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内心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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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亲近人

只描述几个个体的基本冲突不可能展示其全貌。因为冲突有破坏性的力量,神经症患者便在自己周围建造了一座堡垒,不但不去看它,更把它深深埋葬,令它无法以单纯的形式被隔离出来。这就导致浮于表面的并非冲突本身,而是解决冲突的各种尝试。因此,仅描述个案史无法全面展示冲突全貌,执意这么做必然会造成过度关注末节,令描述变得一塌糊涂。

另外,上一章中的概述仍要填充内容。理解基本冲突全貌须先研究每一个孤立的对抗因素。观察下面这几类人就能获得一些成绩,这几类人均有以下共同点:在他们身上某个因素居于主导地位,这个因素让他们更容易接受。为简明起见,我将这几类人分为屈从型人格、攻击型人格和孤立型人格。我们在每一种类型中会关注患者更易接受的那种态度,尽量不考虑其掩盖的冲突。我们在每一种类型中均会发现,对于他人的这种基本态度造成了(至少助长了)某些需要、品质、敏感、抑制、焦虑以及某一套特定的价值观(虽然最后提它,但它的分量并不是最轻的)的出现。

这种做法或许有某些缺点,却也有毫无疑问地有着某些优点。先观察在患者身上表现得相对明显的如态度、反应、信念这些因素的功能与结构,会更容易在它们以稍许模糊混乱的形式出现的事例中辨识类似的综合病症。而且观察单一病症有助于弄清这三种态度固有的互不相容的地方。我们回到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类比上来:若想指出民主与法西斯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我们不会在一开始就描述这样的一个人作为例子,此人信仰某些民主典范,却又暗自倾心于法西斯分子的手段。我们反倒会先从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材料与演出活动中获得对法西斯一个基本了解,再把这些与民主生活方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现进行比较。这会让我们对这两种信念之间的对比有一个明晰的印象,因此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试图在两者间施行折中方案的人和群体。

第一种:屈从型,具有“亲近”人的一切特点。此类患者对关爱和赞赏有明显要求,并且特别需要一个“伴”——即“愿意满足患者一切生活愿望,愿意承担分辨善恶重任,主要任务为成功控制患者”的人,这种人可以是朋友,可以是爱人,可以是丈夫,也可以是妻子。这些需要具有神经症倾向的共有特点:强迫,盲目,失败后立即变焦虑或沮丧。它们几乎独立于“他人”的固有价值发挥作用,也几乎不依赖于患者对他们的真实感情。这些需要在表现形式上或许各不相同,却都围绕着一种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一种对“归属”的渴望而运作。屈从型的人因其不加任何分别的需要,总爱夸大同别人的情投意合,夸大同周围的人有共同的兴趣,忽视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其误判他人的这种行为并非因为无知、愚蠢或缺乏观察能力,而是由其强迫性的需要决定的。他感觉——正如患者画作中展示的——自己就像一个被凶残的怪兽团团围住的孩子。女患者站在画作中央,身体瘦小,内心无助,一只大蜜蜂围着她飞,想叮她,一条狗想要她,一只猫想抓她,一头牛想顶她。在这里,其他动物的本性显然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只是攻击性更强的那些动物,也就是让她更恐惧的那些动物的“关爱”正是患者最需要的。总之,这种类型的人想让人家喜欢他,要他,渴望他,爱他;想让人家接受他,欢迎他,称赞他,欣赏他;想让人家需要他,觉得他是个人物,特别是想某一个人这样对他;他想让人家帮助他,保护他,关心他,指引他。

分析病情的过程中,当上述需要的强迫性特点向患者指出时,患者可能会肯定地说这些欲求都是很“自然”的。当然了,这是患者在为自己辩护。除了那些满脑子都是虐待倾向(稍后会谈到这一点)、对关爱的渴望彻底被压制死的人,我可以断言,每个人都想让别人喜欢自己,都像获得一种归属感,都想让别人帮助自己等等。患者的错误之处在于认为他对关爱和称赞的一切狂热渴求都是真诚的,其实这个真诚的部分被他对安全感的永不满足的强烈欲望完全遮盖住了。

