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论：广东打工文学发展概述
打工文学是当代最具冲击性和辨识性的一种粤派文学类型，它的发生与发展，无疑是广东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李敬泽说过，广东省拿十次茅盾文学奖的意义，都比不上广东出了打工文学。广东打工文学的整体崛起，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打工文学已经成为醒目的粤派文化符号。对打工文学的形成原因，从地域文化、历史传统、个人和社会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与论证，重点评述代表性作家的重要作品，努力保存打工文学创作的珍贵记忆，对打工文学进行全面、系统、整体的回顾和总结，探讨打工文学发展的特性、特质和特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最近几十年来，打工文学思潮之所以最早在广东形成，这是与广东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前沿地相适应的。文学总是从特殊的历史语境中获得形式，文学的形式随社会和历史语境的不同而变化。大多数文学类型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生存空间和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打工文学”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经济生活和文化活动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特有的文学现象，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中国在社会、文化转型期产生的某种精神现象和心灵矛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中国的民工潮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而广东作为最大的民工输入地，“打工文学”的出现，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了，我们没有理由为这个称号感到羞耻。“打工文学”的生成机制同特定的时代社会语境和丰富的文化语汇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相对于异彩纷呈、波澜壮阔的打工生活，相对于乡土中国前所未有的各种外在的生存矛盾和内在的精神变迁，“打工文学”对它的呈现只能算冰山一角。“打工文学”的书写关涉到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最广大的个体生命的诸般复杂因素，记载了数以亿计的乡下人向城市进军的历史足印，具有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打工文学”的创作无可置疑地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学经验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在当今的社会生活或精神生活中，文学的重要性已经明显降低。尽管如此，“打工文学”仍和一个时代建立了如影随形的关系。它的全部经验已经成为我们值得珍惜的文学遗产，但它的影响以及在当下的意义也许才刚刚开始。
根据文体学分类，“打工文学”可以分为“打工诗歌”“打工散文”“打工小说”等，作为打工文学类型的一级分类。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这一概念，最早也是从十八世纪末期才开始出现。文学史上独立的“文学”概念，诞生的时间远远晚于诗、小说或者散文。谈论“打工文学”，不可能不进入某种或者某几种文体类型。每种文体类型，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打工作家”受着当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带来了自身的视野解放和文体意识的可贵觉醒。“打工文学”由于内容书写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文体学特点。“打工文学”包括“打工小说”“打工诗歌”“打工散文”各种文体，在每一个文体的写作中，都有优异表现者塑造了自己纯粹的文学品质，拥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谱系。“打工作家”充分地意识到文学作为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精神创造现象，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他们会选择更切合表达生活、现实、想象和生存直觉的文本、文体形式。王十月用不同的文体安排着他的写作板块，长、中、短篇和散文，不同文体有不同侧重的表现点，而且有着不同的意味，他意在由这不同的侧面，构成一个整体的文学世界。如果不对他的作品作全部的扫描，就会盲人摸象，得出一个局部的片面的印象。每一种文体都有自己的特征。张柠在谈及郑小琼的诗歌写作时，就指出了小说与诗歌的文体差异：“郑小琼改写了当代文学中的钢铁意象，她把一个火热的意象改写成为一个冰冷的意象，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铁的意象是如何被改写的？那就是它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具有资本主义市场特征的生命的遭遇。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诗歌的意象来解决，至于像在拿工资时拿少了这样的问题，在小说中完全可以解决。所以有些问题小说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有些问题是只有诗歌才能解决的。小说用很多字还不能表达的东西，诗歌在几个词的转化之间就已经能够表达。小说是一个杂语世界，让生活细节将词语原有的逻辑搅乱，而诗歌则是词语的加速器，迅速抵达核心部位。实际上词语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功能。诗歌批评家能够把诗歌乃至词语本身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出来，应该将意象变化的历史呈现出来，这就是经验史和精神史。诗歌所承载的经验史和精神史在词语中得到了表现。诗歌很有力度，通过诗歌的写作和批评能承载这个时代本身的精神内部的细微变化。”[1]“打工作家”非常关心文学自身的问题，比如语言、文体、叙事等等，他们的艺术观念和审美形态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一些“打工作家”甚至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多年来，我对“打工文学”的研究，也是从不同文体不同角度进行的，希望达成对“打工文学”的整体性观照与建构。
考察广东几十年打工文学创作，似乎只有按不同文体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描述和分析，才能对打工文学在广东的生成背景、发展过程、主要形态等展开比较清晰的解读和界定。
一、打工小说
《特区文学》1984年第3期，刊发了林坚的小说《夜晚，在海边有一个人》。这是全国见诸公开媒体的第一篇“打工小说”。这个短篇小说叙述的是一个打工仔要不要当“资本家”的领班，要二十块钱，还是要信念与尊严？在这篇“打工小说”的开山之作中，作者关注的中心不是单纯的苦难和困窘，而是更多地探究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那是一个价值评判体系发生剧烈冲突的时代。在林坚的中篇小说《阳光地带》（《特区文学》1989年第5期）、《别人的城市》（《花城》1990年第1期）中，价值判断的剧烈冲突，也成为他创作的关注点。同时，当时开始的先锋小说叙述方式也被林坚成功运用，体现在他对小说结构、形式的安排上。林坚与另一位早期的“打工作家”张伟明在创作中都借鉴了“意识流”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采用了时空切割、视角跳跃、内心独白、潜意识的表现以及扭曲变形等现代小说技巧。他们继承了同一时期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探索，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他们一直以文学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这也表明，“打工文学”从一诞生开始，就是形式上的概念，同时也是社会历史学概念。因此，在考察“打工文学”这一文学类型的变化时既要考虑社会转型的因素，又要考虑文学形式的因素。从社会转型因素考察，“打工文学”发轫于广东，广东的文学刊物最早关注与推动“打工文学”，无论在地缘和时间上，都是一种必然。在推出林坚的同时，《特区文学》1990年第1期刊发了张伟明的短篇小说《下一站》，这是“打工文学”早期代表作品之一。这篇小说的情节所涉及的时间是香港回归之前，1997这个年份扮演了一个关于未来的能指，标志了阶层差异（老板与雇工）向不同社会（大陆与港台——作为国际资本的中介）的制度文化差异的游走。在一个外资企业里，当香港女经理杜丽珠颐指气使地把工厂管理员吹雨“马仔”“马仔”地呼喝个不停时，人的自尊是以这样朴素而奇特的方式爆发的：“告诉你，本少爷名字不叫马仔，叫一九九七！”杜丽珠即以扣奖金为威胁，吹雨声明将本月工资给这位“香港婆”当“小费”，然后把手戳向她的鼻梁：“老子先炒你鱿鱼。”吹雨的反抗借用了收回香港的政治符号，与其说是一种实在的威胁，不如说是一个外来工作为弱者向支配他命运的国际资本出的一口恶气，反证了他毫无保护自身权益的真实的政治资源。他的勇敢和他的可笑的弱势构成了反差。他注定要以反复失业的形式漂流下去。他不知道自己的“下一站”在哪里。