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6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6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2月27—28日在广州市花都区隆重举行，会议主题为“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社会”。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安徽、四川、湖南、广西、广东以及日本、韩国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共100多人出席了会议。现将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及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总体说来，提交的论文研究领域广泛，有不少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探讨，对太平天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不同程度的推进
出席会议学者不仅有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也有卓有建树的中年学者，还有年轻的学术新人，他们分别来自历史、文博、考古、文学、政治、教育等不同的学科。除了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专家学者外，各地太平天国博物馆和纪念馆的不少管理和研究人员也提交了论文。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82篇，广泛涉及太平天国史的各个领域，既有关于太平天国的性质、意义、地位、作用、影响以及成败原因的宏观论析，也有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思想、人物、对外关系等各方面的专题研究，还有对太平天国纪念馆、遗址、文献和文物的规划、论证和考释。
二、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的进步历史意义和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在目前流行一种否定太平天国的倾向的情况下，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个学术动向
广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方志钦重新审视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历史地位，指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已经不是“单纯”的农民战争，而是中国资本主义前夜的农民战争，是走向世界的农民战争，也是探索中国社会新走向的农民战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谢俊美以长时段的视野，论证了太平天国的历史遗产：太平天国撼动了清朝的统治根基并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辛亥革命是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就了太平天国先烈们未竟的事业。花都区洪秀全纪念馆的梁红玉论证了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开创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等进步的历史作用，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西民族大学教授林志杰、花都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李远、花都区洪秀全纪念馆骆凤仪也分别就太平天国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肯定了太平天国对辛亥革命所产生的积极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馆长金秋实则提出应该重视太平天国失败的社会因素（如民智低下）的研究。同时，与会学者指出，过分地拔高或贬低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都不是理性的、科学的态度。
韩国东学农民革命纪念财团研究调查部部长李炳圭关于韩国东学农民革命纪念事业的研究，韩国成均馆大学HK教授裴亢燮关于洪秀全与全琫准思想根基的比较研究，对认识和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颇有启发。韩国通过立法和设立财团来开展研究东学农民起义，提出东学革命的纪念和研究不仅是韩国的，也是世界的，要“发现人类的普遍价值并实现共享”。这对于如何促进太平天国的纪念和研究事业走向世界，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三、不少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新的问题，或从新的视角对原有的问题进行新的探讨，提出了新观点，得出了新结论
太平天国起义发生的背景和原因历来是学界探讨的重要问题，这次会议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黄振南从地方社会局势的角度，就地方吏治腐败、农民生活凄惨、社会矛盾激化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广西缘何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策源地的问题。广东社科院刘启东论述了金田起义前客家人族群的生存困境和出路，认为广西的社会矛盾和统治危机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菊池秀明则另辟蹊径，依据新发现的档案史料，从考察太平天国运动前夜的广东社会入手，通过广东所发生的学政李泰交自杀、金铭馆上书以及“民夷”冲突等“异常事件”，论证了洪秀全早年的挫折和上帝会的创办及其在广西的活动，都是在历史上无法复制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展开的。江苏镇江船艇学院讲师蔡宏俊针对学界一直争议的人口压力是否是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一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科举人口”过剩，导致科举腐败，从而激化社会矛盾，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这些研究成果都反映了重视地域社会文化与太平天国兴起之关系的深层次探讨的学术趋向。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谢世诚从新政治史的视角，对太平天国政治合法性进行了探讨，指出爱民与受命于天相结合，太平天国构建了完整的政治合法性的体系。同时比较分析了太平天国和清王朝“爱民”举措及两者政治合法性的此消彼长，进一步总结了太平天国兴衰的历史教训。
