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从东江纵队到两广纵队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广东的形势
一、日本投降后东江地区战略态势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美、中、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迫令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攻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日本关东军节节败退。八月九日，毛主席发出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也同时谈到：由于苏联的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处于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来，东江根据地的军民欢呼雀跃，他们原来期望的时刻提前到了。他们用各种方式庆祝自己的胜利，庆祝中国人民和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胜利。曾生司令员回想起在广东敌后坚持抗战的历程，不禁感慨万千，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日本投降的消息，很快传开了。晴空一片霹雳，震动了整个广东大地，从东江到海边，从山区到平原，城市集市，山庄村寨，到处热气腾腾，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民欢喜若狂，百姓奔走相告，振奋人心。”
从抗战开始，广东抗日军民在省临委和军政委领导下，广东地区先后成立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韩江纵队等抗日武装。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根据地也在不断地扩大。到了一九四五年六月，东江纵队已经建立了九个支队和六个独立大队，发展到了约一万二千人，在北面建立了罗浮山和北江根据地，在东面建立了惠东宝和海陆丰抗日根据地。
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这段日子里，中国国内形势依然严峻，苏联与美国之间既存在着尖锐对立斗争的一面，又存在着实行妥协的一面，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苏三国达成的《雅尔塔协定》，就是这种妥协的具体表现。在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苏联领导人一方面不希望中国完全成为美国的附庸，尤其不愿美国势力渗入中国东北地区，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另一方面，又过高地估计了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主张和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妥协。他们认为，中国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苏联奉行的这种对华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自己的革命策略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情况。
在广东，国民党拒不承认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广东当局张发奎执行蒋介石的反动命令，在广东接受了日军在广东最高指挥官田中久一的投降，并委任田中久一为联络部部长，命令各地日军不得向我抗日武装投降。因此，各地日军均以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为由拒不承认我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东江纵队，拒不向我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和广东的抗日武装投降。国民党政府把广东作为他们的大后方，派出重兵到广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实际上已经在粤北地区向东江纵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我东江纵队虽然主动出击，在惠东宝地区接受了部分日伪军的投降，但是战场的态势依然处于劣势，东江地区的武装部队被压缩在东江狭长地带，随时可能遭受国民党军队的袭击。
对于战后国际局势的走向，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科学的判断，指出：“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但是，“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在此认识基础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抗战胜利后国内的形势也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方针，即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保卫人民的胜利成果，巩固已有的阵地，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同时，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实现和平建国。
