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范以锦传略（1）
第一篇 范以锦传略
马立明
引言 鲜花与掌声
（一）
南国深秋，低温还没袭来，但空气的流动已经加快。一些黄叶，在路边欢腾而起。广州大道上的行人，脚步匆匆，似乎是收到了季节变换的信息。杨箕村口的一个保安，拿起一份新到的《南方都市报》，很仔细地读着。报纸上的日期，写着2006年11月15日，周三。
这是一个很寻常的秋日，当天的新闻并不多。在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里，却弥漫着一种离别的不舍。一位老人，即将告别他从事了36年的新闻实操岗位，进入他最后一天的工作。在他到了60岁之际，他已经多次提出“到点就退”，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还是拖了8个月。
终于，离别的时间到了，就在这个深秋的早晨。一早就有人守候在范以锦办公室旁，待他开门进入办公室，色彩斑斓的鲜花就送到了他手上。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编辑部专程从云南订购回来的，作为退位老人，他第一次享受到了这种异乎寻常的温馨。
“你们可以叫我老范了”，“无官一身轻”——这就是范以锦。之前一天，他还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掌门人。如今，他终于可以不当“新闻官”了。
“他那一天，老是在提安全着陆”，见证了范以锦一路艰辛历程的一位老记者说，“你们都不知道这句话分量有多重，多么难得啊！”
范以锦在办公大楼二楼大会议室的交接班仪式上发表卸任感言，断断续续，因为不断被掌声打断。
下面一个字、一句话，范以锦都进行了深思熟虑的琢磨：
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称呼我“老同志”了。（掌声）
老同志见面往往会关切问一声：“安全着陆没有？”历经风风雨雨，今天范以锦终于安全着陆了。（掌声）
谢谢大家掌声的祝贺！此时此刻卸肩比规定时间延长了8个多月，感谢组织的信任，感谢全体南方报人长期以来对我的关爱和支持。（掌声）
我快进入60岁时，就期盼依时从集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集团人才济济，后继有人，一代更比一代强，杨兴锋等同志上来，会比我干得更好。报社领导岗位是光荣神圣的岗位，而在这个岗位上又会碰到陷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自1983年进入报社领导班子的23年间，从不敢松懈，尤其是担任总编辑、社长之后，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到报社的事业中。我企望进入花甲之年之后能给我留点“自己能支配自己”的空间。我依时从集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于公于私都有利。从今天开始，我那根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所以，今天我要说，不当“新闻官”的感觉真好！（掌声）
掌声就是理解，感谢各位的理解。我希望掌声是送给我的，而不是留给你们自己的。我刚才那番话是针对老同志说的，而年轻人还得有上进心、有事业心，像我年轻时那样，主动给自己加压力。事实上，我们集团许多同事已是这样做，为了事业埋头苦干，呕心沥血。辉煌与痛苦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想辉煌一些，就得痛苦一些。我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南方日报社工作。我感到最幸运的是，我永远属于南方报人。我感到最自豪的是，我和在座的各位同事与新老一代南方报人共同培育和发展了在全国有广泛影响力的系列品牌媒体。我感到最欣慰的是，虽然我没有给下一届班子留下多少财富，但留下了思路、留下了人才、留下了发展后劲。（掌声）
刚才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胡泽君同志代表省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中梅同志代表省委宣传部，分别作了讲话。他们在讲话中对我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我认为这是对南方报业事业发展的高度评价，是对南方报业领导班子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全体南方报人的鼓励和鞭策。我个人的能力和作用是有限的，南方报业今天的辉煌，是全体南方报人长期奋斗的结果，新老一代南方报人为追求新闻理想和为南方报业的改革发展付出了艰辛劳动和心血，有的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老一代南方报人，如饶彰风同志——南方日报社第一任社长，“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新一代南方报人，如南方都市报首任总编辑关健同志积劳成疾、英年早逝。饶彰风同志、关健同志，还有曾直接领导过我、给我许多关心和帮助的老社长丁希凌同志、老总编辑陈培同志，以及那些为追求新闻理想、为南方报业改革发展付出沉重代价的同志，最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掌声）
南方报业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受到这样那样的挑战。在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中，我深深体会到患难见真情。我们班子成员精诚合作，肝胆相照；集团广大员工同舟共济，荣辱与共；我们的离退休老干部、老工人爱社如家，以特殊方式帮助集团领导班子排忧解难，共渡难关。南方报人的真情、南方报人的正气和南方报人对中国新闻事业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我作为第一把手直面集团一切危难的坚强后盾。这样的同事、这样的集团、这样的事业，激励着我们改革创新、勇往直前。南方报人也讲回报，但不奢求，最看重的回报是尊重他们的存在和承认他们存在的价值。今天的南方报业已得到方方面面的认可，南方报业的人才也走向全国各地，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我们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忠诚；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南方报业对中国新闻事业所作的特殊贡献。（掌声）
在我离任之际，我感到遗憾的是，一些遗留问题仍未解决好，我对相关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南方报业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传承创新。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新的班子带领下，南方报人一定会继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不断开拓进取，铸造南方报业新的辉煌。（掌声）
（二）
背过身去，掌声渐远，告别昨日的辉煌。范以锦，这个创建了一个时代的报人，终于要离开自己的舞台。他的下一站，是作为“一代宗师”，投身至学术界，担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一职，学术界都期待他“多培养优秀的新闻人才”。
在这2006年的金秋，他留下了一个尚处于黄金时代的南方报系。台下的听众，有南方日报的老员工，也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农村报、南方人物周刊的新闻精英，还有刚刚招入报社的新生力量。这些人，这些报，家大业大，都是在289大院中结出的累累硕果。
范以锦的最大功绩之一，在于在当好“新闻官”的同时，孵育了南方报业——这个可能是当代全华南最大的媒体文人团体，有着浓厚新闻理想追求、具有强大创造力的知识群体。很多知识分子都因这里独特的气氛而来，因“南方”这块招牌而来。人才优势，一直是范以锦认为的企业竞争力之所在。“集团人才济济，后继有人，一代更比一代强。”他在离别感言上所说的，也完全是他的真心话。
但谁都知道，报社社长这个位置历来是高危职业，一些敏感事件若把握不好，就乌纱帽难保。本来，完成好“规定动作”就已经不容易了，还想做一些“自选动作”，这个难度就更大。范以锦能够平衡好各方利益，不仅做好了分内事，报业生涯“安全着陆”，更是打造了如此欣欣向荣的一个文化高地。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件难度极高的事。学者展江形容：“这完全就是走钢丝嘛！”
这不都过来了嘛！范以锦环顾四周，生机勃勃，人才济济。系列报刊，开花结果。激昂文字，纸上春秋。“龙生龙，凤生凤”，这是他多年来精心的布局，市场化媒体时代，在他主政期间培育出了一批“龙”“凤”项目。他最高兴的是，“留下了思路、留下了人才、留下了发展后劲。”
进入南方报业的一批大学毕业生，在专业的培训之后，也逐渐挑起大梁，并迸发出了理想主义的光华。在中国大国崛起的当下，在市场经济渐入佳境之际，南方报系应声而出，交出了自己的时代答卷。
在离职感言中，范以锦还回顾了南方报业前赴后继地追求知识、追求真相的壮举。正是有一代又一代无畏的“普罗米修斯”，才能点燃真知之火。他列举了饶彰风、丁希凌、陈培、关健等前南方报人，他们在任上体现了报人的风骨，有的人还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南方报业之所以能形成一个文化高地，吸引千百有志之士加入其中，是有其历史传承的。到了范以锦时代，划时代地提出纸媒品牌化理念，“到南方”成为新闻理想的代名词，成为新闻学子眼中的圣地。南方报业的图腾——一团燃烧的火焰，被认为是真、善、美的象征。
“南方报人最看重的回报，是尊重他们的存在和承认他们存在的价值。”范以锦的这句话，说出了很多南方报人的心声。因为报社的发展与壮大，他们的职业荣耀度和社会认可度也在不断飙升。自从2002年开始，南方报社一直跻身“中国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单位”前50位，在2006年，应届毕业生报考南方报业的人数，全国竟有4万人！自然，范以锦等一批南方报人，是众多大学生眼中的偶像。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我们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忠诚；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南方报业对中新闻事业所作的特殊贡献。”说完这句话，范以锦眼睛已经湿润。旋即，《21世纪经济报道》掌门人给他发来短信：“好感动，我们的眼泪也差点流出来了。”
有位来自武汉大学的实习生，一次在报社搭电梯，见到一位个子矮小、衣着朴素的老人。老人问他去几楼，他说12楼，老人就帮他按了。老人还用很不标准的普通话说，“小伙子，天气冷了，衣服不够呀。”实习生顾着玩手机，头也没抬：“没事，我身体好。”
后来，电梯里又进来一个大姐，对着老人说，“社长好！”
这个实习生反应过来了，惊呆了好久……
他后来跟师弟师妹讲述这一幕时，感慨地说，“这怎么会是范以锦呢？他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他想象中的范以锦，或是高大威猛、气势逼人、一言九鼎的“霸道总裁”，或是气宇轩昂、一身名牌、口中夹杂洋文的“CEO”。怎么也想不到，真实的范以锦是这个样子的。
范以锦身高只有1.6米，体重55公斤，典型的广东人长相，“干干瘦瘦”。他的普通话带有浓厚的客家口音，在台上讲话的时候，有些愣头青会笑起来。
他平日晚饭后会在报社附近周围漫步，路过书报摊会停一下，跟卖报的大叔拉拉家常，谁看得出他是领导！
他办公室的门一直敞开着，每天都有各层级的员工来找他，跟他聊各种事，从稿件刊发到家长里短。只要不是特别忙，他来者不拒，有时一聊，会聊很久。
他看起来就是一位极其普通的老者，看不出什么气场。
但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人不可貌相”这句话放在范以锦身上是多么的准确！
“他个子不高，却是一个高人。”
“他外表儒弱，内心刚强。”
“庄慎之、陈朝华、向熹、郭全中，这些传媒界的名人，都佩服他！”……
这些都是新闻界人士对范以锦的评价。
是的，哪怕是刚刚发笑的愣头青，听范以锦讲话后，就会被他妥当的表达、快速的反应、身上散发的气质所折服。作为南方报业的“总舵主”，能让众人信服，本身就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人们对他的敬佩，不仅仅在于他的官职，更是在于他的水平，在于他的人格，在于他的风骨。
“外圆内方、外柔内刚”，这是《南方日报》副总编辑曹轲对他的形容，可谓是十分确切。
随和、好相处、没架子，是他给人的外在印象；但他的果敢、刚毅、担当，又是如此的突出。
一些愤世嫉俗、性格桀骜的年轻记者，也很认可范以锦的处世之道。“他举手投足之间都是智慧，从他身上受益良多。”
在南方报业，下决心做大做强《南方都市报》，提出《南方日报》也要走市场，支持创办《新京报》，以及强化报业品牌战略，系统地完善“南方报系”结构……报界中人都知道，这些事都是划时代的，同时也是困难重重的。一群南方报人居然推动了这一进程，这在中国传媒业界和学界，堪称是21世纪初中国重要的传媒事件。其中的设计者、领头者之一，就是范以锦。
他也必然是个痛苦的人。他从1995年起担任总编辑乃至担任社长后，即便是节假日每天都要回办公室一段时间阅报和处理相关事宜，平时独自行走在路上时还会边走边思索一些与办报和报业发展的问题。“辉煌与痛苦是成正比的，要想辉煌一些，就得痛苦一些。”范以锦轻描淡写地说。旁人看到的是辉煌，看不到的是痛苦。
——在有的系列报碰到麻烦事之时，老范给员工们讲话开宗明义地说：“要把握好分寸和底线，别以为我是为了乌纱帽。我当老总，是把乌纱帽放在桌子上的，随时准备被摘掉。我不在乎自己的乌纱帽，我在乎报纸的安全。报纸不改革创新，办得没人看，等于自杀；而盲目往前冲，踩红线，则有可能他杀。”
——在针对某些被批评对象和“保护伞”喊着要“收拾记者”时，范以锦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尽了最大的可能保护充满理想和才华“却常常失之莽撞”的年轻人。
——范以锦多次提到“午夜凶铃”，其中一些批评报道，遭到了批评对象等有关人员的狙击，大半夜向范以锦施压。……
老范说过，在他认为的原则上，“没有仕途上的考虑”，他只要实事求是，甚至不惜和一些人据理力争。为什么能够据理力争，老范认为是良知使然：“在这一点上，我是有良知的。”“该向上反映的要反映，让上头更全面了解情况。事实上我的不少意见得到了采纳。”
南方的盛世，是这样一步步摸索、打造出来的；也是这样据理力争“守”出来的。他不是高大威猛、颜值爆表的“霸道总裁”，但却被认为具有骨气和智慧的“传媒领军人物”。
