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把“童真”献给中山

岁月如风，擦肩而过。转眼间，我从广州到中山插队务农已经超越半个世纪了！

这半个世纪，正是祖国和人民从灾难中崛起，走向富裕，走向繁荣，走向世界的历史新时期。

人生有这半世纪经历是十分珍贵的。更何况经历的是如此惊涛骇浪且灿烂辉煌的年代。我为有幸经历这天翻地覆的年代并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上参与其中而骄傲！

一天，我与也曾当过下乡知青的中山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王远明谈起下乡当农民的往事。他笑着对我调侃说：“别人是把青春献给中山，你是把‘童真’献给中山。”想来也是，我到中山插队务农的当天，正是我15岁的生日。严格地说，这个年纪还未算青年，最多算是少年吧。如果按当下的劳动法规，我那时可是个违法的“童工”。

前些年，我们的老班长、中共中山市委原书记谢明仁送给我一本他任书记时的文稿集《热土衷情》。这个书名像一道强烈的电光，直射入我的内心深处，令我怦然心动！我和老班长谢明仁都不是中山本地人，但我们与许多非中山籍的干部一样，深深地热爱着中山这片充满活力而又英雄辈出的热土，更钟情于养育我成长的中山父老乡亲！

从小感受人间冷暖

1964年10月6日傍晚，我与数百名广州社会青年一道，在广州市河南（今海珠区）珠江岸边一个叫大基头的临时码头，登上“曙光401”号花尾渡（一种用机船拉动的客船，是当时广州与珠三角各地的主要水上客运工具），到中山县港口公社插队务农。

夕阳西下，珠江河水金光闪闪。而当“曙光401”起锚，徐徐离开广州时，船上不少人掩面而泣。当船行至宽阔的白鹅潭江面，从灯光闪耀的城区进入漆黑的郊野时，船上简直是哭声一片。没哭的人不多，我是其中之一。我不但没哭，内心还多少有点喜悦。哭泣的人是舍不得离开广州这个大城市，而我却恨不得马上逃离。各人处境不同，心境不一。

20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给我的感觉是苦雨凄风。那时候，国家经济困难，物质极度缺乏，就连气候都比现在寒冷。从我懂事开始，只有饿的痛苦，从没饱的感受。记得还未上学，我饿得趴在地上哇哇大哭，邻居大婶从厨房的盐缸里取出一粒粗盐，放进我的小嘴里，就止住了我的哭声。上学后，每逢星期天不用上学，天没亮，我便跟随着街坊大婶到城郊田野上挖农民收割后留下的菜头菜根，回家后洗净煮粥吃。我的一个弟弟快十岁时，因缺食而营养不良，最终得了水肿，不治而夭折。

我家老幼合共八口人，奶奶、父亲、母亲、姐姐、我和三个弟弟，与一远房亲戚合租一间旧房共住。那间房子不到60平方米，虽说有两房一厅一厨房一厕所，但实际上挤逼得让现时的人难以想象。大厅约20平方米，日夜功能合用，白天是两家人共用的餐厅和客厅，晚上是两家人共用的睡房。亲戚家两个女儿一个叔叔，我们家五个小孩一个老人，全都挤在这20平方米的地方过夜。20平方米的大厅摆着两张上下铺的“碌架床”。我们家这边，四个男孩睡上铺，姐姐和奶奶睡下铺。亲戚家那边，两个女儿睡下铺，其叔叔睡上铺。这两张“碌架床”，白天则变作两家人各自的饭枱。两个房间分为头房和尾房。头房是亲戚两夫妻住，约有12平方米。尾房我父母亲住，约有8平方米。（这8平方米的房间还是我1970年结婚时的新婚房。）厨房、厕所、冲凉房，三种功能则汇集于一个空间，加上走道大概也只有8平方米。两家人煮饭时，四个烧木柴的炉子一起生火，冒出来的浓烟简直可以呛死人！冲凉（洗澡）的秩序是先小孩后大人。所谓厕所，其实就是放一个瓦缸在厨房的角落装尿。小便时，男的就背着众人解决，女的则要男的回避，抽一块门板遮挡解决。大便则要跑到半公里外的公厕了。

不但居住十分挤逼，家庭经济更是难以为继。壮健的奶奶双目失明，聪明的弟弟染病得长期医治，姐姐、我和两个弟弟都在上学读书，全家的经济全靠母亲在橡胶厂当工人的收入独力支撑。为了生活，母亲还需从工厂把一些发外加工的做鞋附料拿回家加工，以便增加点收入。

人们一定要问：你的父亲呢？父亲原是一家柴炭公司的押运员，负责从韶关等山区用船经水路把柴炭运到广州。一次因途中将公司木柴卖给私人，收了37元钱，没有交回公司，被定作侵占公款送劳动教养。

父亲出事，对我们家庭经济打击自不用多说，更重的打击是社会压力。许多平时与我一起玩的小朋友都被家长阻止而不再与我们往来。本来就因为家里贫穷而受到某些有钱人的白眼（当然也得到许多同类的关照），此后在我们几姐弟的身上又增加了许多歧视的目光。父亲被送劳动教养是有限期的，而这歧视的目光却是无限期的。人间的冷暖，我从小就感受到了。

