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廖冰兄传略
童年
廖冰兄原名廖东生，1915年10月21日（乙卯年九月十三日）生于广州观音山（现越秀山）脚下“小北”一带的贫民区。父亲廖明刚，广西象州妙皇乡大窝村人，当过小贩，又先后加入军阀龙济光的“济军”和莫荣新的桂军，后随军入驻广州担任一个排级的事务长；母亲岑月清，福建人，端庄娟秀。他们在广州先后生下儿子廖东生和女儿廖冰。
东生可谓命途多舛，四岁时父亲横死汕头。丧父后，廖家顿失支柱，生活更加拮据。母亲外出打工，祖母和外婆就留在家里打纱、织麻鞋。父亲死后留下一大堆债务，母亲由于债主上门讨债吓疯了，一度要住进精神病院。东生八岁时，母亲被迫改嫁，不久祖母也病死，遗下东生兄妹依靠外婆抚养。年仅九岁的东生常常带着妹妹去摘野菜，还要帮家里打纱、织麻鞋，甚至带着妹妹在街上摆油锅卖油条、油炸粽。
东生居住的大石街，是中下层市民的聚居地。这里到处是赌摊和当铺，游走着赌红了眼和失魂落魄的人；街上还有人摆摊代写书信或占卜算命；附近有座关帝庙，庙前空地上围满了看卖武的人。东生经过内街的杂货铺，总会被月份牌上的旗袍倩女吸引住，碰到附近教堂的修女来派发圣经故事的小图片，他就会挤过去，拿到一张便如获至宝。童年的东生就常常游荡在这光怪陆离的贫民聚居地。
我所住的是一间窄而长的“竹筒屋”，墙是用泥筑的，瓦面残破不堪，下雨时到处漏水。更糟的是泥墙湿了容易倒塌，所以我那时候有两怕，一怕台风，二怕警察。每逢刮台风，我就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怕房屋塌下来。当时每户人家都得交警费，交不起会被抓去关押。父亲死后数年，母亲改嫁到广西去，祖母病死在方便医院（设备很差、收费较低的慈善医院）里，我和比我小三岁的妹廖冰与外祖母相依为命，要是外祖母被抓去，我们两个小孩子怎么办啊！所以，我每次看到警察进巷，都惶惶不安。（冰兄）
母亲有时去广西，有时回广州住。有一次，后夫寄来60元路费叫她到广西，其时东生家里正穷得发慌，就把这笔钱花光了。后来，母亲为无法筹钱去广西而发愁，百般无奈之下，就只好把六岁的冰妹抵押给一个自梳女（当时广东“南番顺”一带不结婚、吃斋，自己在家带发修行的女人）做使女。东生十分想念这个相依为命的妹妹，就跑去主人家想见妹妹一面，却被拒之门外。妹妹在屋里哭，哥哥在门外大哭，一门之隔，竟是咫尺天涯！这一幕让他刻骨铭心。
东生的外婆郑氏在艰难中把东生兄妹抚养长大。她虽然不识字，但她的勤快，即使挨饿也不诉苦，在贫困中与街坊相濡以沫的坚韧、善良的品格，令东生终生难忘。外婆是他人生中最初的楷模。
东生早熟、聪颖、敏感，直到晚年还记得四岁时父亲唯一一次带他上茶楼饮茶，他就好奇：为什么很少有女人上茶楼？东生十岁时，妹妹被抵押给人做使女，再加上母亲的悲惨遭遇，使他早在童年时期就对封建社会、传统礼教怀着深深的仇恨。他一家的生活遭遇，可谓不幸中的大不幸：家庭破碎、骨肉分离、债主上门、饥饿威胁……多少人在这样的生活、精神压力下，早就被摧残，被毁灭，但东生终于撑过来了，因为他感到贫穷、苦难里亦不尽是黑暗和冰冷。十五岁那年，东生患了伤寒病，整条巷子的穷街坊轮流过来看护他，大家凑钱给他治病、滋补身体。穷人间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温暖了东生一辈子。
廖冰兄有一次与同母异父的弟弟余光美聊天时说：“有些人觉得杜甫‘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的诗句难以理解，如此贫苦，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趣？那是他们不理解穷人。我自己就曾经是个敲针作钓钩的稚子。穷苦人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愁眉苦脸的，要不，早就活不下去了。”
“街砖大学”
东生自小就喜欢画画，但因为家穷从未上过美术专科学校。由于背着一个“拖油瓶”的名分，东生一度不敢去上学，直到九岁才入小学读三年级。小学毕业时，他决定报考广州市立师范学校，那时教师是一份不错的职业，而且入读师范学校还可以免交学费。
热爱是最大的动力。七岁在舅父的私塾“旁听”时，东生就曾在自己的课本《大学》那书页甚宽的天头上画下自己的处女作。这画不吉利，画面上一个人死了，几个人围着他哭。由于买不起颜料，甚至连便宜的纸张也买不起，他就用竹枝、瓦片在地上画。后来有人开玩笑，说他的美术是在“街砖大学”毕业的。
很快，他就想出办法来换取画纸——给本街一间纸店扎灯笼。元宵节、中秋节的花灯他都会扎，老板则以纸代工钱，东生换得画纸可以作画，亦乐在其中。
既然交不起学费去学绘画技艺，他就想方设法去“偷师”。1922年4月，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胡根天创办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校舍先是在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后又迁至三元宫旁，就在大石街附近。当时东生才十一岁，“我听说他们要雇请小孩当模特儿，每小时给一毛钱。我既想学画又希望被雇为模特赚点钱，就常常到那里去看。市美的师生经常或在公园、街头或上观音山写生，我就跟着去。为了跟他们套近乎，我常常帮他们做些事，比如帮他们从山上跑到山下取水让他们洗笔之类。该校是让学生自由发展的，学生们的画各种各样都有。该校举办画展，我必定去看。虽然他们终究没有雇我做模特，没有让我赚到一文钱，但我已经从中‘偷’到一些绘画技术了”（冰兄）。
另外，“从1921年起，广州有了由一些留学生组成，以西洋画为主的美术团体赤社（后曾改名尺社）。他们引进欧美的绘画技术，巴黎画风从此吹入广州。赤社每年举办一次画展，我是热心观众之一，因为这是我学画的大好机会”（冰兄）。
冰兄在谈及这两件事时，都很感激他的恩师胡根天。“我在市立师范学校读高中的三年，胡就在市师担任美术教师。其实在这之前，他已经是我的老师了，我‘偷’过他的绘画技术。他在市师任教时，采取‘无为而治’的教学方法，让我高兴怎样画就怎样画，只给我一些启发性的指点，从不以什么画法强加于我。”（冰兄）
当时的画册少，印得不好而且贵，东生买不起。他便大量看“通胜”（历书）、章回小说里木刻版的线描绘图，花露水广告上的旗袍美人，街头炭相铺里的人像，修女派发的圣经故事图画。边看边体味，从中吸取养料，有时会用手指比比划划，兴之所至，还用棍子在地砖上临摹。“我还从报刊上的漫画学画技。比如，1933年在广州，由叶因泉和黄凤洲主编的《半角漫画》就是我很喜欢的刊物，我从那里学到了一些表现手法。我在有点儿钱的时候，在文德路的旧书摊购买一毛钱一本的日本杂志《日之出》……常用心去观摩，所以我的画风也受到一点日本画风的影响。”（冰兄）
东生还常为街坊们做两件事，一是代写书信，二是唱木鱼书。街坊们大多是文盲，而且穷到拿不出钱请人代写书信的地步，所以对义务代他们写书信，又分文不收的东生十分感激。
木鱼书是有押韵的粤语唱本，内容大都是古代薛仁贵娶柳金花、薛丁山射雁养母之类的通俗故事。对于那些买不起戏票、电影票的穷街坊来说，能听到唱木鱼书就是很好的精神享受了。东生这个经常为街坊唱木鱼书的穷“秀才”，就成了巷子里深受尊敬的年轻人。冰兄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唱木鱼书还给我带来一种好处——引起我对韵文的兴趣，后来我便常常在画作中写上诗、词等韵文，收到很好的效果。”
1932年，还是一个中学生的廖东生，开始在广州的《市民日报》公开发表漫画。他的第一幅作品题名《狼子野心图》。这幅漫画爆发了他内心的怒火——将日寇画成张开血盆大口，意欲吞噬我中华的豺狼。随后，东生还在本地的《诚报》《环球报》和《七十二行商报》等报发表漫画。此时，正值陈济棠主政广东，依托重新活跃的新闻报业，沉寂近二十年的广东漫画界再度活跃起来，李凡夫、黄凤洲、叶因泉、黄伟强、林檎、郑家镇等漫画家纷纷发表作品，使广州成为除上海外，国内另一个漫画中心。
1933年下半年，一次在《诚报》发表文章时，东生用了“廖冰兄”这个笔名，意为“廖冰之兄”。从此，“廖冰兄”便沿用一生。
《诚报》有个刊登幽默画的副刊版，我是这个专版的积极投稿者之一。该报不时召开作者座谈会，我在座谈会上结识了画家李凡夫、林檎、黄茅（黄蒙田）等人。可以说，我是从此进入漫画界的。
当时的漫画家是从各种各样的画中学画，他们是成为画家之后才成为漫画家。而现在学漫画的人则不是这样，他们是直接从漫画学漫画，打个不大文雅的比喻，现在学漫画的人是近亲繁衍，而我们却是“杂种”。（冰兄）
人生哲理漫画
从1932年至抗战前夕，崭露头角的廖冰兄创作兴致渐浓，接二连三推出一大批作品，这些漫画以天真、稚拙的线条以及出自民间艺术的风格、造型，来表现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生真谛的洞察。这批画以其主题的鲜明、集中，富于哲理，而被漫画前辈称为“人生哲理漫画”。
美术评论家朱金楼说：“他初期的作品发表于抗战之前几年中，他一出手便有着很好的技巧，富有儿童画情趣的单纯而稚拙的线条和造型，当日上海的朋友们都骄傲于华南有了这么一位漫画家镇坐着。他似乎在当时有意识地爱慕着亨利·卢骚的造型的稚拙天真，和他们作品中充满着的高贵纯洁的童年梦境。”（朱金楼：《论廖冰兄》,1946年8月11日《西南日报》）
这批漫画开头只是发表在广州、香港的报刊上。但到1934年年初，在报摊上众多的漫画刊物中，当冰兄发现了刚刚创刊的上海《时代漫画》，便对它一见钟情。《时代漫画》创刊号的封面，由漫画家兼该刊发行人张光宇设计，以一套绘画工具组成一个策马提枪的斗士，鲜明地显示了勇于向恶势力挑战的编辑方针。该杂志经常出现的鲁少飞、张光宇、叶浅予、黄文农、陆志庠、王敦庆等漫画家名字，早已深深印在冰兄的脑海里。于是从1934年开始他便转而向《时代漫画》投稿，逐渐成为《时代漫画》的中坚作者。他的作品还刊登在上海的《中国漫画》《论语》《漫画界》《上海漫画》等刊物上。
大半个世纪之后，老出版家范用先生有意把自己珍藏的三十多本《时代漫画》结集出版，邀请当年的漫画作者题字，已经80岁的廖冰兄欣然提笔：“《时代漫画》是我的漫画艺术的摇篮。”这是冰兄对漫画元老的深情怀念。
这是廖冰兄漫画创作中的一个起步时期。为探索人生哲理，他的思考向着两个方向前进，一是竭力看破世相。比如那组《一朵骄矜的花》，少爷送给小姐的那朵花别在胸前显得骄矜，经作者用倒叙法表现出来，却原来不过是生在屋角，经野犬的粪尿淋浇而长成，其实又有什么高贵可言！又比如《君子有所思行》，同坐的一排四个人，突然见面前有横来之物，其中三人即奋起打斗争夺，只有一人依然端坐，目不斜视呈君子状。正令人费解时，突然一阵风吹过，把“君子”之袍摆撩起，原来他已断双足。非不想争，实不能争也！相信观者在捧腹之余，亦会赞叹作者透视人生之入木三分。略施小技，虚伪就露出了真相！
二是从自己的经历，从耳濡目染的大千世界提取素材，以获取有价值的人生哲理。比如，那组《马的故事》连环画就够发人深省的了。马本是自由的，但在野外它惧怕老虎，于是就去投靠猎人，请他帮忙打老虎。于是猎人骑着马去打虎，从此马就世世代代被人骑。那是何等深刻的一个寓言！即使是孩子也能明白，独立是何等的宝贵，为了眼前的利益去投靠别人，失去的就是自由！冰兄这组《马的故事》还有针砭时弊的用意，当时国民党政府幻想依靠英美来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就像那匹求人打虎的马一样吗？谁失去反抗性，谁就会成为奴隶。《失了价值的黄金》讲述的，是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人民死活，“一将功成万骨枯”。黄金又与老百姓何关？
冰兄的“人生哲理漫画”不仅讲大道理，也常常透示出日常生活的智慧。
《买花》讲的是卖花人与顾客一味讨价还价，大家都坚持己见，结果议价议到花儿也凋谢了，最终一拍两散。
《钓》那组连环漫画，讲的则是做事一哄而上，结果多数人都会落空。第一个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而第三个就肯定是蠢材！
《制服》则似乎是对当官做老板者讲述管理艺术。主人对难驯的烈马又是骂又是打，甚至怒而拔枪杀死它，结果只能自己背负着死马来走路。
许多人以为冰兄爱好“画公仔”，会无心学其他学科，其实不然。他是聪明而且勤奋的，他以优异成绩，成为班上能够直升高中的不足十位同学中的一位。到高中二年级，班上四十余名同学中曾有十多人因两三科不及格而被除名转学，但东生没有被淘汰。高中毕业试是全省会考，班上有半数同学为准备会考，不敢参加学校组织的为期一个月的毕业班赴浙江旅行。冰兄去了旅行，回来会考也顺利通过。家里一直还保存着他在民国三十四年（1935年）七月领到的毕业证书，上面记录了廖东生以平均分82.92的高分毕业，证书上有勷勤大学校长林云郂、师范学院院长林砺儒的签名。
1935年冰兄从勷勤大学师范学院高中毕业后，到广州唤民小学当过一年教师，同时兼任《群声报》编辑。
1936年冰兄主要做了三件事。5月，他与李凡夫、林檎、黄茅、黄超等人发起成立“广州大众漫画会”，并撰写了成立宣言，促成华南漫画界的联合。
11月4日，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四楼举行，冰兄不仅作为二十八位筹备人员之一参与展览的工作，还拿出六幅作品参展。这批作品分别是《标准奴才》《挺起你们的角呀，奴隶们！》《闲情逸致图》《标准战士》《樱林栖隐图》及《文明屠杀的祈求》，抗日色彩十分浓烈。其中的《标准奴才》最早发表在广州的《群声报》，参展后，被美国《亚细亚》（Asia）杂志刊登。《标准奴才》以四色油彩笔画成，画面上一个奴才切下自己的头颅跪着向主子捧上，此画把当局者丧权辱国的奴颜媚骨刻画得淋漓尽致。
这一年，他还花了好些时间去研究前辈们的经验，当时在华南因连载《何老大》连环画而红得发紫的李凡夫的创作，尤其引起他的兴趣。10月，他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了《<何老大的>研究》，这是迄今发现的冰兄最早的文章。他在文中肯定了《何老大》的现实意义，说《何老大》是糖衣包着的苦药，先使你感到甜，甜之后就是苦，吃下肚里，却是一副好药。
冰兄还肯定了《何老大》的艺术技巧：
写连续漫画是一件难事，取材难，组织难，穿插难，布局难，对白难，人物的绘写亦难……故想写一段好的‘连漫’不单是个绘画家，而且要是一个善取材结构的小说作家，善用紧张对白的剧本作家。凡夫之写《何老大》，就得到这许多好处了！你看它每小节的四单位中，有四个优美的场面；若干个面貌与性格相称的面孔（使你在纸上好像真遇着这班老友一样）；许多句有趣而又有暗示的对白（有时在一两句很轻松的对话中发现锐刺的）。那些故事、结构、画面、人物、对白，能够相互调混，以增加许多力量与趣味，这就是《何老大》的技巧的好处。
冰兄对《何老大》的探讨，为他日后在香港创作《梦里乾坤》《阿庚》《佐治汪》等连载连环漫画奠定了基础。
走上抗日最前线
1937年初，冰兄辞掉教师的职务，应朋友之邀赴香港任《伶星》杂志编辑，期间还与黄凤洲合办《公仔报》，但仅办了一期就办不下去了。
时局日趋严峻，“七七”卢沟桥的炮声响了，冰兄毅然辞职返回广州，希望投身抗日洪流。
此时，因日机轰炸，冰兄母亲和外婆被迫先行逃难回到广西武宣湾龙村后夫家。随后在10月份，冰兄帮她们搬家也回到武宣。
武宣虽偏于一隅，却也能感受到团结抗日救亡的进步风气。武宣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和县长得知冰兄来了，即拿出四块光洋给他购买笔、纸和颜料让他以漫画宣传抗战。既得到支持，冰兄便埋头在湾龙村一口气画了两百多幅以“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为主题的抗战漫画，这是他自“人生哲理漫画”之后的第二个创作高潮。
冰兄把这批画带到县城，希望在那里办一个展览。却没料到原本支持他的那位书记长已经不在位了，期待中的漫画展无法举行，给冰兄泼了一盆冷水。他在自己填的一阕《沁园春》里就有“无聊赖，恨染苔无绿，着叶无红”一句，表达了报国无门的惆怅。
不过，冰兄这次湾龙村之行，无意中却成全了漫画坛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他不但自己发了疯似的画，还鼓励年仅十岁的光仪和七岁的光美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也画起漫画来。他不仅把弟弟的漫画带回广州展览，以后还发表在《抗战漫画》杂志上，我们既看到弟弟余光美稚拙的漫画，也看到余光仪写诗，由冰兄作画的《大家起来保卫中华民族和国土》。余光仪的诗曰：“保卫！保卫！保卫！保卫我们的土地！铁矿、煤矿、金矿，是我们的家当！高梁、大麦、玉稻是我们的食粮！几千年，祖宗留下这块大好的地方，我们要一辈子安享！鬼子要把我们食粮、家当、土地抢光！教我们全数灭亡！大家举起锄头快枪，筑一道铁的城墙，看鬼子从哪儿来，把他往哪儿赶！”
1938年2月，颇感失落的冰兄带着这两百多幅作品回到广州。其时，李凡夫、林檎、黄茅、黄超等广州漫画家正在举办“华南绘画界救亡协会”抗战画展。众人看过冰兄带回来的作品，都大为叫好，一致主张冰兄搞一次个展。
2月23日，“廖冰兄个人连环画展览会”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由于场地不够，还要请搭棚师傅在厅内搭棚架，这才放得下他的两百多幅作品。开展前夕，好友黄苗子带着《救亡日报》主编夏衍和该报记者郁风赶过来，要先睹为快。看罢，夏衍当即决定，由《救亡日报》出专版隆重推介。画展开幕后，记者潜修发表了《中国的和大众的——廖冰兄画展一览记》的长篇报道。
就在画展快要结束之际，摄影家郑景康从香港赶过来看展览。看后即提议和冰兄一起去武汉，参加以叶浅予为领队的漫画界救亡协会宣传队（简称漫画宣传队）。郑景康还毅然卖掉自己的德国相机做两人的路费。
3月初，冰兄刚到武汉，就赶去武昌昙华林一座古庙报到，加入漫画宣传队。他在队里见到早已闻名而尚未谋面的一批漫画战友，如叶浅予、张乐平、梁白波等人。漫画宣传队从上海出发时，仅有叶浅予（领队）、张乐平、胡考、特伟、席与群、陶今也和梁白波等人，随后，除冰兄外，还有张仃、陆志庠、宣文杰、陶谋基、叶冈、麦非、章西厓、黄茅和廖未林等人陆续加入。
漫画宣传队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宣传队里大家都尊称叶浅予为大哥。四十五年后，这位“大哥”这样忆及他眼中的冰兄“小弟”:“我和他认识在1938年春天，他夹了一卷宣传画从广州赶赴武汉，20来岁的小伙子，一副瘦身材，一对大眼睛，说话像开机关枪，全无保留，毫不客气，在见面的几分钟里，把南方人特有的热情全部发射出来。从此他就成为‘漫画宣传队’的中坚人物。”
