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广深：中外交流彰显魅力

南越国时“海上丝绸之路”初开

广州博物馆位于市中心区越秀公园山顶的“镇海楼”内，是华南首座博物馆。

镇海楼曾名望海楼，始建于明代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朝嘉靖年间改名“镇海楼”，有“雄镇海疆”的意思，是广州有名的古建筑和明清老城标，因楼分五层，俗称“五层楼”。

镇海楼里的广州博物馆用图片和实物浓缩了这座2000多年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脉络。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广州至今仍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等史迹为代表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已被列入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从广州博物馆出来，顺山而下，就到了越秀公园西门，步行过马路，就可以到达斜对面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在解放北路867号，一座深沉厚重的红砂岩建筑，在繁多的市区现代化建筑中显得与众不同。据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1983年发现的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昧之墓保存完好，是已发现汉代最早的彩绘石室墓。墓中出土文物一千多件套，共万余件，集中反映了两千多年前南越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那时我国的国土东到大海，自北往南为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已形成一个既有大陆又有海洋的国家。但是，秦朝不久就被陈胜、吴广率领的农民军冲击得七零八落，后来秦将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以番禺（今广州）为国都，立国90余年。

“留得汉家文物在，一坟抵得五车书。”南越王墓出土了不少与海外交通相关的珍贵遗物，大大丰富了秦汉时期南海丝绸之路与中国对外关系的内容。南越王墓出土的镂空、熏炉等都与海外贸易有关。比如，陵墓主棺椁“足厢”的银盒，其造型与纹饰风格与波斯帝国有些金银器类似，是一件来自海外的舶来品。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博士说，从南越王墓出土的众多来自非洲、中东地区的物品，证明秦汉之际，从南越国到波斯湾的海上丝路已经贯通，也可能是辗转接驳。航行其间的，可能有波斯商人、印度商人、东南亚商人，当然还可能有中国商人。南越王墓出土的不少外国人形象的陶俑，正是当时东西方海上交往的见证。

“番禺位于珠江出海口，濒临中国最大的边缘海——南海。南越国时期岭南与南海地区已经有经济交往，南海丝路接驳至波斯湾地区，番禺是岭南与东南亚进行贸易的中心。可以说，南越国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李庆新说。广东面临南海，造船业应该是始于先秦时期，到了汉代，广东已具备相当发达的造船业。汉武帝在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后，开始重视经营海外贸易，自广州开辟了通往东南亚的海上丝路南海航线。

据介绍，汉武帝时期，中国船队从广州出发，远航至东南亚、南亚诸国通商贸易，东汉时航线更远达波斯湾。广州汉墓中出土了大量与海外贸易相关的熏香炉、琉璃、犀角、象牙和各种珠饰等物品以及水上交通工具。这些文物充分证明，两汉时期的番禺（今广州）已发展成为中国南方的著名都会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市。

南越王宫博物馆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316号。馆中对秦造船遗址有一段文字描述：位于广州市区中心的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造船遗址是目前已知世界最大的造船遗址，可建造宽3－6米，载重量25－30吨的木船。

“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最远可到达斯里兰卡。”据李庆新博士介绍，南海丝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从史料上可以看出，早在秦汉时，中国已开启了海上文明史。

光孝寺：“岭南第一古刹”香火延绵

光孝寺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光孝路109号，有着“岭南第一古刹”之称。之所以被称为第一古刹，是因为光孝寺是岭南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深广、规模最为宏大的佛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表示，“未有羊城，先有光孝”，即光孝寺的历史比广州城还早的说法并不准确，但光孝寺的历史悠久，却是不争的事实。

光孝寺的山门（大门）上方是赵朴初手书“光孝寺”匾额，门两旁有对联：“祗园晖百粤，光孝耀羊城。”

寺内古木参天，殿宇栉比，香烟袅袅，气象庄严。

据《光孝寺志》载，光孝寺初为南越王赵建德之故宅。三国时代，吴国虞翻谪居于此，世称虞苑。寺名曾几次更改，东晋隆安五年（401年）称五园寺，唐代称乾明法性寺，五代南汉时称乾亨寺，北宋时称万寿禅寺，南宋时称报恩广孝寺。不久后改广字为光字，才改名光孝寺。光孝寺的匾额“光孝禅寺”是明朝成化十八年（1482年）宪宗朱见深所赐。由于光孝寺建寺历史悠久，故被尊为“禅宗明庭”而驰名中外，这正如该寺天王殿旧楹联所题写的：“禅教遍寰中，兹为最初福地；祗园开岭表，此是第一名山。”