“以后不准赤脚上体育课！”

也许是恶劣的生存境况锻造了我耿直反叛的性格。记得有一次上体育课，天寒地冻，我因没有鞋穿（尽管母亲是鞋厂工人），只好赤脚参加跑步。体育老师见状，大喊一声“立正”，全班同学急促停下。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着我吼叫：“以后不准赤脚上体育课！”

到了下一次上体育课时，我只好穿着木屐参加跑步。木屐发出“的嗒，的嗒”的声音，同学们都在偷笑。这下子可把体育老师气坏了。他双手抓着我的头，把我腾空举起，托到司令台罚站。我感到万分委屈，不断吼叫，不断抗争。虽是寒风凛冽，我却满身冒汗！我内心在对老师说：你只说不准赤脚，没说不能穿屐。我认为我没有错，是老师错了。为了表示反抗，我一直顶着凛冽的寒风站在司令台上，到放学时也不肯离开。校长前来劝说，我却死死抱着司令台中间用作升旗的旗杆不放。无奈之下，学校只好把我母亲叫来，由母亲劝说我回家。

在某些老师眼里，我是又调皮又反叛的“坏学生”。可在我们一帮穷孩子心中，我却是他们的主心骨。当他们受欺负时，我敢为他们打抱不平甚至不惜以牙还牙。记得街坊里有一对双胞胎富家子弟，仗着父亲开金铺，不让穷孩子路过其家门口。我警告这双胞胎，如再出现这种情况我将打掉他们的门牙。他们不听警告，继续不让穷孩子经过。我决定要教训他们。趁着一个下雨天，就在他们的家门口，我把其中一个推倒在地，直接用拳头打掉他的两只门牙。现在看来，这个行动太粗野了，但当时十分奏效。此后，他们两兄弟见到我都低头哈腰，或者远远逃开。那时候，在孩子堆里，谁要欺负弱者，我就教训谁，就算坏了自己的名声也在所不惜，反正我在某些人眼中就是个“野孩子”。

我十分厌恶身处的环境，总想寻找机会离开这令我一无是处之地。1964年，国家刚刚摆脱经济困难，大量的社会青年读书不成，城市尚未有足够能力吸纳大量青年就业。于是，政府设法让农村来吸收。街道组长向我们派发毛主席著作单行本《青年运动的方向》，不断向我们宣传“务农光荣”。我决定借此机会，“光荣”地逃离。

想逃离也不容易。当时，插队务农的身体条件是身高1.6米，体重48公斤。我身高只有1.52米，体重只有46公斤。为达到目的，我主动与街道组织者套近乎，反复而强烈要求下乡务农。我的积极争取与许多不愿报名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不知道组织者是真的想帮我，还是要完成一定数量的任务，反正当中山派人来广州挑选下乡务农青年时，他把我掩藏在大门后面，躲过了挑选者的目光。最终，渴望逃离的我胸前戴着大红花，光荣地踏上下乡务农的“革命征程”。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964年9月5日，中山遭遇12级台风正面袭击，损失惨重。据中山地方志记载：在此次台风袭击中，决堤170处，受淹稻田52.8万亩，倒塌房屋31623间，死亡107人。

受台风影响，我们到中山插队务农的出发时间推迟了一个月。10月6日傍晚才乘船出发，经过一夜航行，7日早上，“曙光401号”花尾渡停靠在中顺大围的大堤边。此处为港口公社铺锦村。

我们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城市青年，背着打成背包样的棉被，提着印有“务农光荣”红色字样的铁桶，在台风暴雨后上软下硬的泥泞路上，东歪西倒，艰难地向前行进。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种路是沙田区的特色路，俗称“和尚头”。由于泥土黏性大，透水性差，下雨后路上面一层湿透了，下面一层还是干硬的。我们平生第一次走“和尚头”，许多人，特别是女青年，没走多远就已经多次滑倒，像泥人一般了。

台风过后的大沙田，真是满目疮痍，哀鸿遍野。沿河搭建的茅寮村落已是全军覆没，无一生还，狼藉得就像电影里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后的情形。大片芭蕉树整齐划一向一个方向倒伏，接近收获的甘蔗凌乱不堪，倒伏在泥泞中。河水污浊不堪，河面上漂浮着鼓胀的死猪死鸡，发出阵阵恶臭。这个惨不忍睹的景象，与专门来广州向我们介绍中山鱼米之乡情况的干部所说的“抬头可以吃到荔枝，要煮饭时往河里一捞就有鱼虾”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300多名来自广州的城市青年情绪低落，有点沮丧，最终步行走到港口公社的西街戏院。热情的公社社员为我们每人送上一玻璃杯水。玻璃杯里的水三分之一是泥，三分之二是水。在那个年代，沙田区人吃用全是河水。台风过后大量泥土被冲进河里，河水混浊得很。

