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半百春秋师生情

——深切怀念施云老师

我是1947年秋季考进湘乡中学（今湘乡第一中学）初中部读书的。施老师（他当时以施云作姓名，实际上他姓斯，浙江诸暨人）到校执教则仿佛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记得当时他还担任教务主任，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到1951年春季我考进高中部（1948年我曾因病休学一学期），他教我们的语文课，似曾兼班主任，我们才开始建立起师生情谊。岁月悠悠，从此后直到2000年12月施老师辞世，整整经历了五十个春秋。

在高中一年级班上，我和周炎辉、刘星灿等几个同学都对文学感兴趣，所以很重视语文课。施老师讲课，一口混合外地腔的湘乡话，完全适应我们这些没有出过远门的年轻学生。课讲得非常生动，幽默，引人入胜。讲《打渔杀家》一课时，他还能用青衣腔即兴哼唱萧桂英出场的四句西皮导板，来调动同学们的兴趣。这四句导板，梅兰芳的原词是“白浪滔滔海水发，江边倶是打鱼家，青山绿水难描画，树枝哪怕日影斜”，课文则做了润色，例如末句作“个个渔人船当家”之类。施老师当然迁就课文，唱得有滋有味。

施老师的作文课很特别。他说：“文章只有写自己之所想所感受，才能真实、亲切，有感人的力量。因此我可能不命题。你们自己出题，自己作文，记事、记人、议论问题，都无不可，愿写什么就写什么。当场写不完，带回去写，第二天交。”但是，他又说：“如果这样做养成了习惯，你们将来就应付不了大学入学考试，拿着试卷上的题目什么也写不出来。所以有时候我还要出题目让你们做，以免贻误你们。”所以他的作文课是双轨制，有时出题有时不出题，灵活、自由、活泼、有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些人开始学写小说，写纪实作品。中、小学生学习和应用知识可用六个字概括：积累、模仿、创造。其中积累是始终一贯的，非常重要，而随着年龄长大，班次升高，一般来说，模仿成分会减少，创造成分则会增加。施老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懂得学生学习的年龄特征，注重这方面的辅导。有一次我根据日本侵占湘乡期间在石子塘外祖父家发生的一件事，写了一篇有描写有叙述的文章。依我现在的理解，那是一篇低水平的纪实文学作品。施老师在课堂上做了点评，特别重要的是，他指出我的文章开篇很生硬很平淡，说：“你为什么不学习某篇文章那样开篇呢？”他指的是语文课本中的一篇，要我模仿其开篇方法，时间过去太久，篇名我忘记了。他说：抓住事件中一个典型的情节开头，一下子就能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这是文学开篇有效的方法之一。我恍然大悟，觉得倘若按他说的方法改写一下开篇，一定出色得多。这一学期我用了三四个作文本写作。虽然我至今文字功夫仍不成器，但自觉在施老师教诲下进步不小，只怪自己随后没有继续用功。

施老师以他优异的教学，普遍赢得了同学们的心。

1952年秋季，我们班与涟源第一中学相应的班合并，我们转到了涟源蓝田镇。后来，施老师也奉调去邵阳师范学校。我们有十多年失去联系。我记得1953年高考回湘乡就没有见到他。1956年7月，1962年6月、1965年5月，我三次回湘乡探亲，都没有见到过他。那时候体力劳动、政治运动两忙，中间还经过三年饥困，顾不上打听去向，进行书信联系。就我来说，有时回忆爬上心头，甚至不可能停留太久。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自己对老师关心不够，不应该用别的理由辩解。

一转眼就是十年动乱时期。1968年1月，我去邵阳探亲，那是施老师后来工作的地方。我记得还在湘乡中学时，有一次去施老师房间找他，他让我坐在他书桌前等他一下。桌上摆着他正在填写的教师登记表格，在曾参加何党派栏内，写着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字样，以后又隐隐约约听说他参加过托派组织。所有这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邵阳，我想到他“历史复杂”，此时日子一定不好过，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不料我在半路上，在大街上正碰上他遭到游斗，胸前挂着大牌子，赤着脚，一大群人呼着口号拥着他走。十六年不见了，我居然在这个场合见到他，看一群思维被扭曲的人，为政治驱赶着去折磨一位无辜的花甲老人（这一年施老师五十九周岁），真是不幸。我看着施老师，面貌和健康依然如故，步履稳健而迅疾，使我稍感宽慰。但眼前那种折磨，一个老人能顶过去吗？何况未来的灾祸还难以预测，我又十分担心起来。然而这有什么办法呢？在整个十年动乱期间，我因为出身工商业者兼地主家庭，始终与运动有一些距离，从来没有狂热过。经过最初两年运动后，我已由因为不了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何所指而感到的恐惧，渐渐变得冷静和镇静。此时我坚信施老师的问题属于一般历史问题，他是好人，为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工作的人。但我这时不能去看他，只好打道回府。

