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家族史研究学术回顾

（一）族谱与谱学

对于家族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古。唐人柳芳在《姓系论》中说：“氏族者，古史官所记也。昔周小史定系世，辩昭穆，故古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诸侯、卿、大夫名号继统。左邱（丘）明传《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以谥为族。’”⁽⁹⁾至两汉经学时期，经学大师郑玄为《诗经》《周礼》《礼记》《礼仪》所做的笺注，西晋时杜预、三国时韦昭分别为《左传》《国语》所做的注解，均对我们研究中古时期家族亲属制度及其相关的各种典章名物制度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对于家族史的重视，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汉魏两晋时期。柳芳曾经如是说：“初，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大抵具此。”⁽¹⁰⁾东汉末年的长期战乱，造成中国历史上一次大的人口流动，北方众多文化大族由于逃避战乱，纷纷迁出中原地区。有的迁往江南、东南和西南地区，有的迁往西北和东北辽东一带，整个社会人口分布产生了重大变化。曹魏建立之初，为更好地维护自身的统治，在官吏的选拔上实行了“九品官人法”，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有司任官与官员的升迁，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至东晋太元年间（376—396），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谱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将全国各地著姓一一加以缕述：“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¹¹⁾南朝宋人刘湛任选曹，撰《百家谱》以助铨序。后来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绎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贾、刘二氏所修之谱，乃为官谱。在这一时期尚有许多私家所修的族谱与家谱，由于士族的种种特权和其在民间的声望，出现了一些庶族之家冒续士族的现象，但在任官方面要以官谱为准。谱系之学在这一时期已成为专门的学问，出现了一些谱学世家，如上述的贾弼，“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¹²⁾，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¹³⁾。真可谓是“世传其业”。齐梁之际的王僧孺也是一位治谱氏之学的大家，撰有“《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¹⁴⁾。

第二次高潮是在南北朝至隋唐之际，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兴起了谱学热潮，但这些谱牒与家传，真正可称者并不多，对此柳芳曾说：“王氏之学，本于贾氏。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魏太和时，诏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为举选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称之。’”⁽¹⁵⁾我们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中谱牒著录情况来看：《隋书》只见私人“家传”的著录，约29部，共115卷，却不见“家谱”的记载；《旧唐书》不仅著录有“家传”“记”“状”等，还有官方的《姓氏录》《百姓谱》以及《州郡谱》和私人家谱，共55部，1691卷；北宋初年所修的《新唐书》中，著录有“家传”“记”“状”“谱”等，而且还出现了《家礼》《家祭礼》《寝堂时飨仪》《祠享仪》《家荐仪》《祭录》之类的著述，反映出家族形态的变化，共约280部，其中谱牒39部，1617卷；《宋史·艺文志》将有关家族传记谱牒的著述归入“传记”类，两《唐书》中著录的家传、行状、记、家谱之书，在《宋史》中已绝少出现。就是以上的一些著述，至元初大都已经散佚。

宋朝治谱学者极少，张载《经学理窟》中立有“宗法”章次，为实践儒学所倡导的“亲亲”“忠孝”的理论所作。另有朱熹的《家礼》、苏洵的《苏氏族谱》等，为后世修谱者的楷模。

第三次高潮是在明清时期，由于元明之际的社会动荡以及明朝初年的官方移民，故在民间又掀起一个修谱的高潮。此时民间族谱与家谱的修撰，南北方出现了一些不同。北方一些家族（孔、孟、颜、曾和一些贤裔家族除外）大多将始祖追溯至宋元与明初，部分家族追溯至五代时期，且对于五代时期先祖事迹与世系大多已不甚了了。南方一些家族则将始祖追溯至“三皇五帝”时期。这些族谱与家谱相当一部分保留至今。

总之，历史上这些家族传记族谱的修撰，记载了某一姓族的姓氏源流、家族迁徙繁衍、世系图表、人物事迹等，是以一种特殊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发展史。虽然这些家族谱牒还算不上是科学意义上的家族史研究，但它与州县方志、国修正史共同构成社会历史的三大支柱文献，其中尤其因为家族谱牒数量众多，记载翔实，而成为修纂方志与国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为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教育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二）20世纪上半期家族史研究综述

家族作为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也是20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对于20世纪家族史学术研究，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¹⁶⁾一文值得参考。文章按时段分为“20世纪上半叶宗族研究的起步”、“50年代至70年代的史学热点与宗族研究”、“80年代以来宗族研究的深化”三个大的章节，分别就宗族的历史定位和现实性，先秦、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宗族的研究，通史与通论，宗族形态、宗族制度、国别宗族研究、宗族论、士族门阀论、宋元明清宗族整体性探讨，断代与专题，区域宗族研究，当代宗族研究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评述。作者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在民权观念、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学习西方、反思传统、寻求自强之路成为时代的强音。20世纪对家族与宗族问题的认识是与对传统社会定性和解决现实社会革命的道路问题紧密相连的。在整个20世纪，家（宗）族基本上被作为落后消极的东西来看待。而对家（宗）族的否定不仅是理论界的倾向，还来自革命者的实践活动。对家（宗）族的种种看法，表达了那个时代进化、革命或改良的思想，程度不同地表现出要求变革社会的政治主张。在评述中常建华教授还认为，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对于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的探讨便成为史学研究的时尚。50年代及60年代初期，受中国古史分期、土地问题、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讨论的影响，一些学者重新探讨先秦宗法制度，尤其关注宗法制度与社会形态的关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家族史与宗族史的研究进入空前活跃和繁荣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时段：一是先秦时期，对于父系公社、商周家族宗族宗法的研究；二是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较为集中在世家大族的形成、门阀士族的研究；三是宋元明清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宗族研究。其研究涉及的领域逐步拓宽，不仅有整体性研究，还有断代与专题性研究，地域性宗族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展开。伴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家族史与宗族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成为历史学最富有成绩的领域之一。

（三）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家族史研究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家族史与宗族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期。这一时期，在研究方法上已做出了重大改变，众多学者将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计量统计学、文化学、法学、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主位研究等方法引入家族史与宗族史的研究。研究的视角更加宏阔，范围更加扩大，包含了家族与宗族的范畴、规模、宗法制度、家法族规、谱牒、家庙祠堂祭祀、家族文化、家族教育、家族经济生活、宗教信仰、宗族思想、政权与族权关系、家族械斗、家族宗族经济与商业商品经济、现代化与家族宗族等诸多方面。家族宗族整体研究与专题研究、个案研究与区域家族宗族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家族与宗族研究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家族史与宗族史研究已成为这一时期历史学研究中的显学。

