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一）技术创新研究的多维视角

1．国外学者关于技术创新研究的相关论述

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1912年）一书中提出了“创新理论”，此后分别在两部专著中（1939年的《经济周期》和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对创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逐步建立起以创新理论为核心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是为企业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创新大致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生产一种新的产品或生产一种产品的新质量；第二种，研制或采纳一种新的生产方法；第三种，开拓一个新的市场；第四种，寻找并获得一种新的原料（半成品）来源；第五种，实施一种新的管理与组织方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完全被“凯恩斯革命”的理论所淹没，直到熊彼特逝世后，人们才发现，美欧国家在长达20年的“黄金发展期”，似乎不是“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要素能够完全解释清晰，相反，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给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并从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中找到彼此关联的线索，技术与经济的结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引擎。从此，创新理论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得以迅速发展，衍生出技术创新理论，逐步形成了四个学术流派：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1）新古典学派以索洛（R. Solow）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以及随时间变化的诸要素的重新组合。新古典学派研究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问题，但仅仅把技术创新视作外生变量，因而无法回答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以及技术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2）新熊彼特学派以爱德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人为代表人物，他们秉承熊彼特传统的经济分析原理，把技术创新活动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黑箱”内部运作机制进行揭示，强调经济增长依赖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企业的运作机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新熊彼特学派研究了技术推广与扩散、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等问题，但由于其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较大，所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度有限。（3）制度创新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制度创新是指经营管理方式或经济的组织形式的革新或重新组合。制度创新学派研究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但它只研究具体的制度，采用传统的局部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忽视了作为制度函数的市场规模扩大以及技术进步这一重要变量，使得制度创新停留在传统的制度变革之中。（4）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技术创新是由一个国家共同推进的，不能单靠企业家的个别行为，它是国家层面的系统工程。国家创新系统学派提出的国家创新理论体系，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中的战略地位，但它仅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没有深入考察已经全球化和一体化背景下的国家技术创新系统的构建因素和深度影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自主创新理论模型。

熊彼特并没有对技术创新提出明确的定义，首次给予技术创新定义的是伊诺恩（J. L. Enos）和林恩（G. Lynn）。1962年，伊诺思在其《石油加工业中的发明与创新》一文中首次提出技术创新的定义，他认为，技术创新“是几种行为综合的结果”，这些行为包括发明的选择、资本投入、制订计划、组织建立、开辟市场和招用工人等。林恩则认为，技术创新是“始于对技术的商业潜力的认识而终于将其完全转化为商业化产品的整个行为过程”。林恩是从技术创新的发生过程来给技术创新下定义的。

弗里曼（C. Freeman）对技术创新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在《工业创新中的成功与失败研究》（1973年）一书中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技术的、工艺的、商业化的全过程，包括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装备等形式在内的技术向商业化实现的首次转化。后来，弗里曼（1982年）进一步明确指出，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缪尔塞（R. Mueser）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对技术创新提出新的定义。他认为，技术创新是以其构思新颖性和成功实现为特征的有意义的非连续性事件。这一定义表明了技术创新的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技术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包括新颖性和非连续性；二是技术创新活动必须获得商业化成功。

2．国内学者关于技术创新研究的相关论述

我国对技术创新的研究，也是从经济学领域开始的。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我国厉以宁等教授开始介绍西方的技术创新理论，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研究的行列，如傅家骥、许庆瑞、陈昌曙、远德玉、贾蔚文、冯鹏志、陈其荣、黄志强等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哲学等领域对技术创新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技术创新的界定归纳起来，大致分为五个方面。（1）经济学的视角，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企业的技术条件或水平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的结果将带来经济效益。技术创新的结果，首先将直接影响成本、价格与利润，因而侧重于分析技术创新的经济后果。（2）管理学的视角，认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潜在的赢利机会，重新组合生产条件、要素和组织，从而建立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生产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的活动过程，因而侧重于分析技术创新各阶段的组织与管理。（3）技术学的视角，认为技术创新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是从发明技术向构想技术、设计技术、试制与试验技术、生产技术、产业技术不断转化的过程，因而侧重于分析技术创新的技术发展过程。（4）社会学的视角，强调与技术创新有关的社会化因素，如社会行为体系、社会能力系统、社会环境等方面，侧重把技术创新放在社会的大系统中考察。（5）哲学的视角，强调运用哲学思维方法（如否定之否定规律）和哲学实践观来重新界定技术创新概念，从而把技术创新定义上升为更普遍、更高级的形式。

