透过货车车厢裂缝看到的陌生景象：工厂，居民区，乃至我出生的这座城市的无边广阔天地，是我从未见过或猜到的。我高兴得甚至忘记了饥饿，直到傍晚时分，森林山公园忽然映入眼帘，我才明白过来，我们的路线不过是环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大圈。
人生首次独自旅行怪让我失望的，但不管怎么说，它奠定了我今后的方向。我是个旅行者，就这样。到二十六岁时我已经踏足过欧洲大部分土地，在三大洋裸泳过，认识了外交官也见过了激进分子。大学无法继续提起我的兴趣，于是我退了学，自己找出路。似乎我必须要做的不仅是行动起来，去感知事物，我还要活出自己的模样，过属于我自己而非他人的生活。
但在1936年1月，母亲来电报让我回圣路易斯，说父亲病了。我乘火车回家，一路上紧张地将大衣口袋里的电报撕成小片。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总是小心翼翼，不让人看出她的担忧。但就算是电报里匆匆发出的几个字，还是透出了紧张和焦虑。我不知道会见到怎样的她，还有父亲，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面对他生病脆弱的样子，面对事情本来的模样。
母亲埃德娜永远是我夜空里的北极星，世上没有谁如她这般善良。她一直是个热情而智慧的好人，将一生奉献给了对妇女权益的支持。无论对事、对人还是事业，她总是站在正确的一边，然而不知为什么，这些宣传、游行和社区演讲从未影响她作为一名母亲和妻子的责任。每天晚上，只要听到父亲的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她无论手上在做什么事都会停下来，急急下楼迎接正好走进家门的父亲，他将灰色毛毡帽挂在木制衣帽架上，然后亲吻她。
这样的悠久惯例是他们的夜晚仪式，是两人之间的温柔时刻。但它也像对未来签订的一个承诺，承诺无条件地相互扶持走到尽头，承诺未来的每一个吻。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母亲每晚都能毫不费力地去门口迎接，显然时间也和她串通好了，特意慢下来，让她可以停下一切事情，在门打开的那一刻出现。但我当然是弄错了。坚持这件事让她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意志力。还有抉择与决心。是其他东西的倾覆，才令她能够日日出现在门口。它们确实倾覆过，只是我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见声响。
我的父亲乔治·盖尔霍恩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知名产科医生，同时忙于两所医院的医务工作和教学，拥有着热情洋溢又无可挑剔的处世方式。他是那种从乔治·艾略特的小说里走出来的顶梁柱式父亲，一丝不苟地经营着家庭，像瑞士表的运转机制一般精确无误，对待病人和其他事情也是一样。
他的书房摆放着成千册书籍，按字母顺序排列，书脊完美地对齐。他每一本都读过。我还是小女孩时，觉得他了解所有能够了解的事物，这其中也包括关于我的一切。也许那便是为什么我永远在努力取悦他，赢得他的认可，想成为在他眼里闪烁着期许和可能的女儿。或许对真相让步成为我一生中最困难的事情：那个女儿当然不存在，也永远不可能出现。
在圣路易斯联合车站，我雇了一辆车去麦弗逊街。我下了车，站在锃锃发亮的大门前停留了好长一会儿，幻想着逃离而不是进去面对现实。上一次回家时，我和父亲起了激烈的争执，回想起他的话我仍旧忍不住畏缩起来。而现在他却生了重病，可能不久于人世。
门开了，是母亲，她看着我，仿佛觉得我丧失了知觉。“玛蒂！快进来，会重感冒的。”
她把我揽进怀里，单是她的气味便卸下了我的心防——薰衣草香水，擦脸香粉，上好的亚麻……她留存着我人生的每一时刻，两周一次的舞蹈，星期六早餐，她洗澡时轻哼的调子，她温习脑海中的演讲内容；只有我俩的午饭野餐，在克雷夫科尔潺潺的瀑布旁，我在那儿祈祷她永远不会死去；还有坐在门廊上的夜晚，灯光渐暗，我们将打开的书倒扣在膝头，白色飞蛾困在纱门上。
我站在铺展开的深红色波斯地毯上，回忆如开闸泄洪一般，在这同一张地毯上，我曾和兄弟们玩了无数弹珠游戏。所有曾经走过的路，所有成为我自己的努力，在这里都不重要了。这里一切还是原样：桃花心木家具，艺术品，书架上书的摆放位置，墙壁发亮的乳白色，阳光透过楼梯平台的彩色玻璃窗的质感，通通没变。仍是童年的那束光，我还是过去的我。
“他怎么样？”终于平复心情后，我问道。
“明天才能进一步知道情况。”她憔悴的脸紧绷着，使人不忍心看，却也不忍移开视线。她仍然是个美丽的女人，且会永远美丽下去。但我看到她矢车菊般颜色的蓝眼睛周围和下颌轮廓，无不刻满了忧虑和整夜无眠的印记。她总是盘得很低的头发已经变白、稀疏，珍珠项链下的深蓝衬衫也起了褶皱。
我不想问医生有没有提及癌症，也多少问不出口。从康涅狄格州出发到这里的一路上，这个词一直盘踞在我的脑内，沉重而锋利，但我忍住了，静静地跟着母亲去他休息的房间。穿过长长的过道，经过写字桌，圆镜，沉重的吊灯，每件我所熟知的物品都如抛下了锚一般坚固地待在它们应在的位置。楼梯下的一隅放着三角钢琴，装饰着涡卷纹样的谱架上是某首肖邦夜曲的乐谱，虽然自从我的弟弟去弗吉尼亚州读医科学校后，已经多年没人弹过它。
“阿尔弗雷德会来吗？”我问。
“他能抽得出空的话，周末会来。毕竟新一轮的课程刚刚开始。”
我等着她说起乔治和沃尔特，我的哥哥们。他们两人都住在东部，结了婚，孩子还小。如果他们也来的话，那真是和我预期一样糟了。但母亲只是一味往前走着。
上了楼，兄弟三人童年的房间早已被用作客房，而三楼屋檐下我的房间，则如时间胶囊一般仔细地保存了一切。我盼着待会儿可以逃进房间里，但现在还是要面对眼前——我的父亲像记忆中一样瘦削，皮肤被黄色的床单衬得几乎呈灰色。他倚着枕头，合着眼，但没有睡。
电报里说胃疼让他受尽了苦，医生将给他动手术。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如何向我们隐瞒了那么多年，竭力不让任何人包括母亲看出他的症状和疼痛，因为他猜测自己活不长了。他经年累月的沉默，终于让状况走向了恶化的极端。
“玛蒂来了。”是母亲的声音。
他睁开了眼，微笑使他的嘴唇绷了起来。“玛莎。”
我忽然觉得自己变得那样渺小，这里有两个我，一个是我自己，另一个是他希望能代替我的那个她。两个我都深爱着他，但从未能说出口。因为和亲情并道而行的还有气愤，我盼着能伤害他，又盼着能永远将他拉近。
母亲催促我上前，坐在挪到床边的椅子上，然后她自己坐到了窗边，打开报纸。我拉起父亲的手，他的手瘦骨嶙峋，满布血管，但却是暖的。上一次握住他的手，已是何年何月？
“我会完全好起来的。”还没等我说话，他先开口道，“我的外科医生是圣路易斯最好的。”
“我以为你才是圣路易斯最好的外科医生。”
这是句冷场的玩笑话，但他还是为我露出了笑容，紧接着是一阵痉挛，越来越严重，他的脸都扭曲了。我不得不将目光挪开，落在任何一个别处。等疼痛终于消失，父亲躺在那儿喘着粗气，他喝了些水，说：“我在读你的书。写得很精彩。”
我看见他的床头柜上，放着《民困见闻录》的普通纸打印手稿，这是我努力的最新成果。我在圣诞节前不久寄给他作为礼物，虽然下这个决心很不容易，因为我的第一本书他就没能读下去，而且亲口告诉了我，称其粗俗不堪。那是我在欧洲花了两年心血写出来的，全靠自己找到出版社，甚至拿到了一小笔预付稿酬。但倘若谁读到他那封措辞激烈的长信，里面是怎样一一列出对那本书失望的地方，肯定会以为我是靠黑市交易才能出版的。我笔下的人物轻佻，不检点，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费笔墨在这些上面，明明有那么多值得写的人和事。《疯狂的追求》写了三个渴盼找寻自我的女大学生，她们四处旅行，带男人回家，染上梅毒，不然便是跌跌撞撞，在昏暗的电影中上演孤独的剧情。父亲明显从字里行间读出了我自己的失败经历，虽然我本意是想向他展示那些精妙的对话，以及我对大海的描绘是多么令人拍案叫绝。
我一遍又一遍读着这封言辞尖刻的信，怒不可遏，恨不得用不堪的言语回敬他。但愤怒的背后是无尽的伤痛。一时，我把信揉作一团扔进废纸篓里，但那于事无补。每一个字仍然萦绕着我，钻进情绪翻涌的心底深处，在某个角落冒出浓烟，滴答作响，好像随时会爆炸。
不过这本新书完全不同，它写了一系列受大萧条严重冲击的人们的故事。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是想对社会做出些贡献。
“你真的喜欢这本书？”我问他，还是掩饰不住声音里的哀怨。
“当然喜欢，有许多地方写得让人难过。而且我猜，你上一本书受到了那样的评价，要想签下这本书更不容易了吧。”他的语气不带任何恶意，就像谈论鸡蛋或者下雨一样自然，“不过也许不是那么回事。”
“其实是很难，不过我不会放弃。我不能接受努力做了无用功。”
“你当然不会放弃的。”母亲说道，站起身走到床尾，“我们盖尔霍恩一家可不是缩头乌龟。而且听好了，我也觉得这本书不可思议。你把人物写活了，我感到他们无比真实。”
“谢谢。”我说着，心里却有无数矛盾情感在斗争。我希望父母为我骄傲，重视我，同时又希望没人管我，完全只靠自己认可自己。那是我无论如何一直想要跨越的障碍。
