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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圣玛格丽特军营吗？我这么问是因为，有时候，营地的军官食堂装饰得毫无品位，就像莫什卡维迪的某间牙医候诊室，自始至终地缺乏人情味（塑料花，图案走形的油印画，画上单调的阿拉伯纹样跟墙纸混杂在一起，僵硬的椅子摆得乱七八糟，好似没有配偶的四脚兽，胡乱地咀嚼着陈旧地毯上不对称的流苏）。在一片喧哗声中，少校们扔下装着骰子而不是冰块的威士忌酒杯，如铅制的大肚小兵人那样笔直站好，向进门的一位女士致敬，为她开道的是一个突然儒雅起来的无名上校。在他们的身后，可以察觉到一阵肩章的骚动，还有营房里窃窃私语的发情痕迹，终将被凝结成小便池条纹大理石上的条条图解，用来给清洁兵们扫盲。手淫是我们的日常健身活动，活塞体龟缩在冰凉的床单里，如同未出子宫却早已衰老的胎儿。与此同时，外面的松树和雾气交织成了潮湿的呢喃，情节错综复杂，为夜晚增添了一层树干般黏稠的夜色，带着雾中游乐场棉花糖的甜味。就像小时候在苹果海滩，你知道吗，九月末，我们躺在那儿，身体如同一粒小种子，迷失在满是褶皱、震颤着的巨型床垫里。四肢上丝丝汗毛颤动，在下面大海的声音中痉挛。那声音不知来自何方，在它无形的肺腔中收缩膨胀，仿佛生了一场长满岩石的气管炎症。军号代替了布谷鸟钟，同样让人恼怒，军装和皮肤粘在一起，形成了一层特殊的军事甲虫外壳，板寸头与军姿列队使我忆起了孩提时的假日营，因缺澡而产生的甜酸气味，是带有空洞的恼怒但只能无奈接受的屈从。每逢周日，家里人便欢天喜地地前来，探视我们这群平民蠕虫进化为完美斗士的历程，好似啤酒瓶盖的贝雷帽钉在脑袋上，巨大的军靴沾满了凡尔登战役的历史泥泞，行进在由谎话连篇的童子军蜕变为狂欢节上无名战士的半途之中。这一切都发生在巧妙延续了寄宿学校氛围的军营当中，它的隐私机密、它的启蒙小团体、它低级变态的小把戏，全都是为了欺瞒长官们如学监般的督管。比起军舍内的夜间抽搐，长官们其实更关心桥牌游戏里的那张王牌，它的选择左右着晚饭的消化，是风平浪静抑或是倒海翻江，隐没在梧桐霉枝烂叶中的军舍那边，瘦狗如同格雷考画笔下的格力犬，在犹豫的交媾中聚集起来，用垂死修女般哀求和痛苦的眼睛瞪着我们。

在雨中的马夫拉军营，我看见老鼠在修道院无边无际的哀伤中，穿梭在双层营床之间，迷宫般的走廊上笼罩着中士们幽灵般的阴影。在托马尔营地，鱼儿成群结队从蒙香岛游上来，鳞片闪亮，在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我用火柴棍搭起热罗尼姆斯修道院，赢得了肝炎伞兵用他们泛黄的眼白所给予的一片赞赏。在埃尔瓦斯军营，我挨着一个肥胖的准尉。他摇摇晃晃，就像餐盘边上的一个软糖布丁。我希望自己能消失在城墙里，宛如夏加尔画笔下的小提琴手那般没入画布那深邃的蓝，拍打着笨拙的毛呢军服袖的翅膀，飞到巴黎停下，用抽象画作与具象诗歌展开一场流亡的革命。葡萄牙大报《每日新闻》将为之撰写一条卢济塔尼亚式的新闻，就像老眼昏花的公证员般贞洁的婚姻喜讯，或者像因死者枯槁笑容而甜美的第七主日弥撒通告。而在圣玛格丽特军营等待上船出发时，我赶着一长队士兵去看牙医，疯狂的医生把牙龈屠成了无人区，带着杀手的幸福感号叫：

“这帮年轻人的大牙不会给同事你添麻烦啦！”他靠在那把极其难看的椅子上，对着我咆哮，整个人因为满意和汗水而闪闪发光，把喷火枪般燃烧的钻头探入某块惊恐万分的下颌之中。