（二）技术创新的人文价值综述

1．国外学者关于技术创新的人文价值研究相关论述

在某种意义上说，技术创新的发展史就是人类的发展史。古代的思想家们在思考科学、真理之类的“高雅”问题时，也不曾忘记对“嗤之以鼻”的古代技术（工匠技艺）活动给予关注。柏拉图在谈到古代技术（创新）活动的动机时指出：“如果我们的身体感到饥饿，它会提供食物；如果身体渴了，它会提供饮料；如果身体冷了，它会提供衣服、被褥、鞋子，以及其它我们的身体需要的东西。”古代人为了生存，会制造和使用简单工具（技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以满足人的需要。从“生活必需”向“消磨时间”发展，后者比前者更加智慧，“因为这些技术的科学，并不是为了实用”，古代人已经开始追求“额外”的享受，寻求一种更深的价值和意义。苏格拉底曾呼吁：“人啊，认识你自己吧！”亚里士多德曾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认为自然物皆有“四因说”，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并用“四因说”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对技术实践、技术目的、技术理性、技术价值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

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解放”与“科学、技术的解放”一路高歌，相得益彰。进入17、18世纪，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赞美理性、崇尚科学技术，“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响彻欧洲大陆的上空。霍布斯直接提出“人类最大的利益，就是各种技术”，圣西门也成为“技术统治思想之父”。与此同时，卢梭作为第一位发起对工业文明批判的先驱者，在他的《论科学与艺术》一文中，对科学、技术与文明开展了激烈的批判。卢梭认为科学技术是道德沦丧、社会奢侈腐败的主要原因，“科学、文学和艺术，由于它们不那么专制，因而也许更有力量，就把花冠点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之上，它们窒息着人们那种天生的自由情操”。与近代理性主义大师笛卡儿同时代的帕斯卡儿，认为理性主义对科学太偏心，对人太漠视，提出“心灵的逻辑”。

19世纪被誉为“科学技术世纪”，19世纪末叶发生了以电力工业为主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反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浪潮不断掀起。非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叔本华宣称“世界是我的表象”，人的心灵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意志，一个没有意识的盲目的生存意志才是心灵的真正的本质。意志“本质上是没有一切目的、一切止境的，它是一个无尽的追求”。尼采是继叔本华之后的又一个非理性主义者，他认为叔本华的生存意志仅以争取生存为目的显得过于消极，只有权力意志才是生命的本质。

更为重要的是，在19世纪产生了两位更为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既看到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又尖锐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问题，并且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科学、技术（创新）观。