他发现自己始终是没有归宿的移民。张伟明的另外两篇小说《对了，我是打工仔》（《广州文艺》1990年第2期）和《我们INT》（最早刊于深圳宝安区创办的《大鹏湾》创刊号，《青年文学》1990年第2期），也被视为“打工小说”的早期代表作。在《我们INT》中，张伟明描写了打工者对流水线为轴心的大工业生产的不适应（INT，即接触不良），“我”与其他打工者难以忍受厂方无休止的加班，采取了“集体休假”的行动，而“我”在梦中对香港总管小姐的痛快占有，也是弱者在想象的性关系改写中挽回打工仔自尊的一种书写。1992年，张伟明、林坚出版了小说集《青春之旅——深圳打工仔映画》，这应该是全国公开出版的第一本“打工小说”集。1994年，林坚、张伟明与另外一位“打工作家”周崇贤的“打工小说”都荣获了广东省第九届新人新作奖，这是“打工文学”在广东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珠三角影响最大的“打工小说”作者是“打工作家”周崇贤。周崇贤出版有长篇小说《我流浪，因为我悲伤》《盲流部落》《都市盲流》《南国迷情》《异客》《南部沧桑》等11部，《打工妹咏叹调》等中短篇小说集五部，在《作品与争鸣》《小说选刊》《人民文学》《作品》等刊物发表作品600多万字，绝大多数为“打工小说”。其中，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期刊《作品》，数十次发表周崇贤的中短篇“打工小说”。中篇小说《那雪那窗那女孩》（《作品》1993年第6期）获1994年广东省第九届新人新作奖。在周崇贤几百万字的小说中，有不少篇写过妓女，但是，写得最美的，是《那窗那雪那女孩》中的女主人公喻小蒙这个人物形象。《那窗那雪那女孩》精心构思、刻意营造的，是一种情绪抒发，是一种属于他乡谋生者生活艰难与情意飘忽而产生的人生愁绪。当时，反映打工者生活的作品已经渐成气候，但更多的在于展示生活的艰辛与打工者的自强自立，而像《那窗那雪那女孩》一样，从打工者心头时刻缠绕的飘零愁绪切入，去探视人生变幻、生命之谜，以至溢出一种凄迷的生命本题意识来，却是不多见的。它已经越过简单的打工生活层面，而直视人物内心世界，超越生存奋斗的一般主题，去探寻生命之迹，这就有了一种哲学意识的观照，使小说充满了一种文化意味。周崇贤的叙事有着某种复杂的透明性，那些感觉和回忆，那种心绪和遐想的状态，都给人细致而深刻的印象。中篇小说《打工妹咏叹调》（《佛山文艺》1991年第6期）是早期“打工小说”的代表作品，它不仅叙述了蓝岚和刘学珍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差点儿被饿死异乡的痛苦经历，还重点叙述了以岚妹为首的打工妹，团结一致与老板抗争，老板终于让步而打工妹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在这个抗争过程中，虽然厂长老板都表现出了丑恶的嘴脸，可最终都转变为了“好人”，这也是打工妹们以自己团结友爱的力量感动了老板所致。中篇小说《青春无注释》（《佛山文艺》1993年第1期）描写几个打工青年男女在恋爱婚姻上的种种纠纷。在中篇小说《关于未婚先孕》（《作品与争鸣》1993年第10期）里，张牛大和林七妹以及霍宝，上演了一场出卖亲生儿子的闹剧。中篇小说《我要活——下——去！》（《作品》1997年12月）主要讲述的是打工妹吴媚与台商老板聘请的流口水刘厂长之间的抗争故事。长篇小说《盲流部落》和《都市盲流》塑造了颇具传奇色彩的打工英雄人物刀锋形象。最近几年，周崇贤致力于《周易》研究，并更名为周易，但写出了几篇打工小说力作。中篇小说《杀狗》（《当代》2009年第1期）写的是农民工成功路上的辛酸泪，农民工王二为了在城市立足，受尽折磨，终于办了自己的公司，成功的背后却是妻离子散，父亲王一神经也出了问题，每天拎着刀子到处寻狗杀狗。这篇小说通过三个有些极端的人物王一、王二、三三，描述了打工给打工者及其家人在精神上造成的损害。从乡村到城市来打工的人，不管是成功者王二，还是失败者三三，都难以摆脱打工生活处境卑微、压抑及其侮辱所打下的烙印。“父亲”王一更是只能以杀狗这一极端行为表达内心的愤懑，甚至被人视为疯狂。小说写出了这些“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内心的辛酸，也写出了社会“进步”所付出的血泪代价。中篇小说《恶》和《沙井盖》（《广州文艺》2010年第1期），仍延续了周崇贤对打工者精神世界的关注，但是视野更为开阔，写出了不同阶层、人物所面临的精神处境，以一种网状的叙事方式勾连起不同的人物及其世界，呈现出了一个个时代的横切面，让我们看到其中人物的生存状态，而透过这些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相互关系，呈现出了时代本身的“痼疾”。
新世纪初以来，王十月成为“打工小说”写作的标杆性作家。其创作频频出现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权威刊物上，频频入选《小说月报》《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中篇小说月报》《长篇小说选》《中华文学选刊》等权威刊物，他的许多作品已经成为“打工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标本与不能回避的言说对象。2001年第6期的《作品》刊发了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出租屋里的磨刀声》，被全国几大文学选刊转载，入选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的《新时期争鸣作品选》，这篇小说是王十月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起点。在《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中，小说的主人公天右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打工人，他的欲求极其简单，性的满足与出租屋的安全感是他唯一追求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才能使他拥有幸福的感觉，这种幸福是那么的具体、现实、接近。平时，他与女友何丽在工厂的流水线上重复着机械的劳动。周末，就到偏僻的市郊出租屋里过着类似有家人的同居生活。可是，就这么卑微的一点幸福也会给别人带来痛苦。住在他们隔壁的，是比他们更卑微的打工人，男人是磨刀的，他的女人宏则是为生活所迫在酒店卖笑的陪酒女郎。他们是为着自己的爱情变成流浪打工人的，可命运之神却并未被他们的相濡以沫感动，而是加倍地摧残这对患难的人。宏为了她简单平常的愿望屈从了，她的男人无力改变现状，只能在磨刀的过程中忘记他的痛苦、他的自责。而天右与何丽在隔壁的做爱声，使他连这种自我欺骗的宁静都不能保持。他用磨刀声来破坏对方的幸福，又以自己的鲜血，换回心理的平衡。磨刀人内心的郁闷和仇恨无以发泄，只是用夜夜磨刀来虚拟一种复仇的满足。磨刀人后来从那个阴暗的地方消失了，把仇恨的种子也带走了。天右却又成了这里的另一个磨刀人，在“霍霍”的磨刀声造就的虚拟世界中磨去他的恐惧，磨平他的仇恨。他们无力对现实做出任何反抗，只能在磨刀的过程中虚假地释放着仇恨和疯狂，直至失去正常思考的能力。磨刀作为一种象征物改变了作者想象中的现实世界，它作为某种指引获得了价值。它以某种虚拟想象的方式，永远在为具体的现实服务。我们在《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中感受到某种象征情绪。字里行间不经意流露出的霍霍磨刀声，以及磨刀人的故事本身，便是小说的主题所在。其他的任何道具，均作为一个简洁虚拟的平台存在。而一个残酷厚重的现实，若隐若现地隐藏在小说的背后。这是真正的纯文学写作，小说在现实、幻觉的交集地带，充满了悲哀与挣扎，沉默与反抗，隐忍与讲述。
在王十月的小说创作中，打工题材占了40%左右，包括《国家订单》《白斑马》《寻根团》等中短篇小说和《烦躁不安》《大哥》《无碑》《收脚印的人》四部长篇。这些“打工小说”几乎都是由肉身之苦进入并想象人的世界。在王十月的小说中，让身体进入写作是他最关注的问题。身体一直是王十月书写的对象和主题，身体成了王十月“打工小说”的叙述之源。他所讲述的关于身体的故事，使身体成为意义的结点。在《开冲床的人》（《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9年第2期）中，失聪的耳蜗，变成了戏剧情节真正的核心。打工仔李响失去听力，他改名为李想。没有想到，耳聋却成全了他，他在无声的世界中开了十年的冲床没有出问题，而他的同事却一个接一个在生产事故中指断掌残。对于失去听力的李想来说，南下打工十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身边工友这样痛苦地失去手掌，整个工厂仿佛就是一片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各种机器如同怪兽随时准备吞噬这群打工仔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所以李想已近乎痛苦得麻木了。李想很孤独，只有来自广西的一个文盲工友“小广西”和他要好。一个文盲，一个耳聋，两个非常自卑的人成了密友。然而，“小广西”在一次事故中被拧了麻花，断了手掌，没有得到赔偿的他铤而走险，劫持人质与警察对抗，最后走上绝路。此后，李想更加孤独，他有了一个理想，就是要赚够钱做手术治好自己的病，听鸟叫。一年以后，李想终于存够了钱，植入了一个人工耳蜗，实现了梦想。但万万没有想到，在剧烈的噪声干扰下，李想曾千万次躲过的冲床最终砸在了他的手掌上。他的手掌也经历了像“小广西”们一样痛苦的失去，他也像陀螺，像死鱼，像麻花一样地挣扎。小说逼真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打工场景，充满诗意的梦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使我们从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抽身出来，重新审视现实，聚焦社会边缘人群的生存境况。在《开冲床的人》中，王十月对身体有着独特的描述：拒绝了身体快感，它要让身体残缺，没有任何行使快感的能力，除了苦难还是苦难。那是因为身体完全和历史以及寓言捆绑在一起。身体有能力突显出来，它占据了全部写作的要害区域，身体填满了历史本身，历史空壳之中只有身体在呈现。小说是身体对自己的历史化，也是对历史的肉身化。