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一以贯之——薛侃录

薛侃（1486～1546），字尚谦，号中离，人称中离先生，明代揭阳县龙溪都（今广东潮安县庵埠镇薛陇乡）人。薛侃富有文才，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考中进士。考中进士后，因上书获罪下狱，即以侍养归，与长兄薛俊谈及阳明先生之学，薛俊听后大为赞赏，同薛侃携弟薛侨和子薛宗恺等到江西赣州拜王阳明为师。薛侃落职回乡后，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到中离溪畔的中离山办学。他在山中建中离书院，讲授王阳明之学，南方各省共有百余士子闻风而至。由于薛侃积极传播，使阳明之学在岭南有更大的影响。

1.心之神明，功夫方有着落

【原文】

侃问：“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先生曰：“初学功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功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于功夫上又发病。”

【译文】

薛侃问：“秉持志向的时候好像犯了心痛，一心只在痛上面，哪还有时间去说其他闲话，管其他闲事呢？”

先生说：“初学下功夫时用这样的方法也好，但是自己要明白心灵的神明原本就是‘出入本没有什么固定的时间，也就不知道它的去向’，只有这样才能让所下的功夫有着落。如果只是死死坚守志向，恐怕会在下功夫上出差错。”

【解读】

在王阳明眼里，“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正是“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引自《孟子·告子上》，意思是说，进进出出没有时间限制，也不知道它的方向在哪里。这是指心而言的。人心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活物，思维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息过。思维的内容、方式、次序都不受限制，念念相续。只有将心念功夫落实在志向上才行。

2.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

【原文】

希渊[1]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

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2]。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此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3]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不多，则锻炼之功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则锻炼愈难。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4]，及其成功则一。”

“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看功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此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锻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

时曰仁在旁，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

先生又曰：“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

【注释】

[1]希渊：蔡宗兖，字希渊，号我斋，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王阳明的得意弟子。

[2]镒：古代重量单位，一镒合二十两，一说为二十四两。

[3]人皆可以为尧、舜：出自《孟子·告子下》：“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

[4]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出自《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译文】

蔡希渊问：“圣人的境界通过学习固然能够达到，但是伯夷、伊尹和孔子比较起来，他们的才能是有所不同的，但孟子统称他们为圣人，这是为什么呢？”

先生说：“圣人之所以能够叫作圣人，是因为他们有一颗纯然合乎天理而没有丝毫人欲掺杂其中的心。就像纯金之所以是纯金，也只是因为它没有掺杂任何铜、铅等杂质，成色很足。人纯然合乎天理才是圣人，成色饱足的金才是纯金。圣人的才力有大小之分就好比金的分量有轻重。尧、舜就好比是万镒的纯金，文王、孔子好比是九千镒，禹、汤、武王像七八千镒的纯金，伯夷、伊尹则像四五千镒的纯金。他们的心都是同样纯然合乎天理的，虽然才力不尽相同，也都可以算作圣人。就好像是金，只要成色十足，即使分量不同，也都可以算作纯金了。把五千镒的纯金溶入万镒的纯金里面，成色还是一样的；把伯夷、伊尹安置在唐尧、孔子当中，他们的心都同样合乎天理。所以纯金的界定，是因为成色而非分量；圣人的界定，也是因为他们的心合乎天理而非因为他们的才智。因此，即便是普通人，只要愿意做学问，让他们的心纯然合乎天理，是同样能够成为圣人的。就像是一两重的金子，相比于万镒重的金子，虽然分量相差很远，但在成色上，是不会有差的。因此，孟子才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学者学习圣人，不过是去人欲、存天理罢了，好比炼金求成色充足。金的成色相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省下许多功夫，炼成纯金比较容易。成色越差，冶炼也就越难。人的气质也会有清有浊，有中等以上、中等以下的差别，对于圣道，有的人生来就知道并且自然就能去实践，有的人则需通过学习才知道并实践，这样的人，就必须用别人百倍千倍的努力，等到最后，取得的成就还是一样的。”

“后世的人只专门在知识、才能上努力学习做圣人，认为圣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自己只需要把圣人的知识才能一一学会就行了，哪里知道做圣人的根本在于让心合乎天理？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功夫，而是费尽精力钻研书本、考寻名物、推理形迹。这样，知识越渊博的人私欲越是滋长，才能越高，天理反而越被遮蔽。这就像看见别人拥有万镒的纯金，自己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把锡、铅、铜、铁等杂质都掺杂进金子里去，却不肯冶炼自己的成色。虽然增加了分量，成色却更加低下，到最后，有的就不是真金了。”

这时在一旁的徐爱说道：“先生的这个比喻，足以解决世儒们学问支离破碎的困惑，对学生们大有裨益。”

