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风采篇

毛泽东

在广州农讲所的岁月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也是农民的领袖。他曾大声疾呼：“农民问题不是小问题，是大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1926年1月，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农民运动决议案》，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为委员。3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聘请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决议。踌躇满志的青年毛泽东，成为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担负起培养全国农民运动干部的重任。

开学第一天

1926年5月3日，由毛泽东担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惠爱路（现中山四路42号）的番禺学宫开学了。这一天，灿烂的阳光洒满了红墙绿瓦的古庙，辉映着石拱桥和一池碧水，一面面犁头旗迎风飘扬，“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农民运动万岁！世界革命万岁！”等革命标语光彩夺目。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学员，统一穿着灰色军装，容光焕发，朝气蓬勃地聚集在红色的课堂里。只见毛泽东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课堂，满面笑容地说：今天，我们农讲所开学了！我们为什么要办农讲所呢？就是为了革命。我们要革命，才办这个农讲所的。我们开办这个农讲所是很艰难的，有人不让我们办，经过斗争，结果办起来了。但是，我们的经费是很少的，钱少能办好学，才算真革命。我们要勤俭节省，努力学习，共同革命……

学员们听了毛泽东的教导，个个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们正是为了革命，才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毛所长身边学习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晚饭以后，毛泽东又深入学员宿舍，亲切询问学员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了解各地农民受压迫和农民的组织斗争情况，了解各地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专制统治的情形。激起了学员的阶级义愤，提高了学员的政治觉悟，使学员懂得，广大贫苦农民只有起来革命，才有出路。

这天晚上，毛泽东还邀请了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学员高布泽博等人到他的办公室。在农讲所，毛泽东居住和办公都是在番禺学宫的东耳房。高布泽博一行向东耳房走去时，在远处就看见毛泽东已经迎在门口。进屋后，毛泽东亲自给他们让座倒水，并且拿出香烟来问大家会不会吸，高布泽博等人说不会吸。只见毛泽东自己点了一支烟，坐在桌后的木椅上。

看到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毛泽东，高布泽博等人一下子就觉得有满肚子的话想向他倾诉。

“我们那里的蒙汉关系不大好，汉族压迫蒙古族很厉害。”“军阀、土匪欺压老百姓，灾情严重，穷人活不下去，饿死的、逃荒的和卖儿卖女的情况很多。”

毛泽东听了以后，很沉重地说：“是啊！我们人民的生活很苦。你们到这里来，主要就是学习人民为什么不能安然生活的道理，再就是怎样才能使人民过好生活。我们人民不仅有地方军阀压迫，还有洋鬼子在后面支持军阀，叫中国人打中国人，他们渔人得利。我们以后就一课一课地讲清楚。”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一下，笑了笑，接着又亲切地说：“要使各族人民都解放，就得团结起来，不要分汉人蒙人。其实，汉族的地主、官僚不仅欺压你们蒙古族，也一样欺压汉族；你们蒙古族的王公也同样不仅压迫、剥削汉族，也压迫、剥削你们蒙古族人民。汉族的地主、军阀跟蒙古族的王公们有勾结，他们是一家，我们蒙汉的人民又是一家，所以蒙古族人民要解放，就一定要跟汉族的穷苦农牧民联合起来，共同打倒他们。”说到这儿，只见毛泽东探着身子问我们：“我说的话，你们听懂听不懂？”高布泽博说：“听得懂，就是广东的本地话听不懂。”毛泽东又笑着说：“这里也有其他少数民族的同学，要使民族解放，就得有本民族的干部。你们要好好学习，回去好向群众宣传。”

聆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后，从东耳房出来，学员们就议论开了。有的说：“是啊！咱们那儿的王爷不就是和汉族军阀们勾结吗！”也有的说：“北京的蒙古族学校还不是蒙藏贵族们办的，不也一样不叫咱们上学吗！”

大家困惑了多少年的问题豁然开朗了。

亲任教员授课程

作为一所之长的毛泽东对第六届农讲所的开办，不论是在教育方针、招生对象、教员选择，还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亲力亲为。农讲所的教学，共设置25门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学员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研究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此外，毛泽东还亲任教员，给学员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并专题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在番禺学宫高大宽敞的大成殿里，毛泽东当年就是利用这座大殿做教室，向全国各地来的学生灌输其对早期农民问题研究的理论。毛泽东是最早在政治上考虑农民问题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他博览群书，注重实践和调查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做了大量的农民运动实践工作。他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这门课程时，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论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占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但以前没有人研究过，而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共产党对农民问题比较注重。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不肯到乡下去做农民运动工作，这是十分错误的。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性质来看，中国人民要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得到胜利，就一定要有农民这支主力军参加。革命是要联合大多数人才能取得成功，农民约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不能抛弃农民这支大军。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党内许多人认为“农民无知识，又不集中”，怀疑农民革命力量的错误看法。

在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首先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的敌人，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他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阶级划分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各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因而对革命的态度也不同，乃有反革命、半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革命主力军等等。如讲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时，他生动地把其比喻为一座多层的塔。他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底大顶尖的宝塔。他指着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最受压迫和剥削，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一层有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就可以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可倒乎！”这一形象生动的讲授，使学生明白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开始懂得了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和解决问题，懂得了农民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

在讲授《农村教育》这一课程时，通过剖析中国农村文化教育的历史，揭示了中国农村封建教育的本质。指出：“农村中有两个阶级很明显，就是剥削阶级及被剥削阶级，前者田地多，财产富。因为他们有饭吃，有受教育的机会。后者没有田地，没有财产。因为没有饭吃，所以一点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教育是属资本主义的，而广大农民是反对的，其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教育不适合农民切身利益的。这种教育的内容，都是资本家的护身符，于农民没有丝毫关系。所以，解决农村教育的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农村教育应适合农民的需要和利益。”

毛泽东讲授的课程，都是运用比喻和启发式的教育，既通俗易懂，又生动感人，学员们置身于这红色的课堂里，聆听了毛泽东的教导，心情明朗，给不少学员留下了经久难忘的深刻印象。以至60年后，还活着的农讲所学员回忆起毛泽东当年讲课的情形，都能记忆清晰、栩栩如生地表述。

