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为总政组织部的一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构成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相配合的敌后战场。为了加强敌后战场的力量，抗大毕业的军政干部被派往各地，抗大总校也为减轻延安负担迁往晋察冀根据地，在延安各机关的大批干部也到根据地去工作。

对根据地、敌后战场力量的加强，不等于在延安的各大机关工作任务可以减轻，相反，敌后战场的辽阔、游击战争任务之艰巨，各大机关更要加强对各地的指导、协调，促进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能更快更好得到贯彻。

1939年12月的一天，设在延安王家坪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办公室灯火通明，几位领导人正在商议为组织部补充年轻干部的问题。副部长胡耀邦建议到抗大三分校去挑选，那里有的是人才，有的是八路军、新四军来的，有的是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他们在抗大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锤炼过，都会是块好钢。其他领导人也同意胡副部长的建议。因为急需用人，而抗大三分校就在延安城里，近水楼台。经讨论，没有不同意见，去抗大选人一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第二天，总政组织部干部科长许光兴和股长余建亭带着介绍信去到抗大第三分校，找到校领导说明来意。由于这一期学员还没有毕业，学校方认为现在党中央强调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他们毕业后，说不定都要上抗日前线。两人认为说得有道理，干脆从抗大的教师和干部队伍中挑选。由于抗大也属中央军委领导，都是一家人，所以很好说话。学校为他俩调出有关人事档案，供他俩挑选，大地的档案引起了两人的注意。经初审，他俩认定这个年轻人不错，表现好，学习努力，又年轻，有朝气，决定将档案借回去让领导过目，请领导拍板。

当天，他们的初审意见就摆到了胡耀邦的办公桌上。两位年轻干部雷厉风行的作风，让胡耀邦很满意。而大地在抗大时就曾在胡耀邦的大队学习，他记得这位个子高高、学习认真的年轻人，在抗大入的党。翻阅了大地的档案后，胡耀邦在初审意见上郑重写下了“同意调入”几个大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

按规定，胡耀邦还要与大地面谈一次。

接到要到总政组织部见副部长胡耀邦的通知，大地十分兴奋。不光因为曾经在抗大认识了这位富有朝气和传奇色彩的领导人，而且想不到被总政组织部选中，要到那里工作。

几天后，大地如约来到王家坪中央军委总政组织部，面见副部长胡耀邦。他按要求，向胡耀邦汇报了自己的家庭出身和工作经历，尤其谈到在安庆参与创办求知书店，宣传抗日救亡的情况以及辗转参加新四军，再被选派来延安抗大学习的经过。他的认真、坦诚给胡耀邦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20多年后，“文革”期间，当广州的造反派组织到北京团中央找胡耀邦（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了解林西的情况时，胡耀邦能够准确地回忆起他的这段历史。

大地汇报完，胡耀邦也将总政组织部的工作向他作了简单介绍，并欢迎他来部里工作。

1939年12月底，大地办好手续，离开他学习工作了一年多的抗大，来到延安王家坪，成为总政组织部的一名干事。

王家坪，延安城北的一个小山村。原名牡丹坪，曾因盛产牡丹而得名。后来一个王姓人家买下这块地方，改称王家坪。它背山面水，一些窑洞和小平房坐落在绿树丛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后，1937年1月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就设在这里。走进大门，靠东边的是总政治部院，靠西边的是总参谋部院。总政治部院内有办公室，有军委大礼堂（1941年修建），有总部机关合作社、总务科，有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的住所、会客厅，还有警卫班和总政干部的窑洞宿舍。总参谋部院内则有军委会议室、军委通信班，以及八路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和叶剑英的住所。总参谋部院前面有一些农田，朱德总司令曾在这里劳动。总政治部院前则有一片桃园，占地12亩。园内有篮球场、职工俱乐部、露天舞场，周末，军委和总部的首长和工作人员均来此娱乐放松，以消除疲劳。

1939年的最后一天是星期天，而第二天就是1940年的元旦了。总政机关宣布放假两天，让忙碌了一年的同志们休息一下，以便以更饱满的精神迎接新一年的到来。说是放假两天，实际只有一天，因为大家都要轮流值班一天，大地被安排先值班。到休息的这天，即1940年的元旦，大地约上几位好朋友去宝塔山游玩。他们中有组织部的，也有抗大的。这是大地到延安一年多后，第一次去宝塔山。此前一直忙于学习和工作，还未到过这一名胜古迹。