当年秋我又到邵阳探亲，再去看他。在邵阳师范学校传达室，对方问我与他什么关系，我说他是我读高中时的老师，对方问：“他是反革命，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但这次仍没有见到。说他跟车（随汽车做装车、卸车的活）去了，并且说他常去外面出工。我以为这是仍然拒绝让他会客，我不必为他添麻烦，满怀懊丧、惆怅，走了。

我们在邵阳见面交谈，已是1972年左右，具体哪一年已经记不清了。那时他的境况大有改善，已在学校做收发报纸、信件的工作。虽然工资没有恢复，但师弟妹们生活问题不用他操心，没有批斗就减少了折磨。他还应邀到邵阳卫生学校我们夫妇的住处回访。我们夫妇都是他的学生，他感到很愉快，感慨万千。以后我又在邵阳街上碰到过他，总要立谈许久。他后来告诉我，在他遭到误解和敌视的期间，这些短暂的会晤给了他很大的宽慰。我为有机会做一点帮助抚平老师创伤的工作，聊尽一名学生应尽的责任，而觉得温暖。

师母在湘乡执教，他的家始终安在湘乡。他的晚年退休生活，主要是在湘乡过的，不时到上海、桃江、重庆、娄底等地师弟妹处小住。我多次回湘乡，见到施老师，有了细谈的时间。这时我才大体知道他原在杭州学徒，参加共青团，在中共地下印刷所工作。1926年冬他奉派去苏联，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受校长兼《中国革命问题》主讲教师拉狄克的影响，信奉托派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1928年冬回国后，他在上海参与组织左派反对派，出版名为《我们的话》的刊物，宣传托派理论和政治主张，任《我们的话》社总干事会主席，当时他不满二十岁。但为时很短，三十年代托派搞大联合时他就没有签名。1930年夏他因被捕入狱，便脱离了《我们和话》，1932年秋他二十二岁时离开上海前往广西、湖南从事教育事业终身。

几年的中国早期托派活动，尽管早早地就已彻底脱离，却不免在施老师的人生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中国的托派早期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一个派别，后来由于被横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而完全改变了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无休地追究历史问题，又使这类问题膨胀起来，大大增加分量。世界上从来没有天生的圣人，从一出娘肚起就一贯正确，追求真理的人总是在学习和探索中前进，生活的行程中一定会有弯路、有绕道、有停步，重要的是向前看，看全面，看晚节、归宿。我知道，施老师晚年回首往事，心中一个大疙瘩解不开。自己在为人类求解放的事业中其政治理想和人生目标从来没有出列，在“文革”中却饱受折磨、摧残。他犯糊涂了，彷佛已理不清历史是非的端绪。我强烈感觉到，尽管他年力衰迈，却仍“拖着脚步往前走”（1994年3月6日给我的信），想解开这个历史的结。他在1990年4月15日给我的信中说：“我已年逾八旬，精力差，水平低，实在很难赶上时代的步伐了，我恳切地求你坦率地向我提提意见，使我能较正确地对待自己。”在1992年1月5日给我的信中又说：“我确实再不想去算已成为历史的那笔旧账了，特别是如果还要用笔墨来刻画的话，我更觉得无能为力了！当然，心头挂着一笔糊涂账总不是滋味……”从这些话里可以痛切地感觉他思想上激烈的矛盾和深切的痛苦。我读到这些话总是非常难过……

我很想为老师竭尽绵薄。但我是研究清史的。中国史学工作者大多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清史研究者与中国现代史、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是完全不搭界的，所以对施老师的需要总觉力不从心，做的事很少。他在托派联合的宣言上没有签名拥护，是他个人的历史悬案，要求我为他查清。当年他用史唐化名，我在一种党史资料上查到附有全部拥护者签名的宣言，确实没有史唐的名字。八十年代初，他曾来北京。我替他作先容，造访一位很行时的有关专家。那位专家对施老师竟没有被捕入狱深感惊讶，后来他们见面交谈也格格不入，难以沟通。我还陪他去见我的一位治党史的同学。我的同学对中国托派问题持一种较为客观的看法，两人相互讨论一些问题。施老师很高兴，感受一种平等研究历史、探索学术的兴趣。后来他在《湘乡文史资料》上发表四篇回忆文章，还认为我的同学给了他支持和鼓励。根据他的要求，我曾写信托熟人带交一位要人，请教广西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结果如石沉大海。总的说来，我做的都是些举手之劳的事情，有的还是无效劳动。至于他最需要的注意搜集和提供参考文献的事，我做得更加不够。但他总是给我无尽的关怀，叮嘱我“不要忘了年龄不饶人，一定要多多保重身体”，“应把如何过好晚年生活这件大事提到议程上来了”（1992年1月5日给我的信）。总之，他还像当年我做学生时那样爱护我。