等到全都分配落实好各人插队的地点，已经是下午时分。此刻，我才确切地知道，我将插队落户到港口公社永丰大队第十生产队。与我一齐落户的还有其他7人。我们8人坐在前来迎接我们的小农艇上，在大沙田里密布的河涌上穿行。上岸时，生产队长见到我后问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没戒奶呢，怎么也来了？”落户后没几天，生产队组织我们到邻近的沙溪公社圣狮大队参观“四清”运动成果展览，我还被认为个子太小，未够成年年龄而不让进入参观。可没想到，下乡不到半年，我却迅速长高长大，从广州带来的衣服全都穿不下了。村民们笑着说：“雄仔，你一定是吃‘发粉’了！”

到了农村，再也没有人向我投“白眼”，反而得到贫下中农“高看一眼”。对我而言，我确实感受到“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心情舒畅，劳动自然积极。上级认为我思想进步，有觉悟，选派我出席中山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让我上台“讲用”。老实说，那时我的觉悟并没有“讲用”稿写的那么高。当然，不少与我一起插队务农的同伴经不住艰苦，打退堂鼓，回广州了。而我却从没有离开。

实际上，这不是我的觉悟，我与许多走“回头路”的人有着不同的客观处境。我在广州毫无依靠，家庭居住条件、经济环境都没有让我走“回头路”的条件，只能死心塌地“安心农村干革命”。

说来奇怪，当年到坦背公社太平大队务农的知青朋友黃彪华，几十年后在小榄旧书摊上寻宝，竟然买到我在中山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用”稿，还专门送回来给我。

1968年12月21日晩上七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动员更多青年到农村去，省里组织一批早年下乡的“先进分子”，到广州各学校巡回介绍下乡体会。我是其中成员之一。

真是不打不相识，童年时被我打掉门牙的街坊双胞胎兄弟，在其母亲的带领下，专程来找我，了解在农村生活的艰苦程度，并希望通过我介绍他们去一个较富裕而劳动量少一点的地方。我只能告诉他们，到农村去，必须准备接受艰难困苦。

在农村插队务农的七年（1964—1971年）里，我住破了四间茅寮。那时候，大沙田区的老百姓基本上都住茅寮。茅寮都用稻草盖房顶，而稻草也是我们主要的柴火。到了梅雨季节，我们煮饭没有柴火，只好扒下房顶的稻草当柴火。结果是“医得眼前疮，挖却心头肉”，四间茅寮就这样住破了。

中山是商品粮产区，上交公余粮的任务特别重。完成公余粮任务后，像我这样的一级劳动力每月最高只可分配到55斤稻谷，碾成大米只有不到40斤。那时候，肚里没有油水，饥肠辘辘，40斤大米顶多只够吃20天。

再者，早晚两造收割水稻，晒干稻谷，把质量最好的向国家交够公余粮后，生产队才分配口粮。村民把分配到的稻谷，用竹编的谷围围成圆墩，严严实实地存放在公共晒谷场上。这很讲究技巧，我们这些从城市来的小青年根本不懂这项技能，结果，所存的口粮一半被猪、鸡吃掉，能吃到自己肚里的就更少了。

有一年，村里一个叫根伯的老农带着我们三位插队青年看守20亩荔枝园。根伯既老实又严格，满园的“三月红”荔枝桂满枝头，我们只要抬头张嘴就可吃到了，可他就是不让我们摘来吃，说是集体的财产。我们看着鲜红鲜红的荔枝挂满枝头，口水不断往肚里呑。趁着根伯回家吃饭，三人一窝蜂似的爬到树上偷吃荔枝。为了不让根伯发现，我们把荔枝壳用手搓碎，撒在地上，造成果蝠偷吃的假象。可荔枝吃多了消化就出问题。白天吃荔枝，晚上疴“百合”（大便时粪便里一块块荔枝肉还未消化，样子像百合）。

有一回，我们好几天没有大米下肚，天天用红豆当饭。红豆吃多了上火，嘴唇都干裂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找队长借粮食。队长打开仓库让我们看，整个仓库只有留作晚造的谷种。队长指着谷围旁边的一堆南瓜说：“大米没有了。这些南瓜也是留种用的，你们拿回去吃掉瓜肉，把瓜仁拿回来留种。”没有大米，南瓜也好吧。我们每人挑了一个大的，捧着便往回走。回荔枝园要过河，可撑船的老头睡着了。晚风把两岸的甘蔗吹得“沙沙”作响，无论如何喊叫，老头就是不醒。我们只好抱着南瓜游泳过河。其中一个水性差，胆子又小，游到河中间时心头一慌，手一松，南瓜漂走了，人却沉下去。我们两人只好弃瓜救人。人救回来了，可南瓜没有了。

这弃瓜救人的一幕，深深地刻印在我人生的记忆中。后来，我担任广东省旅游局局长，到粤北山区调查旅游资源，带回几个粤北特产的大南瓜，放在办公室作摆设，以纪念这件难忘的往事。局里的同事笑我：“局长也讲风水，在办公室里摆‘南瓜阵’。”他们哪里知道我心里藏着的是什么？！