新型学校形式新

农讲所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学校，毛泽东经常和教员一起研究教学工作，制定教学方案。他要求教员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革新，要从学员的实际出发，从革命需要出发，紧密联系社会实际进行教学。教员根据毛泽东的要求，编写新教材，采取多种形式，使整个教学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有一次，毛泽东从学员的反映中发现，当前的教学还不能完全适应今后对农民宣传的需要，因为农民一般没有文化，单靠理论、文字方面的宣传，是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通过形象的宣传，农民就很容易接受。因此，毛泽东决定增加图画这门课程，并通过阮啸仙到广东省农民协会宣传部聘请一位美术教员，负责教图画课，称为“革命画”。为了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毛泽东又指示教员开办了一个图画临时训练班。这个班由学员中绘画比较好的五十人组成，利用晚上上课，主要学习人物的素描，对各阶级人物形象的描画，如农民种地、地主收租，等等。经过短期的训练，这些学员掌握了基本的美术常识和绘画技巧，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毛泽东在认真组织教学的同时，还经常邀请中共两广区委的负责同志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到农讲所作政治时事报告，如陈延年、张太雷、林伯渠等人。这对学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帮助很大。

为了使学员更好地学习革命理论，增长革命知识，毛泽东在农讲所设立了图书馆。图书馆里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中国农民》、《农民运动》等许多书籍。由于学员的文化较低，有些书看了半天还摸不着头脑，怎么办？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征求了大家的意见，提出了一个新的学习方法：在阅读前，先由专任教员将每本书的重要部分列出若干问题，公布出来，然后让学员自己阅读，要求学员边看边做出答案，限期交卷。这样可使学员能根据专任教员提出的问题，抓住重点，认真细读，领会其精神实质。学员们交卷以后，专任教员又从这些答案中选出几份，公开张贴出来，称为“标准答案”。然后，将所有的答案都发给学员，让学员按照“标准答案”自行修改。这种方法，既能充分发挥学员的独立思考能力，又能互相帮助，互相启发，共同进步。毛泽东倡导的这种学习方法，对于帮助学员学好革命理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为帮助学生研究各省农民问题，毛泽东在农讲所设立了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推举学生主持其事。毛泽东根据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亲自为研究会拟出了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地方政治组织、团防、妇女的地位等三十六个调查研究项目，引导学员研究各省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运动情况。还经常印发一些表格或调查提纲，要学员把自己家乡的情况、调查项目填写好。解放后，毛泽东于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回忆说：“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我发动各省来的学生抄写民歌，每人十首，十人百首，百人千首，三百人就有三千首民歌，还有一个人抄写了几十首。其中包括内蒙古、黑龙江的，只是没有青海、新疆的。我对他们说：你们抄写民歌，我发纸，每人发几张纸。一个人长到十几二十岁，总能记得一些民歌。从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在毛泽东的正确引导下，农民问题研究会搞得生动活泼。学员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善于思考，集思广益，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学员们不仅加深了对家乡农村乃至全国农村的认识，而且初步学会了调查研究的方法，提高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刀对刀，枪对枪

在农讲所里，毛泽东给每个学员发一支枪。他教导学员干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并将全体学员按军事编制，编成了一个总队，两个中队，六个区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参加野外演习和实弹射击，军事训练时间占全课程时间的三分之一。使学员既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又学到了基本的军事知识，为今后领导农民武装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经常亲临训练场，指导学生军训。强调军事训练的重要性，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他经常对学员说，我们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是研究中国农民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我们还要进行军事训练，军事训练就是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学习武装斗争的本领。我们这里虽然只有三百多人，但是全国的农民是很多的。如果把全国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自卫军，就能够对付土豪劣绅。毛泽东的话，犹如一把火，把积压在学员心头的疑团烧光。

为了加深学员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引导大家把学习军事知识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组织大家调查研究“地方政治组织”、“团防情形”、“兵祸及其影响”等问题。还组织学员到广州黄花岗、市郊石井广东兵工厂进行实弹射击。该届学生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训练，学习了立正稍息、队列操练、托枪、放枪、刺杀瞄准、卧倒跃进、利用地形、潜伏隐蔽、班排进攻、野外演习、实弹射击等。

示威游行

1926年6月23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盛大示威游行，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毛泽东带领着农讲所学员也参加了这次大游行。

这天下午一时，只见农讲所学员们身穿灰布军装，腰束皮带，脚穿草鞋，手里拿着各色标语小旗，迅速来到草坪集合。毛泽东大手一挥，“出发！”参加游行的队伍走出大门口，与街上川流不息的游行队伍汇合在一起。农讲所学员个个激情满怀，热血沸腾。毛泽东带领着学员不时地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一切租界！为沙基死难烈士报仇！还高唱革命歌曲：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杀尽敌人！

我们团结，我们前进，我们奋斗，我们牺牲，

杀向那帝国主义的大本营，

最后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当游行队伍来到沙面时，忽然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把人们从头到脚浇个湿透。这时游行的人们豪情不变。毛泽东与高举着犁头旗的学员迎着风雨，奋勇地向前进。“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声把盘踞在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者吓得屁滚尿流。回所后，毛泽东还意犹未尽地冒着大雨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催人奋发。

海丰实习

快要毕业时，为了使大家把学到的革命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组织全体学员，到广东海丰农村实习，让学员们参加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队伍临出发前，毛泽东在农讲所的草坪上对学员进行了一次讲话。他说：同学们，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课堂学习，现在就要到农村去，深入到革命的农民群众中去，考察农会组织，体验农民生活，虚心学习他们的经验，要求大家把学到的革命理论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增强搞农民运动的信心和决心。