南方报业的发展，不仅仅是报社的品牌战略、行之有效的机制、长远而精准的用人策略，更有独特的南方基因——对社会的责任、对人民的关怀、对正义的追寻，这就是独具魅力的人格、报格。“丢失了报格、离开了根基，即便是报业大厦也会轰然倒下。”范以锦说。
（三）
人们所不知的是，范以锦在交接完班之后，回到办公室，打扫了一下。当老范收拾得差不多、准备离去的时候，一个虎背熊腰的人走了进来，说，“社长，您今天终于不当社长了，平时不敢邀请您，今日，我们一起去散散心吧。”
老范定睛一看，原来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摄影记者周浩！老范虽然与他接触不多，但知道这是一位非常有才华、有想法的记者，于是欣然答应。两人在珠江公园玩了一个下午，又是一起散步，又是一起拍照。老范像顽童一样，讲了好多小时候的故事。他回忆道：“那天真的是很开心。”
顺带一提，周浩已从记者转型成一位成功的纪录片导演。他的力作《高三》《大同》等，获得大陆、港台等多个顶级奖项，包括金像奖、金马奖。获奖后，他都第一时间告知老范。
而范以锦，在离别之后接受了好多邀请，都是一些记者、编辑自发组的饭局。其中一些人，老范也叫不出名字。他们都说：您在任上时我们不好意思请，怕被认为是“巴结”，但是现在就不怕了，我们是真心感谢您的。
老范“哈哈哈”地回应了。正是有了“龙生龙、凤生凤”的思路，南方报业才有了后来的品牌延伸效应，才能大幅度招进人才。于是，各路才子佳人，聚于此地，过上有尊严的生活。289大院的众多年轻人感谢老范，是有缘由的。
同样不为人知的是，在老范担任社长时，恰逢老父生病，老范无法照料，每年只能看望一两次。本想着卸任后能好好陪陪老人家，结果老父亲还是先走了一步……
“中国报业品牌第一人”
1．首提多品牌战略目标
“名牌跟品牌是不同的，品牌有更深刻的涵义，其对用户形成的持续忠诚度、吸引力有更高层次。有了品牌理念，便会按照品牌的要求去维护、提升原有的名牌媒体，也会自觉培育新的媒体品牌。”
平时上班的范以锦，从不打领带，但说这番话时，还是西装革履。这一幕发生在2002年10月，在深圳报业大厦，这是高新技术交易会上一个叫“全球管理大师论坛”的会场上。作为南方报业掌门人的范以锦，在会上作了“国际化背景下的媒体多品牌战略”这一演讲。听众们呢，都是国内外著名的企业家及高级管理人员。
讲完以后，自然掌声雷动。范以锦本来正准备走下台去，突然折回麦克风前，说：
“我的手机号码是×××××××××××，欢迎大家交流！”
掌声再一次热烈地响起……
这次长约20分钟的演讲，被传媒学界一些人士理解为“这意味着中国报业理论又上了一个层次”。因为，中国报业界第一次有人系统地提出了“报纸品牌化”这个概念，同时也标志着南方报业作为一个整体，第一次华丽登场。有媒介观察者认为，媒体多品牌战略，正是南方报业滚雪球般发展的真实写照和理论升华，这堪称21世纪之初报业之蝶变，这一战略的倡导者、策划者和实践者，正是这位此前从不显山露水的“老范”。
范以锦在会上提出：
——在中国媒体日益面临的全球化竞争中，实施多品牌战略势在必行。一是必须从单一的新闻竞争转到塑造媒体品牌的竞争；二是必须从单一媒体品牌的竞争转到媒体多品牌的竞争；三是必须从单纯的媒体品牌产品竞争，转到品牌理念所延伸的各个领域的竞争。
——品牌就是信誉，品牌就是市场，品牌就是财富，品牌就是难以估量的无形资产。
——在“2001年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评选中，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成为入选20强的唯一一家内地传媒集团。我们并非最大最强，何以获此殊荣？其实就是以品牌为核心的无形资产营造了影响力。
——培育品牌不能停留在别人能做我也能做的水平上，不是跟着别人走，而是抢在别人前头跑：别人不能做的我能做，别人做不好的，我们要做得好。有这样的铁心和创新精神，才能培育出多个有个性的品牌。……
在进行这番讲话之前，南方报业已经推出了好几个生机勃勃的文化品牌：《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农村报》等，以及将要诞生的《新京报》。“多品牌战略”已经展示了其强大的威力，南方报业已经打出了组合拳。
但是，直到范以锦这个讲话，“多品牌战略”才真正进入了主流视野。有媒体这样评价他：“他第一个将品牌概念引入中国报业，被业界称为开启了中国报业的‘品牌’时代，是报业‘多品牌战略’‘跨区域经营战略’‘人才战略’等拓展战略的设计者和推动者。以南方报业为基地，创建‘报系’组织结构和‘龙生龙、凤生凤’的快速发展系列报刊的滚动发展模式，成为中国传媒发展创新的经典范例。”
当时，中国刚刚加入WTO，快速地拥抱全球化。中国媒体面临国际传媒正面碰撞的时间日近，范以锦意识到，必须抓住过渡期有效时间内把自己做大做强。而这个答案在哪里呢，老范一直在思索。……
在20世纪90年代，范以锦经常领着记者走访珠三角各大企业。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得市场经济风气之先，诞生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企业，包括金利来、美的、健力宝、步步高等。范以锦在与多位企业家进行对话交流过程中，意识到“品牌”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当企业开始打广告、树立自己品牌理念之际，范以锦也在思考在传媒领域中的品牌问题。
鉴于当时的舆论背景，很少有人提到媒体的市场化、产业化，品牌的战略更是无从谈起。对于一些好的报纸，人们只把它叫做名牌报纸。对此，毕业于暨南大学经济系的范以锦，视角要更独到一些——他认为，做好名牌是不够的，还需要做好“品牌”。
那时候，范以锦读到一组通讯，讲述的是珠三角地区某商家的发展史，他在办公室里思索了好久。后来，范以锦主动与几个精通企业运作和善于做经济报道的年轻记者交谈。其中，有个很精干的年轻人，名叫王垂林，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当了几年《南方日报》经济新闻记者后又主管经济新闻部的工作，虽然仅仅30出头，却对企业品牌运营有独到的见解。范以锦约上王垂林等几个年轻人，同时也叫了主管市场、发行的几位领导，一起开了一场“马拉松会议”，大家各抒己见，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吃饭时间。
有位年轻人好奇地问老范：“您的经济学知识好丰富呀，是因为您以前读的是经济学专业吧？”
老范笑了，“我以前学的是计划经济，其实商品经济的知识学的并不多。”
原来，范以锦一直在读书。不为人所知的是，他还参加了中山大学与南方报业合办的EMBA培训班，利用双休日学习了近一年。报名时，他也是50多岁的人了，差不多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
通过这次切磋，范以锦从年轻员工那里获得不少启发。回家以后，老范将思路重新梳理。至此，“南方报业多品牌”的轮廓已经出现。
2．创建报系结构下“龙生龙、凤生凤”模式
“多品牌滚动发展理念”被范以锦生动地比喻为“龙生龙，凤生凤”。《21世纪经济报道》创办之后，按照“龙生龙，凤生凤”的运营模式，发展了一批子报刊和子项目。《21世纪经济报道》负责人告诉范以锦，由一张报纸去领导子报子刊和子项目显然不利于业务发展，需创新组织管理模式。范以锦随口说了一句：“《21世纪经济报道》报系，就简称‘21世纪报系’吧，如何？”经论证，都觉得“报系组织结构”不错。
继而，《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也组建了报系。“龙生龙，凤生凤”生出了“报系”，报系组织结构的实施又反过来推动“龙生龙，凤生凤”的滚动发展。至此，以《南方周末》为龙头的“南周报系”、《南方都市报》为龙头的“南都报系”、《21世纪经济报道》为龙头的“21世纪报系”，将品牌带动发展到报系运营，带动了一批优质项目的发展。如何占领舆论高地，如何获得市场，如何打造影响力，都与“龙生龙，凤生凤”这六个字密不可分。甚至在社交媒体崛起之后，南方报业的全媒体应对策略和多产业发展的思路，也是与“龙生龙，凤生凤”理念一脉相承的。
真理从哪里来？就是实践中来，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广东省会城市报业竞争空前激烈。当时并驾齐驱的三大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各有特色，各领风骚。《羊城晚报》以其独特的“晚报风格”占领市场，在整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是中国报界一份名牌报纸。《广州日报》则长于经营，比如自办发行、购置先进印刷设备，以早报和大规模扩版的特殊营销策略，在90年代初期迅速崛起。
面临如此强大的对手，《南方日报》遭遇了夹击。此外，作为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有一个明显局限，那就是务必兼顾城市和农村市场，而不能过分集中在中心城市。
这样一来，《南方日报》在中心城市的发行量急剧下滑，广告源最丰富的地方的发行量小，势必影响广告的经营。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南方日报》从一家报纸逐步发展成为报业集团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知名报刊群。”南方报业三份老报纸《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南方农村报》，已经在各自的领域中打响了名气，各自都有鲜明特色。在先后担任总编辑、社长的刘陶的力主下，1995年新孵育出《南方都市报》（只有省刊号的内刊）。李孟昱担任《南方日报》社长之后，拍板停了《海外市场报》，刊号让给《南方都市报》，因而《南方都市报》于1997年正式创刊。2000年，李孟昱又拍板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于全国高端商务人士，销量一路飙升。作为副手，范以锦一直是刘陶、李孟昱做这些决策的坚定支持者。
这些报刊很快站稳了脚跟，范以锦担任社长后并没有让他们停止脚步，而是让他们继续奔跑、不断攻城略地。“显然单靠《南方日报》一个拳头与兄弟报社竞争是难以制胜的，应该多个拳头出击。”范以锦总结道，“将现有的和新发展起来的报刊打造成品牌，实行多品牌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南方都市报》成功后很快就以范以锦提出的理念进行“龙生龙，凤生凤”的孵育，创办了《南都周刊》等，最为有影响力的就是受集团委托派出团队进京经营《新京报》。《南方周末》也利用自身的品牌，延伸新品牌。在《南方周末》报社任副总编辑并分管人物版的徐列，提出了创建人物杂志的想法。“一份中国的People（《人物》）杂志。”徐列的提议最后到了范以锦的桌面。范以锦琢磨和论证后表态：“我看行！”
在《南方人物周刊》的刊首语上，有这样的文字：“作为一本人物杂志，它要以平等、宽容和人道的立场，去关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不仅关心那些对人类的进步和我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同时也关注那些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彰显人性向善力量的普通人。”
3．叫停非“龙”非“凤”项目
2002年在推行“龙生龙、凤生凤”滚动发展模式的同时，范以锦提出具体的经营指标：广告实收额超亿元的报刊社由《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三家发展到四家。有人说，老范是个务实的人，他不会提不切实际的指标，提出了就要努力做到。事实正是这样，《21世纪经济报道》迎头赶上，在2003年广告收入突破亿元大关。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合作的《新京报》，2004年的广告营业额逾两个亿。也就是说，在2004年，南方报业广告营收破亿的，居然有五家之多！一家报业集团同时拥有五家超亿元广告的报纸，在当时的中国报业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的市场占有率，反映了南方报业的市场开发能力，也展示的南方报业的发展后劲。
每一个业绩的诞生，都与品牌的确立息息相关——
处于南方报业龙头地位的《南方日报》，其发行量、广告额连续多年雄居全国省级党委机关报之首。
《南方周末》在经历了转型期的阵痛之后，调整办报思路，既确保办报的平安稳健又保持其鲜明特色和品位，遏制了下滑的势头，呈现强劲恢复性增长，各项指标直线上升，2003年实现利润从上年的1000多万元增至2600多万元。
《南方都市报》盈利连年翻番，在2002年创下历史新高的基础上又有大幅度提升，2003年上缴集团1.6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集团“首富”。
《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三年，2001年亏本，2002年赚了500万元，2003年利润达到2300多万元，创造了中国报业经营的奇迹。
系列报刊在众多竞争对手的夹攻下，前冲后突，以各自鲜明的办报特色，获得市场的认可，成为各自细分市场上称霸一方的主要竞争力量。到了后来，《南方都市报》利润超2亿元，《21世纪经济报道》利润超1亿元。
南方报业从机关报到系列报在打造新闻精品的同时，也在打造报业的盛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南方报业品牌理念、报系组织结构及“龙生龙，凤生凤”滚动发展模式，逐步被同行认同，并引发学界的高度关注。
“龙生龙，凤生凤”滚动发展，“最终强调的是成功”，范以锦说，“是龙不是蛇，是凤不是乌鸦。优质的扶持，难以为继的非‘龙’非‘凤’项目就得叫停。”即使是南方报业的鼎盛时代，也不是每个项目都成功的。范以锦下决心停了没有发展前景的项目，比如停办《南方体育》。
2000年，南方报业兼并了原广州市体委主办的《体育报》，将其改名为《南方体育》，由《南方都市报》进行孵化和培育。这份与新世纪同时诞生的中国第一份综合性体育专业报纸，成为首份与国际化潮流接轨的体育专业媒体，全方位开创了中国专业体育报道的范式和风格，以专业态度、游戏精神吸引都市青年人的关注和追捧。待《南方体育》翅膀已硬，集团决定将其从《南方都市报》分离出来。《南方体育》诞生不到几年，就足以与《足球》《体坛周报》等老牌体育报刊一决高下。当时在《南方体育》报社任执行总编辑的龚晓跃，曾经描述过当时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可能用了史上最多的留白，我们可能创下了史上最多的错别字纪录，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梦想，不断地接近天空。”
