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与报纸

关于通讯员与报纸、记者的关系

通讯员数目的多少，以及它和报纸关系的好坏，应是工人阶级报纸的好坏的标志之一。我们的报纸，并不是像资产阶级报纸那样，是属于少数人的、是由几个人来办的报纸，而是属于多数人的、由多数人来办的报纸，这样的报纸，要有很多通讯员，才能达到群众办报的目的。离开了广大的通讯员，报纸要谈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等都是不可能的。报纸的通讯员好像人的感觉神经，动物的触角，人的舌头上的“味蕾”一样，是最敏感的一部分。我们常说，通讯员是报社的眼睛、耳朵，报社要掌握情况，就要依靠广大的深入到各阶层群众的生活中去的通讯员同志，把各种情况反映上来。如果没有了你们，报社就会变成瞎子和聋子。通讯员和报社的关系，又好像是一棵大树的根和干的关系一样，整棵树能枝繁叶茂，首先是依靠那无数细微的树根在土壤里吸收了水分、养料。通讯员就像树根，是报社的根本。

通讯员与记者的关系呢？就好比战斗时主力军与民兵的关系。主力军能取得胜利的因素很多，其中民兵协助搜集材料、站岗放哨、侦察、有事情就报告等各方面的配合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但在必要时，民兵是可以提升作为主力军的。所以有的通讯员问，是不是可以提些通讯员到报社来工作呢？当然可以。是不是可以派记者和通讯员一起采访呢？我们说，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也是应该的。办报要有广大的通讯员为基础，列宁说过：“认为只有从事文学的人（在这个字的专门意义上来说），并且只有他们胜任于顺利地参加报纸的工作，是一种误解。相反的，一个报纸能够存在与活跃，只有五个领导的和经常的撰述人之外，还需要有五千、五百个不从事文学的撰述人。”假如《南方日报》有五十个专事写稿工作的人员，那么就应该有五千人、五万人和他合作。目前报社只有两三千个通讯员，这实在是很不够的。列宁是非常重视通讯员的稿件的，譬如他发现了有通讯员的重要稿件，他会用电话约那位通讯员谈话。毛主席也是一样，他在延安的时候，很注意通讯员的文章，在他写的一部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书中，就引用了许多通讯员同志所写的文章。的确，通讯员对党报说来是很重要的，最近，我们有一位铁路上的通讯员同志反映了一些材料，我们把它一直反映到北京去了，因为这材料对推动工作很有参考价值。反过来说，报社对于通讯员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报社，通讯员也就不成其为通讯员了。而且，通讯员还是需要报社的帮助、培养的。

关于通讯员的任务

通讯员的任务说起来也很简单，但做起来却并不容易。简单地说，通讯员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正确地反映现实。反映现实就是反映人民的生活、思想和工作。我们要反映正确与不正确的东西，反映新与旧的东西，反映先进与落后的东西……

对于一些重要工作，政府常会发出指示。这些指示怎样贯彻执行？贯彻执行的程度如何？群众是不是满意，拥护？指示颁布后有没有涌现出大批的积极分子，有些什么新的经验？执行中还存在着什么问题……这些都要靠大家反映。

如果每一个号召，每一个政策法令发出后，在群众中的反响都有了反映，那么，对工作是有很大的推动和监督作用的，我们能通过它来教育群众、监督工作人员。用列宁的话说，这叫做群众监督——从下而上的监督，而不是从上而下的官僚主义的监督。因此，反映情况是一种重要的监督，这一监督主要是靠谁呢？——主要是靠有高度责任心的通讯员。

反映情况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写成报道或论文，可以通过谈话（面谈或打电话）及来信。

要能正确地反映现实，必须注意下面的一些问题：

第一，要了解周围的事物，注意周围群众的生活、思想情况。

通讯员有自己固定的工作岗位，他要善于掌握周围的情况。好比说，在本单位哪些是积极分子，哪些是模范，当前有哪些主要的工作，总应该大致知道。正像一个交通警察熟悉周围的情况一样，他能告诉问路的人，哪条街在哪里，怎样走，多少号门牌，在什么地方。

第二，我们不但要注意周围群众的生活，还要抓住生活的最主要之点。

生活很复杂，现象很多，但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里总只有一件事是最主要的。譬如，今天是星期日，我的事情很多，休息、看电影、会客、看书……但现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讲课，而大家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听课。写新闻就要抓住最主要的东西来写。

“最主要的东西”应以什么为标准？——应该以人民的利益、公共的利益为标准。要常常考虑到：这件事情在人民的利益上占个什么样的地位，要从社会观点、公共利益出发，来估计和观察周围的事物；绝不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

一个事物的发生、发展，总是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由于人们都喜欢报喜不报忧，所以坏的东西多不易看到、听到，通讯员在这方面就要多花些力量，把它揭露出来，其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工作向前进，消除落后的现象，但遇到好的东西，也不要忘记及时的表扬。介绍新的经验、新的创造很重要。哪怕是点滴的经验，综合起来，便会变成完整的经验，推广出去，对于建设就能够有大的帮助。比如郝建秀的工作方法，最初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经新华社报道、推广，影响就很大，节省棉花以多少万担计算。又如，在“三反”运动时，新华社发过一篇通讯《一寸铁丝》，说明了打一个包节省一寸铁丝，在全国说来，一年就省下很多铁丝。因此，有时虽然看起来是很小的经验、很小的创造，只要是新的、好的，经过分析、选择就可以报道，而且应该及时报道。好比爱国卫生运动中，某某人想出了一种打老鼠的好方法，一晚就能打十几个。把这个方法写来报社一公布，大家都来学，就会打死很多老鼠。但是，如果我们放过了不反映上来，就等于放走了成千成百的老鼠。在报道时，还要把时间、人物、地点等调查清楚，要缜密认真地加以对证，特别是属于批评性质的稿件，如果不调查研究，报道不确实，就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使问题更多了。