宝塔山，历史上也曾被称为卧龙山、来林山、嘉岭山，海拔1135.5米。山上有众多历史文物，其中大多为北宋年间范仲淹在延安任职时所亲自修建，包括摘星楼、烽火台、范公井、嘉岭书院、王龙喷泉、摩崖石刻和古城墙。盛唐时期先修建了龟王庙、东岳大殿、岭山寺院与宝塔。宝塔在宋代重建，以后经过多次修葺。为八角九级楼阁式砖塔。

大地一行从王家坪出发，很快就来到宝塔山下。上山路是一条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山路陡峭，走着走着，大家都喘起气来。这时有人提议，咱们来个竞赛，看谁先到达山顶。于是，几位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快步行走起来。走着走着，便忘记了疲劳。山上草木凋零，朔风凛冽，只有绿色的松树傲然挺立。登到大半山，几人不禁发出惊叹：啊！延安！这里居高临下，整个延安城尽收眼底。能清晰看见清凉山，分别向东北、西北和南边流动的延河和河上的宝塔桥。再往上走，一口大洪钟和巍巍宝塔便赫然出现在眼前。

来到大钟前，几人仔细观察起来。这是一口明代特制的洪钟，传说此钟为延州一些信男善女捐资而铸。但钟的上部刻着代表佛教的莲花纹饰，下部却刻有道教所用的八卦纹饰，故被人们称为佛道合一的奇钟。此钟原来悬挂在宝塔山对面的清凉山，但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后，日寇飞机常对延安城进行疯狂的轰炸，连山上的古迹东岳大殿也毁于轰炸中。为了防空报警，边区政府派保安处将此钟移至宝塔山上，临畔悬挂。当日机来袭时，驻守山上的有关人员便敲响洪钟，钟声洪亮悠长，可传方圆几十里。四周老百姓听到钟声，即迅速撤离，进入防空工事，避免受到伤害。所以说，抗战中，这口洪钟为保卫延安百姓立下了功劳。

尽管多次听过这口钟的声音，但第一次见到它，仍让大家感到震撼！此钟高150厘米，直径106厘米，几人尝试着围抱它，结果要三人才勉强围住。钟身有许多文字，大地围抱一下大钟，发现自己双手中指尖接触到的字分别是林、西。哎，他突然感到，自己跟这两个字很有缘分。据说他为此又一次改名，将大地改为林西，从此，林西这个名字一直跟随他直至终老。

从1938年4月底到延安，至1940年元旦，短短的一年多时间，王崇仁两次改名。也许，这能说明一颗年轻的心希望不断地挑战自我，与过去告别。也许，还能说明这是一位勇于开拓、热爱新生活的年轻人。

总政治部简称总政，它是中央军委属下的一个部门，与总参谋部一起是军委的重要部门。总政担负着对全军进行政治工作的重大职责。它根据党在各个时期的任务与中心工作，制定学习计划、工作条例等，推动学习，检查军队对党的路线政策的执行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早在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重视政治思想教育，让全军将士牢记为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战的根本宗旨，不辱使命。而总政组织部，则负责总政治部的党的工作、干部工作、组织工作等。根据总政于1940年颁布的《军队各级政治部组织部的组织与工作条例》规定，组织部的任务有四大项：

（甲）研究指导下级政治机关及所属地方武装中党的组织工作，检查其是否合于党的路线政策。

（乙）检查与督促政治机关的决定指示的执行。并检查下级各种组织机构是否适宜党的路线的执行。

（丙）管理党与非党干部问题：根据党的政策挑选配备、调剂、熟习、培养干部。注意干部中的倾向，关心干部的健康，并研究检查党的各种干部政策的运用。

（丁）管理日常党务工作：搜集研究党务材料，提交同级党务委员会讨论，执行党务委员会的决定。

总政组织部的工作也与上述几大任务相关。

林西来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时，部长为王稼祥。这位年长他十岁的领导人也是安徽人，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曾留学苏联，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中共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林西受益匪浅。

初来乍到，林西跟随部里的其他干部，学习熟悉工作流程。他勤奋好学，耐心请教，注意观察，加上过人的悟性，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

作为组织部的干部干事，林西先后参与过干部的管理工作，包含干部的选拔配备、干部的保健工作；党务工作；组织工作，如研究工作；干部保卫工作，如锄奸工作。无论做哪项工作，他都开动脑筋，积极主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尽量把事情办好。