“我们六点钟要准时赶到医院。”母亲提醒道，一边向我伸出手。我牵起她的手，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让你父亲好好休息吧。”
02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同母亲一起帮父亲下了楼，把他送进车里，用毯子裹住他的双腿，就好似问题是出在天气，而不是身体里蚕食他的病痛。天开始下起了雪。
巴恩斯医院接收了他，随即将他推走，穿过一扇接一扇的弹簧木门。我们母女俩则在医院餐厅里等候，喝过糟糕的咖啡后，又转移到毫无人情味的访客休息室坐着。医院外面，暴风雪越来越大，地上悄无声息地积起了一片白。仿佛确认时间流逝的唯一方式，就是望着吹雪越堆越厚，窗沿上，五层楼之下停车场里的轿车车顶上，越来越像堆积起的砂糖。
“他会没事的。”我们时不时对彼此说道。
“没错。”
我们一字不变地重复着这些话，就像一枚平安符，我们来来回回地编织着，直到每个字紧紧连成一条希望或信念的链条，或是介乎两者之间。
白天稍晚时分，一名外科医生朝我们走来，手上拿着布制手术帽。我想我宁愿灵魂出窍，也不愿听到他接下来要说的话。我看着他的嘴唇翕动，几乎难以忍受。但没想到，我们迎来的是好消息。
是癌症，如我们所料，但肿瘤很容易便取出了，没有残留，看上去也没有扩散的迹象。他们让父亲住院一阵子等身体恢复，但已经没理由不满怀希望了。
“噢，谢天谢地。”母亲喊道，我们互相拥抱，笑中带着泪，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在颤抖。我的心骤然明亮起来，如同一只魔术师的鸽子被放飞天际。
看望过父亲后，我们更加安心下来，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后来在回去的路上，我们没有直接朝家开，而是绕了几英里路，去索拉德市场的德国糕点房买罂粟子蛋糕。回到家里，母亲在厨房用深锅热牛奶，就像圣诞节又到来了一般，只是带来了更好的礼物。牛奶盛在一只颇沉的马克杯里，我双手捧着，享受着它的温热。这时，母亲问起我的生活。卸下了如此多的忧虑和负担，此刻我们终于可以自然地交谈。
我全部告诉了她，我借住在康涅狄格州新哈特福德的一间房子里，最近都躲在那儿潜心写作。我很喜欢我的小房间，书桌正对着一片长长的草坪。还有对我珍贵无比的时间——几个月来哪里也不去，什么紧迫的事情也不用想。
我侃侃而谈，没留意到母亲的表情已经变了。
“你应该回来住，”她沉默半晌，然后开口道，“麻烦朋友这么久很不礼貌。”
“啊，菲尔兹无所谓的。”W.F.菲尔兹是我现在的施恩者。我都没把他当朋友，因为我们才认识没多久。“没那回事，他在城里上班，从来都不在那儿待。”
“他妻子呢？”
“他是个单身汉，妈妈，而且他的房子大得不得了。他几乎都不知道我在那儿住着。”
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犯了错。比起菲尔兹的慷慨大度可能带来的影响，他没有妻子这件事无疑会让母亲更烦心。还有几个字，她虽没有说出口，但我仿佛听得分明，她紧绷的肩头说明了一切：人们会怎么说你？
“真的没关系。”我试着解释。这并非那种庸俗老套的情节，菲尔兹不是我的情人，连战利品也算不上。他古板得很，像个联合国工作人员，对中国无所不知。我们在华盛顿的一次派对上相识，聊了聊我的创作，说到我的新书是一本长篇故事集，素材来自我当联邦紧急救援署的叙事记者时辗转美国各地遇到的一些人，他们让我难以忘怀。我就说了这些，还加了一句，如果可以有个地方让我潜心写作就好了，就像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在巴黎时那样。
“有个地方，虽然离巴黎还差得远。”他这样答道，表示愿意提供他在北部的度假屋。我觉得没有理由拒绝。这就是全部内容了，真的。后来有一次他雪季来度假，对我大献殷勤，但我得为他辩护，那是喝了三杯实实在在的马提尼之后的事，而且我毫不费力地把他挡了回去。后来我们提起这件事都大笑起来。
我知道这些话母亲一定听不进去，也没法让她安心。所以我只对她说：“我真的能照顾好自己。”然后便转换了话题，说起我最近给杂志投递的文章。最近几年来，我也试图涉足正统传媒界，但不是背景不符，就是离我想要的太远。当我终于得到面试机会时，一群编辑上下打量着我。我修长的双腿，上好的衣服，头发，都让他们给我贴上了社交名媛的标签，而不是女青年会成员。最后我能找到的工作只有给闲暇的女性写写美容建议，从减龄保养、美黑方法到时兴的发型，千字二十美金。写这种玩意儿既无脑又束缚重重，在这些文章里，我的智慧与观点派上的用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的写作令我分裂，但我又何尝有别的选择？
母亲听着，不发一言，我们杯子里的牛奶都冷了。我知道她希望我不仅仅是这样，也希望我对自己这么想。我还是小女孩时，每天都写诗，梦想着成为文学界之光。而现在，在泡泡浴和滋润乳的文字里，我连边都擦不着。
“你待在这里我会很高兴。”母亲说道。夜已渐深，到了上床睡觉的时候。“我知道这么说很自私。”
“你这辈子就没有自私过。”
“我们存了些钱。如果你想做点事情，那……”她踌躇着，没说完的话飘在空中，但只过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道，“我们很愿意提供帮助。回家吧，在这里写作。”
“噢……”
她的话一点儿也不让我意外。这几个月她过得很不容易，筋疲力尽，如果我就住在楼上的话，她也不会那么为我担心。我琢磨着如何回答她，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这个邀请很诱人。”我终于说道，“让我考虑一下，好不好？”我吻了她，把我们用过的杯子放进水槽，然后静静地走上楼。厚厚的地毯吞没了我的脚步声，但内心深处，我感到一阵绞拧的痛苦，还有些许若隐若现的恐慌。
如果按照我父母的想法，我就永远不会离开学校，除非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或是像他们一样步入长久稳定的婚姻殿堂。可是我却去了阿尔巴尼为一间报社工作，那里没有人写永垂不朽的诗文，我刊登结婚通告，报道女人们的社交午宴，指望着四美金的周薪过活，住在散发着泡菜酸味的小房间里。那样的日子将我消耗殆尽，我终于开始反抗，带着两个行李箱和打字机，揣着七十五美金远渡巴黎。
在巴黎，我也试过做新闻工作，但很快就明白这对我来说太难了。于是我转而去当了学徒洗头妹，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写作，睡得很少。心情低落的时候，我总是用钱去买束紫罗兰，而不是早餐。
与此同时，我的父母忧心忡忡，一开始他们没有表现出来，之后便渐渐不再避讳了。父亲抛来一封接一封心急如焚的信，无疑是想劝我回家，或是以其他什么方式让我安顿下来。但他们只会让我想要更加放纵地生活，肆意撒网。
我就是这样遇见伯特兰·德·乔弗内尔的。他是一名法国左翼新闻记者，温文尔雅，相貌俊朗，已婚。我还来不及深思熟虑，一切就迅速地发生了。他曾经是克莱特热烈追求的情人，被广传为故事。她是他的继母，引诱他时他才刚刚十五岁。这一切本该让我避而不及，但我竟反被吸引，而他对我的渴求，和我们想在一起却不得的绝望，更令我意乱神迷——他的妻子玛赛尔不同意离婚。
我们交往了将近五年。我时不时会惊觉自己所陷的处境，于是从他身边逃离，背包里装满了我第一本小说破破烂烂的手稿，打算开始认真生活。但他很快便追了上来，一次又一次，混乱的旧桥段再次上演。
我原地打转，哭干了眼泪，然后继续原地打转。
公平说来，不赞成我跟伯特兰在一起的不止我父母。每一个关心我的朋友都直接对我的幸福表示担忧。他不能以自由身来爱我。不管他怎样承诺改变玛赛尔的心意，但她就是不放手。即便如此我还是留在他的身边，让大家觉得我像个劣等艺伎一般强求着自己。我成了警世故事的主人公。
终于和伯特兰彻底分手后，我回到家里疗伤。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玛蒂，看看你都把日子过成什么样了？”父亲责骂道，“‘经历’本来不是个下流词，但在你身上好像是另一回事。”
“别说这种不公平的话，爸爸。我现在要重新写书了，我是想要写作的，你很清楚。我真正想要的只有这个。”
“那你就写。”他冷漠地说道。在他的书房里，我不禁感到自己像一个病人，正等待着他宣布最坏的判决。我坐在他收拾整齐的沉重书桌前，父亲笔挺的肩头后方，医学词典、文献，还有他毕生所读且热爱的书，像特制行刑队似的一一排列在书架上。“去写，现在就去做。别再利用你那身材和秀发的资本了，也别再表现得那么魅力四射的。”
他话里的刺让我头昏脑胀。我的耳内嗡嗡作响。“要是我有什么魅力，那也是你和母亲的过错。”
“你不过是害怕孤独罢了。”
我瞪着他，心里既受伤又愤怒，但更多的是悲伤。悲伤的是我没有勇气对他说，其实他或许是对的。那时候已经有另一个追求者等候上场了，虽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而且，那人也是已婚。