二、东江纵队面临新考验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把广东当做他们反共内战的大后方，他们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就调集了第十五军对我粤北的解放区发起进攻。九月初，第一六〇师大举进攻始兴，第十三军进攻江北解放区，分别占领了一些地方。而后，国民党第六三军和第六五军在继续向我解放区发起进攻的同时，还调来号称“王牌远征军”的美式装备新一军和新六军，妄图把我东江纵队一举消灭。
党中央和毛主席于八月十五日指示广东区党委，要在一个月内，迅速对各项工作和部队进行调整，以应付新的斗争。八月二十六日，在《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又指出，在广东、湖南、湖北等省的我党力量比华北、江淮所处的地位较为困难，中央对这些地方的同志深为关怀。但国民党统治区域空隙甚多，地区甚广，只要同志们对于军事政策（行动作战）和团结人民的政策，不犯大错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完全有办法的。
形势是严峻的，东江纵队孤悬敌后，远离中央，在敌后敌伪顽夹击下打下一片天地。然而，在国民党新一轮的进攻下，要保持日本投降后东江抗日根据地的格局依然十分困难。
党中央、南方局于九月十日明确指示：东江纵队应采取分散坚持、保存干部的方针，主要应将主力部队分散成数十股，每股几十人至几百人，利用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及东江、北江、西江和闽西南各地的大山区及群众基础，分散活动与采取秘密方法坚持斗争，其余小部分原地坚持，很好组织革命两手的斗争，并分散大批人员到城市工作。党中央、华南局的该项指示完全符合当时的广东形势实际，为东江纵队在日本投降后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十月中旬，区党委会议和干部会议在罗浮山召开，会议遵照中央的指示和联系广东东江地区的实际，确定了反击国民党和坚持斗争的部署，电报中央并得到中央的答复同意。确定的工作方针是：一方面坚持斗争，保存武装，保存干部；一方面长期打算，准备将来的民主合法斗争。在军事方面，除海南岛外，将活动地区划分为十一个地区，分散坚持。
十一个地区是：（1）南雄、始兴区；（2）翁源、英德、佛冈、新丰区；（3）从化、花县、佛冈、清远区；（4）增城、龙门、博罗区；（5）九连山（和平、连平区）;（6）惠阳、东莞、宝安区；（7）惠东、海丰、紫金、五华区；（8）南山区（惠来、普宁、揭阳）;（9）八乡山区（梅县、丰顺）;（10）中区（云浮）;（11）南路（十万大山及勾漏山区）。在这些地区中，部署的武装力量，多则千余人，少则数百人，都有地方党组织配合，干部和兵力重新进行了调整。
党中央、南方局分散坚持的方针落实为东江纵队的具体部署，在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做好大规模进攻准备时，东江纵队加紧进行了部队整编，区党委和纵队领导机关转移到大鹏半岛。
十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在广州召开两广绥靖会议，中心议题是在两广地区发动全面内战，限期两个月“清剿”完毕。十月底，国民党军队在广东展开了全面的内战，分别在稔平半岛、大鹏半岛、路西解放区等多个地区向我军发起进攻，妄图把东江纵队一举消灭。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年多时间，东江纵队正确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坚持分散战斗，经受了严峻的战火考验，在反“清剿”的战斗中，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中坚持分散作战，展开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使国民党三个月消灭我军的战略意图破灭，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广东当局的“清剿”美梦。
东江纵队各作战部队，坚持以小队和中队为单位，组成许多的武工队和小分队，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建立梅花式的作战基地，灵活机动，力避强敌，专打弱敌，开辟新区，浴血奋战，坚持斗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部队在反“清剿”的战斗中虽然减员严重，但是部队建制依然保存完整，有些部队还开辟了新区，扩大了游击区和战斗部队。但是，一些部队的损失也较大，一些久经抗战考验的优秀指战员没有牺牲在抗日战场，却倒在了与国民党作战的战场上。闻名中外的抗战英雄刘锦进（刘黑仔），就在转移到江西省大余县时遭遇国民党军队，在战斗中负伤后牺牲。
三、东江纵队北撤前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期间，蒋介石在国内外的压力下，突然戴上了和平的假面具，三次发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蒋介石判断毛泽东不会到重庆，故借此放出谣言，说共产党不要和平，妄图向我党栽赃，把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脏水泼向中国共产党。