然而，范以锦担任社长后明显感觉到体育类的报纸衰退特别快，排名前两位的《足球报》已不行了，《体坛周报》也在衰退中。“毫无疑问，作为老三的《南方体育》困境更大。”范以锦分析说，不是龚晓跃团队的问题，而是形势的变化，确实只能壮士断腕。“非主流的报刊长期赚不了钱就要考虑关闭。先换观念，还是赚不了钱，我就换人。换人也不行，就不办了。”除了报刊，还有其他新项目方案送到范以锦手上，一看就是忽悠人的，或者是连做方案者都说不清楚的，范以锦就让它“胎死腹中”。有的判断不准的，或者有意向要上马的，必定找人认真论证并拿到领导班子会上讨论。因此，范以锦在任期间项目失误极少。他说：“决策者要善于判断，实在不行的要果断关闭，以避免更大的损失，并用好的项目替代，不断开辟新天地。‘龙生龙，凤生凤’，就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
在“龙生龙，凤生凤”这句朴素的话背后，原来有这么多的玄机！
4．理顺龙头老大与系列品牌关系
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在南方报业各报刊中是龙头老大，地位不能削弱，却又要处理好与发展快速的各系列品牌的关系，有一定难度。
《南方日报》创办1949年10月23日，是广东报业的“老大哥”。在这60多年里，诞生了不少足以入选教科书的名篇：
创刊词：《新的中国，新的广东》。
批评报道：《“三菱”万里旅行记》《花县割麦事件》《马贵公社事件说明了什么？》《群众揭发信挫败了弄权作假者图谋》《雷州市渔民出海遇难水产局领导见死不救》《雷州水利局官职大批发》《乘坐公车仓皇离险境携带家眷入住招待所》《茫茫人海见毒瘤》《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
系列报道：《随行纪谈》《千里接救中毒女工》。
政策宣传：《沙坪公社坚决废止“土政策”》《耕者有其责农民穷变富》。
深度报道：《广东厅在沉思》《烈火燃起的思考》《从“小三角”到“大三角”》《化危为机看广东》。……
可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报业既要讲社会效益，也要讲经济效益。《南方日报》作为机关报如何占领市场？实现经济效益？问题摆在了范以锦面前。
过去谈报纸改革总是先听听采编人员的意见，因为他们是新闻改革的主力军。然而，范以锦换了一个思路，先听听广告公司和发行公司的意见。在范以锦看来，他们直接面对市场，先研究市场再倒推到采编的改革会更顺畅。他召集了广告公司和发行公司几位负责人来开会，大家将南方日报社的现状都摆出来了：在广东的众多报纸中，《南方日报》无疑是覆盖全省的老大哥，但是在广告源最丰富、经营最具优势的中心城市，却面临着《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的激烈竞争，市场不断被抢夺，《南方日报》出现了广告、发行连年下滑的局面。
老范在一篇文章中有针对性地提出“有效读者市场”的见解：机关报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需要国家政策的倾斜，也需要动用社会资源的配置扶持。但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是不能完全分离的，两者紧密结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单一的行政手段，只能落实到发行的数量上，却无法影响读者的阅读习惯，无法强制读者对某种报纸的认同上。报纸虽订了但放置一边不看，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无效读者市场”了。
老范在各采编部门和经营部门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上说：“不讲社会效益、不讲导向肯定是错误的，但如果机关报的阵地不断地萎缩，其后果是市场和阵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时丢失，何来阵地？导向导谁？所以讲导向、讲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就必须讲市场。在确保正确导向的前提下，经济效益越好，社会效益就越实在。否则，既没有社会效益，也没有经济效益，更无法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改革开放以来，《南方日报》年年谈改革，年年有新动作，年年有新进步。范以锦任社长后的《南方日报》改革是前面改革的继续。过去《南方日报》曾提出“既要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又要进入千家万户，进入寻常百姓家”，在当年报刊没有那么多、《南方日报》发行占绝对优势情况下，这个口号完全正确。然而，在千姿百态的报刊占据各类市场的背景下，报刊得分门别类找到自己的精准市场定位。2002年6月《南方日报》开始的新一轮改革，是紧紧围绕“市场定位”来进行，认准自己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决心办一张靠报道深度和思想高度占领市场高地的全新党报，以全新思路抓好主流新闻，以权威优势打造政经媒体，着力吸纳主流人群。范以锦在会议上强调：“主流人群不能只局限于政府机构人士，凡活跃在市场经济第一线的人群、引领社会前进的人群都是主流人群。《南方日报》的主要读者范围是：从高层至基层的各级领导者、决策者、公务员，社会各个层面的管理者，投资者、经营者、商人和研究者。”
历史资料记录了范以锦在新一轮改革的动员讲话：
本报版面逐渐增加，内容不断充实。现在要明确提出：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培育名牌产品，包括有影响的报道、有影响的名专栏和名专版。
继续坚持既定的改革思路：突出权威性，增加新闻性，强化可读性和服务性。
机关报的改革步履比较艰难，我们不可能完全走向市场，但读者却在市场中挑选报纸，如果我们只讲经济规律，不讲宣传规律，办报可能会迷失方向；但是如果只讲宣传规律，不研究市场，读者不买你的账，又会丢失这块阵地。因此，我们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高扬主旋律的前提下，一定要大力推进报纸改革，要让市场和受众接受我们的报纸。不这样做，完全依赖行政手段搞发行，我们的报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就难以为继。
关于读者对象，《南方日报》的读者对象不能太窄，不能单单办给领导干部看，但是也不能期望值太高，期望什么读者都看你的报纸，在报摊上像《南方都市报》那么好卖不太可能。各报各有各的优势和读者对象。《南方日报》的读者层次比较高，包括领导干部、一般干部，企业家、经商人士，房地产、金融证券、社会保险业经营人士，还有教育、法律界人士等。
后来，范以锦又谈到，《南方日报》事实上覆盖了全省的乡镇和村委会，因此也要注意农村的阅读对象，包括村委会工作人员和农村的专业户等。
老范这个思路，被看作是为新一轮《南方日报》改革方向定了调子。具体方案由总编辑杨兴锋组织人策划和实施，后来就有了“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口号。“我们说‘高度决定影响力’，就是要提高信息加工的档次，把政要人物、企业精英、一流的专家学者聚集在《南方日报》旗下，用独立的见解、独到的思考、独特的视角观察社会，关注人群，用我们的‘高度’来参与社会潮流、引导社会潮流。我们要用一个又一个的‘隆中对’，为读者的思考和判断拓展更有方向感的空间。刘备之所以能够三分天下占其一，是在听取了诸葛亮的‘隆中对’策略后，才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答案。”杨兴锋后来撰文，介绍了“高度决定影响力”出台的前后。
曾有一种说法：“机关报是‘官’办‘官’看，走不了市场。”诚然，范以锦也承认，党报党刊不可能像那些面向大众的市场化报纸那样走市场，它的性质、地位、功能决定了它在报摊上销量不佳，但他说，这不能成为机关报不能走市场的理由！姑且不论机关报是否就一定办成“官办官看”，就读者而言，官员也是读者，“官场”也是市场，“官场”的天地也不小啊，能说不是市场吗？
尽管《南方日报》也在快速前进中，但毕竟经营效益与市场化的报纸有较大差异。尤其是《南方都市报》与《新京报》，成为了南方报业的两把利刃，不仅快速打造了影响力，同时也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南方都市报》最高利润曾突破2亿元；南方报业为《新京报》投入仅900多万元，后来又借给1000万元并已回收，最终包括利润分成和北京市兼并补偿共收益4.6亿元，这是南方报业回报率极高的一项投资。两家报纸没经营多久，盈利能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南方日报》。
当时，也有人提出如此的质疑：是否会出现“子报独大，母报萎缩”的问题？作为一份创刊数十年的老报纸何去何从？如何理顺母报与子报的关系？
有不少《南方日报》的老员工包括班子成员，都与范以锦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确实会影响报社之间的和谐。
据说，在采编层面，就有《南方日报》与《南方都市报》记者因为抢新闻而闹过不愉快。在2003年，一位年轻的南都记者对一位年长的《南方日报》记者说：“你们《南方日报》记者好好地在办公室喝茶就好啦，为啥跑到一线抢新闻？”事实上，由于发展不平衡，集团内部确实已经出现一些矛盾。《南方日报》的员工待遇比不上其他系列报刊，《南方日报》的编辑、记者心中都有气；而在系列报中，则出现了“‘儿子’养‘老子’”的论调，也是愤愤不平的样子。
对此，范以锦心中有数。
“《南方日报》是省委机关报，这个主流地位无论如何都不能丢。”协调好集团内部各报刊的关系，范以锦体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领导艺术。他首先表示，成立集团后再不能把《南方日报》与别的报纸称为子报与母报、儿子与老子的关系了，大家都是系列报，但《南方日报》是主报、是龙头老大。“政治地位不等于是市场地位，市场面前报报平等，没有读者、没有市场，政治地位也会下降。”他要求财务部门不要将集团公共架构开支与《南方日报》混在一起，《南方日报》也要单独考核，也要绩效挂钩。考核的结果证明《南方日报》也能赚钱，通过考核也提高了《南方日报》采编人员的待遇。有些系列报因为发展迅速，开始想另起炉灶。老范说，《南方日报》乃至集团与各系列报不存在谁养谁的问题，《南方日报》靠多年的积累扶持了新报刊的发展，新报刊赚了钱需承担公共架构的开支，并支持集团发展新的项目。而且，公共架构的开支大量也花在摊子大的系列报上。
在范以锦的力推下，在这样一个报业集团中，各个品牌的报纸各有侧重、各有分工，各报内部既有集团的主文化，也有自己特色的亚文化。“南方”成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虽然在具体细节上，各报之间或许会有竞争，但更多是相互理解、相互关照。随着时间的深入，各报之间的合作逐渐增多，尤其在一些大型报道中，比如全国“两会”的报道、北京奥运会的报道、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等，南方报业记者都相互共享资源，一起制作新闻盛宴。在《南方日报》上，经常可以看到《南方都市报》记者的名字，反过来也是如此。
“创新是灵魂。”范以锦如是说。南方报业在创新中重视市场的作用，在运作过程中重视引入市场机制，不断创新品牌管理、组织运行结构管理、人才管理等管理模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在传媒界响当当的品牌。
2005年7月18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更名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在这之前，广东省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对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的治理结构进行机制创新，范以锦提出鉴于南方报业已不只是办报，还包括其他形态的媒体，着眼于未来发展，建议将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更名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获得与会者赞同，并报省委批准。集团党委会和管委会作为集团的最高领导机构。
在“2005年度十大传媒创新人物”评选中，范以锦名列其中。专家组这样评价：“当范先生把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创新改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时候，改的不仅仅是名字，而是集团战略的坐标系……更名后的集团一方面强化了‘南方’以文化为脉络，由报刊向多媒体发展，形成品牌集群和人才集群，在创业中持续创新的传统；另一方面确立了‘南方’以资产为纽带，组建传媒集团公司，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在改革中加速发展现代企业制度。”
5.《南方报业战略》成为“宝典”
《南方报业战略——解密中国一流报业传媒集团》一书，凝聚了范以锦的报业理念，也是南方报业成功之理论总结。记者出身的他，历任社委、总编辑、社长、董事长等角色，在南方报业岗位上一干就是36年。对这36年尤其是实施多品牌战略以来的思考，汇集成了这本400多页的书，成为了国内一些新闻院系老师和学生研究南方报业乃至中国报业发展的参考书。复旦大学有些学生还组织读书会，研读这本书。媒体业界也高度关注，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还给中层领导发了这本书，并附上了社长的推荐信。此书也得到官方认可，最终获得了广东省2004—2005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004年，南方日报出版社编辑谭庭浩、刘志一等人建议，应该将南方报业的战略整合出版，于是与范以锦商量。老范欣然答应，经过了一年的筹备和写作，该书终于完稿。2005年10月，正是老范担任社长的最后一年，此书付梓印刷。后来，在谭庭浩的建议下，加上了“解密中国一流报业传媒集团”的副标题。
在书中，范以锦介绍了整个南方报业的理念，按照内容分类，可以分为多品牌媒体战略、三大报系目标与展望、增创价值的整合战略以及人才战略等。其中很多理念，都被老范高度概括、理论化了。在前言部分，老范开门见山地提出：“南方报业的理念，就是品牌媒体创新力量。”
在书中，范以锦分析了报业集团的结构，解释了为什么南方报业集团没有出现“集而不团”的情况，也解释了报业多品牌媒体群的运作，如何完成从媒体品牌到报业品牌的提升。在市场化环境下如何运营媒体集团，老范的理论观点可谓是重要的参考。
对于范以锦的作品，多位学者、官员都撰文写下了感想。其中，曾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邵华泽写道：“在范以锦这厚厚的一册书中，我们看到了‘南方’字号的美味是怎么烹制出来的，看到了南方报业成长与扩张的‘内幕’，更看到了一位报业集团的领军人，媒体多品牌战略的设计者、倡导者、实施者的思考，里面包含着许多精彩的报业运作新理念，是闭门造不出的报业‘真经’。”
