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和亲吐蕃 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

古来和亲并非易事，两位唐朝公主前后仅相隔70年，相继远嫁吐蕃，从此再也未能回过长安。而连接长安与逻些两地的路线逐渐清晰起来，从此，使者互动，商贾经行，僧侣往来，将中原与藏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向历史高峰。

和亲吐蕃的文成公主

松州之战后，唐朝与吐蕃开始了密切接触。唐蕃之间路途遥远、山水遍布，和亲吐蕃的文成公主将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文成公主入藏后，唐朝开始仔细打量这一位来自青藏高原的“不速之客”，文成公主也成为唐蕃关系的实际奠基者之一。

和亲吐蕃的筹备

浩如烟海的史籍并没有太多笔墨留给这位和亲的公主，文成公主的事迹主要在口耳相传中流传千年，影响深远。限于史料，我们今天已无从了解文成公主对于和亲的真实情绪与想法。古来“公主琵琶幽怨多”，和亲的道路终究不容易。《西藏王统记》中描述了文成公主出嫁前的情形，公主哭诉：“藏地无有佛法，土地贫瘠，道路遥远，难与父母兄弟相见，儿不欲往。”公主悲怨地说：

竟遣我往吐蕃地，有雪邦土之境域。

气寒酷冷地粗恶，复多天龙鬼怪妖。

雪山如兽张獠牙，巉岩俨似野牛角。

心无欢乐意不适，不生五谷饥馑地。

下劣食肉罗刹种，行为粗鲁无礼教。

边地佛履所未践，无有佛教黑暗洲。

由无梵宇无神像，故无积福所凭依。

太宗无法排解公主的忧虑，只好以“设知汝不去，立遣兵五万到此，杀我掳汝，并劫掠城市”为理由，劝说公主以国家为重，以大局为重，并赐予公主“经史典籍三百六”“金玉饰”、汉地的饮食配方、大量的金银器、刺绣以及制造工艺、医药等，并赐予侍女25名。在文成公主所有的“嫁妆”中，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最为珍贵。在藏文记载中，释迦牟尼行将入寂时，诸天神合作，造佛祖替身像两尊，一尊为8岁等身像，一尊为12岁等身像，由佛祖亲自主持开光。两尊造像最先供奉在波斯，后来几经流转，分别存于尼婆罗（今尼迫尔）和汉地。几乎在同一时期，尼婆罗的赤尊公主携带佛祖8岁等身像嫁给松赞干布，另一尊等身像则由文成公主带到藏地。这似乎是“一条跨越千年、贯穿三界的因果链中的一环”, “这一因果链的重点并不在于强调两尊佛像的珍贵，更重要的是，它将吐蕃及与之有关系的其他文明（如汉地、尼婆罗）都安置在了由佛教构筑的世界中，并厘定了彼此的关系”。藏地的佛教即将迎来黎明，同时也注定了吐蕃与周边文明不断碰撞、交融的发展历程。

身负重任的文成公主最终委屈从命，但内心波澜起伏，对于文成公主而言，未来的道路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文成公主本为唐宗室女，并不是唐皇帝的亲生女儿（即“真公主”），唐朝对吐蕃王臣刻意回避了文成公主“假公主”的身份，这也是有先例的。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就在一年之前弘化公主和亲吐谷浑时，李道明因私自将弘化公主“假公主”的身份泄露，被唐朝除去淮阳王的世袭爵位。“假公主”和亲之事，也被其他周边部落逐渐知晓，并产生了诸多影响。以至于在玄宗时，入唐请婚的后突厥毗伽可汗曾尖锐讽刺此事“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岂问真伪？”在多种复杂的情绪中，文成公主为自己的和亲之路做好了准备。

吐蕃大相禄东赞大概是文成公主结识的第一位吐蕃人，他也是唐蕃关系演变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禄东赞的聪慧和精明能干给唐太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唐太宗对禄东赞颇为赞许，甚至提出要将琅琊公主的外孙女嫁与他。《新唐书·吐蕃传》载：“东赞不知书而性明毅，用兵有节制，吐蕃倚之，遂为强国。始入朝，占对合旨，太宗擢拜右卫大将军，以琅琊公主外孙妻之。”但禄东赞以家有妻室为由婉言谢绝了。在《西藏王统记》中，这一情节被演化为禄东赞答应了太宗的赐婚，但心系吐蕃，与妻子以及周围的人斗智斗勇，最终回到吐蕃的故事。藏区至今流传着当时迎亲时唐朝“六难婚使”的事迹。在今天日月山仍存有壁画，颇为传神。这些有趣的记录说明，在藏民的心中，禄东赞已是智谋与勇气的化身，是吐蕃人引以为傲的传奇人物。