对于蒋介石的阴谋，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已洞察。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日本投降后，在国内存在着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他提醒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此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同时指出，“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报告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 ‘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应该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有充分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对蒋介石的斗争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但是对于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备战的反革命两面派真面目，还需要经过揭露和斗争，才能使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认识和了解。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谣言，为了反映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愿，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到十月十日，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经过四十三天尖锐复杂的谈判斗争，迫使蒋介石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我党在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上，作出了有原则的让步，同意让出我党领导下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解放区，将上述地区的军队逐步撤退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解放区。
东江纵队北撤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出来的。在此之前，中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东江纵队北撤定下了基本的调子，也是党中央的一项伟大的战略部署。这项伟大的战略部署，体现了共产党人争取和平的诚意，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保存力量，巩固华东等各解放区根据地，以更好地同国民党作斗争，赢得国家的和平，走向光明。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在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我华南各抗日游击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日本投降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已发展到一万一千余人，琼崖纵队七千余人，珠江纵队两千七百余人，韩江纵队两千人，中区的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一千余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三千余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拥有超过六百万人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他们是坚持华南敌后抗战的主要力量。对于我党领导下的东江纵队等抗战部队，国民党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虽然“双十协定”签署了，国民党却完全没有和平诚意，一直在全国范围内积极调集兵力，大举向我解放区进攻。国民党广东当局张发奎依然在执行蒋介石的反动命令，决心在一个月内消灭中共在广东的武装部队，对我广东遵守协议向北撤退的部队，则处心积虑进行拦阻、截击，企图加以消灭。
在谈判的过程中，国民党广东当局根本不理会“双十协定”的签订，他们采取了“先打了再谈”的策略，荒谬宣称广东没有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只有“零星土匪”，想借“剿匪”为名，加倍疯狂地向我解放区进攻，掩盖其内战罪行。东江纵队坚持自卫立场，进行了有力的自卫还击，同时在政治上动员广大社会舆论，用我军坚持华南敌后抗战早已扬名海内外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击破其无耻谰言。在重庆，周恩来等与国民党进行了反复的谈判斗争，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下旬，终于迫使国民党同意签订了广东中共武装部队“北撤协议”:（一）承认华南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华南中共武装力量北撤二千四百人，不撤退的复员，发复员证，政府保证复员人员的生命安全，财产不受侵犯，就业居住自由；（三）撤退到陇海路以北，撤退船只由美国负责。