著名政治学研究者任剑涛读了这本书后如此感慨：“塑造报业集团的社会形象，打造报业集团的经济航母，是报业集团得以在变迁社会中既承担社会使命，又占据市场空间的双重要求。在这一点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成功程度是相当之高的。”
而著名新闻学教授喻国明对南方报业的评价则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报业结构是全国报业集团中最合理的，她多年来坚持多品牌发展的经营战略，被誉为‘报业结构最合理、读者覆盖最全面、综合运营能力最强’的报业集团是名副其实的。”
其实，这本书除了讲述理念之外，还附录了一些精彩而生动的文章，包括《南方体育》的《休刊词》、热心网友对于某些文章的看法、范以锦与《南方周末》负责人向熹以及《南方都市报》负责人庄慎之等人的对话等。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动感地带21世纪高校论坛”，“范老师”与学生们进行了一番亲切互动。这一天，主持人是曾任凤凰卫视主持人梁冬，范以锦与《21世纪经济报道》负责人一起来到现场，在场的观众将大礼堂围得水泄不通。
那天，老范被问到了很多有趣的问题，这次活动被一字不漏地记录了下来。于是，就有了这篇《品牌媒体倡导者与大学生的梦想对话》。
“在生活非常艰苦的少年时代，我有什么美梦？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笑出声来，我的父亲问我笑什么，我说梦见吃到了一块肥猪肉，很高兴。”
“能不能说我前半辈子是虚度光阴了？白活了半辈子？不能这样说。我觉得我年轻时期的艰难困苦，那些挫折，那些迷茫，磨炼了我的意志，磨炼了我的心态，磨炼了我的专业精神。”
“如果你心态不平衡，走上社会之后，碰到利益的诱惑，你会眼红，你会妒忌，你会抛弃理想，甚至受利益的驱动铤而走险。”……
在活动的现场，大学生见到了一个自信、豁达、有才、幽默的报社领导，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对于一些社会现象、人生道理，老范都可以一言道破。南方报业之所以成为万千大学生心中的圣地，与老范的人格魅力有极大的关系。
但是，老范只是把最开心的一面展示出来。其实，一个老新闻工作者的情怀与伤感，是大学生难以理解的。只有他们走入报社，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每天送走一个个做好的版面之际，才能体会时间的无情和坚守的艰辛。
从《南方都市报》筹办到跨区域《新京报》创办
1．介入《南都》任筹备组长
1997年，一份新报纸出现在广州报刊亭上。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把单车停在路边，走向报摊，跟老板说，“来一份《南方都市报》。”
老板笑眯眯地说，“已经卖完了，你来迟了一步。”
男子说，“这么快啊！看了《南方都市报》，还挺有意思的。”
这是广州海珠区街头普通的一幕。买报纸的人名叫郭巍青，是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专业的教授。他从第一眼看到《南方都市报》的时候，就发现这份报纸有点不一样。
《南方都市报》的创立，被认为是南方报业崛起的标志性事件。同时，这份报纸的出现，也改变了广州报业格局，也改变了广州的文化生态。
这份报纸是怎样出现呢？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三家报社竞争得相当激烈。《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当时风头正劲，令《南方日报》压力不小。作为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承担了更多的政治任务，而且需要覆盖广大农村，不能聚焦城市，导致城市读者市场流失，要扭转不利局面只能出奇招。
总编辑刘陶率领一班人寻求突围之道，作为副总编辑的范以锦也积极参与其中。
当时，有一个人物非常关键，他的名字也正好叫关健。此人是《南方日报》地方新闻部主任，行事雷厉风行。他当时提出一个恢宏的构想，就是“大都市报——《南方日报》（广州版）”。名义上叫的是都市报，听起来名堂也很大，但计划是附属在《南方日报》上去发行。
这就是说，《南方日报》的地位，在广州还是要继续维持下去，但搞多一个广州版，把《南方日报》的发行带动起来，在广州把整个《南方日报》的市场做大。当时的指导思想还是仅仅盯住《南方日报》不放。当然关健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把“大都市报”也拿一部分单独卖。但当时的政策控制得很紧，如果不是随报发行，就属违规。
“关健起草的《关于〈南方日报〉办广州版的几点建议》，至今我还保留着。因为当时我是分管地方新闻部，他拿给我先看。我说很好，并谈了点看法，建议他尽快送刘陶拍板。”范以锦说。
在这份文件中，关健洒脱的字迹清晰可见：“作为省委机关报的《南方日报》，扩大她在中心城市的影响是义不容辞的任务，而真正让《南方日报》进入大城市寻常百姓家，正是扩大省委机关报影响的途径。这样，《南方日报》（广州版）的创办是我们主动参与竞争，扩大影响的尝试。……她的名字是：《大都市报——南方日报（广州版）》。”
作为一把手的刘陶，在当时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刘陶说，办《南方日报》（广州版），未必能改变《南方日报》的困境，干脆我们直接创办《南方都市报》吧！
做内容，关健是行家，但搞经营，他就要找人了。这人就是张志光。张志光当时和广州的很多药厂非常熟悉。办《花鸟世界报》的时候，相当多的药品广告，就是张志光拉来的。关健跟张志光一讲，张志光说可以啊，“我们一起来办这个大都市报。”
一叠花生米，一壶酒，关健、张志光与刘陶三位老报人聊了一番。这份报纸的基因就这样决定了。这三个人，就是都市报最早期的“刘关张三结义”。接着《南方日报》文艺部姓程的一位记者也进入，具体实施方案出自程，关健和范以锦及刘陶作了修改。
这样一来，《南方都市报》就诞生了！
根据刘陶的提议，时任副总编辑的范以锦任筹备组组长，关、程、张任副组长，三位副组长分别为《南方都市报》总编辑、副总编辑。
范以锦回忆道：
“第一天出报纸的时候，我和关健两个人都急不可待，我们跑到印刷厂去，看着机器把它印出来。印出来我们都很高兴，马上把报纸从滚筒上拿下来看。摄影部有个叫陈兴华的记者，把这个镜头马上拍下来：就是我们两个人在看第一份内刊的《南方都市报》的镜头。”
李孟昱担任社长之后拿到正式刊号，《南方都市报》进入大展身手时期。“你嘴上有风暴的味道。”1998年，这份报纸第一次成为城市的焦点。当时是在法国举办男子足球世界杯，央视全程直播，收视率创下新高。《南方都市报》也推出了一个“五文弄墨”的专题。五个年轻人执笔写球评，用全新的角度、轻松的文笔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评论体系，开创了体育娱乐化的先河。那五个年轻人，日后都成为了新闻界的扛鼎人物，他们分别是张晓舟、庄慎之、郭其龙、钟宇辉和龚晓跃。
生猛、犀利、有活力、充满阳刚之气——《南方都市报》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在报刊中涌现出一批颇具个性的记者和编辑，包括“跑得快过120的女记者”张蜀梅、深度报道刻画得极其细腻的陈锋、时政新闻处理得相当娴熟的苟华、版面语言无比丰富的陈越雄……
范以锦担任南方报业第一把手之后，承前启后，把《南方都市报》推上新的高度。
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广州的媒体竞争分为“大三国”和“小三国”。“大三国”指的是三家老牌大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而“小三国”指的则是三家报业集团的系列报《南方都市报》与《新快报》《信息时报》。不过，另两家集团都没有重点发展《新快报》与《信息时报》，倒是范以锦要求本集团加大了对《南方都市报》的扶持力度。因此，《南方都市报》很快就从“小三国”的竞争中胜出，并直逼大报。
庄慎之曾问老范，南都的口号叫什么好？
老范当时说，不要太小气，要更大气一点。
《南方都市报》几位老总打磨一番后，提出“办中国最好的报纸”的口号。这最后成为了它的核心口号，成为了《南方都市报》为之奋斗的目标。庄慎之说，“我们希望做一张真正的报纸，希望做中国报业新闻业中最好的一个，成为这个社会进步的一股力量，其实，是不是‘最好’不是我们最关心的，我们最关心的是‘办’”。
从2003年开始，《南方都市报》的评论版就成为了行业内难以超越的标杆。“南都评论”就像是一件艺术品，遣词造句非常学理化，带有一种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南方都市报》将A2、A3两个版面给了评论版，这一举措也是开天辟地的。这是因为，范以锦与南都的编委们都认为，评论是新闻报纸中最出彩的部分之一，必须做强，而且应当放在显眼位置。这样一来，南都评论就显得更显眼了。当时报业同行有人嘲笑：“你写得这么深，读者看得懂吗？”范以锦的回应是：“舆论不是迁就读者，而是要引领读者。更没有必要迁就所有读者，相信那些高端人士是喜欢南都的评论的，南都能争取到这些读者也就成功了。”
有一个案例说明南都评论的巨大吸引力之所在：从2003年起，应聘《南方都市报》的大学生中，相当一部分都直接表态“要进南都评论部”。他们之中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毕业生，都曾因为被南都评论所打动，都一腔热血地要加入南都评论部。其中一位中山大学的毕业生讲过，当年看了南都一篇评论，哭出来了。于是整个寝室传阅，甚至把网络版发给在异地的同学分享。因此，他觉得毕业后必须要去南都评论部工作。他拒绝了多个知名企业的offer，将目光对准了南都评论部。
最后，这个年轻人如愿以偿，成为了南方都市报一位优秀的青年评论员。他的名字叫王秀宁。
本章开头提到的那位骑单车买南都的郭巍青，后来成为了该报评论版的特约撰稿人。他的专栏叫“论法的精神之郭巍青专栏”。这位郭教授，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时政分析家之一。《南方都市报》独特的气质，求真求实的精神，追求正义美德的执着，吸引了国内顶尖的专家、学者，并成为了南都评论版的特约作者。
2．推动跨区域《新京报》创办
2003年11月12日清晨，范以锦坐在位于南方报业大楼的办公室。北方此时正值寒冷的初冬，南国广州则是溽暑退尽，云淡风轻。几十年来，范以锦雷打不动的职业习惯，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浏览集团当天出版的所有报纸。
“放在案头的报纸当中，有一份显得特别醒目：版式清新雅致，在俊朗中透射出练达的气质，天安门城墙式暗红色底加方正大标宋体字加粗反白的报头，于简洁中传递沉稳的力量。”
这是前一天出版的《新京报》创刊号，由北京空运回来。“看着这一份报纸，就像看到一位英姿勃发的少年，即便是从未谋面，但眉宇间那种早已熟悉的气质，也能让人一眼认出，这是家族中又一名令人骄傲的成员。”
这份报纸的诞生，离不开范以锦在其中的积极推动。当时，南方报业已经强势崛起，不仅在广东传媒界而且在华南的优势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下一步，跨区域发展，范以锦认为这是关键一战。
《新京报》的创办，是国家文化产业政策引导和优秀报业“做强做大”扩张冲动相结合的产物，两者缺一不可。当时国家有关部门已提出新闻出版跨区域发展的思路，虽然媒体之外的企业进入媒体还有诸多限制，但提倡媒体之间的跨媒体跨区域合作。范以锦看到了这个机会，就萌生了跨区域办报的思路。
到哪里办？范以锦的目标不是上海就是北京。先是由《21世纪经济报道》负责人牵线，范以锦与上海文新集团负责人见面，商定派出《21世纪经济报道》团队合办《东方早报》，后因办报的条款方面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而告吹。
就在这个时候，曾任《光明日报》驻广东记者站站长戴自更，与《南方都市报》负责人以及分管南都的集团副总编辑王春芙、社委李民英频繁接触，商谈合作办报事宜。有了初步意向之后，他们分别向范以锦和光明报业总编辑袁志发汇报。袁志发正为某些子报刊经营状况不佳而犯愁，而范以锦也正为集团失去往上海发展的机会而紧锁眉头，两人一听乐了，几乎发出同样的声音：“好，就这样干！”
之后，范以锦召开集团班子会议做出决定，同意光明日报社的意见，让南方都市报社两位主要负责人兼任《新京报》总编辑和总经理，而光明日报社的戴自更则担任社长。
《新京报》很快上了快车道。
11月4日，“新出报刊（2003）1064号”文件正式下发，标志着《新京报》这个即将呱呱坠地的婴儿已经正式获得“出生证”了。
11月8日，恰逢中国记者节，新京报社成立大会在北京建国饭店举行。会上，范以锦与袁志发共同宣布：“新京报社从即日起成立了！”同时宣布，《新京报》创刊号将于11月11日正式面世。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国华，也专程看望了远征北京的南方报人。
南方与光明之间的合作，如何搭框架？
光明方面的袁志发等人与南方的范以锦、王春芙等人经过协商，参考先进的管理架构，按照现代化企业治理结构的要求，秉承南方报业一贯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吸收《光明日报》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文化，初步建立了既符合国家媒体管理要求、又适应传媒竞争需要的内部管理体制。借鉴先进的决策管理模式，组建由两家报业集团推荐参加的、分工明确、责任明晰的社委会，负责报社运营管理，并针对《新京报》的队伍建设、发展战略、经营规划与运行机制等方面逐一落实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光明和南方共同组建了管委会和董事会，《新京报》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光明负责，涉及合作中的重大问题由管委会和董事会决定，力求将南方报业管理与运作的经验成功地同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以及北京地区的报业运营实际结合起来。
关系理顺了，《新京报》的运营就势如破竹，一下子在京城运作得风生水起。
一直到2017年，《新京报》不仅是北京地区最有竞争力的报纸，同时也是中国最专业、最能坚守的新闻报纸之一。它与《南方都市报》一南一北，相互辉映。哪怕在社交媒体时代，它的产品“沸腾”“新京报观察”等，都成为炙手可热的品牌。南方与光明的结合，形成了一份既锐气十足又有文化底蕴的报纸，一份优秀的报纸。
合作之始，也有阻力。当时，有人悄悄告诉范以锦，北京的同行对这份新报纸的出现不太欢迎。他们担心《新京报》的加入，侵蚀自己的市场份额，摊薄自己报纸的利润，甚至担心“搞乱”北京报业的发行和广告市场。有人撰文描述北京报业市场面临的“险恶形势”，声称这个市场容量早已饱和，已经无力承受一家新报纸的加入。有人则给这份尚未出生的报纸加上了“同质化竞争”的标签，担心这将会导致整个报业市场的恶性竞争和行业衰退，暗示政府应该制止它在现有市场上出现。