光孝寺建筑结构严谨，殿宇雄伟壮观，特别是文物史迹众多。寺院坐北朝南，中轴对称。东西两侧长廊环绕，整个建筑群错落有致，浑然一体。如始建于东晋的大雄宝殿，南朝时达摩开凿的洗钵泉，唐朝的瘗发塔、石经幢，南汉的千佛铁塔，宋、明时期的六祖殿、卧佛殿，以及碑刻、佛像、河子树、菩提树等，都是珍贵的佛教遗迹遗物。

在这座岭南古刹里，达摩、不空、慧能、义净等诸多中外高僧都曾弘法布道，写下他们人生中的辉煌篇章；禅宗南宗、密宗等许多佛教宗派在这里开始传播；《摄大乘论》等许多重要佛教经典在这里被译成中文。这一切，给光孝寺增添了一层又一层耀眼的光环，使光孝寺成为岭南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千古名刹。

秦汉以来，水陆两条丝绸之路成为文明之枢渠。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博士介绍，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一般认为分海陆两路，陆路经西域“丝绸之路”传入，海路则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广东。水路者初以泉州为起点，至唐宋时，广州一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口，既是自古以来承载文化、贸易之交流平台，也是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的重要据点。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广州是佛教入华重要通道，有“滨海法窟”之称。

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光孝寺独特的历史和魅力，成为了中外高僧往来传法的重要基地。光孝禅寺是吸引无数中外高僧大德游历岭南、弘化足迹的圣地。史载，从东晋起至唐宋，不少印度、南亚高僧如昙摩耶舍、真谛等来寺传教译经，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有很大影响。譬如寺内大雄宝殿为东晋隆安五年（401）罽宾国（今克什米尔）法师昙摩耶舍始建。当时，由于中外海上贸易的日益发展，来岭南弘法的海外僧人逐渐增多，岭南佛教已有了初步发展。光孝寺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法界枢纽，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

五羊论古寺，初地访诃林。据史载，三国时期，虞翻在此居住（时为王园），在园内遍植诃子树，人称“诃林”。诃子产于印度南部海域诸岛，是佛陀时代僧团中经常用到的药物。如今，寺内现仅存的一株，已有1000多年历史。

在光孝寺内有不少外国朋友前来观光，还有不少香客虔诚地烧香拜佛。时至今日，光孝寺仍然是中外佛教交流的圣地。

古寺教堂相辉映 中外交流显魅力

越秀区作为广州市的老城区，是宗教文化相对集中的地方。

距光孝寺不远的六榕寺是另一处佛教圣地。从光孝寺出来，穿越一条狭长的小巷子，几分钟时间便来到了位于越秀区六榕路87号的六榕寺。六榕寺山门上有一副对联：“一塔有碑留博士，六榕无树记东坡。”讲述了王勃、苏东坡与六榕寺的故事。寺内高高耸立的六榕花塔，十分壮观。寺内还有不少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慕名前来参观。

六榕寺是历史悠久、佛教文物荟萃、中外闻名的名胜古刹。六榕寺始建于南朝梁大同三年（537年），原名“宝庄严寺”，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北宋初毁于火灾，宋端拱二年（989年）重建，改名“净慧寺”。元符三年（1100年），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苏东坡曾来寺游览，见寺内有老榕六株，欣然题书“六榕”二字，后人遂称为“六榕寺”。

据史料记载，六榕寺与光孝寺齐名，寺中的六榕塔历来为人们所称颂，因此素有“光孝以树传，净慧以塔显”之称。六榕寺的建筑布局比较特别，塔位于寺院中央，且在大雄宝殿的正前方。这保留了古印度早期佛寺以塔为中心的建筑风格。

位于越秀区光塔路56号的“怀圣光塔”也很有名气。怀圣光塔为唐宋时期城区西蕃坊内重要建筑，寺塔合一，是唐宋以来到广州贸易以及定居的阿拉伯商人的宗教活动场所。

因怀圣寺光塔不对外开放，游客只能在门口看到一段相关的文字介绍：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最早的清真寺之一，相传创建于唐。寺内光塔屹立于珠江之滨，呈现圆柱形，是研究我国海外交流史、建筑史、伊斯兰教史的重要遗迹。早在2012年，国家文物局就将其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颁发了“海上丝绸之路”匾牌。