《开冲床的人》是来自身体、关于身体的一场戏剧性的发现和书写。肉体伤害的描写就是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肉体的展示甚至更具有去蔽力量，去除精神的遮蔽。物质的身体变成指意的身体。身体不能复原。身体的伤害才是最大的伤害。在王十月的小说里，历史的反思性全部落到身体上，一切身体的伤痛才是最深刻的创痛。短篇小说《厂牌》通过与性爱无关的情节展示了城市强权对底层打工者的伤害：丢失厂牌与身份证的打工妹李梅，在找工作时受到联防治安员的讹诈与恐吓，最后被胖子治安员奸污，受到侮辱的李梅精神失常。性，并不简单属于肉体性的身体，而是属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身份的各种想象和象征的复合体。《示众》（《小说月报》2007年第1期）表明王十月的表述发生了质的变化——作品通过在城里打工多年的老冯前往探望自己修建的“依云小区”而被当做贼示众这一中心事件表述了丰富的思想内涵，挂在身上的牌子是他的身体不能承受之辱，他“感觉身体在云里飘”。《文身》（原载《山花》2006年4期，后被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最佳短篇小说》收入）中，一位名叫“少年”的打工者在工厂门前目睹了文身的烂仔向工人们强收保护费，架势威猛，无人敢惹，他想到自己身单体薄，总处在弱势地位，就下决心去文身，做个强者。谁知他文身以后，工友们开始对他敬而远之，人事部门知道以后炒了他的鱿鱼。因为文身，在“善的世界”里他再也不容易找到工作，被社会遗弃。生活的重负、外部环境的挤压，使他被动的被恶势力“绑架”了，他的青春和人生被绑上了战车，把他推到“恶世界”，恶势力把他变成另一种“打工者”，让他去收保护费。但他的人性和良知不泯，上岗第一天还没作案，就被警察抓住了。少年文身是对历史与现实空无的双重焦虑，是对身体压迫与错过，失去中心主义的恐惧。打工者作为他者，那么这个他者通常就是他们的身体。王十月特别着意于刻录在小说主人公身体上的记号。记号在身体上留下烙印，使它成为一个指意过程中的一部分。给身体打上记号，身体成为王十月小说叙述主题的一个象征。
王十月在他的小说中寻求建立一种身体符号学。在荣获广东省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小说《无碑》里，老乌脸上的那块胎记，在书中一直被反复描述，成为叙述中的关键标记，成为意义的根源和核心。小说的情节依赖着这个记号演进。《无碑》写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打工者三十年的个人史，一个村庄三十年的村庄史，一间民营工厂三十年的发展史。这个人叫老乌，他是这个时代广大打工者的代表；一个村庄，在作品中名叫瑶台，从其地理位置和环境的描写，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深圳或东莞的某个镇。一间工厂，差不多是珠三角大多数工厂的缩影。故事从1992年老乌从家乡湖北来到南方打工开始。老乌，本名李保云，因为脸上长了一块乌黑的胎记，被工友戏称为老乌。老乌怀揣着美好的梦想去南方打工，却遭遇了人生的种种尴尬。先是应聘屡屡被骗，后是爱情屡屡受挫，再又屡屡陷入工友和老板的两难选择中。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老板收留了他并培养了他，因此，当老板利益与工友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陷入了极大的道德困惑和情感困惑之中，他既不愿看到工友对他恩重如山的老板罢工，又不愿看到老板克扣工友们的工资，他把罢工的事告诉老板的结果是，整个工厂照常生产，那些要带头罢工的人被老板的威逼利诱各个击破，拿到了钱，老乌却成了出卖朋友和工友利益的恶人。无颜面对工友的老乌，不得不辞职另起炉灶。另起炉灶的过程中，曾经有意无意伤害过他的阿湘和阿霞又先后走进他的生活，阿霞带着两个孩子投靠他，最终却又回到了自己丈夫的怀抱。阿湘跟他睡了一夜后，把孩子一扔杳无音信，他不得不把阿湘和别人的孩子养大。可贵的是，面对这一个个尴尬，他都是用一颗真诚、善良、坦荡的心去拥抱。他依然牵挂帮助那些误解他的工友。他依然爱戴恩重如山的老板。他依然微笑迎接生活。当他含辛茹苦地把阿湘的孩子养大后，他又恋恋不舍地把孩子送还给了找上门来的阿湘。他用自己的本真、纯善、宽容、爱和坚守，化解了一个个尴尬，赢得了一次次升华。《无碑》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小说通过老乌这个人物，全面展示了中国社会变迁当中打工者不得不经历也不得不面对的多种复杂关系，所涉及的生活内容无不充满灵魂折磨和血肉创痛。这里有着众多日常生存的具象摹写，打工者的见工，卑贱的打工生活，令人愤慨的人身歧视，惯常的人与人之间的龃龉，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乃至龌龊的人性。尤其是李刚和老乌两次孤立无援的罢工行为，展示了众多底层民众作为人的劣根性，同时也对两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这个貌似描写打工生活的具象文本中，王十月实际上希望能够通过老乌建立一个类似于瑶台这样的外来人自己的家园，或者说，在叙述老乌的多次人生经历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为无数打工者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因为对于一部分向往都市生活的外出打工者来说，迁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回望身后的故乡已经身影模糊，可是城市之门仅仅打开一个小缝，而且是物质主义喧嚣下的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无碑》是一个自我反讽的题目。《无碑》是一部有“碑”的小说，在“无碑”之下仍然是无数文字构成的重重迷宫。《无碑》的锐利之处在于它在个人的“小历史”中引出了有关当代中国的“大历史”的种种“传奇”。王十月没有刻意表现“大历史”，而是在追索有关老乌的个人历史时，“大历史”无法回避地化入其间。这“大历史”不是正史的“宏伟叙事”，而是“野史”或“稗史”，是“大历史”边缘的人的命运。王十月因此跨出了个人的视野，提供了对于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沧桑命运的表述，小说显示了在“大历史”之中的个人的沉浮，自有一份无可奈何的命运感。王十月在对个人的感情有深刻的剖析和锐利的反讽的同时，对历史中的个人命运有更多的同情和悲悯。王十月的笔触在此往往流露出温婉和诗意。但这毕竟是饱经沧桑的诗意，是对于命运无奈的诗意。这尖锐打破我们的平静，戳破了生命的面纱，逼迫我们去思考那些希望回避的东西。这里没有了浪漫幻想，却让我们面对刻骨的挑战和追问。王十月的另外一部打工题材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叙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中期的收容遣送之罪，是对人性沦陷的拷问，处处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除了王十月、周崇贤、林坚、张伟明外，广东的其他“打工作家”也创作出了一大批“打工小说”。代表作家有戴斌、于怀岸、曾楚桥、卫鸦、黎志扬、吕啸天、闫永群、邓家勇等。《驶出欲望街》（缪永）、《谁都别乱来》（罗迪）、《情爱原生态》（戴斌）等“打工小说”，被全国主要文学选刊转载。2016年英年早逝的“打工作家”闫永群是典型的南方漂泊者，他90年代初背井离乡来到东莞谋生，谋生之余仍坚持文学创作，并显示出很好的创作实力，后因家庭变故，一度中断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再拾笔时已是十年之隔。十年，个中经历，其甘苦自知。重拾笔后的闫永群厚积薄发，相继在《中国作家》《山花》等国家级、中文核心刊物等发表了大量打工小说。作为一个拥有丰富底层打工经历的作家，闫永群笔下的文字弥漫着浓厚的南方工业生活气息，显得原汁原味，并打上了鲜明的个体生存经验印记。一个作家的创作总是受到其自身生存经验的制约，他只能写他自己熟悉的东西，不熟悉的东西往往就无法写得很确切，而创作个体的动机则是其内心灵魂深处强烈表达倾诉欲望的需要。作家总是一直在写自己熟悉的或者与其息息相关生息与共的领域，闫永群也不例外。他的小说创作视野主要着眼于自己漂泊的地方——南方工业小镇上林立的工厂和工业区（一个叫鸡啼岗的小镇）和故乡中原大地的一个偏僻小村落，作者的心灵徘徊游弋于这两个地方，以仰望的姿势在城市回望故乡，或者以逃亡的姿势匆匆回到无处扎根的城市，呈现出一种背离的矛盾状态。闫永群的创作是十分纯正的打工小说，所谓纯正主要是指其原汁原味的底层叙述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他的小说创作也呈现出几个鲜明的阶段，早期的小说创作稍显稚嫩，就创作者的姿态而言还停留在自我苦难的倾诉之上，但文笔清晰灵动，呈现出可喜的文学灵性，后期的小说渐次成熟起来，笔触伸展到了人物的精神内核，对人性的挖掘达到一定深度。所以可以这样说，闫永群的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了打工文学的发展轨迹，比如早期的打工小说创作手法比较传统陈旧，创作姿态也只是停留在一味吐苦水的层面，中后期的小说在表现手法上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汲取了西方一些现代与后现代派的写作技法，在形式上增加了文本的厚度，主旨思想意境上也深度聚焦于农民工生存精神困境以及人性嬗变异化方面的探索。闫永群的小说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时而把笔触伸向工业气息浓厚的南方工业小镇，时而又把笔触伸向萧条寂寥的偏僻故乡小村落，而且这两种笔触的转换往往是深层次的杂糅。比如小说《离乡》中的“小群”想离开寂寥空荡的村庄去广东寻梦，却因村长刘三炮一再阻拦，成了村长刘三炮接待上级领导时的“酒缸”。小说中小群的最终离乡，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是决绝而义无反顾的；而《逃离故乡》中的小群来到广东后因为生存、爱情等各种各样的原因重新回到故乡，最后又以逃跑的姿势离开了故乡，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充满黑色幽默的味道。