这一时期，在家族史整体研究方面，有几部主要的学术著作值得我们关注：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¹⁷⁾对中古宗族制度与士族社会特征的认识，及对隋唐士族宗族制的败落所做的阐释，均值得我们参考。作者认为，作为社会群体，士族是凝聚力最强的宗族群体，宗族制度也在士族宗族中最为发展。士族社会矛盾是中古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因。围绕着士族仕宦权的斗争，士族的社会矛盾表现为士族门第间的矛盾，不同区域间士族集团的门户之争，士族与庶族、新士族与旧士族、士族与进士阶层之间的矛盾，士族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从秦汉间的贵族政治到两晋时期的门阀政治，从一家或数家的私门政治到南北朝、隋朝、唐初士族区域的集团政治，再发展到中唐以后的进士官僚集团政治，这种士族的政治力量在与皇权力量相互消长的关系中，影响着社会政治格局的变化。门第婚姻、文化垄断与儒教门风是士族的重要特色，也是中古等级社会中的士族区别于以往贵族的一个重要标志，维持着士族生命力。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研究名门望族在中古时期由盛而衰，由衰而亡，具有重要的启迪。常建华《宗族志》⁽¹⁸⁾，就宗族制度的结构形态和功能形态，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宗族制度的基本内容，祖先祭祀与家庙祠堂、宗族结构与组织、族谱、族产、族学、族规，对风俗习惯与宗族制度的关系、宗族制度的规则与实际运作、宗族内部规范和外部政策法令、宗族与政治、宗族制度与思想文化的相互关系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且另辟专章对世族宗族制、士族宗族制、科举制下祠堂族长宗族制、近现代社会巨变中的宗族制度四大阶段论述了中国宗族制度的演变。这些通史性的家族与宗族史著作，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具体问题的分析上，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虽然对于家族与宗族发展的大致段落，不同作者之间稍有不同意见，但对于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宗族形态，家族的结构，家族与宗族的活动（修谱、祭祖、婚姻），不同地域、不同家族、新旧士族、士庶家族间的矛盾，士族家族形态的衰亡原因等诸方面均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反映出这一时期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水平。特别是冯先生在著作中论及中古时期士族特征之一是文化上的优势，认为科举兴起后，文化由垄断于士族之家开始向庶民寒族普及，士族、庶族的文化特征也趋于混同。常先生在其著述中试图对此加以具体说明，认为士族的形成和学校制度密切相关。学校和任官制度的确立，为天下开辟了读经成士为官的道路，致使“世族”与“士族”渐趋融合。科举制的实行，瓦解了士族政治，破坏了士族原来的地域社会结构。迁往两京的士族，宗族与地望分离，失去原有的地缘社会根基，造成乡里社会失去文化精英，传统伦理沦丧，士庶混同。士庶内部代表不同政治利益的地域集团之间的斗争，也使士族衰落，士庶合流。这些学术见解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对于中古时期家族与宗族的研究，尤其是个案研究依然是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大量相关论著和学术论文相继问世，涉及的家族有河东裴氏、河东薛氏、河东柳氏、琅琊王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兰陵萧氏、清河崔氏、司马氏、吴郡张氏、吴郡顾氏、吴郡陆氏、吴郡朱氏、吴郡步氏、吴郡诸葛氏、京兆杜氏、吴兴沈氏、荥阳郑氏、庐江、陈郡、东海何氏、济阳蔡氏、寻阳陶氏、京兆韦氏、陈郡谢氏、渤海刁氏、渤海高氏、陈留阮氏、琅琊诸葛氏、平原高唐刘氏、公孙氏、北地傅氏、青州崔氏、泰山羊氏、颍川荀氏、颍川陈氏、颍川钟氏、静海姚氏、太原王氏、桓氏、洛阳长孙氏、尉迟氏、武威贾氏、弘农杨氏、会稽虞氏、安定朝那皇甫氏、高凉冯氏、河间邢氏、阳翟褚氏、关陇安氏、彭城武原到氏、顺阳范氏、敦煌宋氏等五十余个；既有对整个家族的全面论述，亦有对家庭与宗族、家族仕宦、家学门风、家族信仰、家族教育和思想文化、家族经学、家庙祭祀与礼法、大族的历史地位与衰落原因、家族谱等问题的具体研究。此外，还有对边疆少数民族家族进行研究的文章。

相关著作主要有：王大良《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以汉唐时期琅邪王氏为主的研究》⁽¹⁹⁾，是一部对琅琊王氏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上编论述了琅琊王氏与汉唐政局，下编研究了琅琊王氏家族形态，从其世系人口、政治行为与政治地位、家族风貌与婚姻、思想信仰与文化传统、经济基础与经济构成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与钩沉；李伯奇《簪缨世家琅邪王氏》⁽²⁰⁾，对琅琊王氏进行了简要概述；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²¹⁾，对河东裴氏家族渊源世系、仕宦婚姻、学术文化成就进行了全面梳理与论述；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²²⁾，对中古时期清河崔氏姓氏来源、家族谱系、仕宦婚姻、家学门风、家族宗教信仰等问题，分不同时段进行了详细论述；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²³⁾，对中古时期杜氏家族各个郡望房支的历史变迁进行了全面考察。内容包括杜氏家族的发源，汉代关中家族的形成，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杜氏家族，杜氏家族不同郡望的家学取向，家谱与家礼等。该书是将中古家族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的具有原创性价值的学术著作（张国刚先生语）；邢学敏《北魏书法家郑道昭家族研究》⁽²⁴⁾，是作者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从郑道昭与云峰刻石、家族溯源、家族人物、家族婚姻仕宦、家族文化、北朝荥阳郑氏的发展历程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此外还有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²⁵⁾，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汉晋家族的婚姻方式、亲属结构、祭祀礼仪和丧服制度、继嗣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揭示了汉晋社会是一个新旧制度交替的特殊的社会阶段。杨荫楼《中古时代的兰陵萧氏》⁽²⁶⁾，对兰陵萧氏进行了简要概述。杨师群《中华姓氏谱——萧》⁽²⁷⁾、卢美松《中华姓氏谱——卢》⁽²⁸⁾，分别对萧氏、卢氏源流、人物、人文、文献进行了分述。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²⁹⁾，对西晋建国前的司马氏、司马氏政权的宗族结构及中央重要官职、司马氏的分封、出镇、两晋政局与地位继承的权力结构、皇室宗族的延续与失败、司马氏宗族婚姻网络的扩展与变迁等进行了分析论述。唐燮军《六朝吴兴沈氏及其宗族文化探究》⁽³⁰⁾，对吴兴沈氏族源歧异与谱系、六朝沈氏宗人行迹、汉晋之际沈氏的沉浮、沈氏的士族化、沈氏与刘宋政权及南朝时期的没落、沈氏家族人物生平、学术著述、吴兴沈氏家族文化的传承与易变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尹建东《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东豪族研究》⁽³¹⁾，首先对“豪族”“关东”概念进行了界定，进而对关东豪族发展时段、特点、形成演变、东汉魏晋时期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化特点、十六国北朝时期发展动态及走向、关东豪族的形态、结构及表现形式、宗族组织及其相关问题、经济结构与依附关系、豪族与乡里社会组织、在乡里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对乡里组织的影响以及“豪族共同体”等进行了探讨。同时，对范阳卢氏卢溥支系、渤海高氏高翼支系、赵郡李氏李灵支系进行了具体论述与考证。