施老师回忆和理清历史问题的工作没有完成。这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方面说，他的年事越来越高，进入高龄以后，虽有厚仁师弟的令郎斯康给他当助手，但并不能代替他自己的脑力活动，而他的记忆和思维能力衰退加速，对此不能适应，后来连阅读能力也退化得很快，整个工作势难为继；从客观方面说，所涉及的研究对象过去的年代久远，唤醒他那些已沉睡的记忆必需的数据或线索严重缺乏，情节的恢复、其准确性、连续性、时序性难以保证。施老师严谨的作风和严肃的政治责任心，不会允许这项工作在基础薄弱的状态下继续进行。他处在矛盾和困难之中，但他无法解决。于是整个工作拖拉下来，施老师、各位师弟妹和我们大概都感到很遗憾，但谁也无能为力。

最后几年施老师总在师弟妹处轮流居住，享受天伦之乐。子女无微不至地侍候和陪伴，驱散了师母去世后他感到的孤寂。他已不能握管作书，我只能从厚智那里得知他的情况。应该说，他奔忙一辈子，这几年的生活是一种真正幸福的休息。他的辞世，大体与世纪的结束同步，厚智把消息通知了我们夫妇。

施老师不是惊天动地的伟人。但他是奋发有为的人，是勇敢的探索者；搏击者，是辛勤的园丁、灵魂工程师。他由一个小学结业的穷孩子，经过艰苦奋斗，成为大学生，成为文采焕然、学识丰富、教育有方、备受爱戴的教师。他年青时就追求真理，投身革命，数度几濒于死（如从莫斯科归国途中、三十年代离开桂林幸脱王公度案之厄等）最后在教育战线勤勤恳恳、耗尽心血，工作五十年，为社会培育无数有知识的人才。他是一棵在风雨中婆娑多姿、苍劲挺拔的青松。我总想起我们民族尊师重道的传统，“天地国亲师”，教师与天地同一不朽。施老师在调整自己的生活道路的时候，正确地选择这一不朽的职业作为终身事业，使自己得以尽情展其所长，做出较大的贡献。他的学生永远记得他。他的名字将记入他工作过的地方的教育史册。

2001年10月20日写于北京五库斋

（原载《沧海鳞爪——连缅怀斯施云老师》）

附录：母校湘乡一中纪念施云老师座谈会发言稿

得知母校召开纪念施云老师的座谈会，很高兴，很感动。因为这项活动既说明这是施老师的师范应得的哀荣，也说明母校始终牢记为教育事业为本校做过很好贡献的教职员。不只如此，在施老师于十年动乱中饱受摧残的情况下，在他身后举行纪念他的盛会，表明正义和公理毕竟不会永远泯灭。

施老师出生在动荡的年代。国家和民族危如累卵的命运，施老师本人奋斗不息的品格，铸就他青少年时期追求真理、历尽艰险的生活，以后，他在教育界发扬创造精神，尽心竭力工作，为社会培育出一代又一代人才。施老师的一生，实际上是很不平凡的，是学生、后辈学习的榜样。

我有幸得到他的亲炙。时间虽然短暂，但他的教学，他的指导，给我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他退休以后与我保持密切的联系，给我写过不少的信，表现出对学生无限的关爱。我很喜欢读他的信，深情、生动、甚至优美，可说是有造诣的散文。一个人一生所受的教育来自多方面，在一部分人的经历中，老师的教育是决定性的。我不敢说我受了施老师的决定性影响，但无疑受了他较多较深的影响。换句话说，我取得的微小进步，部分地依靠了施老师的造就。我只觉得对他不起，不但自己的工作成绩有愧师门，而且为他本人做得太少，在他最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没有拿出足够的精力来。

北京目前闹“非典”很凶，老年人龟缩在家，我也一样，只能赶写此稿以当发言。祝座谈会成功。谢谢乐本坚师兄，谢谢现在主持母校各项工作的各位先生们。

2003年4月22日

（座谈会原定国际劳动节假日举行，因非典延至国庆节假日。本稿由师弟斯浩涌代为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