发表在《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山里的婆婆》把城乡一体化进程之中寂寥萧条的农村的留守现象渲染刻画得生动逼真淋漓尽致，读来令人心酸无比。这篇小说沉重而苍凉，言语之间灵性而又充满诗意，让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盛可以的长篇小说《北妹》可能是广东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打工小说。盛可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湖南益阳，1994年移居深圳，现居北京。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北妹》《水乳》《道德颂》《死亡赋格》以及多部中短篇小说集。作品被译成英、德、韩、日、荷兰等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北妹》从2002年问世后，已持续销售十年以上，有多种翻译版本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在《北妹》中，湖南妹子钱小红少女时代便离开家乡，先到当地县城打工，后和另一女孩一起到广东S城，成为“北妹”（广东等地对外来打工妹的称呼）中的一员。她们作为城市的边缘人，经济上真正的无产者，除了劳力和身体一无所有，性别上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第二性，所以无论在发廊、工厂，还是在酒店、宾馆，处处受到各色男人骚扰和城市女人的猜忌。此外，背景出生又给予她们地域文化上的天然劣势，因而她们的生活混乱而艰辛。钱小红由于过早发育，生了一对丰乳，天然地被很多人从良家妇女的行列中排斥了出去，她的丰乳成为她身为女性、忍受屈辱的缘由和标记；但乳房所表征的蓬勃生命力，也体现在她身上，相比懦弱无主见的另一些女孩，她有个性、有原则，绝不卖身，和很多底层人一样，具有坚不可催的生命力，顽强地呈现出生活本身的价值。这是一部无产女孩生死书，展示一代“北妹”的残酷生活。小说尖锐而富于个性，抵达女性生活深层景观的方式直接而有力。作为这位备受国际文坛关注的中国女作家的代表作，此书已持续销售十年以上，有多种翻译版本在全世界出版发行。盛可以塑造了广东打工文学中最成功的一个人物钱小红，也证明了自己作为一名杰出小说家的天分。
最近几年，广东打工小说创作的代表人物是陈再见。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钟山》《中国作家》《天涯》《江南》等文学刊物发表作品100多万字，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选刊选载；作品入选2015和2016年度《小说选刊》年度排行榜、2016年度《收获》年度排行榜等；出版有长篇小说《六歌》，小说集《一只鸟仔独支脚》《喜欢抹脸的人》《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荣获《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广东作协短篇小说奖、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中篇小说奖、深圳原创网络文学拉力赛冠军等奖项。短篇小说《回县城》获第七届《小说选刊》新人奖，呈现了“漂一代”生活中最普遍的尴尬，“异乡”与“故乡”均变得陌生，“新的姿态”与“故有姿态”双重丧失。陈再见抓取主人公的意识流动部分，着重展现漂泊者精神上的困顿；而他对漂泊者现实境遇的叙写，则有新写实的味道，主人公倥偬的行旅以及时光流转中的遭际，形成一股生活流——与意识流动并行推进。主人公与故乡的隔阂，母亲的病，母子关系在文本中投注的隐喻，绘成一幅关于漂泊者精神出路与归属的繁复图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打工小说”的创作主体主要以“打工作家”为主，新世纪以来，“非打工作家”对打工题材的全面挖掘形成了当代文坛一道纷繁而芜杂的文学景观。在荣获第三届至第五届全国鲁迅文学奖的中短篇小说中，有八篇属打工题材：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王安忆的《发廊情话》、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邵丽的《明惠的圣诞》、范小青的《城乡简史》、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在这些获奖作家中只有王十月是“打工作家”。当代“非打工作家”写作“打工小说”，从数量上和影响上已经超过了“打工作家”。这一点已经与当年的“知青文学”有所不同，当年的知青文学自始至终都是以“知青作家”为主要的写作主体。范小青在《目光投向农民工》中说：“我近几年的小说创作，有较多内容是写农民工的，粗粗统计一下，近五六年，中短篇小说中几乎有一半，还有专门写农民工的长篇小说，像《城市之光》等，从数量上讲，是不算少了。因为我过去的作品较多写苏州小城小巷小市民，所以这一变化，就给人印象了。我自己也曾经想过，怎么就会把写作的目光投向了这么一个群体呢？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却不是我主动将目光投向他们的，而是这个群体扑上门来了，它急切而全面地扑上来了，它轰轰烈烈地扑上来了，你想躲也躲不过，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法跟他们分开了，他们帮你装修房子，他们给你送纯净水，他们将你无法处理的旧货垃圾拖走，他们日日夜夜站在你家小区门口，守护着你的平安日子，你到饭店吃饭，给你端盘子送菜的，几乎清一色是外来打工者，你走在街头，会看到一溜排开的工棚，如果你伸头进去看看，你就知道他们的生活处境是怎样的。因为他们的大量出现和存在，甚至使得我们每一个城市的方言都渐渐地淡去了。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顽强地走进了我们的视线。只要不是有意闭上眼睛，你的目光就无法离开他们了。“打工”已经成为当代作家不能回避的题材。除了范小青外，孙惠芬也创作了不少打工题材小说，开拓和深化了小说对当下打工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叙述。她的长篇小说《吉宽的马车》通过歇马山庄一个名叫吉宽的农民进城之后的遭遇与困惑，描写了当下农民工实在的生活情景与精神状态。吉宽到城市后，一改在歇马山庄乡下时懒汉的秉性与旧习，到处打工，自食其力，但始终没有能够走出生存的困境。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也是以某民工建筑队的厨子刘跃进的种种意外遭际，状写农民工走进都市之后难以预料又难以应对的遭际引来的迷失与迷茫。小说在刘跃进如何以做饭的手艺来打工糊口上，花费的笔墨并不很多，主要的篇幅都是写他由丢包、捡包引来的不可预料的命运更变。打工题材在新世纪以来被作家普遍接受和使用，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新世纪的社会情绪、审美意识有至深的联系，又可能反映出新世纪以来的文化文学时尚，也有可能与历史的“转折”有某种潜在的关系，更有可能是某一作家群体临时性的文学策略。这些，都反映出文学创作在“影响”和“建构”上的复杂因素，是很难从一个维度上解释清楚的。
广东也有部分“非打工作家”介入“打工小说”创作，虽没有形成气候，也出现了一些精品佳作。如陈启文的《回南天》（中篇小说，发表于《花城》2013年第4期中篇头条，《中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5期选载），《回南天》是陈启文的“南方经验”系列小说之一，这是一部揭示农民工精神苦闷和极度性压抑的小说，一个难以启齿更难以言说的话题。在写作过程中陈启文就吃惊地发现，一部在题材上看似很“社会”的小说，一旦进入笔下，便开始变得荒诞起来。这其实就是“中国式荒诞”，这样的荒诞根本不需要进行卡夫卡式的变形，也不需要加缪式的虚构，它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最直接的生活现实。在回南天那种沉闷的、令人窒息的氛围中，一群远离故乡的农民工像神话中的西西弗斯那样日复一日地在建筑工地劳作，当生存简化为漫长而沉重的苦役，所有生存之外的一切几乎都被剥离一空。当下，描写农民工生活的小说很多，但更多是关注他们苦难的生存状态，相比体力上的苦累、物质上的匮乏、社会地位的低下，农民工在精神上的苦闷和焦虑还长久地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甚至是一种被蔑视的存在，这使得他们的精神世界如同一直未被揭示的心理暗箱。《回南天》无疑是陈启文企图揭开这种“暗箱”的一次尝试。陈启文的《回南天》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笔触直面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生理饥渴与精神困境。小说事实上将两种时态进行了艺术性的并置。虎生是农民工困境的进行时，吴哥则是这种困境的完成时。虎生是吴哥的过去，吴哥是虎生的未来。吴哥本已成为农民工的成功代表，在老家建起了漂亮楼房。可媳妇却经不起多年的独身煎熬，和吴哥最痛恨的村长暗中有了瓜葛。吴哥因而心理扭曲，最终成了一个变态杀人犯。吴哥的悲剧及所有“虎生”们的现实境遇值得我们深思。
二、打工诗歌