接着，毛泽东还高声地问：大家能不能做到？

“保证做到！”学员们响亮地回答。

去海丰，当时是在广州天字码头坐船去。

船在海中航行，学员们情绪激昂，革命歌声响彻云霄：

走向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勇敢上前，稳着脚部，要高举着少年旗帜，

我们是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

学员们到了海丰，与当地的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海丰，原来是军阀陈炯明统治的地方。自从有了农民协会后，农会会员的腰杆硬了，他们和革命军联合起来，打败了陈炯明，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掌握了乡政权。现在，官吏征收捐税钱粮不敢额外刮钱了，土豪劣绅不敢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为非作歹的土匪也不敢活动了。在海丰，学员们还参加了当地七五农潮三周年纪念大会。学员们看到、感受到确实与别处不同的一派新景象，都热情夸赞海丰农民运动好！农民协会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

两个星期实习很快过去了，学员们喝着乡亲们端来清甜甘香的功夫茶，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海丰。回到所里，他们纷纷拿着厚厚的一叠调查报告争着向毛泽东汇报。

“毛所长，海丰的农民运动实在太吸引人了。”

“我们一定要像海丰的同志那样，把农会组织起来，与地主老财作斗争”……

农讲所专职教员萧楚女在实习报告中说：“学生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之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

学员们的贴心人

在农讲所里，毛泽东不但在学习上关心学员，在生活上也做到无微不至的关怀。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宿舍里，或是课余饭后在草坪上，他都爱和学员亲切交谈，拉家常，了解情况，帮助大家解决学习上的疑难和生活上的困难。为了保证学员的身体健康，讲习所专门配备了一名医生，添置各种医药用品。有位学员生痔疮，所里的医生说，只要有医疗器械，就能够给他割治。这位学员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毛泽东，他听后亲自把医生请来，详细地询问了学员的病情和手术的可靠程度。当医生再三保证绝对安全时，毛泽东立即同意购买所需器械，并一再嘱咐医生，手术一定要可靠，不能出问题。在毛泽东的关怀下，这位学员的病得到了及时治疗，很快又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

当一位学员接到家信，说母亲病了，要他想法寄钱回家。这位学员很为难，因为一个月才有三块钱的零用费，哪有多余的钱。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后，指示所里补助三十元让他寄回家。当这位学员从庶务部领到这三十元的时候，心中无限感动，更加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有一次，学员们正在饭堂吃饭，毛泽东来到学员当中，亲切地问大家生活过得习惯吗？一位北方来的学员告诉毛泽东，这里的一切都很好，就是吃不惯南方的大米饭。又有一位学员说，有些回族学员已经吃了几顿白饭了。听着听着，毛泽东关切地说，是啊，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以后，他发动全体工作人员想办法，提建议，群策群力，办好伙食。并经常督促庶务部改进工作方法，尽可能帮助学员提高生活福利。后来，毛泽东根据学员们的意见，指示学员选出代表，组成膳食管理委员会，发动群众民主管理伙食，组织学员轮流外出购买东西，使伙食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为了照顾南方和北方学员的不同饮食习惯，将学员分为吃面食和吃大米饭两组。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学员的饮食习惯，还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用餐的专席。

在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学员们过着愉快的生活。每当他们走进膳堂，看到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大米饭、白面馒头、香喷喷的大锅菜，以及可口的民族食品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个个都情不自禁地说：“毛所长真是我们的贴心人！”

（洪霓）

在南雄的足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929年1月至1934年10月，毛泽东曾四次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进入广东南雄从事革命活动。第一次是1929年1月24日，率领红四军的一支部队，与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的另一支部队在南雄胜利会师。第二次是1930年4月1日早晨，与朱德率领红军主力部队越过大庾岭进入南雄，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南雄人民参加革命队伍。第三次是1932年7月，随红一、五军团到南雄，与朱德、王稼祥等一起指挥著名的“水口战役”。第四次是1934年10月，与朱德率领中央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从于都出发，开始战略大转移，也就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朱毛南雄会师，点燃革命烈火

1929年1月24日，巍巍梅岭朔风凛冽，雪花狂舞。

前委书记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的一支部队，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到达赣粤边界梅岭后迅速进入南雄，第一次踏上了南雄这块土地。

部队行进至南雄境内的梅岭角湾村时与敌人相遇，经过短促的战斗，打败了阻击的敌人，然后取道东山岭背、黄坑、上下杨梅，直下小梅关、东山门、钟鼓岩，向东经邓坊的蓝田、益田，到达油山的茶田，占领了十里岭，对占据在白石埂的敌军形成了包围之势，击溃敌人的一个团。与此同时，朱德率领红四军的另一支部队由江西经油山广亭坑、上下兰田，半夜时分到达寨下的山沟里露营。

赣敌李振球获悉红军到了油山，便带领一个团的兵力由江西池江进入南雄，占领了油山坪田坳的白石埂山头，将红军包围住，妄图一举歼灭红军。在朱德的亲自指挥下，南雄县委书记彭显模带领油山游击队、上朔赤卫队与红军一道迅速抢占了制高点十里岭，实行反包围，居高临下，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至中午战斗结束。

战斗结束后，朱德和毛泽东在夹河口会合，然后率部经上朔到达锦陂，在禾场休息。当地群众听说红军到来，无不欢欣鼓舞。不久前，南雄县委领导了有三万余人参加的农民暴动和土地革命运动，但随即遭到反动派的镇压，数百名农民在这次斗争中献出了生命。从此，南雄的革命斗争走向低潮，广大人民在沉重的压抑下生活着。红军的到来，在他们苦难的心田里升腾起希望的火花，他们像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欢迎红军的到来。许多人送茶送水，并拿出当地特产糯米糕到村口的榕树下慰劳红军。目睹此情此景，毛泽东眼眶湿润了。当他看到村里的房屋已被烧光时，便向身边的群众问道：“这是谁烧的？”群众回答说是国民党军队烧的。毛泽东听到这里，指着被烧的房屋，愤怒地说：“这笔债，一定要他们还！”