每年夏收夏种的双夏大忙时节，最难熬，但也最锻炼人。为了赶时节抢收抢种，必须在15天左右的时间内，把田里的早稻收割完毕、晒干并运到国家粮仓去交公粮。在同一时间内，还得马不停蹄把收割后的稻田犁好耙好，插上晚造秧。这一收一种又刚好遇上全年太阳最毒辣的时候。每参加一次夏收夏种，必然要脱几次皮瘦好几斤。谁在这个时节请假或偷懒，必定受到全村人的鄙视。这时段，全村人都起早贪黑，吃在田头。各家各户凌晨四点起床，把早午饭一起煮好，狼吞虎咽吃下早饭，然后带上午饭和一片黄糖，便摸黑下田。一直干到中午，才能稍歇一会儿，把带来的白饭加上黃糖，藕塘里取点清水，一起把饭“冲”进肚里。饭后，赶快割一块芭蕉叶，找个树荫下，用芭蕉叶遮挡阳光，睡上20分钟，之后又继续下田忙活。

这日子实在艰苦，可我却苦中求乐，自制清凉饮料。趁太阳未出，我在藕塘选上几片嫩藕叶，掏几勺藕塘水，用藕叶包好，砍一根竹子把包好的藕塘水，撑在空中让太阳暴晒至下午。口渴时，只需用竹枝刺穿藕叶，纯天然、全生态的“莲叶藕塘水”便直接流入口中。经太阳暴晒，莲叶的清香全都渗入到藕塘水里，水的味道和清热效果都极佳。每饮一口自制的清凉饮料，幸福感便涌上心头。如今回想起来，这也许就是“知足常乐”吧！

有一年双夏大忙，生产队争取到一位高官阶的拖拉机手为我们犁田。他叫徐文泽，是当时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原县农机站站长，改革开放后曾任中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那时候，为了节约人力，各队都想方设法“挖”来拖拉机代劳，而拖拉机手便是我们的“上帝”，必须好好接待，怠慢不得。

我负责照顾拖拉机手徐文泽的饮食。送过午饭后，又要送番薯糖水。徐文泽边吃边对我说：“后生仔，唔使煮咁甜。”他哪里知道，我是按自己的口味下的糖。在送给他吃之前，我先“偷”吃了一顿！许多年后，我从佛山调回中山任副市长，向当时也是副市长的徐文泽“坦白交代”。他恍然大悟，哈哈大笑。

如今，人们吃猪肉专拣瘦的吃，而在我当知青那个年代却是专挑肥的，甚至买回几两肥肉，专门用于炒菜。炒菜时用肥猪肉擦几下铁锅，便当下油了。这样反复用上好几天，直到肥肉开始变味了，才舍得吃掉。

一年秋收大忙前，我参加全县水利大会战，加固中顺大围。我们青年突击队提前完成任务，获奖两斤肥猪肉。在坐小艇回生产队的路上，大家议论如何分猪肉。因人多肉少，很难分配。我出了个“馊”主意，说：“谁能在回村路上的两小时内吃完两斤肥猪肉，就算是谁的！但条件是不准用盐！”人人都赞成，但无人敢上阵，大家逼着要我“自作自受”。于是，我们让小艇停靠岸，在堤边挖个土坑，把肥猪肉煮熟。边划小艇我边吃肥猪肉，这吃肥猪肉的任务轻而易举完成了，而且事后身体安然无恙。

20年后，为中山的“慈善万人行”筹款，在“与民同乐”的筹款晚会上，我再次表演“绝技”，登台吃肥猪肉。台上我每吃一块，台下捐款人就捐款3000元。我一鼓作气吃了33块，总重量也是两斤肥猪肉，因此筹到了10万元善款。毕竟岁月不饶人，这一回与年轻时的感觉不同了。我事前已经先吃了两瓶保济丸，事后又再吃了两瓶。可半夜还是猛拉肚子，去了五六次厕所。

前几年出现禽流感，卫生部门宣传不要吃死鸡，我还说：“当农民时，自己养的鸡死了两天才发现，还不是煮熟吃掉！”在那个贫乏困难饥饿的年代，一切能吃的都往肚里填了。

我落户的村子不大，人口不多，只有15户人家，而且四面环河，自然环境很好，可就是村民养的鸡成活率甚低。人们不去研究科学却都怪村里风水不好。开始时我们也信以为真，后来通过阅读家禽养殖书籍才知道，主要原因是鸡群近亲交配，甚至“鸡仔骑鸡乸”，“乱伦”了。原因找到后，我便特意从广州买回“洛岛红”、“澳洲黑”、“力行白”等良种鸡作种鸡，以解决村民养鸡成活率低的问题。村民见我的种鸡体形大、毛色靓，每天天未亮，便将自己家的母鸡送货上门，扔到我的公鸡旁。没有多久，全村的鸡几乎都是我的公鸡的后代。没想到，几只良种公鸡便改变了村里的“风水”。