先生又说：“我们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能减去一份私欲，就会得到一份天理，这样是多么轻快洒脱，多么简单啊！”

【解读】

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圣人？评判圣人的标准是什么？常人片面地认为，圣人是才能万能，知识渊博，其实不然。王阳明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圣人的标志不在外在的才能和学问，而在于内心纯正，时时的心念都持守在天理上，心无杂念，目不斜视，行为端正。这就是圣人人格的标志，常人本来也能达到，可惜常人的心向外求，脱离了天理的轨迹。这就是圣人与常人的根本区别。

3.“惟患夺志”，恐为学之志不真切

【原文】

或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

先生曰：“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惟患夺志。’[1]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

【注释】

[1]惟患夺志：程颐语，出自《河南程氏外书》“故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夺志”。意为不怕科举耽误、妨碍学习，只怕因科举丧失了为学的志向。

【译文】

有人问：“做学问只是为了父母的缘故，难免会被科举拖累。”

先生说：“为了父母参加科举考试会妨碍学习，那么，为了侍奉父母去种田，也会妨碍学习。程颐先生说：‘惟患夺志。’怕只怕学习的志向不够坚定。”

【解读】

这是在批评为懒惰而以父母为借口的人。王阳明的意思很明确，做学问要志向真切。只要志向真切了，其他外在的因素都不能妨碍思想的进步和学问的增长。相反，如果志向不真切，而总是拉客观、找借口，即使外在条件再好，也难保证学问的成功。

4.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

【原文】

德章[1]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锻炼喻学者之功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2]。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3]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什么，可哀也已！”

【注释】

[1]德章：姓刘，王阳明的学生。

[2]具足：佛教名词，指佛教比丘和比丘尼所受戒律，与沙弥和沙弥尼所受十戒相比，戒品具足，故称具足戒。这里是完备的意思。

[3]良知良能：出自《孟子·尽心上》：“孟子曰：‘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译文】

德章说：“我听先生曾用纯金来比喻圣人，而以金的分量比喻圣人才力的大小，金的提炼比喻学者所下的修养功夫，很是深刻准确。只是您说尧、舜好比万镒重的金子，而只把孔子比作九千镒的金子，可能不太恰当。”

先生说：“你之所以会为圣人们争分量，是因为只在表面形式上着想了。如果不是从表面上着想，那么把尧、舜比作万镒的纯金不会觉得多，而把孔子比作九千镒的纯金也不觉得少。尧、舜的万镒也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镒也是尧、舜的，原本没有你我之别。把他们称为圣人，是只考虑他们的质是否达到了‘精一’的境界，而不在于他们才力的大小。只要他们的心同样合乎天理，便一样把他们叫作圣人。谈到才智气魄，怎么可能会全然相同呢？后世儒生们只懂得在才力的大小上斤斤计较，所以才会陷入功利的泥潭当中。如果能够把这种计较才能大小的私心去除掉，各人只尽自己所能在存天理这方面下功夫，自然就会人人有所成就，功德圆满，能力大的人做出大成就，能力小的就做出小成就，不需要凭借外力就能完美纯粹。这就是实实在在、明善诚身的事情。后世儒生们不懂得圣人的学说，不知道扩充自己本心的知识和能力，以此追求那些没有认识的事情和不具备的能力，一味好高骛远，爱慕虚荣，不知道自己的心是桀纣的心，怎么能动不动就要去做尧舜的事业？直到终老死去，也只是终年碌碌无为，不知道究竟得了什么成就，真是可悲呀！”

【解读】

王阳明在这里再次阐发了人类最高可能的平等性，以及人的差异性和共同性。王阳明指出了人们真正应该追求的是学做圣人，无论是谁，只要真心实意这么追求了，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以致“人人自有，个个圆成。”

5.“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

【原文】

子仁[1]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2]先儒以学为‘效先觉之所为’[3]，如何？”

先生曰：“‘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从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则自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自下许多问辨、思索、存省、克治功夫。然不过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觉之所为’，则只说得学中一件事，亦似专求诸外了。‘时习’者，‘坐如尸’，非专习坐也，坐时习此心也；‘立如斋’，非专习立也，立时习此心也。‘说’是‘理义之说我心’之‘说’，人心本自说理义，如目本说色，耳本说声。惟为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说。今人欲日去，则理义日洽浃。安得不说？”

【注释】

[1]子仁：冯恩，字子仁，号南江，王阳明的弟子。

[2]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出自《论语·学而》。

[3]效先觉之所为：出自朱熹《论语集注》“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

【译文】

子仁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里的‘学’，朱熹认为是‘效仿先觉的行为’，他这种说法对吗？”