时值初春，天上下着大雪，但武汉的政治气氛却很热，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在武汉期间，漫画宣传队经常性的工作就是绘制巨幅宣传画，在汉口市区及武昌、硚口展出。冰兄记得，4月7日台儿庄战役获胜当晚，漫画宣传队全体人员欣喜若狂地干了一个通宵，赶着画一批画，第二天又上街宣传，动员群众献金、献物支援抗战。
漫画宣传队还让停办的《救亡漫画》复刊，并改名《抗战漫画》。冰兄为《抗战漫画》创作了不少作品，其中第八期的“全美术界动员特辑”的封面就是他的作品，画题为《暴露敌人的毒心肠，指导大众的动向》。
漫画宣传队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第三厅刚刚在武汉成立，为壮声势，举办“保卫大武汉宣传周”，每日一主题，如“歌咏日”“话剧日”“漫画日”等等。冰兄从广州带来的两百多幅漫画派上了大用场，4月10日，“廖冰兄抗战连环漫画展”在武汉举行。
在展览开始前，黄苗子和文艺评论家周钢鸣还分别在《抗战漫画》的“廖冰兄抗战连环漫画展专页”上撰文推介。
黄苗子在《廖冰兄的画展》一文中这样写道：“冰兄是一个充满热情而感觉敏锐的青年、漫画家，他有火一样的狂热、伟大的心脏，他不仅趋向艺术趣味的探讨，他更加紧尖锐了他特有的武器，向着敌人施以命中的投击！他绝不是一个仅带有装饰风的小品漫画家，他是一个民族斗争的武士。”
周钢鸣则特别提到：“他这次的画展有几个优点，其中一部分是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的；其次是色彩强烈与鲜明，构图的热情，形象富于农民的活气质，和有通俗的押韵的歌谣式的说明。”
冰兄在给同学丁宝兰的信中略述了展览的情况：“个展十日开幕，于汉口中国国货公司与张善孖国画展同时开幕。观众日三千人以上，有记者来拍活动电影等，极一时之盛，十五日闭幕了。”
冰兄在武汉仅仅逗留了两个多月。5月下旬，漫画宣传队派出张乐平（分队长）、陆志庠、叶冈和冰兄四人组成的小分队，到皖南休宁县（第三战区政治部所在地）开展工作。他们借用一座大宅的厅堂，全力以赴绘制大量的巨幅宣传画。这些画主要描绘日本人民反战争、反侵略的活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后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冰兄又在休宁附近的屯溪镇，熬了一个通宵，把宣传画缩小刻在蜡纸上，印成宣传品派发。
9月，张乐平、陆志庠和叶冈被召回队部，留下冰兄独守休宁。此时，南京、上海相继失守，日寇长驱直入，武汉岌岌可危，国民政府内部有妥协投降倾向，群众人心浮动，出现恐日和消极的情绪。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冰兄一再捧读，颇受教益。六年的师范教育，一年的教师生涯，这一刻顿时让冰兄闪现灵感：何不绘制一套教科书式的连环漫画来开启民众意识？！他很快就构思好了，按照《论持久战》的精神，把一套《抗战必胜连环图》分成“越打越强的中国”和“越打越弱的日本”两部分，又从政治、军事、经济、资源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对比着讲道理，共分成27组，采用每组四格的连环画形式来表达。为了方便露天展览，冰兄又找来一批坚固结实的白扣布，裁成长1米，宽50厘米的规格来作画，前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画好。这套《抗战必胜连环图》图文并茂，每幅画都用韵文作说明，读来朗朗上口，比他之前所画的“抗战连环漫画”更通俗易懂，也更具说理性。这期间，冰兄还创作了连环漫画《王阿成打日本》，画在白布上，与《抗战必胜连环图》一起巡回展出。
年底，冰兄就带着这两套连环画跟随隶属于第三厅的抗敌演剧队第七队，沿皖、浙、赣水路所经城镇乡村作抗战文艺宣传。剧团露天搭台演戏，冰兄则在戏台边用绳子把画拉开做展览，彼此相得益彰，吸引大批观众。他还为第三战区的另一剧团复制了一套《抗战必胜连环图》，供他们循另一路线展览。后来漫画宣传队撤到桂林，经常在附近巡回展览，每次都少不了这套《抗战必胜连环图》。在1939年3月21日的《救亡日报》上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冰兄那套《抗战必胜》漫画好极了，又通俗，湖南佬看得点点下头，口水也流下来了。”
美术史论家黄蒙田回忆道：“1939年中，我和陆志庠曾带着一大批大布画到桂、湘、川各地街头和营房流动展览……不知多少次了，我们带着包括《王阿成打日本》在内的一批大布画，从这个码头挂起再收回又到另外一个码头挂起来，它很受群众欢迎——首先是对它感兴趣。”
在漫画宣传队中，冰兄的创作走着另外一条路子。“队中浅予、乐平、张仃、特伟等高手比较善于创作如《日寇暴行》《保家卫国》《前方需要你》和《全民抗战的巨浪》一类鼓动性的作品，在性质上它不是或超越于讽刺漫画，是一种宣传画。此外，他们还比较擅长叶菲莫夫式或大卫罗式的漫画。但冰兄走的是另一条路，他要求大众化，除了形象设计和形式创造是从民族、民间去吸取养料以适应一般观众——特别是不习惯西方漫画即讽刺画形式的中国观众，但更重要的是和引起观众心灵冲击的鼓动性宣传画分工——或者说是更深入、持久地灌输一些从理性出发宣传抗日战争，目的是使观众——特别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观众得到教育。如同他的《抗战必胜连环图》那样进行分析，观众会认识到日本军阀为什么侵华和最后必然失败的原因和我们抗战到底具备哪些必胜的条件。抗战时期的漫画，从这方面去考虑问题，付诸实践，产生大量作品并通过实验肯定有效的漫画家，只能举出冰兄一人。”（黄蒙田：《回忆片段》）
在桂林施家园
1939年初，冰兄从上饶赶到桂林，回到漫画宣传队队部，开始了一段和木刻版画家合作的战斗生活。
冰兄在桂林郊外的施家园创作了一批独特的“木刻漫画”。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物质缺乏，很难有锌版印刷的条件，用木刻版来印制漫画发行就十分自然了。另外，也是因缘际会，此时漫画宣传队和木刻协会的精英，如赖少其、黄新波、刘建庵和陈仲纲等人都流落桂林，而且两个协会的工作室又紧紧相连，只有一板之隔！
冰兄于1938年10月在休宁创作的《抗战必胜连环图》得到了木刻家们的肯定。赖少其就曾这样写道：“我们应该在这里特别提起的是《抗战必胜连环图》共九十余幅，大胆地采取民间艺术（至少是受其影响）的形式，以及经过浙、皖、赣、湘、桂数省与百余次的展览，民众都如获异宝的感到兴趣，最重要的还是他能以极通俗的绘画手法，描写难以描写的政治、经济、军事各种抽象的题材。”（赖少其：《一个时代的艺术》, 1939年4月21日《救亡日报》）
为了让它更易于传播，发挥激励士气、增强信心的作用，冰兄便将这套原本画在白扣布上的彩绘作品重绘，变成线条更加简练，黑白对比更加强烈的版画形式，由木刻版画家陈仲纲刻成木版，并更名为《抗战必胜连环画》。这套连环画在1940年2月由胡愈之、宋云彬的桂林文化供应社印制成画册，并派发到前线，大大激励了前方将士的战斗士气。有趣的是，刻过《抗战必胜连环图》的木刻家不止陈仲纲一人，还有黄新波和刘建庵。这是我国美术史上，漫画家和木刻家“联合作战”的佳话。木刻本的《抗战必胜连环画》，也是冰兄的第一本个人画册。
冰兄不仅是个坚决的行动者，也是宣传队里有名的“思想者”。来到桂林不久，他就敏锐地注意到宣传工作所面临的一些战略性问题：一是漫画、木刻人才奇缺；二是漫画界与木刻界应如何团结合作的问题。他还撰写了《急速训练漫木干部》《从行营绘训班街头画展说到行营绘训班》和《关于漫木合作》《把握住新问题》等文章作鼓与呼。
1939年11月1日，《救亡日报》开设《漫木旬刊》副刊，由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与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合编，冰兄担任主编。第一期刊出发刊词：
原野上一根草，花丛中一朵花，行过的人未必逐一注意，但她们既已生存在这世界之上，所以也吸着土壤中给予她干燥或丰沃的养料生长起来。
在复杂的现实中，要弄一个东西出来，实在也很不容易，虽然也说团结了，但自命为清高与卓绝之流，依然还有不是刁起眼皮，就是从篱笆中伸出嘴巴——“你们这些小鬼呀，干得出什么？”
我们漫木几个同人，自问能力甚小，但雄心却颇有，然而也不过想在行动的轮子边，做一个推动者，冲锋着的百万大军中，做一名荷枪实弹的摇旗兵卒而已。
路是广阔而遥远，前进着的队伍，倘若是孤军也不行的，它需要更多诚挚的战友的善意的协助和指示，共同朝向涌泛着光明的爱与美之境域。
冰兄自觉地意识到漫画与木刻密切联系的必要：
最近漫画受了颜料及制版材料来源缺乏的威胁，感觉到万分的困难，木刻即可以协助漫画打破目前这种阻碍。单就漫木本身而言，漫画应采纳木刻的强烈性、战斗性、复制性的优点，木刻也应配合漫画的强调性，煽动性的特质。我们要把这两种枪和弹一样不可分离的艺术武器一同使用才能发生宏大的效力。因之，我们应该训练的是漫画木刻的干部——干部决定了一切！
那时候在桂林，木刻家可谓当时得令。由于木刻人才的奇缺，很多报章杂志需要插画时，都不得不乞助于刻图章的工人。为了完成大量的刻制木版画的工作，黄新波、赖少其、刘建庵、陈仲纲等众多木刻家，往往无暇顾及自己的艺术创作，而去做木刻匠的工作。
举办漫画培训班，开设漫画讲座，培养美术人才也是冰兄在桂林的重要活动。
1939年10月间，一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政治部主任梁寒操在桂林乐群社的草坪上会见在桂林的文化人士。冰兄向梁寒操提出举办战时绘画训练班，增强抗战宣传队美术力量的建议，梁当场就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战时绘画训练班由梁中铭任班主任，冰兄任教务长，校址设在桂林七星岩口，办了半年，学生大多是进步青年。这个训练班的教学内容由冰兄及新波、特伟制定，当时在班上授课的还有汪子美、沈同衡、刘元、周令钊、黄茅等人。训练班为期6个月，课程设有素描、色彩、布画、图案、漫画、木刻等。冰兄除了安排教务，还负责漫画课的讲授。他在《从行营绘训班街头画展说到行营绘训班》一文里，谈到他们的训练计划：一是使学员能从一般的认识到深刻研究；二是要求学、做、用的连贯，就是学习与工作合一，即学必做，做必用。
冰兄与木刻家们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起生活，共同战斗，不仅结下了深厚的抗战情谊，而且已经紧密合作，不分彼此了。木刻家们也把冰兄当成了自己人。鲜为人知的是，1940年6月23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曾在七星岩前茶座举行留桂会员大会，改选理事。身为漫画家廖冰兄居然与张在民、黄新波、陈仲纲、刘建庵等五人被推举为常务理事，黄超、周令钊、温涛、黄少痴等九人为理事。会上还讨论了开展“木运”（木刻运动）的问题。
同年11月1日《木艺》第一号刊登的《十年来中国木刻运动的总检讨》，执笔者是李桦、建庵、冰兄、温涛、新波五人；1941年《新建设》第二卷又发表冰兄署名的《抗战四年来木刻活动的回顾》一文，这是廖冰兄作为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参与木刻运动的一篇重要文献。冰兄在《施家园的一间木屋——纪念版画家黄新波》一文中，这样记述当时的生活：
屋中主人盛特伟、黄茅、陆志庠、赖少其，刘建庵和我等都没有固定收入，靠写点稿，画画弄几个稿费度日，大家都是穷且快活。最“快活”的乃是黄新波，即使在揭不开锅的日子，还有兴致涂花了脸，披张破毯子唱大戏（粤曲）。他又慷慨得惊人，有一次，他拿到一笔稿费，想到大家寒酸久了，不如开开戒，请大家吃了一顿。回来后，给我们做饭的阿婆却告诉我们，伙食费没有了。当时，我们的伙食、屋租，还有给阿婆的工钱，都是大家零星凑起来对付的。
不过，他们是一帮理想主义者，即使在辗转抗日的艰难生活中，仍然怀抱大志，憧憬着为新中国的绘画奠基：
中国过去绘画是囚困在山水、宫廷与佛寺之间，西洋画传入中国，又患了盲目模仿西洋近世“主观画派”的病症，最惨痛者，尤其是把一批热衷于艺术的青年关闭在画室里面，以“花、果、美人”来束缚他们的画笔。诚然，我们应当承认画室里的修养不能缺少，但是我们反对他们隔绝了室外的阳光，放弃了“花、果、美人”以外的活动的事物。因为这样会窒息了技巧，闭塞了内容，不能产生出有活力的现实的画幅。
抗战复苏了垂危的中国，复苏了中国的艺术。抗战以来，许多绘画工作者已离开了画室，直接间接参与伟大的战斗，场面代替画室，代替了“花、果、美人”，给予绘画工作者磨炼的机会，成为中国新绘画催生的力量。（廖冰兄：《为新中国绘画奠基》,1939年3月20日《救亡日报》）
《猫国春秋》
1940年7月，蒋介石下令改组第三厅，并解散功勋卓著的漫画宣传队。冰兄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要面临失业了。
离开桂林后，冰兄彷徨入川，先后在四川綦江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美术培训班和重庆的《阵中画报》工作了一段时间。1941年初，恰好阵中画报社迁到重庆，梁中铭又聘他进入报社担任编辑。这是一份八开四版、图文并茂、面向军队、主要宣传抗战的画报，由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主管。尽管主编梁中铭是国民党人，冰兄亦不避嫌，他看重的是民族大义。毕竟《阵中画报》所刊作品是在宣传抗日，而梁中铭也在画抗战漫画，仍然是抗战一分子。编辑这本画刊，以美术服务抗战，又何乐而不为呢？他决定接受任职。不过，在阵中画报社工作了不到一年，由于看不惯梁中铭的所作所为，冰兄最后还是离开了。
当时，国民党掀起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对进步的文化艺术加紧钳制。周恩来支持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借古讽今，与国民党压制民主的专制统治作斗争。1942年，中华剧艺社在重庆演出郭沫若的话剧《屈原》，该剧导演陈鲤庭特邀冰兄担任舞台设计，冰兄的戏剧才能又得到机会发挥。全剧的高潮“雷电颂”一幕，冰兄以一条水平线加天幕几条斜线营造出极静极动、大气磅礴的气氛，甚合剧情需要，得到郭沫若的肯首。
随后，冰兄转到川北遂宁做了半年的茶叶公司营业员。之后得进步戏剧家魏照风关照，当上茶馆经理并给人画像卖画，这样的生活让冰兄感到很无聊。冰兄说：“由于画像卖画，当地人视我为‘名士’，官僚‘士绅’也来和我交结，风雅一番，生活过得颇为灰色。但我却没有藉此钻营，我倒是很想藉此混过这个政治低潮的艰困时期。”
1943年初，冰兄离开遂宁赴重庆。冰兄回到重庆，没有了工作，生活穷困不堪。好不容易熬过几个月，得左翼作家冯亦代介绍，进重庆中央印刷厂做设计钞票印花的工作。这份差事待遇不错，却很无聊，做了不到一年，积得几文钱，冰兄便辞职到郊外青木关闲居，约了特伟、黄茅几个人筹备旨在卖画的国画展。
在重庆“赋闲”期间，冰兄为不少友人的书刊设计了封面。“在1943年间，为冯亦代同志主编的一套文艺丛书设计封面，如夏衍的《天上人间》以及翻译小说《飘》《千金之子》《人鼠之间》等，在当时极其糟糕的印刷条件下，我只能运用木板套色，但搞得简练、明快而又风格新颖，颇获文艺界的好评。”（冰兄）
单是1944年，经冰兄之手的封面及装帧设计，有迹可寻的就有刘铁华编《中外木刻集》，罗荪著《寂寞》，无名氏著《北极风情画》，王鲁雨的诗集《北念草》，徐迟的《美文集》，李一痕主编之《火之源》，孙师毅编、西蒙诺夫作剧本的《为国争光》等书刊。同年，冰兄还开始为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绘制插图，该书于1946年7月由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共有冰兄插画34幅，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俗、历史人物形象。
1944年初，廖冰兄和罗凤珍结婚。他们在重庆北郊缙云山松林坡上，找到一座废弃的碉堡做新房。就像战争年代常见的那样，两人把各自的铺盖合在一起，就开始了成家后的生活。凤珍对冰兄说，想请几个好友来吃顿饭，算是宣布我们结婚吧。无奈冰兄囊中羞涩，只好去找叶浅予诉说苦衷。亲如兄长的叶浅予二话没说，当即掏出身上仅有的几个钱请大家吃了顿饭，算是为冰兄办喜事。后来凤珍怀孕，不宜再住在既潮湿又四面透风的碉堡，叶夫人戴爱莲还腾出一间房，请冰兄夫妇搬过去住。
1944年10月，大女儿出生，冰兄给女儿取名“陵依”。陵者，嘉陵江也。至于“依”不过是“一”的谐音，以后再有小孩，就按二、三、四的顺序排列下去——这是漫画家的幽默。
女儿出生，做父亲的负担更重了，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工作。早在7月份时，特伟接到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动画片组的工作，便邀冰兄一同参加。那个厂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搞的，连动画剧本也是陈果夫写的，内容大致是“养鸡致富”——鸡生蛋，蛋又生鸡，鸡再生蛋，循环不断就发财了。国难当头，冰兄和特伟都对这个无聊故事不感兴趣，终于在春节前夕，被厂长请吃“无情鸡”撤职了。冰兄又一次失业。
但这一次失业虽然短暂，却让冰兄在停止漫画创作几年后，又重新执起画笔，为一年后他那次震动全国的“猫国春秋漫画展”预作演练。
此时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尾段，从欧洲反法西斯战场频频传来的捷报，已经在预告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了。这样的形势，向仍在艰难撑持的冰兄及其战友们展示了光明的前景。另一方面，由于“限共”“反共”的政策，国民党日益暴露其独裁、专制的面目。进步的漫画家在继续抗日的同时，亦情不自禁地起来批判国民党。
尽管国民党实施了严格的新闻管制，进步漫画无处刊登，但文化左派们还是从它的文化管制中找到了空隙——国民党还没有管制的展览。