唐蕃两地路途遥远，往返一趟通常需用8～10个月，历来被视为危途。持节送公主入吐蕃的江夏王李道宗，7年前曾奉命追击吐谷浑，并深入河源之地。当年行军时啖冰卧雪的记忆犹新，李道宗深知前往吐蕃绝域是个艰巨的使命，但他接受了这个任务，成为正式开创唐蕃古道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开启了唐与吐蕃的友好交往，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后世一位诗人曾深情咏叹：“帝京氛祲满，人世别离难。绝域遥怀怒，和亲愿结欢。”（杜甫《送杨六判官使西蕃》）

长安古寺的回音

长安作为唐蕃古道的起点，留下了大量的历史印记。其中，罔极寺（兴唐寺）是唐与吐蕃两次会盟的重要场所，见证了唐蕃关系的变迁；广仁寺是汉藏两地的交流辗转千年最终尘埃落定的成果，是汉藏文化相互融合并不断传承的载体之一。

罔极寺与唐蕃两次会盟

会盟是促进唐蕃关系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从705年到822年，唐蕃之间会盟10次（或作8、9次）, 其中在代宗朝的两次会盟发生在长安兴唐寺。兴唐寺，原名罔极寺，是太平公主为母亲武则天祈福所建，位于长乐门外，即今天西安市东关炮房街内，当地人称“东门”。神龙元年（705），罔极寺落成，豪华壮观，《长安志》载：“神龙元年，太平公主为武太后立为罔极寺，穷极华丽，为京都之名寺。”

“罔极”二字取自《诗经·小雅·蓼莪》,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太平公主正是以此证明自己的孝心。玄宗朝时，罔极寺仍然备受关注。开元八年（720），敕命拆除大明宫和兴庆宫别殿，扩建罔极寺，“开元二十六年，改为兴唐寺，明皇御容在焉”。这里所供奉着的“明皇御容”，是长安为数不多的几座寺院才能享有的殊荣，足见兴唐寺（罔极寺）拥有的特权。这也是一座全面服务于皇室、显宦的寺院，承担着国忌行香、灌顶、禳病祈福的职能。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开成六年二月“十五日，兴唐寺奉为国开灌顶道场，从十五日至四月八日，有缘赴来，结缘灌顶”的事迹；又“章敬太后忌日，百僚于兴唐寺行香，朝恩置斋馔于寺外之车坊，延宰臣百僚就食”（《旧唐书·宦官传》）。甚至宰相姚崇身患重病时，也曾寓居兴唐寺，寺院一时被当做宰相府邸，与当时国事朝政密切相关。

有着多重功用的兴唐寺，是如何被选中作为唐蕃会盟之地，这或许与它本质上的宗教功能密切相关。7世纪以后，密教在中原兴起，且逐渐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兴唐寺是一座以密宗闻名的寺院，其代表人物僧一行，便是玄宗特意迎请至兴唐寺的密教高僧，“（一行）每与玄宗皇帝行座相随，论理国及预翻经不暇传法”（《大藏经》）。密宗与藏传佛教殊途同归的义理对于吐蕃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这种相似甚至带有一些“亲切感”的文化氛围得到了吐蕃使者的青睐。当时兴唐寺所奉的毗沙门天王像，是受到吐蕃武士装扮的启发而塑造的。在中唐时兴唐寺就有了具备吐蕃武士形象特征的佛塑，这是汉藏文化交融的证据之一。当然，由寺院僧人作为见证人，使得盟誓更为严肃和庄重，对于吐蕃来讲，此点尤为重要，在之后的长庆会盟时，更是“三宝及诸贤，圣日月星辰，请为之证，如此盟约”（《唐蕃会盟碑》）。