据越秀区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广州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包容的城市，千百年来各派宗教共聚一城，和谐相处。相继传播的宗教林林总总，各具特色。散落城中的各处古刹、教堂，为羊城增添异彩。现存的众多著名宗教建筑有：佛教的光孝寺、华林寺、六榕寺、大佛寺、海幢寺，道教的城隍庙、三元宫、纯阳观，基督教的东山堂、救主堂、光孝堂，天主教的圣心堂、露德圣母堂等，伊斯兰教的怀圣寺、清真先贤古墓等。古寺教堂相辉映，显示出广州城市多元化的特殊魅力。

公元7—8世纪，世界并存三个富强的大国：西方的拜占庭帝国，地跨亚、欧、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和东方的唐帝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唐朝中国作为当时最大的帝国受到许多邻近民族的极力仿效。

广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三大宗教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相继传入广州，海上丝路就成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桥梁。中国文化技术受到世界关注和赞赏，许多中国器物已为阿拉伯人所使用，其制作技艺也随之西传。造纸术是在8世纪中叶传入撒马尔罕的。12—13世纪的时候，造纸术通过当时伊斯兰势力统治的西班牙传入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国家，对中世纪晚期的西方走向近代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越秀区博物馆里的清代广州城沙盘模型上还可以看到，在城墙内还标有怀圣寺的白塔。据史载，早在公元300年，来自南亚、西亚的商人已经在广州建立起居留地，到了8世纪，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犹太人等的团体已很庞大。取材于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神话故事而拍成的电影《辛巴达历险记》，就有一部分是关于阿拉伯人航海到广州的故事。

华林寺位于广州市荔湾区下九路西来正街的一条清幽的巷子内。据史料记载，它始建于南北朝梁武帝普通八年（527年），迄今已有近1500年历史，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诸代，至现代传灯不绝，现在每年吸引大量的华侨和香客游人来此观光朝拜。

华林寺前身是“西来庵”。据说达摩遵从师父训谕，西来弘化禅宗妙旨，并于梁武帝普通年间从海上到达广州城外的珠江北岸（今下九路），“结草为庵”，潜心苦修。不久梁武帝邀请其前往建康（今南京），后至嵩山（河南）少林寺面壁，传心法要，大阐宗风。达摩大师被世人尊为中国“禅宗初祖”。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祖师，在他最初讲法之处建起西来庵，并把这一带称为“西来初地”。

如今，在华林寺周边一带，已形成繁华的“玉器一条街”。

“羊城三塔”见证广州数百年变迁

莲花塔、琶洲塔和赤岗塔被称为“羊城三塔”，是明清两代珠江内河航道上过往船舶的重要航标。莲花塔始建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琶洲塔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赤岗塔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

如今，这“三塔”完成了“航标灯塔”的历史使命。位于广州海珠区的赤岗塔静静地伫立在公园一角，与相距几百米远的“广州塔”深情相望，诉说着城市的变迁。

“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这是巴金在《灯》里的一句话。

当年的“羊城三塔”就充当着“灯塔”的作用。“看到一个灯塔就知道船离岸不远了，看到第二个灯塔就知道离岸更近了，当看到第三个灯塔时就知道可以上岸了。”广东省社科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博士如是说。最初这三个塔是当地老百姓用来敬奉海神的，后来随着往来船舶增多，这三个塔就发挥了航标的作用。

15世纪以后，“黄金热”、“世界热”、“香料热”成为驱使欧洲人一次次远洋探险寻找“新大陆”的强劲动力，“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世界海洋贸易新时代。与前代比较，明清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在规模、影响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李庆新介绍，15世纪末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瑞典、美国等不少国家的船舶经过澳门、珠海、中山等“大香山”地区，到虎门，再进入广州。19世纪以后，西方其他国家如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等，也先后从海路来广州，促进了中国与欧美各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当年的这“三支桅杆”，在商船航行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赤岗塔到广州塔步行只需十多分钟时间。与赤岗塔相比，广州塔显得“高大上”。

据介绍，广州塔又称广州新电视塔，俗称“小蛮腰”，位于广州市海珠区（艺洲岛）赤岗塔附近，与海心沙岛和珠江新城隔江相望。广州塔塔身主体高450米（塔顶观光平台最高处454米），天线桅杆高150米，总高度合计为600米。广州塔于2010年9月30日对外开放，2010年10月1日起正式公开售票接待游客。

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以后，广州每年举办春夏两季“交易会”，每次交易会为期两到四个月。春季在一月举办，主要展销发往印度和其他地区的商品；夏季在六月举办，主要销售运往日本的商品。“两会”带有明显的国际性、季节性，而且规模大、周期长，进出口商品种类也比较复杂，贸易地域更远达欧美。