“打工诗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怀，而是来自“底层”本身的孕育，但影响力较大的“打工诗人”都有着被《诗刊》发现、培养、扶植的经历。我小学四年级时开始写诗，1992年高中毕业后到东莞打工，两年之内写了上百首打工题材诗歌，1995年初结集为《打工诗抄》，诗歌评论家杨光治和杨匡汉分别作序、作跋，但当时未能出版。1995年第5期《诗刊》发表了我的组诗《我在广东打工》，包括《嫁接》《试用》《跳槽》《临时工》等几首诗歌。之后《诗刊》又多次发表我的打工题材诗歌，加起来有20多首。但从1995年后，我放弃诗歌写作达五年之久，直到新世纪之后才开始重新写作，由写诗转向文学研究。1997年“农民工”谢湘南、张绍民参加《诗刊》第十四届“青春诗会”，《诗刊》于1998年第1期以较大篇幅发表了他们的打工题材诗歌，这是《诗刊》对“打工诗歌”创作的最重要的一次推动。2000年，谢湘南的个人诗集《零点的搬运工》入选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6年获广东省鲁迅文学奖。到今天为止，谢湘南与张绍民仍然是“打工诗歌”最具实力最具个性化的代表性诗人。“打工诗人”郑小琼、程鹏、许强分别于2005年、2008年、2010年参加了《诗刊》“青春诗会”。“打工诗人”李明亮的诗集《裸睡的民工》入选2012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郑小琼获得庄重文文学奖、《诗刊》新世纪十佳诗人奖、《诗选刊》先锋诗人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等多项奖励。张绍民、谢湘南、郑小琼在参加“青春诗会”前，几乎没有在《诗刊》上发表过诗歌，这更加证明了《诗刊》善于慧眼识珠，有发现新人的历史自觉性。翻开最近十几年“青春诗会”的入选诗人名单，有相当一批诗人参加时都还没有脱离“农民”身份，他们虽然仍是农村户口，但这些诗人已不再单纯地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土地耕作者，在越来越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他们更多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奔走，兼具着农民、民工、小商人等多重身份。而背离乡土的流浪，让他们饱受思乡之苦，生活之重，他们的写作不可能忽略工业时代这个大背景。2010年，《诗刊》与《星星》联合评出首届中国十大农民诗人，大多数都属于“打工诗人”，是“生活在城市却被称为农民的人”，如唐以洪、尤克利都发表过不少“打工诗歌”作品。《星星》诗刊还于2008年举办了首届农民工诗歌大奖赛，获奖者大部分是“打工诗人”。对于“打工诗人”这个特殊的写作群体，诗歌评论家徐敬亚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而中国当代打工诗人们却是在自己劳动并成为自己的写作者！他们打卡，他们试用，他们被监视，他们建大楼，他们亲历繁重，他们遭遇不幸……他们写得虽然诗艺不高，但他们写得历历在目，写得令人揪心……翻遍了欧洲文学史，找遍了我的书架，我竟然找不到一首劳动者自己写自己劳动的诗！贪婪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那些苦难哪里去了？被资本压迫的血泪哪里去了？不是因为没有诗，而是因为文学史中诗歌的门槛太高，是因为那个年代有知识的劳动者太少太少。文学史上，只有旁观者，只有少数有良知的旁观者，为他们的苦难留下了可怜鲜见的记述。但是今天，我们有幸看到了真实的、劳动者充满艰难的诗。这种仿佛追回了历史光阴的机会，难道我们当代诗歌的评论者们不应该珍惜吗？他们打工，但他们像当年的知识青年一样具有复杂的意识与知识。哪怕他们的诗歌水平十分幼稚。但正是他们，让我们的情感不安，让我们在和平、富裕，百无聊赖的生活中看见了历史前方曾经出现过的一切因人群分化产生的异变，以及异变过程中心灵的起伏与不平……[2]
这些来自既是底层本身又超越底层的“打工诗人”，把个人体验过的生活与广阔的时代生活的本质方面联系起来，写出“打工诗歌”，是他们的使命。或有同仁对继续沿用“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这一概念提出质疑，甚至不以为然，对此我深表理解。命名是对命名者的开示，也是对被命名者的遮蔽。遭受污名化体验的“打工诗人”，对抗污名让他们成为言说的主体。话语并不是被动地反映一种预先存在的现实，而是一种我们对事物施加的暴力。“打工诗人”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一样，是充满矛盾和过渡色彩的被污名化了的社会群体。他们对现实的出离，他们对“打工诗人”这个称谓的难言之隐，从本质上讲，正是一种本能性的文化警觉。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必须淡化现有“打工诗人”的身份，我甚至希望“打工诗歌”尽快自动消逝或者最终被“都市诗歌”所取代。作为“农民工”中最敏感的分子，“打工诗人”往往最能深味并发现城市的新奇和限制。他们的书写，在中国辽阔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展开。他们的写作与他们自身的命运一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乡土中国的沧桑变化，痛苦或幸福的经历。他们身为历史主体的命运，命运背后存在着复杂暧昧的种种问题。“打工诗人”的真实处境是：带着历史强加于个人之上的不可擦抹的创痛，迎着都市文明无边的诱惑，他们所经历的内心生活或内心经验是暧昧的、复杂的、甚至是分裂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把这个羸弱、短暂的大地深深地、痛苦地、充满激情地铭记在心，使它的本质在我们心中再一次生动地苏生。“打工诗人”的人生形式充满着对命运不懈的叩访和探寻，穿过种种有限的、暂时性的因素的掩盖、束缚，去寻找人的灵魂的归属和位置，去用诗的语言，建构一个与现实的生存世界相对抗的诗的世界，一个使人的灵性得到发挥，人的心灵自由得到确立，使生存个体从暂时性的生存体制中得到解脱的世界。与其说“打工诗歌”来自写作与语言现实之间的亲和力，不如说来自另一种更古老、更原始的冲动，即致力于去蔽破障，使那些沉默（或被迫沉默）的事物从幽昧的黑暗中站出来，发出声音和光亮的诗本身的冲动。“打工诗人”从自己的个体经验领域出发，把握住现实和历史一闪而过的灵光，见证了中国从乡村到城市的“宏大叙事”，唤醒群体与个体沉默或被遮蔽的记忆。当然，对于诗歌写作而言，打工的经历与其本身并非是压倒一切的东西，并非是诗歌的意义，而只是可以从中创造出意义和意味的元素，有时甚至只是背景。作为“打工诗人”自身，他必须认识到，不能从题材的角度来夸大自己写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不能将自己的写作局限在题材的框架内。“打工诗人”不一定非要写“打工诗歌”不可，他的写作甚至要突破“打工”对他的束缚，才能真正获得表达自己的可能。他必须不断突破自身的限制和集体命名对个人的遮蔽，将写作推向一个不断更新、日益深广的境界，赢得艺术自身的个性和尊严。
“打工诗歌”写作，也存在一个多层次的、网状的结构。尽管“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是相关密切的概念，但两者之间并不产生必然的符号。诗的创造永远是一种个人的活动。写什么是大家的，只有怎么写才是个人的。就一位诗人来说，其创作的阶段性与鲜明性也是可见的，我们没有必要把一位“打工诗人”的创作生硬地归结为“打工诗歌”范畴。打工者可以写出“打工诗歌”，非打工者也可以写出“打工诗歌”，打工者写的不一定就是“打工诗歌”。“打工诗歌”主要由“打工诗人”来完成，但是“打工”进入了其他诗人的写作视野和意义世界，它的经验化入他们的感觉结构中，使他们也没有办法忽视它的巨大存在。不管是“打工诗歌”，还是其他的“底层写作”都激活了诗歌介入现实的精神，重建了诗歌与我们的生活世界，与社会历史境遇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我的“打工诗歌”评论中，曾大量引用一些“非打工诗人”写“打工”的诗歌，比如伊沙、宋晓贤、卢卫平、老刀、方舟、世宾、阿斐等诗人写的“打工”的诗歌。卢卫平刚开始写诗时，在湖北一所中学当老师，1992年到珠海后，写了一系列涉及打工题材的诗歌，我早在1993年就读过他发表在《星星》诗刊上的《拜访老乡》等“打工诗歌”。他曾参加《诗刊》第十五届“青春诗会”。以诗性的方式处理现实题材，这些诗人率先做出了成功的尝试，体现了他们介入现实生存和把握个体经验相结合的综合意识。但除卢卫平外，其他“非打工诗人”创作的“打工诗歌”在他们的整体创作中所占比例较小，不像“打工小说”创作，出现了一批“非打工作家”专攻“打工小说”的势头。总体而言，在“打工诗歌”创作中，“打工诗人”占据了主导地位。
最近几年迅速成名的打工诗人郭金牛，湖北省浠水县人，1992年到深圳打工。诗作在欧洲被翻译成德语、英语、荷兰、捷克等多种语言，曾参展第44届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获首届北京国际华文诗歌奖，首届中国金迪诗歌奖。郭金牛的书写为我们研究“打工诗歌”提供了重要的观察入口和美学路径。《纸上还乡：郭金牛诗集》（以下简称《纸上还乡》）是作者背井离乡近二十年辗转广东各地写成的诗集，主要记录了一个农民从事建筑工、搬运工、工厂普工、摆地摊的内心生涯。在坎坷、复杂、悲凉的底层经验的打磨熬炼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十分特别的灵动尖锐、一咏三叹的语言风格，作者用这种时而破碎突兀时而哀婉悠长的语言为广大的命运同路人立言，也展示了席卷全球的工业化历程下人的现代性境遇。《纸上还乡》获首届国际华文诗歌奖第一部诗集奖，此诗歌奖的46位评委均为中外包括美英德等国的资深诗人和理论家。《纸上还乡》作为一部农民工写就的诗集，我们得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窥见当代中国最庞大辛酸的主题：农民工的生涯，和他们的内心。
在广东“打工诗人”群体中，许立志因为跳楼自杀，其诗歌的传播和经经典化的速度，得益于网络和自媒体。许立志，生于1990年7月28日，广东揭阳人。高中毕业后在广州、揭阳等地打工，2011年初来到深圳，进入富士康公司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后调至物流岗位。2014年初合约期满后曾赴江苏谋职，不久返回深圳，2014年9月26日与富士康公司又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9月30日坠楼辞世。其诗集《新的一天》在他去世后众筹出版。许立志自杀后，其诗歌迅速成为“打工诗歌”中的名篇，如《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做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一枚铁做的月亮”本来很美，也许只有工人才能想象出这样的意象。可是，这些“工厂的废水”让“我”如鲠在喉、难以下咽，“我”不愿意再咽、再忍气吞声，“我”要把“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这种21世纪“世界工厂”里的中国工人所遭受的生存境遇成为祖国的耻辱。这种自发、原生、真诚、质朴、有痛感、直接与生命体验相关的命运之诗具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是接地气的感动写作、灵魂写作。