有两篇论文分别对太平天国及清政府的财政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夏春涛对太平军筹饷问题和对战局的影响作了系统全面的研究，梳理和考察太平军各种筹饷方式和效果，从一个侧面论证了太平天国战略思想的片面性，尤其是在治理乡村上的失策，从而使太平军陷入筹饷困难和战局恶化的恶性循环。暨南大学教授刘增合则通过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大量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私函史料，对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协饷制度和军费筹集进行了新的探讨，揭示了清政府战时财政运作的真相，对深入研究协饷制度和晚清财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有学者对太平天国的各种制度和政策也在既存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作了新的探讨，如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袁蓉系统研究了太平天国的礼仪制度，该馆馆员戴路探讨了太平天国的科举制度；花都区洪秀全纪念馆副馆长张仪概括了太平天国文化与教育改革的特点，该馆罗国荣论述了太平天国婚姻制度的变革及其封建性，王惠玲分析了太平天国的兵制，高红论述了太平天国对中国近代法律的影响，骆玉媚论述了太平天国经济政策及其失败的原因。
也有学者对太平天国社会文化作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曹欣欣关于太平天国禁赌问题的探讨，花都区洪秀全纪念馆副馆长陈文秀对太平天国的宣传教育的论析，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陈棣生、花都区政协文史委胡文汉对太平天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花都区洪秀全纪念馆助理馆员韩升关于太天天国戏曲发展状况的论述，花都区洪秀全纪念馆陈韵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艺术发展的论述。
还有学者强调了要加强太平天国对立面的研究。安徽省社科联研究员翁飞分析了淮军与太平天国的关系，认为湘军是淮军之母，太平军则是淮军之父，强调了加强太平天国对立面的研究。南京大学教授李玉以较宏观的视角，从清政府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引进“西艺”到学习“西政”的历程，探讨了晚清经济改革的路径变迁。暨南大学教授张晓辉则从较微观的角度，研究了助剿苏皖太平军的“广东元素”，如广东船舰机动灵活、火力威猛；粤籍兵勇擅长火器，作风剽悍等。湖南文理学院教授熊英系统探讨了湘军与近代湖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及其对湖南社会所产生的诸多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顾建娣论述了先任清河县令、后升漕运总督的吴棠三次在清江浦防守太平军和捻军进攻，并成为防守清淮无可替代的角色的情况。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魏星分析了咸同时期督抚与两司权力失衡的问题。
四、人物及其思想研究方面，也提出了新的学术路径和新的研究思路
南京大学教授方之光提出力争尽可能客观地正确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还历史人物真实面目。这次会议提交的人物研究的论文，大多体现了“还历史人物真实面目”的学术追求。
太平天国人物研究中对洪秀全的研究最多，争议也最大。南京大学教授崔之清从理想、制度文本和实践诸方面，系统论析了洪秀全的理想与实践的差异、悖论及其多种动因，并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诸多方面作了全方位的论析，从而拓展了理性研究和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路径，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方法论启示。花都区洪秀全纪念馆馆长贺安、广州社科院研究员钟卓安对洪秀全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肯定，对其宗教迷信和皇权主义也作了深刻批判，反映了比较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的态度。广东省军区军事志专家组成员曹景正则从军事思想史的角度论析了洪秀全的军事谋略，认为洪秀全对中国传统军事谋略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谋略的理论宝库。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讲师唐国东、孙涛论述了洪秀全军事心理博弈思想及其在分化瓦解清朝军队、凝聚太平军将士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洪秀全及太平天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历来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成果较多，这次提交的一些论文在这一问题上也有新的拓展。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宋德华论析了洪秀全在采用宗教形式、充满反抗精神和表达均平祈求等方面，对传统农民起义思想的继承，同时将西方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实现宗教形式更新，阐发“反满”大义而强化反抗精神，颁布纲领性的制度而将均平祈求扩充为社会理想等方面有了重要发展，深化了洪秀全思想源流的研究。