先生说：“‘学’是指学习去人欲、存天理。一直在去人欲、存天理，那么自然会求正于先觉，考求于古训，自然会努力问辨、思考、存养、克制。然而终究也只是去人欲、存天理的功夫罢了。如果只说是‘效法先觉的行为’，就只说到了学习中的一件事，似乎是专门在心之外求取了。‘时习’时‘坐如尸’，并非专门练习端坐，而是说在端坐的时候修养身心；‘立如斋’，也并非专门练习站立，而是在站立的时候去学着修习自己的心。‘说’是‘理义之说我心’中的‘说’，是我心高兴的意思。人心原本就会因学习天理而高兴，就像是眼睛喜欢颜色，耳朵喜欢声音一样。只是因为私欲牵累了本心，才会不因天理而愉快。现在私欲一天天地去除，天理就会一天天滋养人心，怎么会不高兴呢？”

【解读】

王阳明不同意朱子将“学而时习之”的“学”字解为“效”而不解为“觉”的做法。他认为朱子将“学”解释为“效”，求之于外，违反“学”之作为“主体性觉醒”之原意，并重新解释。

6.日不足者日有余，日有余者日不足

【原文】

因论先生之门，某人在涵养上用功，某人在识见上用功。

先生曰：“专涵养者，日见其不足；专识见者，日见其有余。日不足者日有余矣，日有余者日不足矣。”

【译文】

谈及先生的弟子，发现某人把功力下在修养身心上，某人则在知识见闻上用功。

先生说：“专于身心修养的，会每天都看到自己的不足；专在知识见闻上用功的，会一天比一天觉得自己懂的东西多到有余。每天觉得自己不足的人，最终会一天比一天提高。而每天感到自己知识有余的人，会一天比一天不足。”

【解读】

贞观年间，唐太宗同中书令岑文本谈论学问，唐太宗说：“虽然上天给予了人好的品性，但还必须博学，才能有所成就。”岑文本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认为人必须运用知识来修养自己的感情，成就美的本性。他们一致认为：学问在修养，修养即是心地上用功，只有这样才能学无止境。王阳明之意，是要涵养与见识合一，无所偏颇。

7.戒惧之念，无时可息

【原文】

正之[1]问：“戒惧是己所不知时功夫，慎独是己所独知时功夫，此说如何？”

先生曰：“只是一个功夫，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便是‘见君子而后厌然’[2]。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此处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百错。正是王霸、义利、诚伪、善恶界头。于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诚。古人许多诚身的功夫，精神命脉，全体只在此处，真是莫见莫显，无时无处，无终无始，只是此个功夫。今若又分戒惧为己所不知，即功夫便支离，亦有间断。既戒惧即是知。己若不知，是谁戒惧？如此见解，便要流入断灭禅定。”

曰：“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则独知之地，更无无念时邪？”

曰：“戒惧亦是念。戒惧之念，无时可息。若戒惧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聩，便已流入恶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无念，即是己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注释】

[1]正之：黄弘纲（1492～1561），字正之，号洛村，江西人，官至刑部主事，王阳明的学生。

[2]见君子而后厌然：意为见到君子后掩饰自己的恶行。出自《大学》：“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译文】

正之问：“戒惧是自己不知晓时的功夫，慎独是自己一个人思考时的功夫，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先生说：“都只不过是一个功夫，没有遇到事情时固然是一个人知晓，遇到事情的时候也应当独立思考。人们如果只知道在人人都懂的地方用功，而不知道在应该独立思考的地方用功，便是做假，就好像是《大学》中所说的‘见君子而后厌然’。在独立思考的地方下功夫便是诚意的萌芽。这里没有一丝虚假的地方，不管是善念还是恶念，一对百对，一错百错。这就是王道与霸道、义与利、真诚与虚伪、善与恶的区别所在。能在此立住脚跟，便是正本清源，便是坚定诚意。古人许多诚身的功夫，精神命脉，全都只在这个地方，真是无处不显，无时不在，贯穿始终，只是这个功夫而已。现在又把‘戒惧’分出来，认为是自己不知道的功夫，就会使功夫支离破碎，中间也会有断隔。如果自己并不知道，那是谁在戒惧呢？戒惧也是自己知道的功夫。这类见解，会沦入佛教的断灭禅定中去。”

正之说：“不管善念恶念，都没有虚假，那么，自己独处时，就没有念的时候了吗？”

先生说：“戒惧也是念。戒惧的念头，从来不会停止，如果不存在戒惧的念头，人就会变得糊涂，就会被恶念侵袭。从早上到晚上，从年少到老时，若是没有意念，就相当于没有知觉。这样，不是在昏睡中，就是形同槁木，心如死灰。”