三、打工散文
“打工散文”与“打工诗歌”十分接近，都是自我感悟、自我聆听、自我抒发的东西，是一种不拘一格的自我体验的表述。在“打工散文”创作中，“打工作家”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打工作家”创作的“打工散文”作品频频亮相于《人民文学》等“主流刊物”上，开启了散文写作的新气象。《人民文学》对“打工散文”创作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王十月、郑小琼最初登上《人民文学》的不是他们的小说和诗歌，都是“打工散文”作品。“打工散文”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有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人民文学》2010年第10期），郑小琼的《铁·塑料厂》（《人民文学》2007年第5期）、《印刷厂》（《人民文学》2007年第11期）、《从中兴路到邮局》（《天涯》2007年第6期）、《东莞生存词》（《江南》2009年第4期），王十月的《烂尾楼》（《人民文学》2006年第4期）、《寻亲记》（《人民文学》2006年第5期、《散文海外版》2006年第4期）、《冷暖间》（《人民文学》2006年第6期）、《关卡》（《天涯》2007年第6期）、《声音》（《黄河文学》2007年第7期）、《总有微光照亮》（《文学界》2008年第3期）、《小民安家》（《作品》2008年第9期）、《父与子的战争》（《北京文学》2011年第1期）、《我是我的陷阱》（《天涯》2010年第1期），塞壬的《下落不明的生活》（《人民文学》2007年第1期）、《转身》（《人民文学》2008年第1期）、《在镇里飞》（《人民文学》2008年第3期）、《月末的广深线》（《天涯》2006年第6期）、《南方没有四季》（《美文》2007年第7期）、《声嚣》（《天涯》2007年第6期）、《消失》（《人民文学》2009年第4期）、《哭孩子》（《人民文学》（2009年第7期）、《匿名者》（《人民文学》2010年第7期），张利文的《三个进城的女子》（《中华散文》2005年第5期），安石榴的《深圳地图》（《人民文学》2001年第10期），周崇贤的《打工：挣扎或者希望》（《人民文学》2001年第2期），叶耳的《31区的月光》（《广西文学》2007年第6期）、《从客里山来的孩子》（《特区文学》2006年第1期）等。其中萧相风荣获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王十月的散文荣获了冰心散文奖，郑小琼荣获了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新浪潮散文奖，塞壬获得了2008年度人民文学奖散文奖和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新人奖。塞壬散文《转身》、王十月散文《小民安家》荣登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塞壬的《哭孩子》荣登2009年中国散文排行榜，《匿名者》荣登2010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这些作家有深厚的打工经验和对底层生活的尖锐表达，他们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触摸和观照、想象和描摹，而是以个人的在场、个人与周遭现实（物象）的精密融合，促成感官、身体和精神的“我在”，书写“我”经历的生活，“我”当下的生活，“我”看到的生活，“我”内心隐藏的生活。他们在散文中以自己的眼光发现现实的意义，恢复那些被遮蔽的现实，并重新思考他们自身的命运。因此“打工散文”文本自觉摒弃了情感与文字的剥离现象，既有生活在场，也有心灵在场，呈现出独特的个体精神和强烈的底层情怀，在经验和技艺的双重维度上扩展了散文写作的视域。“打工散文”写作超越了我们以往的阅读经验，似乎是一种陌生化的表达，却恰恰是对遮蔽的生活本质的洞穿，沉重、苍凉甚至残酷，有一种直抵生命核心的力量。
一般来说，“打工作家”写“打工散文”，习惯于以内视角和个人记忆、个人生存体验来处理各种生活范围的题材，从无可置疑的个人体验出发对工业时代的复杂生活做出大规模表现和思考。王十月说：“可以说流浪的生活，是我写作的另一个宝库，其间难忘的细节太多，这些细节，主要记录在我的那些为数不多，但篇篇都是发自肺腑的散文中，我难忘的，是在漂泊途中遇到的那些飘在异乡的兄弟姐妹们。是他们的名字，照亮了我的漂泊生涯。这些故事说两天两夜也说不完，因此要了解这些细节，还是去看我的那些散文吧，如《寻亲记》、如《冷暖间》、如《总有微光照亮》、如《声音》和《关卡》。我想我的散文，记录的是我的生活，但又不仅仅是我的个人生活，而是以我的眼和心，看到和感受到的，这个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欢喜与悲伤。”散文必须以真实为基础，以真实为形相。文坛上也存在散文可以虚构的观点，我对这一观点存疑。虚构是小说的利器和命根子，但却是散文的克星和致命伤。一个很大的误区在于，持散文可以虚构观点的人，实质上是将重构完全等同于虚构，以为虚构才是现代散文突围的方向，并把它当做现代散文借此区别于其他散文的标志。这实际上是将小说与散文之间最后一道界桩拔除掉了。散文写作是据实而构，由构而虚；这个“实”以基本的存在事实为真，而“构”是处理这些存在事实的方式，尤其是在细部和氛围上的重构方式；这个“虚”是由“实构”而生发出来的情韵、意味的空间。而小说是据虚而构，由构而实。这个“虚”是入世甚深者超乎其上之“虚”，“构”即是“御风而行”，取乎其神而造之，并由此试图达到本质真实之“实”。也就是说，与小说相比，散文是非虚构文本。
《人民文学》在2010年推出了“非虚构”栏目，其中先后发表的梁鸿的《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等，引起了读者和批评界的强烈反响。《人民文学》的“非虚构”并非是一个新的文学命名，它源于美国的非虚构文学、非虚构小说。《人民文学》对于“非虚构”的倡导，其重要价值在于赋予了关于“非虚构”更多新的诠释和中国价值。《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实际上是一篇大散文，或者说是一组系列散文，放在“非虚构”栏目里是比较合适的。《人民文学》用几十页刊登这篇大散文，可能是《人民文学》发表的最长的散文之一，但也只是选载。《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的完整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在这部十多万字的作品中，“打工作家”萧相风以“打工”“爱情”“电子厂”“老乡”等词条为题，根据自己长期的打工生活经验，借助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方法，逐一对南方工业生活进行书写，力图通过客观叙述，打碎先入为主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呈现生活现场一度被遮掩的秘密和真相，以词典的方式有机地剖析了工业的物性和被工业的齿轮带动起来的异常活跃的人性。工业影响和塑造着现代人的感性，但它自身却往往不再是感性对象。《词典：南方工业生活》，让我们看到了工业中的人——那些曾是农民的工人，不是作为“问题”，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在工业中劳作和生活。这篇大散文被认为是近些年来罕见的对工厂和工人生活的深入的第一手表达。1999年毕业于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萧相风，南下广东，反复奔走于珠三角地区，从事过搬运工、普工、机修、业务员、QC、生产计划员、车间主管、工程师、经理和ISO专员等职业，近几年终于在深圳安定下来。《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就是一个打工者2000年至今奔走于珠三角的生活纪实，作者用一种关键词的方式结构出一部打工生活的词典，用日记一般的真实记录诠释着这部词典里的每一个词，将他日常所经历的，所感受到的，所接受、抗拒甚至无可奈何的种种经验和体验如流水账似的细细道来。萧相风说：“目前就我个人而言，我注重真实、自然，其次是浑厚和韵味。真实，是指态度的真诚，情感的真切，灵魂的真实，现在讲假话的人太多了。自然，是我个人的追求，我看不惯拿腔捏调的东西。当然，有些矫情也是必要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件矫情的事。但返璞归真、抱朴守静，是个大境界，我也做得不好。”
周齐林的打工散文，最近几年也引起广泛关注。他的散文《南方工业生活手记》一举荣获华语民间散文大奖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成为该届最年轻的获奖者。《南方工业生活手记》，有着超越作者年龄的冷静和从容。冷硬的铁件、逼仄的居室、脏乱的空间、荒凉的情绪，物质技术的强大冒进，与人类美好情感的萎缩空败等，这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当下元素，被作者照相式地呈现出来，有一种真相剥离中震撼人心的在场力量。在周齐林的《病历》（《作品》2013年第3期）中，因为深陷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中，“我”放下病重的爷爷和身患重度风湿经常半夜从疼痛中惊醒过来的母亲，逃跑般，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如一条虫，藏在火车肚皮深处。在奔驰的夜色里，故乡愈来愈远”。来到南方的工业城市，然后自己感受到的就是与漂泊交织在一起的陌生与熟悉，欣慰与失望。在夜晚，更是有“一种强烈的悬空感忽然间袭过来，狠狠地攫住了我，撕裂开来，它汹涌咆哮着，让我局促不安”；在白天，“我”消失在鞋厂、制衣厂、电子厂、背包厂等各式各样的工厂的茫茫的工衣里，迟缓、滞重、逼仄、苦闷、枯燥、单调，循环往复，于是“在日复一日的日子里，平淡琐碎中，我愈来愈感到生活的残酷，感到时光的不可抗拒性”。在异乡，当自己以匍匐的姿势生存下来，回望千里之外的故乡，能有哪个人不会泪流满面呢？