这一时期家族个案研究的论文更多，孟聚《魏晋南朝时期的何氏家族》⁽³²⁾，认为何氏家族属于典型的新起门户、次等士族，而且形成了庐江、陈郡、东海三大具有不同家族特征的郡望。韩树峰《河东裴氏南迁述论》⁽³³⁾，对南迁于豫州寿阳的裴氏家学特征、社会影响进行了探讨。郭锋《晋唐士族的郡望与士族等级的判定标准》⁽³⁴⁾，从分析吴郡、清河、范阳、敦煌等几个张氏著名郡望的形成过程入手，探讨了晋唐士族郡望形成与士族家族形成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士族等级的判定标准等问题，认为其判定标准为官品、家世、宗亲三项。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³⁵⁾，考证了济阳蔡氏是由陈留蔡氏发展而来，其先祖可推至汉初肥如敬侯蔡寅，东晋开国元勋蔡谟为其开山之祖，其后代活跃于宋、齐、梁、陈、隋政治舞台上，是南朝时期的高门士族之一。王力平先后发表了《中古濮阳杜氏家族的变迁》⁽³⁶⁾《隋唐时期的洹水杜氏》⁽³⁷⁾《唐杜氏家谱与杜氏家族》⁽³⁸⁾《四到九世纪襄阳杜氏家族述论》⁽³⁹⁾《中古蜀中杜氏探微》⁽⁴⁰⁾等文章，对京兆杜氏几个房支分别进行了论述。薛金玉、张晓连《试论魏晋时期的河陇士族》⁽⁴¹⁾，认为五凉时期河陇战乱较少，为少数河东大族进入士族化、政治地位提升以及维护河陇安定和发展学术文化提供了机遇。李浩《“关中郡姓”辨析》⁽⁴²⁾，论证了河东望族薛、裴、柳三氏与关陇集团的关系，认为柳芳对关中郡姓韦、裴、柳、薛、杨、杜的排列次序，包含着与关陇集团的亲疏远近。在其《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⁴³⁾中，主要考察了关中、山东和江南三大地域文学世族的构成、流动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和基本特征，是地域家族史研究的新作。韩树峰《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⁴⁴⁾，认为南迁的河东柳氏在南齐实现了由武入文的转变，进入高级士族行列，萧梁时婚宦与王谢并驾齐驱。此后柳氏依然保持了勇武善战的特长，并与高门士族的高贵文化融为一体。秦冬梅《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⁴⁵⁾，结合出土墓志和文献记载，考察了东晋时期北方士族在南方的生存状态，认为高门士族和中下层士族与南方社会融合的程度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也使两者具有了不同的历史命运。高诗敏《北朝清河崔氏的曲折发展及其特征》《北朝河间邢氏研究》⁽⁴⁶⁾，分别考察了清河崔氏与河间邢氏在北朝的发展历程。穆景军《新出土的四方北朝韦氏墓志考释》⁽⁴⁷⁾，通过对在长安县北原出土韦氏墓志所载韦氏事迹及婚姻的考证，认为京兆韦氏及其姻家河东柳氏均系名门望族，反映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各高门大族相互联姻的社会风气。魏斌《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⁴⁸⁾，对东晋寻阳陶氏的变迁做了详细的考察。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⁴⁹⁾，指出汉移民中通晓汉文化、儒学的人通过辟召成为郡县属僚，并由此发展为南中地区的大姓势力；文章同时分析了东晋南朝南中地区汉族社会的夷化道路。刘敬刚、李天石《试论淝水之战后陈郡谢氏的盛衰》⁽⁵⁰⁾，论述了淝水之战后陈郡谢氏家族的兴衰历程，从一个侧面分析了晋宋之际士族的衰落及士庶之间权力交替的过程。尹建东《试论北魏以来关东大族的“旁支”——以范阳卢氏、渤海高氏和赵郡李氏为中心》⁽⁵¹⁾，以个案分析的方法，对北魏时期关东大族“旁支”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北魏末年战乱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进而揭示出关东世家大族内部分化的特点，以及大族旁支以武致显并最终在政治上崛起的必然性。杨际平、李卿《李显甫集诸李开李鱼川史事考辨》⁽⁵²⁾通过辨析认为，李氏家族、宗族当时并未举族南迁。因此，太和十年（486）前不具备“唯立宗主督护”的必须前提，乡里机构仍正常运转，不应将李显甫之“宗主”与宗主督护相联系。王雪玲《历史时期陈留阮氏的迁移与分布》⁽⁵³⁾，通过考察阮姓的起源、宗族的形成、人口变化及迁移与分布情况，认为两晋南北朝以前阮氏主要聚居陈留郡，之后大批南迁，形成了以河南、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三大聚居地，使得南方阮姓人口远远多于北方。魏斌《公孙五楼家族与南燕政治》⁽⁵⁴⁾，从公孙五楼及其家族的活动入手，揭示了南燕政权建立中存在的隐患和内部几股势力的斗争。王永平《略论诸葛诞与琅邪诸葛氏“姓族”形成之关系》⁽⁵⁵⁾，考察了诸葛诞的行迹，指出追随新的文化思潮与交接得势的司马氏是魏晋之际琅琊诸葛家族地位上升的关键。柳春新《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⁵⁶⁾，分析了北地傅氏家族及其在汉晋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崔世平《崔芬墓志与南北争战下的青州崔氏》⁽⁵⁷⁾，通过山东临朐出土的北齐崔芬墓志，考察了崔芬的仕宦经历、因追随侯景而被北齐政权抛弃的事实，进一步勾勒出随南燕慕容德南迁青齐地区的河北大族崔氏，由于地处南北势力争战的前沿，为了维护其家族的势力和地位而首尾于南北政权。王蕊《北朝时期的泰山羊氏》⁽⁵⁸⁾，通过对不同家族的研究，说明世家大族依违于南北政权之间以求得发展空间的情况。张葳《赵郡李氏“三祖”小考》⁽⁵⁹⁾，分析赵郡李氏的三大支系东、西、南三祖的形成以及“三祖”称呼在唐中后期普遍化的过程及原因，揭示了士族内部不同房支的演变历程。刘啸《论汉末名士到魏晋士族的复杂历程——以汉末颍川荀、陈、钟三家为中心》⁽⁶⁰⁾，以汉末颍川地区荀氏、陈氏、钟氏三家为代表，考察了汉末名士向魏晋士族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日本学者山根直生《静海海门的姚氏》⁽⁶¹⁾，以石刻史料和实地调查为基础，对唐宋期间长江河口地区集散的海上势力进行了考察，论及姚氏与“海民”的关系，姚氏同族集团以及海上势力的内部构造等。拙作《魏晋时期太原王氏居地考》《太原王氏北方宗支世系居地考》⁽⁶²⁾，前文认为，在黄初二年（221）前后，太原王氏由野王迁至洛阳，西晋末年，社会动荡，北方大族先后南迁，王氏家族大部分相继迁往建邺，恰逢琅琊王司马睿网罗天下人才之际，王氏家族又与新的政治势力结合，继而获得自身的政治地位。后文利用新出土墓志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对太原王氏北方宗支世系以及居地做了详细的考证，并对北方宗支的婚姻、仕宦等问题做了具体论述。宋艳梅《两晋之际河东裴氏播迁考论》⁽⁶³⁾，认为两晋前后，河东裴氏家族地位发生了较大变化，与其在永嘉乱后迁徙地域和入仕政权选择有关。王圣《东晋士族政治中的桓氏与何氏家族》⁽⁶⁴⁾，从家族根基、文化背景、政治态度几方面对比，考察了两个家族的兴衰轨迹。余静《北朝隋唐时期长孙氏家族研究》《隋唐五代时期的尉迟氏》⁽⁶⁵⁾，前文分北魏、西魏周隋、唐三个时期，讨论了长孙家族的政治史，并对其婚姻关系与家族文化进行了探讨；后文论述了鲜卑尉迟氏和于阗尉迟氏两支本出同源而经历不同变化的家族，在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成就。李俊恒《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武威贾氏》⁽⁶⁶⁾，剖析了武威贾氏三百多年中的兴衰及其发展特点。李文才、俞钰培《北朝杨播家族研究》⁽⁶⁷⁾，探讨了杨氏郡望、兴盛背景、武干事功以及北魏政治变动对杨氏家族的影响。权家玉《西晋杨骏一族的崛起》⁽⁶⁸⁾，对杨骏兄弟在西晋时期崛起的背景、原因及其政治影响进行了讨论。杨亚林《北魏时期的河东薛氏南祖系》⁽⁶⁹⁾，对河东薛氏南祖系的迁徙、兴衰进行了描述。吴建伟《六朝会稽虞氏家族述略》⁽⁷⁰⁾，对余姚虞氏的渊源兴起、郡望迁徙、家学门风、长久不衰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丁宏武《皇甫谧籍贯及相关问题考论》⁽⁷¹⁾，认为魏晋学者皇甫谧的远祖定居安定朝那，曾祖迁居陕西邠、岐，自身又徙居河南新安。“安定朝那”只是其姓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与其生前住地没有联系。王洪军、韩涛《中古皇甫氏家族世系考论》⁽⁷²⁾，利用出土墓志材料增补皇甫氏家族成员七十六人，移正十九人，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古时期皇甫氏家族成员事迹、仕宦以及在整个中古时期的发展轨迹给予了叙述与论证。周扬波《从士族到绅族——唐以后吴兴沈氏宗族的变迁》⁽⁷³⁾一书中的第一章，研究了唐五代吴兴沈氏士族的升降。刘影虹《论唐初高凉地区的正州化——以冯氏家族个案为中心的考察》⁽⁷⁴⁾，以冯氏家族所控高凉地区的正州化个案为例，探讨了唐朝在南方边疆改羁縻州郡为正州的过程。

