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时期广州湾研究
论广州湾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摘要：广州湾在抗战时期乃法国租借地。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收回广州湾，易名湛江市。在抗战中，由于日、法的矛盾，法国同情并默许中国在广州湾开展抗战；又由于广州湾地理环境和港口的优势，全面抗战爆发、我国港口相继陷沦之后，它成为我国唯一可以利用的通往海外的港口；再加上各地方势力在广州湾争权夺利，互相牵制，这形成了广州湾有利于抗战的局面，凸显了它在广东南路
乃至全国的重要地位，在抗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从十个方面论述广州湾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湛江人民对抗战作出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广州湾；抗战；地位；作用
广州湾（今湛江市）位于雷州半岛东北部，拥有一个水深浪静、航道深长、有其他岛屿作屏障的天然良港。它背靠大西南，是大西南理想的出海口。19世纪末，法帝国主义强租硬占了这块宝地。抗战爆发后，日本的侵华战争也侵犯了法国在远东的利益，法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默许中国的抗战，不甘心日本染指其势力范围。后来，在日威胁下，法国希望在不损害自身根本利益和牺牲中国部分权益的条件下，同日本妥协，与日本签订了《广州湾共同防御协定》。但法与日争夺殖民地的矛盾依然存在，随着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法矛盾增大，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后，法国又转而同情中国的抗战。所以，法国在广州湾的政权对广州湾人民的抗日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后来，日军“和平进驻”广州湾，但行政上仍由法国管理，法国对中国抗日活动仍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甚至在某些方面提供方便。同时，在抗战时期，地方各派势也积极向广州湾渗透，如当时雷州地区的陈学谈、高在湘、戴朝恩三派都在广州湾培植势力；茂名的邓秀川也插手广州湾。这些地方势力争权夺利，互相牵制，互相消磨，矛盾尖锐。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政治环境，广州湾形成了其抗战中在广东南路乃至全国的重要地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一、广州湾是南路抗日救亡运动最早兴起及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爱国心切、满腔热血且对帝国主义侵略有切肤之痛的广州湾青年知识分子奋起反抗。12月，便有一批来自遂溪师范等校义愤填膺的进步师生组织学生宣传队，在广州湾城乡进行抗日宣传，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罪行，强烈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收复失地。他们还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募捐经费，支援抵抗日军的行动，广州湾成了南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起点地区之一。之后，广州湾城区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深入展开。1935年春，中共党员许乃超在广侨小学的基础上创办晨光小学。他与进步教师以学校为阵地，自编教材，对学生进行抗日救国启蒙教育，利用集会的机会向学生作国内外形势报告，宣传抗日思想。夏秋间，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学生、共青团员郑星燕受聘到广州湾东海岛东海小学任校长，他把东海小学改名为觉民小学，意为使人民觉醒。任职期间，郑星燕向学生控诉“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与罪行，揭露国民党当局对外不抵抗、对内打内战政策的实质，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内战的思想，介绍抗日书报和文章和鲁迅作品及左翼文学学生阅读，号召学生投身抗日救亡斗争。