“打工散文”以个人经验为依据，无不包含着“打工作家”对自身经验的确证，他们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去处理他们的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打工散文”是粗粝的，有时甚至是简陋的，但是，它深刻切入到我们这一代最基本的历史境遇中去，在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个人化的形式技艺、思想起源和宽大的生存关怀、文化关怀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入的彼此激活的能动关系。
四、打工纪实
除了小说、诗歌、散文之外，“打工文学”中还有一部分属于“非虚构”“打工纪实”作品。这类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报告文学，一类是自述类。
对现实或者说当下社会生活的直击，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品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民工潮”引起了一些新闻记者的关注，于是，出现了一些关于“民工潮”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在八十年代文学、文化地形图中占据着特别突出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报告文学充当了新闻调查的功能。葛象贤、屈维英在对1989年春节后出现的民工潮进行三个多月的追踪寻访的基础上，于1990年出版了《中国民工潮——“盲流”真相录》的报告文学，把刚刚出现的“民工潮”比喻为“中国古老的黄土竟然流动起来了——那像黄土一样固定的中国农民开始像潮水一样流动起来，而且势头很猛”。这里的“黄土”与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一样是八十年代以来对中国特有的修辞方式。1992年，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打工文学系列丛书，丛书包括打工题材报告文学集《青春寻梦——广东打工潮追击》，收入了《来自女儿国的报告》《凤栖何方》《深圳临工》《青春变奏曲》《外来工问题报告》《在蛇口，一次短暂的“罢工”》《打工族面面观》《外来工冲击波》《从打工仔到总经理》《一个湘女的三级跳》《来自梅州的一群打工仔》等15篇报告文学。这可能是广东最早的一部打工题材报告文学集。这套丛书还包括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以下简称《青春驿站》），也属于“打工纪实”。《青春驿站》由一个个或长或短的人物序列构成，包括安子自己在内，共写了十六个女性在深圳特区的故事。这些深圳打工妹都在深圳“掌握了生命的舵把”，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懂得了自己存在于社会的价值”，“懂得了青春生命的内在涵义”。在这本书的内容提要最前面写着：“这是全国第一部由正宗打工妹写出来的打工文学作品”。2005年，安子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边缘档案——深圳保姆写真》，她继续“微笑看世界”，继续充当打工妹的精神引领者。安子在她的书信体文集《安子的天空》《青春絮语》中创造了不少警句：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风筝会飞是因为逆风，人会成长是因为逆境，等等。安子的创作也属于底层叙事，但她又完成了对底层处境的超越，表现了打工者群体阶层变迁的可能性。她先后被CCTV、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喻为中国“打工皇后”，是深圳十大杰出青年，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二十个历史风云人物之一。200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傅加华的纪实文学《中国第一打工妹——安子传奇》。最近几年关于“农民工子女”的长篇报告文学出版了数十部，如黄传会的《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聂茂的《伤村——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忧思录》、阮梅的《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邱易东创作的《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等，这些报告文学揭示出来的社会伤痕发人深省。2005年《北京文学》举办“第二届北京文学奖”，将“读者最喜欢的报告文学奖”颁给了胡传永的《血泪打工妹》。面对一个个遭受厄运的打工妹：自杀的青苇，被杀的韩桑，失踪的袁芹，疯掉的柏家芸……同样是女性作家的胡传永以这篇含泪带血、充满悲愤与真实描述的报告文学，唤起我们良知的苏醒和心灵的震颤。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留守女人春梅因为性问题而自杀的悲剧，以复杂多端的角色和角度，呈现当下的、具体的村庄，梁庄成为认识后乡土中国的醒目标本。“打工作家”张伟明的长篇系列纪实文学《深眸·女》，不再把目光停留在还在打工的人群身上，而是延伸到了那些曾经在深圳打工，而今不知道流散何方的打工女身上。他关心她们的过去，关心她们的现在，关心她们的未来。他游走祖国各地，四处打听和采访曾经为深圳流过血汗做过贡献的打工妹，把悲悯的情怀和敬畏的心灵，带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和崭新的高度。2012年4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洪流·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由《南方都市报》特别报道组撰写，是首部全方位关注农民工、阐述当代中国巨变的历史实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了《失语者的呼声——中国打工妹口述》一书，记录了十六位打工妹口述的故事，它以最直接和全面的方式，记录了基层打工女性的声音，使她们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实践表达意见的权力。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繁花：中国打工妹实录》，是中央电视台《半边天》之《繁花》栏目播出内容结集，主持人张越深入几十个地点，跟踪寻访数百人，勾勒出中国年轻打工妹的辛酸与幸福，以独特视角娓娓道出打工妹的来龙去脉，亲身故事和离奇遭遇。《繁花》这个节目已经不是很纯粹的电视片，也不是很纯粹的纪录片，它像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生活的影像样本。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民工口述实录》一书，是贵州电视台电视谈话类节目《中国农民工》已播出节目内容的集结，它也保持了节目中由农民工讲述自己故事的基本样式。
具有文学性的自述类作品，是由“打工作家”创作的带有自传体性质的纪实小说，因为这类作品所描写的就是作者自己的打工生活，而现实有时比虚构更加令人目瞪口呆。小说所展现的他们的艰辛与苦难，他们的爱与恨、伤与痛、血与泪，比很多文学作品中虚构的故事更加残酷，足以令一切叙事技巧黯然失色。现代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杨海燕（房忆萝）的《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这本书以朴素的笔调、纪实性的手法记录下了自己的打工经历，讲述了一个打工妹所看到的、经历的和体会的城乡世界，记录下了工业化过程中一个普通打工女孩的命运。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命运，也是这个年代背井离乡的打工群体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诗人叶匡政在这本书的推荐语中给予了高度评价：“房忆萝的《我是一朵飘零的花》，无疑是真文学，是活文学，它与中国当代文学所散发的那种棺木气息全然不同。这部作品提醒我们，文学首先是真实，在此前提下，才能言及其他。中国社会的真实精神状况，在这部作品中昭然若揭。绝不能认为它描述的是所谓的底层生活，它呈现的是全社会的生存与精神现状。如果一定认为有什么底层生活，它也远比其他层面的生活来得纯朴与干净。”201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周述恒的《中国式民工》。这本书是以周述恒十三年的打工经历为原型结合身边工友们的故事，记录了农民工群体在城市里打拼的种种际遇、悲欢离合。该书以小凡、小林和张志伟这三个农民工背井离乡的打工生活为主线，反映了农民工艰辛的生存状态，以及农民工在城市里很难找寻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故事涉及黄牛党、黑中介、狠城管、卖淫小姐等众多社会角色，有工伤索赔之痛，有用生命相胁讨要工资的血泪故事。该书给读者展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原生态生活，以及在目前体制下，农民工演绎出的一幕幕悲壮而艰辛的生存之路。
