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云南之行

我们在香港忙碌了一周，为云南之行采购装备。香港是东方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这里的物资应有尽有，不仅选择多样，而且用与伦敦相差无几的价格就能买到最好的英国货。

和多数大型考察团一样，我们也用分离式的食品箱来盛放给养。每个箱子存放总重达七十磅的必要食物补给，足够三个人吃一个星期，所以每次只需要打开一个箱子就够了；除此之外，如果团队成员需要分开行动几天，只需带走一个箱子，不必重新打包，也不必担心食物不够。

我们的食物补给大多是面粉、黄油、糖、咖啡、牛奶、培根和果酱，罐头肉、蔬菜和水果很少，因为我们相信在中国旅行的途中能够获得大量的肉和蔬果。

我们的帐篷是从纽约带来的，由轻薄的埃及棉制成，防水性很强。但我们还是在香港买了一顶军用帐篷给仆人用，又买了两张帆布门帘用来保护物资和标本。因为要长时间的野外作业，为了尽可能住得舒适，保证高效的工作，我们还带了睡袋、折叠床和折叠桌椅。

至于服装，我们都穿卡其布或者Dux-back[12]套装，里面是法兰绒衬衫，脚上穿高筒登山靴。我们还带了轻便的橡胶材质的汽车防护套和帽子，以便在雨天使用。汽车防护套就像一件宽松的套头长袍，骑在马上时，下摆散开，能够遮住身体露在外面的其他部分。这种衣服在雨季十分有用，也是必不可少的，此外，长至臀部的橡胶鞋也很舒适。

用于小型哺乳动物的捕兽夹也是我们从纽约带来的，包括两种尺寸的木制“隐藏”式捕鼠器，四五种尺寸的奥奈达钢夹，可用于猎捕麝猫和臭鼬等体型稍大的动物，还有六只五号捕狼器。赫勒先生在非洲时曾用过这种捕狼器，发现它们的尺寸足以猎捕狮子。

赫勒先生带了一支.250—300萨维奇步枪，我用的是6.5毫米口径的曼利夏步枪和.405温彻斯特步枪。这些都是好枪，但步枪的选择本就见仁见智，每一位猎人都有自己心仪的武器。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所携带的这种平射弹道大功率步枪十分实用，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射击都是远程的，还经常在三百码以外击杀斑羚。

相机设备包括两台3A柯达、一台格拉菲4×5三脚架相机以及一台能快速工作的格莱弗莱克斯4×5相机。经过大量野外体验后，我们发现4×5胶片最容易操作，因为感光板足够大，而且更容易买到。3A柯达的明信片尺寸的胶卷也很顺手，并且只要卖洋货的地方，就能买得到这种胶卷。

离开美国前，我们将所有的感光板和胶卷都密封在锡盒中，所以再次打开盒子时，物品全都完好无损。我们在拍摄较为精细的作品时基本都使用了感光板，虽然感光板很沉，也不如胶片容易操作，但是拍出来的效果极佳。高约七英尺、直径为四英尺的可折叠式橡胶暗室是相机设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帐篷是纽约阿贝克隆比&费奇公司（Abercrombie&Fitch）为我们定制的，可以悬挂在树枝或者房屋的椽子上，只需五分钟就能搭好使用。

我们用一台通用摄影机拍摄影片，和其他底片一样，这些影片要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卡尔·埃克利[13]先生所设计的一种专门设备进行冲洗。冲洗工作所需要的空间比便捷式暗室要大得多，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红布帐篷，将它绑在平时用来睡觉的帐篷内。

我们的设备都存放在军用行李箱和滑盖式木箱中。滑盖式木箱在云南尤其好用，不需要从马鞍上卸下来就能打开，省去了不少时间和麻烦。

要凑齐全部物资绝非易事，好在香港百货公司连卡佛加急赶制和打包了我们的箱子，效率极高。百货公司的一名部门经理说：“要想催促一个中国人做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找些中国人来。”他们派了一小队人来赶制我们的货物，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准备就绪。

在香港时，上海来的吴洪涛加入了我们，他既是翻译和“领队”，也是我们此次考察的野外任务总管。他曾就读于英华书院，此前受雇于F.W.加里先生，彼时加里先生担任云南腾越海关关长。后来的经历证明，吴翻译是我们雇佣的最有效率也是最值得信任的助手；考察任务能够圆满完成，他功不可没。