婚宴上的五只鸡

我20岁那年结婚，现在看来是太早婚了。但那时候，县里还在广播里表扬我，说我真的在农村“安家立业”了。我的妻子刘桂贞也是与我一起从广州到中山插队务农的，同在一个生产队。她当时身体不好，医生说是有风湿性心脏病，必须趁早结婚，否则以后生小孩时会有生命危险。这是我们早婚的主要原因。说来也怪，我妻子生第一个小孩后，身体状况反而好转了，生第二个小孩时风湿性心脏病竟然完全消失了。

结婚时，没有任何仪式，没有婚纱，更没有礼金和新房。只不过是把上级分配给插队青年用的床板拼在一起，把我们两人的稻谷圈在一起也就完事了。最大的仪式也许就请半天假到公社去写结婚证。

所谓的“婚宴”是趁着回广州过春节时举办的。男方两围枱，女方三围枱，婚宴上几乎所有的食品都是我自留地里的产品。煲汤用的粉葛、炆猪肉用的芋头，各种配料用的蔬菜等，早早就准备好了。鸡养肥了，鲩鱼也趁生产队年底清理鱼塘时留好了。

那天，村里的年轻人一大早便用小艇把我们连人带物一起送到石岐客运站，等待坐船回广州。

客运站里人头攒动。人群中过来几个带着红袖章的人要检查行李，见我带了如此丰富的农副产品，怀疑我是投机倒把，对五只肥鸡更是虎视眈眈。他们把我引到客运站门口，指着墙上贴着的《关于加强农贸市场管理的若干规定》说：“上级有规定，只准带三只鸡，多带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争不过他们，只好退一步求情说：“我带三只活的，剩下两只杀了再带，行吗？”结果还是不获批准。

情急之下，我想到向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立柱求助。他待人随和，说话诙谐。前些时候到公社来慰问知青，曾对我说，有事可到石岐（县城）找他。我在客运站服务台摇通了县革委会的电话，向接线生说要与李立柱副主任通话。

那时候，电话是手摇式，要通过接线生接驳才可以通话。幸运的是，电话接通了。我倒水似的向李立柱诉说我的困境。电话那头的李立柱哈哈大笑，说：“后生仔，不用紧张，等等我吧！”半小时左右，一辆现在只有在汽车博物馆才能见到的吉普车停在客运站门口。我认出这是县革委会的车，李立柱前来慰问知青时就是坐这辆车。司机把我带到客运站负责人面前，向她递上一张条子。条子上面用几行字写着：“客运站：放行五只鸡。李立柱。”这张字条是从报纸上的白边上撕下来写的。

这个县革委副主任也够厉害的，在我看来如此重大而复杂的事情，他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几个字就解决了。这“天大”的事情解决了。我心里无比感激，但也无比感慨：“还是当官好！当官可以为群众解决难题。”

如今，经历了几十年官场生涯后，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社会上群众中许多难题，其实是当官的“制造”出来的。正所谓“星多月不明，官多众不宁”。我们当官的还是要多接地气贴近民情，倾听民声，了解民意。多制定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好规定。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只准带三只鸡”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规定。

我心爱的双梁载重自行车

插队落户的第四年，生产队年终分配，我领到127元。这数额，以当年一级劳动力计算是全生产队冠军了。这也是我收入最丰盛的一年了。我决定用这有生以来最大一笔劳动收入购置当时先进的谋生工具——双梁载重自行车。

那年头，自行车是先进的生产工具。送基肥到田头，运稻谷到大队米机碾米，把自己种的农作物运到墟上出售，村里有人半夜三更生病了要到沙溪墟上的卫生院治疗，全都靠自行车。可村里头只有生产队长和两户富裕人家有自行车。那时候有钱也买不到新车。全大队几千人，一年只分配到三部自行车的指标（那时候要凭票购车）。我只好回广州到二手市场去买旧车。

广州的旧车市场在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而且是天光墟，天亮后便交易完毕（也许那时候这种交易也是违规的）。我选中一辆广州生产的红棉牌双梁自行车，以124元成交。选中这辆车，除了价格可以承受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该车已经配备了一个载重的车尾架，适合我运载重物。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我兴奋得有点忘形了，剩下的三块钱，一半买酒，一半买熟牛杂，自斟自饮，庆祝买车成功。因那天赶早买车没吃早餐，空肚喝酒，结果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醉了（在此之前，其实也没有喝过多少酒，甚至根本还没有尝过瓶装酒的味道。某些时节最多也是到供销社买几角钱散装“蔗渣酒”）。朦胧中，我紧抱着心爱的自行车在马路边睡了三个小时，清醒过来才回家。

这一生我都忘不了买到那一辆二手自行车时所感受到的幸福。入夜后回到家里，那幸福的感受还“汹涌澎湃”。

我干脆骑上那一辆自行车，出外兜风。

我骑着车，穿过家门前光滑的石板街道，再进入破旧的柏油马路。到达海珠桥脚后，我屁股离座，拼尽全力蹬车冲上海珠桥，冲下桥后回到早上买车的永汉路，再一次回味买时幸福的一刻。然后，又沿路回去蹬上海珠桥，再转至四年前坐船出发往中山务农的大基头码头转个圈。