于是，由叶浅予发起，联同张光宇、冰兄、特伟、丁聪、张文元、余所亚和沈同衡的“八人漫画联展”，便于1945年3月15日，在中山一路的中苏文化协会开幕，展览至3月20日。展览6天参观者高达一万多人，后来应各界要求，又由4月12日续展至20日。续展时场面更热闹，可谓盛况空前。
“八人漫画联展”共展出100幅作品，冰兄出展的作品最多，他的《黉宫灯影录》及《曙梦图录》两套组画共计10余幅，直接揭露社会现实中的丑恶，抨击统治者逆民主而倒行的诸多恶行，获得特别好评。
1945年3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宓契的《用笑和着眼泪来申诉》的评论文章，其中对于冰兄参展的两组画作了如此评价：
看了冰兄先生的《夜梦图录》与《黉宫灯影录》两组共十余张作品，才知道漫画艺术的真正价值，尤其是《夜梦图录》，任何人看了都感到阴森、寒栗，紧抓着每一个读者的心魄，然而这并不是吴道子的《地狱变相》，这是百分之百的现实，也是每一个善良人民所感触到的真正生活。冰兄先生是成功的，因为他写出了每一个善良人民生活的真相，他勾画了它出来，他紧紧地捕捉住这个现实。不错，漫画是夸张的，然而冰兄先生这几张杰作与其说是“夸张”的，不如说是极忠实的“写实的”，他只拿出他锐利的眼光，深刻的体验，真挚的同情来代表大多数市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生活作良心的控诉而已。
然而这是火花的爆发，因为这些作品没有经过生活的磨砺是产生不出来的。
据漫画史记载：“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给这个展览以热情支持。周恩来在展出后接见漫画家叶浅予、廖冰兄、沈同衡和余所亚，对展出给予充分的肯定。《新华日报》等报刊多次给予报导和评论，认为展览可说是对敌人对罪犯的利刃，是为那些罪犯写了可憎的面目。”（黄远林、毕克官：《中国漫画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在1945—1946年间，重庆出现了一系列的漫画展览。“八人漫画联展”之后，计有汪子美、高龙生的“幻想曲”，谢趣生的“鬼趣图”接连展出，后来又有“丰子恺画展”以及张光宇的“西游漫记”和廖冰兄的“猫国春秋”。一系列漫画大家的个展连续推出，高潮迭起，出现中国漫画史上一个别具特色的高潮时期。
在3月份参加八人联展时，冰兄就有言犹未尽的感觉，他希望能更全面更深入地批判这个腐朽透顶的蒋家王朝，“聊将秃笔申积愤，幻托猫城写贼行”。从9月开始，冰兄几乎是一口气画了五个月，创作了近百幅作品。《猫国春秋》的创作过程极其艰苦。美术评论家黄蒙田当时也在重庆，他目睹了冰兄创作的全过程。他说冰兄是一位痛苦的漫画家，“松林坡苍松遍山，从这里俯瞰嘉陵江上风帆来往，风景很是优美，冰兄无心欣赏这一带的自然景色，一个漫画家的责任感在鞭策他必须加紧埋头构思，日以继夜地创作，往年这个季节，许多人到北温泉来避暑，松林坡虽然凉快，我们的漫画家却满头大汗地在劳动。他的心仿佛火山爆发，直喷着仇恨的烈焰。我明白画家产生这些作品时的感情多么痛苦，一方面是那些不幸的、令人愤怒的形象汹涌而出，另一方面是他忍受着生活的残酷折磨。我看见凤珍——他体弱多病的夫人，陵依——那未满周岁的女孩需人照顾，他经常左手抱着孩子右手伏案执笔作画，还有比这样创作更艰苦的画家么？”（黄蒙田：《回忆<猫国春秋>漫画展》,《大地》1981年第4期）。
冰兄一直画到1946年1月底，临近丙戌年除夕才罢手。其实，他还想继续画下去，无奈积蓄已尽，该适可而止考虑一下养家了。更重要的是，他敏锐地察觉到，自日本投降，民主运动浪潮此起彼伏，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正在进行，眼下国民党尚未做好打内战的政治、军事准备，他们暂时还要用“民主”的外衣来掩盖专制、独裁的白色恐怖。用重磅漫画集结出击，揭露蒋家王朝，正此其时矣！早了不行，像之前张光宇的“西游漫记”，就只能婉转地以借喻的手法去表达，而无法从正面淋漓尽致地剥下当权者的伪装。迟了也不行，国民党是要杀人的！几个月后，李公朴、闻一多的命案很快就证明了冰兄的预见。
“《猫国春秋》漫画展”取其中的组画《猫国春秋》为整个画展命名。据冰兄的回忆，漫画展共分五个部分：连环画《鼠贼横行记》、组画《猫国春秋》、单幅的《黉宫灯影录》《方生未死篇》及连环画《虎王惩贪记》，蔚为大观。
不过，根据美术史家朱金楼的记述，“《猫国春秋》漫画展”除了几十张单幅作品外，成套的有《猫国春秋》《晓梦图录》《方生未死篇》《曙梦图录》《黉宫灯影录》等组画以及连环图《鼠贼逞雄记》，说法略有不同。
“《猫国春秋》漫画展”于3月14日—21日在中苏文化协会展览厅展出，场面之轰动令冰兄始料不及。观众排成长龙买票进场观看，其中有不少远在沙坪坝、歌乐山及赖家桥的观众，带着铺盖，徒步至半夜三更到重庆露宿，再等到天亮才购票进场。展览开展后欲罢不能，后又于3月27日至4月1日在工人福利社作第二次展览。
“《猫国春秋》漫画展”的展出，仿佛在重庆摆开了一个战场，将国共双方都卷进来了。冰兄曾回忆到：
在展出当天，郭沫若同志就来参观，此后几乎天天都到会场“坐镇”，这位素不相识的前辈如此关怀，真是出乎意外。翦伯赞同志我早就认识（我曾为他所著的《中国史纲》插图），他虽住在距重庆数十里的歇马场，但也专程来看。有一天，他们两老齐来，应我的要求，还各为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郭老看到《诛逆》一画，即发出会心的一笑，于是便执笔一挥而就：“冰兄叫我打油，奈我只剩骨头；敬请猫王恕罪，让我倒题一首。”他还在“逆犯”二字后调皮地倒签自己的名字。翦老不愧是历史学家，他题的则是：“冰兄作春秋，乱猫贼鼠惧；气死孔夫子，抢了好生意。”
当时在重庆的中共领导人邓发、王若飞、秦邦宪以及刚刚出狱的叶挺都来参观。邓发回到新华日报社，对展览大加赞扬，建议报社的人都去看一看。
当时参与其事的画家王琦，在他的回忆录中还特别提到当天同时在场的一位“观众”：
这时，我忽然发现身旁有一位穿西装的中年人陪同他的亲友也在参观展览，他一边看作品，一边不断地发表评论。当他看到一幅画面是描写一群狼犬在追逐从钓竿上挂的一块肥肉时，不禁以惊叹的口气对他的亲友们说：“你们看这幅漫画表现的内容是多么厉害，特别是那个拿钓竿的人像谁，这一看便清楚。这一张画的威力便可抵得上我们十个中宣部！”我听了他的说话，同时观察了他的态度，他看了这些尖锐有力针砭时弊的讽刺画，既不是感到痛快，也不是感到愤怒，仿佛是为了国民党的腐败、堕落被漫画家击中了要害而感到叹惋和无能为力。（王琦：《艺海风云——王琦回忆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据冰兄回忆，王琦提到的这位穿西装的“特别观众”，就是重庆卫戍区司令部的特务头子。他的那句“这一张画的威力可抵得上我们十个中宣部”，也证明了冰兄漫画的威力。
“《猫国春秋》漫画展”甚至让密切注视中国政局的美国人也大感兴趣。展览期间，冯亦代曾带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费慰梅（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来参观。费慰梅学过美术，曾师从墨西哥著名画家里维拉，她对冰兄的画赞不绝口，她说：“美国漫画家的画只能拿来装饰墙壁，像你这样政治性那么强烈的画，在美国是没有的。”她还代表美国政府邀请冰兄带画过去展览，但冰兄由于妻病女幼无人照顾而婉谢了。
在“《猫国春秋》漫画展”中，《黉宫灯影录》受到更多的赞扬。美术评论家黄蒙田说：“依我读冰兄漫画的经验，在按照漫画艺术规律要求的艺术构思上，在运用形象表现和突出主题上，在作品艺术性的完整上，我以为《黉宫灯影录》是冰兄全部创作历程上最出色的作品。”（黄蒙田：《回忆<猫国春秋>漫画展》，《大地》1981年第4期）
《黉宫灯影录》没有因为较多运用象征的手法而显得隐晦，它较为正面地、直接地去描写，有时间在形式上精雕细琢。这组画正面表达了对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受迫害和苦难的控诉。
《猫国春秋》可谓轰动山城，不仅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其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魅力，强烈如火山喷发的悲愤情感，亦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观众。漫画家张漾兮这样讲述自己的观感：“看了《鬼趣图》和《幻想曲》可以有说有笑，看了《猫国春秋》，使人觉得心头重压，话也说不出来。”
而美术评论家朱金楼的评论，更显得既特别而又深刻：
廖冰兄的漫画重得像有一根横梁在你头顶上将要压下，怪得像在一场噩梦里你看见一块巨大的陨石在眼前坠落；凶险得像古农民发现白虹贯日和长安市上听到了红衣小孩的童谣；阴森得像墓旁的尸怪或嫠妇挑着油灯夜哭！在廖冰兄的画里，没有春天，没有阳光，没有线绒，没有壁挂，没有猎狗牌广告颜料的鲜艳，没有中国工笔山水的金碧，没有阿波罗，没有酒神，没有舒伯特的《圣母颂》，没有“银铃之响于幽谷”，甚至也没有米开朗奇罗的《最后的审判》中待决的囚犯的体魄的壮美，夏凡诺的《穷渔夫》在悲苦的生活中站在船上的那种表情悠闲。在他的画里，有的是普罗米修士和拉孔奥的挣扎，先知约翰在希律王宫廷和攸莱修士在海程归途中的遭遇，人兽斯芬克斯和魔鬼梅西斯托夫的阴险和欺骗，《梅陀沙之筏》和《但丁之小舟》画面上那种尸体的绿色。在这个时代里，是够我们瞧的了：欺诈、压榨、贪婪、残暴、鄙污、下流、荒淫、无耻、营私、谄媚、凶狠、阴毒……溺杀着一切善良的东西。在这个不吉祥的时代里，产生了不吉祥的廖冰兄和他的画！（朱金楼：《论廖冰兄》,1946年8月11日《西南日报》）
《猫国春秋》随后还到成都和昆明展出。
《猫国春秋》到昆明，原本是以为私立粤秀中小学筹款的名义，在金碧路锡安圣堂展出的。冰兄到了昆明，先去找了赵沨。赵是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民盟”（中国民主同盟）机关工作人员。赵沨约冰兄第二天把画带到民盟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办公室，先在民盟机关作一次内部预展。
那天来了许多人，民盟的十多位领导人都来了，其中有闻一多、潘光旦、费孝通、楚图南等人。冰兄把画放在地板上摊开，大家都坐在矮凳上一张一张地看，他的画受到大家好评。正看到热闹时，在重庆较场口遭特务殴打后刚回到昆明的李公朴也匆匆赶来，他一进门就说：“这些作品我在重庆全看过了，很好！很好！”但闻一多看过却快人快语：“好是好，只是为我们说得太多了。”意思是说，冰兄的画表现知识分子的多，相对为大众说话的少。“猫国春秋”自3月在重庆开展以来，还是第一次有人提出如此沉重的批评。闻一多的这句话，使冰兄既震动又感激，一直刻骨铭心。
但到1946年7月，《猫国春秋》刚刚结束在锡安圣堂的展览，昆明城内已是一片白色恐怖，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暗杀，冰兄也被迫逃离昆明。他携妻女搭乘新中国剧团的汽车离开昆明拟赴上海，不料在贵阳郊区翻车，却大难不死，终于在1947年1月回到阔别九年的广州。
香港“人间画会”
1947年2月，冰兄来到香港，马上就去找黄新波、特伟和米谷等人，并立即加入刚成立不久的进步美术团体“人间画会”。同年9月，夫人凤珍也带着三岁的陵依和未满周岁的陵儿到香港。他们租住湾仔渣菲道109号二楼一套约三四十平方米的房子，开始在香港四年的生活。
冰兄一到香港，即与黄新波、黄茅、陆无涯、陈雨田等人筹备“风雨中华漫画展”，以揭露蒋家王朝在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的崩溃。冰兄突击了一个月，拿出20多幅作品，其中包括《抛球图》《一笼二虎》《抓小孩当壮丁》等画参展。画展于1947年3月在中环花园道的圣约翰教堂连展四天，观众之多为香港画展史上前所未有，社会反映相当强烈。《华商报》发表由冰兄撰写的广告词，极具煽动力——“风雨中华：遍野哀鸿，弥天战火！金风钞雨，动荡中华，是贪官污吏的现形记！苦难人民的血泪录！关怀祖国命运的中华儿女不可不看！”
“风雨中华漫画展”的成功，使冰兄又想起自己的《猫国春秋》，它曾经在重庆那么轰动，应该让它和香港市民见见面！然而，冰兄也了解香港，这是个英国殖民地，是个小市民社会，不同于重庆。为此，冰兄赶画了一批同样以《猫国春秋》为题的四格连环漫画，加强其故事性、趣味性，发表在广州的《建国日报》上。
6月20日，“《猫国春秋》漫画展”终于在砵甸乍街宇宙俱乐部举行。冰兄和他的战友们都对展览寄予厚望，展前《华商报》还发了整版的推介文章。《猫国春秋》在香港的展出尽管得到业界好评，给部分热血青年以极大震动，但香港市民的反应却与重庆大相径庭。《猫国春秋》在香港受到冷落，令冰兄陷入沉思。
冰兄明白，《猫国春秋》在香港是水土不服。过于外露的政治性，过分隐晦的“曲笔”，太过压抑、沉重的情调并不合乎香港人的口味。
那怎么办？很简单，入乡随俗嘛。
从此，冰兄开启了他的“新市井漫画”的创作时期。1947年9月，冰兄先是在《华侨晚报》发表连载四格连环漫画《梦里乾坤》，借梦说事，把香港都市的怪现象及每日的奇闻轶事，与国内的政治形势巧妙贯串起来加以嘲讽，借嬉笑怒骂而收发人深省之效。
紧接着，1948年2月25日，冰兄又在《华侨晚报》推出长篇连环画《阿庚传》。“阿庚”这个漫画形象，没有固定的身份和个性，依据每日漫画内容的需要而扮演不同的角色，诚如冰兄自己所写的：“呢个公仔叫阿庚，三百六十行都有份，有时猛过过江龙，有时霉到唔使恨，亦似你时亦似我，查实原来无此人。”
阿庚的形象设计也很简练，很传神。冰兄利用“庚”字的“广”字部首作为阿庚的发型特征，形成阿庚独特的艺术造型，他又以简练的线条勾勒，在夸张头部比例的同时，尤其夸张了阿庚的眼睛，特别传神，使人物栩栩如生。但对于主角以外的道具及次要人物，则惜墨如金，能简则简，以突出主题、主角。画中对白也用粤语，以适应香港人的口味。
“阿庚”见报后，慢慢凝聚了一批固定的读者。有的市民每日打开《华侨晚报》就赶紧翻到有《阿庚传》的那一版，很想知道阿庚今日又做了什么。后来《华侨晚报》因受压力而腰斩《阿庚传》，冰兄便把它转到《华商报》并更名为《阿庚》，继续连载下去。冰兄的思路是把《阿庚》改为新闻性的时事漫画，以便及时向读者传递重要的新闻信息。阿庚也随着每日新闻的内容，变换身份（多是反派、丑角）登台演出。冰兄巧妙地把国民党反动派日趋溃败，共产党节节胜利的新闻，结合香港时刻发生的，如抢劫、诈骗、奸淫、自杀等诸般现象编成“短剧”，让“阿庚”在画中出演。
《阿庚》系列的连环漫画，曾先后在香港的四五家报纸上发表，从1948年2月起，断断续续延续至1950年5月，这也可见它受欢迎的程度。
1949年6—10月间，冰兄还以香港社会常见的家道中落的富家子弟为主角，创作连载连环漫画《佐治汪》，先后在《星岛日报》及《新生晚报》发表。
1949年4月20日，他在《华侨日报》发表《谈<何老大>系连环漫画——由华南报纸的连环漫画说起》，表现了他的漫画创作思想之飞跃。冰兄旗帜鲜明地提出：
首先，我们要认定，一种艺术的流传普遍与否，不能完全估定其艺术价值的高低，我们要估定艺术的价值，还得观察其所起的效果。就是说我们要追究它在读者中所起作用的好坏，它能使读者行为向上、向下或者停滞。《何老大》的内容，固然能够表达了市民生活诸般现象，使读者有亲切之感，但是作者并没有批判这些现象，更少尽其指引读者向上的责任。作者虽然对这个被认为是中下层市民代表者的“何老大”寄予同情，但是，是非爱憎并没有明确的判断。其猎取题材，大体上只是以迎合为目的，这种迎合的艺术，自然只能使读者停滞，很难使他们从中有所获益。
冰兄在香港可谓如鱼得水，他的漫画进入香港左、中、右各派的报纸，每天都有几家报社的人上门取稿。冰兄充分利用香港的自由，不失时机地抨击国民党当局，记录这个没落王朝崩塌的全过程。他的漫画留下了中国历史这一阶段全景式的记录。与重庆时期《猫国春秋》不一样的是，他这时期更少用“曲笔”，而是直接地抨击，其漫画的立意，所取的比喻，更加市井化。如1948年3月29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冰兄当即在该天《华商报》发表《风光大葬》一画，那芸芸“国大代表”排着长龙，在“陪葬人员请先入冢”的指引牌下，抬着蒋介石的僵尸步入“国民大会”的坟冢。“风光大葬”是香港人的“死亡向往”，借此作讽刺，让香港人特别好理解。
而1949年2月25日在《好消息晚报》发表的《掟煲》，又是一幅政治讽刺画杰作。其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在未经代总统李宗仁同意的情况下，将行政院迁往广州，造成“府院分离”的局面。由此，代总统在南京，行政院在广州，国防部在上海，而蒋介石则在奉化“幕后指挥”，国民党已经四分五裂。如何才能把国民党这种政治上分崩离析的状况，让香港市民容易理解呢？冰兄巧妙地想到画李、孙两人均怒火冲天地向“政府”这个“煲”砸石头，贴切地借用了香港人谈到婚姻破裂时常用的形象说法——“掟煲”。就像他在《怎样学漫画》一文中所说的：
一个善于表现的漫画家，他必然具有充分的机智。这些机智也必然是由于知识的丰富、生活的深入得来的。他对于一件十分繁杂的事情，能够扼要地抓到它的核心，借用简单的形象来表现；对于一个十分抽象的问题，能找到十分适当的具象来表现；对于一件十分深奥或者一般人所生疏的事情，能够以浅喻深，取近譬远，用日常习见，亲切近人的形象来表现；对于一件十分严肃令人感到枯燥的题材，他也能运用他的机智，不歪曲主题而表现得意外地风趣、幽默，甚至因此而加强主题的力量。
冰兄在这里谈的是他自己的经验，也是对漫画家的希望。
他熟悉香港民俗民情，也深知香港市民社会常见的猎奇、爱美、八卦、迷信的心理，往往信手拈来皆成漫画。比如，针对香港社会中泛滥的色情文学、色情电影，他就画出《血的故事，黄的渲染》。又如，香港市民不是喜欢猎奇吗？他就创作一幅《怪人展览会》——以近喻远，揭露蒋介石反动统治所造成的种种畸形、变态、扭曲的政治形态。画中奇思妙想，令人拍案叫绝。由七个“怪人”组成的画面，就是“怪人展览会”，就连对七个“怪人”的解说词也妙不可言。
再如，香港社会年底或月底，或换季之时，常有货尾大拍卖，这种商业现象也被冰兄画进漫画来。题为《国记拍卖行货尾大拍卖》，卖的却是：
一、乌龙王旗一面；
二、猪仔簿一本，大麻绳一条；
三、民脂空缸一个，磨人巨磨一具；
四、善叩之头一颗；
五、裙带若干丈；
六、坚硬七彩便纸万箱；
七、“发言”巨嘴一张，附脱落之牙数枚；
八、最新争烂之大饭碗一只；
九、草鞋一只，“捷报”一张；