当晚，在井湾村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站在会场上，情绪激昂地说：“穷人要闹革命，打倒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我们穷人才有饭吃，才有衣穿，我们红军也是穷人，是穷人的军队，穷人和红军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才能打倒反动派，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跟地主财东斗，跟白狗子斗，跟他们斗到底，今天，他烧了我们的房子，明天，我们一定要他们来偿还。”贴心的话语赢得了群众的热烈欢呼。

毛泽东、朱德在锦陂稍作逗留后，又率部队到达乌迳的王木岭，接见了南雄县委的负责人。毛泽东对南雄县委的负责人说道：“我们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动员群众，激发起他们的革命热情；广大农民是我们事业永不枯竭的源泉，是革命之母，只有依靠他们，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胜利，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显得异常兴奋，双眼炯炯有神，高昂着头，继续说道：“谁能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而要赢得农民，就必须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我们要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我们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教育群众，例如，我们讲打倒帝国主义，群众不明白，但我们将它改成打倒洋财东，群众就知道了。”语重心长的一席话，使这位负责人深受启发。他表示一定要把南雄的革命烈火燃烧起来。

在王木岭，毛泽东、朱德又召开了群众大会，并将10支五响步枪和一批子弹赠送给南雄县委。第二天到达乌迳山下村，次日清晨经乌迳官门楼，穿过界址圩往江西信丰方向前进。

油山上朔一带农村墙壁上至今仍依稀可见《十大政纲》、《当红军歌》等红军标语，这就是当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一次到南雄时留下的。

“朱毛是两个人，朱是朱德，毛是毛泽东”

1930年4月，毛泽东再度率红四军进入南雄。这时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蒋、桂、冯军阀大战的空隙，红色根据地得到了迅速发展，赣南已完全为红军所掌握，闽西六县全面暴动，红三军和红十二军相继成立，各地苏维埃政府纷纷创立，红军在苏维埃推行土地政策深得农民的拥护。面对这种局面，蒋介石慌了手脚，仓促组织“三省会剿”，命令广东军阀陈济棠、陈维远、余汉谋向苏区逼近。

4月1日凌晨，陈济棠、余汉谋急命吴文献教导团向江西大余进犯。几乎同时，红四军在大余城郊外五里的一个小山坡草坪上召开了战前动员大会，准备消灭来犯之敌。毛泽东在会上动员道：敌人有一个吴文献的教导团到了南雄，前面就是梅岭，离这里只有12里路。不管它什么团，今天我们都在梅岭将它消灭。会后，毛泽东亲自指挥部队，夜袭梅岭，将吴文献团的一个营消灭，缴获长短枪500余支。

这时的梅岭，已是山花烂漫的时节。天刚放亮，毛泽东站在梅关古道旁，放眼山野，红军战士正从他身旁走过，山下红旗招展，山上鸟语花香，真可谓“风展红旗如画”。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他信心百倍，雄心万丈。他相信中国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那决不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东西，它就像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像立于高山之巅远望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像躁动于母腹之中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这时，朱德也赶了上来，他们并肩而行，指挥红军直指南雄县城。

红四军前行时，与吴文献调来增援的一个营在梅岭中站城遭遇。红军速战速决，歼敌百余人，缴获枪支200多支。红军行至珠玑镇石子岭时，又遇敌一个营，敌人闻风丧胆，不堪一击，四处溃逃。下午4时，毛泽东、朱德率部乘胜包围南雄城，战斗数小时，俘虏吴文献教导团数百名官兵。国民党伪县长梅翊翔化装逃跑。

红军开进南雄城，鲜艳的斧头镰刀红旗在街头飘扬。

第二天，毛泽东和朱德在南雄县委书记彭显模的陪同下朝城隍庙（今市人民医院门诊部）走去，在那里参加群众大会。沿街的店铺旁，到处贴满了红军的安民告示和“平买平卖，公平交易”、“老百姓不要怕，大家开门营业”、“取消苛捐杂税”、“红军官兵待遇一致”等标语。沿着石块铺成的街道，他们边走边聊。毛泽东忽然幽默地对彭显模说道：“南雄人民有革命的好传统，南雄人喜欢吃辣椒，吃了辣椒就容易激动，一激动就要造反，反动派最害怕我们这些吃辣椒的人。”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不一会，便到了城隍庙，这里周围插满了红旗，热闹异常，毛泽东等人走进会场，会场挤满了人，他们久闻朱毛大名，各种传闻如雷贯耳，今日有幸一睹朱毛的尊容。毛泽东风趣地对大家说：“大家经常讲朱毛，朱毛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朱毛是两个人，朱是朱德，毛是毛泽东，我就是毛泽东，朱德也来了，他就在这里！反动派将我们描绘成青面獠牙的恶魔，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了。”说着，他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我毛泽东也和大家一样，都是穷人，朱毛红军就是替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我们穷人只要团结起来，就能将地方老爷洋财东打倒。”这时全场群众都兴奋起来。毛泽东继续说：“我们是红军第四军。红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打土豪劣绅分田地的，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并提出“万富准备钱，千富不相连，贫穷跟我去，每日一吊钱”的口号。毛泽东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行动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工农武装。毛泽东讲完话后，朱德也讲了话。会后，红四军宣传队还演了一出戏《王老三交粮支援红军》。

红军在南雄几天，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得人民的爱戴。红军查封了不法资本家和大商家的财物，把约十万大洋分给贫穷百姓，向伪商会筹集了4万大洋的军饷，还集中全城裁缝匠为红军赶制数千套军装。同时，烧毁了国民党伪县政府，打开监牢释放了被关押的穷人，吸收他们参加了红军，抓住了一个民愤极大的警察巡官游街示众，并将其枪毙，为民除害。广泛的宣传发动，使群众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许多青年要求加入红军。

4月7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离开雄州，经乌迳返回江西，沿途又歼灭民团700余人，使蒋介石“三省会剿”的阴谋彻底破产。红色根据地却得到进一步扩大，南雄县委也划归赣西南特委领导，南雄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

“水口战役”，与萧劲光“较劲”

