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明朝崇祯年间，瘟疫连年，尤其是辛巳（1641）年，大疫几乎遍及全国，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处尤其严重。次年，吴又可在总结诸多临床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成《温疫论》一书。

吴又可（约1592—1672），名有性，字又可，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居太湖中洞庭山，明末清初医家。《清史稿》有其简略传记，并称“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其传世著作就是《温疫论》。

《温疫论》，许多版本作《瘟疫论》，书中亦有多处作“瘟疫”。但在吴又可看来，“温”和“瘟”只不过是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不可因易其文，以温、瘟为两病”。否则，必将“枝节愈繁，而正意愈乱，学人未免有多歧之惑矣”（《温疫论·正名》）。所以，我们不必拘泥于到底是“温疫”还是“瘟疫”，本书用“温疫”，主要是依从更早的版本。我们点校《温疫论》，使用的底本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参校本为曹炳章主编《中国医学大成》本，并参考了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张志斌整理本。这三个版本都是较为权威和成熟的，虽然前两个版本书名都作“瘟疫论”。但更早的版本，如康熙年间新聚堂本、金陵长庆堂本，都作“温疫”。“温疫”一词作为书名在当今学界的认可度也更高。在我们所写的题解、注释和译文中，泛论疫证之处我们仍用“瘟疫”，以符合白话文的语言习惯，但在有所特指之处则用“温疫”。

二

关于瘟疫，吴又可之前的医家，虽有零散论述，但并没有形成专书；对瘟疫的病因、病机和治疗方法，也没有系统的论述。因为古代交通不便，人员流动性小，虽然各种疫情频发，但不易造成大规模流行。在不同时期，各地医生参与瘟疫的救治，依然是以不变应万变，按基本理论和方法，辨证论治，也有效果，但其经验未必能完整地记录下来。再加上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瘟疫病状各不相同，人们也不容易总结其共性。

吴又可生活的明末清初，瘟疫不但多，而且波及面广、持续的时间长，这样一来，每次瘟疫来袭，对于当时的医者就是一番大考。无数医生在这一次次瘟疫中捉襟见肘，甚至无计可施。当时，大家都认为，瘟疫是外感的邪气。既然是邪气，那就不离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淫”的范围；既然是外感，治疗方法必在《伤寒论》中。这看上去循规蹈矩，但实际上却收效甚微。

当时的医生，在临床中遇到很多困惑，比如：瘟疫到底是个什么病呢？是风？是寒？还是湿？如果说它是时令病，怎么一年四季都有呢？病人恶寒、发热、头项强痛，像是太阳证，用桂枝汤、麻黄汤，怎么都没效果呢？病人口苦、咽干、目眩，甚至胁痛，符合少阳证的特征，用小柴胡汤加减，怎么没效呢？既有表证，又有里证，现在遵守《伤寒论》中有表先解表的原则，为什么病还加重了呢？危重病人，明明是脉微欲绝，手足厥冷，用参附汤回阳救逆，怎么用了就死呢？病人都吐蛔了，《伤寒论》中明言可以用乌梅丸，可是用了怎么无效呢？明明病人已经出了汗或泻下了，病势都好转了，怎么又忽然复发了呢？下一步要怎么办呢？

这些困惑，都被吴又可解开了。吴又可认为：瘟疫这个病的病因不是风，不是寒，也不是湿，而是天地之间别有的一种疠气，它跟天地人三者都有关系。为什么见三阳经证，用三阳经的方药无效？是因为邪气并不在三阳经，它的根源在膜原，只是浮越到了三阳经而产生相应的症状而已。为什么既有表证又有里证，先解表无效？是因为邪在里。“有表先解表”的本义，其实是“有邪先去邪”，哪怕有表证，也要先用下法。危重病人脉微欲绝，手足厥冷，不是虚脱，是内闭外脱，还是要开闭的，用参附汤只是助热助邪，使人速死而已。汗下后病好转，如果复发，只要脉证同前，就是余邪未尽，还可以再汗再下的。吴又可强调治病方向对了，就不要犹豫。

因此，不明病源病势，不知邪之所在，仅仅是浮光掠影地看到一些表象，然后照搬东汉张仲景《伤寒论》的条文，去套用方剂，是没有用的。而这却是当时医学界的通弊。

三

吴又可《温疫论》中的观点，在当时的医界是振聋发聩的。只是，这本书还没来得及发行开来，大明王朝就在战火和瘟疫疠气中覆灭了。到了清朝，《温疫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出现了大量的版本，也影响了一大批医家。清人更深入地学习《伤寒论》，主张活学活用，也重新认识时令病，出现了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雷少逸、柳宝诒、何廉臣等一大批优秀的医家，他们在后世被称为“温病派”。温病派的特点是：不拘经论，但善用仲景方，也善于灵活运用仲景方之外的各种方剂；其用药轻灵，疗效迅速，因为他们从不以方套病，而是深究病情、病因，用方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制宜。而且，他们遇到的病，无论外感内伤，诸邪化火的情况较多，因此，在治疗上不必拘于六经传变，务必保其津液，通透气机，因势利导，给邪气以出路。可以说，这些品格和思路，都是吴又可的《温疫论》开的先河。于是，《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已经远远不止于治疗瘟疫，它成了后世学医之人必读的一部经典。