1935年北京“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广州湾的抗日救亡活动更是活跃。觉民小学继郑星燕之后，郑仲瑛、郑光南、黄其江等爱国知识青年先后受聘担任该校校长，他们与陈其辉、邓麟彰、沈汉英、黄明德、沈斌、庄梅寿、王玉颜等一批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一道，利用课堂向广大学生披露日本侵占华北及继续扩大对华侵略的阴谋与罪行，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对日退让屈辱政策，并通过举办学艺比赛等形式，组织学生撰写抗日救国文章，引导学生树立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激发起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同时还到乡村圩镇上进行抗日宣传，动员群众起来抵制日货。东海觉民、南园、邓屋、山内和市区晨光小学、益智中学等校的进步师生组成了读书会，学习革命进步书刊。他们接受革命理论的熏陶后，加深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激发了奋起救亡的热情和决心。与此同时，雷州师范、广州湾毗邻的遂溪七小（今麻章小学）的进步青年师生也组织读书会，一面读书学习，一面向群众宣传抗日。一些青年还自筹经费，先后赴广州、香港、广西等地寻找共产党，把抗日救亡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州湾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高潮。东海觉民小学的教师即在学校组织学生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他们还组织师生和校外青年扛着丑陋的日本兵画像提灯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晨光小学校长许乃超和遂溪七小的教师何森等人发起成立“遂（溪）（广州）湾联合抗日宣传工作团”，深入市区及附近乡村宣传发动群众抗日，同时出版《救亡》《怒吼》等刊物。东海青年积极响应，也组建了“遂湾联合抗日宣传工作团东海下社（民安）分团”，深入东海乡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许乃超还以广州湾商会的名义成立了“广州湾抗日赈灾会”，发动爱国资本家和群众抵制日货，捐款援助抗日，救济伤兵和难民，办理地方灾难善后。1940年3月，益智中学某些教师散布“抗战必亡论”，该校爱国青年学生即举行罢课抗议，并粘贴标语、出墙报，画漫画揭露汪精卫卖国投敌的罪行，其他学校的师生纷纷罢课响应，打击了投降妥协、分裂倒退派的气焰。
广州湾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后，一批曾在东海觉民小学任教的青年不久奔赴南路各地点燃了抗日烈火，许乃超等与遂溪七小学校组织的青年学生联合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势头轰轰烈烈向外蔓延扩展，加上广州湾的特殊环境、特殊地位的影响，广州湾已成为南路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阵地，推动了南路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发展。中共南路组织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恢复重建。到1939年春，逐步形成了遂湾、合浦、高州几个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促进了人民的普遍觉醒。
二、抗战爆发后广州湾一度成为中国的航运中心，肩负着中国战时运输物资的重任
抗战爆发后，日军为了切断海外华侨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对中国的支援，在侵占中国沿海港口城市的同时，严密封锁我国沿海岸线。从1937年至1942年，我国天津、上海、广州等沿海港口城市都相继陷沦，海岸线已日军的控制之下，唯广州湾由于日法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幸免于难，我国政府就只好以广州湾为对外联系的窗口。这样广州湾成了我国通往海外唯一可以利用的吞吐港，可以自由通商的口岸，与我国政府有贸易往来关系的海外、港澳船只大都经这里进出。由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西南成了抗战的大后方，广州至柳州的公路开通后，广州湾成了大西南的出海口。它往北成了西南大后方与沦陷区的中转站，沟通华南、华东、华中与西南的联系；往南成了西南联系海南岛及东南亚诸国的主要通道，一跃成了我国的航运中心，被当时报纸称为“中国海陆交通仅有之国际路线”,“硕果仅存之密输路线要冲”。当时单是航行于香港—广州湾的千吨以上的轮船就达一二十艘，1940年进出这里及附近雷州地区的经商船达7万艘次。来往船的增多，码头得到了扩建。在中国的支持下，法国政府1939年至1941年建成了长33.7米、宽7米、末端水深3米的栈桥码头，增强了港口的吞吐能力。
广州湾航运中心的形成，使得大部分海外华侨及反法西斯盟国支援我国抗战的物资以及西南大后方的抗日物资如武器、医药用品等源源不断地经这里顺利运往各抗日战场，西南大后方人民的生活用品如布匹煤油、西药、火柴等经这里运进，我国大量矿产品也经这里出口。据统计，从1938年至1940年三年中，每年经广州湾港口出口的物资额达一千万美元，约为战前1936年的二十倍。单是赤坎港，这期间年吞吐量达二十万吨。1941年7月，日本与法国签订了《广州湾共同防御协定》，由日方派出海军商务委员团常驻广州湾，监督广州湾港，企图禁止中国进口抗日军需物资，但是中国政府仍使用各种办法避开日军监督。中国所需的抗日物资仍然不断地通过广州湾转运入内地。1942年，从广州湾进口的物资占整个国统区进口物资的21.7%，出口物资占38.4%。即使日军1943年侵占广州湾后，中国政府与商人仍以各种方式与手段与日军周旋，将大批抗日物资经广州湾运往内地，广州湾同样担负转运抗日物资的重任。1943年到1945年，每年经广州湾出口入口的总值平均仍达12.9亿元（国币）。