当然，困境还不止这些，而且十年后《新京报》最终也划给了北京市，但是范以锦却对此事表现得非常豁达：“任何合作，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矛盾和摩擦总会有的……但《新京报》已在北京扎下了根，新的办报理念支撑着他们在风风雨雨中前行。现在《新京报》依然是北京地区最优秀的都市类媒体之一，‘新京报精神’已成为光明与南方合作的重要成果。报纸划走了，精神气质还在。”
是的。《新京报》已经成长为一份有责任感、有担当、足以影响时代的报纸。光看这一点，设立《新京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后来，范以锦撰文，写给那些远在北京的《新京报》员工。“爱您，《新京报》！不管您走到什么地方，我们为曾有过的成功探索和取得的辉煌而感到骄傲；爱您，《新京报》，不管您走得多远，我们为曾拥有您而感到自豪。”
曾任新京报社副总编辑的李多钰说，看到老范这篇文章，眼睛一酸，流下泪来。“没有老范的支持，很难想象有《新京报》的创办！”
传媒“黄埔军校”是这样炼成的
1．他有一双“慧眼”
有人说南方报业是中国传媒的“黄埔军校”，这是对南方报业人才培养的肯定。这里不仅聚拢了一批人才，也源源不断为全国传媒乃至各类传播业输送人才。
创办《南方体育》的时候，龚晓跃不到30岁。
他递交材料的时候，内心很忐忑。他无疑是这份新报刊总编的理想人选，他的文笔相当不俗，体现了他极佳的知识结构。而且，他的写稿很快，质量很高，在大院里有“码字的大庆油田”这一称号。但是他一直有个秘密，不敢轻易地吐露。与报社其他青年才俊不同，他并非出自名校，甚至他连大学生也不是。尽管，出身自潇湘书香门第的他，文字功夫相当扎实，甚至远胜于报社其他同仁，但是，在报社这样的事业单位，文凭和学历，谁也不能说不重要。
龚晓跃不停地抽烟，想着在“个人档案”的“学历”这一栏上，到底填什么。是填“高中”，还是填“大学”，他一直在犹豫。他要竞聘《南方体育》总编，高中生的学历，是要被笑话的呀。
一幕幕求职碰壁的往事，逐渐浮现上心头。因为缺少一个大学文凭，龚晓跃曾经多次被各大机构拒绝。后来，碰上南方报业业务扩张，他才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在《南方都市报》版面上，成为了他腾飞的舞台。他的业务能力获得了同事的信服，在新创办《南方体育》的方案上，他的名字进入了报社编委会的视野。“龚晓跃这小伙子怎么样？”范以锦问《南方都市报》的同事。
“业务能力很突出，很有点子。”一位同事回应说。“他是‘五文弄墨’之一，很有才华，稿件也写得很快。”
后来，社长李孟昱和总编辑范以锦特别注意这个名字。
2000年，中国国家足球队请来了著名教练米卢蒂诺维奇。这个笑容可掬的南斯拉夫人，肚子里有什么神奇战术？中国足球能杀入韩日世界杯吗？一下子吸引了中国球迷的兴趣。在足球热不断升温的时代，李孟昱、范以锦及南方报业高层一起做了个决定，创办一份体育类的专门报纸，就叫《南方体育》吧！
谁来当《南方体育》的总编辑呢？龚晓跃虽然拥有不俗的实力，但他的学历却是硬伤。“能有一份工作就不错了，还当领导？纯粹是想多了。”龚晓跃说，“想不到，真的就批下来了。”
当时，龚晓跃事后才知道，力排众议的人，就是李孟昱和范以锦。“讨论《南方体育》总编辑时，有人说了龚晓跃学历问题，但老范说，龚晓跃业务能力很强，而且很懂体育。文凭什么的，这不重要。”
龚晓跃当时热泪盈眶。
《南方体育》后来成为了一份极其生猛的体育类报纸。标题猛，评论猛，图片猛，新闻猛，而且，不仅仅聚焦于体育，还成为了一份泛文化类的体育主题报纸。凭借这点特色，《南方体育》在短短两年类，就足以与老牌体育媒体《体坛周报》《足球》分庭抗礼，成为三足鼎立之势头。在龚晓跃的率领下，一路披荆斩棘，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体育类媒体之一。尽管后期应该受到互联网的冲击，而最后被叫停，但不可否认，那几年《南方体育》带给中国读者的刺激与震撼。
为什么选龚晓跃？范以锦说，开天辟地的人，就需要有一股豪气，学历高的学生未必能有龚晓跃这样的魄力。听了这番话，很多人都对老范无比佩服。
老范有超乎常人的眼光，懂得如何用人，如何发挥人的最大潜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不优秀的人才，只有不合适的岗位。”这句话，出自范以锦的嘴边。有一天，报社有一位愤怒的部门领导，在投诉一个记者能力是多么差。范以锦听了这个情况，觉得这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人品问题。老范没有批评那位记者，而是给他打了个电话，问询了一下情况。那个记者哭了，要向老范递交辞呈，说：“我太对不起领导了，我水平不够，我要回学校回炉再造。”老范笑了，劝住了他，让他商量，换个岗位。
结果，树挪死，人挪活。这位记者在新的岗位上，如鱼得水，最后成为了该部门的主力记者。
事后，老范跟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讲：“所谓科学的人才观，就我的理解，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不同岗位和层面有不同的人才要求，人人可以成才；二是不同的人才有不同的能力结构，以及不同的人才识别和使用标准。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谁在这个岗位上干得好，就让谁干。”
在长期的管理工作实践中，尤其是在实施多品牌发展战略的实践中，南方报业逐步形成了具有南方自身特色的人力资源理念，并把这些理念运用到集团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这些理念及其应用，对集团的员工队伍建设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进而对集团各项事业发展起到了强力推动作用。在南方报业，一个共识是：“千万不要这么快说一个人行或不行。”因为，每个人都有其思想，有其价值，大家相互尊重，相互学习。范以锦说要打造这样的氛围：在这里，没有关系户，也没有鄙视链。大家都拿业绩来说话。
“运作一份成功报纸需要三种人才形成的合力：一是具备复合型的知识和能力、擅长报业运营的领军人物；二是通晓新闻规律、擅长办报的采编人才；三是具有敏锐市场意识、擅长营销的经营人才。这三种人抱成团，组成一个创新团队，就会发挥出强大的办报和运营能力，使报纸焕发出强势的市场竞争力。如果有品牌优势，有资本优势，加上有团队的创新优势，这张报纸就有极大的成功可能性。”老范将这样的人才理念写成了文章，广为扩散。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南方报业中，拥有这么多非新闻专业出身的报人。
在当时，媒体机构招聘的对象，一般都是新闻院系毕业生，他们被视为“正规军”。但是，南方报业的招聘，却“英雄不问出处”，很多岗位都不限专业。不仅新闻系的毕业生，读历史、中文、国际政治、外语、经济、法律、市场营销的毕业生，甚至还有生物专业、医学专业的，都被吸纳进报社，并在这里发挥差异化优势。之所以南方报业能生产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内容，也与这些人才有密切关系。
“南方报业几十年的办报积累，通晓新闻规律、擅长办报的采编人才一直都不缺乏，这方面主要是加强他们对新理念、新风格的创造性发挥，加强对新媒体、新对手的应对。我们比较缺的是具有敏锐市场意识、擅长营销的经营人才，这样的人在报业不容易培养，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人，又不一定能做好报业的经营。我们最缺的是具备复合型的知识和能力、擅长报业运营的领军人物，这种人才需要培育，更要磨炼。”范以锦当年总结道。
这个具备复合能力的团队领头人，在范以锦看来是至关重要的。他要协调打造品牌的所有行动，要在运作报纸的每个重要环节上进行正确决策。模板是什么呢？其实老范本人就是。拥有经济学背景、具有优秀内容生产力的报人，同时拥有敏锐市场嗅觉，并具有管理精神——就是报业团队领头人的理想模板。
“品牌领军人物的智慧、能力和凝聚力对于创造品牌、提升品牌价值和品牌影响力起到了关键作用，有一个优秀的领导，就会带领一班人走向营造品牌的正确之路。”这，就是南方报业起飞的关键。在范以锦任社长之际，他挖掘了好多具备这样能力的干部，这些人组成了南方报业的中坚力量。
“范以锦用人有一双慧眼。”这是媒体界许多人都知道的事。
2．营造年轻人成长环境
“自觉学习能够使大家进步，用好年轻人能够让我们进步得更快。在实施多品牌发展战略过程中，我们在教育培训中发掘优秀人才；大胆将德才兼备的人才放在重要岗位上；建立良好的用人政策，激励优秀人才不断成长发展。年轻人创新能力强，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在他们精力最充沛、最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就要使用起来。等到他们想调离的时候才进行恩赐式的封官许愿，是下策。”这是范以锦多次提起的。
南方报业之所以青春逼人，是因为报社中聚集了大批青年才俊，展示了他们的活力与思考。《南方体育》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8岁。别说是报纸，放在一支球队中，也是青年军。
范以锦是报社著名的“老顽童”。他进入中老年之后，观念依然非常开放，经常与年轻人聊天、沟通。他说，从事新闻工作的领导者，及时掌握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及时了解社会和市场动态，才能做到心中有全局。那些思想活跃、知识丰富、视野开阔的年轻人，在范以锦心目中就是要重用。“年轻人热情高、精力旺盛、思想活跃，但相对缺乏工作经验。对于年轻人才如何使用，反映了一个报业传媒集团的用人理念，也是反映集团的用人机制是否合理的一项重要指标。我们认为，年轻人的知识结构、工作热情和创新精神是集团的宝贵财富，要大胆使用年轻人才，在他们风华正茂、最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就把他们用在运作报业的关键岗位上去，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这样做既有利于年轻人才快速成长，又有利于集团事业的快速发展。”
《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新京报》的强势出击，与这些年轻人关系密切。他们的特点是：大多出身寒门，有浓厚的精英意识，拥有远大志向。他们不是“关系户”，以实力获得机会。范以锦觉得，他们在重要岗位上能有所作为。
有位瘦高个子的年轻人，在范以锦分管的《南方日报》读者来信部负责批评报道。他写的批评报道常发头版，甚至发在头版头条。进来没几年，几乎每年都能拿到一个省级甚至全国的新闻奖。这个年轻人叫曹轲，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陕西人。范以锦注意到了这个人，把他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曹轲果然没有辜负报社领导的厚望，不断建功立业，进入领导班子任社委，先后负责《南方日报》珠三角新闻部、分管《南方都市报》，后来成为南方报业副总编辑，分管新媒体部的运营，承担着南方报业媒体融合的使命。
当然，范以锦也承认，年轻人自身也存在经验不足的劣势，尤其是在办报实践中的历练不足；在工作中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可能会在新闻导向的把握上出现偏差。“对于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年轻人容易犯错误就不敢大胆放手使用；同时集团领导层在使用年轻干部的过程中要切实负起把关和指导责任，要帮助年轻人尽快成长、成熟起来。”
因此，这几份报纸，在强势崛起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波折。一些报道的分寸没拿捏好，受到了批评。这时候，老范就像一个家长，一方面保护好这些年轻人，另一方面也引导他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让这些报纸走得更加稳妥。
3．重用出主意的人
2000年的一天，老范的办公室来了两个年轻人。他们见到老范，有点腼腆，面面相觑，坐下来憋了一肚子话。
老范说，有什么事吗？
“嗯……范总，”脸圆圆的那个年轻人说，“我们有个……方案，想请您过目一下。”
老范笑了，“沈颢、刘洲伟，有什么事就说吧！”
年轻人马上说，是的是的。“我们的方案您已经看过了呀？”
老范起身倒茶边说，“看过了，看过了。集团也在考虑这个事，社长李孟昱已同意了，我支持！”
原来，这两位年轻人，沈颢和刘洲伟，是《南方周末》的业务骨干，不久前他们向报社提了个建议，想利用国内报纸市场上出现的难得的市场机会，创办一份财经类的报纸。沈颢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经是校园中风云人物，既是学生会主席，又是校园诗人。而刘洲伟则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对财经新闻颇有见地，写过多篇重磅的财经报道。
集团社委会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李孟昱、范以锦等报社领导，都表示是时候进入国内财经类报纸市场了。但是，谁来干呢？当时报社里也有一些对财经颇有研究的老编辑，让他们操刀，同时也可以解决他们的级别问题，不是挺好吗？
但是，李孟昱和范以锦都认为：“谁出主意，就由谁来干！”
范以锦认为理由有三：首先，前期调研策划与具体实施操作交给同一个团队来做，体现了用人过程中“责、权、利”的统一。当一个新项目的前期策划者知道自己有可能成为该项目具体负责人的时候，责任感油然而生，在前期调研论证过程中就会慎之又慎；而在项目通过风险评估、市场前景论证、付诸实施的时候，由出主意的人来干，有利于将正确的办报办刊方针充分地贯彻到报刊运作过程中去。其次，南方报业信任每一个员工，用人不疑，这反过来也增强了员工对集团的信任，提高了员工的创业积极性。其三，这种用人理念有利于培养既懂采编、又懂经营管理，既懂新闻运作、又懂市场营销的复合型人才，有利于造就运作媒体的领军人物。
于是，重任就落到了沈颢与刘洲伟肩上。当年，他们两人都不到30岁。
那天，两人与范以锦聊了半个小时。范以锦觉得他们“知识面宽，才华横溢，社会接触广泛，且富有创新精神”，是这份报纸的执行者的理想人选。
这个报纸叫什么名字？还有段故事。
沈颢与刘洲伟当时为这份报纸起了一个名字——《21世纪经济报道》。讨论时有人认为，这个名字“不怎么样，很长，很拗口。”不过，当时李孟昱、范以锦说，年轻人他们对创办这份报纸的思路是正确的，为报纸起那么长的名字，也自有他们一定的道理，所以还是放手让他们去做。
后来，正如我们大家看到的那样，“21世纪”名震业界。
谁提点子，谁去干。这就是南方报业的用人理念。在这样的思路下，南方报业记者和编辑，大都有大局意识，有创新精神。凤凰卫视前著名评论员杨锦麟说过，“南方报业的记者有编辑意识，而编辑有主编意识。”从大局出发，从宏观考虑，这就是南方报人共识。