400多年过去了，广州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三个“老塔”围绕在崭新的“广州塔”周围，而“广州塔”附近就是“琶洲展馆”，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就在这里举办。广交会创办于1957年春季，每年两次，分别在春秋两季举办，迄今已有50余年历史，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如今越来越多的四海客商云集，在广州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寻找商机。

“十三行”：抒写财富故事到如今

据史料记载，从明朝中叶开始，广州逐渐卷入世界贸易体系，随着国内贸易的繁荣，清政府在广州设立“十三行”。以行商垄断外贸，并指定广州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客观上促进了广州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和大清帝国的“南风窗”。十三行在广州历史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不过，如今的十三行早已不复当年的风光。笔者经过几番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十三行路。路牌很小，一点也不起眼。十三行路一带如今主要以服装批发类生意为主，集聚了不少服装批发商。来来往往的运输商贩不停地在狭窄的街道上忙碌，显得有些嘈杂。

明代广州中外贸易集市的地点就在今天广州荔湾区十八甫路一带。当时这里是珠江的岸边，居住在澳门的外国商人带着货物乘船在这里登岸与中国“牙行”商人开展贸易。

广东省社科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博士说，明朝尽管一时“禁海”、一时又“开海”，政策经常反复，但始终保留广州市舶司，广州持续地起着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门户的作用。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重开海禁，并于广州设立粤海关，从此掀开了广州对外贸易史上辉煌的一页，继而产生了能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广州洋行（即广州十三行）洋商，这是广州对外贸易的黄金时期。

广州十三行是清代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又叫“洋行”或“洋货行”。明清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均属官营，所以开设牙行的多半都能获厚利。清初的诗人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词》中有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三洋；五丝八丝广段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足见当年十三行的兴隆旺景。

李庆新博士说，关于广州十三行这个命名的来由，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广东经营商业的三十六行中的十三个行等，但学者们普遍认同的说法是按《粤海关志》记述：国朝（清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都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名曰“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商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形式转换的历史产物，即从贡舶贸易转变为通商贸易。同时，随着以广州为起点的中西贸易发展，西方传教士纷纷随着商船来广州，广州也就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和西学东渐的桥梁。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浩荡两千年》一书中提到，在十三行历史上，出现了众多杰出的、具有国际视野和运营能力的外贸商人家族。在早期，声名最隆者是潘启家族和他的“同文行”。

潘启又叫潘振承，字逊贤，号文岩，1714年生于福建漳州栖栅社（今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白礁村潘厝社）,1788年卒于广州，后被葬在故里文圃山下（今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灿坤工业园区）。其父潘乡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其家庭较为贫苦。潘启是潘乡五个儿子中的老大，也是广州十三行的商总（即行商首领）。据说他是18世纪时的世界首富。

两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在十三行叱咤商海风云的人物故事仍在流传。如今的十三行，主要以十三行路为中心，故衣街、十三行豆栏上街、和平东路服装商场环绕组成的物流商业圈，已成为广州历史最久的服装批发集散地。据了解，这里每天进出货物数千吨，人流量达数十万人次，商业辐射全国各地及俄罗斯、东南亚地区。

从十三行路向外，更大的商圈主要由新中国大厦和红遍天大厦构成。现在这里的各类工商户至少达5000户以上。每年八九月都是十三行最旺的时段，一到换季，全国各地的服装批发商都到这里购货，从皮衣、针织、毛衣、套装、衬衣、牛仔系列等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在“新中国”和“红遍天”两处有条长约400米的路段，摆满了堆积如山的货物，但都是已用编织袋或纸皮箱打包好的货物，正等待发货。

十三行，至今仍在书写着财富故事。

黄埔古港：“一口通商”下的辉煌

时光回到1757年。

那一年，清朝皇帝乾隆下令“一口通商”，四大海关仅留广州一处，大量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从广州运往世界各地。当时的黄埔古港成为各国商船来广州停靠的主要港口，占尽风光。

20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黄埔古港遗址静静地伫立在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辖内的黄埔古村石基渡口处。窄小的渡口处只停泊了几艘小船，从现状来看，黄埔古港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然而早在明清时代，黄埔古港曾有一段“威水史”（粤语风光、威水之意）。

黄埔村位于海珠岛东部，濒临珠江，北连天河区、东接黄埔区、南与番禺区隔江相望，地理位置优越。如今在黄埔村仍然可以见到古港口、古宗祠、古街道、古庙宇等遗迹。“古港遗风”、“粤海第一关”等建筑，诉说着当年的繁荣。