丁燕在打工“非虚构”创作方面，产生了全面性的影响。《工厂女孩》获新浪读书2013年“中国十大好书”、2013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榜首、国家图书馆第九届文津图书奖。《低天空：珠江三角洲女工的痛与爱》获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工厂男孩》获亚洲周刊2016年年度十大好书。著名作家周国平是如此评价《工厂女孩》的：“中国逐年推高的GDP中有工厂女孩挥洒的汗水和青春，但她们本身处于无名状态，生存境况似乎无人关注。作者丁燕在接近不惑之年去当女工的勇气和坚韧令人敬佩，正是因为有这样长时间的亲身体验，她才对女工的生存状态有了真实、细致、具体的感知，才写出了这部血肉丰满的纪实作品。”《工厂女孩》是丁燕经过长期观察及深入思考，最终历练而就的，堪称当下中国非虚构文学之难得力作，它不仅传承中国纪实文学之传统，并在写作手法上有所实验和拓展，血肉丰满，人物鲜明，故事跌宕，情绪饱满。在2013年出版了《工厂女孩》后，丁燕于2016年5月出版了《工厂男孩》，她将视线投放到80后、90后男工的生存状态，以亲历者的探访，作家的情怀，铭记下她所目睹到的风起云涌或暗淡幽微，描绘出新生代产业工人历尽沧桑的人生百态和心路历程。《工厂男孩》是一次直面新时代的新尝试。这也是一部能留给未来，并可能被未来所回顾及重视的非虚构佳作。在《工厂男孩》一书中，丁燕向读者描述了一幅尖锐的东莞城市肖像——关于衰退和发展，关于破坏和重建，关于伤痛和希冀。她用她对东莞这座城市的诚恳，描述了这座城市如何膨胀式发展，又如何自我修复。在她看来，东莞是中国最具戏剧性色彩的城市，也是被污名化最严重的城市，其风格类同西部片，其成长饱受争议。然而，三十多年来，东莞以“海纳百川”之胸怀，让无数打工者汇聚于此。这些打工群体的困惑与无奈，爱恨与情仇，如万花筒里的璀璨碎片，复杂多变，难以预测，但又意义深远。以直面的方式目睹打工者的生存现状，引发了丁燕的惊叹与沉思，促她记录下她所目睹到的当下。而纵观全书可知，让她始终念兹在兹的核心问题，是发展大潮中，人如何维护其个体之尊严。
五、纯文学与俗文学
文体学分类并不能完全解决“打工文学”的审美评价问题，我更看重“打工文学”的雅俗之分。“打工诗歌”、“打工散文”、“打工小说”可以根据它们的审美特征进一步的细分。在“打工文学”之中，俗文学与纯文学在不断拉开距离又不断渗透弥合的双向作用中共同发展，这两种文学各有各的读者，各有各的趣味，两者并不构成竞争关系。“打工文学”中的纯文学作品，主要刊载于《人民文学》《收获》《花城》《当代》《诗刊》等所谓纯文学刊物上，俗文学作品则主要发表于大众刊物上，如《故事会》上的“打工故事”。《佛山文艺》《江门文艺》等刊物发表过的“打工文学”则雅俗共赏，有雅有俗。纯文学和大众文学越来越具有兼容性，恰恰是这个时代文学发展的一种新的契机。
纯文学的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相对于刚刚结束不久的“文革”时期庸俗政治化倾向的文学加以区别。就现在而言，其概念更多的是倾向于针对目前的流行文学或通俗文学来讲的。“打工文学”的经典作品产生于纯文学创作，“纯文学”是“打工文学”的精华所在。打工文学中的纯文学，才是真正值得人们关注的文学，一种真正的艺术意义上的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等不同文体的书写中，“纯文学”一直是一些“打工作家”艺术追求中的内在目标。“打工文学”的纯文学化，其实也就是打工生活经验的纯文学化。打工文学不是简单地呈现底层生活的贫穷、艰辛甚至某些可以想见的枯燥和乏味，而是以来自纯文学的、训练有素的目光去审视那贫穷、坚信、枯燥和乏味。当那些表面上的社会功能远离文学之后，我们会发现，文学裸露出的严肃而深情的内核，刚好是这社会最严肃而深情的内心需求：这种需求就是用最极端的感受力和思考力去反观自身，社会和个人同样需要以文学来感受自己、了解自己、拥有自我意识。蔡翔对“纯文学”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做过这样的阐释：“近二十年来，‘纯文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概念，它不仅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学观，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并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有效地控制了具体的文学实践，同时，也有效地渗透到了文学批评甚至文学教育之中，任何一个人对此都不可能漠然视之。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纯文学’这个概念在中国的产生、兴起乃至对整个文学史的控制，都留下了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影响痕迹。”“打工文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了“纯文学”“先锋文学”等当代中国文学思潮的深刻影响，一些“打工作家”的作品也可以看作中国当代“纯文学”“先锋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打工作家”林坚的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就发表在1990年第1期的《花城》杂志上，而《花城》那时是中国“先锋文学”的重镇。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打工作家”成为《人民文学》等所谓纯文学刊物的常客。一个“打工作家”并不仅仅生活在“打工”之中，生活在“此刻”，他生活在一个更大更浩瀚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当今传媒、通讯手段的发展，使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各种不同事物、事件所组成的综合境域之中。不管什么样的文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共通的，彼此间的影响有一个看不见的秘密渠道。中国当代的文学思潮，“打工作家”都敏感地参与了，他们的作品都留下了“纯文学”的影响痕迹。那是他们从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那里得到的深刻馈赠。只是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格局之内，除了王十月、郑小琼外，打工文学的“纯文学”写作一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打工文学”的纯文学写作，无法轻松地纳入以市场经济机制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和符号秩序。它们更像是一些边缘性的文化碎片。“打工文学”从来没有、也不曾想成为什么显赫的东西，“边缘”几乎是它与生俱来的属性。尽管如此，它还是给当代的文学世界注入了一股鲜活的血液，也从以商业利益为逻辑的强势话语当中分割出一方文化空间，为当代文学保持了几许丰富和弹性。
通俗文学指的是除了民间文学以外，还包括现实创作的通俗化﹑大众化，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以满足一般读者消遣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文学作品。通俗文学又称大众文学﹑俗文学，与严肃文学﹑雅文学相对应。通俗文学只是以相对通俗化、简单化的文学手段给人主要以娱乐方面的享受，其思想的苍白和艺术价值的贫乏是远远不能与纯文学相比的。我们应该允许多种文学样式的存在，这两种精神产品都要生产，以满足不同的读者需求。从现实来看，纯文学读者群相对较少，而通俗文学正在大量地占据着低文化人群。有着比较深刻文化内涵的纯文学作品远远比不上那些快餐式的、被以工业化方式生产出来的通俗文学、网络文学流行得快。“打工文学”中的“打工故事”“打工歌谣”属于通俗文学，与此相对的是“打工文学”中的纯文学写作。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故事会》上的“打工故事”开始增多。《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故事会：打工故事》收编的二十四则故事比之于生活本身只能算是沧海一粟，但它们确确实实是生活中打工仔、打工妹们打工生活的写照与缩影。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感动农民的68个打工故事》，书中具体收录了《深圳到底有多远》《不让摸脸的打工妹》《打工妹追衣款》《陌生人的电话》《那年冬天好大雪》《草根英雄盼实在》《多一个，少一个》《兄弟，我用生命捍卫你的爱情》《今夜，我们只相依在一起》等打工故事。在“打工小说”创作中，韩宇的《东莞不相信眼泪》、洪湖浪的《牛小米外企打拼记》、周述恒的《中国式民工》等带有通俗色彩的作品，在市场上的发行量远远高于王十月、戴斌、林坚等人的“纯文学”作品。
对“打工文学”进行细分的确是困难的，比方说，一部小说可以按不同的标准划进不同的类型，或者一部分小说本身就是混类、跨类现象。比如，郑小琼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女工记》（诗集中的大多数作品已在《人民文学》《天涯》《钟山》等刊物上发表）由三部分构成：主体部分是诗，插有“手记”，还有“后记”。这三部分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手记”是进一步说明，描述，或者扩大，联想，是主体部分的补白和伸延。“后记”其实也是必要的补充。整部作品的文字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诗，一种是散文。文学类型的细分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但是，无论分类对象多么复杂，只要坚持科学的分类标准和切实可行的分类方法，都是可以被解释和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