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带百叶窗的房子

旧金山是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地方，这既是共识，也是被少数有识之士公认的。世上有一些像旧金山一样的城市——这些城市风景如画，得利于天然资源和地理位置，地方特色丰富多彩，充满了故事、戏剧和小说，它们有些被书写了，有些没被书写。虽然旧金山的这个特征似乎从来没被充分提及，但当你在洛塔喷泉周围一英里的街上行走时，你不可能意识不到它，这种活力就像是芝加哥的死气沉沉，或者想象一本关于芝加哥、水牛城或田纳西州纳什村的小说时让你感到的绝望一样鲜明。在美国，只有三个大城市是“故事城市”，纽约当然是一个，新奥尔良是另一个，但故事最多的要数旧金山。

在这里，如果你让自己置身其中，你会看到生活中赤裸裸的一面——令人困惑和令人着迷的活生生的一面——生命的猝死和人生的无常，被压抑的激情的冲击和震荡，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之间的摩擦和碰撞，你甚至会遇见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事件——在深邃静谧的旋涡上骤然出现——令人迷惑难解、恐惧不安。

现在就来讲讲这个“带百叶窗的房子”的故事。

如果你朝着电报山走得足够远，过了中国城，过了巴巴里海岸，过了墨西哥区和卢娜餐厅，最后过了塔马利工厂和红房子，你就会来到一个陌生的、偏僻的、人迹稀少的街心公园。你能从那块由地理勘测员为他们的经纬度测量而设置的花岗岩石认识这个地方，一个巨大的旗杆矗立在岩石的中间。它的一侧是斯托克顿街，另一侧是鲍威尔街。这是一个意大利人聚居区，也是其他种族混居区，社区联盟会在附近的一间白色大厅里举办舞会。俄罗斯教堂和它的宣礼塔（看上去和倒置的气球一模一样）从一侧俯瞰着它，在一些延伸到海边的街道的尽头，你能看到货船的桅杆和亚洲的汽船。公园位于俄罗斯社区和电报山之间的山谷间，八月到九月初，信风从海湾呼啸而来，铺天盖地，一阵阵骤起的狂风，令人迷茫。这个住宅区，我相信是船长和领航员住的地方，在它的一角有座带有深廊台的老房子，廊台上的窗子像门那样打开，在墨西哥时代它曾是海关监管办公室。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是“玛丽·贝克”号上的领航员。“玛丽·贝克”是一艘装备齐全的货船，曾经环绕过牛角岬，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船舶。有时我会被邀请作为超级货物管理员与他一起航行，这是一个毫无疑问我会接受的邀请。大约四五年前的某一天，我又收到这样的邀请，我和他一起航行去了加尔各答，然后返航归来。

在“玛丽·贝克”出发的前一天（她停泊在梅格码头外的小河中），我上船去到分配给我的客舱里放置我的行李。下午三点一只小艇把我送上了岸，然后我从这个我一直在说的公园走回住处。在穿过公园的路上，我停在了那块愚蠢的地理测量石前面，想象它可能意味着什么。在我站在那里思索不解时，一个保姆走过来和我说话。

“带百叶窗的房子”的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个保姆一副醉醺醺的样子，她的帽子歪歪斜斜，脸又红又肿，一只眼睛青紫发黑。她看上去沮丧不堪。在她拖在身后的婴儿车里，一个发育过大的婴儿像个和魔鬼谈判的女巫一样大喊大叫着。

“看吧，”她说，“你是一个绅士，我希望你能帮我解决问题。我有麻烦了，是的，我的麻烦大了。”

我站在那里，让那块愚蠢的岩石横在我和这个人之间，听着她语无伦次没完没了地声讨一个对她行了不义的男人，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有义务为正义而战，而且她陷入了困境，她惹上了麻烦，能否请求我这个正人君子施给她半个美元？她这么唠叨的同时婴儿也在不停地喊叫，我的耳朵开始嗡嗡作响，好吧，为了摆脱她，我给了她半个美元，但她却向我更靠近了些，泄密似地告诉我她就住在那边的那座房子里——那座带百叶窗的房子，她在那里作保姆，她是个保姆，向上帝发誓。最后我终于脱身出来，往斯托克顿街的方向遁逃而去。但当我疾步走着的时候，我意识到那个喊叫的婴儿是别人的孩子，无疑是那座带百叶窗的房子里的宠儿，婴儿的父母应该知道他们的保姆酗了酒而且惹了麻烦。我有责任——该死的责任——去告发她。