第三，要注意细小的事情。

要从细小的事情里看出大的问题、大的事情。事物是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但是我们不一定经常觉察这一点。所以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提醒我们，要“见微知著”。又说要“见霜知冰”，意谓要从小的事情里看出大问题。为什么我们常常会看不见这种变化？为什么我们会忽视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呢？主要是我们对于日常生活往往觉得习惯了，看了很多，反而看不见，也就是所谓“熟视”了，就会“无睹”。这种情形一点也不奇怪。好比，我们身上戴着的证章，我们自己戴惯了，不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抱起一个小孩子，他就会注意到这个证章，玩弄它，撕扯它，这就是因为，证章对于他还是一个新鲜的东西。但是，一个通讯员就要善于从平凡中看出问题来。例如，我们每个人天天与商品接触，觉得很平凡，可是马克思对这一个“平凡”的问题就做了终身的研究，结果研究出“剩余价值”这个东西，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一定要灭亡，研究出革命的大道理。列宁在芬兰的时候，听见两个老婆婆在谈话，说现在不怕带枪的人（士兵）了，从前带枪的人抢走她们的两捆柴火，现在反而会送两捆来，列宁就从这样的一件小事情看出了革命一定要胜利。列宁在工人组织的“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的劳动中，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创举”，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幼芽。由此可见，所谓平常的事情，往往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当然，大事情我们更应该注意。不过我们不要忽视在小事情中所存在着的大事罢了。

关于通讯员的修养问题

这是一个老问题，还是这么几点老意见：

第一，通讯员首先要有正确的、坚定的立场，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对国家的事情，要以主人翁的态度，事事都“与我有关”，只要与人民的利益有关的事，就要加以注意。一个通讯员，看见有违背政策法令、不负责任，或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就应该提出批评、揭露，不能沉默。立场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站稳立场，就不会动摇，眼睛也亮了许多，看问题也会清楚。我们许多通讯员同志，不是都能站稳立场的，比如有人对一些坏现象，为了情面的关系，为了某些个人的顾虑，便把它放过去了，而不能站在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和这些不良现象作坚决的斗争。我们出身都不一样，家庭成分也各不同，要学会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要经常注意克服一些旧的不正确的看问题的方法。

第二，通讯员要坚持真理，要有热情。坚持真理在我们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从过去几千年来的封建压迫下解放过来的。民主作风还不是一下可以养成，所以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的事情也常有发生，但是为了坚持真理，我们将不怕一切，即使一时受了委屈，也不要退缩，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民主斗争。为了发扬民主，中共中央委员会曾经公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给我们以最大的支持。

第三，要经常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去看问题。一提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些人便感到莫大的困难，想起这样多的一本本厚厚的书，便觉得比翻大山还要苦。当然，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比如扫地，大概是容易的，但大家都会，用不着我们来开学习班，如果复杂一些的劳动——写出一条好新闻，就不见得容易了。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是难到不可捉摸的程度，问题在我们的决心和耐心，经常学，经常用，慢慢地就会体会到这些学问的精神实质，并且把它发挥。这三年来，你们其实已经学到了不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比如你们今天为什么要做《南方日报》的通讯员呢？这是因为你们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个“为人民服务”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过去旧社会旧思想的想法是“人民为我服务”。可见，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非一件难事。中国有句话叫做“行行出状元”，意谓哪一种工作都会有模范，这大概是对的，但必须加上一句：必须“行行懂马列”。一个好的通讯员绝不能离开这一门学问。

第四，要不断提高写作水平。有些同志问，新闻有没有一定的格式，我说，写新闻没有一定的格式，事情适合于怎样写就怎样写，不要老一套。关于怎样写作，如何写得集中、生动、简练有力等等，别人谈得很多了，大家也可以买些有关语文的书来看，我这里不必再讲。如果还要问我，作为一个编者，对报上的稿子，有些什么意见呢？意见是很多的，很多人都说我们的报纸不够生动、活泼，这可以说是一个集中的正确的意见，比如形容词的用法问题，就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很多同志，喜欢套用各种不适当的形容词，如“伟大的”“光荣的”随便乱用，什么事情都说“大张旗鼓”，说到“天空”，一定是“蔚蓝色的”，一“感动”必定是“流出泪来”……很多不合实际情况的、不妥当的词句，都被硬用上去了，这个必须注意，写新闻要就事论事，要真实恰当地表现才好。有本《苏联地理》，上面写着苏联很多沙漠已经变成了树林，平原也种上了防护林，“一望无际”“遥远的天边”这些词句已经要变成历史的东西了。可见一个词儿也不能滥用乱用。要好好学习。

我们要多学习人民的语言，这是很要紧的，苏联有位教育家加里宁说：“要用母亲的语言去写作。”因为那是活的语言，要比我们的许多“学生腔”好得多。大家都是深入群众中，生活在群众中，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这一点要比我们报社内的许多编辑、记者都强，大家的语言应该比我们都要丰富，消息要比我们写得生动。

怎样才叫做写得好呢？如果从技术上说，加里宁不止一次地说，要写得像一幅美丽的图画一样。即是写出一件事情的真实面貌，使人一看，如同感到它的声、色、香、味。好比中国的旧小说里，描写一个人下楼，往往写得好像可以听见下楼的脚步声音一样，这样也就真能把真实的情况反映出来了——扯得太远了，这还是让大家一面做一面学吧。

做一个通讯员，如果真的是积极努力的，又与报社密切联系，政治敏感性、写作能力，都会提高得很快的。通讯工作是困难的，但也是极为重要的。希望同志们努力。

（本文系1952年12月某日在《南方日报》通讯员学习班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