“你得学着和自己相处，不是跟别人。”他接着说下去，“困难之处就在这里。等你学会了接纳自己的天性，你会感到平静，不再狂躁。也许到那时你就不会再任由自己做出这样糟糕的选择了。”
“我的所作所为没有问题。”我对他说，但那不是真话。其实我似乎已经无法自拔了。“我不是在问你的建议。”
“确实不是，我很明白。”父亲转过头，看向窗外。正是秋季，我们这条街上的梧桐披上褐色，在自然的呵护下未经摧残，美丽夺目。他终于又转过头来凝视着我，说：“你收集着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你需要他们对你的看法。这在旁人眼中很难看。”
“那就别看。”我说完便离开了，趁我忍不住嚷出心里的所有感受之前——我恨他盲目地审视我，我爱他爱得让五脏六腑都纠结起来，我迷茫，害怕，我试着倾尽所有，却似乎永远，永远也不够。
03
第二天，以及这周接下来的每天，我和母亲都去医院看父亲的好转情况。他的眼皮不再耷拉下来，而且手术卸下了他的负担，驱散了疼痛，也驱散了恐惧和秘密。
形势渐渐向好，也让我感到轻松不少。父亲会康复，重获精力，回到他的病人中去。他会活下去。但我也察觉内心深处有一个细小的声音低语着：这样下去，关于我的性格问题的战役在我们之间仍会像以前一样继续。我并非希望他死去，那是我绝不敢想的。我只是希望事到如今，我们能以更简单的方式相处。
然而，母亲认为有必要告诉他菲尔兹的事情，还有康涅狄格州的房子。即使还躺在病床上，他还是开始向我施压，要我回家里来，抛出诸如“不体面”“自私”“幼稚”之类的词。他本意是给我一面镜子用来反思，但我却只感到铁锤的阵阵重击。
终于我跟他们摊牌，说我要回东部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他们怎么想。我说我完全不明白自己到底伤害了谁。父亲紧紧抓住病床床沿，撑起上身挺直。我看出他费了很大的劲，这让我感到无力。
“玛蒂，女人分两种，”他说道，“至少就现在来说，呵，现在你是另外一种。”
我忘了是怎样回答他的，只记得自己决定永不原谅他。我感到卑微，刺痛，脑袋里黄蜂乱飞。我冲回家打包行李，搭上时间最近的一班火车回东部。
一上车我便朝餐车车厢走去。满车厢都是商人，恰恰是父亲警告我要远离的那种人。就算我只是待在那儿点上一杯马提尼，脱下大衣，在他看来也是让别人来勾引我的意思。
列车驶出圣路易斯，我要了一杯威士忌兑苏打水。没过多久，一个穿着布鲁克斯兄弟衬衫、打着领结的男人就走过来坐到了我对面。
“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谢谢，我已经喝上了。”
“那你这杯我来喝，或者你可以左右手各拿一杯。”
“会弄得到处都是的。”
他微笑起来。“那给你拿条毛巾。你去哪儿？”
“纽约。”
“哟，城里姑娘？”
“正在试图成为。”我不想再多说或解释什么。不想对他说。
这个男人有一张泛红、扁平的脸，衬衫倒是漂亮，鞋子是擦得锃亮的马臀皮，手上戴着闪亮的宽边婚戒——这倒不重要，我也对他无所求，不过为了在这一刻分散我的注意力罢了。
侍者端来我的第二杯酒，酒杯在小桌上摇摇晃晃，随时可能洒出来。第一杯刚喝完的我又将这杯一饮而尽。他说自己不是自由身，还说了什么别的我都忘了，只记得他养了许多只灵缇犬。之后火车驶入宾夕法尼亚州腹地时，他把我比作他的一只纤瘦轻佻的小狗，还想要吻我。
我去洗手间，他跟上来，好像我暗示了什么似的。我没有，不过他的靠近此时正得我心，可以把其他事情都抛诸脑后。他用双肩把我抵在颤动的过道墙上，我闭上眼睛，品尝着他嘴里青橄榄和纯酒精的味道。但他的动作开始激烈起来，呼吸声越来越粗，他的腹部抵在我的小腹上。他抓向我的腰，然后是胸脯。
我阻止了他。“所以这是干什么？”他问道。
“我只喜欢接吻。”
“你这女人真有意思。”他看起来有些不解，也有点儿恼怒，“那你为什么要跟我待在这里？”
我才没有跟你一起。我心里这么想着，感到喝下去的烈酒此时像烟雾朝我涌来。“不为什么，我高兴，没别的原因。”
“你可不像高兴的样子。实际上，我几乎没见过谁像你这样悲伤。正是这样我才注意到你。”
一个行李搬运工经过，小心翼翼地直视着前方，努力不引起注意。我后退一步，欲望忽地燃烧起来，感觉自己被看穿。我想起了父亲。“你认为女人分两种吗？”搬运工离开后，我向面前的这个男人问道。
“我不知道。世界太大了，在我看来好像什么都不止两种。”他好奇地打量了我一阵，“你到底玩的什么把戏？”
“别说话了。”
“什么？”
“你可以继续吻我，但求你，求你别再说话了。”
第二天一早，我爬出卧铺，像间谍一样鬼鬼祟祟地朝两侧观望。我不知道那个不是自由身的男人去了哪里，也不想知道。只有我自己清楚，偷偷摸摸地穿到列车的另一头有多不容易。细枝末节的闪回让我心烦意乱：我为了调节气氛说的那些机灵话，他的手如何游走在我身上，我的手又是怎样触摸他……希望济慈会帮上点忙，我想，于是一整天都沉浸在书中。一开始我的思绪时常飘远，然后越来越安宁，我的神经平静下来，记忆也渐渐长出了一层茧。
火车停靠站台，终于到了宾州车站。我走出车厢，下午的冷空气要比圣路易斯的一切更加冰冷澄净，因为它给我更多的空间。这些奇妙的人们丝毫不认识我，也不对我抱有期待。我可以选择成为任何人。我可以同时燃烧一根蜡烛的两端，中间，甚至可以把这该死的玩意儿一扔了之。
我计划和一位女性老友度过一两周，然后回到康涅狄格。她住在西村格罗夫街一间没有电梯的公寓，在蔓绿绒的花盆里藏了一把钥匙给我。我完全不记得给过母亲这个地址。我什么都忘在了脑后，只记得冻得刺痛干裂的脸颊，还有终于能自己行动、不受束缚的美妙。然而我才进门，女友后院拍卖买来的，快要散架的桌子上，放着又一封给我的电报。
当火车经过宾夕法尼亚腹地，我正被陌生人拥在怀中时，父亲停止了心跳。他在睡梦中离开了。
哦玛蒂，真难过你没来得及跟他说再见，回家来吧。
04
接下来的这十二个月里，我觉得自己老了十二岁。我像住在楼梯尽头的老处女一样生活着，除了家人谁也不见，世上事只有流淌在报纸间时我才能略猜一二。隐居生活本该有益于写作，若不是父亲最后那番话让我如此难受，若不是他的死使我悲痛欲绝。我现在才明白自己一直都错了，以为他的离世会给我答案，更错在曾希望能以此得到解答，即便只是一秒钟的念头。
我不可遏制地想要他回来。我需要修正许多事情，去原谅，去获得原谅，而这两者都是同样毫无可能。我需要时间来向他证明，我的性格不过在边缘处有些扭曲和幼稚，而我仍然能够成为他的骄傲。但时钟不会倒转，而我也很难相信它在朝前走。至少在我这里没有。
我的弟弟阿尔弗雷德也向学校请假，回家住了一阵子。我们一起在厨房吃每一顿饭，晚餐后穿着家居鞋一起听广播。白天我试着写些新东西，但大部分时候我只是咬着铅笔杆，呆望着窗外，等待着母亲召唤我做些什么。
她表现得很勇敢，比任何人都勇敢，一直作为我的北极星的母亲，对她来说，父亲才是那颗恒久的星。一天我出门寄信时，看见她静静地站在楼梯下。临近晚餐时间，她就站在那里，蓝色的天光斜射进来，在大门上投下阴影。终于我明白了缘由，骤然为她心碎——她在听父亲的钥匙转动锁孔的声音，等待着他的吻。
我走过去抱住她，她静止得像空气，消瘦得禁不住风吹。
“我不知道怎么办。”母亲倚着我的肩膀说，“我不停地想我如今该做个什么样的人。”
“我能帮你什么吗？”
“你已经做了很多。我明白，你其实更想待在别的地方，逍遥自在地生活。”
“我很愿意留在这里。”
部分是真话。为了让母亲活得更轻松，什么我都愿意做，但待在家里宛如在陵墓中，活在玻璃罩下。大多数日子里，我无法大口呼吸，母亲那布满悲伤的脸令我心痛。三十五年来她一直扮演着妻子的角色。谁能承受如此的逆转和空虚？除非拒绝爱任何人，孤独终老，谁又能避免这样的事情？
过了些时日，我又开始写作了，并开始猎寻《民困见闻录》的出版机会。我把书稿寄给多家出版社，焦急地咬着指甲，却等来一封接一封拒信。希望像砂糖入水般渐渐溶解。最终我决定做些别的事情，不然难以维生，便开始找东部新闻界的工作。我往曼哈顿寄了铺天盖地热情洋溢的求职信和简历，尽管并非多么拿得出手。在排山倒海的“谢谢来信，很遗憾”之后，《时代》杂志允许我写一篇试用稿给他们。我踌躇满志，非要拿下他们不可，每天玩命地写作十二个小时，持续了整整一周。我觉得那是一篇扣人心弦的稿子，带有个人色彩的同时也不失新闻性，写的是我和伯特兰以前租车从纽约到密西西比的旅程，以及我们如何以近得恐怖的距离见证了一次私刑。
写作占据了我。我在这篇文章中倾尽了心血，完成，寄出，在一周的时间里踟蹰等待，孤注一掷渴望拿到这份工作，然而却等到《时代》编辑的来信表示遗憾。只有短短一段令人挫败的话。他们觉得文风不对，有些太严肃，又有些不够严肃。他希望将来有机会我能再试试，等我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我不懂，”我向母亲抱怨，“太严肃又不够严肃？怎么可能？”
“也许他的意思是你还有很多要学的地方。这不是坏事。”
“我可以到那儿再学啊。我不明白这有什么不行的。”
“你要是把眼光放低些，可能会慢慢长进，到时再找他们试试吧。”她建议道。
“哪有这个时间呢？我只想直接到一个万事俱备的好位置上，我会卖命工作的，我不介意。”
母亲温和地看着我，似乎在心里小心衡量着接下来的话。她说道：“开头也很重要，亲爱的。你得对生活耐心点。”