有时，全国妇女运动社的太太们会来拜访，为穿着貂皮大氅的更年期寻找些许乐趣。她们分发法蒂玛圣母像章和印有萨拉查肖像的钥匙圈，伴随着民族主义我主天父的祷告和佩尼切政治监狱里《圣经》炼狱式的威胁，佩尼切国家安全警备署里的秘密警察比《教义手册》里手持戟叉的魔鬼效率还高。我时常想象，这些太太们的耻毛就好像是狐皮围脖，兴奋时，会沾上玛姬香氛滴露和贵宾犬的口水，它们从阴道内流出来，在萎蔫的大腿上留下一道道发亮的蜗牛黏痕。这些女士们坐在准将的桌上，噘起嘴巴小口嘬汤，如患了痔疮的病人在沙发的一角安顿下来。她们在餐巾上留下红桃形唇膏印子，上面仍隐约带着对于女佣的不悦和冗长爱国演讲的残痕。出发那天早晨，我在船舷梯上与之再次相遇，她们用202020牌香烟和阳刚有力的握手为我们鼓劲，一节节指骨好像是用纹印饰戒连起来的。

“大家放心去吧！我们会在大后方时刻保持警惕的。”

是啊，细细想来，对这些伤感的大屁股而言，束臀裤也只能屈尊扮演疝气带的配角，还有什么能让我们感到害怕呢。

然后，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里斯本便开始渐渐离我远去，在军歌越来越弱的漩涡里，因别离而悲伤木然的脸孔在和弦调中快速打转，被记忆定格成惊愕的样子。舱房里的镜子照出我因痛苦而变形的表情，好似一幅散乱的拼图，试图微笑却焦虑扭曲的脸庞上，长出了伤疤般令人作呕的蜿蜒线条。一个军医蜷曲在双层床的垫子上，随轮船启动时不规则的震颤低声抽泣，好似一台哽噎住的出租车发动机，另一个军医盯着手指，眼神空洞涣散，如同刚出生的婴儿，或不断吮吸指甲、眼神亢奋的傻瓜。我问自己我们究竟在那里做什么，在如缝纫机踏板一样上下摆动的舱板上生死未卜，在国歌最后的叹息声中，望着里斯本在远处沉没。突然间，过往已不复存在，我口袋里揣着萨拉查的钥匙圈和像章，站在玩具房里紧贴着墙的浴缸和洗手台之间，这感觉如同置身于夏天父母的房子里，没有窗帘，地毯用报纸包好卷了起来，家具上盖着沾满灰尘的大罩布，靠在角落里，银器被搬到了祖母的储物室。寂寥的客厅中，空无一人的脚步声发出巨大的回响。我想，就如同是在夜晚的车库里咳嗽时，感受到孤独自身那无法承受的重量，它在耳边，如滚雷般爆裂，太阳穴怦怦跳动，仿佛枕到了鼓上一样。

第二天，我们抵达了马德拉群岛，它好似一块装饰着别墅形蜜饯的国王蛋糕，漂在海蓝色的瓷托盘上，一如阿伦克尔城，在午后的静寂里漂荡。船上的管弦乐队气喘吁吁，为军官们演奏着波莱罗舞曲，他们像黎明时分的猫头鹰那样满怀惆怅。士兵们在船底舱内挤成一团，传出一阵浓烈浑浊的呕吐味。这种气味，我自遥远的儿时起便已遗忘。那时的午饭时间，在厨房里，我那难以下咽的汤边活跃着时而哄劝、时而威胁的家人们的鬼脸，每喝一勺都能赢得一片欢呼的掌声，直到某个较为心细的人大喊起来：

“快唱《金鹦鹉歌》，小家伙要吐了。”

这可怕的警告一响，作为回应，所有的大人都突然齐声高歌，调子参差不齐，一张张嘴唇在金牙上颤动，如同置身于沉没中的泰坦尼克号之上。女佣敲着锅盖打起节拍，园丁扛着扫帚模仿行军，我对着盘子喷出一大团面条和米饭的呕吐物，大人们会逼我重新吃下去，只不过这次将不再有人合唱，有的只是他们恼怒的小声咒骂。现在，你明白吗，我躺在船甲板的休息椅上，领子里越来越湿的汗水，让人感受到里斯本的冬日正残酷地蜕变为赤道黏稠的夏天，又软又热，好像祖父的理发师梅洛先生搁在我脖颈上的手。他那位于十二月一日路的店堂内，湿气让镜像反影中的铬合金剪刀层影重叠。此时，最让我热切盼望的是，一如在那些远去的岁月里，吉娅保姆会带着不经意的温柔和耐心，过来轻挠我那男孩窄窄的背，直至我沉沉睡去。她平和的手指是犁过梦乡的耙子，能将寄居于我体内那些绝望和痛苦的魅影驱散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