十、苏州屎一大桶。
此画作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反映国民党垮台时的丑态，构思奇妙，在谐趣中揭示本质，令人看罢无不拍手称快。
就像香港社会中常见的炎夏“制水”、木屋火灾、赛狗、选美、展览倾销、迷信风水、中西合璧的穿西装拜关公等现象，也常常被冰兄拿来“借题发挥”。他那个特别的“漫画头脑”，几乎不会放过眼前一切有香港特色的东西。那时寄住在冰兄家的黄永玉说：“冰兄漫画的构思从来没有枯竭，每一天新鲜而犀利的譬喻往往使我大笑几次。”又说：“他那充满磅礴、浪漫情感的想象力，大胆地说，当今画家没有第二个人。”（黄永玉：《米修士，你在哪里呀！——怀廖冰兄》）
在冰兄的香港作品中，令人瞩目的还有大量与节日有关的漫画。为什么？那是香港市民社会的特色，世俗的小市民特别喜欢节日，又往往害怕过节。由此与节日有关的作品往往特别牵动人心，冰兄简直是透入到香港市民的灵魂深处！
1948年1月1日，冰兄以“王仃”为笔名，在《星岛日报》发表《新年十愿》，把自己置身于香港市民当中去祈愿，相当有亲和力。“十愿”画成十幅小图，画得天真、雅趣、令人着迷。解说词也是十足的市民口吻：
一、愿国内无战争，大家返去有得捞；
二、愿房屋不“荒”，包租婆随街拉客；
三、愿汽车开得斯斯文文，唔会撞人撞楼；
四、愿银行庄口间间都稳稳阵阵，风吹唔倒；
五、愿瞓街老友个个都有瓦遮头；
六、愿马票每分钟开一次，全港人都做富翁；
七、愿马路架天桥，“女郎”吾使阻街兼淋雨；
八、愿全体小贩都“捞起”，吾使“走鬼”；
九、愿政府严限礼物价钱，免得逢节逢年伤脑筋；
十、愿本“排骨”当选1948香港少爷，电影老板拉我上镜，从此丢咗支“漫笔”。
第十愿，把本“排骨”自己摆上去，玩笑开得很调皮，但让人感到亲切、平等。
1949年，冰兄又分别在《华侨晚报》《华商报》及《华侨日报》发表《新年八愿》《新年勉笔》及《牛年颂》，与读者沟通感情。
至于中秋节，冰兄不仅在《竖中秋》（1948年9月16日《华侨日报》）中为下层穷苦人寄托哀愁，也不失时机地借《1949年月饼展览会》这幅漫画，展出由“王仃”设计的七款“月饼”：
一、花旗霉肉月——黄皮黑馅，专供逐臭之夫；
二、衰神拱日月——野味为心，最宜独吞；
三、鳄潭争龙月——见利忘义，骨肉无情；
四、狗臀洋腿月——价廉物美，蒋记特产；
五、无脂膏素月——全骨无肉，不嚼可吞；
六、厚皮双簧月——伪善真恶，黑白不分；
七、万众团圆月——星月交耀，光被环宇。
在清明时节，冰兄也不忘鞭挞那帮借拉壮丁而搜刮敛财、鱼肉百姓的“阿庚”:“搅到我地有山无人拜，要动员地府消灭你班阿庚！”（见漫画《神憎鬼厌》,1949年清明节前作，1982年重绘）
冰兄自称“女权主义者”，他一向不遗余力地捍卫妇女的权益。而在香港，妇女问题显得特别复杂，妇女除了受到封建礼教的压迫，还不断受到殖民地文化、商业社会道德的迫害；“妇女领袖”“新时代女性”的出现，使得这个问题更能迷惑人。妇女真的就解放了吗？冰兄为1948年妇女节而作的《女人女人》犹如一篇尖锐的论文，一针见血，揭穿假象。由六幅图组成的“连系漫画”，几乎剖析了社会的全部妇女生活：
一、老爷是饭碗的把持人，要饭碗么？到老爷怀里来！
二、这一类朝廷命妇，你别以为她是妇女领袖，其实是老爷们的喇叭。
三、她是“新时代”的女性，她“解放”了，她如此这般地“解放”了！她在另一种意义下“脱离厨房”。
四、这位大嫂被判了厨房的无期徒刑，她戴着满身枷锁——柴米油盐和儿女们。
五、她被驱出街头，受尽损害与凌辱，于是“犯”了“阻街”之罪。
六、阻街是犯罪，这些“阻屋”太太又如何？其实这些“金屋”，何尝不是牢狱？
只要老爷继续把持饭碗，妇女就无从解放，这样的见解是何等简明而深刻！
他应七夕节而作的《新银河会》是他的又一幅得意之作。在群众熟悉的“牛郎织女”典故中，作者注入全新的内容。简洁优美的造型、浓烈的装饰味道，造成强烈的视觉效果，令人为之动容。作者又配以广东南音戏曲的文字，唱词通俗易懂，委婉缠绵的乐韵朗朗上口，使其漫画作品声情并茂，令人刻骨铭心。单单就文字而言，《新银河会》（1948年作，1962年重绘）也是一篇通俗文学杰作，值得品味：
一、牛郎织女，会少离多，幸逢七夕渡银河。
二、久别重逢应欢喜，何以双星对泣泪如波？
三、郎呀，何以你骨瘦面黄好似长挨饿？难道好闲偷懒不耕锄？
四、娇呀，你如此说来真係冤枉我，皆因天朝横征暴敛太过苛。
五、天宫捞到肥过猪猡，耕田人仔就受尽折磨。
六、娇呀，何以你织布之人亦穿得咁破？难道你不谋衣食懒抛梭？
七、皆因天朝近日倾销花旗货，仙姬王母扮到似鬼婆。
八、搞到工厂关门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苦奔波。
九、娇呀，今夜难得相逢应暂忘凄楚，且入草房细语慰娇娥。
十、岂料霹雳一声又飞来横祸，拉丁天狗来捉牛哥。
十一、塞入炮筒做剿民炮火，真凄楚，苦难重重怎避躲？
十二、要掀滔天怒浪倒银河！
冰兄对于漫画中的文字，从标题到对白、说明都狠下了一番工夫。美术史研究学者黄大德说：“他以俗谚方言，或以粤讴，龙舟，‘数白榄’（快板）、打油诗词交错运用融为一体。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创造了独特的香港文化文体——他称之为‘三及第’文体（方言、文言、香港独特的地域民间用语）——力图最大限度地切中民众的欣赏心理，借助方言对画面造成强烈的感官刺激。强有力的形象比喻、理论逻辑，融化于简短流畅、明白易懂的押韵粤语中，使各阶层的读者都喜闻乐见。”
冰兄有甚高的文学修养，他用广东方言写成的打油诗词和小曲，可说是俗中见雅的文学精品。例如，在上面提到的为清明节而作的《神憎鬼厌》，里面的文字就是这样的通俗文学杰作。
华嘉当年评价冰兄的艺术，认为他的漫画在方言的运用与画法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就，“尤其在方言艺术上，不仅是一个成功者，而且是一个超越者”。难怪香港著名学者、香港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君葆先生也要邀请冰兄，前往他创办的“新文字学会”作题为《新文字与绘画》的演讲（可惜无法找到这篇讲稿）。黄永玉说：“绀弩老人曾经说过，廖冰兄是个大诗人。冰兄的竹枝词、粤讴，几乎是随口成章，句句见好，充满了机智和生活的欢快。一幅漫画，怎么容得下冰兄的全部修养呢？”（黄永玉：《米修士，你在哪里呀！——怀廖冰兄》）
通俗而不庸俗，俗中见雅，雅俗共赏，是冰兄的艺术追求。他不仅要为香港市民画画，而且希望自己的画也能让高层次的文化人、知识界所欣赏，他做到了。他在香港时期，尤其喜欢画一种“连系漫画”。这标志着他的漫画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连系漫画”的题材仍主要属于市井文化，但更具说理性，更具诗情或感怀咏叹的味道。
何谓“连系漫画”？用冰兄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多幅图来表现一个题材，每幅图之间内容上有联系，但又不像连环漫画那样有故事性”。他又讲道：“我以香港市民较为关注的、颇为熟悉的社会生活为内容，与节日风俗等联系起来进行构思，每幅画配上生动谐趣的龙舟、白榄、南音之类的韵文作说明，有画可看，有词可唱，很合市民的口味。我在《星期报》《周末报》和其他报刊发表这类‘连系漫画’有四五十幅之多。除了政治性的作品，还有一些社会性的作品，如《灵魂旅行记》、《大事—小事—无事》（即《人犬之间》）这些作品寓意较为含蓄深远，赢得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欣赏。”（廖冰兄：《我在香港人间画会的活动》）
在香港的四年间，冰兄发表的漫画作品数以千计，为此冰兄用了不少笔名。除了最为人熟知的“冰兄”之外，他用过的笔名还有：罗凡、罗〇一、〇一、罗时雨、郑乙、郑育吾、岑行、张廷、王仃、卜化人、丁仁、丁叮、丁汀、丁名、莫图、施仁、阿庚、张望南等等。据他自己说，前后大概用过二十几个笔名，有的甚至已经记不起了。笔名之多，也是冰兄香港时期漫画创作的一个特色。
“红须军师”
在美术界的圈子里，冰兄早就有个“红须军师”的绰号。光是漫画创作，哪里容得下他多方面的才能呢？在人间画会这个圈子里，他注定还会做许多事，担当许多角色。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党组织派黄新波回内地迎接全国解放，决定由廖冰兄和陆无涯负责人间画会的工作。
廖冰兄就这样挑起了人间画会的历史重担！从此，他放开手脚，成为香港美术界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仿佛身兼“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统战部长”于一身。
冰兄不仅自己奋力作画，他还要发动和组织更多的青年人参加这场特殊的战斗。早在1948年夏天在李子诵的《星期报》工作时，他就提出要培养一批青年漫画家。在他的倡议下，《星期报》成立“年轻人大学漫画学院”，推举米谷担任院长，冰兄任副院长，校址借用湾仔春园街的“海陆丰公学”。漫画学院向社会公开招生，晚上上课。除米谷、冰兄两位院长外，还聘请张文元、特伟、沈同衡、丁聪、黄永玉、张光宇、张正宇和黄新波等画家为学员讲课。据当年漫画学院一位学员的回忆，由特伟讲授人体解剖，由米谷讲授国际政治讽刺画，而冰兄则专门讲授国内政治讽刺画。在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教员是米谷和冰兄。米谷的漫画人物课生动，加上深刻的政治内容，非常吸引人；而冰兄讲广州话，与学员同声同气，讲课既生动亲切又诙谐。他还经常为讲普通话的米谷、张文元等人做翻译。为了让学员的作品有发表的机会，冰兄还亲自对学员的作业给予指导和修改。1949年初，冰兄接任《华侨日报》副刊《漫画双周刊》主编一职，他便利用这一机会，发表了不少漫画青年的作品。
“年轻人大学漫画学院”第一期培训班创于1948年6月，至9月结业，共大学有学生20多人。结业时，还举办学员漫画展。漫画学院第一期结业后，由于无法注册，不能继续办下去了。为了继续联络这一批漫画新生力量，以后又成立了一个漫画学会。
冰兄还参与了人间画会会刊的编辑出版工作。1948年11月，漫画研究部编辑出版了一本八开24页、彩色封面的期刊《这是一个漫画时代》。编辑出版主要由冰兄与张光宇、米谷、特伟一起分工承担。
封面由张光宇设计：一个由绘画工具组成的骑士手执锐利尖笔，向盘踞在老城堡的魔王发起挑战。设计很现代，也有点“洋味”。“骑士”无疑是漫画家自己了，手执的武器，虽说只是文房绘画工具，但气势非凡，处于攻击态势。
杂志编得很别致，由沈同衡、张光宇、米谷、张文元、丁聪、特伟每人写一段话代作前言，而由冰兄在封三作跋。参加写稿的有黄茅、张文元、丁聪、余所亚、夏衍、聂绀弩、黄谷柳、孟超等名家。
何为（黄蒙田）发表他以后汇集成书的《漫画讲座》，谷柳（黄谷柳）、巴波则发表小说，还有余伯约的杂文《外行人看连环漫画》及聂绀弩、孟超的杂文等等，可谓图文并荗。
《这是一个漫画时代》还刊登张光宇、米谷、阿羊、盛则、文元、丁聪、特伟、马得、郑家镇等名家的多幅作品，冰兄也发表了《灵魂旅行记》和《镶牙记》（署名王仃）。其中丁聪的《现实轮回图》、张文元的《大闹宁国府》、冰兄的《灵魂旅行记》、特伟的《海天小品》，都是很有创意的作品，代表了那个时期香港漫画的最高水平。
难得的是，《这是一个漫画时代》还刊登了郑家镇的一组《香港风七题》，属社会题材的漫画。郑家镇不是人间画会成员，又曾在香港沦陷之时下过“水”，在港受到一些左派画家的排斥。冰兄既往不咎，人家愿意进步，为什么要嫌弃人家呢？是以几十年来，郑家镇一直视冰兄为好友。
生在这个时代，漫画家们是幸运的。用张文元的漫画来说，这时期，他们是“隔海骂贼”，少了白色恐怖的迫害，就尤其痛快淋漓，有时难免会“左”得可爱。
冰兄为《这是一个漫画时代》撰写的跋文如下：
这是一个漫画时代！
这时代，把一切“赏心悦目”“陶情怡性”的帮闲艺术冷落了。纵有吴道子也画不出庄严佛像，李恩训也画不出金碧山水，王摩诘抒不出诗情，倪云林也提不起逸兴。虽然还有些追慕盛唐文物、六代豪华的画客，装痴装聋地，在颓垣败瓦、狐鼠横行的境域，涂红抹紫、点缀升平；虽然还有些捡拾些资本主义艺术牙慧的大师，写点儿洋味盎然的画儿，求老板官儿光顾；可是这素称“文物之邦”的国度的今天，掌朝政拥巨资的偏偏是不识文物艺术为何物的狐群狗党。它们干的是卖国残民、破坏文化的勾当，连祖宗留下的一点古董，都要盗卖干净，这是个一切王朝中最不肖的末代王朝，它们只会养走狗，哪会养“画官”！只懂看钞票，哪会看吴生大李比赛《长江万里》？于是那些欲邀圣宠，立意帮闲的大师画伯，只好蹲在血腥的食桌旁边，读了“六代豪华”之后再叹一句，“春去也，更无消息”了。
这时代，倒是个漫画时代，是一切与人民痛痒相关、憎爱相同的漫画工作者尽情发挥的时代。这末代王朝，既制造仇恨，也制造笑料。它在我们周围铺陈人民的血肉，也在我们眼底显现出自己的脓疮。或者这只手拿“宪法”，那只手举起血淋淋的钢刀！或者嘴巴上挂一串漂亮“诺言”，脚瓜下踏着一堆骨血；或者前面道貌昂然，后面乞怜摇尾；或者才唤一句“主权国格”，接着一句就是“美国爸爸”。它每分钟每秒钟在每一个角落不断地制造罪行，繁殖仇恨；同时也是向漫画工作的笔底无穷无尽地供给题材，要我们去攻击去暴露。虽说“漫画”艺术是西洋传入的文化之一，但，如果到今天整个世界还没有“漫画”这种东西出现过于艺术领域，生存在中国的画家，他们也必会为现实所驱使，把漫画“发明”出来的。
我们不愿意保持这个“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一切努力却是为了加速这个时代的溃灭，我们和全人民一样渴望另一个没有罪恶、残杀、仇恨、贫穷、灾难的，繁荣、富足的时代迅速到来，那是人民的“王朝”，整个国家是人民的宫殿，那时再找不出一件更要攻击的事物，找不到一点漫画题材，人民在工作饱食之余，将会需要赏心悦目陶情怡性的艺术。我们将换过一支彩笔，作为“人民宫庭”的“侍诏”，与一切愿为人民服役的艺术家，在这广大的人民宫殿每个角落，描绘人民的胜利、人民的欢笑的彩画。
真的会有另一个“没有罪恶、残杀、仇恨、贫穷、灾难的，繁荣、富足的时代迅速到来”吗？在人民的“王朝”，整个国家是人民的宫殿，那时再也找不出一件要攻击的事物，找不到一点漫画题材吗？那时候，冰兄和他的战友、同行沈同衡、张文元、丁聪他们都是深信不疑的。
1949年9月28日那天，冰兄把两幅画稿交给《华商报》后，想到过几天新中国就要正式成立了，我们为什么不画一张毛泽东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巨像，送回广州迎接解放？晚饭后，冰兄便立即赶往九龙宋王台张光宇家，把这个构想一说，张光宇拍案叫好，他们随即分头联络人间画会同仁共同商量。10月2日，和张光宇、张正宇、黄茅、阳太阳、关山月等人会集，冰兄向大家说明意图，画家们都异常兴奋，纷纷献计献策。
那么，毛主席画像以什么做参照呢？有人提出，可用《东北画报》发表的毛主席身穿军装的照片。最后决定，把毛主席像画成以红油衬底，高90英尺，宽30英尺的巨像。
据冰兄回忆，人间画会的财务盛可君离开香港时，交给他的存款只有23元港币。画领袖巨像，没场地、没经费，条件相当艰巨。“香港文协”于逢同志闻讯，即提出可借用“文协”在砵兰街会所的天台，而经费及绘画材料则要通过各种渠道向热心人士筹集。画布由开布厂的爱国人士陈老板提供，需用量最大的油漆则是由关山月的学生梁冰（朝佐）通过其父，动员国民油漆厂的经理捐赠。还有一家广告公司也大力支持，提供画笔等作画工具。
据冰兄回忆，参加画像绘制工作的，除他之外还有张光宇、张正宇、黄茅、关山月、阳太阳、黄永玉、梁冰、陈雨田、王琦、潘鹤、梁永泰、杨秋人等三十多位画家。
这幅巨画其规模之大实在惊人，画像中毛主席的一只手掌，就大大超过绘画者整个身子，每粒纽扣之间的距离相当于一个人的高度。这样，几十人花了整整一周时间紧张绘画，之后又分三天作总检查和总修正，全画才算完成。画面背景用油漆涂成鲜红色，烘托着身穿绿色军装的毛主席站立挥手的全身画像，头顶上闪耀着一颗耀眼金星，红底上端书写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八个大字，每个字约高3英尺。
10月14日，广州解放。11月1日，广九铁路通车的第一天，人间画会派出张光宇、关山月、杨秋人、阳太阳、黄茅、王琦等人护送这幅画像，乘坐第一班火车抵达广州，移交广州军管会文艺处。11月6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巨画，终于在临江卓立气势非凡的广州第一高楼——爱群大厦悬挂起来。
这边厢，冰兄策划《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巨画的制作，那边厢，他又和黄茅、张光宇一起筹备另一项重大活动——组织港九美术工作者参与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活动——10月26日在湾仔六国饭店大礼堂举行“港九美术界庆祝人民政府成立暨广州解放茶话会”。冰兄把香港美术界所有的知名人士都请来了，包括好些与人间画会素无联系的美术家。那天一下子来了二百多人，济济一堂。会上，大家热烈发言，强调美术工作者今后不但要团结在一起，而且要共同学习，向人民靠拢，改造自己，为祖国服务。
会上，冰兄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何不搞个画展义卖，慰劳解放军？他和李铁夫一说，铁夫当即表示赞同，并联同十四位画家现场发出倡议：每人自动捐出作品举办劳军美展，筹款慰劳解放军。
11月25日，港九美术界慰劳解放军美术义展，在干诺道中的华商总会大礼堂开幕。大清早，陶金便带着刘琼、王人美、李丽华、陈娟娟等一大群明星到场迎接观众。这真是一个空前盛大的美术展览会。德高望重的革命画家李铁夫在学生陪同下来了，他不仅捐出三幅油画新作义卖，还准备即席挥毫。余本、冯钢百、徐东白、陈福善、徐上炎、郑可、尹积昌、钱瘦铁、何磊、吴烈来了，还有郭南斯、简琴斋、任真汉、张云乔也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画家，虽然没有接到邀请，也亲自送来十多件作品。共计一百多位画家参与了这一具历史意义的政治活动。刘少旅带着一批收藏家来参加拍卖。展出的作品三百多件，有国画、西洋画、木刻、漫画、雕塑、摄影、剪纸、工商业美术甚至还有古董，应有尽有，无所不备。此情此景，令廖冰兄感到无限欣慰和激动。尽管有的作品，内容上明显与时代脱节，水平也参差不齐，技法有优有劣，但他看到时代不可抗拒的巨力，看到一颗颗滚烫的心在跳动，看到港九美术界团结爱国的光辉。他在《大公报》上热情撰文，把这次劳军美展称为港九美术界“彩色报国第一声”！