对于中古时期宗族组织形态与家庭的探讨，著作有李卿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⁷⁵⁾，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乡里社区内居民的姓氏分布状况入手，着重探讨了这一时期家族宗族内部各成员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互动关系，以及家族宗族关系对外部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尽管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尚未见家族、宗族组织，没有族长，没有合族祭祖的祠堂，没有族产，除律、礼所规定的家族、宗族制度外，也未见族规之类的有关家族、宗族的特殊制度，但这并不影响家族、宗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家族、宗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主要表现在家族、宗族在经济上赈恤、收养孤寡，政治上互相支持提携，生活上互助；地主豪强利用族众势力武断乡曲；战时拥族众自重，反映出家族、宗族关系与家族、宗族观念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书还对家族、宗族问题研究的传统误区作了辨析，指出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宗族与士族不是同一概念，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也并无关系，不能以对士族或对所谓“庄园制”的研究代替对家族、宗族制度的研究。论文有黄清敏《三国时期宗族组织探略》⁽⁷⁶⁾，认为当时宗族组织用政治、经济的强制手段，将许多同宗子弟的家庭结合在一起，平时互助互济，战时则征战迁徙，在利益上同气连枝；宗族成员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紧密结合，给当时社会各方面带来深刻影响。高贤栋《北朝豪族家庭规模结构及其变迁》⁽⁷⁷⁾，认为三长制括出了大量荫附人口，该制度下的家庭规模比在宗主督护制下要小些，但两种制度下的家庭结构都表现为累世同居，三长制并没有触动豪族家庭成员与登记在册的奴婢。刘化彗《浅议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族与家庭的关系》⁽⁷⁸⁾，认为汉末三国时期，宗族内部个体家庭已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核心，宗族已从组织蜕变成父系血亲的聚居群体；随着宗族的瓦解，个体家庭作用上升。侯旭东《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从北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谈起》⁽⁷⁹⁾，指出汉魏六朝时期“宗族”尚处在由多系“亲属群”转为“父系继嗣群体”的初始阶段，“父系意识”初步形成，认为中国父系“宗族”自先秦以来存在连续性的假设需要修订。邵正坤《北朝时期的大家庭考论》⁽⁸⁰⁾，认为当时的大家庭在居住方式、人际关系、家内伦常及经济管理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但与此同时，庶民中这种家庭形态也在各种外部力量的侵蚀下逐渐走向瓦解。

对中古时期家族仕宦与政治的研究，著作有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⁸¹⁾，作者从“改降五等”到“分定姓族”，分析了北朝门阀体制确立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其历史意义，从“四姓”辨析代表北朝至唐代社会地位最高的汉人士族“四姓”词语的使用、具体内容、建构和发展过程，论述北朝社会结构的演变与皇权政治发展的关系。透过与皇室和各家族间的婚姻关系与当代官爵，取得与魏晋旧门相当的社会地位。而后作者对范阳卢氏在北朝的分合、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浮沉、南北对峙与胡汉融合中的荥阳郑氏、《关东风俗传》所见诸豪即魏齐易代间的地方大族进行了个案研究，豪族与名族、士族与贵族、都邑与乡里、官学与私学、士族与官僚的不同概念，说明各大族发展形态的不同、在皇权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及其宗族结构与“双家制”、门风与家学及士族“官僚化”等，认为“分定姓族”开启北朝社会的门阀化，同时也开启世家大族官僚化的先声，并成为隋唐以降“中古官僚制帝国”的基础。论文有高诗敏《有关北朝博陵崔氏的几个问题》⁽⁸²⁾，对北朝博陵崔氏与清河崔氏仕宦情况进行了比较，认为北朝之前两族政治地位不相上下，北朝清河崔氏远高于博陵崔氏，是由仕宦差别所决定。马志冰《从魏晋之际官僚贵族世袭特权的法律化制度化看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与发展》⁽⁸³⁾，认为魏晋之际官僚贵族世袭特权的法律化制度化，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司法等方面。孔毅《论南朝齐梁士族对政治变局的回应》⁽⁸⁴⁾，认为齐梁皇权政治代替门阀政治，君主仅仅利用门阀士族在改朝换代之际装点门面，充当御用文人；门阀士族由于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却无力改变处境，最终走完自己的辉煌历程。张琳《南朝时期侨居雍州的河东柳氏与京兆韦氏发展比较》⁽⁸⁵⁾，通过二姓与宗族乡里的疏密关系，研究了其不同的政治命运。李小红《论义兴周氏与两晋之际的江东政局》⁽⁸⁶⁾，考察了魏晋江东武力强宗义兴周氏在两晋时期三定江南又三次反晋，反映了江东大族与皇权和“侨姓”士族之间的复杂矛盾。孙中旺《会稽孔氏与晋宋政治》⁽⁸⁷⁾，对孔氏姓氏的由来、社会交往、政治活动做了探讨。王连儒《两汉中叶及曹魏后期之琅琊王氏政治》⁽⁸⁸⁾，从仕宦源流与道德人格，探讨了琅琊王氏在两汉中叶及魏晋之际的伦理政治情况。王小蓉《两晋江东大族群体政治心态演变的历史考察》⁽⁸⁹⁾，认为江东大族在经过一番痛苦挣扎之后走上与“侨姓”士族合作的道路。陈群《吴兴沈氏与刘宋皇权政治》⁽⁹⁰⁾，认为吴兴沈氏的出现是江南士族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反映了南朝中南方因素的加强。王永平《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⁹¹⁾，从立嗣问题的原因及根源分析，考论立嗣及其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冲突与斗争。张承宗、苏利嫦《阳翟褚氏与东晋南朝政治》⁽⁹²⁾，对阳翟褚氏的发展、家风特点进行了分析。唐燮军《吴兴沈氏、雍州豪族的分合与刘宋政治》⁽⁹³⁾，考察了吴兴沈氏与雍州豪族的分合，认为这种分合深刻影响了沈氏家族在刘宋时期的进退荣枯。牟发松《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⁹⁴⁾，对旧齐士人在周隋政权中的存在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刘文锁《〈安伽墓志〉与“关中本位政策”》⁽⁹⁵⁾，结合西安出土的北周安伽墓志以及文献相关记载，探讨了安氏家族和“关陇集团”核心士族通过改变郡望、姓氏和政治上给予优崇的方式来增强凝聚力。朱子彦《论东晋王朝桓氏家族与西军关系——兼对禁军与北府兵的侧面考察》⁽⁹⁶⁾，探讨了东晋桓氏家族地位的变迁、笼络控制西军以及西军与桓氏成败的关系。薛菁《魏晋时期的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⁹⁷⁾，指出魏晋特权法的制定，是士族门阀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雒三桂《陶潜之归隐与东晋南朝门阀政治》⁽⁹⁸⁾，认为陶潜的辞官归隐是次等士族在政治上进取无望的无奈之举，也是缺乏政治才能的陶潜的必然归宿。张卫东《唐代荥阳郑氏的入仕途径》⁽⁹⁹⁾，认为安史之乱后科举考试成为荥阳郑氏入仕的主要途径。李磊《晋宋之际的政局与高门士族的动向》⁽¹⁰⁰⁾，从晋宋之际高门士族的动向展现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回归的复杂历程。

有些学者还谈论了中古时期的家庙祭祀与礼法。如柏贵喜《从宗庙祭祖制度看北朝礼制建设》⁽¹⁰¹⁾，从宗庙祭扫论述北朝礼制建设的基本轨迹与特征，认为北朝礼制建设过程中充满了胡汉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孝文帝融合各种因子建立了全新五礼体系，宗庙祭祖就是一典型代表。王华山《河北士族礼法传统与北学渊源》⁽¹⁰²⁾，认为在魏晋之际新旧思潮冲突，思想主流一直以礼法为本的河北士人，永嘉之乱时多留居北方，郑玄经学与礼法思想随之成为十六国北朝的学术渊源。严耀中《关于陈文帝祭“胡公”——陈朝帝室姓氏探讨》⁽¹⁰³⁾，认为陈文帝祭“胡公”，反映了门阀势力在社会政治中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时代里，要巩固皇权，也不得不攀附一个著名的家族，以显示其门第之尊崇。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秩序结构》⁽¹⁰⁴⁾，认为魏晋南北朝新的民间秩序结构表现为豪强割据、豪族游侠统治、坞堡自救和望族的精神领导。邢学敏《唐代家庭伦理关系探微——以荥阳郑氏为例的考察》⁽¹⁰⁵⁾，认为唐代以荥阳郑氏为代表的家庭伦理关系基本遵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顺的传统伦理道德，虽然不免些许悖礼的特例，但家庭关系基本是融洽的，宗族之间的提携与救助则增强了宗族凝聚力。游自勇《礼展奉先之敬——唐代长安的私家庙祀》⁽¹⁰⁶⁾，研究了唐代私家庙祀庙名的区分、立庙与赠官的关系、拊庙过程中皇权的介入、唐《假宁令》关于府庙享庙给假的规定等一系列问题，认为这些都是皇权的衍生物。