三、广州湾成为战时中国贸易重镇，对大西南物资供给起到重要保障作用
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沿海沿江城市相继陷沦，广州湾成为物资迁移以及南北贸易商品转运的重要基地，大批商人涌入偏安一隅的广州湾，他们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在这里办实业。广州湾是当时国内唯一可以自由通商的港口，大批各地土特产在这里集散，外商的物资在这里销售。故原来比较萧条的广州湾市场活跃起来，人口激增，工业迅速扩大，商业服务业飞跃发展，城市建设出现高潮，金融业也蓬勃发展，正如当时报纸所说：“商贾云集，盛极一时”。进入广州湾的货物，除了洋纱、布匹、药品、化工原料、民用五金外，还有大量军需物资。为转运抗战物资，广州湾官方和商人还成立了中国国货公司，作为战时物资和南北贸易商品转运的重要基地。中国国货公司设法避开日军监视团的监视，协调各装卸承运商号（俗称“咕喱行”）的业务。由于1938年广州沦陷后，为阻止日军入侵，广东省政府曾两次下令全面破坏公路和炸毁桥梁。这样停留在寸金桥华界的物资若要转运至大西南，只能人力解决。在各“咕喱行”劳作的人员分为装卸工和挑夫两类，挑夫就是将广州湾的货物挑运入内地，当时广州湾的挑夫人数达数千人。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挑夫们挑着重担，浩浩荡荡，向广西方向开进，寒来暑往行进在崎岖小路，还经常要避开日伪军拦截，警惕日机轰炸，防止土匪打劫。尽管他们只能赚到微薄的工钱，但觉得能为抗战出力也倍感自豪。1943年2月日军占领广州湾，不允许广州湾再转运抗战物资。历时5年的广州湾承担大规模转送抗日物资的使命就此终结。
广州湾人民，用人力、驳船将抗战物资搬运上岸，再用肩膀把数以万吨的军用和民用物资挑进大后方，使通过港口运到广州湾的堆积如山的货物能顺利地流通到各地，加强了陷沦区与西南后方以及海外的往来，在当时战争的环境下活跃了城乡的经济交流，对抗战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的功绩将永存史册！
四、广州湾是南路各界人士进行抗日活动最活跃的舞台，展示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画卷
面对强敌悍侵，南路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广州湾则成了各界人士致力抗战的缩影。
在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旗帜下，国民党爱国将领张炎在广州湾向公众许下了“只要一息尚存，一定同高雷人民一起，与国土共存亡”的誓言，最后并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誓言。当在灵山等地前线抗击入侵日军的国民党军队需要支援时，广州湾商会即发动爱国商人、小商贩及市民开展义卖、募捐，大家纷纷慷慨解囊，捐出大量的钱物，有的连金银首饰也捐了出来，征得大批棉衣、军毡、雨衣供前方将士之用。卫生界、文化界成立战地救护队、战地慰劳团到抗日前线救护伤病员，慰问演出。前线官兵深受感动，纷纷表示决心抗战到底。当因战火涌入广州湾的难民需要救助时，各界人士纷纷成立“广州湾抗日赈灾会”“中国妇女慰劳分会”“广州湾华侨回国抗日救护队”等组织，举行捐款捐物、义卖义演筹款救助难民，开办保育院收容孤儿。爱国商人许爱周先生，为了不让“台山”“泉州”两艘货轮落入日军手中为日本人服务，毅然将其凿穿，沉于海底，然后携带家眷返回广州湾隐居。在广州湾又将儿子的婚事从简，节省下来的钱捐给抗日前线，亲朋在他的带领下，也纷纷把准备的礼物礼金捐给抗日前线。广大僧众也投入了火热的抗日救国斗争，他们怀着“出家不出国，保卫圣地，保卫国家，是义不容辞的义务”的理念投身抗日，如西营上林寺的释海仁法师配合当地刘承泽居士以及云峰、清和等青年学僧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用智慧和慈悲唤醒民众的爱国情怀，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后上林寺以民族安危为己任，冒险机智地掩护抗日人士。很多寺、庵、庙也成了抗日活动的据点。撤退到广州湾的文化名人也利用自身的优势，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画家画画义卖捐助抗日，戏剧界演出抗日戏剧，教育界办校，体育界带领群众强身健体，音乐界作歌或教唱抗日歌曲……更值得称赞的是，广州湾广大市民，用肩挑步行，硬是把大批抗日物资转运至大西南，他们是抗战队伍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在抗战中，广州湾人民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不分党派、不分信仰，做到“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用血肉筑成了一座长城，构成了一幅全民族抗战的历史画卷。