对于港英当局敌视中国人的“治安法例”，冰兄不仅作画还击，而且，他还用勇敢、机智的行动与之对抗。就在港英当局宣布36个进步社团为“非法社团”予以取缔时，冰兄运用他善打“擦边球”的斗争艺术，跟港英当局对着干了一回。他利用李铁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以贺寿为名举行集会（其实李铁夫何时生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并以廖冰兄、冯钢百、赵少昂、黄潮宽、张光宇、陈福善、郑可、陈海鹰等八人的名义在报上发布消息：12月21日在金陵酒家为李铁夫祝寿，凡美术工作者、收藏家及李铁夫的好友和景仰者，每人只需交两元便可参加。
1950年1月，当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时，冰兄又策划组织“购买胜利公债义卖画展”，进一步扩大美术界团结爱国的成果。1950年3月24日开幕的“购债美展”，仍然在干诺道中的华商总会礼堂举行，原定举办三天的美展延期至3月27日才告结束。到会参观认购的观众在一万人次以上，盛况空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胜利在即，国民党开始全面撤退，继政治、军事较量之后，对人才的争夺已成为国共斗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在美术领域，双方都把目光放到“岭南画派”的领袖人物身上。冰兄大胆改变了人间画会一向的“关门”政策，首先就是向高剑父“开门”。
据美术史研究学者黄大德说，冰兄曾经对他谈及这件事。1949年11月，共产党员何磊，奉命做老师高剑父的工作，希望挽留老师为新中国效力。何磊不善言辞，恳请冰兄帮忙，冰兄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在一间茶楼，他们三人对座，叫来“一盅两件”。面对自己那位曾经“上马杀贼，提笔赋诗”壮怀激烈的老师，何磊显得紧张而不知所措，而高剑父则一脸严肃默言相对。冰兄寒暄过后，便谈笑风生，谈起高剑父的弟子关山月已经觉醒，最近参加了人间画会，是国画界值得敬佩的人物。冰兄说，“关山月是你的学生，这是你的光荣，值得你自豪”。冰兄继而向高剑父分析时局形势，晓以大义，表示欢迎他也参加人间画会，和港九美术界一道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更希望他返回祖国继续为人民工作。冰兄还把近期将举行劳军美展的计划告诉剑父，希望他能积极参加，若能单独回广州搞一次展览更好。他们如是喝了两次茶，谈了整整两个晚上。临别时，高剑父对冰兄说：“请容我考虑考虑。”
这两次详谈，使高剑父胸中翻起波澜，尽管他在给一个学生的信中表明他正处在“不欲眠，不欲食，不欲动，不欲画”的生命低谷，但当冰兄在香港发起“劳军美展义卖”活动，邀请他参加时，他仍然在美展的最后一天，即11月29日，从澳门赶到香港，亲自把自己的一件作品送到会场。遗憾的是，高剑父最后还是给了何磊“一马不配二鞍”的答复。未几，高剑父便于1951年在澳门病逝。
关于冰兄的“统战”才能，黄大德做过这样的评述：
他那颗善良的心，那正直、慷慨的品格，那从不以名人自居，只以凡人自处，推己及人的真诚，使所有的人都能一下子被他融化，他那豪强直爽，爱憎分明，充满磅礴、浪漫的激情，能迅速地燃烧人们潜在的良知，唤起人们的正义感。他那渊博的知识，机敏的睿智，古今中外、天南地北、无拘无束的“煽情”的谈话艺术，令几乎所有的人都自然而然地迅速向他靠拢。于是，徐上炎、陈福善、余本、徐东白、高贞白、黄潮宽、简琴石……轻轻地就给他拉过来了；那两位曾为日本人工作过的画家也靠过来了。（黄大德：《光荣的“牺牲”，不朽的丰碑——廖冰兄在香港》）
“上交了脑袋”的年月
1950年10月，怀抱着为新中国服务，用彩笔“描画人民的宫殿”的美好愿望，冰兄夫妇携三个女儿返回广州。两个月后，儿子陵思也出生了。
甫抵广州，冰兄便风风火火地担任《快活报》的主编，这是由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办的一本周刊。社长田苏东坚持，《快活报》不能办成像苏联《真理报》那么正统。田社长的新闻观，在当时可谓新颖开放，特立独行，十分难能可贵。田苏东看中冰兄，是因为他觉得有这位作品雅俗共赏，懂得“入乡随俗”，点子又多的漫画家坐镇，《快活报》就可能办得图文并茂，亦庄亦谐，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既有思想性，又有可读性。的确，即使从今天的角度去看，《快活报》也是一份能让人快活的刊物。冰兄还在《快活报》开设《漫画短剧》专栏，将戏剧手段与漫画结合起来，增加观赏性及戏剧效果。他还推出“歌谣漫画”，大量运用粤语歌谣与漫画相配合，相得益彰，增加漫画的表现力。
紧接着他又到李子诵当主编的《联合报》做美术编辑。其时，“抗美援朝”已经开始，他日夜不停赶画了大批反美漫画。此时，画家的创作需要配合政府的宣传规定，作为一个热血的爱国者，他仍然保持着当年抗击日寇时的激情。晚年回望这批作品，冰兄觉得大致上还是不错的。
冰兄在《联合报》开辟了《每周漫画》的栏目。而《联合报》是民主党派的大报，冰兄要为当时的各项政治运动，如土改、宣传婚姻法、宣传户籍制度、镇压反革命，以及1952年初的“三反”和“五反”运动，创作宣传画及漫画，图解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
配合新中国的各项政治运动，“遵命写画”慢慢就成了冰兄的习惯。他的想象力逐渐受到限制，表现手段由于描画的对象逐渐转向以工农兵为主而减少了夸张与变形。但写实并非冰兄所长，他没受过正规美术教育，素描写实功夫不如科班出身的画家，描画社会的主人公自然就拘谨、吃力。纵观他在《联合报》发表的作品，好的画作并不多。
不过，冰兄在《联合报》近两年时间内，还是留下了136组500多幅的连载连环漫画《六叔》，用“庚叔”做笔名发表。《六叔》以一个老实的小商贩为主角，热情歌颂新中国成立后广州的新气象并对市民进行爱国、守法教育，是冰兄描画“人民宫殿”的一个尝试。
到1951年5月，《快活报》公私合营，并迁到武汉；而《联合报》亦于1952年被广州市委接管。冰兄于是先后离开。
1951年2月，冰兄曾应聘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漫画专业教授一职。
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简称华南文艺学院，是1950年在叶剑英倡议下，合并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及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而创建的。首任院长是当年跟随叶剑英南下的著名作家欧阳山。华南文艺学院于1950年3月15日开学，校址就在光孝寺内（原省艺专校址）。学院仅办了三年，到1953年因教育部对高校作调整而停办。
学院创办之初，颇为政治化，尤其适逢土改运动，学员由院长、秘书长带队到高要及海南岛参加“土改”，学员正式上课的时间不是很多，三年的学习，有两年时间去参加运动。但尽管如此，学院仍然为华南地区培养了一大批文学艺术界的专家、干部。
学院美术系主任是黄新波，获聘的美术教授有杨秋人、关山月、王益伦、黄新波、杨纳维、方人定、廖冰兄、李铁夫。被聘为副教授的画家有黎葛民、陈达人、陈雨田、黎雄才、赵蕴修、黄笃维、曾新泉、梁锡鸿（据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第12号档案）。
1953年5月，广州市文联缩编，冰兄便离开市文联。他虽然还挂着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广东省美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头衔，但已经没有一份可以领薪的工作了。好在，这时候他的好友马国亮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要在广州创办中华书局总公司广州编辑室。马国亮力邀冰兄做美术编辑：“1953年广州市文联结束。被港英驱逐回穗的马国亮奉省委四处命成立中华书局广州编辑室，我调去搞插图（名义叫编委）。该室出版《小朋友》半月刊，每月出四册《中华通俗文艺》（即《中华通俗文库》）。我每月要画插图约40幅，到1958年5月被划为‘右派’到省委农场劳动而离开。”（冰兄）
在编辑室担任文字编辑的有作家秦牧、诗人欧外鸥，而美术编辑除冰兄外，还有梁永泰、黄伟强、杨家聪、谭裕钊等人。
冰兄在中华书局的工作，主要是为《中华通俗文库》画插画，每个月画40幅左右。几年间，他分别为《黄河的故事》《蚂蚁国》《龙的故事》《历史家司马迁》《西湖的故事》《椰子漂流记》《人类走路的故事》《勇敢的拉马》《物质之谜》《鲁班的传说》等《文库》丛书创作插画。
他还为由中华书局编辑、在香港发行的刊物《小朋友》画连环漫画，到1956年又为国内发行的《新儿童》画些带小孩情趣的连环画，比如劝小朋友不要看坏书，带小孩“图游”集体农庄，发动小朋友驱赶麻雀、拾稻穗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从1954年5月开始，冰兄在《小朋友》半月刊中开辟了一个“童话漫画”的专栏，署名“王川”，为孩子们创作了许多形象稚拙、意味隽永的童话、寓言，例如《孤独的牡丹》《千里马》《青蛙和牛》《弓和箭》《正义的蜜蜂》等。到1956年间，又推出一个“小朋友×××想，大朋友王川画”的互动栏目，颇受孩子们欢迎。冰兄每期还为《小朋友》中的“叶沃若童话诗”插画。总之，由大作家、画家主持编辑的这本《小朋友》办得图文并茂，生动活泼。而冰兄靠着稿费，也得以养活七口之家。
1953年12月底，冰兄参加广东省文联系统的“关于总路线与文艺创作”的整风学习，这次整风，口号就是“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时间长达两个多月。整风的学习文件有陶铸《关于总路线与文艺创作》的报告、五年计划华南党的工作、关于作家协会的工作、苏联戏剧创作的发展问题、谈谈作家的工作、文代会文件。后来，又根据文联领导成员孟波的提议，增加一个党内文件《总路线宣传纲要》，以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过程包括阅读文件（所谓掌握思想武器），小组漫谈如何学习，挑选一些典型人物，做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报告。
典型报告后，分组展开批判、揭发，然后再回到创作如何为总路线服务的问题，最后订出自己的创作计划。美术学习组组长是黄新波、廖冰兄。核心小组成员包括黄新波、廖冰兄、符罗飞、杨纳维、林仰峥、赵本，共6人。
据冰兄留下的笔记本记载，1954年2月，他在整风学习会上做了检讨，随后又接受大家的批评，“罪名”有一大堆：吃老本，个人英雄主义，小资产阶级狂热，自恃有天分，名分意识严重，逃避学习、改造，等等。
到1955年，从“反胡风运动”更引发出一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重点集中在文艺界。知识分子纷纷交代历史，检查思想，交代问题。冰兄也不例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上交了自己的脑袋”。
1955年5—6月间，《人民日报》分三次公布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冰兄紧跟形势，大画“反胡风”的漫画。从6月5日开始，他接连发表《胡记“仁爱”牌钢笔》《栽培》《所谓“自我扩张”》《文武屠夫》和《两面派》等一批反胡风作品，“炮火”十分猛烈。
在中国漫画史上，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许多著名漫画家都“义愤填膺”地介入了。不过，漫画家们大画漫画讨伐胡风之时，胡风已锒铛入狱（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之后的第三天，即5月16日，胡风已被捕入狱）。漫画家们扔出“投枪”和“匕首”，不过是在痛打“落水狗”而已。
华君武、丁聪、方成、钟灵等漫画大师都显示了可贵的艺术良心，在事过境迁之后，他们都在不同的场合，对当年反胡风的漫画创作做了忏悔。
而冰兄的忏悔走得更远。他不仅为自己的漫画伤害了同志而痛心，而且反省道：“‘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期间，即使自己已受到极‘左’的打击，却依然以画笔文笔大画大写，助‘左’为虐。如果不是当‘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就被关入‘牛棚’，囚入监狱，我还是会自觉地、狂热地以作品为这场毁国灭民的烈火煽风加油的。”（廖冰兄1985年10月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写的“自传”）
他进而总结道：“我一向把自己的创作视为‘遵命艺术’。但作为一个战斗的漫画家所要遵的必须是历史之命，人民之命，真理之命。”
对于当年反胡风时所画的漫画，他有着深深的负罪感。冰兄晚年说过多次，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所编的漫画集，还有现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内的“廖冰兄艺术馆”，都是对自己的隐恶扬善，甚至欺世盗名，实在于心不安。冰兄曾经说，也应该出版或陈列自己的“恶行录”，把自己充当文化枪手加害于人的作品予以公开，因为历史不应被隐瞒。他还这样说：“我以画笔剥掉别人的衣冠，却隐瞒自己的劣迹恶行，你这冰兄呀，岂不也是小人耶？! ”
因画惹祸的“右派”
1956年，对于中国文艺思想界来说，是相对宽松的一年。自“肃反”运动开展后，“舆论一律”了，毛主席统揽大局，一张一弛，考虑在文化知识界放一放，以舒缓过于紧张的学术、言论气氛。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随后，中共中央又对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如何培养新的知识分子等问题做出具体指示。
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让冰兄恢复了正常的工作。1956年3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广州分会成立，冰兄被选为副主席，兼创作委员会主任。主席仍是黄新波，另有副主席胡根天、符罗飞、卢振寰。当时的广州美协，分管广东、广西的美术家协会，直至1957年，才改名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冰兄没有驻会，单位仍在中华书局美术编辑室，每月要负责画几十幅插图，又要负责美协的创作工作，很辛苦。他同时又是广州市人大代表，要向政府传达民情社意。他为人热心，于是有些市民常常为户口、工作、房产诸如此类的事找上门来。好在这时候夫人凤珍的身体已经好转，而且也有工作，冰兄少了后顾之忧。
冰兄自“反胡风运动”后，所画的大都是“歌德”（歌功颂德）漫画。他在1956年1月发表的《冬天里的春天》，画面上一个捧着花篮的“春姑娘”，从天上向着正在欢庆“转入高级社”“手工业全部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的人海散撒花环。同一时期，他还发表《形势不待人》《热火朝天》等漫画来歌颂社会主义改造。而他的讽刺漫画也仅仅把矛头对准美、英、法帝国主义。
直到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冰兄这才找回些讽刺的感觉，逐渐把目光转到社会上的丑恶、愚昧和荒诞现象中来。这一年，他在批判一些“鸡毛蒜皮”的不正常社会现象的同时，也凭着敏锐的漫画触觉，发现一些体制上的缺陷。他在《新观察》杂志发表了《“专家培养所”图咏》，用“连系漫画”的形式，鞭挞了国家机关中机构臃肿、不务正业、人浮于事的状况，这是冰兄在“反右”运动前夕的一幅杰作。类似题材的作品，还有《机关即景》和《垂帘听政》，都是很有思想，也十分尖锐的漫画。后者更是大胆地把矛头直指我们党政机关中，与知识分子隔着“一堵墙”的人事制度。
冰兄还画过一幅《丑恶的建筑》参加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把广州“岭南文物宫”（后改名文化公园）的建筑物搬上漫画“展览”，抨击盲目崇拜欧美形式主义的建筑设计。
不管怎么说，冰兄当时是沐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春风里。1957年夏天，他与老友黄苗子畅游从化温泉时，还雅兴大发，吟诗一首以抒怀：
少年游愿遂中年，负却春光夏尚妍；
夹道荔红浑似火，绕溪竹绿渺如烟。
晴窗客静研经典，湖艇人闲下钓弦；
琴韵天风疑世外，飞涛千尺出云端。
这首诗记录了冰兄在“反右”运动前夕的好心情。然而，我们的艺术家万万没有料到，一场政治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临。
1957年4月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人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清除“三害”（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缓解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时在《漫画》半月刊任主编的米谷当即向冰兄约稿。于是，他就把自己的不满一股脑儿地向着“教条主义诸公”倾洒而出。
画于1957年四五月间的《打油词画——赠教条主义诸公》组画总共八幅（并非黄远林先生在《百年漫画》中所说只有六幅）。冰兄的组画分别刊登于1957年6月8日出版的第11期及7月8日出版的第13期《漫画》杂志。第11期将四幅画刊于封面，第13期把另外四幅刊于封二版。