对中古家族经济的研究，以往是一个薄弱环节。在这一时期有些学术论文已有所涉及。如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¹⁰⁷⁾，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宗族强盛时期，主要组织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观念上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源于同居共财的经济生活和保持优势的文化传统，结成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¹⁰⁸⁾，则认为当时所谓的“地主庄园”只是一般封建大地产，还不具有“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形态，整个宗族有组织的聚族活动尚不多见的原因，就在于还未形成宗族共有的族产。陈琳国《十六国时期的坞堡壁垒与汉人大姓豪族经济》⁽¹⁰⁹⁾，认为在十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统治者对坞壁的优抚和坞壁大姓豪强的合作，坞壁经济和依附关系渗入国家与军营，加速了十六国的封建化。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壁堡垒组织的构成》⁽¹¹⁰⁾，论述了这一时期坞堡等组织的民族构成、分布区域及其对当地社会结构的影响，指出坞堡并不只是东汉魏晋地方大族发展的结果，少数民族亦活跃于其间。

对于中古世家大族的家学门风的研究显得比较活跃。其中王永平的研究更为引人注意，其著作《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¹¹¹⁾，认为江东本土豪强于秦汉之际登上历史舞台，东汉形成江东大族势力，孙吴达于全盛，西晋灭吴，江东大族仕途不畅；东晋南朝江东大族在社会政治诸方面受侨姓世族抑制，居于从属地位；在思想文化领域，他们虽力图保持经史传统，但也不得不效仿侨人之玄学风尚；江东世族各具特色的家教、家风、家学，可作为解析中古世族文化的典型。而后作者对“忠义世家：吴郡陆氏之家风与家学”“厚德载物：吴郡顾氏之家风与家学”“文采风流：吴郡张氏之家风与家学”“从尚武到崇文：吴兴沈氏家风与家学的嬗变”“江表儒宗：会稽郡虞氏、贺氏之家风与家学”“谙练故实：会稽郡孔氏之家风与家学”等七大世族生成、演进的“实情与真相”，家风家学的面貌与变迁进行了详细论述，是一部研究中古家族家学门风的力作。此外，作者又发表了《中古吴兴武康姚氏之家风与家学——从一个侧面看文化因素在世族传承中的作用》⁽¹¹²⁾，肯定了文化对士族的形成与延续具有重要作用；《论诸葛恪》⁽¹¹³⁾，认为诸葛恪的家族门第及文化并非典型的儒学世家；《南朝吴兴武康沈氏之学术文化述略——沈氏之家风、家学研究之二》⁽¹¹⁴⁾，认为吴兴沈氏在武力最盛时成功地向“文化士族”转变，是保持其家族门第长盛不衰的关键；《论曹操家族门风及影响》⁽¹¹⁵⁾，考察了曹操父子不严格遵守儒家礼法的门风特点，并分析该门风与其家族门第的关系及其社会影响；《夏侯玄论——兼论魏晋之际谯郡夏侯氏门风之变化及其门第之上升》⁽¹¹⁶⁾，考察了夏侯玄的政治活动、玄学修养、名士风度以及对其家族门风与门第的意义；《兰陵萧氏“皇舅房”之兴起及门风与家学述论》⁽¹¹⁷⁾，对兰陵萧氏“皇舅房”的兴起、士族化进程及其门风与家学展开了论述；《南齐高帝萧道成之“家教”及其门风之变化——从一个侧面看萧齐皇族的“士族化”趋向》⁽¹¹⁸⁾，指出齐高帝模仿世家大族的家教传统，重视家族内部的儒家礼法教育，其门风出现了“士族化”的趋向，但仍表现出寒门的传统；此外还有《“宋得其武，梁得其文”——略论南朝时期彭城武原到氏家族门风之演变》⁽¹¹⁹⁾《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¹²⁰⁾《梁武帝萧衍优遇宗族之举措及整饬门风之失败》⁽¹²¹⁾《刘宋皇族之“本无术学”及其行为粗鄙化之表现》⁽¹²²⁾《刘宋文帝一门文化素养之提升及其表现考论》⁽¹²³⁾等文。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¹²⁴⁾一书，通过对江东文化传统探源，对吴郡张氏、陆氏、顾氏、吴兴沈氏个案分析以及会稽士族家学门风的探讨，认为由于孙吴江东与中原学风的差异，东晋以来南北士族的文化隔阂，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在学术、信仰、文学等层面都有别于门阀社会的主流文化；江东士族的儒学较少受到玄学思潮的影响，更多地保留了汉末儒学风貌；江东士族中一部分家族崇尚观音信仰，另一部分家族则长期保持家传道教；江东文人在六朝历代都追求典雅文风；江东各家族的家学门风既有共通之处，又不乏个性色彩。通过揭示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的发展演变，考察六朝时期张融的文采风流、陆机的出处观念等文化现象的家学背景，更好地理解六朝的学术、宗教和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更深入地认识六朝学术文化的复杂性。周唯一《南朝士族治学管窥》⁽¹²⁵⁾一文，认为南朝士族治学中广泛性、丰富性与多样性的完美结合，推动了南朝学术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另外，对于中古北方士族家学门风的探讨，有王华山《清河崔氏与北朝儒学》⁽¹²⁶⁾一书，简要地介绍了清河崔氏与北朝儒学的关系。邵正坤《北朝家学的特征及其转变》⁽¹²⁷⁾《试论北朝以传承儒学为主的家学及其嬗变》⁽¹²⁸⁾两文，认为当时的家学，虽然以儒学为主，但也开始朝文武兼修、儒玄并用、兼综儒释道的方向发展，而这与社会环境、文化交流和宗教信仰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拙作《论儒学由思想学说到社会规范的转换》⁽¹²⁹⁾，详细论述了王昶《戒子侄书》，以自身的人生经验，告诫后人应如何修身养性、为人处世、入仕建功与治家理财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它对于太原王氏后人的确起到一定的训诫作用，体现了一种由儒家思想学说向家族礼仪规范和社会规范的转换。梁静《中古河东薛氏门风述略》⁽¹³⁰⁾，认为薛氏在刘蜀灭亡后由蜀迁来河东汾阴，分为南、西二祖，以武力强宗。张葳《隋唐赵郡李氏家学家风略论》⁽¹³¹⁾，认为赵郡李氏的家学家风主要分化为儒家伦理和文辞诗赋两种。

对于中古时期家族文化的研究，尚有孔祥林、管蕾、房伟《孔府文化研究》⁽¹³²⁾，以曲阜孔氏家族为中心，对孔氏家族的渊源、孔子思想、孔府的形成、孔府的社会交往与婚姻、历代帝王对孔府的封赐优渥、孔府在历代的文化成就、孔府文化的特征等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论述。朱松美《孟府文化研究》，对邹城孟氏家族文化进行了全景式梳理与分析，对孟氏家族源流、发展与崛起、府庙与林墓、孟氏家学文化，尤其是对孟府以“仁义”为核心的“性善论”“母教学”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常昭《颜氏家族文化研究》⁽¹³³⁾，以群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对颜氏家族文化在不同时段的发展、地位升降、文化演进轨迹及其文化面貌进行探讨与分析，力图将颜氏家风、家学与当时社会政治相结合，挖掘世族盛衰遭遇的历史与时代原因。周海生《嘉祥曾氏家族文化研究》⁽¹³⁴⁾，从家族史角度，对嘉祥曾氏进行了历史还原，以曾子家族发展的历史为背景，对嘉祥曾氏家族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以及代表人物进行了分析研究。刘硕伟《两晋泰山羊氏家族文化研究》⁽¹³⁵⁾，对魏晋南北朝泰山羊氏家族的发展历史、家族文化、家族影响以及泰山羊氏家族在经学、文学、艺技、宗教信仰等方面给予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彰显了泰山羊氏深厚的家学和良好的家声。田汉云、秦跃宇《汉晋高平王氏家族文化研究》⁽¹³⁶⁾，对汉晋时期山东高平王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升降、家学传承与流变、家族的交游进行考察与分析。汲广运《琅邪诸葛氏家族文化研究》⁽¹³⁷⁾，探讨了诸葛氏家族的渊源、发展繁荣与兴衰、婚姻与交游以及其家学家风和人才培养。赵静《魏晋南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研究》⁽¹³⁸⁾，对魏晋南北朝琅琊王氏家族的起源、婚姻、交游、家风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力求总结出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的特色，透视出这一时期家族历史变迁与士族文人心态的变化。谭洁《兰陵萧氏家族文化研究》⁽¹³⁹⁾，对东晋南朝兰陵萧氏的渊源、发迹、辉煌、沉寂的历史进行考察，分别从地域、宗亲、史学、文学、哲学、宗教以及萧氏家族文化的特点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与分析。刘宝春《南朝东海徐氏家族文化研究》⁽¹⁴⁰⁾，对东海徐氏家族的历史源流、政治际遇、家风家学以及社会交往进行深入研究。周尚兵《齐州房氏家族文化研究》⁽¹⁴¹⁾，梳理了齐州房氏自南燕至唐后期的兴衰历程，研究讨论了房氏的家族文化、学术交友圈及其治生模式。许智银《唐代临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¹⁴²⁾，探讨了临淄段氏家族的历史踪迹、盛衰变迁、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段氏家族与唐代文学等。