刚到总政组织部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随着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抗日根据地的逐步扩大，军队对干部的需求也日渐增多，对干部的挑选配备、考察、调剂、培养的任务也就比过去更加繁重。组织部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派了不少同志参与，林西也是其中之一。他注意学习党的政策，领悟上级意图，在对干部的考察、挑选配备或调剂时，作出认真分析。在研究干部问题的有关会议上，他常常能够提出意见，包括有针对性的独到见解。为此，时任组织部组织科长的曹光华感到很满意，经常在林西发表意见后，表示赞扬。这也让林西很受鼓舞与鞭策。

干部保健工作是干部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为了保证干部队伍的身心健康而设立。长期艰苦的斗争环境，使军队的许多干部健康状况堪忧。为此，中央军委曾颁布《保健工作条例》，又在各级设立保健委员会的专门机构，还有一定比例的专项资金，以促进干部的保健工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干部的保健工作做得不够理想。有的地方简单了事，不管干部身体需求，发钱或发一些补药，就算完成干部的保健工作。有些地方却出现另一种倾向，强调经费紧张，该用的时候却克扣不用。为纠正不良倾向，做好军队干部的保健工作，1941年3月18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加强干部保健工作的指示》，强调加强干部保健工作的必要性，反对铺张浪费和克扣两种倾向。要求各级保健机构要认真负起责任，按期提交干部的健康状况检查报告，并提出办法，而不是只管发钱。发给一定数额的经费给保健委员会，保健委员会按《保健条例》下发，一律禁止首长个人批钱发钱和医生个人给补药补针的做法，同时也禁止用保健经费开支个人生活费。要求保健委员会要在首长领导下在干部中反对一些不良行为，普及生理卫生常识，有家庭的普及家庭卫生、儿童卫生常识。提倡和组织开展体育运动。

干部保健工作是林西在总政组织部负责的一项主要工作。他遵守《保健工作条例》和军委《关于加强干部保健工作的指示》精神，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对所管理的干部，他逐家逐户进行走访，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与需要。同时又及时与医院医生沟通，组织相关的体格检查，再按需求，发放保健费。负过伤的或有病的，多发；身体健康的，少发。由于工作做得非常细致，服务十分贴心，大家都很满意，他也因此认识了很多干部。

为促进干部的身心健康，林西在星期六晚上组织舞会，让军委干部以及中央机关的领导人在娱乐中锻炼身体，放松心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领导人有空都喜欢参加舞会，叶剑英喜欢为舞会演奏音乐，他用扬琴演奏广东音乐很受欢迎。其他领导人的舞姿则各具特色。据当年也在延安的马海德夫人苏菲回忆，那时跳舞“也不讲究什么样的舞姿，都是娱乐。像毛主席跳舞，都是东一脚、西一脚，跟他写的字一样。朱老总跳舞不选择伴侣，就像开荒，一锄头一锄头地动恰恰、动恰恰。叶参座总是笑嘻嘻，高兴的时候就弹弹琴。”通过文体活动，增进大家的了解与友谊，增强干部的体质。一些领导人都曾夸林西是能办事、会办事、办成事的年轻人。的确，在延安，长得高大威猛、英俊潇洒的林西，是一位引人注目的青年才俊。

锄奸工作是根据当时形势而确定的一项保卫工作。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就在这里领导指挥中国革命，使延安成为了革命的圣地。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抗日行动，使延安声望日益提高，全国各地的进步人士、爱国知识青年、海外华侨、港澳青年纷纷排除万难奔赴延安。这自然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为了打破这个尴尬局面，他们派出特务、奸细乔装打扮后潜入延安，进行各种破坏活动。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更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们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延安所处的陕甘宁边区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或袭击八路军，占领八路军驻防的县城；或摧毁地方政权和群众抗日团体，捕杀工作人员；或煽动反动分子叛乱，迫害根据地的党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破坏治安，扰乱秩序，这直接威胁到延安党中央的安全。与此同时，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展党员，使党员人数发展迅速。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地方采取了不够慎重的做法，突击发展，政审不严，条件放松，致使一些条件不够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甚至奸细乘机混入了党内，造成党的队伍的不纯，这将对党的事业造成危害。

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保卫根据地，纯洁党的队伍，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军队内曾开展过锄奸工作。