五、广州湾是南路抗战文化最繁荣的胜地，引领着南路抗战文化的前进方向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问题，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方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个方针是党建立以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深刻总结，揭穿并粉碎了日本法西斯麻痹、愚弄与欺骗中国人民的反人道、反人类的法西斯文化图谋，它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内涵十分清晰。
抗战爆发后，广州湾首先组建了遂（溪）（广州）湾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团、“七七”剧团等抗日宣传团体，在广州湾演出了一大批话剧、街头剧、哑剧、独幕剧、雷歌剧，如《保卫卢沟桥》《死里求生》《一个游击队员》等，这些以抗战为主要内容的戏剧不久便扩展到南路各地，引起强烈反响，不但使群众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也为南路戏剧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批进步的抗日报刊如《怒吼》《救亡》《抗敌战线》《南路堡垒》《抗日剧报》等在广州湾出版然后传向南路各地，既有效地指导了抗日救亡运动，又影响推动了南路的新闻出版、宣传文化事业，各地之后也办起了大批版报、墙报。广州湾抗日团体还将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雷歌、“东海嫁”等赋予抗战的内涵，组织演讲组、演唱队，走进街头商店，深入农村田间，向群众表演、教唱，这些形式很快被群众接受，出现了男女老少为抗日高歌的景象。这实际上是对当地文化进行创新，用抗日的思想激活当地传统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和成分。广州湾抗日团体还团结、帮助了当时流入广州湾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共同开展抗日的文化工作，建立了文化上的统一战线，使他们成为抗日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们辛勤的劳动结出丰硕的成果，如著名作家黄秋耘开的“大风”书店，画家赵少昂办的岭南画苑，音乐家黄友棣在培才中学任教创办的银乐队，著名诗人胡危舟导演的《夜光杯》《春风秋雨》《凤凰城》等进步话剧，张超杰、张展鹏兄弟以益智中学校友为骨干组织的国魂音乐社并上演《国魂》，电影演员张瑛、梅绮等演出的话剧《雷雨》……这些大众化的文化，揭示了文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体现了文化的民主性，大大提高了抗战文化的品位，吸引了广大群众对先进文化的孜孜以求，丰富了南路人民的文化生活，对抗战胜利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对南路后来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938年8月，遂溪和广州湾的进步青年93人联名发起成立“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青抗会”在遂（溪）（广州）湾附近农村、东海岛等地创办群众夜校，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由城市推向农村，唤起了劳苦大众和各个阶层救亡的觉悟和激情，点燃民众的希望，也促使知识青年与农民相结合，蕴涵着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含义，先进的抗日团体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呈现出有机的统一。
六、广州湾是中共在南路进行统战工作最主要的阵地，为壮大抗日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充分认识到广州湾地位的重要，切实加强了党的工作。中共南路特委成立后，就从高州移至广州湾，此后大部分时间驻在广州湾，还在广州湾建立了中共支部。党组织利用日法两国的矛盾和地方势力争权夺利、互相牵制的政治环境，卓有成效地开展统战工作，壮大了抗战力量，掩护和配合了党组织的活动。
南路党组织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全面抗战开始后，南路党组织按照党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指示，派遣一批党员到广州湾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在商界，中共广州湾支部党员林其材、陈以大、林熙保等以同学、同乡关系，经常开展对殷商林华奎、陈其槐、吴有庚、黎振辉等人的统战工作，在他们的支持下，菉塘、新村、陈铁、调罗等地建立了一批进步学校。党组织利用这些学校开展抗日宣传。晨光小学支部党员许乃超、廖晃欣等利用家访形式，经常登门做广州湾商会会长陈斯静、陈澄甫的工作。许乃超还利用负责“赈灾会”日常工作之便，经常与实业家许爱周的大儿子许歧伯等“赈灾会”委员联系，从中开展抗日工作。