虽然我很讨厌这样做，但我还是转身向那间带百叶窗的房子走去。它耸立在俄罗斯教堂旁边，一座漆成白色的庞然大物，它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前门上有一小块彩色玻璃——它是那一排中最炫耀的房子。我直对着它，正准备过马路的时候，瞧！一队警察疾步出现在拐角处，三，七，九，一共十个，他们的蓝色外套摆动着，纽扣和搭扣金光闪闪，他们径直向带百叶窗的房子走去。

我既没才华也不爱冒险，但有人告诉我，我是好人，我也努力做到让自己受人尊敬，我支付我的税收和租金。所以，顺理成章地，我厌恶，极端地厌恶陷入任何形式的混乱之中。警察小队将要进入带百叶窗的房子了，他们脚步匆忙，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那个保姆可能会把哭喊的婴儿从电报山的悬崖上扔下去，这一切都与我有关。所以我缩回到人行道上，看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在离房子五十码的地方，小队突然跑了起来，他们在房前的台阶上蜂拥而上，前门上立时响起了雷鸣般的声响，彩色的玻璃在吊绳上跳跃着，然后在头盔的重击下碎落了一地。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虽然它与这个故事没有关系，但却稀奇古怪。一扇顶楼窗户的百叶窗慢慢地打开了，就像一条鱼的鳃在呼吸那样，窗扇在不畅的吱扭声中升高了六英寸，一只手摸索着伸了出来。窗台上放着一个镀金的印度球棒，当我正好奇地看着的时候，那只手紧紧地抓住球棒，把它拿到了窗框里边，窗户骤然落了下来，像是断头台的铡刀，百叶窗也像布谷鸟钟的布谷窗那样关上了。为什么印度球棒会放在窗台上？天知道为什么，它是镀金的？为什么那只神秘的摸索之手的主人，一感到危险的征兆就抓住它？我不知道，我永远不会知道。但是我知道，在那个光秃的公园里，在那个阴郁的午后阳光下，在从岸边街道席卷而来的信风中所发生的事情是离奇而神秘的，甚至如幽灵般诡异。

突然，门被撞开了，警察消失在房子里边。一切又陷入了沉默。我等了大约五十秒钟，等待着，观察着，倾听着，准备好迎接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期待着我意想不到的一切。

不过五分钟，警察开始再次出现了。他们出来得很慢，他们不得不慢，因为他们抬着六位绅士的沉重身体。我说抬着，我指的是最直接的字面含义，因为我活到现在，还从未见过六位绅士同时酩酊大醉，醉得如此彻底，如此不可救药。他们穿得很体面，其中一个甚至还穿着正装。炮火齐发也不会唤醒这半打醉汉，即使给他们上刑，我也怀疑他们之中能有人恢复知觉。

三辆出租车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是警车却奇怪地不在现场），六个醉汉被安置在座垫上，听了指示后出租车一辆接一辆轰隆隆地驶过斯托克顿街，消失在去市中心的方向里。小队长多停留了一会儿，他锁上合了百叶窗的空荡荡的房子大门，走下台阶，穿过公园，一阵轻步小跑，他也消失了。公园、一排排的房子和袭卷着季风的街道恢复了惯常的宁静，这段插曲结束了。

它真的结束了吗？现在由你来评判。第二天，我下到码头上，提着帆布袋，戴着帽子，穿着准备海上远航的衣服。“玛丽·贝克”号的船还没有靠岸，但那个美人正在小河中与一只在她周围忙碌的拖船调情，并不时发出不安的咳声。闲散的水手、码头工人坐在码头的绳缆上，咀嚼着香片，往河中吐着口水。隔着海湾的中间区域，从“玛丽·贝克”号的甲板上传来了噪音——噪音很小但很清晰，仿佛是电话里的声音，积木的当啷声，卷扬机的过滤声，领航员的口哨声，还有一阵锯子的声音。一辆白色的巡洋舰稳稳地泊在阿尔卡特拉兹岛那边的波浪中，当我注意到她的时候，船上的旗帜突然升了起来，我听到了船上乐队的旋律。那个早上天空晴朗，塔马尔帕斯山峰像头醒狮一样从水中爬了出来。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启程前往地球的另一端。在充满活力的空气中有一种欢快的氛围，我感觉到这个世界毕竟是年轻的，能和她一起感受青春是美妙的。