“要是有一件顺利的事，也会容易得多。天知道我现在还能在哪儿找到工作。我的小说也完全停滞不前。”我指的是最近刚开始写的新书，那对反战主义的法国夫妇和他们高尚的冒险行动。我兢兢业业地写作，描写场景，加工对话，但大多时候这个故事好像与我完全无关，仿佛它只是个流浪儿，某天恰巧跟着我进了家门。“书里的人物就像陌生人，我没法和他们拉近距离。”我说下去，“要是我在法国的话，或许会有解决办法，到世界大战[2]的著名战场上走走，或者只是坐着思考，看看塞纳河的风景。”
“那有什么理由不去呢？”
“别说傻话了，以后我会找时间去的。”我本想让她安心，话一出口却明白了母亲的沮丧。她觉得自己在碍我的事。
“你不能为了我放弃自己的计划和自由，那样对我俩都不公平。”
“我待在这里，不是因为我心疼你。这和义务无关。”
“那就说是因为爱吧，但是爱也会变得沉重。你需要属于自己的生活。”
“我明白。”我答道。我确实明白。只是当我紧紧拥抱母亲，她的善良像血液一般输送灌注到我全身时，我方才意识到，自己对该朝哪个方向寻找那所谓的生活一无所知。
这一年慢慢冬去春来，我从一个房间躲到另一个房间，过度吸烟，熬夜，有时睡到下午一两点起床。随后我接到威廉·莫洛出版社的一个编辑的消息，他决定接受《民困见闻录》。对方提供的预付金少得可怜，还分别在信件和电话中明确说了，他对这本书的销量不抱期望——假如有销量的话。话不中听，但至少这本书将得以面世。我感激地接受了，内心盼望着结果会证明这个编辑错了，又想着，如果能将这个消息和父亲分享该有多好。
每每想起曾经对他的怒气，被他审视时的激动和口不择言，我都羞愧万分。或许他是对我太苛刻，但或许那只是想要帮我成长，逼我上进，趁为时未晚。而我只知道，那些愤怒和反抗曾经存在的位置，如今只剩下巨大的空虚。某种程度上，母亲所说的“我不停地想我如今该做个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也印在了我身上。我不知道未来要面对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找寻未来。
终于我对母亲说，我又在考虑去欧洲了。
“我一直盼着你哪天改变主意。”她说，“就当作是工作疗伤，去那里埋头写书吧。”其实她索性可以对我说：弄清楚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吧。时间不等人。
1936年6月我乘船出发，先是去了英格兰，然后到法国，比起我上次前往的时候，两个国家都更加萎缩衰败了，而那只是不到两年前的事。蔓延的失业潮令气氛高度紧张，罢工使巴黎整座城市瘫痪，于是我搬到德国，准备认认真真开始研究——于是才有了我站在当代历史图书馆前，看着纳粹士兵行进的军姿的一幕。他们试图制造恐怖，而城市的大多地方像被下了可怕的符咒一般，畏缩地蜷成一团。
希特勒的影响日渐膨胀，但以往离我的生活总是很远。而现在，我终于看清了众多事情的轮廓。矛盾与骚动正在发酵，欧洲版图里的不少国家处于军事管制或独裁奴役之下，从希腊、葡萄牙，到匈牙利、立陶宛、波兰。仍在负隅顽抗的只剩下西班牙，新选举的民主政府试图开辟一番新天地，但佛朗哥很快进攻了。
在纳粹报纸上读到政变的消息时，我毫不意外——我记得当时的自己如此认为。隐约的讯号一直在阴险鬼祟地迫近，但这并未缓和一切来临时的恐怖。我回到巴黎，想要埋头写我的书，但这仿佛像是与阴影赛跑。罢工仍在持续，半数的餐馆都关门了，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在王子公园体育场爆发了骚乱，被法西斯镇压。我眼中的整个法国不堪一击，危在旦夕。
在《民困见闻录》问世之后，我立刻火速回了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本书卖得很好，而且受到广泛赞誉。本来毫无期待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波士顿晚报》称我的写作“十分无畏”，《纽约先驱报》刊登了全篇幅的特别评论，附上了我的照片，从头到尾用热烈的词句描述这本书。路易斯·加奈特在他的联合书评专栏里写道，我的作品是燃烧着的“刺痛的诗篇”，并预测我的书将成为他的年度最爱之一。
我真想掐自己一把看看是不是梦境。第一本小说的失败后，终于被他人认真地以作家看待，这真是美好而满足的事情，宛如苦苦祈求的阳光穿透了雷雨云层。我很快乐，觉得得到了平反。但是还缺了什么。我一遍一遍地读着评论，想知道到底还有哪里不够。我再次将注意力转向报纸，《圣路易斯快邮报》《时代》和《芝加哥论坛报》纷纷刊登了眼下局势的最新进展，越来越多的报纸开始委派通讯记者，因为每日报道的内容量不断增加，所有人都关注着西班牙的一举一动。
“这种事情竟然真的发生了？”我挥着手中登着最新进展的报纸，向阿尔弗雷德和母亲问道，仿佛挥舞着一面可怕的旗帜。在对阿尔卡萨长达六十八日的包围后，佛朗哥的反叛部队攻陷了这座十四世纪的城堡，占领了托莱多，屠杀数以百计的共和国士兵与人质。在西班牙的其他地区，随着民族主义军的势头上升，行刑和处决每天都在发生。
“真是糟透了。”母亲说，“而且天知道罗斯福在想什么。”
“他在想怎样才能连任。”阿尔弗雷德说，“可以打赌他不会派任何东西支援欧洲，连玩具水枪都不会。”
“我真希望你是错的。”我说，“如果这次像巴尔干战争一样怎么办？现在所有人都预估会变成那样的局面。战争随时都可能降临在我们大家头上，但是竟然没人做任何事情去阻止它发生。”
随着各大报纸报道死亡人数的不断上升，整个秋季弥漫着越来越重的焦灼感。民族主义军转移到了瓦伦西亚，十一月初进军马德里，从北部和西南夹击，西班牙共和国的上万难民从东边涌入城市。连日的炮轰开始，德国的轰炸机对准了城市中心。
“我将毁灭马德里。”佛朗哥向全世界发出宣告。然而紧接着，国际纵队的第一批志愿者抵达了这座城市，沿着格兰大道进军，马德里人聚集起来，欢呼雀跃。或许纵队能够阻止佛朗哥，扭转这座城市的局面。又或许佛朗哥将又一次取得碾压性的胜利。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隔岸观火，等待下一步的发生。
05
这一年的十二月，赫然眼前的是父亲的周年忌日，还有圣诞节。母亲从阁楼上拿下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易碎的圣诞树装饰，但她没有勇气打开。森林山公园里描绘耶稣诞生的发光布景，结冻的河上成双入对的溜冰者，以及这个时节的一切象征，似乎都只属于幸福的他人。我们恳求阿尔弗雷德在地图上选个地方，哪里都行，只要是阳光普照的地方。我们在壁炉旁放上一把最好的椅子和一个靠枕，父亲总是喜欢在那里读罗伯特·勃朗宁。我们让爸爸的魂灵独享这幢房子，然后逃开了。只有寡妇和孤儿才会这样奔逃。
我们选择了迈阿密。然而到那儿之后的第二天中午，我们已经厌倦了沙壶球比赛和哑字猜谜。酒店的午餐菜单上，第三道菜永远配的是奶油蛋黄酱。
“这里可没什么野性，不是吗？”母亲皱起眉头看着满架子俗气的图画明信片，“不过我们也只待一周。”
我也有同感——我们走得还不够远，或者说还不够快。没能彻头彻尾地逃离。
“还有更好的选择。”阿尔弗雷德插话道。于是不到一个钟头后，我们已经各自从几乎原样不动的房间收拾好东西，结清房费，拖着行李从市中心朝汽车站走去了。三人都感到很快乐——终于，有了一丝冒险的感觉。
离开城市后，佛罗里达如橙汁般颜色的阳光越来越耀眼，热度也直线上升。一条颠簸不平的路兀自伸向南方，穿过沼泽和湿地平原，像巨蟒般将缓缓行进的轿车和货车一一吞食。盘曲的红树林和锯齿草沼泽散发出咸咸的泥土味道，生命的味道，路旁的标识画着即将成为盘中餐的海龟和北梭鱼，还有预兆般的《圣经》警句。
这里神秘莫测，几乎每绕过一个弯都变了风景，和圣路易斯大相径庭，完全出乎我的想象——我的想象力可是很丰富的。
三小时的颠簸和横冲直撞后，车将我们送到了美国的最南端。懒洋洋的基韦斯特。散漫的基韦斯特。美妙绝伦的基韦斯特。
整个城市小得可以盛在一只脏兮兮的茶杯里，炎热无比，摇摇欲坠。尘土漫天的街道上鸡群泛滥，随时要为抢食而乱作一团——是吃到面包屑还是小石子似乎倒不重要。我们在佩特罗尼亚街找到了一家旅馆，随后散步到马洛里广场，吃着冰淇淋，欣赏一望无际的海景。没有任何东西令人失望。回市中心的路上，我们经过怀特海德街，见到了一株我亲眼见过的最粗壮的“参议员”树[3]。我真想和这棵大树结婚，或者只是坐在它圆形的树荫里，永不离开。然而母亲另有所想，她美丽的头发紧贴着后颈——美酒的召唤。她拉着我们继续走，直到走到杜瓦尔街上一个流着粉刷灰泥水的低矮门洞前。
下午正中时分，酒吧里却像洞窟般昏暗，几乎空无一人。地上和吧台上积着锯末刨花和花生壳，新旧都有。伸出的吧台固定在墙上，招待的吧台侍者则是个彪形大汉。他告诉我们他叫斯基纳，很欢迎我们到他的康奇酒吧来，他看得出来我们是迷路了，不知道要进来干吗。
母亲笑起来：“我们可没迷路。”
“就算是迷路。”我纠正道，“也是我们故意的。”
斯基纳哈哈大笑，马上给我们调起了代基里鸡尾酒，加进了青柠和大量碎冰。一个坐在吧台另一端、灰头土脸的家伙打量起我们一行人来。我穿着黑色棉质背心裙和绑带低跟鞋，衬出我的头发和小腿。基本上，这副装束和模样对异性还算是有吸引力。不过那人对我的兴趣似乎止于礼貌，而且——等我认出他是谁时，立马忘记了关注自己长什么样。
他穿着破旧的T恤和仿佛从打鱼桶里捞出来的短裤——两样都挺减分的。然而确实是他。他那深得近乎黑色的头发遮住了圆形金属边眼镜的一侧。他发现我在看他，我们视线交会了一刹那，然后他漫不经心地用手抚过胡须，继续看他的一叠信件。