我们登上松江号轮船，启程前往越南东京[14]。船长是哈利·特罗布里奇，一位学识渊博的绅士，与我们志趣相投，性格又讨喜，在他的船上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周。在去海防[15]的途中，船只经过海南岛，我们在距离海口镇大约三英里的地方抛锚停泊。海南岛宽约90英里，长约150英里，中部有山脉，西北部地势低平，起伏小。

岛上大部分地区还未被勘探。中部有座山名叫“五指山”，至今还没有人爬上去过，据说是因为居住在那里的山地部落很不友好，而且热带山谷中还弥漫着致命的瘴气。毫无疑问，这座岛屿是研究动物学的绝佳去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已经从当地商贩那里收来了大量标本，包括猴子、松鼠以及其他小型哺乳动物。听说，当地还有熊、豹、鹿等动物。

第二天夜里，蒸汽轮船载着我们在北海市靠岸。下午我们和特罗布里奇船长一起上岸，去拜会中国内地会[16]的布拉德利医生，他是一家麻风病医院的院长，这家医院是业内标杆。我们到的时候医生不在，但是我们也没有太拘谨。他回来时，我们正舒舒服服地坐在会客厅里享受下午茶。布拉德利医生说他知道有位中国厨师正在找工作。半个小时后，我们正在观看一场无比精彩的网球赛时，那位厨师来了。他身高接近一米九，体型瘦削，立刻让人想到伍尔沃斯大厦[17]。虽然他其貌不扬，但我们当即决定留下他，主要原因是他会讲英语。这时已是傍晚六点，我们要在晚上八点登船。布拉德利医生给法国领事送了封书信，厨师也很快带着他的行李和护照回来了。招厨师真的是我在中国做的最迅速的一件事情了！

次日下午松江号轮船抵达海防，船一靠岸，我们就被一群越南人包围了。他们尖叫着争抢我们的行李，活像一群秃鹰。我们只能见一个踢一个，以免行李散落到四面八方。我们找了一艘舢板来接我们的设备，然后开始卸货。几个行李箱已经被放了上去，正在这时，赫勒先生瞥见其中一个装弹药的箱子掉入水中，像铅球一样沉了下去。越南人以为没人发现，继续像之前那样乐呵呵地干活，还振振有词地说没有丢东西。我们立即停止卸货，派了几个潜水员下去。箱子已经沉进三十英尺深的浑水里，能捞上来的希望不大。潜水员们开始行动起来，把一端绑着沉重石块的绳子扔进水里，然后双手交替攀着绳子下入水中。

两个小时后箱子找到并捞了上来。幸好只有极少数弹药受损，大部分在引擎室晾了一晚就干了。这让我们耽搁了一些时间，隔日不得不离开海防，和特罗布里奇船长一起乘火车前往殖民地（越南）的首都河内市。

河内是一座令人惊喜的城市。宽阔又干净的街道两旁树木林立，繁茂的枝叶在头顶织成碧绿的华盖，投下片片阴凉；绿草如茵，房屋整洁，市中心有一处风光秀丽的小湖，湖边环绕着郁郁葱葱的棕榈树。远处隐约闪动着一座白塔，犹如水晶底座上的一块宝石，那里是一座寺庙，立于一片莲花之中。河内市有很多精美的店铺，但大部分商品的售价非常高。

法属的这些东方城镇的工作时间常常让外国人很费解。商店早上六点半开门，营业到中午十一点，下午三点再开门，一直晚上七点半或者八点打烊。到了正午，阳光刺眼，酷热难耐，家家户户都拉上了百叶窗帘，街上寂静无声，看不见一个当地人影儿。早上供应的早饭尤其简单，正餐要到十点至十二点半才开始。

傍晚六点钟左右，人行道旁边的露天咖啡馆和小餐馆前坐满了男男女女，打牌、掷骰子、喝酒，酒有杜松子酒、苦啤酒、味美思酒，还有苦艾酒。河内市颇有巴黎风情，洋溢着快乐与活力，即使在战争岁月，这也是一座愉悦之城。市中心有一座大剧院，但是自从战争爆发后就再也没有开放过。