在黄埔古港博物馆内，有一段文字介绍“流淌的辉煌——‘一口通商’与黄埔古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关闭江浙闽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一口通商”。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廷被迫接受“五口通商”，广州垄断海上贸易长达85年之久的历史结束。

据史载，康熙年间停止海禁后，因广州黄埔港濒临南海，粤海关在此设立黄埔挂号口，向外国商船征收关税。当时停靠在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分别来自英国、美国、法国、荷兰、丹麦、西班牙、瑞典及东南亚国家，黄埔古港作为广州与世界贸易的必经港口，在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成为中外交往的历史见证。

据黄埔古港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因“哥德堡号”、“中国皇后号”等外国船只在黄埔古港停靠，使其声名远播。1743年，瑞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商船“哥德堡号”来广州。据记载，“哥德堡号”共有三次广州贸易之行，第一次是1739年至1740年6月，第二次是1741年2月至1742年7月，第三次最有名，即1743年3月至1745年9月。

“哥德堡号”的第三次航行于1743年3月14日从瑞典哥德堡市起航出发，一年半后，直至1744年9月8日才驶入黄埔古港。在中国行商贸易之后，在1745年1月11日前后，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大约700吨中国的物品，包括茶叶、瓷器、丝绸等，约值西班牙银元200－250万元。

1784年2月22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美国纽约起航，航行13000英里，历时6个月零6天，8月28日终于停泊在黄埔码头，揭开了中美直接贸易交往历史的序幕。据史料记载，“中国皇后号”首次中国之行携带西洋参、皮毛、胡椒、棉花、纱等货物，其中西洋参多达200万根，远航至广州后共获利30727美元，并采购中国商品如茶叶、瓷器、丝纺品、肉桂等，于同年12月28日返航回国。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博士说，隋唐时期，黄浦港湾（黄埔古港）已经是船舶进出广州的外港停泊地。古港的重要历史阶段是从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开始的。当时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规定凡外国商船进入广州贸易，均须停泊黄埔古港，办理完纳税等手续后，才可进行货物贸易。

黄埔港之所以闻名世界，就是因为它逐步发展成为明清时期几百年中国对外贸易的极其重要的外港。据《黄埔港史》记载，从清朝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至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80年间，停泊在黄埔古港的外国商船共计5107艘，黄埔古港进入鼎盛时期，繁忙异常。鸦片战争后，广州对外贸易的首要地位很快被上海取代，黄埔港逐渐失去昔日的繁盛，码头也由于逐年淤塞，不利于海船停靠而被放弃。清朝同治年间，黄埔海关迁至长洲岛，但仍沿用“黄埔”之名。

从“黄埔古港”到“黄埔港”，广州的对外贸易重新抒写新的辉煌。李庆新博士说，孙中山所著《建国方略》就提出要在黄埔港建南方大港的计划。码头始建于民国26年（1937年）。“黄埔开埠督办”与荷兰治港公司签约，依靠荷兰建港技术，次年6月建成钢板桩岸码头和木码头。至1948年建设完成黄埔区连接市区的中山公路（现称中山大道）、钢板桩码头、铁路专用线（黄埔铁路支线）以及仓库、宿舍、办公楼等辅助设施。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港区修复、航道疏浚，1950年10月重新开港。黄埔港如今已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沿海和远洋交通运输枢纽。（文/谭华健）

南海神庙：中外船员的“精神庇护所”

季春时节，广州的天气已有些炎热，但漫步在羊城东部靠近珠江口的南海神庙内，烟影氤氲，满眼都是墨绿的树荫，阵阵凉爽的气息扑面而来，心觉惬意。只是神庙对面，工厂区的一片钢筋水泥构筑物有些煞风景。

沧海桑田，千百年前的南海神庙却是另一番景象。当时神庙前就是珠江，中外海船出入广州按例都要到庙中祭拜“南海神”。南海神庙是海员的“精神庇护所”，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

千百年后，神庙前的码头已被泥沙自然淤积填平，海水消退，但神庙的历史被记录下来了。

岁月无情人有情，千百年前与千百年后，始终不变的是：每年海神诞辰，人们依旧来到神庙，祈求平安或者祭奠远古海上英灵。

进入南海神庙，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写着“海不扬波”的牌坊。牌坊是唐朝时修建的，最初是木结构建筑，后来明清时代重修时改用了花岗石。牌坊寓意风调雨顺，标志神庙是古代人远航大海的起点。