患者迫切需要满足自己的这种强烈欲望,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促成此事。在此过程中,他培养了某些可以塑造他的人格的某些品质和态度。在这些品质和态度中,有一部分可以被称作“引人爱慕”:他会敏锐地感觉到别人的需要——前提是他能在感情上理解别人。比如,虽然他可能完全没有注意到某个离群索居的人对独处的要求,却可以注意到另外的某个人对同情、帮助、赞许等等的渴望。他在无意识中竭力符合别人对自己的期望,或者他觉得别人对自己的期望,结果常常留意不到自己的感觉。他变得“无私”,甘愿牺牲自我,一无所求——只是不断要求别人的关爱。他变得顺从了,过于体贴别人了——在能力范围内——过于欣赏别人了,过于感激别人了,也过于慷慨大方了。他看不到下面这个事实:他在内心深处不太在乎别人,总觉得他们伪善又自私。然而——请允许我用意识术语描述某种无意识的行为——他让自己相信他爱每一个人,他们都是“好人”,可以信赖,这种做法不但导致了他的绝望,更增加了他总体上的不安全感。

这些品质没有在他本人看来的那么珍贵,特别是因为他并不考虑自己的感觉或者判断,而是盲目给予他被迫想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一切东西——还因为如果没得到回报就会感到深深的不安。

伴随这些属性并且与它们重叠的还有一类不愿见人黑脸、不愿同人争的人。他总是屈从别人,站次要位置,把聚光灯留给别人;他总是息事宁人——至少有意识地——心中没有任何积怨。报复或者成功的欲望被深深压制,甚至连自己也时常纳闷为何这么容易妥协,从不积怨。说到这里有一点很重要:他总想主动承担罪责。他又在漠视自己的真实感受了——也就是无论自己是否感到愧疚——都会责怪自己而不是迁怒别人,面对显然毫无根据的批评或者可以预料到的攻击,总是先检讨自己,先道歉。

从这些态度到明显的压抑有一个难以察觉的过度。他忌讳任何攻击性的行为,因此我们便发现他不敢武断行事,不敢批评别人,不敢有所要求,不敢发号施令,不敢表现自己,也不热烈地追求目标。还有,因为总在为别人活着,这就导致了他不敢为自己着想,不敢享受。这种情况可能会发展到下面这种程度:任何的体验倘若没人参与——不管吃饭,看演出,听音乐,还是身处自然——都变得没有意义。不用说,这样的极度压抑快乐的做法,不但会让他的生活变贫乏,更会增强他对别人的依赖性。

这种类型的人除了会把我刚刚说的那些特性理想化,还会对自己持有某些特殊的态度。其中一种是总觉得自己软弱无助——一种“我是个可怜的小家伙”的感觉。需要自己拿主意时,他会变得茫然无措,就像一条脱锚的小船,又像失去了仙子般教母的灰姑娘。这种无助的感觉部分是真实的,觉得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无力反抗或者同别人竞争,的确会让他真的变得更加软弱。并且他把自己的这种无助感不加掩饰地展示给自己和别人看。这种感觉可能还会在梦中大大增强。他常把这种东西当作吸引别人或者保护自己的手段:“你必须爱我,保护我,原谅我,不要丢下我,因为我是这样软弱无助。”

从他屈从别人的倾向中产生出了第二个特点。他想当然地认为别人都比自己优秀,都比自己有魅力,都比自己聪明,都比自己有知识,都比自己有价值。他的这种感觉是有根据的,因为缺乏自信和坚定的意志的确损害了他的能力;即便在他无疑很擅长的领域,他的自卑感还是会让他把荣誉让给别人——把自己的成绩丢在一旁——觉得别人比自己强。在攻击性或者自高自大的人面前,他更觉得自己不中用。然而独处时,他会觉得不但低估了自己的品质、天赋、才能,更低估了自己的物质财富。