回家后已是深夜了，躺在伴随我整个童年的碌架床上，兴奋的情绪和幸福的感觉还未消退。我几乎整夜未眠。

我本来已经买了第二天晩上的船票回中山。我干趣到二沙头客运站把票退了，从广州骑着二手自行车回到生产队。从此，那一辆二手自行车陪伴我八年多（1968—1976年），直到从小榄公社调到佛山地区团委工作时我才与它“分手”。

后来当了干部，特别是回中山任副市长后，有了专车，从用柴油的丰田小车到用汽油的奔驰、宝马，用车越来越高级，但再也没有拥有那一辆二手自行车时的幸福感。我想，与我有同样经历的过来人，大都有同样的感觉吧。

说来也奇怪，退休后有一天，我在金记大酒楼与早期组织慈善万人行的骨干晚餐，见到一老汉骑着一辆老式红棉双梁自行车，与我从前的自行车十分相似，瞬间触动了我的怀旧情怀。我真想请老汉下车，求他把车卖给我，但当我回过神来时，老汉已经骑车消失在雨夜之中……

自此之后，怀旧的情绪在我心中总是挥之不去。好几个墟日，我一大早赶到沙岗墟，在旧货摊上淘宝，希望寻到一部老式载重红棉牌自行车。可惜，总是不能如愿。最后，只购到一部古式单梁五羊牌自行车。

我的孙女升小学二年级前，我特意用超过1000元的价格，买来一辆质量上乘的少年自行车送给她，并示范教会她一些骑自行车的基本技能。小孙女一定不明白，爷爷对自行车的情怀为何如此浓烈。

这里容我自吹一下。年轻时，我的骑车技术可以说十分高超。一头75公斤重的大肥猪，我可以连笼带猪捆在车尾架上，连猪带车推下渡船过河，又连猪带车推上岸，在又高又窄的河堤上骑行，把肥猪运到公社食品站交售。

参加了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后，我也用这辆自行车运载道具，摸黑穿行在各大队河堤小路上，高兴时，还唱几句“月照征途风送爽”（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唱词），一边骑行，一边高歌，从未失手摔倒。

记得1969年，那是政治氛围狂热的年代，宣传“毛主席指示”不过夜。一天晚上，广播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连夜集中，冒雨摸黑到各村，敲锣打鼓喊口号，庆祝党的九大召开。由于是雨天，全队唯一的羊皮鼓潮湿后被敲破了。这可真是“摊上大事”了。首先，第二天晚上公社将召开万人庆祝大会，不能没有这个羊皮鼓造声势。其次，羊皮鼓当时是专卖品，只能到广州专门店购买，而且必须以旧换新。我想，如果第二天晚上大会听不到鼓声，也许就真的变成政治事件了。我二话没说，把破鼓捆绑在红棉自行车的尾架上，连夜冒雨骑自行车经广中公路直奔广州而去。那时广中公路是泥沙路，自行车在渗透雨水的泥沙路上特别难行，而且从广中公路通往广州，中途要经过7个渡口。第二天早上十点前，我终于赶到广州专门店，换买好羊皮鼓，然后又马不停蹄往回赶。我的辛苦没有白费，终于在万人庆祝大会召开前把新鼓运回公社。可是，我大腿内侧的皮磨破了，与内裤粘连在一起。现在想来，这不就是“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吗？

“会在花阶砖上跳舞，并不等于会在泥泞里走路。”

我是毫无文艺细胞、唱起歌来五音不全的人，却当上公社文艺宣传队队长。这也许是那个时代的政治需要吧。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中山农村交流电还不普及，村里靠一台上海产的美多牌直流电半导体收音机了解国家大事、听取天气预报安排生产。这台收音机是全村的奢侈品，队长安排由我保管。每到晚上，村里的青年男女都喜欢围到收音机前听听歌曲。不久，年轻人便要求我们广州来的知青教他们唱歌。唱歌不是我的强项，我动员最能唱歌的一位女知青。谁知她却看不起当地的年轻人，说教当地人唱歌，不如“教牛上树”。一气之下，我一连十多个晚上秘密“练兵”，躲在茅寮里数着手指学简谱。

我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把当时很受年轻人欢迎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主题歌《樱桃好吃口难开》学会了：“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莫说我们的家乡苦，夜明宝珠土里埋。只要汗水勤灌溉，幸福的花儿遍地开。”这贴心而动情的歌，足足让村里的年轻人唱了好几个月。

凭着这首歌，我村青年参加大队团支部歌唱比赛还获得了一等奖。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不是机会的机会，我被公社管文化的领导看中，安排担任文艺宣传队队长。

我的母亲从小没有上过学，但嘴里时常讲出许多人生格言。“君子争田先争地，小人争食争床眠”，这是她向我们从小灌输的道理。我离开广州到中山插队务农时，母亲还是用此格言与我话别，我也把此格言当做母亲语录，做人做事以此为准则。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左”思潮充斥到一切社会事务中。“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本是人之常情，可每到春节，上级便号召我们务农青年“留在农村干革命，不回城市过春节”，还专门要求我做榜样留在村里，让其他人回广州过节。