牌坊之下，是明朝的一个码头遗址，虽然如今已与珠江有千米之隔，但保存完好的红砂岩石基和码头上的青苔印痕依旧让人联想起千百年前，码头前风帆遮天蔽日，各种肤色的人群穿着各自传统服饰，带着各式祭品，虔诚地走向主庙，祈祷远洋风平浪静的景象。

“南海神庙创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年），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是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祭海的场所，也是中国古代东南西北四大海神庙中唯一留存下来的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海神庙，”南海神庙的负责人红姐说。

隋开皇十四年（594年），隋文帝下诏建立东南西北四海神庙。在审视各处港口的条件后，最后选定广州东部的扶胥镇，建立南海神祠，开展祭海活动。“当时扶胥镇地理环境优越，三面环水，背靠大山，海上交通条件好，而且人口云集、经济发达且驻有重兵，是建祠祭海的理想之地。”

“最初，南海神庙是皇家祭海的场所，民间并不能进入。”红姐介绍，到了唐玄宗时期，广州已经是全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城市，丝绸、茶叶、陶瓷等商品从广州源源不断地转运，促进了国家经济发展，使国库充盈、人民富足。于是，唐玄宗在天宝十年（751年）下诏册封南海神为“广利王”，意为广收天下贸易之利，使南海神庙的地位从“侯制”跃升为“王制”。

“这时，南海神庙就多了一个功能。除了皇家祭海，在广州黄埔港中转的中外海员都会来到神庙前祭拜，祈求航运平安。”红姐说，随着祭拜的人越来越多，唐朝后期取消了对普通民众的禁制，南海神庙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海员们的精神庇护所，在广州中转的船只必然会到南海神庙祭拜。

在南海神庙内，郁郁葱葱的波罗树随处可见。这些波罗树有些已有上千年历史，见证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外交流做出的贡献。

相传在唐朝时，一位来自波罗国（今印度）的朝贡使在中国朝贡后，来到南海神庙参观，并在庙前种下从家乡携来的波罗树苗。朝贡使在庙中游玩，祭拜，结果忘了归程，误了船期，没能回乡，从此留在庙内。当地人念他是中外文化交往的使者，在他“百年之后”，封他为司空，为他立了塑像，称为“番鬼望波罗”。因此，南海神庙也称为“波罗庙”，一年一度的庙会也称为“波罗诞”。

波罗诞也是南海神的诞辰。古时，波罗诞为十五天，从农历二月初一至十五，十三为正诞，是最为热闹的一天。十五称为花朝节，是妇女赛花护花的日子。波罗诞期间，官府拜祭，文人雅集，乡民访友，商贾沽货，艺人展演，热闹非凡。久而久之波罗诞就成为广州极热闹的民间庙会。波罗诞有千年历史，已成为岭南地区珍贵的民俗文化。

“现在每年依旧会举行波罗诞，周围的群众、海员甚至外国的海员都会来参加祭典。”红姐说，这些人大多都是来祈福求平安，但也有些人，特别是印度的海员们是前来祭奠那名不能归乡的朝贡使。正是这些并不伟大的小人物们共同完成了伟大创举——古代辉煌的海丝之路。

赤湾天后庙：古海丝路上的中转驿站

天后庙在中国东南沿海甚至东南亚一带并不少见，有资料统计，世界上有妈祖信徒2亿多人，天后庙5000多座。位于深圳小南山下的“赤湾天后庙”颇为特别。

在古代中国，凡朝廷使臣出使东南亚各国，经过这里时必定停船进香，以大礼祷神庇佑，举行极其隆重的“辞沙”仪式，然后补给船上吃穿用品，再次起航。在“天后”诞辰，赤湾天后庙前的海域帆影重重，桅杆比肩连成一片，直至海天尽头。

这里，是古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和中转之所。

赤湾天后庙具体建设时间并没有详细文献记载，但早在宋朝时便有该庙的传说，当时被前来此地祭拜的船员和当地村民们称为“天妃庙”。

有明确文献记载的是在明朝。永乐初年，大太监（古称中贵）张源出使暹罗（今泰国），在赤湾天后庙附近进行补给，听当地村民说天后庙非常灵验，便用“太牢之礼，去肉，留皮，以草实之，沉入海底”。张源回朝后，朝廷下令为赤湾天后庙修建后殿，并由翰林院学士判广州府事在庙中立碑。此后，每逢朝廷使臣出使东南亚各国，经过这里时必定停船进香，以大礼祷神庇佑，并举行极其隆重的“辞沙”仪式。