后来，徐列的方案也进入了范以锦的视野。这个儒雅温和、风度翩翩的中年人，即将成为《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编。范以锦对创刊方案进行客观评价和周密分析后，很快就拿到班子进行讨论，他还出面争取到了一个刊号，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部就成立了。徐列成为了这家周刊的负责人。这家周刊，最终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周刊之一。
在南方报业工作过的人，对它的组织文化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宽松的工作氛围和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集团员工几乎人人都知道，工作时间里从社长范以锦到集团其他领导的办公室的门永远是开着的，每一个普通员工都可以推门而入，员工找领导交谈从不会被拒绝。在编辑部里，一个普通的采编人员有权利和报纸的高中层领导针对办报平等地交换看法。这些事情在层级森严的企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南方报业这样的报业集团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的前任李孟昱、刘陶，再往前张琮、陈培、丁希凌、陈越平等老领导都这样，我是从他们那里承袭过来的。”范以锦说。
4．建立博士后站
很多年以后，范以锦透露，他之所以看到别人所忽视的趋势与机遇，与他重视科研与战略有密切关系。
2004年，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建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是中国传媒业的第三家博士后工作站。当时，很多人都搞不清这是个什么东西，但范以锦就意识到，“它将成为中国报业腾飞的‘助推器’。”
建博士后工作站是由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积极建议，并经邓小平批准的新型制度。“博士后”不是学历，不是学位，也不是职称，而是一种科研工作经历。博士后进站后，其主要任务是研究课题、项目，转化科研成果；博士后工作站，既是攻克前沿科研课题的战场，又是吸纳高层次人才的平台。优异的博士掌握着丰富的理论知识，但未必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只有在科研机构，他的价值才能获得最大的发挥。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就是让博士发挥最大价值的平台。
如何用好一位博士，是很多单位的共同困境。有人将博士放到业务一线，他的表现甚至不如一线的基层员工。因此，有的业务部门宁可要一个本科生，也不愿意要博士。范以锦认为，这样用博士，实际上是一种双输理念，也是一种用人的失策。他深知知识的宝贵，懂得高水平人才在战略视野、思维能力上有突出的优势。用好他们，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不仅可以为他们创造良好环境，更是报社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新闻单位建立博士后工作站是报业应对新形势、新挑战的迫切要求，工作站的建立为报业提供了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去探索前沿科研课题的高平台，也为报业引进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将会对我国报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范以锦说，“加入WTO后，报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在具体策略上以及技术层面方面，都有许多关系到报业长远发展的重要问题亟待研究。当前新闻学界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存在脱节的问题，因此把博士后推到新闻研究的前沿是十分必要的。”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你想要在某一方面谋求新的发展，就必须拥有某一方面的人才，否则无从谈起。”范以锦进一步指出，从人才的角度来看，报业现在非常缺乏具有战略眼光的高层次人才，尤其是能对报业进行运作的复合型人才。
2005年，当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取得博士后工作站资格，准备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合作招收一名博士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由老范亲自上阵任指导导师，北大的合作导师是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张国有教授，南方报业同时组成了以老范为组长的博士后培养小组。结合南方报业的实际需要，研究方向定为报业传媒集团发展战略研究，定的原则是招收企业管理相关专业的，而不招收新闻相关专业。招收博士后的具体工作由人力资源中心的张英和闻磊负责，新闻研究所也参与进来。他们到国内各大名校广发招聘贴，吸引了不少优秀人才报名，经过层层选拔，最后来到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第一个博士后，名叫郭全中，安徽人。本科在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就读原子核物理与核技术专业，硕士在兰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就读企业管理专业，博士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就读企业管理专业。
郭全中刚来的时候不到30岁，之前并没有学过新闻专业，对新闻业了解甚少。老范看上的是他跨学科的学科背景、在经营管理方面深厚的研究功力、踏实肯干的人品。郭全中来到南方报业后，老范给予了他宽松的研究环境、充足的科研经费支持、坚强的后勤保障和充分的信任，并亲自给集团公司领导层、各系列报刊打招呼，让他能够切实了解到第一线的真实情况。郭全中也不负老范的期望，在博士后期间，他结合南方报业的实际需要，进行了大量的内部调研和外部调研，撰写了大量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高质量研究报告，为南方报业的广东省市场发展战略、国内跨区域发展战略、新媒体转型战略等课题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见，一些建议得到了采纳并取得了不错的效益。在学术研究上，郭全中充分发挥了横跨学界和业界、管理和传媒的优势，先后在公开发行的各类报刊上发表了30余篇论文，在业界也逐渐积累了一定的名气。目前，郭全中在国家行政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经过多年的厚积薄发，他已经成为我国传媒业经营管理、基于互联网的产业融合和大数据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业界有着很高的江湖地位。
“第一次见老范的时候，他穿一件白衬衫，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让你心底有一种‘父爱’般的可信赖感，很亲切、很朴素、很和蔼，心中顿时觉得来南方绝对来对了。”郭全中回忆起第一次进站的场景，他的表情好像就在昨天，“老范说，学术无禁区，需要支持的尽管提，确保你能自由地研究。但是呢，还是要保持问题导向。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郭全中在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在此后的研究中一直坚持“知行合一”的研究态度，跑遍了国内传媒单位和企业，摸准了中国传媒单位和企业的痛点与难点。
除了郭全中，范以锦也经常与其他年轻博士、硕士聊天，倾听他们的见解，力求将他们的特长与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要站在比较高的角度来研究问题……它的研究虽然离不开本单位的实际，但它绝不是停留在研究自身的问题上，研究成果不能只停滞在本单位‘可用’的水平上，应该把视野放到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报业的平台上，甚至要涉及全国、国外传媒碰到的一些新课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南方报社博士后站的“站长”，范以锦居功至伟。
5.“进来的是人才，出去的是资源”
南方报业的人，人来人往，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2014年，《南都周刊》主编陈朝华赴搜狐就任副总编辑，他曾写了一句话，代表了南方报人的价值观：“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当南方报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成为了耀眼的火把，点亮了黑夜。而当他们散至各个单位之后，又成为了天空中的点点繁星。到处都有南方报系的人，他们心怀大志，目光长远，不甘平凡。征服了一座山，他们就会想着下一座山。
范以锦也习惯了，总有人向他报到，又向他告别。
南方报业对于人才的外部流动，管理上是宽松的。想走的人，如果经过挽留仍坚持离开，就让他高高兴兴地走。之所以这样做，范以锦说，一是尊重人才的自由选择，员工在外面找到更好的位置，或者有人高薪挖我们的人才，也在情理之中；二是我们有吸引人才的良好声誉，有培养人才的良好机制，有充足的人才储备，所以我们对于人才外流并不感到特别担心。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在一定程度内的人才流出是正常的。随着南方报业的品牌媒体不断涌现，南方报人在国内媒体人才市场上也越来越抢手。不少单位对南方报业培养出来的办报和经营管理人才情有独钟，纷纷用主编、总经理的职位和每年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的年薪来南方挖人才。“如果老有人来挖人才，说明这个单位有人才，如果没有人来挖，正好说明这个单位无人才可挖。”老范这番话挺有意思。细细品味，其人才观还真令人叹服。
在南方报业的人才培养机制下，确实出现了不少“牛人”。在南方报业出现了不少响亮的名字，就是“好稿”的保证，甚至是“可信赖的刊物”的保证。有一些名字，本身就意味着一份优质的刊物。
也有很多人被挖走了。这一点，老范嘴上说，不会对集团事业产生太大影响，但实际上，他还是很舍不得。尤其是后期，很多离职的人都会专程找老范告别，包括一些在289大院干了20年的老员工。对于很多人，老范都想挽留，但是正如他所说“强留留住人，但留不住心”，只能目送着他们一一离去。然而，老范还有一句名言“进来的是人才，出去的是资源”，他以此为标题写了一篇文章发在2015年的《腾讯大家》上，从中可看出其不仅要用好人才还要善于利用好人才资源的不寻常思路。现将这篇文章照录如下：
在转型创业的大军中，不乏媒体人身影。雪球财经创始人方三文就是其中的成功人士。
2015年11月5日，《南方周末》C17版刊发了方三文的口述文章。他曾就职《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编委，跳槽后的2010年他创办的雪球上线，几年下来越滚越大的雪球显示了其能耐。《南方周末》谈及：“到了2015年的A股大牛市出现，让雪球从一个港股和美股投资者聚拢的小众网站，一跃成为一个中国股民寻找各种‘消息’和‘股神’的风火宝地。”
媒体人离职后有转投他人门下，也有自立门户创业的。闭目沉思，在我脑中晃来晃去的创业者就有：本来生活网创始人喻华锋、纷享科技创始人罗旭、智谷趋势创始人邓科、少年商学院创始人张华、美黛拉创始人赵莹、90后社交媒体创始人陈峰、谈谈科技&生命树创始人王雷、大可乐手机创始人丁秀洪、闹客邦创始人栾春晖、拇指阅读创始人左志坚、宛若故里创始人金杜、蜜蜂科技创始人马小六、“黎贝卡的异想世界”创始人方夷敏……大到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司，小至像方夷敏这样的微信公众号上运营的“异想世界”。
上述讲到的创业者，都是曾经的南方报人。
方三文的口述文章在《南方周末》刊发七天后，我到北京参加“2015腾讯网媒体高峰论坛”。一进会场，最先见到的就是老同事陈菊红了，她现任职务是腾讯公司副总裁兼腾讯网络媒体总编辑。她大学毕业后的首家工作单位为《南方周末》，并很快成长为首席编辑。南方报人离职另投他人门下较早且很快就成功的，我认定是陈菊红。我担任过南方报业的领导，作为南周精英之一的陈菊红其名字并不陌生，但我未直接分管过南周，因此我们从未一起聊过，见了面我也对不上号。在南周工作七年后，陈菊红赴美国哈佛大学担任尼曼访问学者，深造回来就把“老板”——我炒了，另谋高就担任了《南风窗》杂志总编辑。在南方报业人力资源中心主任张英的撮合下，我们三人在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旁的外商活动中心聚过一次。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大家都有点互为仰慕之意，所以谈得很愉快，临别时表示另找机会聚聊。想不到，事隔不久我们三人各散东西。陈菊红北上担任了腾讯网总编辑。张英离开南方报业进入官场，先是担任了广东省妇联副主席，后任惠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现为惠州市委常委兼大亚湾开发区党委书记。我从南方报业领导岗位退下后，进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
新媒体、传统媒体与传媒教育都算同行，与陈菊红见面的机会自然多些。我到暨大上任不久，香港有关机构举办国际传媒论坛，我和陈菊红都参加了。她在论坛上作了20分钟的发言，其流畅的全英文表达和洒脱的风姿及对腾讯的展望，令同行刮目相看，全场鸦雀无声。国外一位华人记者对我说：“听了简直令我流口水了，中国还有那么厉害的互联网企业。”从此，我从事的传媒教育的资源视野中就有了腾讯和陈菊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暑期举办公益性的“传媒领袖讲习班”，我把陈菊红请来当主讲嘉宾，我当主持人。开场白之后，我本可坐在台下听，但却不愿放弃近距离一睹其演讲风采的机缘，而且当时我玩微博正是最疯狂的时候，于是就一直坐在台上对她现场直播。当举起手机对准她的镜头时，她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这就是新潮的院长！”引来台下哄堂大笑。