冰兄的组画气势宏大，如连珠炮般猛击党内之“教条主义诸公”。画面夸张达至荒诞，又配以谐趣的打油词，朗朗上口，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实乃“廖氏漫画”楷模。其锋芒所向，直指比比皆是的僵化官僚，印证了他的“漫画艺术观”——要用最荒诞的形式来表达最严肃的内容。冰兄的《打油词画》，显示了他见微知著的穿透力。
1957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朱丹”的文章《<漫画>半月刊中有“毒草”》，以将近一半的篇幅重点批判冰兄的《打油词画》。这篇文章的发表，使中共广东省委十分被动，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前不久还公开表扬冰兄为“反右积极分子”哩。
1958年4月12日，省美协领导向冰兄出示省委下发的文件：“廖冰兄因恶毒攻击党，向党猖狂进攻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4月起，撤销美协广州分会常务理事、副主席及市人民代表等职务，立即下放到白云山省委直属干部农场劳动改造。”
当晚，冰兄在家翻阅自己喜爱的那本魏碑拓本《精拓云峰山诗刻》，百感交集，便在该拓本的扉页信笔题下这样一首诗：
人闲意闷乱临池，隶草真行似又非；
酸辣咸甜拼一碟，心情字体一般如。
1958年5月，冰兄被下放到广州白云山省委农场。冰兄在当年的学习笔记中自言，是带着一颗“赎罪”的心去接受劳动改造的。在农场他又奉命为“大跃进”画了大批壁画及宣传画。尤其滑稽的是，既已沦为“右派”，他还被省工商联借调去画反击“右派”的漫画！
蜗居木偶小舞台
直到1962年1月，冰兄才离开农场，分配到广东省木偶剧团搞舞台设计。冰兄说自己与戏剧有缘。戏剧集文学、美术、音乐于一体，很适合像他这样的“杂家”的口味。
据2001年10月17日冰兄日记：
昨晚忽然想起，当时已脱帽的我还未决定何日离开农场，来自剧协的林紫对我说，吴南生想编一出给青少年看的潮剧，找几个潮州人来写，给姚璇秋演，题为《槟榔》。我说可让我试写，写了第二幕，送给吴南生看认为很好，叫我把六幕剧都写了。
此剧没有公演，因上海市头头柯庆施不知如何发难，中央领导又说戏剧舞台不能再演帝皇将相之类的戏，因此汕头潮剧团不敢演。不久，有一个小规模的潮剧团要演，把全剧本印刷出来，不过终于“胎死腹中”。但他们给了我一本油印的剧本，一直保留在陵儿手上。
冰兄在木偶剧团先后参与设计的木偶剧，计有《芙蓉仙子》《海港螺号》《黄二叔接女》《向阳花》《三打白骨精》等多部，他离开木偶剧团调回省美协后，还为《哪吒闹海》的演出设计海报。
冰兄在木偶剧团一待就是18年！他在剧团搞设计、画布景、创作剧本，还参与舞台布景的改革，研究用幻灯片来代替传统的布景板，有时还像一个青年人一样，做起道具的搬运工。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美术评论家迟轲，那时还是一位年轻的爸爸，一次他带着孩子去文化公园群众剧场看木偶剧，刚好从布幕的缝隙中看到冰兄正在后台操作幻灯机。他不禁悲从中来，忍不住流下了热泪。他对儿子说：“这里有一位世界级的漫画大师，他现在不能画漫画了！他只能在这幕后默默地为你们服务，你看到的布景和木偶造型都是他搞的，是他为你们提供了欢笑。”
冰兄到木偶剧团工作后，几乎完全脱离美协的活动，甚至一段时间没有再画漫画了。但他仍然关心着漫画，仍然没有忘记扶掖漫画界后进。1962年，广州的一位漫画家、时在群众艺术馆任美术干部的曾钺，发起成立“广州市群众业余漫画小组”。难得的是，曾钺竟然不顾时言，大胆“指定”冰兄为这个“漫画小组”的艺术指导。
虽然身处逆境，但冰兄仍然热心扶持群众的漫画创作。“他把自己的家——当时还在粤华街——作为漫画小组活动之所，被人谑称‘廖记茶馆’。每周星期四晚，大家便集中在那里，畅谈漫画艺术，观摩草图，聆听廖老的教导，几乎是风雨不改，每次活动，连茶水费都是廖老掏腰包。”（《江沛扬回忆录》）冰兄不仅对年轻人循循善诱，从严教导，还希望有机会与他们一起合作，在合作中帮助他们提高。
1964年，机会终于来了。《羊城晚报》编辑魏敬群，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建国日报》任职，约冰兄画一套长篇连续漫画。冰兄便去找江沛扬和谭裕钊研究，决定用“汀人”（即“三丁人”之意）的笔名，创作四格连环漫画《松叔日记》，在《羊城晚报》发表，还请诗人刘逸生为画配诗。诗人以琴谷为笔名，曾经为《松叔日记》配过五六首顺口溜。不过，“汀人”其实有四个人，其中还有当时在《南方日报》工作的苏森陶（参与过两三幅《松叔日记》的创作）。
《松叔日记》的发表，为当时萧条的漫画界带来了一丝生气，各方对它都很重视，连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也在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上说：“《松叔日记》我喜欢看。”
“牛鬼蛇神”
转眼间到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廖冰兄自然而然地当上了“牛鬼蛇神”。
1966年8月，社会上开始“破四旧”，冰兄家被抄了几次。上门的“造反派”有木偶剧团的、市文化局的，还有广州美术学院的。他们都希望在这个“右派分子”“老牌美蒋特务”“反动美术权威”“陶铸黑线爱将”那里，挖出一些“变天账”“蒋介石像”，或是“走资派”的照片，等等。由此，冰兄许多珍贵的画稿、照片、书籍都在几次抄家时不见了。
1967年底，广州美院造反派小报《延安红旗》，就在该报的《砸烂广东舞台美术黑线》一文中，把冰兄拿出来示众。一同“示众”的还有广东粤剧团的洪三和、何碧溪，市粤剧团的南佗，及广东话剧团的周游和省剧协的简滨等六人，每人均配有漫像，画得面目狰狞，极尽丑化之能事。其中，对冰兄做了这样的介绍：
廖冰兄，文化特务，二流堂人物，大右派，反动漫画家，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十年代电影界“老头子”夏衍，中统特务叶浅予关系密切。是反动文人组织人间画会的骨干，曾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做文化特务，临解放前后，在香港和广州大画漫画为“中国赫鲁晓夫”的“劳资合作”摇旗呐喊，为资本家涂脂抹粉。解放后窃据广东美协副主席的要职，五七年利用漫画恶毒向党进攻，划为右派，但一直在窥测方向，三年困难时期又从阴沟中爬出，抛出不少漫画揭露社会主义所谓“阴暗面”，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所赏识。六二年周扬之流把其反动漫画在北京展出，大贩其毒，钻入舞台美术界以来，一直大搞鬼戏骂戏，发泄对党不满，企图复辟。
冰兄随后接受批斗，继而被投入监狱，再而又被关在学习班的“牛栏”里饱受折腾，然后又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如巨型的陨石从天而降，震撼了每一个中国人。冰兄大概是在11月初才听到正式传达，但早在10月，流言已在社会上迅速传开，他没有轻信这个骇人的事件。“当我听到这个流言时，认为如果是真的话，我们很可能就变成虚无主义者，除了毛主席再没有什么人可相信的了。岂知果然是真……”（冰兄家书）
冰兄头一次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但这样的冲击，远远没有动摇他根深蒂固的思想，反而让他更加崇拜伟大领袖毛泽东。“我经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经过这几年受审生活，再加上这次反林陈的学习，树立一种思想，就是除了毛主席，无论什么大人物的言行都要按毛主席的教导：‘看看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不盲从，绝不提倡奴隶主义。'”
直至1972年元旦，冰兄才得以“解放”，被送回木偶剧团继续画布景。
六人漫画联展
1976年10月，“四凶”覆灭，万众欢腾，人们感受到大地春回、神州天朗的气息。在广州，当时还是一个工人的漫画家陈树斌（方唐），在北京路张贴了第一张批判“四人帮”的漫画。看到人民群众自发地在街巷贴满声讨“四人帮”的漫画和大标语，放下漫笔已经二十年的冰兄不禁又手“痒”了起来。他找调回广州工作不久的二女儿廖陵儿做助手，画了作江湖卖药状的四条恶棍的大幅漫画，挂在西关熙熙攘攘的第十甫新新戏院门前。画中题诗曰：“可恨四条恶棍，多年撞骗招摇。砒霜毒药猛推销，圣药灵丹乱叫。倘若有人识破，施鞭套帽不饶。殃民祸国罪千条，坚决将它打倒！”
冰兄说：“直到1978年读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才恢复良知，恢复是非观，恢复痛觉。”（廖冰兄1985年10月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写的“自传”）他用一个漫画家的语言“我领回了脑袋”，来形容自己思想上的重生。他接着反省道：“解放之后，我基本上是配合着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而创作……但‘反胡风’‘反右派’和‘大跃进’期间，即使自己已受到极‘左’的打击，却依以画笔文笔大画大写，助‘左’为虐。”冰兄不止一次对家人说：“你们应该把我充当文化枪手加害于人的作品出版或公开，为后人立一块警示牌。”
1979年，是冰兄面目全新的一年。2月，令他戴罪多年的“右派”罪名被予以改正，冰兄得到真正的解放。他于本年春天画的《破炉图》（又题《十年烈火炼金猴》），记录了此刻的欣喜之情。他在画中自比脱掉紧箍咒的孙大圣，并题诗曰：“十年烈火炼金猴，冲破丹炉逞自由；宝棒化将为彩笔，好描花果遍神州。”
他开始联络广州的漫画家，筹备成立本省的漫画学会，最初暂定名为“广东劲草漫画学会”，并相约年内搞一个漫画联展。他又想到，要繁荣漫画，创办一份漫画刊物必不可少。于是就多方奔走，寻找渠道，终得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许实的支持，创办漫画小报《剑花》。《剑花》在1979年9月15日面世，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继北京《讽刺与幽默》之后出版的第二份漫画刊物，出版后大受欢迎，每期发行数万份。不过，《剑花》漫画小报仅仅出版了六期，至1981年春，就由于种种原因停刊了。
其时，冰兄白天仍在木偶剧团上班，晚上既要为《剑花》忙碌，还要赶紧为年底的漫画联展创作。画什么呢？他一向喜欢抓大主题，他决定先画一组《噩梦录》来记录那不堪回首的年代。
画完《噩梦录》，冰兄仍感言犹未尽。他又一口气画了《花甲回头》《梦降麟儿》《狼性》，并为黄永玉和汪抗控诉“文化大革命”的白话诗配了插图。这批画连同《噩梦录》对“文化大革命”浩劫做了全景式的记录。冰兄还创作了《危楼》《抬轿谣》《包公斥奸》《厕所即景》《小鬼的遭遇》《此猫》等一批画，无情地鞭挞社会上的“官本位”“能上不能下”“人浮于事”，以及有些领导喜欢被人“吹”“拍”、报喜不报忧、面对新事物却杞人忧天、“公文旅行”办事不力等丑恶现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冰兄为这次展览创作了《自嘲》这幅惊世之作。它大概是在5—6月间一口气画成的。在画完《巨人，你听见吗？》之后，冰兄便好长时间都不想再动手，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他想，历史必须被记录的，对“文革”浩劫应予以无情批判，这是一个漫画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我们难道就不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吗？他坦然面对自己“上交了脑袋”的心路历程，而且从“文化大革命”一直追溯到历次政治运动的“洗脑”。这一刻，他是那么严酷地审视自己，直面自己的悲剧。他是在如此这般的思绪心境中画出《自嘲》的。触动他的构思灵感的，或许就是家里摆放了二十多年的那一尊猴子木雕。那只猴子双手抱头，遮盖了低垂的双眼，失却了活泼灵动的习性，是1956年一位印尼画家送给他的。刹那间，他忽然觉得，自己不就很像那只呆猴子吗？再推己及人，他便想到像自己一样的，不是还有无数的中国人，在多年的封闭禁锢下变成畸形的“植物人”吗！
冰兄还重绘了自己当年被划“右派”的“罪证”——六幅《打油词画》，以及《专家培养所图咏》《机关即景》和《垂帘听政》，这不仅是由于这些作品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而且也出于对自己艺术信仰的坚守。
1979年12月5日，“六人漫画联展”终于在广州文化公园揭幕。六位漫画家，除了冰兄，还有黄伟强、曾钺、江沛扬、谭裕钊和黎耀西。
画展共展出170多幅作品，其中冰兄的漫画有40多幅。作品从反思“文化大革命”，到欢呼改革开放新时代，并针砭时弊，批判妨碍“四化”建设的种种不正之风，内容丰富，艺术风格多样，社会反应强烈。展览期间每日观众有六七千人，逢节假日，更多达一万多人。展览一再延期，前后达45天，共有观众30万人次观看，广州文化公园举办过无数画展，这一次的盛况是史无前例的。更有观众在留言簿上这样写道：“有的画展观众请都请不来，有的画展观众赶都赶不走！这也是一张漫画吧！”
“漫画联展”的布展设计颇为别出心裁，展厅入口摆放着一座纪念张志新烈士的模拟墓碑，石头碑座上镶着一面镜子，冰兄在碑座题写了“共产党员请来一照”八个大字。观众一进展场，大都会在那面镜子面前驻足凝思。冰兄还为自己的《噩梦录》组画写了小序：
为了使人妖颠倒的日子不会再现；
为了使腥风血雨遍神州的悲剧不再重演；
为了使人民对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祸害刻骨铭心；
为了激发人们捍卫社会主义法制和实现“四化”的斗志；
我以悲愤交集的心情，记录那场已破的噩梦。
冰兄又特地重绘了那幅经典的《枭暴》，并改名为《禁鸣》献给张志新烈士。
联展期间，冰兄的《自嘲》和《禁鸣》作品前，往往围满了一重又一重的观众。广州话剧团演员张悦楷，在《自嘲》面前驻足许久不愿离去，他含着泪对冰兄说：“这幅画把我们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命运都刻画出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自嘲》这幅名画还不断有新的解读。连冰兄自己也没有意料到，在30年之后，这幅《自嘲》竟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符号出现在我们的主流媒体上。200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文化部举办了“向祖国汇报——新中国美术60年”大展，《自嘲》在此次展览中被评选为1979年中国美术的代表作。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大型政论电视片《风帆起珠江》中，就以这幅画作为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的标志。片中旁白这样说道：
这是出生于广州的著名漫画家廖冰兄的一幅经典代表作。在这幅取名为《自嘲》的漫画中，廖冰兄缩颈抱膝，一脸茫然，身边是禁锢了自己多年但已被击破的瓦坛残片。廖冰兄在解析这幅漫画的创意时说道：“‘破坛’代表着从封闭到开放，以前封闭是悲剧，现在坛子破了还不敢动，更是悲剧。”这位身居广州的漫画家，正是在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创作出了《自嘲》这幅流传至今的著名漫画。“自嘲并嘲与我相类者”，现实主义画风，直接明了。
《也是武松？》风波
1980年1月，冰兄离开木偶剧团，出任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分管美术工作。3月又当选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从此政务繁忙，杂事缠身，但仍创作不断。为中国大地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感到欢欣鼓舞的冰兄，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此时还有人会对他横施棍棒。
1981年春，《人民日报》的漫画增刊《讽刺与幽默》第四期，发表署名“刘加”的读者来信，指斥刊于第6期《剑花》小报上冰兄的一幅反腐漫画。信中，刘加气势汹汹地质问《也是武松？》的作者：“ 这吃人的老虎是谁？是党？是国家？是社会？还是某个具体的人？它到底代表什么？我们见了这画面上的白骨怎么会不联想到‘吃人的旧社会’呢？! ”接下来，这位刘加更要置人于死地：“按照作者的逻辑，似乎我们的批评和讽刺不应该是针对那些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妨碍四化进行的错误思想，而只能是一味的矛头向上，矛头向大……不分青红皂白，是‘官’就是‘官僚’，有‘权 ’必是‘特权’。这种是非不分站在社会主义之外喧哗鼓噪的作品会把读者引向何处呢？我看他的作用不仅不能达到批评讽刺的真正目的，相反地只能在群众和领导之间起到挑拨离间的作用。”
人们刚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感觉到春天的来临，现在这封信的发表，无疑像一股北方的寒流来袭，让这春天乍暖还寒。它随即在文艺界，尤其是漫画界引起轩然大波，令有些人心有余悸。
然而时代不同了。人们已经极度厌恶姚文元式的“文化打手”，也不再迷信《人民日报》漫画增刊的所谓“来头”。
广东戏剧家协会马上开会反击刘加的“批评”，而来自工人、干部、军人、学生、文艺各界声援冰兄的读者来信则如雪片般飞来，有的还一式两份，同时投寄《讽刺与幽默》反批判。《讽刺与幽默》发表刘加的信在漫画界也引起大多数人的反感。方成、沈同衡、詹同、王乐天、毕克官、黄茅、刘雍及美术界的吴步乃、迟轲等人均有来信表达义愤和声援。鲜为人知的是，黄永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感人的回忆文章《米修士，你在哪里呀！——怀廖冰兄》，为老朋友大唱赞歌。
漫画家方成在给冰兄的信中写道：“对《讽刺与幽默》吹这次风，北京反应也不好，这套手段三十年来已证明不得人心，不会有多少群众的。此举只能暴露风派尤在，臭气未泯。”