对此项工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都很重视，成立过专门机构——锄奸部。军委总政治部对此项工作发过不少指示，强调它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希望各单位部门积极配合，做好工作。1940年9月3日，总政再次发出对锄奸工作的指示——《锄奸人员守则》。这份不长的守则，共有六大点、九小点，规定了锄奸人员应具备的品质、作风和纪律。能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能做什么，都有明确规定。例如：“锄奸工作是党的最负责的工作之一，锄奸人员应绝对忠实于党，不放松一个敌人，也不冤屈一个同志，为党为革命负责。假若违背这个原则，那便是锄奸人员的绝大罪恶。锄奸人员只有特殊的责任，没有也不应有特殊的权利；只有特殊的工作，没有特殊的地位……锄奸人员应当沉着、冷静、虚心、老练，切忌自夸本领、高谈阔论、神气十足，并且不应惊惶失措，或神经过敏、以道听途说为根据。锄奸人员的工作作风，应当是具体客观、彻底慎重；反对一般化、公式化、简单化、抽象化，应当一件事、一个人的具体研究分析和解决。反对只凭自己主观去判断，而应根据证据辨别其真伪。反对把可疑之人、可疑之事拖延不决，若有若无，而应追根究底，弄个彻底明白。反对马虎和粗枝大叶，事关人命，应当特别慎重。锄奸人员应努力学习，增加自己的一般的政治的和特殊的知识与技能……锄奸人员的纪律是：严守秘密……服从组织……忠于职责……严守党的立场……尊重党的道德——不得以公济私……弄钱和贪污腐化”这个守则，让我们能够了解到中央军委对锄奸人员全面而严格的要求。

组织经过考察，认为林西适合担负锄奸的任务，于是，他又被定为总政组织部和中央军委的锄奸委员会委员，参与锄奸工作。

从自己队伍内部查找出混进的敌人、奸细，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也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林西参加了有关的学习与培训，部里也专门请了有关领导人和有这方面经验的同志来讲述怎样做好锄奸工作。林西非常重视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并且严格按《锄奸人员守则》的要求去做。日积月累，他把组织对工作的要求变成了自己的习惯，变成了自己的行动。此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里，他都始终如一地“服从组织、忠于职责、严守秘密、严守党的立场、遵守党的道德”，办事慎重、做人低调、遇事“沉着、冷静、虚心、老练”，从不“高谈阔论、神气十足”。

1942年党中央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锄奸工作也结合审干工作进行。在康生主持下，审干工作曾出现了极左的做法，伤害了一些干部，后来党中央发现后给予了纠正。

锄奸工作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一些成绩，清除了一些混进的坏人。林西也在这项工作中作出了贡献，并得到锻炼，进一步成长、成熟起来。

除上述工作，林西还协助过其他处室，为筹备会议准备文件、材料，为组织部开设的干训班做组织工作等。每一项工作，他都认真对待，决不马虎应付。

由于各项工作任务都完成得不错，林西给总政组织部的领导和同志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几年后，他当选王家坪机关党总支部的副书记，书记是军委作战部代部长李涛。王家坪机关包括军委的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两大部门。那时正值抗战胜利前后，军事战场千变万化，工作也千头万绪，他配合李涛书记，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党组织的活动，做好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为迎接抗战胜利、应对全面内战的爆发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叶剑英总参谋长当时是党中央派往重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常常来往于延安与重庆。每次他从重庆回来，林西就邀请他为机关党员作国际国内的形势报告。叶参座历来毫无架子，平易近人，也十分支持机关党总支的工作，所以每次都有求必应。他对形势的分析有理论、有实际，深入浅出，既高屋建瓴，又通俗易懂，所以深深地吸引住听众，也增强了大家必胜的信心。由于他的报告极受欢迎，所以有一段时间，只要他从国统区工作回来，林西都邀请他为机关党员作报告，讲时事。以至叶参座后来风趣地称自己成了“时事先生”。

生活中的林西还是挺有个性的。有一段时间，不知是效仿他心目中的英雄，还是为了使自己显得老成持重，他竟留起了大胡子。林西还喜欢玩乐器，他的长笛吹得不错，与几位战友一起，工作之余，组成小乐队，吹拉弹唱，自得其乐。总政大院的朱德总司令与叶剑英参谋长也擅长乐器，他们有空也加入林西他们的小乐队，叶剑英弹扬琴，朱德拉二胡，大家配合默契，共同演奏着抗战歌曲。中央军委的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一起，同甘共苦，彰显出共产党人民主、平等的观念，也是延安的魅力所在。

晚上，林西有时会亲自炒好一盘黄豆，邀上三五知己，大家尝着炒黄豆，海阔天空，或谈国事，或论历史。更多时候，酷爱文学的他与战友们交流对文学作品的读书心得，与总支秘书李圭等人，一同背诵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诗词《琵琶行》等名篇。“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随着阵阵朗诵声，大家细细品味古典诗词的韵律之美和那隽永的意境。志趣相投，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