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锋芒初露

一、《远航》：心灵的航程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标题《远航》，至少蕴涵着三方面的航程。女主人公雷切尔·文雷丝乘船远航，在航程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引出了另外两个象征性的航程：即由天真的少女成长为成熟的少妇这个发展过程中心灵的航程，以及从生命的欢乐到死亡的寂灭这样一个人生的航程。在文学领域中，漂洋过海的远航，历来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关于人生历程的一种象征。航船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使乘客们与外界隔离而暂栖于一个小小的社会之中。因此，他们在航程中的悲欢离合，就具有格外强烈的意义。这是一个在英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爱·摩·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和康拉德的《吉姆爷》就是很好的例证。按照主人公的成长、发展，直至死亡这样一个线索来讲述故事，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布局模式。而本书的两个象征性的航程，与这种传统的布局是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的。

女主人公雷切尔·文雷丝，是一位极有天赋的音乐爱好者。她在幼年时期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这使她显得天真无邪。她已经二十四岁，却依然不谙人情世故，更缺乏爱情方面的经历和体验。在她的母亲逝世之后，她由两位姑妈抚养成人，在家庭的小天地里过着宁静的生活，和同辈的少年男女几乎没有接触的机会。因此，对于那些使他们困惑的、撩人心怀的感情纠葛，她也漠然不知。她缺乏正规的学校教育，在社交场合显得既无魅力又无风度。正和监护她的那两位姑妈的少女时期相仿，雷切尔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对于爱情抱一种天真纯洁的态度，至于性生活的问题，则完全超出她理解力的范围之外。她爱好音乐，对于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她热情、敏感而娴熟地弹奏钢琴。这是在她身上蛰伏着感情潜力的唯一线索。

雷切尔乘她父亲的船出门旅行，在船上遇见了姨妈海伦·安布罗斯。起初海伦姨妈觉得雷切尔是个呆板乏味的姑娘。后来她发现，这是由于雷切尔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在她的身上还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可能性。海伦姨妈觉得，她的外甥女应该得到一个充分发展其个性的机会。因此，她邀请雷切尔到她的家中来作客。雷切尔欣然从命。当时海伦姨妈和她的丈夫里德利·安布罗斯正在南美洲长期居留。于是，小说的第二部分，就开始描写这三个人物在南美洲别墅中的生活。这是一个与当时英国的现实生活隔绝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与英国的社交规范相疏离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海伦姨妈所期待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雷切尔认识了更多的、更有趣的人物；她直接观察了人们的婚姻生活；而最重要的，是她开始懂得了爱情。她有机会观察了两性关系的若干种模式：—对新近订婚的年轻恋人；一场令人吃惊的厚颜无耻的调情；一个有妓女嫌疑的妇人被逐出了当地的旅馆；几对结了婚的男女不时争吵，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亲相爱而是互相折磨。她对这一切感到惊讶、困惑。最后，爱神丘比特的金箭终于直接射中了雷切尔。这就是这本小说的中心主题。

少年老成的特伦斯·休伊特闯入了雷切尔的生活，向她求婚，并且成了她的未婚夫。他比雷切尔年长几岁，却显得比她成熟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受过完善的学校教育。特伦斯坚韧不拔地追求着他的理想，雷切尔心满意足地接受她爱人所说的一切，这两者构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雷切尔和特伦斯之间的关系，在一系列具有内在意义的瞬间和事件中展现出来。当雷切尔初次看到那对订了婚的恋人互相拥抱，她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甚至为他们感到遗憾，因为她觉得这似乎是一种不很文明的行为。这一方面显示了她缺乏生活经验、少见多怪，另一方面又促使她自己坦率地和特伦斯互相交谈。与此相似的一些经历，使雷切尔与特伦斯更为迅速地消除了拘束感而轻松自如地建立起友谊。这使得雷切尔在精神上、心理上渐趋成熟。