在教育界，广州湾各党组织分别对冯凌云、吕成性，吴彬、吴克诚、林元庆、陈正森等上层知识分子开展思想工作，向他们宣传国共合作抗日的方针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后，他们一直都对当地的抗日活动给予支持。在东海，党组织注意开展对东海中社和下社两个法公局局长沈耀先、黄培元和开明绅士陆春雨的统战工作，使他们从一般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士转变为积极支持抗日救亡活动的进步绅士。1940年3月，东海觉民小学进步师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为迫使学校辞退反动教师，举行了为期二十一天的罢课斗争，他们身为校董也在暗中支持。在经济方面，他们还通过多种形式帮助党组织开展的抗日活动。1942年黄培元根据党员沈斌的指示，出资与沈兆荣等人在赤坎海边街开办“信昌行”，作为党组织收集上层社会情报的情报站。1944年底，党组织在东海成立抗日武装的后备组织徒手中队，黄培元、沈耀先积极支持，使广州湾当局发给东海各公局的一百多支枪实际掌握在共产党组织手中。
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因此，广州湾的党组织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对在当地有影响的高在湘、戴朝恩两派地方势力和陈学谈亲法势力开展争取工作，动员他们在经济上资助抗日活动。出于本身的利害关系，他们在抗战初期对抗日救亡活动采取了支持、同情、资助或不加阻止的态度。在以“赈灾”形式开展的募捐活动中，他们均先后捐款，其中最大一笔达一百万元。尤其对陈学谈的亲法势力，党组织确定了“不提反法口号，避免刺激法国当局，争取他们继续保持中立”的方针，派出党员，以同宗同乡的关系，多次与他接触，并通过调节陈学谈势力中的进步力量做工作，喻之以理，晓之以义，宣传中共抗日的路线方针政策，消除了陈学谈的顾虑，使他同情支持抗日，对南路抗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通过他的举动，南路党组织团结争取了一批地方实力派、民族资本家、开明绅士和上层知识分子，形成并扩大了南路抗日统一阵线，使南路抗日战争获得了大量的物质支持，使中共抗战主张更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护。
七、广州湾是中共地下交通的主要枢纽之一，成为沟通各地党组织、人民武装之间联系和传输情报、物资的桥梁
抗战期间，中共南路特委利用广州湾特殊的环境条件，设立了菉塘、丰厚等交通站，开辟了特委与南方局、省委及琼崖特委等党组织相联系的交通线。八路军驻香港、桂林办事处，省委、琼崖特委也根据斗争需要，先后在广州湾建立了交通站或联络点。此时期各级党组织在广州湾设立的交通站、联络点达十几个之多，遍布广州湾城乡，交通线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其中有南路特委（广州湾）—各县的交通线，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州湾—八路军驻桂林、重庆办事处的交通线，琼崖特委—广州湾—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交通线，等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在广大交通员的努力下，这些交通站、情报点在抗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一为机智勇敢传递情报：交通站搜集、传递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密件，使党组织互相间联系得以顺畅，及时听到党中央及南方局的指示，也使党组织能及时掌握各种情况。二为排除万难护送干部。交通站护送了各级党组织大批干部及其他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往来于海外、敌占区、国统区与根据地之间，如先后接待并转送了党的领导同志张文彬、王均予、冯白驹等，以及中央交通员李沛群、文化界知名人士夏衍、马来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杨少民等人，还有海外归国的共产党员、服务团成员等革命同志数以百计。三为不畏艰险转送物资。交通站还利用港口的有利条件，转送了无数抗日急需的经费、枪支弹药、电台等军需品到各地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南路抗日武装起义所需的武器，很多也是通过交通站购买和转运到各地的。四为坚贞不屈保护机密。交通员不幸被捕后，大多数经得起严峻考验，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八、广州湾是南路抗日武装起义的坚强后盾，为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提供了人力物力的支持