每遇这种吃亏的事情，都是母亲的格言在我内心起作用，令我不去“争食争床眠”。实际上，春节期间，村民都去走亲戚，我也没什么“革命”可干。闲着无事，我干脆一大早起来扫垃圾，把全村打扫得干干净净。村民都赞我做了好事，我却得到全村的垃圾用作自留地的土杂肥。也因为肥料充足，我种的农作物长势特别好。当国家干部后，我还把自己种的大葛作礼物送给公社各位朋友呢。

那年头，农民每年要向国家交售生猪。村里有些人卖猪之前故意把猪喂得饱饱的，以增加猪的重量。而我则相反，走别人不走的路，干别人不愿干的事。卖猪时，我反其道而行之，有意把猪饿两天。食品站收购人员见我的猪是饿肚的，计算净重率时反而比那些喂得饱饱的评得高得多。相比之下，我节约了饲料却增加了收入，还得到了一个“爱国家、爱集体”的好名声。

七年的农民生涯，我担任过生产队记分员（义务为社员记工分），团小组长，生产队副队长，团支部副书记，大队党支部委员，民兵营营长，坦背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

当农民的这七年，是我生命中的春天。生活很艰苦，但心情很快乐。在风雨中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兄弟摸爬滚打，经历了人间的生离死别，尝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农民兄弟都是我的良师益友，让我对社会、对人生开始有了自己的看法。记得有一回，我冒着狂风骤雨，在荒野中用锄头写下“会在花阶砖上跳舞，并不等于会在泥泞中走路”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

1969年，由大队党支部书记梁容根做介绍人，我作为全公社知青中的第一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老实说，那时候我只是一个热血青年，虽然嘴里也常常说出“共产主义”这一词，但并不理解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我只是觉得村子里实在需要有人出头去解决各种困难，而村子里愿为村民解决难题的都是共产党员。我就是凭着愿为村民干实事的热情入党的。

中山是始发站，其他都是中转站

我生命的过程中，好几个转折都与“七”字有缘。

当了七年农民，在佛山团地委工作了七年，当中山市副市长七年，任广东省旅游局局长七年，任省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七年。岗位几经变动，离去归来，直到退休，最终我还是决意回到中山。

我就像一列长途火车，中山是始发站，其他都是中转站，不论如何兜兜转转，最终还是回归到始发站。

当了7年农民之后，1971年，我的身份发生了质的变化，用村民的话说，从“食谷”变成“食米”了。当时，农业人口分配的是稻谷，而城市人口由国家供应大米。从务农青年转为国家干部，对我来说真有点匪夷所思。那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中山第一次在农村从贫下中农优秀的未婚青年中挑选国家干部。我的家庭成分不是贫下中农，而且已婚已育，并不符合转干条件。县委组织部负责挑选干部的甘玉明同志（后来任中共中山市委组织部部长）与我谈话。他告诉我，组织上决定破格把我转为国家干部，除了考虑我在农村表现出色外，还为了在下乡青年中树立一个安心农村、务农是有前途的榜样。在23名新转干部中，我是唯一属于破格的。

参加完新干部培训班后，我被分配到小榄公社任共青团团委副书记，负责把共青团基层组织重新建立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地方共青团组织被冲击瘫痪了。

当公社团委书记的两年多，我更多的时间是带着几百名青年远征于珠江口的磨刀门，驻扎在名叫鹤洲山的孤岛上。用土制炸药，开山爆石，围海种草，通过水草的生长，把江河冲到大海的泥土阻挡，让其沉淀下来形成土地，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围海造田”。如今，那个地方已经成为珠海特区横琴自贸区了。

1975年，我和沙溪公社的汤炳权（后来从中共中山市委书记任上调省政府任副省长），南头公社严锦华（在珠海政协副主席任上退休），黃圃公社仇智源（恢复高考后到中山大学读书，后在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工作）四位年轻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佛山地委青年干部培训班。结业典礼时，领导在讲话中透风，为了对地委机关干部结构“掺沙子”，将在这几十个有基层工作实践经验的年轻干部中挑选若干到地委机关工作，让大家思想有所准备。

到地委机关工作，名声好，升迁机会多，不必在基层风里来雨里去。这是很令年轻干部向往的。这大好机会会落在谁身上呢？我们几位来自中山的学员私下议论，都认为是仇智源。他样貌最帅，谈吐斯文，字也写得漂亮，是到机关工作的最佳人选。至于我自己，我留恋基层工作的环境而不喜欢机关的工作氛围，觉得机关束缚太多。加上我的性格粗，谈吐直，衣着打扮不修边幅，字也写得奇丑，整体形象从里到外都像一个农民头，太不适合机关。不料想，到机关工作的调令上偏偏写着我的名字。那时组织纪律十分严格，调令一到，一星期后就要到任，没有什么价钱好讲的。就这样，我从小榄沙口码头坐夜船到广州，再转乘火车至佛山，到共青团佛山地委报到。