特伦斯与雷切尔在一种颇为紧张的心情中开始互相倾诉自己的爱情，当他们知道自己的爱慕之情已经得到了对方积极的回应，才开始尝到了爱情给他们带来的欢乐。伴随着他们之间爱情的增长，他们对于自身和对方的了解也日益深化。特伦斯正在创作一部以《寂静》为标题的小说，它取材于人们“口中不言而心中所思的各种事实”。他们俩形影相随，并肩工作。特伦斯为了他的创作而博览群书、寻章摘句；雷切尔则在一旁弹奏钢琴、答复信件。他们在花间月下散步，在旅馆里拜会亲友，在僻静之处喁喁情话、互诉衷肠。他们谈论着未来的共同生活，似乎只要彼此相爱，其他一无所需。雷切尔认为，他们的前途一片光明。他们需要爱情，持久的爱情。他们需要生活，真正的生活。亲友也为他俩的订婚祝福，寄来了不少贺信。正当他们充满着幸福感给亲友们写回信之际，厄运骤然降临。雷切尔忽然患病身亡，小说也就突兀地结束了。在此书的最后部分，描述了旅馆中的邻居们对雷切尔之死的不同反应：有人为这位可爱少女的不幸夭折感到惋惜，也有人对此漠不关心。在旅馆里，生活依然宁静舒适。在户外，一场狂风暴雨刚刚过去，湛蓝的天空深远而肃穆，在清新的空气中，地上的景色又显露出鲜明的轮廓。

在结尾部分，伍尔夫试图使这部小说更加合乎当时一般读者的口味。但是，这里呈现出明显的缺陷：那象征的涵义过于明显；那最后的论断太过生硬。在这部小说中，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被凑合在一起。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是一部具有明显的故事线索的人间喜剧。同时，这又是一部象征主义的作品，隐含着抽象的意味。这种品质预示了伍尔夫小说创作的发展前景：现实主义小说模式是她随时可以采用的艺术形式，在此书之后，她把这种模式又使用了两次；但是，她的主要兴趣不在于此，她要努力寻求摆脱这种常规的封闭形式的可能性。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人际关系中的思想交流、友谊和爱情。在她展示这主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这两种对立的因素在互相颉颃、互补共存。

去寻求爱情，发现自我和另一个自我，这是自古以来就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心灵的航程。特伦斯和雷切尔可以说是两个象征性的人物，他们可以代表正在经历这种原型化的航程的任何人物。然而，他们却不是真正的典型。他们是特殊的个体。他们与其他人物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他们异乎寻常地敏感、有教养、有才气。他们不必辛勤劳作、糊口谋生，也不必为金钱担忧。特伦斯善于内省，后来雷切尔也染上了这种习惯。他们都有潜在的艺术家气质。换言之，他们和伍尔夫以及布卢姆斯伯里的青年朋友们属于同一类型。因此，这部小说所探讨的，不仅仅是友谊和爱情。两位主人公的友谊和爱情，由于雷切尔的夭折而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这证明了布卢姆斯伯里关于爱情和友谊的理想是有缺陷的，不容易完全实现的。这不过是一种美妙的理想罢了。伍尔夫原来是按照这种理想来探讨友谊和爱情问题的。但是，雷切尔之死使这种探讨突然中断。这也说明伍尔夫当时尚未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来密切注意人们婚后的生活体验。雷切尔之死使她摆脱了某种尴尬的局面：她可以不必直接去描绘婚后的性爱了。由于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原因，性爱是伍尔夫所十分厌恶而不愿涉及的一个方面。