第三个特点是他的依赖性的一部分,这就是总会无意识地用别人的眼光评判自己。他的自我评价会随着别人赞赏他或者不赞赏他、喜欢他或者不喜欢他忽高忽低。因此别人的任何排斥反应对他来说都意味着真正的灭顶之灾。人家没有回复他的邀请,他可能会有意识地理智看待这件事,但依照他所生活的那个特殊的内心世界的逻辑,他的自我评价的晴雨表会降至零。也就是说,任何批评、拒绝或离弃都是一种可怕的危险,他会奴性十足地竭力挽回那个对他已构成威胁的人对他的好感。别人抽了他左脸一巴掌,他又把右脸凑了上去,这并非因为某种难以理解的“受虐”内驱力所致,而是他基于内心的假定条件所能做出的唯一符合逻辑的事。

这一切造就了他那套特殊的价值观。他成熟了,这些价值观当然也就差不多明确了、固定了。它们包括善良、同情、爱、慷慨、无私、谦卑;而自私、雄心、冷酷、无耻、弄权是他厌恶的——虽然他或许也在暗自欣赏这些特性,因为它们代表着“力量”。

以上就是与这类“亲近人”的神经症患者相关的因素了。现在必然已经明了,只用一个比如屈从或者依附这样的术语描述这类患者是多么不确切,因为一整套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行为方式——一整套的生活方式——潜藏在他们身上。

我答应过不讨论相互对立的因素。但是只有意识到了对立的倾向把居于主导地位的倾向压抑到了何种程度,我们才能充满理解患者是如何死死抓住这些态度和信念不放的。因此,我们要简单看一下这幅画的背面。我们在分析屈从型这类人时发现了数种被压抑着的攻击性倾向。我们本以为这类人会过度关心别人,但实际情况刚好相反,我们偶然发现他们竟以冷漠示人,对别人没什么兴趣,看不起别人,有一种无意识地依靠或者利用别人的倾向,喜欢控制别人,对超过别人怀有极强的欲望,报复完了别人会爽得不行。当然了,被压抑的内驱力在种类和强度上各不相同。部分原因是他们产生于童年的不幸遭遇。比如,病史上通常显示,患者在五岁或者八岁之前容易发脾气,后来这种倾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温顺的人格。但不断产生的敌意由多个根源导致,因此童年以后的经历也增强、助长了攻击性的倾向。在这个问题上详述这些因素离题太远,在这里能说的只是自我轻视和“善良”会招致粗暴对待,会被人利用,而依附别人会让自己变得特别脆弱,反过来,当患者所需要的过度关爱和赞许没有出现时,就会有一种被忽视、被抛弃、被羞辱的感觉。

我说这些感情、内驱力和态度处于“受压抑”的状态,我是在弗洛伊德对这个术语的理解之上使用它的,也就是个体不但没有意识到它们,更极度无情地希望永远不要意识到它们,始终在忧心忡忡地提防着,生怕自己或者别人看到了它们的任何痕迹。这样每一种压抑都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个体患者压抑心中的某种内驱力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们在屈从型的人身上可以找到几种答案。只有讨论了理想化的形象和虐待倾向之后,我们才能理解大部分的答案。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理解的是:心怀敌意或者敌意的表现会损害患者喜欢别人和被人喜欢的需要。另外,在他看来,任何攻击性的行为,甚至孤行专断的行为都是自私的。他自己会谴责这种行为,因此觉得别人也会这么做。而他又不敢贸然真的这么做,因为他无法承受后果,他对自己的评价完全依赖于别人的赞许。