进入20世纪，科学技术在各种批评声中又得到了一次更为惊人的发展，即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或称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熊彼特敏锐地观察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技术与经济活动的紧密结合，提出“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内在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呈周期性规律的根本原因。他把当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长周期，第一周期是从1783年到1842年，共59年，以纺织工业创新为代表的发展周期；第二周期是从1842年到1897年，共55年，以蒸汽机和钢铁创新为代表的发展周期；第三周期是1897年以来，以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的创新为代表的发展周期。熊彼特虽然主要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创新，但他同时涉及创新主体及创新活动过程的人文价值问题。他对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家”的价值追求（动机）、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描述了企业家在创新活动过程中，征服困难所表现出来的坚强的意志力，以及在享受创新给自己及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享受创造和发挥才能所带来的喜悦。企业家正是通过创新活动实现自我价值的，“在这里，每一件事情的成功依靠直觉，也就是以一种尽管在当时不能肯定而以后则证明为正确的方式去观察事情的能力，以及尽管不能说明这样做所根据的原则，而却能掌握主要的事实、抛弃非主要的事实的能力”。在整个创新活动过程中，创新主体的情感、意志、能力达到高度的统一，人文正价值得到彰显。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问世之后，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技术创新理论得到广泛应用，关于技术创新的人文价值问题同样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大致有：（1）从宏观层面对技术创新实践进行人文价值分析。如E．雷顿（E. Layton）提出技术和经济效益的准则经常冲击着创新工程；C．皮诺（C. Perrow）提出成本限制和生产压力等经济上的关注通常凌驾于技术创新的合理改善之上；格罗夫·怀特（Grove White）认为，基因工程是在“管自然的闲事”“扰乱自然”，甚至是“玩弄上帝”；M. L．图斯曼（M. L. Tushman）等认为，早期技术创新活动的价值选择标准绝大部分是“技术的、商业的或政治的”，缺少“社会的、生态的、人文的”方面的人文关注；吉尔·克皮克（Jill Chopyak）和彼德·里维斯克（Peter Levesque）认为，科学的技术化、技术的商业化的趋势与日俱增，技术创新需要公众的参与，以至于改变技术创新活动而满足更多数人的利益。（2）从微观层面对技术创新实践进行人文价值分析。依维斯·法辛（Yves Fassin）从创新过程考察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来论证其价值的不确定性，关注创新过程的价值流动规律，创新主体的复杂性导致价值观的非一致性等问题。W. E．桑得（W. E. Souder）从创新主体之间的冲突，如创新R&D主体与营销主体经常发生误解与冲突，其原因是“缺乏赞赏”“缺乏沟通”“人性冲突”等而产生的冲突。约翰施连对惠普公司的企业文化、价值观进行研究，认为“惠普道路”的成功在于对个体的尊重、高水平的成就和贡献、大局意识、团队精神、灵活机动性和创新。（3）从伦理学的视角关注技术创新的人文价值问题。D．弗戈（D. Vogel）认为企业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虽然并非所有讲伦理道德的个体与企业都会成功，但所有成功的企业与个体都是讲究伦理美德的。与此相反，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认为，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必须依赖“邪恶”和“不道德”的刺激与推动，道德需要“自我否定”。

在20世纪，还有许多思想家、学者关注技术创新的走向，探索技术创新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尽管这些思想家们没有直接提及“技术创新”，而是使用“应用的技术”“技术”“科学”等来描述，但仍然能够通过仔细的分析找到他们关于“技术创新的人文价值”论述，尤其是技术创新的人文价值的负面论述，如卢卡奇、芒福德、弗洛姆、埃吕尔、法兰克福学派等。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创始人之一，浪漫主义思想家卢卡奇（1885—1971）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中认为，人们用理性征服自然的同时，人性也被同时异化。“当科学的认识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的时候，就反转过来，成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

芒福德（L. Mumford, 1895—1990）认为技术给人们带来一个野蛮的新纪元，并以生命的名义开展对技术的猛烈批判。他尖锐地指出，“巨机器”使人们“生命技术”变为“单一技术”，提出了走向“生活指向的技术”的远景。

弗洛姆（1900—1980）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技术创新给人带来了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没有给人类带来渴望已久的全面的自由与解放。越来越复杂的机器使人们成为机械系统的奴隶，甚至“可能成为机器人”。人性化的技术如何实现呢？弗洛姆提出具体的建议：激活个体，让公众参与；个性化消费；心理更新等。

埃吕尔（1912—1994）以“技术的自主性”为中心开展对技术社会的研究。他认为，技术社会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真正合乎人性的社会，因为它把物质事物而不是把人放在首位。

马尔库塞（1898—1979）继承了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批判思想。马尔库塞认为，当代工业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成为一个“富裕社会”，同时又是“病态社会”，每个人都成为“单向度的人”。他提出“新技术”代替现在的技术，用“历史合理性”代替“流行合理性”，实现“新自然”。

