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焦裕禄从历史中走来

2012年2月10日，元宵节后的第三天。49年前的这一天，1963年2月10日，却是阴历腊月二十八，这一天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焦裕禄，第二天，他便带着一家人回山东老家探望母亲去了。从此他便消失在我的眼前，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走进了历史。

我想起这一天，也正是47年前即1965年2月10日长影党委通知我回兰考组织电影剧本的日子，我是从此时走向兰考的。这是值得我记住的2月10日。

1965年3月，我来到了河南，组织“三结合”的《焦裕禄》电影剧本创作组；4月进入兰考，先用近一个月的时间，查看兰考县委档案，完成了焦裕禄在兰考的近五百天（475天）的日志，从纵的方面知道焦裕禄在兰考做的事情，成为以后采访的经线。而采访其他人，听他们讲焦裕禄的事迹则成了纬线。这经纬线织出了焦裕禄活的形象。

1965年4月25日，我开始采访了解焦裕禄的人，并记了日记，直到1965年9月。之后，我与创作组的人全部参加兰考四清工作队。

1966年2月8日，焦裕禄的事迹在全国播放，震动了世界。文化部将创作焦裕禄电影的任务交给北影，经过协商，我加入了这个创作组，继续采访焦裕禄的事迹。1966年6月10日，创作组宣布暂停，各自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的兰考采访也便结束了。这一年半来记录的日记，大约有60万字。

焦裕禄在兰考一共待了475天，回顾焦裕禄这475天的经历，我发现，迄今为止，不论是穆青等同志写的闻名世界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是之后出版的焦裕禄的传记、纪实文学作品（如1995年殷云岭、陈新合著的36万字的《焦裕禄》，以及屈春山著的《焦裕禄》），它们在宣传焦裕禄精神上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却也都有令人遗憾的缺陷。有的作品，如最近出版的小说《焦裕禄》和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竟然把焦裕禄当时要解决的借地，改成支持借地，并且让队里以小片荒的名义将地分下去，这就完全背离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这些作品有意或无意地忘记和回避了历史，或根据现实需要修改历史。有的作品甚至把焦裕禄在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感到压力最重的事情丢掉没写。这就是作为一个党派来的县委书记，他在忠实地、真诚地执行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刹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

穆青等人的大通讯没有写这些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而这一缺陷，便在之后不久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两派争论的焦点。一派抓住这一缺陷，无限上纲，全面否定大通讯，并把这篇有巨大功绩的大通讯，说成是“否定焦裕禄”的“大毒草”。历史尘埃落定，回头冷静思索，“批判者”的这些话不也是实际吗？

“焦裕禄一到兰考，就积极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深入到老韩陵大队进行调查研究，向县委提出《关于城关区老韩陵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工作情况的报告》……他狠抓县委内部的思想斗争，促进县委思想革命化。他组织几十人的阶级调查队，深入农村，进行为时一个多月的深入细致的阶级调查，掌握社会各阶级的动态，召开几次三级干部会，揭开了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打击阶级敌人的进攻，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他在除三害和生产自救斗争中，时刻不忘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依靠贫下中农，抓典型、树样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巩固了集体经济；他带领县委举办大型阶级教育展览，忆苦思甜；他指示剧团大演革命现代戏，巡回演出，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

这就是焦裕禄的“举旗抓纲”。

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焦裕禄在兰考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所做的工作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2年12月5日到1963年3月，主要是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刹“单干风”（包括解决1961年年初的救民政策“借地”），巩固集体经济。

第二阶段：从1963年4月到1963年7月，在全县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县和公社分别召开了大型的三级干部会议，武装训练阶级队伍，开展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号召干部放下包袱，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打退“牛鬼蛇神”的猖狂进攻，刹住资本主义黑风。

第三阶段：从1963年8月10日开始，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每人深入一两个队进行生产斗争中的阶级调查，解决如何在生产斗争中依靠贫下中农正确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问题；集中力量抓在除“三害”和种麦中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

第四阶段：从1963年11月到1964年3月23日在其入院治病前，狠抓了生产救灾、副业生产和除“三害”工作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11月，县委和公社党委分别召开了四级、三级干部会议，大揭生产救灾和除“三害”工作中阶级斗争的盖子。

作为忠诚于党的事业的焦裕禄，他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他拼上老命，去巩固集体经济。如果他不这样努力去做，而是有所抵制，有所怀疑，那反而不是焦裕禄了！