压抑一切专断性的、报复性的、有激情的感觉和冲动还有一种作用。这是神经症患者做出的诸多尝试中的一种,目的是消灭自身冲突,创造一种和谐统一的感觉。我们心中对和谐的渴望并不是一种神秘的欲望,而有由“必须在生活中发挥作用”这种实际需要引起的——如果一个人总在不断地被两种相反的力量撕扯,这种渴望就不会出现——还有因这种结果所导致的一种被分裂的极度恐惧。让一种倾向居于主导地位,把其他的异议因素全部杀死,是一种组织人格的无意识的尝试。这种做法是解决神经症冲突的一个主要尝试。

这样我们就在患者死死盯住一切攻击性的冲动这种行为中发现了两个目的: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不能受到威胁,他创造的虚假和谐画面不能被破坏。攻击性的倾向越具破坏性,越是需要紧迫清除。个体患者会矫枉过正,绝不为再为自己谋一点福利,绝不会再拒绝别人的要求,总要喜欢每一个人,总要躲在幕后等等。也就是说,屈从、讨好的倾向增强了,变得更具强迫性,更加盲目。

当然了,所有这些无意识的尝试并不能阻止被压抑的冲动发挥作用或者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这些尝试是用切合神经症结构的方式做出的。患者会对别人有所要求,“因为自己太可怜啦”,或者会在“爱”的外衣的遮盖下暗地里控制别人。被压抑的敌意越积越深到时候也可能会爆炸,爆炸程度也许会很强烈,也许没那么强烈,结果或是偶尔的暴怒,或是发发脾气。这些爆发虽然不符合患者心中那个柔和的理想形象,但在他看来完全正当。根据他所假定的条件,他是完全正确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对别人的要求过分而自私,因此有时会忍不住觉得别人对他极为不公,简直令他无法忍受。最后,倘若被压抑的敌意具有了盲目愤怒的力量,就有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身体机能紊乱,比如头痛或者胃溃疡。

因此,屈从型的人的大部分特点都具有双重动机。比如,当他屈从于别人时,他的目的是避免冲突,与别人和谐相处,不过这也可能是他采取的一种手段,试图把他一定要胜过别人的这种需要的痕迹统统抹掉。当他让别人占他的便宜时,就是在表明他的屈从和“善良”,不过这也可能是他利用别人的愿望落空了,不得已采取的一种退让手段。要想克服神经症的屈从倾向,必须依照正确的顺序彻底研究冲突双方。我们有时会从立场偏保守的精神分析刊物上得到一种“解放攻击性倾向”就是精神分析疗法的精髓的印象。这种看法表明写文章的那些人对神经症结构的复杂性,特别是多样性几乎一无所知。这种看法只是在讨论某一个特定类型的人时才有些合理性,但即便这样它的合理性也非常有限。揭示攻击性的内驱力就是在解放它们,不过如果把“解放”视为“解放”本身的结束,那就会很容易给人的发展造成损害。人格若想最终被整合,“解放”完之后,还得把冲突彻底搞清楚。

我们还需要关注爱情和性交在屈从型的人身上发挥的作用。在这类人眼中,爱情往往是唯一值得奋斗的目标、值得追求的东西。生活中若是没有爱情会变得十分平淡、没有意思、空洞无味。借用弗里兹·维特尔斯(Fritz Wittels)描述强迫性追求时说过的一句话,爱情成为了被追逐的泡影,别的一切都不重要。无论是人、自然、工作,还是任何的娱乐活动或者兴趣爱好,如果没有爱情为它们增色添味,就会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在文明条件下,对爱情的痴迷多见于女性身上这个事实让人们产生了一种看法,即它是女性特有的一种渴求。其实,这种痴迷与性别无关,而是神经症的一种表现,因为它是一种不合理的强迫性内驱力。