哈贝马斯（1929—）从“旨趣”出发，认为人有两种基本的活动方式——劳动与相互作用；这两种活动方式反映了人的两种旨趣——技术旨趣和交往旨趣。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成为新的意识形态。

2．国内学者关于技术创新人文价值研究的相关论述

中国古代社会的哲学家们也包含丰富的技术活动的人文价值思想。老子更多关注的是技术活动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展开对技术的批判，虽然他也肯定技术活动的正面作用。如“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庄子既看到技术活动的肯定因素，又担心技术活动带来更多的物质享受，使人滋生更多的欲望，同时还看到技术活动给自然生态带来的负价值。在《庄子·天地》中曰：“有机械者必有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在于胸中，侧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现代技术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并通过“坚船利炮”传入中国，在封建社会时期，国人对于科学技术的认识与研究很少。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开创了中国现代技术发展史。1861年开展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西方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引起洋务派和保守派的对抗，表面看是中西文化的“体、用”之争，实质上是“人文价值”之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掀起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又一高潮。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文化陷入悲观主义的危机之中，不久，中国引起直接针对科学技术与传统文化之争的“科玄论战”（1923年）。“科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陈独秀提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科学与人权并重”。“科学派”另一代表人物胡适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轻视或戏侮。那个名词就是 ‘科学’。”“玄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张君劢认为人生观不同于科学，“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的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唯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

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迂回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大力倡导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大革命”的一句“知识无用论”将科学技术打入“冷宫”。改革开放之后，科学技术迎来了新的春天，特别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与此同时，环境破坏、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等问题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人文价值的思考，并提出可持续发展观、生态化技术创新、人性化技术创新等思想及实现路径，如陈文化提出的“全面技术创新”的概念；毛世英提出树立新的“技术创新的价值观”；孟庆国、范旭等提出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程萍提出“可持续科技创新的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彭福扬等提出“技术创新生态化”的概念；许庆瑞等倡导“绿色技术创新”；李宏伟在分析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深层次原因后，提出“实践整合”的思路；郭冲辰从技术价值与技术异化的内在联系分析技术异化的机理，提出弱化技术异化的实践观等。

近几年来，有一部分学者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从哲学（技术哲学）视角研究技术创新的，如李兆友在2001年出版博士论文——《技术创新的主体论》（其后于2004年又出版了《技术创新论——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一书）；娄伟在2003年出版博士论文——《我国技术创新传播的问题与对策》；曹东溟于2005年出版博士论文——《技术创新契合论》；柏永全于2006年出版博士论文——《技术创新过程中创造性思维探究》；胡光华于2007年出版博士论文《论技术创新的文化战略研究》；易显飞于2009年出版博士论文——《技术创新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研究》等。易显飞认为：技术创新价值是“指技术创新主体通过创新实践活动，使创新客体由 ‘实然’变为 ‘应然’形态，从而满足创新主体或其它主体某些方面的某种需要的效应关系”。“技术创新价值包含技术创新的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其中技术创新的物质价值可以继续分解为技术创新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生态价值等，而技术创新精神价值也可以进一步分为人文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等。”他以历史为线索，从思维观、自然观、经济伦理观、发展观及理性观的角度，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技术创新价值进行理论剖析，提出要建立积极向上的创新价值导向机制，实现技术创新价值取向的协调与整合，促使创新的经济价值取向、人文价值取向、生态价值取向三者之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规约，保持创新价值取向体系的整体和谐。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的技术创新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但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国的技术创新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都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从哲学层面研究技术创新的学者越来越多，视角多种多样，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不过，从人的“人文价值”视角研究技术创新目前还处于“碎片化”阶段，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技术价值论的诸多优秀著作，但从实践唯物主义来解读技术创新的人文价值，还处于“真空”状态。我们尝试构建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下的技术创新人文价值体系，引起同行们的关注和讨论，推进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