对中古家族思想信仰的研究，有王大良《六朝世族思想信仰主流的再认识》⁽¹⁴³⁾，认为六朝琅琊王氏的主流思想尽管曾受玄、释、道的冲击，但从根本上依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江中柱《十六国时期北方士人的家族观念》⁽¹⁴⁴⁾，认为士人面对割据政权，家族观念更加强化，士人重家族而轻政权的心态，使得他们以家族利益为目的来面对社会。王永平、姚晓菲《略论南朝时期琅邪王氏与佛教文化之关系》《中古时期琅邪王氏之天师道信仰及其影响》⁽¹⁴⁵⁾，分别探讨了琅琊王氏与佛教、道教之关系。邵正坤《北朝家庭的道教信仰》⁽¹⁴⁶⁾，探讨了北朝家庭的道教信仰以及道教信仰对北朝家庭规模结构、生活方式、日常消费、亲属关系等方面的影响。路学军《儒佛兼修与唐代山东士族女性的家风演进——以唐代墓志为例》⁽¹⁴⁷⁾，认为山东士族女性在保持家风的同时信仰佛教，亦因信佛而导致家风变异。

对中古家族婚姻的研究，主要有李金河《魏晋隋唐婚姻形态研究》⁽¹⁴⁸⁾一书，作者通过对中古时期门第婚姻形成的历史轨迹、发展与畸变、变化与泯灭、南北士族婚姻异同、南朝以门第、北朝以民族、南北朝谱牒的主要形式与作用、隋唐新士族官宦婚的兴起与浮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论文有庄华峰《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¹⁴⁹⁾，认为等级婚造成奢侈铺张、婚嫁失时，并带来劫婚、买卖婚姻等社会流弊，亦加速了士族的衰落。薛瑞泽《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¹⁵⁰⁾，认为魏晋南北朝婚娶重财现象比较普遍，嫁资和聘金成为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引发社会奢侈婚俗的蔓延，一些明智的统治者屡次发诏禁止，而门阀等级内婚制及士族的相互攀比、庶族地主极力与士族联姻等原因致其久盛不衰。王爱华《北魏后期南来吴裴氏与河东裴氏之比较》⁽¹⁵¹⁾，从仕宦和婚姻文化几方面对裴氏两个不同的旁支做了比较。金仁义《东晋南朝国婚之流变》⁽¹⁵²⁾，揭示了东晋国婚的两次变化以及对门阀婚姻的强烈冲击，说明门第婚姻及身份内婚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其《南朝国婚的门第观和人物观》⁽¹⁵³⁾，指出门阀制度和人物风尚对南朝国婚影响甚大。李四红《南朝国婚与政治》⁽¹⁵⁴⁾，从婚姻的角度讨论士族与皇权间的关系。费玲伢《南朝女性墓志的考释与比较研究》⁽¹⁵⁵⁾，根据南京地区出土的三方女性墓志，分析六朝时期的世族门阀、婚姻、丧葬等问题。夏炎《唐代门阀贵族的婚姻关系》⁽¹⁵⁶⁾，通过对山东门阀清河崔氏事例所展开的统计式考察，认为唐代亦盛行政治联姻，从婚姻中可以看出崔氏势力的此消彼长，而从非政治方面看，崔氏女性的结婚年龄平均在二十一岁，属于晚婚型。王永平《东晋南朝庐江何氏与皇室之婚媾及其仕宦考述》⁽¹⁵⁷⁾，指出庐江何氏的兴起关键在于家族婚姻与仕宦，相继与诸皇族联姻及致力事功政治人物的长期存在，使其家族政治地位得以确立。史睿《南北朝士族婚姻礼法的比较研究》⁽¹⁵⁸⁾，从南北朝亲属制度变迁和伦理观念差异的角度，对柳芳《氏族论》的观点进行通解，探寻支配南北朝婚姻关系演变的礼法机制。赵丽恒《就〈世说新语〉看魏晋南北朝的婚姻文化》⁽¹⁵⁹⁾，从当时人们言谈举止以及生活琐事中，探索严格等级门第婚的外壳下所蕴藏的宽泛而自由的婚姻实质，并从与此相关婚姻中的奇特文化现象——妒性发达中，思索这一时期女性地位的“名高实低”。王永平《东晋南朝时期庐江何氏与琅邪王氏婚媾交游考——从一个侧面看庐江何氏门第与地位得以维系之原因》⁽¹⁶⁰⁾，作者认为庐江何氏本为魏晋之际的“小族”，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代与琅琊王氏通婚和交往。赵海丽《南朝陈郡袁氏家族谱系与联姻关系探讨——以正史及碑志为中心叙述》⁽¹⁶¹⁾，作者以碑志文献相结合，就袁氏家族谱系、家族人物以及与皇族、世家大族联姻进行了论述。

对中古家族教育与家族文化研究，如王永平《东晋南朝家族文化史论丛》⁽¹⁶²⁾，是作者近几年有关东晋南朝家族文化的一些专题学术论文的结集。上编论述东晋南朝士族文化，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等为主体，涉及各家族家学门风的不同侧面，并重点考察了谢安之家教、琅琊王氏与佛教之关系，对琅琊王氏与天师道、王俭与江东人士的关系等作了更为全面、系统、深入、具体的考察；对庐江何氏家族的婚姻、交往、礼法实践、佛教信仰、玄佛交融、隐逸诸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揭示了其家族文化的基本特点；对江东本土士族吴兴武康姚氏门风与家学做了具体论述，以揭示其内在的文化特征；同时对南朝彭城武原到氏、河东柳氏、南朝勋贵的研究，从其家族军事、政治地位上升后，其代表人物日益“士大夫化”，揭示了其家族文化面貌不断趋于“士族化”的倾向。王永平另一著作《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¹⁶³⁾，讨论了孙吴政权的性质、不同时期政权与儒学朝臣之关系、立嗣问题、吕壹事件以及当时重要的人物及家族，如张昭、顾雍、陆逊、步氏家族、诸葛谨父子等。吴霓《论魏晋九品中正制与私学的关系》⁽¹⁶⁴⁾，认为九品中正制客观上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的兴盛，对这一时期“家戒家训”之类家庭教育形式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张天来《魏晋南北朝儒学、家学与家族观念》⁽¹⁶⁵⁾，认为儒学在魏晋南北朝并未衰落，只是在士族社会中打上了家族观念的烙印。李必友《魏晋南北朝家族教育的特点》⁽¹⁶⁶⁾，认为魏晋南北朝的教育以家族教育为主，采用开设家馆和长者亲授的形式，其主要特点是：家学逐渐兴盛，并构成家族教育的核心内容；家戒、家训广泛流行；女子不仅有了学习机会，而且积极参与家族教育。张白茹《魏晋南北朝妇女与家族教育的历史考察》⁽¹⁶⁷⁾，认为妇女不仅是当时家族文化教育的对象，而且积极从事家族文化教育，对推动家族教育的发展、妇女个性的解放及人才培养有不可替代之功。唐燮军《六朝吴兴沈氏宗族文化的传承与变易》⁽¹⁶⁸⁾，考察了吴兴沈氏的门风转向及影响、家学的变与不变、宗教信仰的不同取向及相关问题。邢学敏《唐代士族家庭的亲子关系探析——以郑氏为中心》⁽¹⁶⁹⁾，也认为母亲承担着教育子女的主要职责，父亲则对儿子的仕途起着重要影响。