1932年5月，毛泽东正随红一、五军团在进军闽南的途中。蒋介石命令广东军阀陈济棠、余汉谋进攻赣南，侵占了赣西南大片地区。这时，毛泽东接到党的临时中央关于“红一、五军团主力应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赣粤敌”的指示，他们决定回师赣南，与三军团会合，夹击粤敌。

毛泽东、朱德不顾天气炎热和长途行军的极度疲劳，昼夜兼程，于6月底进入南雄乌迳地区，并派部队占领了梅关，将进驻赣南和南雄的余汉谋部分成两股，逼使余部重新布防，将张梅新的粤军第四师调回南雄驻防。

这时期，虽然毛泽东已被“左”倾路线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圈外，但他在红军指战员中享有的崇高威望，仍能使他发挥重要的作用，他所制定的战略战术仍被广大指战员所推崇。

7月7日，粤军第四师到达乌迳，红一方面军命令五军团和江西独立第三、第六师共同歼灭粤敌第四师。8日凌晨，五军团在向乌迳开进途中发现敌四师由浈水南岸向南雄方向逃窜，立即改变行军方向，向水口圩堵击。当天下午1时，五军团在水口以东的弱过隔河与敌四师打响，拉开了水口战役的序幕。随即五军团以十三军从正面攻击，以第三军由左翼渡河绕到敌后，很快就击溃了敌军两个团。当晚，敌四师退守水口圩及附近高地。

9日凌晨，五军团向水口之敌发起进攻，在浈水南岸高地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拼杀。中午，敌人援兵赶到，以10个团的兵力向第三军阵地猛扑，战斗异常激烈。红三军指战员英勇顽强地阻击敌人，阵地数次得而复失，部队伤亡很大。在这危急之时，陈毅率领独立第三、第六师赶到，打退了凶猛的敌人，稳住了阵脚。水口东面阵地上，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棠亲自指挥部队同敌四师进行白刃战。他脱掉外衣，只穿一件白衬衣，指挥着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战士，分四路冲向粤军第四师阵地，随着震耳欲聋的喊杀声，战士们手起刀落，敌人一片片倒下，阵地上尸横遍野，战士身上血迹斑斑。敌人一次次进攻，又一次次地溃退，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

10日拂晓，毛泽东亲自率领一军团和十二军赶到水口战场。他了解到敌我两军的作战态势后，又亲自观察了敌军阵地，随即命令一军团和十二军分别增援两岸的三军和十三军。

上午7时，两岸的红军同时向敌军发起攻势。浈水两岸，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倒下的红军战士和敌军尸体互相枕藉，滔滔浈江河水，也被染成了淡红。毛泽东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经两小时激战，敌人终于不支，纷纷向南雄方向溃逃，红军乘胜追击，毛泽东也随着部队冲了上去。在追击过程中，五军团政委萧劲光突然看见追击队伍中有个大高个儿很惹人注目，急忙撵了上去，靠近一看，竟是毛泽东。毛泽东端着一支驳壳枪，步子迈得很有些特别，不像战士们撒丫子猛跑，而是甩开长腿，大步往前，半跑半走，速度居然不亚于身边的队伍。这时，战况虽然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战斗并没有结束，敌人边逃边组织阻击，交替掩护。远处还有几门钢炮不停地向这边射击，红军追赶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但毛泽东此时似乎忘记了身份，一边往前奔走，还一边举枪高喊，叫战士们快追。萧劲光一看这阵势，吓得不轻：毛泽东大大咧咧地把自己当个连长、排长用，要是有个闪失，怎么向中央交待？萧劲光手一挥，一个班紧跟在他的身后，把毛泽东围住了。“毛泽东同志，这里危险。离开这里！”毛泽东停住步子，哈哈一笑说：“追赶残敌，乃一大快事也！待我追至前方树林，坐下歇息不迟。”说完，驳壳枪一挥，迈着长腿又往前跑。萧劲光火了，把脸一沉，严肃地说：“毛泽东同志，请你尊重我的指挥权！”毛泽东愣了一下，随即又笑了起来，说：“你这个萧劲光，你指挥你的，我追我的。我也是一个红军指挥员，追个敌人都没权力呀？你好霸道嘛！”说完又往前冲，并且跑了起来。萧劲光跟在后面，边追边喊：“打完这一仗，你怎么批评都可以，现在我是前线指挥员，我命令你不要乱跑！”说完，他对身边的一个连长说：“你们不要追了，把毛泽东同志拉住，送回军团部去！”毛泽东见萧劲光动了真的，也焦急起来，振振有词地说：“久居指挥所，无缘上火线，你也让我透口气嘛！”一边说，一边挣脱那位拉着他的连长，拎枪又往前跑，嘴里还嘀咕：“兵败如山倒，惊弓之鸟，丧家之犬，我为何怕他，追追何妨？你不让我追，我偏要追！”萧劲光见毛泽东执意要亲自追击，无可奈何，也只得依了他，指挥部队不离毛泽东前后，大家一起追了上去。毛泽东这种身先士卒的精神，鼓舞着红军指导员们奋勇前进。经过连日激战，10个团的敌军被击溃，纷纷逃回南雄县城。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站在山坡上，望着硝烟滚滚的战场，感慨万千。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红军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几千名红军战士倒在浈江两岸。几千名战士，这对于红军、对于中国革命是多么宝贵的财富啊！他们都是英勇无畏的战士，为了保卫红色根据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想到这里，毛泽东默默地面对那些红军战士倒下的方向鞠躬、鞠躬、再鞠躬。他向来主张以最小的牺牲来换取最大的胜利，他从来都不欢迎这种拼消耗的胜仗，这在某种意义上简直是一次败仗。对水口战役的评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一九三二年七月在广东南雄水口圩地区对陈济棠的作战”, “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这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 “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

水口战役后，红军在界址圩休整了一段时间便回师赣南。经水口战役重创的粤军再也不敢随意进犯苏区，使赣南根据地安定了一段时间，为此后红军向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率领长征部队经过南雄

1934年，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和各地红军的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9月，以50万大军开始向中央苏区进攻。