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菊池秀明对太平天国接受基督教的不宽容思想进行了追根溯源，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其称之为“邪教”，而在现代中国强调太平天国破坏性的言论，实际上是都市知识分子对农村不理解和蔑视态度造成的。花都区洪秀全纪念馆欧阳桂烛、花都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卢福汉也论证了拜上帝会在发动太平天国起义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意将之称为“邪教”的说法，认为不能以后人的标准来苛求一百六七十年前的太平天国。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张英明论述了太平天国天教与西方基督教关系，认为太平天国天教最终完成了从基督教的异端教派向独立的新宗教的转型；太平天国贡献了以中国的“论语文化”和西方的“圣经文化”对话的成果——太平天国天教。暨南大学教授陈才俊考察了美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从同情到敌视的转变过程，认为其主要原因正是发现洪秀全所推崇的所谓“上帝教”与西方的基督教具有本质的区别，甚至与耶稣基督的普世价值观严重背道而驰。广西桂平市博物馆副研究员黄培基也指出了导致太平天国与“洋兄弟反目”的主要原因，正是拜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的冲突。
太平天国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的研究，历来备受关注，成果甚多。这次会议提交有两篇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龚云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花都区洪秀全纪念馆严间开从“均平”与“富民”的关系，分别对这两个纲领作了新的解读，所提出的问题反映了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
除了洪秀全外，其他太平天国人物的研究也有所进展。山东大学教授刘平、研究生刘晨对萧朝贵与杨秀清的关系，即“天兄”与“天父”的关系作了新的探讨，揭示了两人及太平军早期鲜为人知的矛盾和危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李庚其以“同情之了解”的学术态度，对李秀成“自述”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议。扬州大学教授吴善中就罗尔纲先生关于李秀成写《自述》动机是“伪降”和“苦肉缓兵计”的观点，从学术史的角度作了梳理，提出了商榷意见。日本金泽大学临时讲师仓田明子从巴色会档案中发现了洪仁玕的若干新史实，有助于洪仁玕事迹和思想研究的深化。此外，李远还论证了冯云山组织发动太平天国起义的作用和贡献，刘晨较全面地探讨了洪宣娇其人。
五、重视史实、文献和文物的考证，发掘了新的史料，提出了新的见解和结论，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姜涛重新细致地考证了太平天国开国史的重要史实，揭示了真实的开国历史进程：天王登极→起义勤王→祝寿建元。苏州大学教授朱从兵对封翼王爵号的史实作了缜密考证，提出了应该注意太平天国晚期文献对早期史实可能修改的问题，具有方法论的启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考析了洪秀全1937年“异梦”，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是洪秀全思想苦闷与激烈斗争的合乎逻辑的产物，是其尚未完全成熟、尚不稳定的农民革命思想、自我帝王思想与君权神授思想，一度冲突封建正统思想束缚的最早的一次公开流露。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铁宝、胡宁对天京事变真相重新探微，提出了天京事变并非杨秀清逼封谋篡，而是洪秀全蓄意诛杨的新观点。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汪叔子提出了太平天国玺印考释的四原则，即“诸印一理，国玺一体”、“认中拒西，先主后玺”、“胡天胡帝，先神后玺”、“洪天洪地，先朕后玺”，并提交了具有相当分量的系列考释成果。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助理馆员孔令琦对长沙发现的“太平王洪秀全檄文”作了辨伪，从太平天国的文书制度、行文习惯、所列官职政策、翼王代发布以及内容等五方面提出质疑。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教授李惠民对太平天国北方战场通信问题进行考察，证明太平军北伐失败与其北援军与天京之间，北援军各部之间通信成功率太低有极大的关系。复旦大学博士后费志杰对李鸿章“骈诛八降酋片”真伪问题进行研究，不同意学术界既存的说法，认为该片应予基本认可。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馆员芦晓莲通过研究咸丰六巡抚浙江部院发歙县胡常五功牌，为浙抚兼辖徽州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合肥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戴健对“三河大捷”发生地合肥三河镇的新探，在澄清三河大捷有关史实和遗址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发历史文化旅游的思路。安庆市博物馆研究员胡寄樵对安徽望江县发现的太平天国地契和钤印的考辨，证明了太平天国不论在前期或是后期，均允许民间自由买卖土地。《安庆太平天国钱币研究》课题组对安庆太平天国钱币作了系统研究。苏州博物馆谢晓婷结合该馆《太平天国忠王府彩画》一书的出版，对忠王府现存彩画进行了重新考证。