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县委书记，焦裕禄不可能超越历史。所以，真实地写下焦裕禄在兰考的作为，丝毫不会影响他本身的光辉！如果回避了历史的真实情况，用今天的目光“剪裁”历史，反而损害了他。因为这样做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焦裕禄本人是坚决反对的。

事实上，焦裕禄在认真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时，已发现与老百姓的内心愿望不完全相合，下面的同志贯彻执行确有难处。1964年3月14日，焦裕禄病重住院前9天，县委常委开了一次生活会。焦裕禄在生活会上检讨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苦恼”。他说：“最苦恼的是身体不好，现在又有个腿疼，扁桃腺也肿，肝也疼，身体不好工作搞不上劲……工作作风上，有些老毛病容易犯：就是粗，有些急，这样有时就有些脱离实际，对下边的困难考虑不够……”按照上边要求，在刹单干风中就要把“借地”坚决收回。可焦裕禄从实际情况出发，尽量采取灵活办法，不“一刀切”，同意灾情严重地区借给社员的碱地不抽回来，让社员趁闲补空继续进行改造，收入的粮食由社员自己支配，国家不计征购，这自然受到了社员的拥护。

莫看这一点“灵活”，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胆识！

为了治风沙，需要多栽泡桐，焦裕禄通过和农民交谈，接受了林业护理员的建议：实行责任制。焦裕禄在起草文件时写道：“造林在兰考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沙地没有林，有地不养人，不造林就不能彻底改变兰考面貌。多造一亩是一亩，多栽一棵是一棵，做好采种育苗工作，尽快确定树木所有权，建立责任制，实现管理分成，颁发林业证。”

焦裕禄在这份文件里明确提出：“应该根据原来的基础，根据群众觉悟情况逐步去搞，实事求是，解决突出问题。可以实行‘六包’，即临时包工、小段包工、大段季节性包工、常年包工、专业包工（看管果树、副业，红薯育苗包给个人）和连续包工（作物、地块、管理人不变，队里种何物包管何物）。同时实行‘六定’，即定任务、定完成时间、定劳动报酬、定质量标准、定期检查、定奖罚制度。林区最好将林木和土地一齐包下去，按照比例分成。”

在当时，人到了谈“包”色变的地步，而在焦裕禄写的文件里，竟有六个“包”，可见他是努力实事求是，照实际解决问题的。这又需要多大的勇气！

今天，我们能深刻地理解当时焦裕禄内心的焦急和痛苦，这是他难以向任何人倾诉，甚或他自己在当时也未必能说清楚的！

15年后的1980年，我回到兰考，和时任兰考县委书记刁文交谈，他说：“兰考实行‘大包干’，特别痛快！为什么？它合民心，顺民意，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老百姓多年的要求和愿望！所以，多少年解决不了的兰考外流讨饭的问题，我们一两年便解决了，老百姓这才真正扔掉了讨饭棍！……我有啥本事？我们这届县委有啥高明之处？我说没有！比起焦裕禄同志，比起那时的县委领导，我们无论从品质能力、思想水平，还是工作方法都差远了！焦裕禄一心为人民，把他累死了，可兰考并未翻身。我们没老焦那样的精神、能力，却让兰考扔了要饭棍，关键是路线、政策，是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合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可见没有好的合民心民意的体制，再有焦裕禄拼命也不行啊！”

焦裕禄地下有灵，听到这话会感到欣慰的。

穆青等同志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长篇通讯，没有写焦裕禄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因为从历史来看，那是时代的局限性，也可以说是焦裕禄的悲剧性。这篇通讯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写出了老百姓心中最强烈的呼唤——迅速治理“三害”，改变贫苦面貌，也写出了县委书记关心群众疾苦，做人民儿子的那种深厚之情。正是这些超越历史局限性的精神，感动了亿万人，至今仍让人们震撼。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

但是要还原一个完整的焦裕禄，却应写出这种焦裕禄的悲剧，这才是焦裕禄要求的实事求是。只有写出历史真相，才能对后人有深刻的启示，而不是只为眼前的需要。

因此，我从箱子里取出了1965年4月到1966年6月在兰考采访时的日记，重新梳理那些记忆。这是尘封了49年的日记啊，大大小小共有13本。我将它们整理出来，让大家认识一个真正的、鲜活的焦裕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