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丝绸之路的探险发现，扩大了中国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交流，也增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往来。从古代亚历山大东征、张骞出使西域，到近代的地理大发现，都为人类扩大活动空间、提高认知水平奠定了基础。

法显，东晋高僧。时佛教传入中国已有数百年，但由于最初传入的经籍篇章不甚完整，或者翻译失真，自三国曹魏以来即产生了“西行求法运动”。矢志寻求完整经书的法显毅然决定西行求法，他从长安出发，沿途经过乾归（今西宁）、金城（今兰州），出河西走廊的张掖、敦煌，到达鄯善国（今若羌）、焉夷国（今焉耆），继而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至于阗国（今和田），往西北越葱岭，最终进入天竺。从出发至归来，前后14年之久。法显以65岁的高龄翻山越岭求取真经，成为了文献记载中我国第一个到达古印度并带回佛教经典之人。他从天竺带回的佛教经籍契合当时佛教发展的需要，同时基于自己10多年的求法经历所撰写的《佛国记》，记录了当时西域、天竺多地的风土民情与宗教发展状况，弥补了天竺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成为重塑印度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

玄奘，唐朝著名僧人，生于洛阳偃师缑氏镇。唐朝建立后，玄奘在长安遇到了来自印度的高僧，深受启发，随着对佛学的深入学习，他意识到中原流传的佛教经典错讹较多，便决意西行印度求法。然而由于唐室初建，不允许普通士人出关。直到贞观六年（627），长安城遭遇霜灾，朝廷允许灾民四处就食，玄奘才得以混在外出逃难的民众里离开长安。玄奘经过河西走廊，偷渡玉门关，穿过莫贺延碛，进入伊吾（今哈密）。继而从伊吾前往高昌（今吐鲁番），结识了对他情深义重的高昌王麴文泰，后者对其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玄奘离开高昌国继续西行，从别迭里山口翻越天山支脉凌山，沿热海道前往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市附近），后穿过西突厥统治范围下的中亚诸国，翻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北印度。从此开始了在印度长达10余年的求学之旅。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长安。此时的唐朝佛法正兴，取经归来的玄奘受到了朝野的热烈欢迎，他从印度带回的657部手书梵语经文、佛陀塑像、画像及150枚佛陀真身舍利，在长安供世人观赏，当时在洛阳的唐太宗李世民也给予了玄奘高规格的礼遇。在弟子辩机的协助下，玄奘依据自身西行印度的求法经历，完成了10万余字的《大唐西域记》，填补了当时关于西域历史记载的空白，使得世人能够一览7世纪中亚、印度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和宗教信仰，也成为中印交往史上的佳话。

文成公主是唐朝入蕃和亲的公主。贞观十四年（640）松赞干布命大相禄东赞向唐朝求婚，唐太宗审时度势，将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文成公主入蕃和亲揭开了唐蕃关系的新篇章，同时也使得连通汉藏两地的“唐蕃古道”出现了“金玉绮绣，问遣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的兴盛场景。据统计，自唐初吐蕃首次遣使入唐，至9世纪中叶吐蕃灭亡，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唐蕃双方使臣往来达200多次。行走在古道上的使臣、商人、僧侣促进了汉藏关系的友好发展，中原的典籍文化、养蚕缫丝、织造技艺、蔬菜作物等传入吐蕃，唐朝也通过“唐蕃古道”得到了印度的制糖法，汉藏间的“茶马互市”也改善着双方的生活。

以法显、玄奘以及文成公主等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的考察、探险、和亲等活动，不仅扩大了人们的认知范围，也沟通了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丝路行走丛书就是沿着中国古人的足迹所进行的探险考察活动的记录，立足人文地理，追溯历史沿革，涉及自然环境、气候变迁等诸多要素，旨在通过古人的视野观察千年的变化，研究历史遗存和探索久违的过往，这应该是这套丛书的价值所在。

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之路、友谊之路、贸易之路。从丝绸之路的视野组织一套考察丛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去做这些普及性读物，是很多学者所不愿做的。因此，这样的普及读物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更为亟需，现实意义更为彰显。希望这套丝路行走丛书，成为读者认识古代丝绸之路交往史、了解国家政策的一个窗口，从而达到普及知识、提高认识的目标。从而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让文化充满雅趣，让大众在雅趣熏陶下揭谜心醉。

是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马大正

2019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