上述考释大多在发掘新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观点，亦有学者通过对原有文献重新解读或细致分析，同样提出了新见解。如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李志茗比较研究了《奉天讨胡檄》和《讨粤匪檄》两篇文献，探讨了其背后所蕴含着的深层文化意识，认为反映了中西交冲之初晚清社会西化与卫道之间的首次较量。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华强通过仔细分析《赵烈文日记》之若干细节，以小见大，凸显了一些以往被忽略的重要历史问题。
六、部分论文对太平天国与各地民变的关系也作了新的探讨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邵雍对太平军兴起前后各地土匪作了系统的探讨，认为在太平天国前期土匪从根本上不可能成为太平军的依靠力量，而在后期，太平军则因本身素质下降也出现了土匪化的倾向。将太平军和土匪分别研究显然是十分必要的。邵雍和上海师范大学周子扬合写的另一篇论文还研究了扬州两杯茶教及其起义的基本情况，提出两杯茶教图式为青帮辈分制的后延提供了新的链条的观点。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赵立人专题研究了广东三合会首领陈显良，认为在起义前陈显良可能曾为外贸从业人员，其签发的外交文书表明，陈对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相当了解。中山大学副教授何文平则通过考察道咸年间广东会党与盗匪的联系及相互影响，从社会控制角度，进一步探讨了红兵起义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及其影响。中山大学博士生王一娜还对太平天国之前、太平天国时期及之后的广东士绅权力机构进行了系统探讨，进一步揭示了广东绅权演变的情况。中山大学教授李吉奎介绍了太平军在粤东地区的活动和影响，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谢放探讨了太平天国时期西南地区发生的李蓝起义的反满倾向，并与太平军的反满倾向作了比较。
七、对太平天国纪念馆、遗址和遗迹的保护和开发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吴瞻、花都区洪秀全纪念馆馆长贺安以洪秀全故居纪念馆设计为例，论证了太平天国文物陈列形式的设计，要体现最新史学科研成果，具有岭南地域特色与当今科技发展的现代化展览。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黄剑华指出全国各地的太平天国史迹保护都存在严重问题，必须重视太平天国史迹的保护利用，积极做好申报太平天国遗址遗迹为国家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福建云霄开漳历史纪念馆馆长汤毓贤也以漳州相关史迹和涉台文物为例，说明了对太平天国文物和遗址、遗迹的保护的重要意义。
与会学者大多认为，由于太平天国不仅仅是一次农民起义的问题，还包括其遗址、文物、风俗、民情等丰富的文化内涵，已经成为了一种历史社会文化，所以不论是纪念馆的规划建设，遗址遗迹的保护，还是申报国家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八、拓展和深化太平天国史研究，开创新的研究局面
对于今后如何拓展和深化太平天国史研究，开创新的研究局面，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讨论。尽管原来作为“显学”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一度进入了低潮，但不少学者都认为，只要中国还存在着严重的“三农”问题，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就有存在的价值，太平天国史研究就可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提供历史借鉴。概括起来，为与会学者关注的大致有以下五个问题。
一是总结。即重视学术史的梳理和总结，太平天国史研究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高峰，前辈学者有不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是今后拓展和深化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起点，只有在认真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基础上，才能找到深入研究的空间和路径，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在这次会议上，河南师范大学苏全有和张超提交的《政府视角下的太平天国运动研究述评》和华南师范大学陈亚玲、肖自力提交的《十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综述》，都是较新的学术史回顾，具有参考价值。
二是史料。在浩如烟海的中国近代史史料中，太平天国史资料的整理出版，数量最多，种类最齐，这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有利条件。除了进一步发掘新史料外，更要重视对已经整理出版的史料进行更为全面、客观和细致的梳理、解读和分析。要避免观点结论先行，然后再搜寻史料来论证的做法。
三是视野。要扩大学术视野，转换研究视角。与会学者提出，不论是从叙述史转向结构史，还是从历史学转向多学科、跨学科研究，都需要有宽阔的、多元的学术视野。
四是领域。随着学术视野的扩大、研究视角的转换，必然出现新的研究领域，开辟新的研究路径，提出新的研究问题。从纵向来说，太平天国史不仅要放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内来研究，还要放在中国古代史到中国当代史的历史长河中，甚至放在世界史范围内来考察研究。从横向来说，除了在政治史、军事史、战争史领域内的继续深入研究外，还要进一步转向或开拓社会史、文化史、民俗史、形象史、记忆史等领域的研究。
五是队伍。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出现，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学者和爱好者从事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从而形成薪火相传的学术队伍。这次会议就有老中青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参加，也许可以说，这是一次在拓展和深化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具有一定标志性意义的学术盛会。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