10月，由于强大敌人的进攻和我军决策的失误，致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红军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10月18日，毛泽东抱着对中国革命的无限信心，带着一袋书、一把破雨伞、一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越过于都河，踏上艰苦的征程。不久，他便因疟疾缠身而躺在担架上，严重的疟疾使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头发长得几乎齐肩，一双深邃而熠熠生辉的眼睛时常望着天空。他苦思冥想，思索着这几年来的党内斗争和红军的出路。是啊，这批中国希望的火种，又该撒向何处呢？

21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8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的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同日，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央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军一团从于都出发，开始战略大转移。22日，红一、三军团打垮了国民党军陈济棠部一个团，占领了江西省安远县的版石，信丰县的新田、金鸡、古坡、安息和韩坊等地，基本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25日，渡过信丰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向湖南省的汝城县，广东省仁化县的城口方向前进。26日，红一军团前锋在信丰县的石材圩一带开进，经小和、万隆进入粤境南雄县的界址、乌迳一带。

此时，获悉广东军阀军陈济棠部一个连，抢先在乌迳区的新田一带挖战壕，构筑工事，设置封锁线，妄图阻击红军的行动，使其主力跟上截击。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受命奔袭乌迳，突破敌人封锁线。当到达前沿阵地时，见前方山坡上的国民党军正忙着挖战壕，筑工事，刘云彪连长率全连160多人分三路向敌人阵地发起攻击。他带领中路正面攻击，猛扑过去，当国民党军还击时，已有10余人丧命。同时，侦察连的左右两路也插向敌阵两侧开火进攻。敌人发现被包围，为逃避被歼的厄运，一边急忙还击，一边沿一条小山沟逃命。侦察连以猛烈的攻势将敌人打垮。这次战斗歼敌20多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这是红一方面军进入粤境的第一仗，也是在粤的第一场胜仗。

打垮这股敌人之后，红军占领乌迳，红一军团部直属队进驻南雄县境的界址圩。至10月28日，红一军团大部经乌迳、大塘、夹河口、平田坳一线出江西省大庾县的兰村。红一军团另一部由信丰县的下坑，经南雄县的黄地、大兰到达大庾县的兰村会合，在大庾县的南部向赣、粤、湘边开进。红九军团跟着急行军，经界址，尾随红一军团路线疾进至平田坳、兰村一带。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穿越南雄。11月13日，红军长征主力部队离开广东乐昌境内向湖南宜章前进。

红军长征首战告捷，士气大振。毛泽东、朱德率领部队顺利通过南雄东北部，向湖南挺进。

（肖锋）

八次视察广州逸闻

建国后，毛泽东曾经八次视察广州：1954年11月3日至26日他到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修改和审定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参观了广州三元里抗英烈士纪念碑、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苏维埃政府旧址等；1955年12月，他到广州编审《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该书写了序言和按语；1956年5月3日至30日，他先后在广州召开20次会议，听取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五省领导人的工作汇报，并参观广东水产展览馆、广州造纸厂、广州通用机器厂，实现了畅游珠江的愿望；1958年1月23日至24日，他到广州接见奉调回国的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及其夫人，次日到中山纪念堂接见驻广州部队、广东和广州市的干部；1958年4月，到广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全国工业建设问题，并视察广州市郊的棠下农业社；1958年12月13日至26日，在广州写下《对所作诗词的注解》并度过65岁寿辰；1960年1月27日至3月9日，在广州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主持编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并多次召开会议；1961年2月13日至3月29日，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农业六十条》，并大力提倡调查研究。

本来毛泽东每一次视察广州，每日行程都有详细的记录，可惜“文革”中这些材料被收走，以致很多史实不清楚。笔者通过多方搜罗，撷取毛泽东在广州的一些精彩片断，使广大读者能够目睹领袖的风采。

“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要搞；外国人不能搞的，中国人也要搞”

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延安时就提出“自力更生”的原则，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暴露苏联模式部分弊端后，毛泽东更加强调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当年5月他到广州视察时充分表达了这种豪情壮志。

这次毛泽东决定乘飞机去广州。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原来考虑让毛泽东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但毛泽东不同意。还是毛泽东自己说出了缘由：“我们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坐外国人的飞机？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原来，毛泽东是在以自己的行动支持年轻的中国空军。

5月3日，晴空万里。7点30分，毛泽东到了机场。机长胡萍代表机组敬礼：“飞机已经准备好，请主席上飞机。”毛泽东微笑着和机组成员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和年龄，慈祥地说：“你们都很年轻啊！”接着，刘亚楼向毛泽东报告飞机、航线及天气情况，然后和公安部长罗瑞卿陪毛泽东登机。飞行了将近8个小时后，飞机抵达广州。毛泽东毫无疲态，走下飞机，颇有感触地慨叹说：“还是飞机这东西好，飞得快，当天就到了广州。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飞机才行。”

5月29日上午，毛泽东身穿米黄色衬衣，灰色长裤，脚踏一双黑色布鞋，手拿一把广东葵扇，乘船来到了广州造纸厂码头。在厂长封贯之的引导下，他首先走进了磨木车间。当他知道全车间8台磨木机中有6台是国产的，而且国产磨木机的性能比进口的还要好时，非常高兴，连声赞好，对广州能制造出优于外国的机械表示了极大的欣慰。

离开广州造纸厂后，毛泽东乘坐一辆黑色“吉姆”牌小轿车，到广州通用机器厂视察。当他了解到该厂工人和技术人员正在研制日榨2000吨糖蔗的榨糖机，这种榨糖机的日榨量可超过解放前进口榨糖机的一倍时，挥一挥他那有力的大手，豪迈地说：“中国人应当有这样的志气，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要搞；外国人不能搞的，中国人也要搞，要为国争光。”他的豪言壮语久久地回荡在工厂，回荡在南粤大地……