当海伦姨妈开始执行对于她的外甥女的教育方案时，她特别强调和异性接触的重要性。海伦在她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如此描述她的外甥女：“这姑娘虽然已经二十四岁，却从未听说过男人对于女人有某种欲望，尽管我对她作了解释，她还是弄不清楚小孩是怎么生出来的。她对于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事情也全然无知。”海伦认为，这种惊人的天真幼稚是她过去所受的“愚蠢”教育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而这正是妇女们遭受不幸甚至失足的根源。经过海伦姨妈一番苦心的启发诱导，雷切尔终于有了进步。海伦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虽然她还有许多偏见并且喜欢夸张，她现在多少可以算是个有理性的人了。”由于某种机遇，继续教育雷切尔的责任落到了特伦斯的肩上。如果说，一开始特伦斯和雷切尔尚未达到海伦所理想的水平，建立起一种男女之间公开坦率、亲密无间的社交关系、那么他们是在逐渐地接近于这个水平。在人际关系方面，伍尔夫试图确立她那种布卢姆斯伯里式的理想标准。因此，她笔下的人物开始反抗维多利亚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他们在谈吐、行为、思想各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新的作风。

特伦斯与雷切尔承认爱情“极其重要”，这似乎与19世纪小说中的人物并无二致。然而，他们之所以强调爱情的重要性，并非因为它将导致婚姻的缔结、家庭的建立、社会地位和生活阶段的改变，而是因为陷入情网的恋人在内心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前所未有的、情绪上的根本变化。伍尔夫所关注的，正是这种内在的心理效应。

特伦斯开始意识到他爱上了雷切尔，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总是想“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在这位姑娘面前，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俩无所不谈。家庭、艺术、友谊、两性之间的关系、爱情的本质，这一切都成了他们谈话的内容。而无论他们在讨论什么问题，实际上他们都是在谈论他们自己。尽管他们真诚坦率，还是存在着某种局限性。他们无法完全了解对方。不论他们之间的关系何等密切，他们还是独立的个体：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一个是作家，一个是音乐家；一个受过大学教育，一个几乎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他们之间缺乏互相了解这一事实，是小说家用间接的、嘲讽的手法来加以暗示的。这位姑娘心地善良、头脑单纯、态度矜持、热情执著，这些品质凝聚在一起，在她对于特伦斯的爱情里集中地表现出来。这使他感到大为困惑。

在订婚之后，“他仍旧需要他所一贯需要的那些东西，他尤其需要和其他人交往，或许比以前更加需要。”也许这反映了男女两性心理上的差异，或者说明他具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更为广泛的生活经历。但是，到了下面一个阶段，情况似乎发生了逆转。现在是特伦斯在抱怨雷切尔：“我不能像你满足我那样来使你感到满足。……在你身上，有某种我把握不住的东西。你并不像我需要你那样需要我——你总是需要什么别的东西。”对于特伦斯的这种判断，雷切尔默然认可。除了爱情之外，她的确还需要许多别的东西。当初他们俩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除了对方的爱情之外，他们还会有别的需要；爱情并不等于一切。他们在恋爱的过程中发生了这种情绪上的挫折，说明伍尔夫已经开始意识到，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关于友谊和爱情的理想是有局限性的。“他们俩无能为力；他们之间的爱情不足以克服这一切障碍，而只有超越一切的爱情，才能使他们真正感到满足。”他们发现，当他们俩拥抱之际，爱情使他们心胸开阔，使他们所处的世界突然间变得“坚固扎实”。因此，尽管爱情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在人们的生活中还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布卢姆斯伯里集团正是因为发现了友谊和爱情的局限性，他们才更加趋向于强调艺术的重要意义。对于他们来说，艺术不仅是供人欣赏的审美对象，而且是促进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当特伦斯和雷切尔待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无法分析她的品质，因为他似乎出于本能地了解她。而当他不在她的身边，有时他又似乎觉得他完全不了解她”。他们俩本能地、直觉地，甚至神秘地互相吸引、互相接近。在感情上，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在理智上，他们又有某种程度的隔膜。他们相互之间的认识和感受，可以分解为两种不同的类型，或许可以把它们粗略地界定为理智的和情绪的，或界定为明确的和神秘的。所谓神秘的，即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但这仅仅是一系列歧异的一个方面而已。特伦斯确实意识到，有“两种不同层次”的“存在”。在一个层次中，他们仅仅是像一般人那样相会、交谈；在另一个层次中，他们一起深深地下降到意识的底层^[1]。雷切尔逝世之后，特伦斯突然感到一种奇异的满足，因为，在某一个神秘的世界中，他们曾经心心相印、同感共鸣，这种精神上的和谐一致，决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改变。然而，当他的目光注视到桌子上的茶杯和碟子，他忽然意识到，在这儿还有一个现实的物质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再也见不到雷切尔了。”伍尔夫无疑是在暗示读者，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日常现实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相识、相爱、订婚、航海、生活、死亡；另一个是内心的世界，在这个精神的世界中，上面所提到的一切都可以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这种两个不同的世界二元对立的观念，经常在伍尔夫的小说中出现，成为她的作品中显著的特征之一。