了解了屈从型的人格结构,我们就能明白他为何会把爱情看得那么重,为何会有那些“疯狂的办法”。鉴于他那相互冲突的强迫性倾向,实际上这是能让他所有的神经症需要获得满足的唯一方式。这种方式既能满足他让别人喜欢他的需要,又能满足他控制别人(通过爱情)的要求,还能满足他屈从别人同时超过别人(通过让对方全心全意爱自己)的需要。这种方式能让他基于一个正当、单纯甚至值得赞扬的准则,发泄全部的攻击性倾向,还能让他同时表现出他所获得的一切讨人喜欢的品质。还有,因为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障碍和苦恼源内心的冲突,爱情自然就成了治疗这些毛病的灵丹妙药:如果能找到一个爱他的人,一切都不成问题。谁都能看得出来他这是在自欺欺人,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他这种几乎无意识的推理中的逻辑性。他认为:“我软弱无助,只要我孤零零地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活一天,我的无助就是一种危险和威胁。不过如果我能找到一位无比深爱我的人,我就不会再有危险了,因为他(她)会保护我。和他在一起,我就不用自作主张了,因为他能理解我,不用我说或者解释就会把我想要的东西给我。其实,我的弱势是一个有利条件,因为他爱我的无助,我也会依附他的强大。我那股进取的劲头儿为我自己是激发不出来的,不过若是为了他,甚至只是为了讨他欢心才为自己做一些事,马上就能激发出来。”

他想——再次重建系统化的推理过程,有时认真思索,有时只是一种感觉,有时又是一种很无意识的状态:“孤身一人对我是一种折磨。不只是我不同别人一起做事就不快乐。不只是这个,我还感到迷茫,感到焦虑。当然了,周六晚上我可以一个人去看电影或者看书,不过这会让我感到耻辱,因为这说明没人要我。因此周六晚上或者任何时候,我必须好好安排,决不能让自己孤身一人。不过如果我能找到我的那位如意郎君,他就会把我从这种折磨中解放出去,我就再也不会孤独了,现在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一切,比如准备早餐、工作或看落日等等,到那时候都会变成欢乐。”

他又想:“我不自信。我总觉得谁都比我强,比我有魅力,比我有天赋。甚至我想尽一切办法做成的那些事也没有意义,因为我觉得这并不是我的功劳。我可能只是在虚张声势,也可能只是赶上运气好罢了。下次再有这样的机会我不敢肯定还能不能做成。人们要是真正了解了我就会讨厌我了。如果能找到一个爱我这个人、也很看重我的男人,我也就算个人物了。”怪不得爱情有着海市蜃楼的一切魅力呢。怪不得神经症患者宁可死死抓着它不放,也不愿从内心深处做出艰难的改变呢。

同样的道理,性交——除了生物性的功能——还有组成被需要的证据的价值。屈从型的人越孤立——也就是害怕牵扯到感情——或者越是放弃被爱的希望,单纯的性交就越有可能取代爱情。似乎这是通向人类亲密关系的唯一途径,并且会像爱情那样被高估它解决一切问题的力量。

如果我们能小心地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是将患者过于看重爱情视作“完全自然”的事,一个是不加任何考虑地将这种行为视作“发神经”——我们就会明白,屈从型的人的这种期望正是他从自己的人生哲学中得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因此,我们往往——抑或总是?——在神经症的表现中发现患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推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这种推理的前提条件是错误的。其错误之处在于:患者把自己的需要误认为关爱,把与关爱并存的一切感觉误认为真爱的能力,并且完全没有考虑他的攻击性甚至破坏性的倾向。也就是说,他忽视了整个神经症的冲突。他希望在对冲突本身不做出任何改变的前提下,消除掉尚未解决的冲突的有害后果——这是神经症患者每次尝试解决冲突时都会有的一种态度。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努力注定会失败。不过,对于那些把爱作为解决手段的患者来说,到头来只能是这个结果。如果屈从型的人足够幸运找到了一个既有力量又有温情的伴侣,或者这人的神经症刚好与他自己的相切合,他的痛苦就有可能大幅减轻,或许还会生活得很快乐。但通常情况下,对于二人关系的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只会让他陷入更深的痛苦中。他极有可能会把他的冲突带进这种关系,从而毁掉它。这种关系最好的结果也只是缓解实际的痛苦,他的冲突解决不了,他的发展之路就依然是堵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