对中古家戒家训的研究，主要有方燕《试论魏晋时期的反儒倾向》⁽¹⁷⁰⁾，其中涉及家戒与家训问题，认为在魏晋时期，家戒、家训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励俗敦风的作用。孟繁冶《阮籍不欲子侄“作达”论》⁽¹⁷¹⁾，蕴涵了他祈愿子侄能避害自全，保存家族实力，维护家庭利益的良苦用心。李红艳《从乱世家训看魏晋士人的道德自觉》⁽¹⁷²⁾，考察了士人撰写家训，是对传统道德进行多元价值的重构，拓展了道德追求的途径。陈志勇《唐宋家训发展演变模式探析》⁽¹⁷³⁾，认为唐宋“诱导型”文化垄断，家训自身的理论化、系统化，以及印刷术的发展，三者促进了唐宋家训由上而下的发展。赵振《唐宋家训的传播与社会功能》《试论唐宋家训文献的转型与特点》⁽¹⁷⁴⁾，论述了唐宋家训的传播、社会功能及其转型期的特点。

对中古家族盛衰原因与历史地位的研究，主要有张兆凯《东晋南朝王谢两大侨姓士族盛衰探析》⁽¹⁷⁵⁾，认为东晋王、谢两大士族平起平坐，但到了南朝，陈郡谢氏政治境遇每况愈下，究其原因：东晋琅琊王氏比陈郡谢氏的根基更牢固；晋宋更迭与刘宋前期政治变故，使王谢二氏盛衰分化加深；齐梁政权更迭，王谢二族应变策略的差异加速了其政治境遇的分化。李永康、张彩琴《闻喜裴氏家族兴盛原因探讨》⁽¹⁷⁶⁾，认为在南北朝众多大族逐渐衰落的境况下，闻喜裴氏家族却依然兴盛未衰，究其原因，裴氏家族是阀阅士族，从政机会多，是地方上的政治精神领袖，同历代皇室和其他权贵名士联姻；其家族十分注重品德修养、以孝悌行事，家族成员具有浓厚的修齐治平思想；裴氏家族注重真才实学的培养，使家族充满活力。高诗敏《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范阳卢氏形成冠冕之首的诸因素》⁽¹⁷⁷⁾两文，认为范阳卢氏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汉魏两晋处于兴起和昌盛态势；北魏持续发展；东西魏和北周北齐时日趋衰落。范阳卢氏成为一等大族，仕宦显达不是其关键因素，婚姻举措和文化优势才是其重要原因。嵇发根《六朝时吴兴沈氏文人的崛起与发展》⁽¹⁷⁸⁾，讨论了吴兴沈氏由武力强宗向文化士族过渡的过程。党明德《北朝时期平棘李氏的望族之道》⁽¹⁷⁹⁾，将家族文化的传承列为某些大族兴起的重要原因。王永平《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大族的形成及其地位的变迁》⁽¹⁸⁰⁾，认为经过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晚期的发展，儒学世族成为江东占有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并在东吴时期初步门阀化，东晋南朝时期则基本上处于侨姓士族的从属地位。宁志新、宋绍华《门阀士族的衰落与衰亡原因》⁽¹⁸¹⁾，认为中古门阀士族衰落的原因是经济特权的丧失，衰亡的主要原因是文化优势的丧失。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¹⁸²⁾，认为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根源于士族在乡里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唐朝国家取得文化主导权以及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促使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逐渐远离乡村，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卜宪群《东晋南朝家族的分化与士族的衰落研究——以琅玡王氏为中心》⁽¹⁸³⁾，作者以琅琊王氏各房支具体变动状况为个案，分析士族的衰落过程，认为士族内部的分化瓦解是侨姓士族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士族各家族之间、同家族不同房支之间、同一房支不同家庭之间，升降互有不同，衰落早晚有异，不能以郡望统而论之。刘新光《东晋陈郡谢氏江左地域选择述论》⁽¹⁸⁴⁾，认为陈郡谢氏选择江左为家居地和仕宦地，为其家族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地域支持，而其衰落与这种地域支持不复存在有着直接关系。王旭东《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¹⁸⁵⁾，着重阐述了门阀士族婚姻习俗的演变与门阀制度盛衰之间的关系。杨合林《陶侃及陶氏家庭兴衰与门阀政治之关系》⁽¹⁸⁶⁾，认为陶氏家庭的寒门地位并未因陶侃以武功崛起而有所改变，其中衰亦与此有着某种必然联系。胡立华《论敦煌令狐家族在河西文化史上的地位》⁽¹⁸⁷⁾，认为北魏末年令狐家族在维护敦煌社会秩序稳定、佛教东传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卫绍生、席格《南渡中原士族对东晋文化的历史贡献》⁽¹⁸⁸⁾，认为永嘉之乱前后，纷纷南迁的中原士族不仅成为东晋政权的重要支柱，而且将悠久深厚的中原文化传播到江南，他们笃行礼义，试图在江南复兴儒学；在践行和复兴儒学的过程中，促成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合，有力地促进了东晋乃至整个南朝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对中古家族族谱的研究，主要有李传印《南朝的谱学与政治》《北朝谱学与北朝政治》《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的时代特点》⁽¹⁸⁹⁾等文，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谱学的发展突出反映了当时阶级关系与政治形势以及门阀地主的要求和趣味，它在政治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一时期谱学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在谱学盛行、以谱学定尊卑、辨贵贱的门阀性质，其实质是这一时期史学与政治关系的一个侧影。王力平《唐士族家谱的政治文化功用》⁽¹⁹⁰⁾，论述了唐代家谱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作用。高丹丹《吐鲁番出土〈某氏族谱〉与高昌王国的家族联姻——以宋氏家族为例》⁽¹⁹¹⁾，主要以宋、张两氏的联姻变化为例，探讨了婚姻对象的选择与家族地位升降的问题，进而讨论了该谱的存废以及谱牒类型与功能偏向等问题。

对中古时期少数民族家族史的研究也在开展。对于中古家族史的研究，众多学者主要是以汉人家族为中心，而对于少数民族家族与家族制度则少有人作具体、深入的研究，柏喜贵《四—六世纪内迁胡人家族制度研究》⁽¹⁹²⁾一书，弥补了这一缺憾。作者从胡族内迁与生境置换、内迁胡人家族制度变迁、家族结构与文化、民族通婚与姻族张大、家族层化与地位升降、孝文改制与胡人家族制度的转折诸方面，考察论证了4至6世纪我国北方内迁胡人从氏族制度逐步发展为汉民族家族制度的历史过程。此外，还有庞咏平《北朝洛阳于氏略论》⁽¹⁹³⁾，以北朝洛阳于氏家族为个案，探索了这一时期胡姓大族的发展脉络，并揭示了民族融合背景下胡族皇权政治的特点。王承文《唐代的北方家族与岭南溪洞豪族》《唐代南选与岭南溪洞豪族》⁽¹⁹⁴⁾，探讨了唐代北方家族南迁以及所引起的岭南社会变迁，唐代家族社会结构决定了北方人口移民岭南的家族特征，并使岭南地域社会“儒教化”，立意、选题、观点、文章结构都有新意。

中古家族史研究方法问题。韩昇《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¹⁹⁵⁾，是对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一书的评论，认为用数理统计的方法研究魏晋隋唐社会变迁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可以使该时代社会政治史具有准确性，避免轻易的定性分析造成的以论代史，但也遇到史料不完整和不确定的障碍，对史料的选取判断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在士族的特点，士族与寒素、豪强、官僚的区分，士族向城市迁徙的意义等方面，作者均提出了与毛先生不同的看法。

（五）海外学者对中古家族史研究

一些国外学者亦致力于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研究，尤以日本学者的成果引人注目。从现代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最早的研究成果当属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在文中内藤湖南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即中国“中世贵族制社会”和“唐宋变革论”。他认为“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当然，这种贵族政治，与上古的氏族政治完全不同，和周代的封建制亦没有关系。这个时期的贵族制度，并不是由天子赐予人民领土，而是由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相续，从这个关系中产生世家，亦就是所谓郡望的本体。这些世家都重视谱系，导致当时谱学盛行”⁽¹⁹⁶⁾；其“唐宋变革论”对史学界影响更大⁽¹⁹⁷⁾。1932年冈崎文夫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通史》一书，进一步发挥了内藤湖南的观点；而后有关中国中古家族形态的著作多有问世。20世纪50年代守屋美都雄发表的《六朝门阀の一研究——太原王氏系谱考》一书⁽¹⁹⁸⁾，是家族史个案研究的开山之作。而后矢野主税在《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先后发表了《郑氏研究》《韦氏研究》《裴氏研究》等家族个案研究论文；此后又在《古代学》发表了《试论门阀贵族的系谱》，而最能体现矢野主税学术观点的著作是其《门阀社会成立史》⁽¹⁹⁹⁾。与家族史研究相关的著作还有牧野巽《中国家族研究》《近世中国宗族研究》⁽²⁰⁰⁾、竹田龙儿《弘农杨氏研究》⁽²⁰¹⁾、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研究》《中国古代的家族和国家》⁽²⁰²⁾、尾崎康《北魏的渤海高氏》⁽²⁰³⁾、爱宕元《唐代范阳卢氏研究——以婚姻关系为中心》⁽²⁰⁴⁾、谷田孝之《中国古代家族制度论考》⁽²⁰⁵⁾、崛敏一《中国古代の家と集落》⁽²⁰⁶⁾、谷川道雄《中国中世の探求》⁽²⁰⁷⁾、中根千枝《家族の构造——社会人类学的分析》⁽²⁰⁸⁾、大泽正昭《唐宋时代的家族、婚姻、女性》⁽²⁰⁹⁾等等。