1944年8月，中共南路特委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敌后抗战的指示，在侵华日军发动打通湘桂线和粤汉线作战时，于遂溪老马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雷州人民抗日游击大队；1945年1月在廉化吴梅等地，继而又在茂电信及钦廉地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起义的人民武装与雷州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组建了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此时，国民党爱国将领张炎在顽固派的进攻威逼下，也毅然率部起义，建立高雷人民抗日军。南路人民解放军与高雷人民抗日军并肩战斗，抗击着日伪顽的势力，牵制和削弱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侵华日军。广州湾对南路抗日武装起义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是组织游击小组，为武装起义作前期准备。起义前的1944年4月，广州湾河清、培才、赞化中学等校师生在党员的带领下会同市区的工人、市民组织了游击小组，开始购买武器弹药、医疗药品，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作准备。8月，菉塘、新村、陈铁、调罗等村的村民也组织了游击小组，搜集情报张贴传单，以准备策应南路抗日武装起义；9月，东海岛相继也有二十多条村庄建立了游击小组，开展武装巡夜和锄奸活动。二是输送人员参加武装队伍。如市区的游击小组在武装起义后动员输送了一批游击小组成员到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东海岛的游击小组有30多名成员往遂溪参加雷州人民游击队。1940年冬，东海的龙舍、山内、西山等村建立了四个徒手中队，作为武装斗争的后备力量，其队员有数百人参加了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三是策应起义，骚扰驻广州湾日军。1945年3月，党组织在广州湾的南寨、烟楼、乾塘等地建立的游击小组出没在市区，骚扰日军据点，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牵制了市区的日军兵力，这些游击小组成员后来很多参加了覃巴武装起义。四是为起义培养急需人才。如1944年冬，晨光小学举办了为期三个月医务训练班，为武装起义队伍培养了一批医务人才，缓解了部队之急。五是广州湾通过地下交通站，为起义的武装队伍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转运了大批武器，筹集了不少物资经费。六是广州湾积极救助起义伤病员。如徐闻下洋抗日武装起义后，部分战士（其中很多伤病员）被迫撤到海（康）徐（闻）边境的深山野林，环境恶劣，饥饿、疾病困扰着他们。党组织及时派人与广州湾爱国商人林华奎先生联系，林先生深明大义，慷慨解囊捐款，并把家里仅存的八两黄金和一批白银捐出来给战士买粮买药，使伤病员很快康复。
九、广州湾是侵华日军投降书签署地之一，见证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及收回殖民地扬眉吐气、激动人心的时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日军在广州湾寸金桥头挂起“投降”“和平解决”横额。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国民政府主席特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和法国临时政府主席特派、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代办戴立堂分别代表本国政府于8月18日在重庆签订《中华民国政府与法国临时政府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宣布废除1899年11月16日中法间所订专约，将专约所划定地界内之行政与管理，归还中国政府。从此，被帝国主义侵占47年的广州湾回归祖国怀抱。
日本投降和广州湾光复的消息传来，市民喜上眉梢，奔走相告，兴高采烈，一片欢腾，部分商店随即点燃鞭炮庆祝。大街小巷，茶楼食肆，工地学校到处都是扬眉吐气的人群，谈论着抗战胜利和广州湾回归的话题，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培才中学的学生走上街头，张贴欢庆胜利的标语，还特制一幅大型漫画立在市中心，图上一把有力的铁扫把，扫掉雷州半岛地图上的日本侵略者，吸引无数市民围观。市民准备大量鞭炮，迎接国民政府军入城。竹棚工人接到搭建胜利大牌楼工程，日夜赶工，分别在寸金桥头、范尔登街口（今兴国路）、南华广场建起三座巨型牌楼，楼体高二层，中间高挂8个大红灯笼，耀眼醒目，“国土重光”“雪洗国耻”“庆祝抗战胜利”等标语悬挂牌楼四周，中、英、美、苏四国国旗和各色彩旗，在牌楼顶部迎风飘扬。8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粤桂南区总指挥邓龙光负责广州湾受降和接收。8月28日雷州半岛日军派出代表夏木稔中尉，坐着插有白旗的军车，由赤坎到设在廉江那良的粤桂南区总指挥部洽谈投降事宜。民众闻讯，涌至路边，争看降使狼狈相。这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洽降，确定驻雷州半岛日军9月21日在赤坎举行投降仪式。自此，9月21日成为湛江人民浇铸着永不冷却的热血之日。