“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工作之余，毛泽东喜欢游泳，他说只有游泳的时候可以不想事。广东省委知道他的这一爱好，1954年安排他到越秀山游泳池游泳。为了保卫安全，越秀山前前后后封闭了一个月，游泳池也搭上棚子围起来。游泳用的泳衣、浴巾、拖鞋、救生设备和休息室的桌椅板凳、茶具等，事前也一一做了周密准备和安排。毛泽东对越秀山游泳池并不满意，第一他觉得那个游泳池太小，第二他知道把老百姓赶跑了，怕拖累群众，所以想到珠江里面自由自在地游。

其实，1954年毛泽东就提出过要游珠江。当时，广东省委组织人力对珠江的河情和水质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的情况，并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广州市公安局长薛焰给毛泽东写了一张字条：“毛主席，这河水很脏，洪水泛滥，可能有血吸虫，不宜游泳。”毛泽东看后，无奈地摆了摆手说：“好吧，不去就不去。”然而，1956年这一次毛泽东却下定决心要到珠江游泳，谁也挡不住，只好派一批体魄健壮、政治上可靠的游泳尖子陪他到珠江游泳。

这一天，毛泽东及其陪同人员登上了停泊在小岛旁的“花船”，向西溯江而上。毛泽东换上泳装，坐在船头甲板的藤椅上，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的沐浴和江风的吹拂，欣赏着珠江两岸的秀丽景色。穿过一段稍窄的河道之后，江面突然开阔了许多，这就是毛泽东要下水的“白鹅潭”。为什么选在白鹅潭？因为西江从这儿进入到珠江水系，这儿是上游，相对稳定、安全。“花船”缓缓停下，毛泽东离开坐椅，走近舷梯正要下水，忽然，远处几艘小渔船上传来呼喊声：“毛主席，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循声望去，兴致勃勃地向渔民们挥了挥手，然后纵身跃进珠江。陪同人员也一个接一个跳入水中。

毛泽东搏击着江水，高声呼喊：“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他回头一看，见不熟水性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广州市公安局长薛焰还在船上，就打趣说：“你们两个人，一个是部长，一个是局长，天天说保护我，现在我在水中，你们却在船上，要是我淹死了怎么办？”在宽阔的珠江江面上，他时而侧游，时而仰泳，显得逍遥自在。毛泽东率领着一小队敢于搏击风浪的健儿，逆流而上，穿过如意坊码头，闯进大坦沙河段，直抵海角红楼泳场，然后，又转身顺流而归。畅游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回到“花船”，见到薛焰，大概是想起了两年前薛焰所写的那张字条，拍拍自己发胖了的肚皮，风趣地说：“你看我的肚皮这么大，是得了血吸虫病吧。”引起船上阵阵欢快的笑声。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基本上每天都到珠江去游泳。对于他的出行安全，接待小组想尽一切办法，即便是如此周密，还是有很多人能看到他在珠江里畅游。此后，毛泽东每次到广州来，只要天气不是太冷，他就必定要下珠江畅游。白鹅潭、黄埔、二沙头等处，他都下去游过，而且哪里水流急，他就越喜欢往哪里去。

这次畅游珠江之后，毛泽东说服了所有劝阻者，决定到武汉去，实现他多年来畅游长江的夙愿。5月31日，毛泽东抵达武汉，以63岁高龄第一次畅游长江，并写下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勤俭持家，勤俭建国

毛泽东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早在青年时代，他就说过“嚼得菜根，百事可做”。穿越艰苦的战争岁月，走进和平建设时期，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简朴的生活。建国初期，他就提出“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指出：“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作为领袖人物，毛泽东生活上的简朴，令人惊讶。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三年困难时期，他和全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跟身边工作人员约定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连他一向爱吃的红烧肉都停了。在广州视察期间，工作人员趁机为他加菜，却被他“克”了一顿。在这个时期，为节省汽油，毛泽东和秘书、警卫等5人共乘一辆车，使负责接待工作的苏汉华深受感动。

毛泽东不仅践行勤俭持家，还时刻铭记要勤俭建国。他深知，中国还很穷，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应充分利用资源，容不得半点浪费。1956年视察广州造纸厂时，他在磨木车间磨木面平筛旁，看到几个存放着磨木粗渣的箩筐，上前拾起一束粗渣，仔细地察看着、思考着，然后转身询问一旁的封贯之厂长：“这是不是经常有？还有没有用？”封贯之老老实实回答：“磨木机生产经常有粗渣，现在还没有利用起来。”毛泽东稍有不悦，督促道：“要尽快利用起来！”视察第一抄纸车间时，毛泽东看到复卷机切出许多一厘米多宽的小纸边，在地上形成了一个小纸堆，他俯身拾起一条，关切地问：“纸边还有没有用？”封贯之响亮地回答：“可以重新利用。”毛泽东听后十分满意，愉快地点了点头，连声称赞：“用了就好。”

“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

广州毗邻港澳，历史上省、港、澳三地的关系从来十分密切。1956年来广州，毛泽东听取了省委书记陶铸的全面汇报之后，提出要找负责港澳方面工作的领导人谈一谈。此时，广东刚刚成立了华侨投资公司，吸收华侨资金情况并不是很理想，而香港充斥着大量游资，陶铸正想着要实行更积极的政策吸引侨资，适逢毛泽东提出要听取港澳方面的工作汇报，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陶铸指示港澳工委迅速做好了准备，并指定负责港澳具体工作的黄施民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

在小岛旁的“花船”上，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听取黄施民的汇报，不时作些记录。当他了解到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侨居东南亚的华侨富商巨贾纷纷将资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香港，香港各银行游资充斥，存款利息急剧下降，甚至到了存款者要倒贴利息给银行的地步时，眼睛一亮，指示说：“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当他了解到由于华侨对回国投资存有被“共产”的顾虑，一年1000万港元的投资也不易吸收时，沉思了一会儿，指示说：“要有更积极的政策。”这天晚上直至深夜，透过窗帘人们依然能看到毛泽东房间闪着明亮的灯光，也许他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件事念念不忘，结束此次广州之行前夕，再次叮嘱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