一条商船上的一个女人从码头上走了下来，她身体肥胖滚圆，走路的时候她两边肥胖的脸颊随着她滚动的脚步摇晃着。她在码头休息室里兜售小饰品——便携梳子、小圆镜子、鞋带和领扣。她认识他们所有人，或者至少他们都认识她，不过一会儿，她就把这个小镇的最新消息传播给了他们。很快地，我就听到了一两个名字，并即刻忍不住倾耳去听。这个卖东西的女人正在讲那个带百叶窗的房子的故事：

“他们一共六个人，都是大人物，但都被酒精喝坏了。唔！我还从没见过这么糟糕的情形！他们像恶魔那样脸色铁青，两天过去了仍然记不起任何事情。威士忌和香槟酒把他们喝哑了，喝聋了，喝死了，他们睁着醉眼，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发生了什么，但其中的一个凶狠地用了他的匕首。究竟是哪一个？法庭怎样才能把他找出来？”

看来带百叶窗的房子是，或者说曾经是一个赌场，而我所看到的是一场突袭。随着她讲出故事的其余部分，这起神秘事件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同一天晚上，在逮捕了六个酒徒之后，房子被搜查了，警方发现了关于一个诱奸犯的一些重要证据。但是他们发现了更多的罪证，在楼梯下的储藏室里，他们发现了一具男人的尸体，一个西装革履的家伙——毫无疑问他是他们中的一员——在他的腰部和脊椎下部都有恶魔般残忍的捅伤。

这就是带百叶窗的房子的谜团。

毫无疑问，是六个酒徒中的一个杀了人。是哪一个？如何找出答案？他们醉得一塌糊涂，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忆起过去12个小时内发生的任何事情。他们前一天和他们的朋友一起来到这里，当他们从纵酒寻欢中醒来，得知其中一人被用一把棕榈叶宽的波斯短刀杀害了，那是悬挂在一只长沙发上方的一个战利品。

是谁下的手？哪一个被谋杀了？我可以想象他们——我现在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坐在他们的牢房里，在分开的牢房里，从他们的狂欢同伴中抽身出来，每个人偷偷地看着同伴的脸，问自己：“是你吗？是你吗？还是我？上帝作证，我们当中是谁干了这件事？”

是的，从来没人知道。大约一年后，当我回到旧金山时，我问起了那间带百叶窗的房子的事情，发现它已经和其他神秘罪行归类在一起了：这六个人实际上因为“缺乏证据而被无罪释放了”。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被这件事情烦扰着。不止一次我去到那个多风的公园，在那颤抖的旗杆和地理碑石旁边，我坐在面对那座房子的长凳上，一遍又一遍地问我自己这些徒劳的问题：为什么那个酗酒的保姆会跟我提及那座房子？为什么在那个特定的时间？为什么她对我撒谎说她住在那里？为什么那个镀金的印度球棒会在顶楼的窗台上？是谁——这是问题的关键——是谁的手把它拿到了房子里？然后，当然，是最后这个周而复始的问题：这六个酒徒中的哪一个是那个杀人匿迹者——这伙人的哪一个用刀捅死了他的朋友并把尸体藏进楼梯下的储藏室里。他是在纵酒寻欢的那晚干的，还是那晚之前干的？他的朋友那时是醉是醒？我永远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估计我永远不会解开“带百叶窗的房子”的谜团。

一个希腊人的家庭现在住在那里，他们把顶层租给了一个在俄罗斯教堂吹奏管风琴的男人和两个在斯德克顿街开照相馆的日本人。我纳闷他们把楼梯下的那个储藏室用来作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