我没对阿尔弗雷德和母亲说什么，只是任由自己看了他好一会儿，像游客看地图那样。他有着古铜色的腿，腿上的肌肉像职业拳击手一般发达，手臂也是古铜色，宽阔的胸膛……一切的一切都暗示着他的强壮，健康，以及某种动物的优雅。这副模样令我难忘，但我不会小跑过去，坦白我的包里放着他的照片，夹在推理小说里当书签。照片是我从《时代》杂志上剪下来的，同时剪下的还有照片旁边他写的那篇斗牛的长文。我不想结结巴巴地说他的作品对我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也不愿自贬身份地对他说我其实也是个作家。
还在布林莫尔学院读书时，我便在宿舍的书桌上方贴着《永别了，武器》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勇敢者必会无事。”
这句话日日鞭策着我的创作，也挑战着我。然而我暗里也会盼望着勇敢者能够经历一切事情，盼望着当我全情投入人生的方向中时，生活会热烈，耀眼，喧哗。
在幽暗而封闭的酒吧里，我绞尽脑汁想如何接近他。他是我的偶像，而且离我不过二十英尺。勇敢者必会无事，我心想，暗暗掐着自己，指望能想出什么聪明方法。但似乎没什么好点子。
我重重地咽了一下口水，有些喘不过气来，于是又转头对着家人和我的代基里酒。酒酸且浓烈，碎冰浮在上面。头顶上的电扇叶片缓缓旋转，像一只呼吸缓慢的动物。敞开的酒吧门外，两只海鸥在打架，争抢一只黑色扇贝壳。而海明威先生继续无视着我们的存在，一味读着他的信，直到斯基纳又加了一轮碎冰后，问起我们从哪里来。
“圣路易斯。”母亲自豪地说。
这话奏效了。他从吧台那头站起身，走到我们这边。“我的妻子中有两任在圣路易斯上过学。”他像拉家常似的对母亲说，“我一直很喜欢那里。”
“我的妻子中有两任？”这话让听的人还以为他有过十几个妻子呢——不过我倒不敢冒险当面指出来。
“大多数时候我们待得很舒服。”母亲说，“不过南下到这儿能喝到更好的朗姆酒。阳光也不错。”
他对母亲露出微笑时，棕色的瞳孔闪着温暖的光芒，左边脸颊露出了酒窝。
“我是在中西部出生的。”他对她说，“在芝加哥附近。对我来说不管是故乡还是故乡的人，总是隔着距离更美好。”
一直沉默着的阿尔弗雷德，忽然站了起来和他握手。接着我们互相交换了名字。在介绍时，阿尔弗雷德和母亲既没有表现得太震惊也没有过分感叹，我很自豪。全美国都认识海明威，乃至全世界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但在他居住的这个小城，显然他只想被当作叫张三李四的普通人。单是那T恤便证明了这一点。
“你们在的这几天，我带你们四处转转吧。”他对我们三人说，但目光是朝着母亲的。她仍然是名美丽的女子，保养得很好——确实像大家说的——一头秀丽的银发，大大的蓝眼睛，无可挑剔的嘴唇，而且毫无任何虚荣浮华。如果不是因为最近家人的离去，我永远会认为她是这世上最安心从容的人。幸运女神常常眷顾她，这次也一样。几乎就像一场轮盘赌——在我们坐上巴士的一刹或是更早，赌盘开始转动，黑色大理石球胜利一击，落入这里，不费力气，命中注定的一击。
由厄尼斯特·海明威提供的基韦斯特私人旅行？当然了，毫无疑问。恭敬不如从命。
我们坐在海明威的黑色福特跑车里，沿着岛的边线环绕了一周。起点是最南端，那里放着一个漆成红白色的筒，像理发店前的柱子。两片海滩看上去颇有些贫瘠，但厄尼斯特向我们保证游泳会很棒。
“这地方和文学一点儿也挂不上钩。”母亲坐在副驾驶座上对他说道。她摘下了帽子放在膝头，一只手伸出车窗外。“你是怎样在这里落脚的？”
“绕了一大圈，大概是。”他咧嘴笑道，“从巴黎到皮戈特，到阿肯色州，到堪萨斯城。之后是蒙大拿、西班牙，再回到巴黎。怀俄明，芝加哥，纽约，然后又是皮戈特。其实中间还包括非洲。婚后的前两年，我俩就没在任何地方待过一个月。”
“老天爷。你的妻子是怎么应付下来的？”
“应付得漂亮极了，说真的。我想应付生活是她最擅长的，把什么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也是个好母亲。我们家有两个男孩。”
“多好啊。”母亲说，“看了这么多世界。”
“没错，但也要有个安静的地方来让尘埃落定。那样奔波是没法工作的。倒不是不能，但是压力会从你的作品里显现出来，所有的足迹都能看出来。”
终于，我感觉他这些话是朝我说的。他所说的正是我一直以来的担忧，担心我最近的这本小说用力过猛，我的努力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被转译为僵硬的词句，有时甚至转化为绝望，但挥之不去。
“享受着这样的阳光和代基里酒，我可不确定我能写出东西。”我试着说笑，但其实他令我内心慌乱。
“如果你天还不亮就逼着自己套上工作的枷锁，那之后一整天，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他的目光透过后视镜斜落在我身上，我不禁心跳加速。那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即使很短暂，但却像一道明亮的光划过我的生活，然后继续向前。然而我同时也隐约觉得，他看透了我，而且了解我的思考方式。这说不通，毕竟我们才认识一会儿——不过他在描绘笔下的人物时是那样出色，让我相信他多半能不费吹灰之力看穿一切。
等到夕阳开始西落在蒲葵树后方时，他载我们爬上了一座墓园，停下车，带我们步行穿过安吉拉街上一扇嘎吱作响的锻铁门。蓝花楹在累累墓碑的上空绚丽夺目地盛开。我们在墓碑间缓缓穿行，走向中心的一座铜像。阿尔弗雷德停下来，眯起眼睛读起纪念说明的牌子。
“嘿，纪念的是‘缅因号’战舰的海员。”他语气愉悦。
“是在哈瓦那港沉没的。”海明威说，“古巴就在那头。”他用肩膀朝南边努了努，“才九十海里开外，却隔着半个世界。”
“我想我在旅店读到了和西班牙征服者有关的故事。”母亲说。
“没错，基韦斯特的西班牙名‘Cayo Hueso’就是‘骨头礁石’的意思。庞塞·德莱昂出现时，整座岛还是人骨堆成的。”
“那群人，他们是怎样把这儿变得这样宜居的？”我问。
“这儿宜居吗？”他微笑着，“我想那些人都散落在浅滩上。我就时不时地以为捕到了马林鱼，拖了一英里发现其实是腿骨。”
“不是真的吧？”阿尔弗雷德说。
“不是真的。”接着，他眨眨眼，“腿骨可没什么重量。”
06
第二天下午，海明威邀请我们去怀特海德街见见他的家人。他的妻子波琳是一个瘦小黝黑的女子，与其说美丽，更多的是帅气——男孩般的短发，单薄的身板，还有一双睿智的眼睛。她为我们泡了壶柠檬水，还准备了黑麦威士忌，让我们在后花园斟饮。这里将很快建起一个游泳池，是岛上的第一个，厄尼斯特告诉我们，而且工人得从坚固的珊瑚礁中掘下去。这工程的不易似乎让他很满意。
我们进门时，帕特里克和格雷戈里两个小男孩正在打羽毛球。他们打完这局便走过来向我们问好。两人盘腿坐在旁边的地上，神态自若，奋力运动后的脸颊红扑扑的。这个名扬四海的男人可是他们的父亲啊，我这样想着，看看他们，又看看摊开四肢躺在椅子里的厄尼斯特。但他们举止非常得体，一点儿也不像被惯坏的样子。
房子和庭园都养护得很好，香蕉树、枣树和赤素馨花给这片天堂更添繁茂。厄尼斯特用于写作的工作室另在一间平房，是小型车库改造的，以一座绳桥与主屋相连。再也没有比这更浪漫更相宜的了。真的，我目之所及全是那样直接的，量身打造的幸福——他风趣亲切的妻子，周身散发着随性的孩子们，落在地上的树荫。他过着宁静的生活，我想。不过那是当然了。
我们离开之前，厄尼斯特进去拿了什么东西，他回来时，手上拿着一本我的新书。他想要我在书上签名。我迅速扫了母亲一眼，想知道她是不是在我没听见的时候提到了这本书，但厄尼斯特的话马上证明了并非如此。他和波琳几个月前读到这本书，两人都认为写得很好。其实在酒吧时他一下就认出了我，但不想让我尴尬。
“尴尬”这个词完全不对。我着实是受宠若惊。厄尼斯特·海明威读了我的作品，而且很喜欢，而且还认出了我的名字，而且对这本书的评价高到要我在上面签名。我红着脸感谢了他们二人，把书放在膝头，不自在地坐着。我不知道在上面写什么好，写什么才能足以表明我的心情。整个场面犹如一场幻梦，即便我再疯狂的想象也不可及。
正当我觉得已是荣幸之至的时候，厄尼斯特竟抛出了邀请，请我读读他新小说的书稿，内容是捕鱼，比米尼群岛，“有钱人”，还有日渐颓败，他这样说道。
我几乎无法相信他是认真的，或是说，无法相信这些事情能发生在梦境之外。然而他真的将书稿拿来了，递给我，忽然似乎有些许腼腆。
就快写完了，他解释道，但他要暂时搁置一会儿。他受北美报业联盟之托，即将前往马德里报道当前的纷争。
“好了，现在就别谈这个了。”波琳说，眼神有些复杂。她将朴素白裙子的下摆抚平。
“可怜的老母亲啊。”他充满爱意地说道，“要不是没办法我是不会去的。你也知道。”他温柔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好一会儿，然后转过头来，“我尽力避免掺和政治，因为政治会毁了作家。但佛朗哥是个恃强凌弱的恶霸和谋杀犯，加上法西斯似乎决意要铲除西班牙的工人阶级。这样的局面，我不知道谁还能保持中立。任何密切关注的人都做不到。”
“也许战争会永无止境。”母亲说，“我知道这说得太夸张了。”
“我倒希望呢。”他答道。
