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喜与忧多层的质感

喜忧为人之常情。

中国文化被称为“喜文化”，逢年过节都张灯结彩，以至于连办丧事，也和办喜事一样，被并称为红白喜事。

在中国的成语里，和喜字相关的不少，喜气洋洋、喜出望外、喜笑颜开……

但是还有一个成语，叫“喜忧参半”，是中国古典智慧的结晶。说的是这两种情感的关联度很高。曾国藩就说：

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5]

人无喜气，断无生机，所谓精气神，大都从喜乐中来。孔子就说：“学而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果不其然，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人均寿命只有三十岁左右，而孔老夫子竟活到了七十多岁，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寿星”。须知孔子虽被后世尊为世界文化名人，但在当时并不得志，衣食有时都成为问题，学生们不理解就发牢骚，他就说“君子固穷”。看看，这是何等的乐观和洒脱！也许是精神上的博大富足，使物质上的匮乏变得微不足道。

清末民初的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928年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就说自己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常常是乐观的。梁启超自从戊戌变法失败流落东瀛十几年，在异国他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却时时以自乐、自信和自得自勉，先后兴办《新民丛报》等报刊，普及现代西方文明学说，一纸风行天下，奠定了他作为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梁启超晚年倡导“趣味主义”，在东南大学面对暑期学员演讲时，他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智慧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有人问他信仰的是什么主义，答曰：趣味主义。他说：“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厌世，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

快乐才是人类幸福的源泉，似乎与权力和财富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甚至可能完全相反。因为真正有成就的人，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奉献，与平常人的享乐大多无缘；也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完全是一种自我感觉和认同，正像宋代词人辛弃疾所言：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与快乐真正相关的要素是：首先是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就是平常所说的衣食无忧。大诗人杜甫可以在“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时写下千古名句，也算是对苦难的一种补偿，但对一般人来说却没这雅致闲情。说北欧的人幸福感强，并不是他们国力有多么强大，而是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数高；体面和尊严会让人增加快乐和幸福感，包括社会和周围的人对其才能和魅力的认同，对其存在感的看重。对幸福和快乐的认知水平和感受能力也十分关键。是否具有阳光心态也很重要，即对现实有客观的认识和判断，做到随遇而安，多感受些正面的因素，以及向正面转化的一些态势。

“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快乐，往往不是拥有的多，而是欲望相对比较少。

与喜乐相对的是忧愁。人与生俱来都想着平安快乐、衣食无忧，但有时境况是客观的，许多事始料不及，哪让你还来得及选择？就像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咏叹调：“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或相逢于乱世，如孔子在春秋礼崩乐坏之世；或不容于当时，怀才不遇，如屈原之于楚怀王，以致最后的归宿是汨罗江；或虽遇汉文帝如此圣主，却因为官场利益和矛盾交集，而又“不能自用其才”，这就是西汉的贾谊，“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郁郁而终。

但许多人面对逆境，却释放出强大的正能量。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千古流传的《滕王阁序》中，就有豪迈的情怀抒发于世：“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被囚禁在罗本岛上18年，在监狱那些孤寂冷清的日子里，他也会从狱警身上看到若隐若现的人性，足以使他恢复信心并坚持下去。正因如此，他才能在风雨中拥抱自由，用坚韧和自信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和南非的国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