在共青团佛山地委这个“中转站”，我工作至1983年上半年。此时，佛山地委辖下的各县都撤县建市，地委机关许多干部重新分配到珠海特区、佛山市、江门市等地工作。珠海经济特区是个新亊物，发展机会多，且工资收入也高。许多人都希望调去珠海特区工作。可我觉得，像我这样文化底子不足的人，如不补上文化这一课，难以适应时代需要。那时候人心思变，人人都有选择发展的机会。我考虑再三，决定要跨越眼前的种种诱惑，回到我童年没有认真过好的学生生活。

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我选择报考广东省委党校行政管理专修科。组织上安排所有报考者三个月脱产复习，准备考试。我没有读过高中，与读完高中的参考者用同样的时间复习，实在是压力太大了。我必须把高中课程的文、史、政三门读完，才开始复习。

当时，我一家四口人全在读书。我在准备考党校大专，太太在补考中专，女儿在考初中，儿子在读小学。为了我的备考，全家各种活动统统让路，家中所有能贴上纸条卡片的地方全都用上。墙壁贴历史事件，洗手间门板贴语文词组，蚊帐顶贴哲学词条，电视机放考试实例。

经历了无日无夜的90天艰苦的复习后，我竟然也考上了。在考试合格的183人中，我排在第180名。对这个排名，我有点自喜又有点不安。喜的是我比其他考生少读三年高中，竟然也考上了；不安的是成绩倒数第三，不知今后能否完成学业。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横下心来顶硬上。省委党校的党组织还安排我当学员党支部的学习委员，这对我来说，真有点拉牛上树了。

在省委党校读书的两年多时间里，同学们对我的评价是学习刻苦勤奋并善于吸收别人的长处。每天天未亮，我便拍门把张建刚同学（党校毕业后，从湛江调到中山工作，在市政协副主席位置上退休）叫醒，打上一小时羽毛球，然后到饭堂取早餐，回到宿舍边吃边温习。晚饭后，我约上几位成绩好的同学边散步边取经。在哲学观点的表述方面，李华就同学（毕业后任佛山巿委秘书长）是高手，我便经常请教他如何把一个哲学观点表述完整。何作安同学（毕业后任佛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在驾驭文章的布局谋篇中能力强，我便专心就此向他请教。

我把一切可以用来读书的空余时间全都用在读书上。许多同学报名业余学英语，我觉得自己无这个本能，便说，我只能学“成语”。真的，两年时间下来，坚持每天读几个成语，把《成语词典》读完。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时，我的成绩排在全班前列。此外，我比同学们多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离校时，我读过的课外书足足有一面包车。

从省委党校毕业后，我们需重新分配工作。我从打探来的消息得知，组织上准备让我到三水县任县长。但我的心愿是回中山工作，我直接找到佛山市委书记童孟清谈心，表示我希望回中山工作，并详细说明理由。从谈话的气氛看，我猜想童书记接受了我的意见。但是，他还是半开玩笑地说：“小吕呀，到三水有官升，回中山无官升哦。”就这样，我级别未变，还是读书前的副处级，从“中转站”佛山回到“始发站”中山了。

1985年7月31日，中山市人大常委会任命我为中山市（县级市）副巿长。我在政府班子中的分工是协助汤炳权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环境保护、国土、文化、体育、卫生及城区各办事处等部门和工作。

我一直努力工作，无日无夜地扑在工作上，十分开心快乐，又十分有成就感。1993年，由于种种因素，要调我到省里工作，接替重病在身的黄继同志，担任省旅游局局长。虽然是升官，可我内心很不情愿。我热爱中山，钟爱自己所分管的工作。我早就把中山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在我内心深处，我觉得画家把美丽画在纸上，而我则是把美景画在这个城市。正当我把一座城市当作画纸，全神贯注一笔一画地绘画着，而这座城市经过自己与同事们以及市民的努力也越来越让中山人骄傲，越来越让外人称赞的时候，要我调岗，我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

可我又是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人，组织上决定了，我只有无条件服从。在市政府组织的欢送会上，我百感交集，含泪唱了《几许风雨》和《潇洒走一回》这两首歌，“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用这两首歌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就这样，我这列长途火车，又一次从中山这个“始发站”出发，驶往广州这个“中转站”了。

我在省直机关当了七年省旅游局局长（1993—2000年），又转任省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七年（2000—2007年），再任省政协外事侨务委员会主任五年（2007—2012年）。此时，有近50年工龄的我已到退休年龄。

在省直机关退休，还是回到中山退休？我脑海中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回到培育我成长的“始发站”中山退休，是我内心的志愿，虽然每月将比在省直机关退休少了几千元收入。几经考虑，我还是决定让我这长途列车回到中山这个“始发站”来。经组织批准，我终于可以回到这源头了，回到这可以从头再来的始发站了。（我回来后不久，中山退休干部的收入也提高到与省直机关接近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