根据“北撤协议”，中共派出廖承志为代表，参加重庆三人小组军事代表团到达广州，会同有中共代表方方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与国民党广东当局谈判执行“北撤协议”的具体措施。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林平（尹林平）以中共华南武装人员代表的身份到达广州参加谈判。但是，国民党广东当局仍然未打消消灭东江纵队的阴谋，在谈判中，对我北撤部队集中的时间、集中宿营地点、行军路线等问题，提出极为无理的条件，进行拖延、阻挠。同时继续部署部队向东江纵队加紧进攻，并密令其部队“剿匪工作必须在四月以前完成”，还派出特务人员企图混入我北撤部队，阴谋刺杀我指挥人员。对此，东江纵队进行了坚决而灵活的斗争和坚决的自卫还击，使其消灭我军的阴谋不能得逞。
经过五十多天的尖锐斗争，于五月二十一日达成广东中共武装人员以东江纵队名义北撤山东烟台的具体协议，主要内容是：中共在广东省内之东江以南、东江以北和粤北三个地区的武装部队二千四百人，于一个月时间内在大鹏半岛集中，由美国舰船运送到山东烟台（由于广东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北撤具体协议不包括海南岛地区）。
按照北撤的具体协议，在中共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司令部领导和指挥下，六月中旬，东江纵队在东江以南、东江以北和粤北地区的部队，珠江纵队和韩江纵队的部分部队、中区的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和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的部分干部，陆续向大鹏半岛集中。国民党蓄意消灭我军的野心不死，仍然企图在我军集中途中伺机将我消灭，频繁以营、团规模的兵力向我军袭击，并派遣特务潜入我军驻地，阴谋刺杀我军指挥员，进行种种破坏活动。我各路北撤部队严格遵守协议，据理斗争，采取严格防范措施，痛击进犯之敌，一一粉碎了国民党消灭我军的阴谋。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七日，东江纵队东进指挥部下属的独立营四个连加上一个张发兴连，经过三十多分钟的激烈战斗，把来犯的国民党保安第七团一个营三百多人一举歼灭。这一仗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军的嚣张气焰，为部队顺利开赴葵涌、沙鱼涌集结准备北撤扫除了障碍。特别重要的是，缴获了国民党发给保安团进攻东江纵队的密令和行动示意图，这两件“宝贝”成为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我方代表戳穿国民党阴谋破坏东纵北撤协议的铁证，使得诬告“共军违背停战协定”的国民党代表张口结舌，狼狈不堪。
北撤部队于六月二十三日前先后安全抵达宝安县大鹏半岛葵涌地区集结。为了统一领导北撤的工作，中共广东区党委决定，由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副司令员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副司令员谢斌，中区的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政治委员罗范群、副司令员谢立全、政治部主任刘田夫组成北撤部队军政委员会，曾生任书记。随即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一方面加强大鹏半岛外围警戒，严防敌人搞新的“皖南事变”；一方面巩固内部的秩序，做好北撤人员、复员人员和留下坚持斗争人员的工作，以确保北撤任务的胜利完成。
四、东江纵队胜利北撤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大鹏半岛沙鱼涌海滩上举行了欢送北撤部队的大会。当地的父老乡亲和部分复员人员参加了大会。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的中共代表方方、美军代表米勒上校、国民党政府代表黄维勤少校也参加了大会。
方方在大会上讲话说：“我代表中共中央军委会热烈地慰问你们……你们打了八年日本侵略者，解放了大片国土，挽救了千百万同胞的厄运！然而日本投降了，你们却不能不离开家乡……你们为了全省、全国的和平，你们为了坚决执行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训令，你们终于毅然决然冲破一切困难——不怕牺牲，不怕艰苦，义无反顾地英勇地集中北撤，说明你们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怀抱的伟大，不愧是人民的优秀的儿女，不愧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我以悲痛而又兴奋的情绪，欢送同志们北撤，去为和平而努力，去为民主而努力，去为创造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的强盛繁荣统一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
曾生也在会上讲了话，他沉痛地向父老乡亲和复员的同志告别。他勉励全体北撤指战员一定要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胜利完成北撤任务。
曾生向乡亲们和复员战士们告别之后，代表北撤的全体指战员向米勒上校赠送了一面绣着“和平使者”的锦旗。米勒接过旗后，举起双臂高呼：“祝中国早日实现和平！”方方接着举手高呼：“和平万岁！”“民主万岁！”跟着，同志们一齐呼喊起来。口号声犹如雷鸣一般在海滩上滚动，打破了沉寂的海空。