“你能去那里，我为你高兴。”我对厄尼斯特说，“我知道离开家人很不容易，但是西班牙需要你这样的作家。”
“西班牙需要各种各样的作家。那里还将会发生数不清的流血事件。”他阴郁地补充道。
“你觉得记者也有可能去吗？”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立马感觉到母亲和阿尔弗雷德的目光转了过来。
“有可能。”
“我现在没有为任何一家杂志干活。”
“你不会是认真的吧，玛蒂？”母亲说。
“也许是的。我早就想做点什么了。”
“但太危险了。”
“我保证会照看好她。”厄尼斯特说道，“如果她有办法去的话。”
“你这么说真是太好心了。”母亲一面说着，但这个念头明显让她不安起来。我也很不安，但话已出口。
拜访结束，我们静静地穿过庭园，一遍遍交换着彼此的祝愿，互相答应一定保持联系。多么美妙的一个夜晚，也是重要的一晚，我想。我真希望时间定格得越久越好，但终于只剩下最后一次互道晚安。
我们走出大门，转入怀特海德街，朝旅馆的方向去。
“千万别做鲁莽的事。”母亲说。
“我只是考虑考虑，仅此而已，又不是就要跳上最早一班的远洋邮轮。”
“我喜欢这个人。”阿尔弗雷德说，“不过他跟我想的很不一样，倒是很像我们，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谁能想到呢？”
可不是吗，谁能想到？但正当他们俩聊着厄尼斯特对我们多么亲切，人多么风趣，他的房子多么漂亮，他的妻子多么有魅力，我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我的思绪已经飘到了西班牙，绞尽脑汁想着我怎样才能真正到那里去，又将使我付出怎样的代价。
这全是梦境吗？一个美好的幻象？还是一个终于到来的标志，预示着我应该做什么。而海明威是邮差。
“玛蒂。”母亲唤道，随即更大声地叫了我一次，“玛蒂！”
我走过了旅馆门口。如果不是她叫我，我可能整晚都会在街上走下去，不停地想着。
07
圣路易斯的一月份总是难熬的。但刚刚过去的基韦斯特之行，使我的灵魂更为天气所困了。湿润的雪花落下，接着是寒彻骨髓的雨，马路和人行道变得乌黑，危险，滑溜溜的。天空低垂，直把烟囱排出的浓烟向下推，混进空气中变得浓浊，紧贴着房屋和路灯柱……我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这时，海明威打来电话。
母亲叫我接电话，听到他的声音时我惊讶极了，有些透不过气来。“你怎么找到我的联系方式的？”
“‘盖尔霍恩’这个姓可不多见。”
“好吧，我很荣幸。”
他有一阵没说话，我以为是不是我让他难堪了。但接着他激情洋溢地说起西班牙。共和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救护车，这是他从之前的大战中得出的经验，也是他现在唯一惦记的事情。他和一群文学界朋友准备在纽约集会，商讨如何为此募集资金。“或许你该过来。”他突然掷下一句话。
“纽约？”
“当然。除非你不是真心想去西班牙。”
“我真的想去，只是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我得有许可文件和凭证才行。”
“可能你需要的只是好朋友。我也许能帮忙找到解决的门路。”
我静了下来，心里感慨万千。随即我告诉他，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很愿意。消化这一切不太容易，我的头脑嗡嗡作响——他竟然对我有兴趣，多么不可能，多么给人希望。过了一会儿，我开口道：“我在读你的小说。嫉妒真让我难受，尤其是读到对话的时候。”
“我不过是倾听罢了。”
“如果只是那样，谁都做得到。你有各种各样的秘诀。别以为你骗得了我。”
“也许吧，但这本书还需要点什么，我只知道这个。也许缺的是一个奇迹般的结尾，让一切都迎刃而解，畅快淋漓。只是我现在还没想出来。”
“你会想到的。”
“瞧她已经胸有成竹了。”
这话中的感情使我沉醉。“在这件事情上是的。”
“只管到纽约来。”他忽然说道，“到了那边，你会理清楚所有事情，然后我请你吃牛排，你给我讲个故事，要不就两个。”
“我想去。但是我决定了要先写完这本书。可能我也需要那种奇迹般的结尾。我现在还想不出来。”
“但你会想出来的。”
“再见，厄尼斯特。我们能成为朋友，真让我高兴极了。”
“再见，女儿。”他温柔地答道，然后挂上了电话。而这头的我一直手握听筒，想着——人生中出现这样奇异的拐点，我可以放心相信吗？
整个月，还有紧接着的二月份，厄尼斯特隔几天便来电话。他精力旺盛，想谈谈西班牙的事情。他说他虽自认是一个反战记者，但感觉西班牙又是必去不可的。他已经多年没再涉足新闻界，而且得面对最凶险的境地，但他还是满怀期待。期待离开现在这样被呵护的安乐生活。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寒冷，也很久没有过粗茶淡饭，接近本真的生活。“太舒适的生活比什么都更能毁掉一个作家。”他解释道，“想要什么都不会被拒绝，这很危险。”
“我懂你的意思。”我对他说，“自从去年我父亲去世后，我就搬回来和母亲一起住了。我知道回来是对的，但总感觉自己被裹在襁褓里，饭来张口，像动物园展区里的海豹。”我顿了顿，说道，“你一定觉得我很没良心吧。”
“一点也不。我理解你。”紧接着，“我为你父亲的离世感到难过。我父亲是开枪自杀的。”
“那你真是太不幸了。”我在报纸上读到过，但亲耳听他说出来又是另一种感觉——说话的人是他，那个男人，那个作家，却不是我们天天谈论的那个名人。
“大概对他来说更不幸吧，我想，但实际感情却不是这样。当时我二十九岁，我的儿子在那年夏天出生，差点要了他母亲的命。然后到了冬天，我父亲一枪把自己崩得粉碎，没人看出任何征兆，也许除了我。我不惊讶，只是被撕裂成了两半。我想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但或许不止那一年。”
“我还在盼着有一天能放下。”我告诉他，“那些说过的和没能说出口的话，都让我难受到现在。你觉得人能够跟过去和解吗？”
“见鬼。我想你可以试试，不过我觉得没有人能被原谅，即使在当时。”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们之间的电话线慢慢延伸，承受着互相分享故事的重量。我十分不解的是，我竟和他——近乎陌生人的他——相处得如此舒服，毫无顾忌地谈话。不过当然了，他可不仅仅是随便什么陌生人，不是吗？
最近我给他寄去一篇短篇小说，是去年夏天还在德国时写的，题目是《流放》。小说写的是一个德国男子对纳粹无法再容忍下去，于是选择搬去美国，却发现生活艰难如旧，在这里依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许在哪里都不行。厄尼斯特说，这个故事他喜欢得不得了。随后我知道了，他已经寄给他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后者想在《斯克里布纳杂志》上发表——如果我愿意他们做些删改的话。很快，我和珀金斯开始就这篇故事互相写信交流；就这样，生活滑向了似乎不属于我的方向。
“那可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啊。”我对母亲说，“他们还付稿酬给我。厄尼斯特真的在拥护我，真不敢相信。”
“嗯，我不想这么说，但你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你确定他不是另有企图？”
“没那回事，母亲。我们是在谈论实事，重要的事。而且他无时无刻不提起波琳和孩子们。他对他们忠诚极了。”
“那是应该的。我只是想说，小心些为好。”
“你觉得我不该对他有什么想法，是不是？”我突然插进这句话，“他是我的偶像，母亲。光芒万丈的，了不起的偶像，世间稀有的人。我只不过想多靠近他一些，吸收一些光芒。我不懂你为什么要因此责怪我。”
“没有责备谁。我站在你这边，别忘了。”
“怎么会忘呢？你永远都站在我这边，永远。即使有时我都没法站在自己一边。”我走过去轻握住她的双手，望着她湛蓝的眼睛说道，“真的没事的，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接着我走上楼，用被子裹住身体，久久地站在窗前，想着纽约。
就算再想找出去西班牙的办法，想在厄尼斯特启程前见他一面，我还是下定决心先把书写完。接下来两周，我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最后奋笔疾书，神经紧绷，在一天内锤炼出了最后二十页。我太用力了，甚至不清楚笔下写出的是什么，也有些害怕知道。不过这堆稿纸本身倒是让人满意，我把它们整齐地排好，用宽橡皮圈捆起来，然后将它们拿在手里，静静地掂量了一会儿，放进书桌的抽屉。有朝一日我总会感到足够强大，有勇气回望我写出的东西，或者没写出的，假如情形如此。
我感到自己被掏空殆尽，也为即将动身离开而焦虑不堪，就像已经在西伯利亚过了几年与世隔绝的黯淡生活，不见一丝阳光。我从阁楼里拖出一只饱经年月的帆布行李袋，迅速打点了行装，相信到纽约之后会有更多时间做周全的准备。
“人要为战争准备什么？”我问母亲。