【解读】

在王阳明看来，戒惧慎独都是一个功夫，即独知。人必须于独知处用力，在大家所共知之处用功夫，就是作伪，善念恶念都是出自此独知之处。古人许多诚身的功夫，其实质精神，都是在此独知处。保持“自然的戒慎恐惧”才是“独知”功夫。所以，学者做学问一定要设立自己特有的思路，选择新的角度，切取新的断面，创立新的命题，做出新的学问。

8.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

【原文】

萧惠好仙、释。

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鸮窃腐鼠耳。”

惠请问二氏之妙。

先生曰：“向汝说圣人之学简易广大，汝却不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

惠惭谢，请问圣人之学。

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问，待汝辨个真要求为圣人的心，来与汝说。”

惠再三请。

先生曰：“已与汝一句道尽，汝尚自不会！”

【译文】

萧惠喜好道教和佛教。

先生告诫他说：“我也自幼深信佛、道两教的学说，自以为颇有收获，觉得儒家学说根本就不值得学习。但后来我在贵州的龙场待了三年，发现孔子的学问是如此的简易博大，这个时候才开始感叹，后悔枉花了自己三十年的功夫和时间。大致上来说，佛道两家的精妙之处和圣人的学说只有毫厘之差。你现在学习到的不过是佛道两家的糟粕，就已经自信、自我欣赏到这种地步，有点像猫头鹰逮到了一只腐鼠一样。”

萧惠便向先生请教佛道两家的精华所在。

先生说：“我刚跟你说了，圣人的学说简易广大，你却不问我领悟到的圣学，只问我觉得后悔的部分。”

萧惠惭愧地道了歉，并且再请教圣人的学说。

先生说：“你现在只是为了敷衍了事才问我的，等你真正有了求圣的心的时候，我再来告诉你。”

萧惠又再三请教先生。

先生说：“已经用一句话全都告诉过你了，你自己还不明白！”

【解读】

王阳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信奉佛教并且认为儒学是不值得去学习的，但是在贵州龙场的三年里，他看到了儒学在生活中的实践和明显的功效。所以，他后悔自己前三十年的选择。王阳明对于门下弟子喜好道家、佛家是不支持的，他自己讲到他是非常悔恨自己早年的选择的。

9.因材施教、解偏救弊

【原文】

黄诚甫问：“先儒以孔子告颜渊为邦[1]之问，是立万世常行之道[2]，如何？”

先生曰：“颜子具体圣人，其于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备。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为上说。此等处亦不可忽略。须要是如此方尽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领是当了，便于防范上疏阔，须是要‘放郑声，远佞人’。盖颜子是个克己向里、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节或有疏略，故就他不足处帮补说。若在他人，须告以‘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达道’‘九经’，及‘诚身’许多功夫，方始做得。这个方是万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时，乘了殷辂，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后人但见颜子是孔门第一人，又问个为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注释】

[1]孔子告颜渊为邦：典出《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朱熹认为，孔子所言，是从先王之礼中总结出来的万世常行之道。

[2]万世常行之道：朱熹《论语集注》引程颐言“盖三代之制，皆因时损益。及其久也，不能无弊。周衰，圣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礼，立万世常行之道，发此以为之兆尔”。

【译文】

黄诚甫问：“朱熹把孔子教导颜回治国的方法当作后代万世治国的根本原则，这个看法对吗？”

先生说：“颜回领悟了孔子学说的大概，几乎具备了圣人的条件。他对治国的方针策略都已经掌握。平日里孔子对他了解很深，所以这些方面没有必要多说，只需在典章制度上谈一谈。因为这方面也不能忽略。必须讲到这些才能是算完善。不能因为自己的本领已经到了恰当的地方，便疏忽了防范克制，仍须‘杜绝郑国的靡靡之音，远离奉承的小人’。颜回可能是一个在内心严于律己、注意在德行上用功的人，孔子只怕他忽略了外面的细枝末节，所以就在他容易疏忽的地方加以补充。如果是对其他人，孔子定会教他‘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达道’‘九经’，以及‘诚身’等才能治理好国家。因为这些才是万代常行的治国原则。要不然只是去推行夏朝历法，乘坐商朝辂车，穿上周朝服饰，听了《韶》《武》等礼乐，天下怎么可能就会治理好？后人们只看到了颜回是孔子的第一门生，又问了个治国安邦的问题，便把孔子的这个回答当作天大的准则看待了。”

【解读】

颜回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并没有为他讲一番治国的大道理，而是就典章制度强调了一遍。后世人便误认为孔子把典章制度当成了治国的根本，其实，孔子的回答是针对颜回的个性而言，这种针对性的教诲并不能作为一种普遍性来理解。王阳明在这里纠正了人们对“颜渊问为邦”的错误理解，同时也赞同孔子因材施教、解偏救弊的教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