2011年10月17日，中国首架A380正式开始商业运营。此前，在时任腾讯新闻中心副总监傅剑锋的陪同下，我作为腾讯和南航的特邀客户进行了试坐的体验。傅剑锋先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后任《南方周末》新闻中心资深记者、资深编辑，功力深厚的《卧底番禺传销》《揭开传销绝对秘密》等系列调查报道使傅剑锋获荐央视2004年度“中国风云记者”候选人。他的《砍手党来自小山村》深度调查，以及他劝服“少年阿星杀人事件”的主角投案自首并进行报道，更是引发强烈反响。A380试坐体验后，我顺道进入北京腾讯网总部看望老同事。在陈菊红、傅剑锋及曾为《南方周末》记者、时任腾讯新闻中心总监的李玉宵的陪同下参观了腾讯网，在各部门走动不时有人与我打招呼：“我也是南方出来的！”第二天，我在北京见到了一批老南方人，他们虽离职，但言谈中依然对南方充满感激和留恋之情。
在南方报业任上，我曾试图把对南方依然有很深感情的人拉回来。南方日报广告公司急需寻找总经理人选，我想起了《看天下》杂志的创办人勘良。他曾任南方日报广告公司副总经理，其广告经营思路清晰，开拓市场能力强。离职后，他运营的《看天下》杂志也很快打开局面。我到北京设饭局，我请客，他埋单。我说明来意后很快切入正题。他向我介绍了他目前的工作状态和未来打算，用意是让我明白他现在虽然很忙但活得很潇洒。不过，他很快又说了一句：“本意不想回去。您非要我回去，范叔，我听您的。”他没有像南方同事一样叫我“老范”，更没有叫我“范社长”。“范叔”称谓传递的亲情把我感动了！一条已在大海里畅游的大鱼，硬把它拉回鱼缸里，要是发生了什么问题，教我何颜面对对我充满亲情的人。我放弃了！
在289号大院里，我碰到好几位回留人员。其中，移情别恋最短的可能就是我的一位研究生了。她读研时，在《南方日报》见习过，并参加了上海世博会的采访，得到了好评。毕业时，经材料删选、笔试、一面二面、党委集体讨论，终于被《南方日报》录用。就在这节骨眼上她动摇了，放弃南方进入一家知名的企业从事营销策划方面的工作。报到后培训上班不到一个月，才发现自己其实是最适合做新闻的，于是又辞职返回了曾见习过的南方。这里很忙，收入也没有那家企业高，但她干得很开心，还被评为南方年度“新人奖”。南方，至今依然有一批在新闻理想与激情中执着前行的人。
南方和腾讯有一个合作项目，这就是大粤网。签合同时我已从报业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不知两家是如何建立合作关系的，是否因为腾讯与南方的人脉关系才成功合作？不管如何，在合作的过程中，我注意到陈菊红和傅剑锋都来过几次。
南方报业有一位记者跳槽到了一家大公司媒体关系部，他有投放广告的权限。有一天我碰到他问了一句：“给娘家投放广告没有？”他摇了摇头。我说：“别把娘家忘了！”他似有难言之隐。再过两个月，我又重复问了一句。他说：“他们拿出的新方案可行，我们投了100万。”在营销领域中，关系是资源，但没有双方合作的诚意和利益捆绑，再铁的关系也很难占有资源，即便有也是短暂的。因此，有资源还得善于用好资源。
当今媒体出现了“离职潮”，人才流动当属正常。只要想进来的人才多过想外流的，就不必恐慌。而且，进来的是人才，出走的是资源。圈好资源与留住人才同等重要。
这里，向曾经的南方报人说一句：这里也是您的家，请关注南方、支持南方。
依然坚守在南方的南方报人，看了此文，不妨接力@@@——
@陈菊红、@张英、@刘红兵、@喻华锋、@方三文、@傅剑锋、@勘良、@林楚方、@陈向阳、@孙茂勇、@杨大正……
每一个从南方报业出走的人，都会将南方记在生命里。“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每个离开的人，在南方时不一定是业界的大咖，但是，他们内心深处，都有相似的东西。这个人群被亲切地唤作“前南友”。他们会在余生的日子里，努力地回忆南方的日子，并力所能及地支持南方。
“舆论监督是拳头产品”
1．一箭双雕的“卧底毒穴”报道
在全省新闻秘书会议上，范以锦在谈到《南方日报》的改版方案时把典型报道、深度报道与舆论监督并列成三大“拳头产品”，获得分管宣传口的省委副书记的赞同，他在这次会上也讲了这三大“拳头产品”。
《南方日报》记者卧底毒穴的报道，就是重拳出击的舆论监督的报道。既推动了扫毒行动，又解决了火车站及周边的治安问题，可以说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
千禧年的2月17日，天气阴沉，寒风凛冽，南国进入最冷的时候。当时春节已过，却还在春运期间，火车站前依然是人流密集，车水马龙。这一天，《南方日报》突然推出了一个重磅图片新闻，让读者们为之一振。这篇报道的名字，叫《茫茫人海见毒瘤——广州火车站、广场及周边触目惊心的一幕》，关键词两个：广州火车站、吸毒人员。再算上一个，就是拍摄者的署名：祥子。
当天的版面：A3版整版，重要版面，少量文字，几乎都是图片，版名为“摄影报道”。主图是一个目光呆滞的吸毒者，张着嘴，瘫在床上，既飘飘欲仙，又痛苦不堪。除此之外，13张图，都是火车站一带的吸毒场面，令人毛骨悚然。“这组照片深刻记录了吸毒者可悲可叹的生活状态，以及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给人以强烈的警示。”有媒体这样评价《南方日报》的这组报道。
那一天，《南方日报》的热线电话已被打爆，多个读者都为这组报道叫好。这组报道能出街，真的不容易。同时，他们指出：广州火车站已经成为毒瘤，到了不得不整治的时刻。立即，广州市的兄弟媒体们，包括《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广东电视台等，也一起加入了对广州火车站的集体报道之中来。
在2000年前后，广州火车站作为“三不管”地带，已经成为了治安黑洞，鱼龙混杂，成为犯罪高发区。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有为数不少的外地来穗者在此遭遇敲诈、勒索、抢劫。市民对此怨声载道。而在不久前，还演变成了毒贩、瘾君子的王国，毒品成了犯罪集团操控同谋的工具之一。作为中国南大门的“广州火车站”，已经变成了人们闻之色变的渊薮。《南方日报》这组报道，不仅大胆，而且处理得很有技巧：以禁毒为切入口，以照片为形式，以人物故事为文本。既揭露了现实，又不失客观理性。用整版发这样的报道，这样的编排方式，放在全国的报纸也是少见的。
当时，拍板刊发这组报道就是时任《南方日报》总编辑的范以锦。大家都知道，老范是个铁骨铮铮的人，这篇报道能够出街，离不开他的魄力和胆识。广州火车站的种种黑暗，其实他早就知晓，媒体也不是没派人去暗访，但就是不知如何下手报道，只得知难而退。因为是一个极为阴暗面的角落，这个新闻以什么形式报，什么时候报，必须拿捏得很准，才能被相关方面认可，并获得良好的效果。那么，我们看看范以锦是以怎样的智慧来安排这组稿见报的。
先从图片的拍摄者祥子说起。
祥子真名叫梁文祥，原来是个保安，但喜欢写作、拍照，因为自己具有一定的拍摄能力，被招入了《南方日报》摄影部当暗房工人，后来才成为一位摄影记者。与大学毕业生的“学院派”不同，这个梁文祥常混迹于社会底层，农民工、小贩、发廊女、摩的司机等底层劳动者——这些人是梁文祥镜头中的人物。
刚开始接触到这个题材，是2000年春运期间。那天他去火车站拍照片，有人指给他看，那些人是吸毒的。周末他独自一人去广场上观察，当天就目击一名倒毙的吸毒者被拖走，真是猛料，他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拿下这个题材！1月16日，正式开拍……
——他努力融入“毒友”，但他们看到了梁文祥手中的相机，怀疑他是记者；
——警察来了，以为梁文祥是瘾君子，直接把他带走；
——一个小孩盯着他，噌地亮出了弹簧刀，梁文祥说，别开玩笑！小孩就笑了；
——梁文祥在做这个报道前，提前写好了遗书，交代好了身后事……
就这样，一个月后，梁文祥安全地离开了那个毒穴，同时带走几个胶卷的照片。他在暗房里把照片逐一晒出的时候，内心依然是十分复杂。尽管他很努力，但不知这组照片出来，将遇到怎样的命运？如果不见报，那梁文祥的努力就没有意义。
《南方日报》摄影部负责人挑出了20多张照片送到范以锦手上，讲述了梁文祥卧底毒穴的故事。他们没有过高的要求，但也担心老范只会挑一两张见报。范以锦翻来覆去地看，继而双手托着下巴闭目沉思，两分钟后脱口而出：“发一个版！”“啊，一个版？”听者既兴奋，又以为自己听错了。
“不是就阴暗做成阴暗，而是可以做成正面引导”，范以锦解释说，过几个月就是国际禁毒日了，现在新一轮的打击毒犯的行动已开始，这是报道的时机。为避免麻烦事，范以锦还说，报道的主题思想不是突出广州多么乱，而是毒品危害有多大，将从吸毒到走上死亡之路的图片挑出来用，强调吸毒的极大危害性。范以锦还叮嘱，此役重大，请与省公安机关打个招呼，取得他们的支持，扩大报道的战果。
“我们做的是围剿毒品的报道，谁敢说三道四？就这样定了！”范以锦把照片交回给请示者时是如此的充满自信。自信来自他的正确判断。而且，范以锦还下令，各相关部门的文字记者，也要配合这一报道，做一组重磅级的系列报道。接下来，火车站前的一系列禁毒报道引起了舆论的热议，全市甚至全国媒体都对此热切关注。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梁文祥和李楠合著的《独闯毒穴》一书，《南方日报》还与一些单位联合举办展览，引来许多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关注，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很生动的禁毒宣传。中共广东省委原书记任仲夷、林若等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并观看了展览。省公安厅给卧底记者梁文祥颁发了奖金。
讲的是卧底毒穴，其实也巧妙地揭露了广州火车站及周边的问题。不久之后，《南方日报》广州新闻版报道了上海读者来信《火车站前看广州》，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博士生尹连根。他的行李在广州火车站前失窃，想到了《南方日报》不久前的禁毒报道，于是有感而发写了一篇“读者见闻”，投给了《南方日报》编辑部。范以锦支持公开见报，掀起了第二波关于广州火车站问题的讨论潮。
终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黄华华都作了有针对性的批示。李长春认为，来信反映了广州火车站及周边的实际问题，要求有关方面要加强管理、改善服务。黄华华要求采取措施，限期改进，彻底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大规模整治广州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行动，很快就开始了。后来，广州火车站的黑恶势力，已经被逐渐清扫，乘客们的安全也逐渐得到了保证。《南方日报》这一次对广州火车站及周边地区存在的问题进行的舆论监督，堪称是一次充满英雄主义的举动。
对范以锦如何拍板刊发这组照片，2000年6月5日，南方报业内刊《南方报人》登载了《南方日报》原摄影部副主任杨宇红和时任责任编辑李楠写的回忆文章：
《南方日报》总编辑的胆略让我们震动，也让我们感动。
范以锦总编辑把照片认真地看了又看，沉吟再三，足足有两分钟没有说话。扔出去，这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但如果扔错了地方，无疑是得不偿失。两分钟后，范总发话了：第一，马上向省公安厅反映情况，力求促成本报与警方达成共识，共同为维护南大门窗口的洁净迅速铲除毒瘤；第二，以一个整版的新闻版面刊登小梁的作品，配合警方的重拳出击，来个双管齐下。于是，摄影部两位副主任带着小梁马上前往省公安厅。省厅负责同志看过照片后非常重视，在一个小时内召集了省、市、区以及流花分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前来参加紧急会议，听取我们的情况反映，并决定连夜去广州火车站及广场周边进行踩点调查。当晚8时至12时，化装后的小梁领着侦察员实地调查，为扫毒大行动部署警力做准备。这时，家里的同志已迅速编排好了版面。而这个版送到范总手上后，范总又再次亲自提笔把关。当他把大样交给我们时，叮嘱说：“这个版不要轻易改动了。”2月16日，也就是定版当晚，范总又特意回到夜班部值班室，坐镇把关。我们不敢怠慢，直到最后定版前，还为主照片斟酌再三。
2月17日，摄影报道《茫茫人海见毒瘤——发生在广州火车站、广场及周边地区触目惊心的一幕》与读者见面了，广州人争相传阅《南方日报》，甚至出现了一间餐馆里人们抢着看一份《南方日报》的情景。
从2月17日起，广东省、广州市两级公安部门连续3天出动警力1200多人次，抓获一批吸毒人员，查获毒品150多克。2月25日晚，省、市两级公安部门又再次行动，整治广州火车站地区治安环境。摄影部记者也随之采访，一直战斗到凌晨3时。第二天，又以一个整版的规模报道扫毒大行动。
我们非常高兴，范总当初拟定的“双管齐下”果然达到了目的。令我们感动的是，从小梁到范总，他们的胆略都来自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
范以锦在很多年后，回顾了当年的策略：“我觉得虽是阴暗面的题材，但有积极的意义，关键是选择怎样的角度去报道。题材展示的是‘从吸毒走向困境、再走上死亡’的内容，突出‘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主题，这无疑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于是，决定用大篇幅进行刊登。”
“别人看到的是困境，老范看到的却是空间。”南方报业一位从事突发新闻多年的记者张蜀梅这样说。
2.“官员见死不救”，曝光！
虽然范以锦在人们印象中，是一位乐呵呵、没架子的人，但是他却有表面看不出的硬气、担当及智慧。“范以锦之所以值得敬重，是因为他身上有一股正气。面对着社会黑暗与官场腐败，他所在的南方报业，经常会针砭时弊。”一位新闻学研究者这样说。在他的总编辑任上，包括《南方日报》在内经常可见大篇幅的批评报道，出现在重要版面上。
1997年7月11日，一场风暴袭击了雷州半岛。当时，在海面上几艘渔船猝不及防，被巨浪掀翻，渔民被打落海中。急救电话打到了雷州市水产局，有人呼吁局领导马上派船出海施救。但是，一名副局长面对渔民遇险，竟然提出“先交钱才能让船出海救人”，延误了救人时间，使一些本可得救的渔民被海难吞没。《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这事，立即与范以锦进行沟通，老范拍板：“曝光，发头版头条！”接下来，《南方日报》发表了各种体裁的文章30多篇，范以锦还执笔写评论。最后渎职者被判了刑。后来，范以锦又提出还要挖深层次的问题。于是，《南方日报》发表了《悲剧过后的反思》《风浪过后再回首》等深度报道，从深层次分析了一些干部的作风问题。
在这个事件中，范以锦认为，虽然是批评报道，但最后还是处理得很恰当。“‘7·11’事件是坏事，但始终把握舆论导向，不是消极的披露，而是从积极方面入手，给人信心，给人光明，这样，树立和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死难者家属也很满意，给报社写来感谢信，许多干部、群众包括离休干部也写信赞扬本报的报道。有的干部群众还将我们的报道剪下装订，说要保留起来教育下一代。”
范以锦指挥重大批评报道，最后往往都要延伸到深度反思，这已成为常态。
3．上下关注，连战连胜
