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张申府“开小差”的党内背景

张申府在黄埔军校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也与中共工作重心有关。当时中共专注发动工会和农民运动，也有研究者提出中共当时十分重视黄埔军校，所引用材料基本是中共当时发出的两份通告。我们不妨就从这两份通告说起。

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共办了六期，毕业五期，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两份动员各地青年报考黄埔军校的通告，它们分别为“第62号”和“钟字第22号”通告。

从时间上看，“中国共产党通告第62号”于1925年11月1日发出，此时已是第四期生入学。“中国共产党通告钟字第22号”于1926年10月3日发出，这时黄埔岛的陆军军官学校已根据汪精卫提议，兼并各军开办的军校和讲武堂，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生入校完毕。显然，在时间上，“通告”动员各地青年报考黄埔军校给人滞后的感觉。

先看“中国共产党通告第62号”：

各级同学们：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招收三千入伍生，望各地速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同学及民校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

通告落款人为“钟英白”。

这是处于半地下状态的共产党文件，里面带有隐语，如：各级同学——各级党组织，本校——共产党，少校——共青团，民校——国民党，钟英——中共谐音。

再看“中国共产党通告钟字第22号”：

黄埔军校现在正招收大批的入伍生……各地均应鼓动KMT（国民党——引者注）左派青年及无党派青年之有革命倾向者前往投考……我们的同志应少派人前往，总以多找左派为原则。凡已任有工作同志——尤其是工运、农运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为能力幼稚，尚不能独立工作而生活又难自维持，想入黄埔者，亦可允其前去。望各地于接到此通知后迅速进行为要。

综上所述，中央确实是动员各地青年报考黄埔，但人员有限定，只鼓励“左派青年及无党派青年之有革命倾向者前往投考”，或者“能力幼稚，尚不能独立工作而生活又难自维持”，又或者“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共青团）同学及民校（国民党）左派同学”。“通告”尤其明确道：“我们的同志应少派人前往”，强调“凡已任有工作同志——尤其是工运、农运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显然，党中央重工农运动甚于军校。

当时党贯彻的工作方针是，“我党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所有的农民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与黄埔军校几乎同时成立的、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管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无论从农讲所的发起者（林伯渠），或到各届负责人都是共产党人，第一届38名学员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就占了20名。而黄埔一期生共635人，中共党员才28人，甚至连身在黄埔的张申府也同样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前途在于农民运动。中共当时重工农轻军事，主要是受苏俄指导思想所致。苏俄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要发动工农大众，组织他们投身革命运动。

如何在组织武装力量上发挥作用，中共并没有统一部署，往往看某个具体的人去推动，如周恩来、熊雄在军校活动等等。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学校组织军队的做法还是受到共产国际政治顾问鲍罗廷的严厉警告：“不要制造摩擦，不要吵吵嚷嚷”，周恩来被迫让步。相反，蒋介石掌握了以黄埔军校为核心的党军，使之迅速成为广东国民政府的武装中心力量。

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如何组织拥有武器的人民反抗拥有武器的军阀方面，远未形成系统理论。在国共合作的战略部署上，中共工作的重点无疑在于通过领导和组织工人、农民以扩大党自身势力，而非在组织军事武装力量上。这个战略部署有一个致命失误，“中共没有发展武装，这个战略的失误，使得……1927年及其以后的国共分裂中，国民党军事力量几乎把中共全部毁灭”。

大革命失败10年后，周恩来还耿耿于怀地说：“1926年，如果我们能积极努力的话，还是可以在征募、装备十个师的，但我们放过了这个机会。”

这个致命失误实际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身份”有关。当时中共属于共产国际下的一个支部，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会上也声明这点：“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不仅指导党中央的重要方针、政策基本来自莫斯科，而且在具体工作的指导上，一些基层组织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甚于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常发牢骚：广东区委似乎有了鲍罗廷的意见，就可以不尊重中央。在陈看来，广东区委常有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味道。鲍“不仅直接领导了南方区委的工作，不理会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意见，而且企图支配共产党全国的工作，至少是全国的 ‘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从中共按“马林方式”促进国民党改组，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到采取“维金斯基战术”，支持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以使国民党革命化。这个革命化似乎进行得很顺利，以致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国民党代表中有1/3的人同时也是中共党员。然后再到鲍罗廷的“一切指导”，无一不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进行。

同时，当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重心是农民革命。我们从1923年共产国际对中共“三大”发出的指示可看出这一点，共产国际发出的十一条指示中，涉及工农的内容就有六条之多：

一、中国的国民革命及建立反帝战线和反对封建制度残余的农民革命是一致的，它的成功与否决定于能否吸引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二、一切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三、因此，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必须为建立工农联盟而努力；

四、从这个基本问题出发，要教育广大的贫农认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重要；

五、其领导权不用说应在于工人阶级的党；

八、中共必须把国民党作为农民革命的朋友。

共产国际认为，在中国的国民革命及反帝斗争是农民革命，这是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里的组织农民革命的提纲之一，中国共产党的阶级任务就是组织工农运动。于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三大”会议通过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动员农民参与国民革命，成了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最重要的斗争策略之一。不仅如此，就连在共产国际推动下的国民党改组，也把共产党纲领“扶助农工”作为自己的“三大政策”之一。这就可以解释以上党中央的两份通告，何以如此地重此（工农）轻彼（军事）之缘由。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意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性。

既然中央的态度如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张申府的擅自离校，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中央的重视，至少从目前史料看，还没发现李大钊、陈独秀等对张申府“开了小差”有所批评。既然中共的工作重心在于社会底层的革命动员，张申府在黄埔军校的作用，也就不在于个人本身能有多大能量以“影响国民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