而冰兄在回复毕克官的信中坦言：“我很乐观，很愉快，因为人民做了裁判。”
毕竟民意、民心不可逆，他们苦苦撑持了四期之后，这场对《也是武松？》的讨伐便不了了之。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事过15年后，当时的《讽刺与幽默》主编、漫画家英韬给冰兄来信为当年的事道歉：“多少年前，《讽》刊曾发表文章对您不敬，虽然文章不是我写的，但责任应由我负。我当时是同意文章中观点的，认为您批评得过了头。事隔多年，看今日社会之腐败成风，方知您当时的挖掘实更深刻，我对您倍增尊敬，仅在此向您致歉致礼。”
《禁鸣》两次被盗之谜
冰兄在为“六人漫画联展”忙于创作时，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作品竟然会迷住一位法国姑娘，引出一个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漫画展，而更离奇的是还发生了自己的作品在法国被盗的案件。
这位法国姑娘就是帕斯卡尔（Pascale Vacher），巴黎人。她认识冰兄时才21岁，是南京大学的留学生。1979年秋，帕斯卡尔结束在南京大学的学业准备回国。临走前，她抽空来广州旅行。由于对漫画的爱好，她知道广州有一位漫画大师廖冰兄，便冒昧找上门来，有幸成为冰兄在“文化大革命”后举办的、承载其“悲愤漫画”的展览前的第一批观众。就这样，帕斯卡尔便对漫画狂热起来了，后来甚至决定把自己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也改为《论中国漫画》。
帕斯卡尔回国后和冰兄一直通信不断。1980年和1981年，她曾先后两次重访中国，每次都特地去探望冰兄，还亲密地认冰兄为干爹。从此帕斯卡尔便成为中法友谊的使者、中国漫画的热心推介人。
帕丝卡尔的初衷是为冰兄单独在法国举办一个展览。但由于出国展览的审批手续十分繁复，最后变成了一个包括冰兄、华君武、方成、张乐平等九个人的“中国现代漫画展”。展览于1981年10—11月在巴黎郊区克雷泰伊（Créteil）市举行。
帕丝卡尔原本是拿着冰兄的“反思漫画”作参展样品，来与法国承办方谈判的，现在搞成的“中国现代漫画展”变得有点货不对版，令她颇为尴尬。然而到展出时发生的一件事，更加令她惶惶不安。
冰兄的《禁鸣》在展出期间被人偷走了！此事惊动了法国警方，赶紧立案侦查，但找不到偷窃的人。最后帕丝卡尔只好硬着头皮，给干爹写信：
廖冰兄先生：
您好，你和其余几位画家的作品已于十一月在克雷泰伊市的国际绘画展览会中展出，并且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十分不幸的是，您那幅《禁鸣》在展览过程中失窃了。这种作为，发生在我们的青年文化宫，简直使我们不知道怎样告诉您才好。我们已经通知警察局和保险公司，以便重新找回这幅漫画，或赔偿损失。这种以偷盗的方式表现狂热的行为，实在令人愤慨！现警方正加紧侦缉，争取追回；您有什么要求（如价格赔偿），请来信提出。但愿这个事件，不致伤害我们的友谊！
这件事颇具传奇色彩：《禁鸣》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人偷窃了！这幅原名《枭暴》的名画，是当年冰兄在重庆“《猫国春秋》漫画展”中的一幅作品。原作被冰兄带到香港，1947年在湾仔宇宙俱乐部重展《猫国春秋》时，被人偷走。这次在法国第二次被窃的，则是仿照《枭暴》重绘，为求通俗改名《禁鸣》，以纪念张志新烈士的新作。
更妙的是冰兄给帕丝卡尔的回信。慈祥老人的宽容加上漫画家幽默风趣的口吻，令人忍俊不禁：
一、对画的失窃，我不要求任何赔偿；假如抓到那个盗画的小偷，也希望你们不要难为他，不要对他施加任何惩罚。
二、请代我向此公表示：既然他如此喜欢我的这幅作品，我可以无偿奉赠，用不着偷。
三、如果愿意的话，最好请他给我来封信，一者既然接受了我的礼物，理应表示致谢；二者希望他能谈谈，在一百多幅展出的作品中，为什么偏偏看中我这一幅。
最后希望此公从此洗手不干，注意点精神文明。
冰兄的《禁鸣》在法国第二次被盗的故事，在国内外曾被多次报道转载，传为艺坛佳话。
罢展风波
1982年12月10日，“廖冰兄漫画创作50年展”在广州文化公园揭幕。
为了全面展示自己各个时期的创作，冰兄精选了约150幅作品，装成117个展片来展出。
一进展厅，入口处便挂着由黄苗子撰写，代作前言的《贺词》。《贺词》为粤语骈文，写得幽默风趣，文采斐然，读来朗朗上口：
画友冰兄，一代鬼才，周身蛊惑。少无大志，甘当清洁工人；老发横财，积得成吨画稿。偶抒雅兴，拈出斤零，就地摆摊，公开展览。八千里路迷云月，五十年间扫秽腥。成绩斐然，叹观止矣！夫，丑恶尽而至美出，垃圾净而天地清。于斯世也，冰兄将拖开扫把，点染丹青。抒发真情，讴歌民乐；则此五十年之创作成陈迹矣。会心微笑，公仔何须画出肠；袖手旁观，且听诸公开口议。
展览延续了1979年联展时的盛况。冰兄说：“我的命很好，办画展总是一炮打响。1938年、1946年、1982年的展览包括打倒‘四人帮’后的联展，像春节的花市，连续45天，天天如此。”
在画展结束后举行的研讨会上，漫画家方唐发表高论，令满座皆惊。他说：“冰兄漫画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战斗艺术，它的力度和深度，在中国漫画界来说是空前的，随着这一时代的结束，因而也是‘绝后’的。所以我说廖冰兄漫画是空前绝后的。”
不过，“廖冰兄漫画创作50年展”在北京的展出就不是那么顺利了。
展览原是华君武提议上京展出的。到落实具体事项时，华老又提出要冰兄抽掉一些画才好上京。1982年12月，华君武路过广州，去文化公园看了冰兄画展，未及见面，给冰兄写了一封信，兹实录如下：
冰兄：
匆匆来去，未及细谈，昨日上午去站读了漫画展。除一些“冇”派怪字不识外，大体看得还是仔细的。有些画是既辣又好笑的（这有违阁下初旨）。有些画是辛辣好笑而又凄然的。有些是怒发冲冠、咆哮公堂的，可谓民主斗士。许多画是好的，不一一列举。
也有两点未必正确的意见，错了请“反击”，勿以棍子目之而咆哮。
一、从展出看，阁下之艺术风格好像一出娘胎，进入社会即已成形，以后风格固定，一帆风顺，实际五十年之第一年和第五十年，必有极大差异和变化，使读者可从变化中看艺术家之足迹、心迹，但从展出作品中看不出。
二、有些画或题跋，画家之愤怒跃然纸上，但分不清是对国民党和对共产党的，分不清两个朝代之质的不同。国民党是官办，共产党里有的机关也有官商作风；国民党是封建买办，共产党里也有人有封建主义思想。彼亦有“官”字，我也有“官”字；彼有“封建”，我也有“封建”，但这是不同的。不能一律怒发，有的可在冠内怒发，不必冲冠。以示区别于敌我和人民内部之间之差异。
以题跋而言，《老爷酒家》有此病。以画而言，《护虎神》可为一例。
因此，如去北京展出，务请细心斟酌，我等作画为求改进，非图一快，如果效果不好则有悖画家之宗旨矣。如去，请广东分会告全国美协。
再《未打老虎》一画还是有些毛病的，国民党时老虎一词系对高官，“三反”时打大老虎是指大贪污犯，群众概念中之老虎仍系指高层人物，所以此类作品，还是以不展出为好，否则运到北京，争执不下，伤了和气反而不好了。你五十年的漫画斗争精神，应该在展画中显示出来，勿以小损大。航行大海万里，勿在阴沟覆舟，是我心里话，请参考……
对于冰兄漫画，华老之前无论是在赴法国展审画，及1982年《讽刺与幽默》发表刘加信时，均未有公开表态。对他的这次坦诚“声讨”，以冰兄刚直的性格，一场笔战就势所难免了。接信后，冰兄当即回信“反击”。由于复信太长，我们仅摘其针锋相对之点列出：
你说我艺术风格五十年一贯制，我未能同意。《时代漫画》的东西、《猫国春秋》的东西、香港时期你看不懂的东西，手法、式样全不相同。同是《猫国春秋》，也有各种面目。说到思想感情，的确颇为一贯。
关于怒发冲冠与怒发而不冲冠的问题，我也经常思考。比方说，对挂起妓院招牌当婊子的该冲冠，但对在贞节牌坊之下当婊子的不是更应冲冠么？蒋记国民党就是婊党，当年我的冲冠是对整个党冲的。共产党里面有少数婊子，败坏了“贞节”，我的冲冠是对这些败类冲的（我们的党对这些东西也是要冲冠的嘛）。这就是我主观上的区别。至于读者会不会混淆泾渭呢？我看不会。我观察过1979年的展览（以我的作品为主）和这些展览的观众的反应，并未发现这种混淆。我收到过许许多多“拍我马屁”（用老兄语）的群众来信，也没有这种混淆。去年，“刘加挥棍”之后，许多读者的信都是一式两份，一份给我，一份给《讽》刊，未知老兄看过未有，如果看过，你找得出这种混淆吗？
你说起《老爷酒家》，确实良可慨也。因为在旧社会，酒家都是资本家办的，他们为了发财，力求货如轮转，顾客常临，这种“老爷”极为少见。但在今天却无处不有，甚至几乎家家如此。正是导致这种情况的体制与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社会主义企业水火不容，正是这种情况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我把这幅解放前的旧作展出，乃是为了“古为今用”，希望能够起到促使改变企业衙门化的作用。
至于“护虎神”亦非无中生有。你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个自治区的“造反”老虎吃了多少人（是真的生宰来吃的！）吗？而到今天此区的老虎依然在护虎神庇护之下继续升官，并且明里暗里抵制中央吗？对于这类事情岂能不既怒发又冲冠？
双方都坦陈了自己的观点。看来这是认识上的冲突，一时亦难以调和。一次，冰兄就曾当着众人对华君武说，“你说的是官话，我说的是民话”。
5月20日，全国美协展览部金克俊向冰兄传达了美协书记处的通知：经审查决定，冰兄带来京的总共一百多幅作品中，有九幅要抽起不宜展出。金克俊对冰兄说，“具体是哪九幅，你自己去看看吧”。冰兄当即回答不用看了。“我首先声明有四幅画决不能抽，如果要抽，我就取消这次展览。这四幅画就是1957年被作为罪证的《打油词画》。”一时间气氛十分紧张，冰兄不依不饶地坚持自己的原则。金同志最后只好答应回去向领导汇报。
今日（23日）上午金同志来了，交我一张华君武留给我的纸条，并说经过讨论，还是要扣起那四幅《打油词画》中的一幅，此外还扣起其他画七幅合起来一共八幅。至于扣的理由，就是什么会引起人误会啰，意思不明确啰，而华君武的条子则写着“划右派，扩大化是错误的，但不等于那时的言论、作品都正确”。言下之意即那幅被扣起的《卫道擂台》毕竟不正确，即是依然要给我留下一条尾巴。（冰兄家书）
怎么办？展还是不展？冰兄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甚至一度想到罢展了事。但他最后还是冷静下来，希望听听朋友们的意见。
为此，冰兄先后见了黄苗子、叶浅予、王琦和余所亚，倾听他们的意见。王琦认为如果只扣《打油词画》四幅中之一幅，就同他妥协好了，还是展出，争取北京的观众为好，因为有成百幅画，分量已经够了。冰兄最终还是接受了王琦的建议妥协展出。这场“罢展”风波，最后以抽掉冰兄的八幅画再展出而告终。被抽掉的八幅画分别是：《卫道擂台》（1957年）、《吹升》（1980年）、《此猫神气十足》（1979年）、《厕所即景》（1979年）、《血腻鱼肥》（1979年）、《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1979年，黄永玉诗、冰兄画）、《护虎神》（1980年）和《狼性》（1979年）。
“廖冰兄漫画创作50年展”终于在1983年6月1日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重展。开幕那天早上，展场重现45年前“廖冰兄抗战连环漫画展”的动人情景：黄苗子、郁风陪着夏衍，又一次成了冰兄画展的头一批观众。只是此时的夏公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而且是坐着轮椅进来的，此情此景令人不胜唏嘘！
同年，“廖冰兄漫画创作50年展”还先后在南宁、梧州、桂林及重庆巡展。
冰兄的这个展览在1984—1985年间，还搬到澳门和香港重展。1985年5月在香港展出时反应强烈，左、中、右各派报刊纷纷报道，有报甚至称“香港刮起了‘廖旋风’”。
漫画家—“慢画家”—“漫话家”
1985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冰兄漫画——1932年至1982年作品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冰兄出的第一本画册。《冰兄漫画》以“廖冰兄漫画创作50年展”的作品为基础，尽管许多早期的作品欠奉，但他在历经“文革”, “领回脑袋”之后所创作的一批充满思想锋芒的新作，已足以令这部漫画集不胫而走。漫画家丁聪说，读冰兄漫画有如吃重庆火锅，让人辣得痛快。画集赶在冰兄赴香港展出时问世，随即在海内外树立口碑。
80年代中后期，冰兄既是省美协的领导、省政协委员，还是社会大名人，又热心公益、关注民生，社会活动不断，终日宾客盈门。冰兄抱怨没有时间画画了。另一方面，此时的冰兄，亦不想再画鸡毛蒜皮的小题目、小作品。他常常陷入沉思的状态，为一个想到的题目苦苦思索，拼命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
1986年夏天，冰兄创作了一幅言简意赅的《剪辫子》。这幅画的创作，源于广东省政协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组织书画家进行专题创作。纪念孙中山先生，这可是个画熟、画烂了的题目，冰兄酝酿多日亦无从下手。正在苦恼之际，邻居书画家黄笃维过来劝他：“你就书总理遗嘱，不就行了嘛？”冰兄当然不会就这样应付过去，但笃维的话却提醒了他。孙中山先生最大的功劳是推翻清王朝，剪掉人们头上的辫子，然而人们思想意识上那条无形的“辫子”，即封建思想的流毒，不是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吗？对，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剪掉那条无形的“辫子”！一幅名画就这样诞生了，社会上一致叫好。
关于这幅《剪辫子》，冰兄还有一番妙论：“省委书记杨应彬看了《剪辫子》，说这幅画好到不得了。我说有什么好？一把剪刀，人人都会画。但这根辫子很难剪。它不是根钢鞭，现在科学昌明，再坚硬的辫子也有办法剪，它是根水辫子，剪不断，抽刀断水水更流。”
1987年，冰兄在新加坡对记者说，自己已从一天能画几幅画的漫画家，到一年也画不了几幅画的“慢画家”，而现在就快要变成光说不画的“漫话家”了。
1990年，冰兄画了一幅内涵深刻的作品《人·鬼·神》。这是一幅对“文革”进行深刻反思的作品。画面上，钟馗已经不是人，钟馗已经不再打鬼，而是和鬼合为一体。恶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使得基因变异，生出“又是神又是鬼”，鬼神合体这样的异形怪物来。“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画中的题跋很是发人深省：“人鬼难分诚可怕，鬼神一体更堪惊。缘何舜日尧天下，尘世依然见此形。”
1992年11月8日，为庆贺冰兄从艺60周年，1500多宾客会聚市少年宫蓓蕾剧场，举办了一个名为“冰兄之夜”的联欢晚会。
这个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委会、广东美术家协会、广东省政协等八个单位主办的晚会充满平民气息。破例不设主席台，随意入座，婉拒花篮，来者无论高官商贾，还是平民百姓，都是冰兄的客人。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发言，但仅限五分钟。“冰兄之夜”可谓不拘一格，让人如沐春风。《羊城晚报》资深记者赵君谋，以《烛光辉映冰兄之夜》为题，对晚会作了精彩报道：“不循惯例的晚会，看似寻常的礼物，这是对一位剑胆琴心、侠骨柔肠的文艺战士的庆贺。”
为了纪念这个日子，省美协还编辑出版文集《我看冰兄》（岭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汇集了几十年间各界友人对冰兄所写的感怀及评论文章。
1993年，冰兄还推出自己的《自嘲》系列，颇受漫画界关注。《随笔》杂志来约稿，冰兄突发奇想，何不把近年由《自嘲》衍生出来的几幅“变体画”，集成一个“《自嘲》系列”交付发表呢。冰兄还特地写了一段小序：
七十年代末，我那久已上缴幸蒙赐还的脑袋，忽地冒出开裂的埕与蜷局的我的形象，乃录之成画，题为《自嘲》。有识之士认为可作一段确无前例的历史标志。后又补题四句，交付杜甫故乡巩县碑林勒石，旨在使人免于遗忘。由此至今，随着历史的颠簸，先后再作三幅“变体”。其中有已载于报刊，有仍存于画箧。近日并列起来看看，似更有历史意味。《随笔》索幅，苦无新作，乃以此塞责。弃取在所不计也。
这里须交代一下，冰兄文中所提到的“补题四句”就是：“鬼使神差钻入埕，埕中岁岁颂光明。一朝埕破光明现，反被光明吓大惊。”此题跋取代了1979年《自嘲》原画中，“四凶覆灭后，写此自嘲并嘲与我相类者”的题跋，这其中的深意，相信读者不难领会。
《残梦纪奇篇》
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为出版《中国漫画书系》，约请冰兄编辑其中的《廖冰兄卷》，这才让他放下繁忙的事务，把早有腹稿而苦于表达的《残梦纪奇篇》组画“逼”出来了。
冰兄喜欢借梦说事。几十年间，他的《猫国春秋》有组画《曙梦图录》,40年代在香港创作了连环漫画《梦里乾坤》,1979年推出《噩梦录》，如今又呕心沥血完成了《残梦纪奇篇》这一“最后的辉煌”之作，也是以“梦”为题。
《残梦纪奇篇》是一套组画，包括《毁神—造神》《蝇的株连》《立地成佛》《异想天开》和《荣—衰：浮夸风的殉难者》五幅作品，记录了建国后因“左”祸横行而形成的几近30年的一段荒诞历史。为了郑重其事，冰兄特地写了一篇小序：
现实中的寻常事，大都易忘，由现象幻化而成的梦，更醒来即逝。但曾有一些梦，离奇到旷古所无，荒诞到神摇魄荡，梦破多年，尚残留印象，但怕它终归消失，乃以图记之，曰《残梦纪奇篇》，以供今人与后代赏析，不亦宜乎？
《中国漫画书系·廖冰兄卷》收入冰兄1982年以后的很多新作，包括《剪辫子》、《醒犹未醒》、《自嘲》系列、《人·鬼·神》以及《残梦纪奇篇》组画。有的画作题跋曰：“1979年构思，1994年作。”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为《廖冰兄卷》增添新画，是他晚年作为一个政治漫画家的最后一次创作冲动。《残梦纪奇篇》几乎囊括新中国成立后各个历史时期，画家直面了祸害中国的个人迷信、政治运动的株连、浮夸风、人民公社等荒唐世相，用画笔记下这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博物馆理事会理事、美国人阿方兹·伦杰尔博士为《中国漫画书系·廖冰兄卷》撰写了序言。冰兄由此被放入世界漫画艺术的纵横坐标上予以评价。阿方兹在序言中写道：