明永乐三年（1405年），三宝太监郑和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率领舟师远下西洋，同样选择赤湾天后庙附近停泊休息，进行祭拜活动，然后踏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征程。“更有传说，天后庙为郑和所建，”赤湾天后庙博物馆馆长陈文广说。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第二次出使暹罗，在大星洋（今赤湾附近海域）遇狂风恶浪，危在旦夕。郑和情急中大呼天后娘娘，并许下大愿：若天后保佑我度过这次劫难，便在此地修建天下最大的一座天后庙。后来船队脱险，郑和平安回朝。永乐八年（1410年），为报答妈祖神恩，郑和遣副帅张源奉旨在赤湾修了建这座天后庙。

“赤湾天后庙作为古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和中转之所是因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陈文广介绍，天后庙原来三面环山，扼守珠江口，面朝伶仃洋，没有任何陆地通往外界。从风水学上看，这也是宝地。天后庙建设于此，灵验之名远扬到海外。而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深圳成为广州海外交通的外港，明清时期就有“粤海门户”之称。从广州南下的船只必须经过天后庙，经过时也必定前来祭拜祈福。

据史料记载，当年每逢妈祖诞辰或升天之日，前来朝拜的船只塞满了天后庙前的海域，不仅有商船、渔船和水师战舰，甚至连海盗船也来祭拜。“一眼望去，不见海水，只见桅杆和风帆，与天际连成一片，”陈文广说。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内战兵火，赤湾天后庙香火渐稀，而且几经焚毁，后来还几次被当做兵营。原来气势恢弘的九十九道门、牌楼、日月池、石桥、钟楼、前殿、正殿、后殿、左右偏殿、厢房等巍峨壮丽的建筑荡然无存，只剩下房基和一口古井。“清同治年间，天后庙占地900多亩，恢弘威严，但在战火的侵袭下，全都毁了。”

“但是，尽管庙毁了，村民和海员们依旧会来到这里祭拜和补给，”陈文广说。在赤湾天后庙灰飞烟灭的年代，依然会有信徒老妈妈、出海途经此地的船员来到天后庙废墟，从古井里打一点水，喝喝洗洗，再灌装一些，象征着带走了天后的祝福。

1997年11月，在政府的支持下，深圳市南山区天后博物馆正式成立，赤湾天后庙重建，象征着天后庙辉煌的“辞沙”仪式再次得以兴办。

每逢妈祖诞辰，珠三角、香港、澳门甚至海外的民众都会特意赶到庙中祭拜。从天后庙博物馆中展出的一些老照片可以看到，天后庙前的竹制码头人山人海，人们敲着锣打着鼓，扛着自家的小妈祖像来到天后庙中，在灵台前磕头开光，后又将神像带回。“这就象征着将妈祖的分身带了回去，能够保家人平安，”陈文广说。

大鹏所城：号角声声犹在耳

深圳，别名“鹏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大鹏湾畔咸头岭沙丘遗址就是六千年前原始人类文化遗址的代表，而鹏城村正是这座年轻城市历史文化的根。

就在鹏城村旁，明朝初期筑建了一座规模宏大、固若磐石的城池——大鹏守御千户所城。在倭寇肆虐时期，大鹏所城成为中国南部海防重镇，承担了如今深圳、中山、香港等明清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保卫工作。大鹏所城之内，古建筑鳞次栉比，雄伟庄重，古色古香。踏在青石板铺就的狭窄蜿蜒小巷中，仿佛耳边响起当年所城将士们为保卫海域船只和倭寇血战的号角和厮杀声。

这里，是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屏障。

据史料记载，大鹏所城的建造时间是在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灭元后，派征南将军廖永忠和朱亮祖平定广东，并在广东境内设立“卫”、“所”的军事防御体系。大鹏所城就是其中之一。

“明初，沿海一带有许多倭寇闹事，同时由于深圳在当时属于偏远地带，被通缉的犯人们也往山区跑，所以明朝廷就在鹏城村旁修建了大鹏所城，保卫一方土地以及附近海域，”大鹏所城博物馆馆长翁松龄说。古时候，大鹏所城后面是山，前面是海，地势险要。从海路上看，它与东莞守御千户所城共同管辖的深港地区海面，扼守珠江口左海路，是外敌入侵岭南重镇广州的必经之地，所以大鹏所城与东莞所城并称“省会门户”。“大鹏所城所保卫的范围包括深圳、中山、惠州、香港的一大片地域和海域，而这些地方也是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所以大鹏所城可以说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壁垒，”翁松龄说。