9月18日，邓龙光命令日军支队长渡部市藏，辖步兵1联队、炮兵1大队，工兵、骑兵、轻重兵各一中队集结于寸金桥、湖光岩一带候命投降。9月21日，晨光未露，已有情不自禁的市民燃放鞭炮，一些武术馆和社团陆续敲锣打鼓舞狮涌到市中心。天刚破晓，各地群众已汇聚到中国大马路（今九二一路）、法国大马路（今中山二路）两旁，摩肩接踵，人头攒动。上午9时，中国大马路的国民政府军持枪整齐列队街道两旁，日军则稀疏垂手背向马路站立。广州湾日军代表渡部市藏中佐签字并向邓龙光递交投降书。此时犹如大地重光，万众欢腾，三大牌楼、白马庙（今九二一路口）、双忠庙（今南华广场小公园）高挂的百头鞭炮一齐燃放，欢声雷动。随后进行声势浩大的抗战胜利大游行，国民政府军数台吉普车开路，第46军175师持枪列队前进，培才中学的银乐队演奏欢快乐曲，体操队表演叠罗汉，手旗队打着红、白、蓝旗帜，展示胜利手语，博得市民阵阵喝彩。河清中学、赞化中学等校师生和广州湾总商会属下38个同业公会及各群众团体游行队伍，均由中国大马路，经法国大马路游行至赤坎运动场。市内各地鞭炮不断，人潮如涌。不少赤坎市民跑到昔日警戒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今寸金路、旧海关楼）、宪兵总部（今和平路、旧中央银行）观看投降后日军的狼狈相。一批报童，在广州湾沦陷后，曾誓不卖日寇汉奸报纸，改行擦鞋，今集体重操旧业，派卖号外，沿街呼叫“中国胜利，日本仔投降跪地”。晚上赤坎运动场人山人海，数千群众集会纪念广州湾光复。此后数日，市民举行各种庆祝活动，除集会、游行外，培才中学附小及幼儿生排演庆祝胜利歌剧《锦绣河山》，新生剧团上演抗日话剧《大地回春》，香港著名艺人关德兴主演爱国粤剧《火树银花》，把庆祝活动推向高潮。欢庆抗战胜利和广州湾回归祖国的一系列活动，增强了南路、广州湾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振奋了民族精神。
为纪念抗战胜利和广州湾光复，赤坎把原“中国大马路”易名为“九二一路”,“巴土基路”改名为“光复路”，这两条路一直沿用至今，成了历史见证。广州湾回归祖国后，中国政府决定就将原租借地辟建广东省辖市，改名湛江。
十、广州湾传承了各地的文明因子，为南路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了难逢的发展机遇
抗战期间，大批商贾文人涌入偏安一隅的广州湾，也把物质及精神上的现代文明带到了粤西地区，为南路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了一次难逢的发展机遇。由于中国沿海沿江城市相继沦陷，大批商人带来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来广州湾办实业，使得原来比较萧条的广州湾市场活跃，工商业繁荣。如工业的纺织业，几年时间就建起了裕华、侨光、同光、大光、珠光等布厂，炮竹也和制盐业也非常兴旺。这些迁移至广州湾的企业，很多成为抗战的后盾，生产了大批布匹等物资，为支援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使中国的现代化因子得到保留，由广州、香港、澳门城市，扩散到了南路的广州湾等地，充实了南路的生产力，改变了华南战前工业结构、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对南路工业的开拓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商业和服务业方面，一批大酒店、商店拔地而起，行商星罗棋布，服务设施配套完善，各大银行纷纷设立分行，大小银号迅速崛起，多种货币并行流通，为形成南路以至粤桂边后方经济战略基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支持了长期的抗日战争。文化教育方面，我国三大出版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看中广州湾租界的特殊地位，先后在广州湾开设支店，作为西南各省的图书中转站，内地众多进步作家的作品通过他们进入广州湾然后流向各地。一批名校如勷勤大学、广雅中学抗战时曾也迁至南路，贫困的广东西南部增加了琅琅书声，给南路带来了不少现代文明的基因。一批科学文化响当当的精英人物，如夏衍、黄谷柳、贺渌汀、陈寅恪、李子诵、马师曾、红线女、薛觉先……他们带着执着探索的目光，怀着正义必胜的信念，装着爱国爱民的情怀，撤退到广州湾，在这里或作剧演出，或办学上课，或办报创作，文化巨匠的身影在广州湾显现，广州湾成为民族文化的保存地之一，使中国的文化血脉得以薪传和发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亡我中华文化之心的阴谋，也使南路受到现代化的文化熏陶，为南路带来清新的学习风气。如夏衍、小陶陶（陶行知儿子）在菉塘小学等校推行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教学法，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音乐家黄友棣组建了一支享有盛誉的培才中学乐队；画家赵少昂培养了一批美术人才；留美教育硕士何中中，留美学生廖勘南在广州湾办学任教，带来了新的教育理念。
抗战时期广州湾乃至南路工商业的昌盛和文化的繁荣，为南路播下了现代化的种子，对以后南路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和愚昧的状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陈充，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