广东省委的报告很快写出来了，据说很快就呈送到了中央，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复，毛泽东积极利用外国资本的构想在他有生之年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成为现实。

农业社里笑声洋溢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村有深厚的感情，建国后他伟岸的身影还时常出现在乡间田头。1958年4月30日下午，在陶铸、朱光等省、市领导人的陪同下，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广州市郊的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留下了阵阵笑声。

下午3时45分，晴空万里，阳光普照。毛泽东身穿银灰色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地跨出小轿车的车门，红光满面，微笑着向聚集在村口的群众招手致意，并和社干部一一握手，人们心情激动，喜形于色，雀跃不已。毛泽东在社干部的陪同下，在滚动的人流中慢慢地走着。他先跨进供销社大门，与售货员亲切地握手，还仔细地看了供销社里陈设摆卖的商品，频频点头。然后信步走到农业社办公室，亲切地让梁富、钟叙本等社干部坐在他身旁，他逐一询问社干部的姓名、年龄，听取社员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意见和当年早稻生长的情况、农民的副业收入及生活情况汇报，态度亲切，平易近人，室内气氛轻松愉快。陶铸打趣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开四级干部会议哩。”毛泽东却指指陶铸和自己，风趣地纠正：“你，我，不是四级，是六级干部会议嘛！”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

随后毛泽东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办公室门口、村街上，早已站满了人。毛泽东迈出门槛，一边向围观的群众挥手致意，一边顺着社员让出的石砌小道向村外走去。毛泽东走到试验田旁边，仔细观察了水稻，并详细询问亩产多少、是否会倒伏。此时的广州，已是穿单衣短裤的季节了。在阳光下，人们的脸上都热得渗出了汗珠，身着中山装的毛泽东也微微出汗，可他依然认真倾听着干部的汇报。东圃乡党委书记潘湛将一顶竹帽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接过竹帽，端详了一下，高兴地戴在头上，双手拉着带子，笑吟吟地说：“我也像个农民了。”毛泽东风趣的话语，使田野里又一次发出了欢乐的笑声。穿过水稻试验田，毛泽东发现了一块多种作物间种、套种的菜田，很感兴趣地看了又看。这块菜田菜坜上都搭起了竹篱，竹篱上瓜蔓豆藤左盘右旋，篱笆下种有几种作物，像一簇簇矮树丛，枝叶交错。社干部向毛泽东介绍：“竹篱上的那是豆角，这是黄瓜，竹篱下面的是芋头、生姜和藿香。”毛泽东赞赏地说：“这样土地利用率就高了，多搞些这样的试验田好！”毛泽东这么重视试验田，使在场的人受到很大的鼓舞。这时，正在附近田里劳动的广州第七中学的一群学生，看见了毛泽东，跨过水渠飞奔过来。没等学生们开口，毛泽东就热情地问他们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学生们一一回答。毛泽东十分高兴地指着这群学生，问旁边的农业社干部：“你们欢迎他们吗？”“我们欢迎同学们来这里劳动，把知识同实践相结合。”钟叙本回答。在场的社员、干部、学生都笑了。顿时，田头又一片欢声笑语。

偏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众所周知，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思想家，还是才华横溢的文人，不仅诗词写得好，还是写文章的高手，留下了不少传世佳作。却很少人知道，在自己的文章中，毛泽东尤其偏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更少人知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在广州审读定稿的。

1960年1月27日到3月6日，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到鸡颈坑（广州郊区的一处别墅）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同他一起审读的主要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邓力群、逄先知等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威势。毛泽东对这一卷选集特别偏爱。他曾说过：“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我们这位委员长。”在通读第四卷时，毛泽东显得特别兴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油然而生。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客观来讲，《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文章，不仅内容重要，思想深邃，从文字上说也是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和讽刺，刚柔相济，文情并茂，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特有的文风，难怪毛泽东如此喜欢。

通知代表返回继续开会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决定划小社队规模，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同时增大生产队的权力。本来这是符合农村实际的政策调整，是对公社化以来过左政策的纠正，但一些干部以为这是倒退，虽然组织上服从中央的决策，但思想并未真正转过弯来，毛泽东对此也有察觉。

据毛泽东机要秘书罗光禄回忆，广州会议后，毛泽东曾问他：“罗秘书，你看这次会议开得怎么样？是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罗光禄老老实实回答：“从总的看是基本解决问题，但我看还有少数同志思想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毛泽东略有所思地点点头：“你说的对。”他又问罗：“代表们走了没有？”罗说：“代表们到机场去了！”他问：“叫他们回来可不可以？”罗说：“可以打电话问问飞机起飞了没有。”他说：“你赶紧办办吧！”罗光禄立即打电话问，知道代表们刚刚到机场，便通知他们不要走了，留下继续开会。这次会议又增加了两天时间。经过充分讨论，大家反映思想通了。毛泽东才真的高兴了。

未竟的心愿

广州会议闭幕式上，毛泽东侃侃而谈，谈到他的一个心愿：“沿着黄河而上，再由长江发源地而下，一个逆流而上，一个顺江而下，不坐火车，只走路骑马，到处做调查研究，那才真是快事。”与会人员都以为这又是他浪漫主义的突发奇想，以他的地位和声望，以他肩负的重大责任，以中国的政治环境，这个愿望是断然不能实现的。哪知1964年7月末的一个凌晨，毛泽东临睡前再次对身边工作人员提到他的这一愿望，“我今年70多岁了，在见马克思之前还有件事要办，我准备带上一批科学家，逆黄河而上，顺长江而下，用两年时间考察长江和黄河，而且不坐汽车要骑马去考察。你明天给我搞几匹马来，同时要有一匹烈马。驾驭住烈马就会带动全局，所谓‘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就是这个道理。”工作人员以为是毛泽东在安眠药作用下突发的奇想，不料他醒来再次追问这件事，工作人员很快准备好了马匹。毛泽东曾经骑了一次，毕竟71岁高龄了，明显有些吃力，始终没有松开缰绳或让马跑几步，只是信马由缰，慢慢地走。

（张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