当然，随着后人认识的深入，温病派诸多名家往往对《温疫论》也颇有微词。

比如，清末柳宝诒在《温热逢源》一书中有《辨正吴又可〈温疫论〉各条》，其中说：“吴氏所论温疫中后治法，大概与伏温相合，故后来张石顽、蒋问斋等治温热病，每每引用。惟方药粗悍，宜于藜藿壮实之体，而不宜于膏粱虚弱之人耳。”其间有两重意思：第一是《温疫论》影响之深远，不仅在治疗瘟疫，而且其思想可以用于治疗各类温热病，对张石顽、蒋问斋等著名医家都有很大的影响。张石顽是清初四大家之一，其思想直接影响了叶天士；蒋问斋的《医略十三篇》和《问斋医案》也是温病学的重要著作。第二，说吴又可方药粗悍。这也不冤枉，细读《温疫论》，我们也会发现，其使用方药的确比较单调，不是很精。哪怕是有浮游余热，都用白虎汤，而后人的辛凉诸法更为稳妥。养胃生津，后人则用芦根之类。这也正体现了其后温病诸家在用药方面的探索和锤炼。

再比如，吴又可是“温”“瘟”不分的。其实在他之前，二者就分得很清楚，吴又可自己就说当时很多医家“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发为温热，又以非时之气为瘟疫”。吴又可故意将二者混为一谈，其实是为了发现它们的关联，这种做法到王孟英那里做到了极致。到了清末雷少逸那里，此举又备受诟病：“温热本四时之常气，瘟疫乃天地之厉气，岂可同年而语哉？”（《时病论》）但他对于吴又可治疗瘟疫的方法，是认可的，他说：“咸丰八载至同治纪元，吾衢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沿门合境，尽患瘟疫。其时丰父子诊治用方，皆宗又可之法也。”概念的分分合合，其实都是为了加强对事物本身的认识。

在我们看来，《温疫论》是有局限的，但吴又可的首创之功不容抹煞。因此，读《温疫论》，我们要着眼于其开拓性，这是阅读本书的基本原则之一。

四

学习这样一部开先河式的经典著作，还应该有极强的原典意识，即重视著作原文的阅读和理解。这一点看似简单，但当今学者在读古人书时，却往往做不到。他们更习惯于高高地站在局外，对古人进行评价，或探究书中言辞的出处，或梳理后人对此书的研究和评论，而非回到原典本身。这样到了运用该书的时候，就只能是寻章摘句，而不得其精神实质。如果以这种姿态读医书，那对于临床不仅毫无帮助，甚至是有害的。有鉴于此，我们在对《温疫论》进行译注时，只求疏通文义，使读者能够顺利阅读原著，尽量不节外生枝，旁征博引，以免搅扰读者的思维。

原文之外，是我们做的题解、注释和译文，其目的，是帮助读者读懂原文。

和大多数中医古籍一样，《温疫论》是用浅易的文言文写成的，并无佶屈聱牙之处，因此，我们没有逐句做文献或义理方面的探源和延伸。注释除了对其中较为生僻的字词做出解释以辅助阅读，主要侧重于对中医术语和方剂的解说。为省去读者翻检之劳，全书中一些术语和方剂有重出。很多方剂有不同版本，也就是在不同的古籍中，药物组成并不相同，我们尽量取通行版本，或者取吴又可书中现成的方剂。有些方剂后注明加姜或加枣煎制，往往是权宜之计，如果不是必要的药味，我们一概省去。读者辛勿拘泥。

在译文方面，我们花的时间和心思最多，但仍感词不达意。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丢失了原有的思维方式。翻译中医经典，有时更像翻译一首诗。比如“脉静身凉”，朗朗上口，可以挂在嘴边，作为温热病痊愈的标准，如果翻译成“脉象变得平和，体温恢复正常”，反而不易记忆，外行人仍然似懂非懂，内行人反倒不能迅速抓住要领。文言文以其简要的文辞和强大的表现力，不仅使人印象深刻，还把更多的空间留给读者去理解和感悟。白话文则要求表达准确，因此把很多空灵的地方都填实了。因此我们的译文虽尽力追求信、达、雅，但仍难称完美，仅供参考。

每篇开头的“题解”，则是帮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原文，或指明思考的方向，这部分我们用力颇多，并凝聚着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体会和读书心得。其中的很多读书之法，是过去教我读古书的老师们口传心授的，也是紧扣临床实践的，非常有用。不知道这些方法，则不能得原著之真正旨趣。须知，读古人书，最重要的是在精神上与古人续接，而非拘泥于文辞，死于句下。

在《温疫论》的诸多版本中，多有后人批注或内容补充，并非作者原文，所以本书一概不录。尤其是后人的一些补充内容，虽然增加了很多病名、方剂，看似完备，其实已经流于形而下了，并不利于读者参透原著的精神要旨。

庚子大疫期间，接中华书局责任编辑宋凤娣女士紧急约稿，我们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心无旁骛地对《温疫论》进行了仔细的点校、注释和译解。在此过程中，我的学生福建三明的何俐大夫和湖南岳阳的毛敏大夫提供了很多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虽然这本书我们很早就读过，但经过这一番细致的字斟句酌，我们对本书的理解又进了一步。希望这本书的出版，会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阅读《温疫论》，乃至阅读和理解更多的中国医学古籍。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错谬之处难免，还望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唐文吉

2020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