我们给铁路主管舍曼·杜邦斯先生、副总督和其他官员一一写了信。他们都毫无例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为我们提供了一切便利和设施。杜邦斯先生更是竭尽所能地给予我们帮助。

在我们到达前不久，从河内到云南府的一条铁路隧道坍塌了，火车停运了几乎一个月。尽管现在已经开始营运，但是到了坍塌路段，所有行李都必须人工运过去，而且行李不能超过八十五磅重。于是我们花了整整三天时间重新打包了所有的设备。杜邦斯先生帮我们将重达四千磅的行李放进一节三等车厢里，由我们的仆人看管，这为考察团节省了一大笔开支。他事无巨细地为我们做好了各项安排：亲自送我们到车站，嘱咐站长关照我们，又提前打电话给铁路沿线各站，最后还交给我们一封致所有相关官员的公开信。

滇越铁路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成就，建造时间极短，还要穿越艰难崎岖的多山地带。云南省十分富庶，法国人很快就意识到将其庞大的贸易拉到自己的海港是多么有利可图。与此同时，英国人也在调研，要从伊洛瓦底江的上游八莫市[18]修筑一条铁路，穿越云南，与长江相连。所以法国人急于在竞争线路竣工前将自己的铁路投入使用。

由于修建得仓促，再加上暴雨滂沱，隧道和架桥经常发生坍塌或被大雨冲毁，铁路还没投入运营就引起了轰动。然而，这条铁路线要通往云南，需越过重重山峦，几乎每隔一英里就要挖一个隧道或者架一座桥，在这一点上法国人很值得称赞。但是在东京热病侵袭的丛林中修筑铁路时，苦力大量病死，因此在夏季那几个月不得不停工。

铁路沿线风光旖旎，这样的行程让人心情舒畅，但是晚上住的宾馆却糟糕透了。在香港时，一位朋友讲过他在老街[19]的一件趣事，就发生在他乘火车第一晚所住的宾馆。那晚他想洗个澡，发现旅馆为他准备了一桶热水；但是他想洗的是凉水澡，看到房间角落里放着一大桶凉水，于是他就爬了进去，正洗得舒服时，店主突然冲上楼来，尖叫着说：“我的天哪，你竟然用饮用水洗澡！”

到了云南府，我们惊讶地发现，在古老的城墙内居然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社会。这里居住着各国领事、传教士以及中国本土的盐务官员、电报局官员和海关官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香港公司代表。所有人都以东方特有的热情欢迎我们的到来。

我们原本以为离开香港后就用不着晚礼服了，结果我们几乎被外国人居住区的所有人邀请了一遍，每晚都要穿着礼服参加晚宴。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代表霍华德·佩奇先生和我们建立了珍贵的友谊，经他介绍，我们找到一支骡马队，他还帮我们安排了行李运送事宜。法国领事亨利·威尔顿是狂热的运动爱好者，也是一位迷人的绅士。他对我们的考察非常感兴趣，特意为我们和中华民国外交事务专员安排了一次会谈。后来他还将我们的箱子随他的个人行李一起运回了香港，并在其他方面尽可能地给予我们帮助。

上午十点半我们来到外交部，随后被领进一间大厅，厅内已经摆上了丰盛的午宴。这位专员个子不高，身材有些发福，脸上洋溢着愉快的笑容。他懂一点法语，但不会说英语。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且立刻开了几瓶香槟以示对我们的欢迎。他问我们的签证为什么没有在北平签准，我们告诉他，在北平时，云南已经宣布独立，所以北平政府不敢冒险在我们的护照上盖章。他听了很满意。

那时云南到处是土匪，我们本以为他会反对我们在省内考察，但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他还提出要派一队士兵护送我们去大理府，我们知道，接受这项提议才是明智的选择。离开外交部时，我们取得了所有必要的许可。

中国政府似乎对我们即将在云南展开的动物考察非常感兴趣，主动向我们提供了各方面的帮助，并致电省内北部和西部的各方官员，指示他们要对我们予以礼待，并协助我们的工作。原本设想会遭遇的阻碍一个都没有出现，我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情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