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965，踏访焦裕禄的足迹
这时，我生出一个想法，就是要写焦裕禄。我决定将焦裕禄的事迹写成电影剧本，交给我所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领导。
3月初，当我拿到长影党委给河南省委的信后，立即打点行装，离开长影。此时，我肩负重任，却觉心轻如燕，我的心飞向了向往的兰考……
1964年5月，我在家乡河北容城“四清”工作队，开始搞细线条“四清”，也叫“大四清”。此时，上级要求各地剧团要演出自己创作的剧本，保定要举行汇演。于是容城县委研究决定，要我为家乡写一个河北梆子剧本。接受县委派的任务后，我离开工作队一段时间专门为县剧团写本子。写什么呢？这时，我竟想起焦裕禄建议我看的兰考县剧团演出的《社长的女儿》，想到了焦裕禄的谈话。我不能不说自己是受到焦裕禄和这个戏的启示，为县剧团写的本子也是年轻人接班的故事，以两个阶级、两种思想对年轻人的争夺为主题。戏名就叫《三夺子》。我想，如果是在兰考，我一定请焦裕禄看看我写的这个剧本，请他指导并提出意见，如同他让我看兰考的戏一样。
焦裕禄是重视年轻人的接班问题的，我在后来写的一篇怀念焦裕禄的《焦裕禄的英雄形象引导我前进》（1966年2月《电影文学》）的文章里记下了这一点。当时，中央提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说这是百年大计。
一九六三年的冬天，我到兰考来，认识了焦裕禄同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革命接班人的关怀，他经常谈起如何对青年人进行教育的问题，在青年一代中要坚决拔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他强烈地憎恨资产阶级思想。他平时说话不多，但和蔼可亲，朴朴实实平易近人；他的心像一团火，让你感到温暖。记得一个大雪天，我从早到晚偎在屋子里看书，焦裕禄同志进来了，亲切地说：注意身体呀！到外边活动活动筋骨吧！我走出屋来，在雪地上打了一套拳，他笑着说：“嗬！没想到你还有这两下子呢，这打拳不是讲究冬练三九吗？要经常锻炼！”回忆起来，他这普通的话语里，含有多少深切的关怀呀！还记得，他叫我去看兰考豫剧团的演出。那是一个描写对革命下一代进行阶级教育的戏。听说，他让他的大女儿小梅看过后，写一篇观后感。他看过小梅写的观后感，严肃地说：不要光写漂亮话，要把你的真实思想写出来，有脏思想还不敢说出来，就要越变越坏，变成修正主义！在全县的干部大会上，他以自己子女的例子，提醒大家：注意对下一代进行教育，不然，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
焦裕禄特别强调说真话，他最讨厌说假话的人，他表里如一，是一个真实的人，是一个说真话的人，他也教育孩子们要说真话。他不愿听说漂亮话，他愿意听说老实话。
这天，我的剧本在容城县委听取领导意见。我走进了县委大院时，办公室交给我一封信，是母亲从兰考写来的。
我展开信一看，呆了。这是母亲托别人写来的信，这信母亲写于开封的精神病院。母亲信中说：那位一直关心着她的工作的焦书记，在5月14日永远离开了。母亲的精神受到巨大的刺激，整天流泪不止，后来被送到开封精神病院治疗。
我在写作的间隙，向县委工作队请假，回到兰考看望母亲。
我听兰考县委的同志讲母亲患病的经过，是她听说焦裕禄在郑州病故，再也不会回到兰考来了，她一时说不出话来，接着便是流泪不止，喊着：焦书记，焦裕禄，你要回来，你要回来呀。过了几天，母亲便不再说话，继父叫她，她也不理，不知她想什么。没有办法，继父便将母亲送到开封精神病院去了。
我立即赶到医院去看望母亲。
母亲见到我，认出我了，便“哇”地哭出来了。她叫我的名字：“彦芳，彦芳，你知道我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你就来了。人们都说焦裕禄走了，我不相信，你跟妈说实话，焦裕禄是走了吗？我明明觉得他没有走，可人们说他走了，他真的走了吗？你说给我听呀。”