欧美对于中国家族史的研究迟于日本，其代表人物是姜士彬（David G. Johnson）和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姜士彬在其《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一书中认为，中国中古社会的性质是贵族制和官僚制的有机结合。权力最终来自对政府的供职，而非来自血统、家族、门第，但是在大约5世纪至10世纪时期出任官职，比在中华帝国的任何时期都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门第出身。从晋至唐，大约数百个大姓在政治上、社会上支配了中国，形成一种寡头政治。只是到了五代宋初，他们才最后失势。敦煌发现的某些谱牒保存了唐代某些姓氏的名称。较早的谱牒由政府机构编成，其实质是官方圈定上层阶级的成员资格。这些家庭出身的人物被赋予竞争官职的特殊优势，从而在5至10世纪之间把持着中央政府绝大部分的官职。隋唐时期改革了选择官员的方式，出现了有关社会地位的新观念，世家大族把持政权的制度开始有所变化，但终唐之世，世家大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权势。他的这一观点无疑对我们研究中古名门望族的发生、发展与衰亡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伊佩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一书，对1至9世纪博陵崔氏进行了详尽的考察。通过大量的史传记载和墓志资料相互印证，考察了崔氏作为贵族宗族组织的演变过程、贵族影响力的消长起伏以及贵族家庭声望和权力基础的变动，进而指出博陵崔氏在汉晋、北魏以及隋唐不同历史阶段家族发展变化的不同特征。二者的研究方法，对本书的写作颇具启发性。

与本书研究较为密切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²¹⁰⁾，陈先生对魏晋隋唐史的宏观把握，至今仍然具有相当可观的学术张力，如家族、家学、国家、地域、士族之婚宦、地域集团之形成等卓识，对后学仍具有启迪意义。钱穆先生《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具体论述了士族门第与学术文化及其礼法的关系⁽²¹¹⁾。唐长孺先生关于士族研究的一系列文章，如《士族的形成与升降》《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等⁽²¹²⁾，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姓名士、角色、作用等进行了细微的考证。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²¹³⁾，把门阀政治放到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对以往所认为的从魏末晋初至隋唐以前是门阀政治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传统所说的门阀政治并非存在于六朝，而是只存在于东晋一朝，此前的孙吴不是，此后的南朝也不是，北方则没有出现门阀政治，门阀士族的存在与门阀政治不是一回事。这一分析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作者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来分析门阀政治和门阀士族，认为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的，过渡性的，它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以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这些理论上的突破对认识中古时期世家大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具有指导意义。在方法上，作者也引入了个案研究，从东晋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诸家族入手，并将其置于东晋政治史演变的轨道之中，不是对海外个案研究方法的机械套用，而是以重大的历史线索贯穿其中，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颇。陈爽《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²¹⁴⁾，文中涉及王慧龙的北奔及其家族背景、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及其门风的转变。葛兆飞《中古太原士族研究》⁽²¹⁵⁾，在其“汉末太原大姓排列次序之升降”“曹马之争与太原士族”“太原王氏人物之动向”等篇幅中均涉及太原王氏。和庆锋《隋唐太原王氏的变迁与影响》⁽²¹⁶⁾，文中对于祁县王氏与泛称太原王氏者的考订用功尚勤，提出了隋唐时期太原王氏的家族结构和晋阳、祁县王氏在政治上的沉浮，对太原王氏主要人物的政治、经济活动进行了论述，并对太原王氏的家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研究成果均对我们的研究大有裨益。

综上所述，学人在家族史研究方面已取得的丰硕成果，其内容涉及家族整体研究与专题研究、个案研究与区域家族宗族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家族与宗族研究、家族与宗族的范畴、规模、宗法制度、家戒家训、家法族规、谱牒、家庙祠堂祭祀、家族文化、家族教育、家族经济、宗教信仰、宗族思想、政权与族权关系、家族经济与商业商品经济、大族衰落的原因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有些学术观点使我们深受启发。

太原王氏家族，是中古时期著名的名门望族之一。这一家族崛起于东汉末年，兴盛于曹魏两晋，其家族不仅人丁兴旺，世为高官，且文人名士辈出，家学传承渊源有自，正当这一家族鼎盛之际，却应验了“物壮则老”这一古老的格言。在东晋后期的主相争斗中，太原王氏卷入了这一政治漩涡，前后经历了两次大的家难，由此其后代子孙不绝若缕；在元兴三年（404）刘裕再次屠族的血腥杀戮中，只有王缉之子慧龙在佛教僧侣的庇护下幸免于难，后在其祖辈属吏的掩护下孑然一身入秦归魏。王慧龙进入北魏之后，在“孤根独立，朝无党援，久弃遐外，人道断绝”的情况下，凭借着这一家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家族声望，历经几代人的努力再次在北朝兴起。唐朝初年，随着时代的转换，斗转星移，兴起于陇西且带有北方胡族气息的李氏家族，在隋末战争中登上历史的舞台，李唐建国之初，对于山东士族采取了抑制政策，致使太原王氏家族在唐朝初年沉寂了一个时期。至中唐及以后，太原王氏又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他们应科举登高第跻身于朝中，在中唐以后的政治风云变幻中，再次展示家族的昔日风采。虽然如此，但毕竟时代已经有了不同，这也只不过是中古时期世家大族的夕阳余晖。

本书试图通过对太原王氏家族的个案研究，来进一步理解中国中古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家族礼仪与家族文化，力求从整体上将这一家族纳入社会发展的整个大势中加以考察，即由具体之中见一般，在一般中把握具体，并以动态的研究方法，对于这一家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做具体的考察，从太原王氏源流、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地位、婚姻关系、家族生活、文化传承、宗教信仰等方面，对太原王氏在中古时期的兴衰历程进行探讨与论说。

世家大族是中国中古时代的特定产物，她的产生与发展与整体历史的发展阶段相关联。一个家族发展成为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文化底蕴、世代为官且为社会所公认的“世家大族”，即“名门望族”，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除了这一家族成员几代甚或十数代人的努力之外，也与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结构、政治运行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在中古时期，人们对于世家大族的认定有一个基本标准，即冠冕与婚姻。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南北朝社会以婚宦二端判别人物流品高下，唐代犹承其风习而不改，此治史者所共知。”⁽²¹⁷⁾但同时陈先生又指出，在中古时期的不同时间、空间的人们，对于门第高下的价值取向亦有不同。六朝所重“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瞻”，此乃为“初期门第原始本义”；北朝隋唐则重“冠冕婚姻”⁽²¹⁸⁾，此乃“时代门第演化通义”。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依然以家族仕宦、婚姻与家学门风之传承作为侧重点，将其放入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来加以考察。

在政治地位方面，太原王氏在中古时期的发展可谓是升降起伏，历经曲折。从整体上而言，曹魏两晋是太原王氏家族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社会动荡不定，朝代更替频繁，永嘉之乱，太原王氏举族南迁，一度窘迫，但很快崛起。东晋末年，再次北迁，人丁单鲜，却能再次兴起；初唐沉寂，中唐以后，又活跃于政坛。在婚姻方面，隋唐与魏晋已有些不同，但基本限于山东大族的婚姻圈子之内。在文化传承方面，太原王氏一直保持了一种优美的家学门风。本书对于以上几个方面均进行了一些具体考订、探寻与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