这两种不同的生活、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们可以在大多数人身上同时并存。它们也可以在一部艺术作品中同时并存。但是，要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因素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却需要一定程度的艺术素养和灵巧的艺术手腕。在伍尔夫写这部处女作时，她尚未充分具备这种素养或手腕。《远航》可以说是一部行为喜剧，它与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实在太相近了，其中充满了用餐、舞会、散步、谈情说爱之类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她用这些生活细节作为支点，来支持在某些重要的瞬间闪耀出来的象征主义的光芒。

在这方面，让我们考察一下在这部小说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个互相联系的场景。在这两个场景中，特伦斯和雷切尔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爱情。这一对年轻人遇到了一个难题：对于雷切尔来说，她体验到某种模糊的情绪激动，她无法肯定这是否是爱情；对于特伦斯而言，虽然他更有阅历，但也觉得这一次有点异乎寻常，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于这部小说的作者而言，这也是一个难题。在小说的开端，轮船尚未启航，海伦·安布罗斯和里德利·安布罗斯在海滩上散步，宛如两个神话中的人物。作品的视野随着轮船的出航而逐步展开。首先是船上的场景；然后是旅馆和别墅中的场面；最后两位主人公脱离了那封闭的社会，到一个土著的村庄中去远足。在这个事件中，作品的视野又突然缩小了：雷切尔和特伦斯连续两次在河边的树林里散步，此后他们就进入了爱情的梦幻一般的气氛而与世隔绝了。同时，作者也注意到，其他人物仍旧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他们“置身于这个小小的爱情和情感的世界之外”。在雷切尔死后，这部小说的视野又变得开阔了：作者首先展示了留在旅馆中的人们的生活，接着我们又看到那些到南美洲旅行的人回到了英国，回到了更加广阔的日常生活环境之中。在前面那个视野狭窄的爱情场景中，作者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雷切尔和特伦斯这一对恋人身上。当他俩第一次在树林中散步，在一个紧张、尴尬而调子低沉的场景中，他们互相承认爱上了对方。在第二次散步时，特伦斯对爱人谈论他自己的情况，因为他觉得，“除非她了解他的一切，否则他们就不可能结合在一起。”^[2]这种使对象了解自己的愿望，无疑是真诚的。但是，这段对话写得过于简略，似乎不足以传达人物当时的真情实感。实际上，这一对恋人的互相了解还不够深刻。在他们倾诉爱情时，缺乏一种互相发现对方内心世界的无限喜悦之感。伍尔夫优美细腻地表达了恋人们在爱情萌发阶段的疑虑和激动，表达了他们由于得到了爱情而摆脱了孤独之后的幸福感。但是，他们的对话拘谨而生硬。作者对此作了解释：由于附近有其他人物在场，我们的男女主人公感到很不自在。其实，问题不在于此。伍尔夫试图运用一种启发式的艺术手段，来暗示一种持续不断的、更为强烈的情感交流。由于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分超过了象征主义因素，读者对于这种间接的表达方式缺乏思想准备。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伍尔夫采用了传统的艺术方法，由作者亲自出面点明结论：“现在，他要重新试图把自己的缺点告诉她，对她说明他为什么爱她，而她将会向他描述她在聆听他的倾诉之时的内心感受，于是他们俩会一起来分析解释她的这些感受。”尽管如此，这两种不同的艺术手法显然不能协调、平衡，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作品的和谐性。