“勇气，我想。不过我还会放块香皂进去，还有保暖的袜子。”
“你知道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是不是？”
“当然，”她说谎道，然后亲吻了我，留下我一个人收拾行李。
08
在到达宾州车站之前，我在火车上数着硬币，眉头紧蹙。我查过去欧洲的邮轮费用表，就算是住个杂物间也得花上一百六十美元。还有在马德里期间需要的生活费，是多是少取决于我准备待多久，而那目前对我来说完全是个谜。其实一切都是谜。
我先去了女友在格林尼治村的房子，没待一会儿——只扔下行李，涂上口红——便去巴克利酒店找海明威了。他说他会在那儿，不在的话会给我留口信，告诉我该去哪里找他。但是我没见到他。门房一定很困惑，看我呆若木鸡地站在大理石拼花地板上，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正当我刚坐下，在脑海中搜寻可能的方案时，旋转门动了起来，从街上走进来一大群高谈阔论的人，他走在正中间。
“女儿。”他看见了我，大声喊道，随即用宽大的手掌揽住我的背，一路走到电梯间，甚至没费功夫向朋友们介绍我。电梯门关上，我们开始上升。所有人又继续纷纷讨论起来，他们的大衣还散发着室外的寒气，而我只是站着，咬着嘴唇，避免说出什么蠢话。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竟以为厄尼斯特会单独出现，然后我们去咖啡馆畅谈写作，或许再去什么地方一边吃意面一边聊。现在看来，那些念头真是愚蠢到家了。他在旋风的中心——他就是旋风本身，推动着所有前进。
在他的套间里，我找了一张蓝丝绒椅子，尽量退到一旁——两部电话都被拿起来，大家急促地点着酒和鱼子酱送到房间来。厄尼斯特将外套扔到床角，又坐在上面松开领带。他扬起一边嘴角对我笑笑，我们的视线只交会了一瞬间，然后他转头大喊：“来三瓶泰亭哲。四瓶吧。”说完他又面向我，“你喜欢香槟，对吧？”
要是这确实是个疑问句，我甚至都没机会回答，因为这时一个穿着入时的女子摇曳着走向了他，她站得很近，一条修身的裙子，双手攥起撑在髋部，完全挡住了他。后来我知道，她便是丽莲·赫尔曼。她和厄尼斯特，还有房间里的其他人一起，刚刚成立了一个名为“当代史学家”的团体，致力于为一部纪录片募集资金，帮助西班牙获得救护车资源和其他支援。导演据说是荷兰人，已经和挪威籍的摄像师到了西班牙。史学家小组的其他成员有约翰·多斯·帕索斯，阿尔奇·麦克莱什和伊凡·希普曼——哪一个都是有极强影响力的、响当当的作家。这群人似乎将整间屋子填得满满的，而我坐在蓝椅子里，想着怎样才能插进去。
最终厄尼斯特解救了我。他把我拉过去介绍给所有人，说：“这只可爱的金发长颈鹿是我的好朋友玛蒂·盖尔霍恩，她也会去西班牙。”
“一旦我搞定了就去。”我对伊凡·希普曼解释道。厄尼斯特去应门了，酒悉数送到，多得简直无穷无尽。“假如我能搞定的话。”
“什么在阻碍你吗？”伊凡像狮子般高昂着头。他是个诗人，我却觉得他看上去更像个电影明星。他的头发无可挑剔，还有他的衬衫，牛津皮鞋，炭灰色法兰绒长裤的笔直裤线。
“对抗国外介入的不干预契约。”我答道。厄尼斯特搬着一箱冰镇香槟走了进来，我被挤到只好挨紧门柱。“得要有真实凭据和所有必要的文件，我什么都没有，至少暂时是这样。”
“只要去一家杂志，说你要当他们的特约记者就行了。”
“自由撰稿吗？”
“是啊。”他来回摇晃着酒杯，冰块格格作响，然后一口饮尽，“你会成为在战争地区工作的女人，这太少见了。我觉得至少有人会好好读你写的东西，如果你写得不错的话。”
“值得一试。”我对他说，“现在我也没有别的点子，除了偷渡，不然就得把自己烤成块蛋糕运过去。”
多斯·帕索斯走过来，手里拿着一瓶巨大的泰亭哲香槟，泡沫都流了一地，但好像没人注意也没人在意。他给我们斟满，然后指了指厄尼斯特，他正仰躺在不远处的椅子里，手肘斜撑着身体，滔滔不绝地讲着。“你是怎么认识这个人物的？”
“海姆？我们在基韦斯特认识的，我跟家人去度假，碰巧遇到他。”
“嚯，这样碰巧的事情一般都会朝另一个方向展开。”多斯的笑里带着挑逗意味，明显是刻意挑起气氛。我还没想好该如何理解他这话，他又说：“看来他已经把你搞定了。”
“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管他叫海姆吗？大概他还让你叫他海明斯坦吧。没关系，大家都讨好他，而且差不多只要黏在他身边两分钟，每个人都会学起他说话的腔调来。”
我呆呆看着他，好像被钉在原地了一般。“我没有学谁说话。”我试图解释，但他只是咧嘴笑笑然后走开，继续去当他的侍应生了。我忽然感觉脚下不稳，浑身发烫，于是拿起烟，走到阳台上吹风。先前下过雨，湿雾给一切都蒙上了冰冷的小水珠。我碰了碰铁栏杆，沾湿了指尖，恼火地回想着多斯刚刚的话。他太刻薄了，才刚见面便揭穿我。但他说得没错，不是吗？我不假思索地学着厄尼斯特的说话方式，表现得像他的左膀右臂似的，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是好朋友，我们的结识意义重大。但厚窗帘后面的那群作家，每个人也都是真诚且无比忙碌的，像星星一样旋绕着，闪闪发亮。他们确实是这样的明星。而我在这儿做什么？
“想跳下去吗？”厄尼斯特跨过落地窗，走过来站在我身旁。
“有点。喝了这么多香槟，我想就算跳下去也不会有感觉的。”
“香槟很棒，是不是？”
“是的，不能再棒了，谢谢。”我急促又生硬地说道。这话笨拙得很，我心里也这么觉得。他看着我。
“你的书写完了吗？”
“写完了，谢天谢地，但我还没勇气面对它。你的呢？”
“也结束了。至少我是这么跟珀金斯说的。实话说，眼下这件事占据了我现在所有的时间还不止。我自从23就没做过记者了。”
他指的是年份，我反应过来。1923年，我十四岁，比舞会上的所有男孩都高，腼腆得过头。想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我不禁有些眩晕。他三十七岁，人生已经做过如此多事，而我的经历却少得可怜。方才的念头又冒了出来：我在这儿做什么？“即将当回记者，你觉得怎么样？”我问他，“毕竟两种写作很不一样，不是吗？”
“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他一侧嘴角上扬，“说真的，我觉得这份工作的目的不过是为西班牙做些什么，加上再度去那里看看。我很爱这个国家，你在哪儿都见不到这样可爱善良的人民。他们不应该遭受现在发生的一切。真见鬼，就算一条狗也不该被佛朗哥践踏。”他又对着我的脸端详起来，问道：“你没有不舒服吧？”
“没有的事。怎么会呢？只不过是有点累了。”
“好吧，那好好休息。接下来这些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儿的每个人都基本不睡觉。”他脸上突然浮现出些许柔情，“见到你真好，孩子。”然后他弓着骨架高大的脊背穿过阳台的门，又剩我一个人面对着城市。满是污垢，闪闪发光，难以解读的城市。
第二天，我收到厄尼斯特寄送来的留言，说他明天一早得赶回基韦斯特，不过今晚我要有空的话可以去“21”俱乐部。他这周结束时就启程出海，在那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加上时间相当紧迫。他署名厄尼斯蒂诺。
我刚爬起来不久，此时又坐回到床上，用手指夹着电报，重又读了一遍他的话，胸中突然泛起某种绵软无力的感觉。我失落极了。过去这几周我一直想着，只要我到这里来，到他的脚边，他自然会洒下光芒，为我照亮前方的路。但那真是小姑娘般的愚蠢想法。他什么也不欠我。再说今天是周一，他周五便离开，在那之前要奔回佛罗里达再回来，有自己的一摊子事要处理，还要惦记着家庭。
事实上，即使他想帮上什么忙，我也是孤身一人，茫然无措。也许我一直是这样，但似乎现在唯一的解药是停止自艾自怜，用尽力气蹬腿浮出水面。时间在流逝，钱包慢慢瘪下去，我若要在纽约待下去，必须得找份工作。但我想做的不止于此。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一定要找到去西班牙的办法，自己摸索出路，边走边看。这是我一直擅长的，只要我能够坚持听从自己。让事情变得棘手的往往是他人的介入，即使他们是那样光辉耀眼，像厄尼斯特那样。
我泡了两杯滚烫的浓茶，不等凉便喝了下去，然后洗澡，换衣服。我从家里带了一件上好的黑色羊绒毛衣来——在马德里是用不上的——再穿上羊毛长裤和我在布林莫尔学院的外套，这些便够了。我出门到格罗夫街，匆匆朝地铁站走去。我起得太晚了，已经快到午饭时间，而前方还有一头大象等着我猎杀。或者两头。
几年前，我还在联邦紧急救济署工作，给他们写东西时，在华盛顿的一个宴会上认识了《科利尔周刊》的编辑，之后也间或保持着联系。他叫凯尔·克莱顿，最近还给我寄来一封非常友好的信，说他很喜欢《民困见闻录》。我想也许现在正是时候给他提个醒，让他知道我可以写东西。只是我脸皮太薄，不好意思出现在他的办公室——“科利尔”可是有数以百万计的发行量，而我不是刚被《时代》婉拒吗？