多年来，廖先生总是用他内心深处储存的，从社会生活各方面汲取来的养料进行艺术创作。他的作品，如同法国的荷诺·杜米埃、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戈雅，以及英国的汤马斯·罗兰逊和威廉姆·荷加斯等人的漫画、讽刺画那样，已成为人类文明中不朽之作的组成部分。
阿方兹的评价使冰兄受到鼓舞。他一向对自己的艺术与为人的评价远远低于别人（也可以说是“社会”）。“漫画同行中的大天才张正宇（光宇之弟）于1976年临死前对黄苗子说我有个毛病，就是老是否定自己的成就，他教训我要以肯定自己以往成就为前提不断否定自己才能进步，因而我在这方面才稍有改变。你俩对我的过誉也起到点作用，甚至感到自己处于世界漫画史的纵横线的一个交叉点上。因为中外古今的漫画大都偏于幽默以及所谓黑色幽默，而我的作品却偏于发泄悲愤，不是使人感到轻松而是感到压抑、震撼。”（冰兄致阿方兹、刘鸿英夫妇信）
“中国漫画死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旅居香港的美术史家杨芳菲女士采访了廖冰兄，发表《廖冰兄慨叹中国漫画已死》的文章。文中写道：“冰兄先生说：‘中国现在没有真正的漫画了，真正的漫画到我这里画上句号。现在几位著名的中国漫画家所画的漫画，都是一些过渡性、不痛不痒的漫画了。'……冰兄先生接着说：‘我是做惯了主角的那种漫画家，我不是那种给人佐酒的花生米，既然不能唱主角，我就干脆不画了。'”（1996年9月25日香港《明报》）
1997年6月，文集《冰兄漫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文集收入冰兄自1938年至1994年间的文章及书信共65篇。美术评论家梁江撰写前言，称“这些文字如同他的漫画和人生一样，在深刻之中也伴随着率直和真诚”。
1998年2月11日，冰兄给抗战时同在漫画宣传队的叶冈书七绝一首：
驱倭扫蒋猛如虎，右帽套来息角鼓。
浩劫告终幸复苏，虎威已敛驯如兔。
（以此四句记我国漫画大半世纪的浮沉，未知伦冈贤弟以为当否，请予评议。）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漫画家方成来信说：“迈入21世纪的新年，最想望的是冰兄廖老画漫画。”冰兄的回答却是：
漫画的作用是针砭时弊，我这个搞了几十年漫画的漫画佬，已经跟不上“时弊”了，也就无从“针砭”。当今之现实比漫画更漫画，现代化的邪恶和邪恶的现代化是漫画所不能表现的，我的想象力、创造力都不及当代邪恶高水平。比如某低职贪官用赃款买个更高职位的反贪官来当；比如某狱吏替犯人买白粉牟利；比如某派出所所长当暗娼后台再随时捉嫖客搞创收；更有如厦门远华集团公司者，可以堂堂正正参与打击走私行动，不让外人分一杯羹，而自己却获得整座重要开放城市政府相关部门的保护，在光天化日之下独家经营走私公司……如此有创造性的行径，吾辈能想象得出来吗？
夸张是漫画必须采用的手法，而现实本身的夸张远远超过我们的夸张本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能不掷笔收山耶？
漫画是骂画，我如今“改邪归正”不画骂画了。如果不是党中央下决心反腐倡廉，你画一万张漫画也没用。所以我寄希望于党和政府的决心，寄希望于国家民主与法制的逐步健全。这便是我新年新世纪的祝愿。
继1997年5月，冰兄为庆祝香港回归而画《计穷泣别图》, “送走”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之后，他又在1999年北约轰炸我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时，画了三幅漫画反击“美帝”，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漫画家的封笔之作了。
多年来，冰兄就自觉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如今英雄迟暮心力交瘁，又目睹漫画界许多人的趋利避害，面对丑恶却集体失语，他感到很失望。记得在2004年初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冰兄终于公开发出“中国漫画死了”的慨叹，这是他留给漫画界的沉重遗言。
为森哲郎出版《中国抗日漫画史》中译本
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中国漫画界小心翼翼地搞了些纪念活动，唯恐惊动那个一衣带水的近邻。此时日本漫画家森哲郎，却自费在日本出版了《中国抗日漫画史——中国漫画家十五年的抗日斗争历程》一书，以表彰中国的同行。
1996年1月，冰兄收到森哲郎托人转来的赠书，心情十分复杂。他在日记中写道：“晚饭后收到英韬寄来森哲郎编著的《中国漫画家抗日战争15年》，图文并重，相当详确，而且是在日本顽固势力威胁下，既无人赞助，甚至印刷厂也不愿承印的情况下自费出版的。而我国在这50年纪念的日子里，竟然无人去干这桩事，愧甚，愧甚。”
他既为森哲郎的大义之举所感动，同时也感到深深的内疚。我们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我们自己不去大力宣扬正义的胜利，反而让一位日本友人来做这件事情，作为一位用画笔坚持抗战15年的文化战士，冰兄感到蒙羞，觉得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冰兄实在很想知道，日本友人是怎么评价我们中国漫画家的。冰兄越看越感动，心想无论如何也要让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中文译本。
1997年1月16日，冰兄给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于幼军写信，请他过问此事。冰兄的信洋洋洒洒二千言，向于部长径直陈言：
《中国漫画家抗日战争15年》，详尽地、图文并重地反映中国漫画界自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抗日战绩。看到此书，我既欣慰又万分感慨。首先，我想到此书理应是战胜的中国的有关部门（宣传、文化、艺术部门）来搞，如今却由一位战败国的漫画家来担负这项费时费力的工作……这就使得我对这位正义的异国同行无限敬佩了。去年八月下旬，我国有些地方举办过纪念抗日胜利的画展，但具有史料性的展品极少，一些报刊也登载一些当年的作品，亦只是寥寥数幅而已。与森哲郎这么隆重地搞出这本全面表彰中国同行“战绩”的书比起来，就差得太远！
廖老的信，一如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性格，不仅大胆批评政府有关部门，对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宣传的不力，也批评了我们一些出版部门对此事的怠慢。
于幼军接廖老信后，很快就在信上批示：“廖老及森哲郎先生的义举可敬可佩，这一反映中国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主题，且具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书，出版社应予以重视及支持，安排出版的，为何还要收费呢？请省出版局和出版社商量妥处，请给我回音。”
有了于部长的批示，廖老以为事情可以解决了。但万万没料到，负责安排出版事宜的某出版社却打来电话告知，于部长并没有明确由谁来负责出版经费。
冰兄很生气，当即决定由自己找几万块钱把这本书出了，以谢日本友人。1999年9月，森哲郎的著作中译本终于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面世。总算为中国人争回一口气！
苍龙日暮还行雨
冰兄在谈到自己的名作《自嘲》时，曾情不自禁地说：“这幅画不是我画的，是千千万万的历史冤魂假我的手画出来的。”晚年他便想到要把自己的作品还给社会。
1998年8月，冰兄把自己保存的194幅漫画作品捐赠给正在筹建中的广州艺术博物院。这批作品，不仅包括了冰兄在“创作50周年展”的全部展品，而且还有80年代中创作的《醒犹未醒》《剪辫子》等名作，1994年最新创作的《残梦纪奇篇》也在其中。这批漫画作品，可以说是完整体现了冰兄各个时期漫画的艺术风貌。
同年，冰兄又准备再给广东美术馆捐献一批作品。鉴于廖老捐给广州艺术博物院的作品已经具备“代表性”“系统性”，时任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在与廖老洽谈时，便提出希望专门收藏廖老幸存的一批香港时期的漫画原稿。
这是冰兄在1950年10月离开香港，带回广州的一部分作品的原稿，共有两三百幅之多。这批画稿，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尤其是经历“文革”仍得以保存，乃得力于冰兄的一位学生——画家苏森陶，冒着生命危险加以保护。
这批香港时期的原作画稿，是冰兄保存的作品中唯一未经过加工改动的“出土文物”，对于研究冰兄香港时期的创作，可以提供最真实、最原始的依据。舍弃“全面”“系统”的追求，宁可摘取一个真实的“切片”，王璜生馆长可谓别具慧眼。
冰兄画作最近一次的捐献，则是在他逝世后，于2011年2月由家人把63件作品捐给中国美术馆。这63件作品中，大部分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画作，也有几幅1938年创作的漫画，以及一幅《猫国春秋》原作，弥足珍贵。
千禧年的春天，冰兄成为该年香港艺术节画展的主角。2000年2月12日—3月5日期间，在香港艺术中心举办“漫画人间——廖冰兄”展览。由广东美术馆编印的画册《廖冰兄——香港时期漫画（1947—1950）》同时发行。美术史研究学者黄大德撰写长文《光荣的“牺牲”，不朽的丰碑——廖冰兄在香港》代作序言。
展览在香港引起轰动。展览还没开始，香港本地各种传媒便以大篇幅予以报道。例如，《信报》除了刊登《廖冰兄漫游人间》长篇文字报道外，还连续五六天连载“本地小子·小云”以冰兄为题的连环漫画，亦庄亦谐地向这位“中国内地和香港最具影响力的漫画家”表示敬意。
《明报周刊》以《漫画的力量》为题刊登了两大版关于“漫画人间”展览的专题报道。《东周刊》更是以四个整版刊登《廖冰兄，笔底风雷》的采访报道。文中一幅套题的大照片令人忍俊不禁：廖老站到自己的《自嘲》拓片旁边，模仿画中人呆若木鸡的神情，说中国人曾经有过这样的年代。记者拍下的这张精彩的照片博得众人喝彩。
香港本地的无线翡翠电视台、亚洲电视台，还有CNN（亚洲）和BBC（伦敦）电视台都对“漫画人间”展览做了专门报道。展览组织者何庆基先生兴奋地说，香港这次又刮起了一股“廖旋风”。
千禧年是廖老的一个繁忙的“展览年”。
3月初，香港的“漫画人间”展览刚结束，“廖冰兄香港时期漫画展”又于月底接着在广东美术馆开幕。冰兄原以为，这样一批“陈年芝麻”是不会让人感兴趣的，但没想到观众的反应竟然这么热烈，以致原定从3月29日至4月20日的展期，要延长至5月5日。观众留言写满三大本，多是溢美之词。但与冰兄以往的展览不同的是，这次展览吸引了更多中小学生的眼球。孩子们的感慨，一是在于冰兄漫画的历史感；二是在看了冰兄漫画之后，对时下流行的一些充斥着暴力与色欲的日本卡通有了切身的对比。
这次展览的轰动，还可以从人们在廖老的一幅自画像上踊跃签名而反映出来。
开幕时廖老拒绝搞剪彩仪式，而是在一块大画板上即席画成一幅两平方米多的自画像，让观众用12色彩笔在上面签名进场，算是宣告开幕。这样就有趣了：在自画像上的签名越来越多，开始密密麻麻，继而重重叠叠，终于把廖老的自画像完全彻底覆盖了。后来进场的观众的签名不断重叠在前面进场的观众签名之上，廖冰兄被“淹没”在观众彩色的签名里。
接连两个展览的成功，让冰兄老人感觉自己还不老，还可以为社会，尤其是为后辈的青年、学生们做一些事。他忘情地对采访的记者说：“我只有8.5×10岁！”
在广东美术馆展览时，一位学生“建议把历史课搬到这里来上”的留言让他陷入了沉思。
冰兄曾经说：“我的漫画是形象的史论，既是‘史’又是‘论’，不是记录历史，而是笔笔写在史上，这漫画本身就是史。”在中国漫画界，能够用漫画完整地、全面地记录中国近七八十年历史的漫画家绝无仅有，他决意站出来担当这个角色：给年轻人上一堂“形象的历史课”。
搞“历史的聚焦”展览的想法就这样萌生了。
为了方便在各地巡回展出，“廖冰兄工作室”决定把廖老的漫画扫描后用电脑喷图制成KT展板。女儿廖陵儿和外孙女张红苗就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女强人”叶华的帮助下承担起展览展板的设计、排版工作。展板不光有廖老各时期的100多幅漫画，还有一个部分是廖老的生活照片，以《生活、创作》为题，专门介绍廖老坎坷、传奇的一生，让年轻人了解老人以漫画为武器的战斗一生。
“历史的聚焦——廖冰兄各时期漫画展”于2000年9月20日—10月30日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展出，后因反应强烈，又延展了几天。
图书馆的展览大厅里，竖立着90块2米多高的KT展板。这样的展览模式十分平民化，既省钱又容易布置，不需要有专门的展览大厅，也不需要有特殊的安保措施。这样的展览方式让廖老想起60多年前，抗战时他在皖南展览《抗战必胜连环图》布画时的情景。
展览重现了1979年“六人漫画联展”时的轰动，据图书馆保守的估计超过了十万人观看了展览，只不过这一次观众更多是青少年学子。光是留言簿就写满了14本，里面尽是热情动人的感言。
2000年举办的“历史的聚焦”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冰兄老人。这个用电脑喷图制作的平民式的展览，不停地在各地巡回展览，进图书馆、进少年宫、进军区、进大学、进中学、进社区，如此延续了好几年，延续到冰兄老人临终前夕。很少有艺术家能够以这样简易省钱的方式让漫画艺术走进千家万户，这是冰兄老人的殊荣，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自己与老百姓那么亲近。
“历史的聚焦”的成功也改变了冰兄老人的观念。多年来，他一直固执地反对写自传，也反对家人写自己的传记。现在他开始赞同像“历史的聚焦”那样向百姓介绍自己一生的经历和自己的艺术了。
由女儿陵儿和外孙女红苗执笔，边写边改，经过一年的时间，终于编成了图文并茂的廖冰兄画传。2002年9月21日上午，“给世界擦把脸——贺廖冰兄从艺70周年暨《廖冰兄画传》首发式”在广东美术馆举行，社会各界数百人参加，非常热闹。冰兄的老朋友黄苗子和郁风夫妇为画传写了序言，文字既调皮幽默而又别具深意。
2003年9月，冰兄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成就奖”。同时获奖的还有曾竹韶、李桦、力群、吴冠中、王琦、黄永玉及艾中信七位美术家。
2004年12月，冰兄老人又荣获中国文化部颁发的第三届“造型艺术成就奖”。这些权威的奖项肯定了冰兄一生杰出的漫画艺术成就。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冰兄的艺术创作更多地集中在谐趣小品、书法和水乡风景画上。作品很多，部分是亲朋好友间的应酬，此外，为做公益善事冰兄也要卖字画筹款。
“掷笔收山”后的冰兄并没有闲着，多年来一直“刻薄”自己，却慷慨解囊扶贫助学。这位慈祥老人，开始考虑如何用自己有限的资金和富有的精神财富，为社会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2004年11月20日，是一个风和日丽，秋高气爽的日子。“广东人文学会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广州市少年宫举行，这一突出人文关怀的公益机构在国内还是首创。89岁高龄的冰兄老人坐着轮椅参加了这次庆典，他的善举又一次引起社会的关注。成立大会引来许多传媒记者到现场报道，冰兄老人的好友，如著名学者于光远，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吴南生以及老同志张汉清等人，都兴高采烈地赴会庆贺。
任老兴致很高，一见冰兄便走过来握手祝贺。两位老人都戴着助听器，任老看到冰兄用的也是西门子，不禁会心一笑：“我们是志同道合！”当人们簇拥着他来到嘉宾签到牌请他签名的时候，任老竟然指着牌上冰兄自画像的额头，调皮地说：“我就签在这里。”
任老还为基金会题词：“播种爱心，走向希望。”
吴南生的题词是“维护正义，播种爱心，净化心灵，造福社会”，概括了基金会的宗旨。
远在巴黎的法国社会学学者伊沙白（Isabelle Thireau）闻讯发来贺电：
我衷心祝贺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会成立。
我是通过廖冰兄的画看到他的心，看到一个中国人心中的人文火光。他的画具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又呈鲜明的世界性。不分国籍，只要是人，就能读懂他的画。人类怎么能感受不到、读不懂别人对自己的肯定和关爱呢？今天，或许他已不能再画了，但他的心还在跳动，那对人的肯定和关爱便随之跃然。今天，廖冰兄再画他生命的永恒主题的大画，我们看到了这作品：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会。
从那以后，廖冰兄基金会就一直埋头做事：帮助失足少年回归社会，推动公民教育进校园，赞助支持大学生做社会底层调研……即使不再画漫画了，冰兄仍然一如既往地把他的人文关怀投向社会，投向所有他关爱着的人们。
2006年9月22日晚，冰兄老人在医院病逝，终年91岁。《南方日报》称，“那个‘为世界擦脸’的老人走了”。
一年后，廖冰兄纪念雕塑在广州市少年宫落成，黑色大理石板上铭刻着这样一段怀念他的文字：
一些色彩历经百年仍然鲜艳，一些文字穿越世代依然鲜活，一个真正活过的灵魂永远不会离去。他栖息在彼岸，也栖息在人间。
谨以此纪念冰兄廖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