在涉及这对恋人的肉体关系的某些段落，同样的问题又重复出现了。伍尔夫发现她自己难以在作品中讨论两性关系。对于她的后期作品来说，我们或许可以声称，这是由于作品的重心在于内心意识而不是在于外在行动。我们也可以声称，那种象征暗示的后期模式，使两性关系的直接描写变得毫无必要。但是，《远航》基本上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把躯体方面的亲近浓缩为象征化的场景，似乎不太恰当。因为，人间的恋爱本来应该是身心交融的结合，而不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伍尔夫显然也意识到两性关系的重要意义。例如，雷切尔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想要和特伦斯合为一体。她也对特伦斯的爱情作出了躯体上的反应。“一种奇异的想要占有对方的欲望压倒了她，她意识到，现在她可以抚摸他了，她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他的脸颊。”然而，伍尔夫的描述就到此为止。我认为，在小说中过分露骨地描写性爱是不恰当的。但是，对于女主人公爱情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和一定的气氛渲染，还是必要的。否则作品就会显得缺乏某种连贯性。

我们既要指出伍尔夫艺术创新的缺陷，又要指出她的大胆尝试所获得的成就。这部小说预示了她日后即将采取的更为成功的试验：用观察人物环境或行动的办法来戏剧性地再现人物的性格^[3]；使用意象或象征来提高描述能力或拓宽人物外围的参照框架；依靠神话传说^[4]或象征性的主题^[5]来打破19世纪的情节结构。

在这部小说中，有许多例证可以说明伍尔夫的艺术创新是和传统的艺术手法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故事的线索是清晰而有趣的。主要人物的形象是精心刻画的。次要人物往往带有一种机智的反讽色彩。主要情节的发展，早已有了合乎逻辑的伏笔。雷切尔的命运，早已凝结在启航的瞬间。部分旅客要到南美洲去旅行，船上的旅客向他们告别之时，预感到这不是短暂的分别，而是永久性的生离死别。这些都是我们在19世纪的小说中可以找到先例的传统笔法。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第一部小说中，就表明了她的女权主义立场。她告诉人们：妇女必须争取她们的权利，开阔她们的视野，改善她们的地位。有人对雷切尔说，如果她整天弹钢琴，可能会扭伤她的手臂，这就会有损于她的风姿而使她嫁不出去。我们的女主人公听了这话，未免感到有点哭笑不得。对于这种妇女必须以其姿色来取悦于男子的传统观念，伍尔夫显然极为不满。雷切尔之所以愿意与海伦·安布罗斯夫妇待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和那些世俗之徒迥然相异。他们似乎为她提供了“一间与整幢房屋隔离的房间”，提供了“一片森林，一个避难之所”。而一位像雷切尔那样的女性，也确实需要有这样一个环境，来保证她精神上的自由发展。她的心灵中充满着幻想，她的心灵是和她父亲的航船、和波涛汹涌的大海、和贝多芬优美动人的乐曲^[6]联系在一起的。

轻松的社会评论、扎实的情节线索、真实可信的人物，使《远航》成为一部动人的小说。笔调流畅、语言优美、机智而有魅力、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使这部处女作不同凡响，受到了布卢姆斯伯里朋友们的赞扬。书中反复提到，特伦斯打算写一部以《寂静》为题的小说，试图写出人们心中所思而口中不言的某种意境。这说明伍尔夫和特伦斯在共同尝试小说形式的实验，说明此书也是伍尔夫本人的《远航》。这是一位天才的现代主义小说家在浩瀚无垠的文学海洋中开辟新的航线的首次航行。我想，这或许可以说是此书标题的第四层涵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