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我买了一袋热腾腾的栗子送给他的接待员，然后把凯尔拖到斯托克俱乐部喝一杯。在那样的地方谈起战争和牺牲，实在是不搭调——只是我发觉得太迟了。穿着白西装的侍者回旋在我们身边，餐厅处处闪着奢华高贵的光芒，每桌都坐着和某某名流有点什么关系的人物，个个魅力四射，富有极了。好一个眼花缭乱的场面。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我不是求你给我任务。”我努力向凯尔解释道。他早已清楚我是有求于他，我感觉自己在摇摇欲坠的边缘。这一周旋，我鼓足了每一分每一毫的勇气。“然而要是通过不了边境守卫的检阅，我就不能被准许入境，更别提和什么行动扯上联系了。我必须要有证明文件，真实的证明。”
“你是想让我聘你当特约记者。”他双手摩挲了一下酒杯梗。一串填馅橄榄在酒里上下跳动，酒带着打火机油般的光泽。
“‘聘’这个字太隆重了。我知道我还没能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记者，但是有朝一日我想证明。说不定你会喜欢我写的东西，会考虑发表的。”
“可能吧。”从他的眼神中读不出任何态度。
“那是后话了，现在我只需要一封信之类的说明，表示我是为你工作的。这纯粹只是为了官僚那套，一纸文书而已。”
“那接下来呢？”
“我不知道，说真的。我不清楚接下来会怎样发展，但那么多事情正在发生，局势危在旦夕，我没法坐视不管。”这番话刚一蹦出来，我便意识到他会怎样看我。我就像长了三个头的怪物，一个比一个更不切实际，更加昏聩。“你觉得我很愚蠢吧。”
“并不，只是理想主义罢了，而且年轻气盛。你是个有意思的孩子，玛蒂。你要是我女儿的话，我大概会烧掉你的护照，把你拴在地下室的门上。在我看来，战争地区不是年轻女性该去的。但你心地很善良。”他喝了口酒，暗自琢磨着什么，然后开口道，“假如你真的一心要去，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阻拦你。”
我猛地抓住他的另一只手臂，大舒了一口气，欢心雀跃起来。“噢，谢谢你，凯尔。你不会后悔这个决定的。”
“希望如此。”他的脸阴郁起来，我一时读不懂。随即我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担心的不是我会让他的杂志或是我自己蒙羞，而是我可能会死在西班牙。报纸每天的尸体统计里时不时会出现美国人，他们参加了亚伯拉罕·林肯纵队，自一月份起就战斗在前线。有驻地记者遇难也是迟早的事。
人人自危。我清楚得很，但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安全地带。这个念头如一条细细的玻璃丝，悬停在我和凯尔之间。我们对视了一阵，彼此心领神会。接着侍者拿来一个雅致的皮质方盒子，里面放着账单，于是我甩掉那种不祥的感觉，想让氛围又轻松自在起来。“我不会有事的。”我对凯尔说，“你就放心吧。好了，这封信该怎么写？”
09
“‘科利尔’给了我一个‘特约通讯员’的名头。”这晚在“21”俱乐部，我对厄尼斯特和史学家小组的其他人说道，“这倒没问题，就算‘特约’指的是‘骗子’我也不在乎。乞丐没有选择权。”
“那该死的信里写什么都不重要。”厄尼斯特说。他坐在我对面，肩膀的轮廓和长椅靠背重叠，使房间的那一侧形成了某种平衡。“有杂志认你，这是最主要的。钱的问题怎么办？”
“我几个小时前去了一趟Vogue杂志社，自贬身份说我什么都愿意做，他们答应了。现在坐在你对面的是一位中年女性美容问题专家。”
“你对中年了解些什么？”
“会变糟。各种各样的护肤品，我每样都得试，写出结果报告。”我鼓起腮帮子想引他发笑，“不过现实就是这样，就算是要跳着康康舞穿过中央公园，我也得去做。”
“那不是很好玩吗？”丽莲·赫尔曼说。她涂着猩红色的口红，显出清晰完美的唇线，有些野性地衬着涂了粉底的脸。我发觉她让我害怕，她说话和走路的方式，斜倚和抽烟的模样，全都那样强烈而尖锐。她刚才的话也有如掌掴，但其实她甚至没扫我一眼，便转头对厄尼斯特谈起更紧要的事。“现在救护车的问题怎么解决？”
“暂时先把救护车的事情放放。”多斯·帕索斯说，“我们得说说电影。”
他说的是他们投资的纪录片，看样子电影的雏形都尚无眉目。史学家成员们无法在重点上达成一致意见。多斯·帕索斯似乎一心要将焦点放在普通人身上，厄尼斯特则对士兵、战术等等和一切军事有关的东西感兴趣得多。
“我不明白要拍战争电影，里面怎么能连战事冲突都没有。”厄尼斯特的声音毫不费力地盖过了酒吧的嘈杂，穿透进来，“战役就意味着坦克，枪，战壕里的男人。它意味着死亡，是悲剧在最单纯、最绝对层面上的体现。”
“那村里的平民怎么办？”多斯质问道，“他们有理由被世人看到。眼下的局面可不是他们求来的，懂吗？他们什么都掌控不了。”他汗涔涔的，一缕黑亮的头发紧贴在前额，他不停往后捋着。“我只是说，他们的故事也很重要。再说比起士兵，世人大概会更愿意站出来捍卫母亲、农民和儿童吧。”
“可不是嘛，没理由不这样。”厄尼斯特马上反唇相讥，“流血的事情还是留给你的菲力牛排吧。”
虽然他们俩人我都没认识多久，我却暗暗赞同起了厄尼斯特的立场。部分是因为他那确凿坚定的态度。一旦开始着手什么事情，他说话的声音会饱含感情，脸上的表情变得丰富，眼神也专注起来。我也能看出他对自己说的话深信不疑。他能够真切地感受事物，而且毫不忌惮他人知道。想不被他占上风可不容易。
“哎呀我说，”丽莲插话进来，“就不能先好好吃饭再决斗吗？反正你们俩谁也不会同意谁，就算表面上还算友好。要讨论出结果还没影呢。”她刻意地摆弄了一下狐狸毛披肩。这是冷得彻骨的二月晚上，但是抛开保暖性不说，这披肩衬得她的肩膀宽阔又神气。我也得买一条去西班牙穿，我在心里暗暗记下。说不定平时也能穿呢。
“好了，继续。”多斯没理会她，“你就把所有人的脸都撞出淤血来吧，瞧他们是不是赶紧逃得远远的。”他激动得涨红了脸，“我甚至觉得这跟电影没关系，是你这个人。是你自己想重回战场，想看流血。”
厄尼斯特盯着他：“好吧，弗洛伊德。原来是这么回事？”他那刺痛的玩笑话或许只是想要转移或缓和什么，不过我看见厄尼斯特的瞳孔缩小，双手紧张起来。多斯触到了他的要害。
“男孩们！”丽莲大喊，大家骤然安静下来，仿佛她手握着一把木教尺而非高杯酒。渐渐响起尴尬的笑声。
酒吧昏暗，封闭，天花板低沉，加重了这忽然紧张的氛围。现在史学家们吵吵嚷嚷要挪去餐厅，各自站起来把鸡尾酒一饮而尽。我本被挤在长椅的正中间，于是等着他们走开，好让我能离开座位。这样的剑拔弩张下，他们居然还朝餐厅领班两两结伴地踱步走去，一边交谈、商议计划着，那团结而严肃的样子看得我目瞪口呆。
最近我听到些流言称，《孩童时刻》[4]上演后，米高梅公司付给丽莲·赫尔曼每周二十五美元的聘金，以防她睡梦里闪出什么聪明或是不朽的想法。我简直没法想象这么多钱，也想象不出她得以拥有的自由。直到几个月前，我的认知还停留在如果你是作家，你得不停地锤击自己的灵魂，直到干涸的河床上流出几个词句，刚刚能盛满一小碟，一茶匙，一滴管。你哭一会儿，咬咬牙，不知怎的又有了第二天起床再重复这些步骤的勇气。
但这群作家却活得像杂志封面，或者说，犹如流星焰火。而仅仅是被他们划过的尾迹照亮一瞬，也令我目眩神迷。并非我没有雄心壮志，有时我觉得雄心就是我的全部。我也跟凯尔说了，我要向他还有其他人证明，我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记者，一个他人欣赏，尊重并铭记的作家。我希望我的名字有朝一日举足轻重，但眼下我不过是个小学徒，尤其是在这群等待他人附庸的英雄人物之中。我需要时间找到自己的路，证明自己，出人头地。
“你可不是骗子，你也清楚。”厄尼斯特说道，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他是返回来坐下对我说的。“你的作品很优秀。”
听到他这样说，对我有不可比拟的意义。我如实告诉了他。“何止是这样，其实你的话是唯一对我有意义的。”我接下去，“唯一不使我烦乱，不让我灰心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
“只是凑巧是我罢了。”他身后墙上的镜子来回反射，映出五六张一模一样的，破碎的脸孔。白衬衫，黑色小胡子，修身外套，方正的下颌，系紧的领带。此刻的他看起来不像英雄，只是一个男人：对一些事情自信满满，却也对一些事情畏首不前。像我认识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人，像我自己。
“我还不确定出发时间。”我说，“可能还得好几个礼拜。记得一路撒上面包屑让我追踪过去，好吗？”
“我会的。”
“你知道我非常喜欢你，海明斯坦。”让多斯见鬼去吧，我想，我说话的语气怎么样都无所谓了。我相信我们是朋友，感觉得到我们相互的理解和默契，我愿意相信自己的感受。“我很高兴我们会在同一联盟里战斗。”
他戴上金属边眼镜望着我。自从基韦斯特一别，三个月以来，我们之间的交流仅限于电话和匆匆而就的信件。他的眼神，情绪，每一个微笑的含义，于我全是谜团。新相识的人总是复杂难懂，却又那么吸引人。一切都是尚未解开的密码。
“我也很喜欢你，女儿。”他说，眼神稍稍有些变化，好像还要说什么似的。但丽莲突然从角落里出现，拽着他的手臂说她都饿坏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把他从昏暗的酒吧拉进了餐厅，消失在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