发生在兴唐寺的两次会盟，是唐蕃关系发展的重要节点。763年“广德之难”时，吐蕃攻入长安，在唐朝将领郭子仪的苦心经营之下，仓皇外出的代宗终于返回京畿。据《资治通鉴》记载，代宗永泰元年（765）, “庚午，吐蕃遣使请和，诏元载、杜鸿渐与盟于兴唐寺”。代宗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阵脚大乱，郭子仪成为他唯一的主心骨，他曾诚惶诚恐地询问郭子仪：“吐蕃请盟，何如？”郭子仪深知吐蕃并无诚意，总是趁唐朝不备而来，因此，此次会盟并没有使唐朝放松警惕。在郭子仪的安排下，唐朝相继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泾原以觇之。吐蕃始终在京畿附近蠢蠢欲动，邠州、奉天皆是其盘踞之地。面对唐朝的布防，吐蕃无法长期占据上风，于是又提出了会盟。大历二年（767）四月，命宰相、鱼朝恩与吐蕃盟于兴唐寺。两次会盟时隔不到两年，吐蕃目的明确，无非是迫使唐承认吐蕃占领的地盘，以便进一步行动，盟后仅隔数月，吐蕃又发兵数万围灵州，长安不得不重新戒严。历史上对于这两次会盟的记录语焉不详，但兴唐寺在唐蕃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唐武宗灭佛时，罔极寺毁于一旦。明初，曾重修罔极寺，寺址从原长安城大宁坊东南隅转移到南边的安兴坊内，民国时期改为尼寺。直到今天，罔极寺还残存有部分建筑，红墙青砖，平日青烟袅袅。这座隐身于闹市的佛寺，见证了唐蕃关系的沿革，也见证了长安的沧桑巨变。

文成公主奉地广仁寺

文成公主自641年远嫁吐蕃，至680年过世，一生没能回过长安。千年之隔，沧海桑田，直到2006年由西安广仁寺组织的“重走唐蕃古道——接文成公主回娘家”的活动，文成公主才终于回到长安（今西安）。从拉萨迎回的文成公主少女像和佛祖12岁等身像的莲花底座被一同供奉在西安广仁寺内，历史在因缘际会中完成一个轮回。

广仁寺是西安城内一座极具藏传佛教风格的寺院，五彩斑斓的经幡，忽高忽低的诵经声，门前整齐划一的白塔，与繁华的都市仅一座城墙之隔，是陕西境内藏传佛教的代表，也是唯一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广仁”为“广布仁慈”之意，是藏区与内地交流的纽带。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来陕西巡视时，拨专款敕建广仁寺，并赐予“慈云西荫”的匾额。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载：“四十二年冬，皇上临幸陕西，回銮时特颁谕旨，于教场西北隅创建大庙。工竣，奴才等奏闻，复奏请庙名、大殿挂匾。蒙皇上体恤，以大字书庙名，命名为广仁寺，并赐大殿御书慈运锡殷（慈云西荫）大字匾额。时西安满汉文武大小官员、兵丁、通城士民等皆齐集，纷纷拈香叩头，不胜欢悦，言皇上临幸西安，遍赏天恩，且建此大庙，未令民出一力，赏赐库银，为国民照内地式样建美庙。”这座由朝廷出资修建的寺院，也为西北各地活佛、达赖和班禅等人进京朝觐时作沿途停歇之用，因此又称“喇嘛寺”。

如今，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从青海、西藏各地前往北京时，无须刻意在西安逗留，但广仁寺作为一处历史文化遗产留存了下来。当年寺院占地100多亩，房屋400余间，但饱经兵燹，如今只剩16亩，东面的喇嘛行宫早已荡然无存。

广仁寺的主体建筑从南向北呈现出依次降低的趋势，这是由于它紧邻明城墙所致，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这隐含了康熙皇帝修建广仁寺的政治寓意，整座寺院形如卧龙，俯卧西北方向，可见清朝平定西北的决心。寺院采用了传统汉式建筑布局，寺内的三重院落依次以佛殿、喇嘛寮房、经堂作为主体建筑，东部有精巧的小角门，院内有大照壁，碑厅以及两侧的龙眼泉都是汉式风格，同时用经幡、唐卡、转经筒等作为装饰物，营造出一种藏传佛教的氛围，是藏传佛教寺院与汉地文化相结合的结果。藏经殿内藏有康熙四十五年（1706）重修明版汉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6770卷、康熙三十九年版藏文《甘珠尔大藏经》108卷，这些极其珍贵的经卷显示出广仁寺佛教发展的情况，以及与藏传佛教的密切联系。

当年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时，带走了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但由于莲花底座太重不易搬运，留在了长安，最初藏于开元寺。清代时广仁寺建立后，莲花底座转移至广仁寺。广仁寺也是中国唯一的绿度母主道场，据说，绿度母像正是松赞干布送给唐朝的作为佛祖12岁等身像的“回礼”，也曾一同供奉在开元寺。同时，广仁寺也拥有陕西境内最大的千手观音像，吸引了大量香客和游人。由于这座“喇嘛庙”的香客大多为汉人，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汉藏文化的融合。广仁寺的价值甚至已经超越单一的宗教场所，它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了西北多民族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