“倭寇猖獗时期，经常有船员来大鹏所城躲避，而为了保护他们，所城的将士们与外敌强盗浴血奋战，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爱国民族英雄。”翁松龄说，大鹏所城明代以来培育了10多名将军，可以说是将军的摇篮。

“但所城更令人称道的是，那些普通百姓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园和世代赖以生存的海域，而迸发出的无比勇气。”翁松龄讲述了一个传奇故事：明隆庆四年，由于政局腐败，战争频繁，土地兼并，所城的军士们大多逃离了。这时，一大股倭寇要侵城洗劫，一位名字已难查证的康公子带着大家奋起反抗，在他的号召和指挥下，城内仅剩的士兵和百姓一道居然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敌人在围城40多日后，终于因攻不了城而撤走了。

“当时附近的船员们都说，在大鹏所城庇护的海域航行，能够感到安心，”翁松龄说。

“2014年，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调研组来到我们这里考察，建议我们制定远景规划，争取融入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的规划中。”翁松龄介绍，大鹏所城位于大鹏新区，与明清“海上丝绸之路”关系密切，是中国1.8万公里海防线上最为完整的“海防遗存”，是中国海防史的代表。

“专家们当时认为，大鹏所城作为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屏障，应建议省政府将所城列入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的整体规划，将大鹏古城博物馆申报为‘中国海防博物馆’，使其成为广东首座国家级专题性博物馆。”翁松龄说，大鹏所城下一步将考虑设立总规划面积为5平方公里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目标为：以明清海防文化为主题、以古城建筑群为特色、以“一河两岸”为整体风貌，努力把大鹏所城及周边区域打造成深圳最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村、国家“五A 级景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前海：每平方公里将创造百亿GDP

前海深港合作区位于珠江口东岸。这里，没有过多的现代化建筑、没有繁华的金融商业街，有的只是灰蒙蒙的建筑工地和被重型集装箱货车压毁的公路。看上去似乎与深圳这个国际大都市格格不入。

但这些只是表象，作为填海造就的新区，前海目前仍在建设过程中。据前海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只完成了地面基础设施建设，到2020年基本建成的目标达到后，这里每平方公里将创造100亿元的GDP，是实现“中国梦”的“梦工厂”。

前海，将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

前海位于珠江口东岸的蛇口半岛西侧，土地面积14.92平方公里，共有三大片区：桂湾片区、前湾片区和妈湾片区，规划就业岗位65万个、居住人口15万人，建筑面积2600—3000万平方米。

2010年8月2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前海规划》。前海的战略定位为：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集聚区、香港与内地紧密合作的先导区、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引领区。2014年12月，广东自贸区获批，前海被纳入其中。

据前海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前海将重点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和其他专业服务四大产业。目前的重点工作是深港合作、金融创新、新城建设、体制机制创新。

根据规划，前海将打造成为“五城”，即“滨水个性之城”、“产城融合之城”、“紧凑集约之城”、“高效便捷之城”、“生态智慧之城”，形成“三区二带”布局。其中桂湾片区是商务中心区，将建成350米高的滨海城市中心新地标，打造金融核心区。该片区将沿着水廊道建设800米长的“金融峡谷”，金融业将集中于此，成为整个前海的心脏。同时，还将建设歌剧院、大型文体设施、大型露天剧场等，像纽约和伦敦一样，将有大批标志性建筑聚集在这里。河、湾、海是前海的核心自然要素，将充分利用独具特色的山水、滨海岸线自然资源，打造标志性和充满活力的魅力水城形象。

前海地处广州、深圳与香港之间的核心位置，被认为是未来珠三角“曼哈顿”式的改革创新区，在2020年基本建成的目标达到后，每平方公里将创造100亿元的GDP，合起来约1500亿元。规划建设中的前海，将承载深圳未来三十年继续先行先试的历史使命，还要为全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是实现“中国梦”的“梦工厂”。

按照中央的部署，前海将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率先营造接轨国际的一流营商环境。目前，已有腾讯、菜鸟网络、顺丰电商、汇丰等企业进驻。

作为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前海是中国深化内地与香港紧密合作的先导区，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一个战略平台。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深圳是其中的一个桥头堡，而前海则是一个战略支点，特别是在现代服务业合作上，深圳能够通过前海这个战略支点，延伸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地区，进一步推动全面合作。前海依托香港同时更希望携手香港，依托香港在金融服务、信息资讯、国际贸易网络和风险管理的优势，共同参与国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联手打造“中资企业走出去、外资企业引进来”的窗口。（文/朱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