我不能不说实话，我说，人们说的是真的，焦裕禄书记走了，真的走了。
母亲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半天不说话。突然她的泪流了下来，流了满脸。我给母亲递上毛巾，她没有接。让泪水流吧，也许泪水流出来了心里才好受些吧。过了半天，她突然大喊起来：“天哪，为什么好人都走了，让坏人留在世上害人哪！老天不公啊！让那些害人的人，让那些不管老百姓死活的人早早死吧，让好人活下来吧！”
这天我和妈妈一同睡下，她和我说了一夜，一边诉说，一边流泪。
“儿子，只有你知道妈妈的心哪。有人说我神经，我是和他们不一样的心，便说我神经。我跟焦裕禄说真心话，他最愿意听我说，我光说大实话，我还说一些人不爱听的话，他们怎能不说我神经呀。还有人说妈妈疯了，我是风，我是东风压西风！有人怕这怕那，他们不敢说实话呢。妈妈当年跟你爸爸闹革命，夜里去村里贴传单，那时一心想让百姓当家做主人，不受压迫，人人平等，有福同享，有祸同挡；可革命成功了，我看有些人早把当年说的话忘记了。有人光想享受了，不想和百姓平等了，不想想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了呀。当初入党，是要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呀，可为什么他们现在光想自己享受，不愿为老百姓吃苦呀！我跟焦裕禄说这话，他向我伸出大拇指，说张学玉同志，你这老同志说的话我赞成。我说，只有你赞成我说的话。他就说，是有些人虽名为共产党员，其实他们早变了质。焦裕禄这话我一百个赞成啊。可有几个焦裕禄这样的人哪？我说，有这好思想的人太少了。可就一个能和妈妈说上话的人走了。他真的走了？我可一直总觉得他还活着，他是到外边出差了呢。
“妈妈到兰考没有安排工作，只有焦裕禄拿着妈妈的事当回事办哪。他为了我的工作，还找到了地委，说我不应该没有工作，我是老同志。他3月跟我说，他向地委领导说了我的情况，他们还做了调查，说妈妈说的是实情。可没几天，他就住院了。妈妈只等着他出院哩，哪知道他一走，便没有回来呀！
“焦裕禄走了，这世界上还有谁管我工作的事呀！妈妈一辈子革命呀，妈妈是真心革命的呀，可一辈子没有正式工作呀！我有这块心病，没有人能给我治，除非焦裕禄活着，他能治妈妈的心病，跟他一说话，心里就亮堂，不然这心里就堵塞得难受呀。
“你听妈妈这话是疯话吗？妈妈是神经吗？”
母亲出院后，给我讲焦裕禄的故事。她说的全是一些细节小事，可这些小事却更让人感动。她说：“和老焦住邻居时，见有老农民到县委找老焦，找到县委家属院，妈妈问他，他说是焦裕禄的亲戚，妈妈以为真的是他的亲戚哩，后来才知道是兰考的乡亲，只因焦裕禄帮助过他，管他叫大伯，才成了亲戚的呀。”说到这事，妈妈叹息道，“只有焦裕禄没有忘记当年打仗的年月，八路军都是对老百姓这么叫的，一口一个大伯，一口一个大娘。你记得吧，在咱家住过的八路军伤员，管我叫大嫂，管老人叫大伯大娘，你二爷爷二奶奶没有孩子，有多少八路军工作人员认了他们干爹干妈呀。可后来革命胜利了，他们全忘记了这些爹妈啦，老百姓能不伤心哪？可焦裕禄没有忘记，他还想让人们都不忘记呀。”
说到这儿妈妈的眼泪掉下来了。我也流下了泪。这时，我生出一个想法，就是要写焦裕禄。我决定将焦裕禄的事迹写成电影剧本，交给我所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领导。
长影领导支持我去搞这个题材。经长影党委研究决定，让我去以“三结合”的方式，组织当地的作者完成这个剧本。长影党委给河南省委宣传部、开封地委宣传部写介绍信，说明用“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写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电影剧本。
3月初，当我拿到长影党委给河南省委的信后，立即打点行装，离开长影。此时，我肩负重任，却觉心轻如燕，我的心飞向了向往的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