在与米勒上校一起工作的日子里，方方曾多次与他个别交谈，让他了解我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我党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争取他能公正地处理国共之间的矛盾。米勒虽然在信仰、政见上与我方不同，而且许多方面受国民党影响很深，但在处理双方矛盾时，还基本上是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因此东纵北撤部队给了他“和平使者”的赞誉。
对家乡的思念，对亲人的眷恋，如同砍不断、扯不开的无形绳索，纠缠着许多战士、乡亲的心绪。这几天，当月色朦胧时分，人们总会看到，在村边的晒谷坪，有几位客家妹子围坐一起，唱起山歌：“大鹏湾前唱山歌，山歌唱出泪成河。甜水流入苦海去，情哥北上杀妖魔。杀尽妖魔你要转，南方有哥好家园。万望（我）哥多保重，来日重逢在海边。”
“为了广东的和平呀，我们要离别战斗的家乡。我们要走上新的征程，漂洋过海到遥远的北方。当无数群众送别我们，好似母亲掉下眼泪；当多年的战友送别我们，好似兄弟说不出话来。让我们继续战斗吧，让我们牢牢地各守岗位。不管反动派疯狂挣扎，我们要战斗到胜利的明天！”当北撤战士唱起了《北撤进行曲》时，有的战士低头不语，有的战士眼神发呆，歌声不像往常那样嘹亮有劲。
傍晚，北撤部队带着十分坚毅和无限怀恋的心情，告别了可爱的家乡，告别了自己流血牺牲创造出来的革命根据地，告别了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广东人民，告别了留在广东坚持斗争的战友，登上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派来的美军的585号、589号、1026号三艘大型登陆舰。当时按“北撤协议”规定，以东江纵队名义北撤二千四百人，但经北撤部队做了美军负责运输的指挥官德臣上校的工作后，他同意只要船能装得下，可以不受二千四百人的限制。所以一批原已安排复员但又坚决要求北撤的战士也随同登了船。到烟台后统计，实际北撤人数是二千五百八十三人。
部队登船完毕后天已经黑了，美军登陆舰即驶离沙鱼涌海滩，停泊在大鹏湾中。曾生等纵队领导认识到，虽然已登上了美军登陆舰，但不等于安全了。登船前军政委员会研究决定了应变的准备，军政委员分工负责各船的领导指挥，将美军的三艘登陆舰编为第一、第二、第三船，第一船由曾生和刘田夫同志负责，第二船由罗范群、谢立全、谢斌同志负责，第三船由王作尧、林锵云、杨康华同志负责。各船派出干部日夜在航海室值班，检查航线，以防万一；每一艘船挑选数十名勇壮战士，各人暗藏短枪（按美军规定登船后武器要入库），准备在发生突然事变时夺回武器弹药，武装起来对付敌人。
三十日早晨，太阳刚从海平线升起，美军登陆舰即升火起航，徐徐驶离大鹏湾。北撤的同志们都登上登陆舰的甲板，深情地望着亲自从敌人手中解放的土地，怀念着留下来坚持斗争的战友和八年来艰险与共的东江人民、广东人民，心潮澎湃，都使劲地挥动手臂。很多同志眼中含着热泪高呼：“再见吧，战友们！”“再见吧，父老乡亲！”“再见吧，亲爱的故乡！”政治指导员们为了活跃情绪，拉开了歌喉，领着战士们唱起了《北撤进行曲》。
悲壮的歌声，伴随着海风在大鹏湾上空飘荡。
七月一日，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为了纪念我党诞生二十五周年，曾生给各船发去了电报：纪念党的生日，要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紧密团结，时刻警惕，随时准备战斗，保证胜利完成北撤任务。
运载我北撤部队的美军登陆舰，不久前曾从九龙运载国民党的军队到秦皇岛和青岛等地，国民党的军队带有军妓，供他们的军官和美军水手寻欢作乐。这次运载我军，美国人以为“共军”和“国军”差不多，因而各船都发生了美军水手对我女同志耍流氓事件。对此我方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要他们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由于国民党长期的污蔑宣传，说我军是无组织的“土匪”，美军舰上的人员开始时对北撤部队采取歧视态度。但是经过几天的实际接触后，看到我北撤部队组织坚强，纪律严明，上下团结，官兵打成一片，战士们活泼而有礼貌，他们的观点改变了。一个美军军官对部队领导说：“我们运载过日本俘虏、国民党军队，但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像你们这样活泼而有纪律的部队。”曾生在回忆录说：“这可以说是我们北撤的副产品——在国际上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誉。”
七月四日下午，当舰队从黄海进入渤海接近烟台的时候，曾生又给各舰指挥部发去了电报：明日七时即可抵烟台，因为山东形势紧张，希望全体同志做好战斗准备。
七月五日晨，各舰相继抵达山东烟台港。同志们一早就起来，登上甲板，怀着极兴奋的心情，向烟台瞭望。眼前，晨曦映红空际，港湾波光粼粼，汽艇来往穿梭，海鸥绕船飞翔；不远处，楼宇清晰可见，码头与岸边的人群、红旗如潮，锣鼓声、军乐声、鞭炮声随风飘来。此情此景，使战士们完全忘却数日来在船舱所受的折磨，人人内心激荡着一股暖流。几个同志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掌，雀跃呼叫：烟台到了！我们北撤胜利了！
曾生司令员站在舰桥上纵目瞭望，美丽的烟台市和港湾尽入眼帘，心胸为之扩展，不觉喊出：“北撤胜利了！”
曾生司令员曾深有感触地回忆：我们撤出的人数虽然比较少，但这是我党按照“双十协定”撤出的八个解放区中所经路程最远，而取得较为全面胜利的一个。这一胜利的取得，是党中央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同国民党反复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和美、英等盟军联合作战，建立了战友感情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