“抓领导机关和老百姓的共同关注点，上下结合，舆论监督才更有力量。”范以锦表示，批评报道既要注意老百姓是否关注，也要考虑领导机关的看法。失去了领导机关的支持，批评报道搞不下去，问题无法化解。因此，范以锦指挥的多篇重头批评报道，抓住了党和政府正在着手解决的与老百姓强烈要求解决的问题，达到了连战连胜的效果。
前面说到的雷州7·11海难“见死不救”事件的报道就有这样一个背景：在以“以法治省，反腐倡廉”为主题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不少同志批评了这样一种现象：有的政府职能部门，有钱有油水捞的就拼命争权，争得不可开交；没有钱和和油水可捞的，就不想负责任，官僚主义、渎职行为十分突出，眼睛就是盯着一个“钱”字。当时全省都在聚焦这个现象，结果就出了雷州这个事。范以锦看准了时机：“我们认为揭露雷州市水产局及其下属单位某些负责人弄权渎职、见死不救的行为很有针对性。”结果，报道一出，省委书记和省纪委领导直接过问此事，责成当地认真解决问题。
共同关注点，实际上就是一个寻求公约数的过程。有些不良现象，确实是所有人都深恶痛绝的，就比如“见死不救”事件，怎么说都违反了基本的做人底线，是要遭到谴责的。因此，这类报道，老范的经验是，可以做出彩，而且要深挖。
《南方日报》记者写了篇《请人代考谋学位》的批评报道，牵涉到两名厅级干部和一些处级干部。老范安排头版见报。见报当天，省委常委正在开民主生活会，几位领导拍案而起，强调一定要严肃处理当事人。当天下午，省纪委召开常委会，学习《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并当即决定，组织调查组调查。查清之后，当事人分别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当时，广东省正着手开展反腐保廉教育，《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完全符合省的工作部署，所以得到了积极支持。范以锦说：“我们体会到，批评报道要与中央、省的中心工作紧密配合，要帮忙而不是添乱。批评报道领导满不满意，要看你的报道是促进工作、促进问题的解决，还是帮倒忙。”
1997年，台山市北陡镇有三位村民在公共场所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等文件，竟被视为非法张贴大字报，在镇领导的授意下，北陡镇派出所对他们进行追捕。1997年8月12日，经范以锦阅改签发，《南方日报》以《张贴中央文件=大字报？》为题，在第一版头条披露了此事。“为什么放头条？因为治理‘三乱’是上下都关注的事。”《南方日报》一位老编辑、现任《羊城晚报》副总编辑孙爱群说。见报次日，台山市委召开各部、委、办领导及镇委书记会议，学习中央、国务院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对北陡镇有关人员的错误进行分析，从中吸取教训。北陡镇委负责人上门向三位农民赔礼道歉，该镇对不合理的摊派予以退还。
“开展舆论监督当然有很大难度，但说领导都反对搞批评报道，从我们的实践来看不符合实际。”老范举了一个例子，省委省政府下决心将扫除黄赌毒当作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制定了《关于追究领导干部在扫除黄赌毒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责任的暂行规定》，省公安厅据此发布了5号令。恰好当时又出了一件事，开平市长沙公园内竟有人顶风作案，跳脱衣舞，有关管理部门竟不闻不问。范以锦听了记者的汇报后说：“他们闯到枪口上了，报！”《南方日报》以《全裸台上舞日夜演丑剧》为题在第一版作了披露。省公安厅、文化厅、扫黄办，江门市公安局等，立即组织力量赶赴长沙公园，查处了此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看了《南方日报》刊登的消息《开平市委召开紧急会议严处色情表演责任人》和评论员文章《令出必行》之后，就在报纸上写下了批示：此事报社报得好，开平市委市政府也抓得好！
4.“谁说头版不能发批评报道？”
范以锦任南方报业总编辑时，继承前任的好传统，“每周一篇批评报道出现在《南方日报》头版，有的还放了头条”，把机关报的舆论监督职能发挥到了极致，至今国内省级党报无出其右者。
当时，在《南方日报》第一版曝光的批评报道包括：恩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局长在恩平抗洪斗争紧急关头带头逃离险境的事件、雷州水利局“官职大批发”事件、惠来县一名副检察长持枪设卡乱罚款事件，等等。都是老百姓叫好、领导机关也批示和积极支持查处的。
后来，老范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南方周末》上，标题就叫：《谁说头版不能发批评报道？》。全文如下：
3月20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广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邹启宇写的《省委给媒体松绑》一文，其中提到《南方日报》头版头条的两篇批评报道。当时我担任总编辑，这两篇稿件的处理过程和产生的影响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两篇批评报道，其中的一篇讲的是民警下乡协助当地政府征收粮款时开枪打伤了农民；另一篇讲的是发生海难，海监船根据上级的要求“先交钱后救人”，使本可以及时脱险的一些渔民未得到及时拯救。批评报道总编辑必须亲自过问，这是《南方日报》多年来的惯例，我审完稿件之后，写上了“安排头版头条”几个字。我当时觉得，对这样的性质恶劣的事件进行披露，谁敢否定？我有这样的信心。消息发表后，在广东不仅没有人说三道四，而且引发强烈的反响，并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前一个事件，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过问了，推动了类似问题的解决；后一个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作了批示，加快了查处力度，相关责任人受到了党纪政纪和法纪的制裁。
并非我当时有多么高明和担当，我只是党报的优良传统作风的继承者，我的几位前任都非常重视舆论监督。在我当记者的时候就曾经发过两篇头版头条的批评稿。1983年9月22日，我采写了广州一位老干部、老党员挺身而出维护财经纪律的稿件，稿中涉及到有人采取偷龙转凤的手法，利用开会之机动用公款大吃大喝的问题。时任《南方日报》总编辑的陈培看了稿件之后，立即阅改，于第二天即9月23日在《南方日报》头版头条见报。之前，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就关注过此事，我与他交谈时说到要在报上公开见报，他表示支持。见报后的第二天，超标的款已由相关人员退回。
有些地方政府动辄把批评报道当作“负面报道”来看待，明确要求媒体不能在重要位置刊登，甚至不允许搞批评报道。其实，这是与中央的精神相违背的。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早就写进了中央的文件中。我们倒没有看到哪一个中央文件、哪一个中央领导说过“批评报道不能上头版”？！
5.“孙志刚事件”余波中的担当
“孙志刚事件”报道是《南方都市报》最有影响力的舆论监督报道，也是南方都市报真正成为全国最优秀报纸之一的扛鼎之作。
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进去后，就再也没能出来。3月20日，孙志刚死于这家救治站。他是被活活打死的。
收容制度一直是一个隐晦的存在。人人都知道它有问题，但又不知道其内幕。南方都市报记者陈锋等人，经过数日的调查，还原了孙志刚遇害的经过，4月25日，该文章在A3版刊出、头版导读。那篇文章名叫《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作为社长范以锦是不分管具体编务的，但晚上常上内部网浏览待用的稿件。看到这篇稿件后，他预感这篇报道会引起轰动。这时也有人用电话向他报告了，并说明：“如觉得不妥，请打电话过来！”范以锦未再打电话，虽觉得题材敏感，但他更相信正义的力量。“默认，无言的支持”，《南方日报》一位资深编辑说，“这样的态度，范以锦不知有过多少回了！”
这篇文章成为名篇，成为十多年来中国最有影响力、最扎实的深度报道之一。多少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都在研究这篇文章，在谋求如何为中国带来向善的力量。
广东省委常委开会讨论这一案件时观看了录像，录像呈现了孙志刚在医院里被打死的全过程。从4月25日开始到6月，有关部门对这个案进行认真查办，整死孙志刚的那些人受到法律制裁了。整个事情的处理过程，是促进法治进步的过程。经过《南方都市报》和专家、学者的呼吁以及网络舆论的探讨，收容遣送制度受到质疑，引发了国家高层的关注。到了6月中旬，温家宝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会议决定，该办法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公布施行，同时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国内不少司法工作者、媒体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都为此事振奋不已。
广州市曾有人无端指责《南方都市报》恶意炒作，然而在常委会上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省委副书记蔡东士，常委、宣传部长钟阳胜有针对性地强调，《南方都市报》的这个报道是对的，并没有恶意炒作。包括省委主要领导在内的绝大多数省委领导都支持这一看法，然而有的人却不顾省委常委下的结论，事后刁难《南方都市报》并延伸到南方报业领导。孙志刚案的报道从选题到策划，主要是南都的编辑部在安排，作为南方报业负责人的范以锦并没有深度介入。但是，很多人不清楚的是，因为这篇文章以及类似的文章，范以锦不知顶住了多少的压力，为编辑、记者挡了多少枪！越往后走其余波越发猛烈，不仅相关人员卷入余波中，而且老范突然成为了该事件的重要角色。老范毅然站了出来，沉着地周旋。在时任省委副书记蔡东士，以及已离休的省委老书记任仲夷、林若、吴南生等的理解和支持下，并最终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的表态，使余波逐渐平息，余波涉及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事态往好的方面发展。
这段时间老范的表现，举手投足间的刚毅、顽强、担当，堪称报人表率。老范感到欣慰的是，当时其办公室里员工们进进出出，都向他表示关切和慰问。
6.“负面报道不等于负面影响”
很多年后，范以锦曾在一篇《“负面报道”：一个被模糊了的概念》的论文中，清晰地点明：“有些人躲在冠冕堂皇的概念下报喜不报忧，逃避社会责任和舆论的监督。”他指出：“负面报道”的概念本身就很模糊，即便认可这个提法，也不应该把“负面报道”当成“负面影响”。一些地方的官员甚至将舆论监督称为“负面报道”，并认为搞批评报道既有损形象又影响社会稳定。这种观念作祟，当然就无法积极去推动舆论监督，甚至想办法去“化解”或压制。有些地方明确对新闻单位提出，只宣传光明面，不要去搞批评报道。对上级党委办的报纸或其他外来报纸，以“加强管理”为名，要求相关部门封锁“负面消息”“加强公关”等等，千方百计抵制批评报道。
“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就要求你的报道要平稳一点，收敛一点，防止因为报道不当将矛盾激化，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范以锦在一次与杨锦麟的对话中说道：“新闻人也应该有这个社会责任，但是，利益集团的干扰是不正常的。有的地方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号，维护利益集团的利益。”
舆论监督真的是影响稳定的“负面报道”吗？范以锦这样分析：舆论监督对端正党风、匡正时弊、严肃法纪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中重视和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将这一非常积极和非常正面的报道，扣上“负面报道”的帽子，令人不可思议。范以锦列举了1999年5月珠海市委办制订《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办法》的例子。为防止一些部门人为设置障碍，确保舆论监督顺利进行，《办法》中有这样一条规定：“批评性报道刊播前，各新闻传媒要确保事实确凿，但任何被批评对象不得要求审稿。”尽管当时珠海的舆论监督是由市里组织一个“小组”与新闻单位进行协调，并非完全放开让新闻单位自行掌握，但起码当时的领导层看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起码认识到了这是有利于推动工作的“正面报道”，而不是“负面报道”，而且当时也实实在在对影响改革开放的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进行了曝光，推动了珠海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
范以锦的这篇文章引发了很大的影响，《南方周末》和《新闻与写作》杂志刊发后，《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中央的权威报纸在内部的“理论动态”刊物中摘登了其中的观点，许多领导看到了这篇文章。中央有关管理部门的一位领导、某省一位高级法院院长在讲话中，都引用了“负面报道不等于负面影响”的观点。学界也引发了讨论。2008年1月，时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台办前新闻发言人张铭清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赞同范以锦的观点。其现摘录如下：
……如范以锦先生所言，所谓“负面报道”涵盖的内容很多。那些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舆论监督报道，甚至只要让某领导觉得不舒服的报道，都会被算作“负面”。如果把一些客观事实贴上“负面”标签，使其成为“腐败官员为保护既得利益和掩盖龌龊行为”的挡箭牌，这不是很荒唐吗？至于天灾等自然现象也能用“正”“负”区分，还真得佩服一些人的想象力。现实中，有权认定“负面报道”的显然都是权势人物，而被认定的“负面报道”往往是老百姓希望公之于众以形成舆论压力的新闻。由此看来，“负面报道”根本经不起“以民为本”宗旨的拷问。至于报道的影响，所谓“负面报道”未必产生负面影响。以陈良宇“社保案”为例。陈良宇腐败的事实，的确损害了党的形象，但是，把这件事揭露出来，公之于众，则表明了我们党严惩腐败分子的力量和决心，也能获得民众的拥护，能说其影响是负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