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护祠：围龙屋与宗族的政治学

2003年12月底，我在粤东K城进行田野调查时，得知位于城南的钟村有一群数百年历史的客家围龙屋即将被拆除，当地的村民已经自发组织起来反对、抵制政府实施的拆迁行为。我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和重要性，于是立即前往实地考察。调查中了解到钟村是一个城中村，村民们的身份很特殊，在户籍上他们是居民，却不享受普通居民的待遇；他们受村委会管理，却没有一分土地，因此戏称自己是“城市里的农村人”。从工从商是其主要的就业方式，基本上脱离了聚族而居、围屋而住的传统居住格局，突“围”而出，自建楼房。钟姓是该村的最大姓氏，自2003年3月开始正式实施的房屋拆迁也主要与钟屋人有关，其中以作为钟姓宗祠的寿山公祠的形势最为严峻。

当我按照别人提供的地址，骑着自行车找到钟村，举目四望，只见到处是楼盘店宇，并未见到我想象的那种气势恢宏、结构独特的客家围龙屋。但我没有放弃，于是推着自行车边走边问，结果在K城的两条交通要道的交汇处看到了一幢老房子，前面挂着很多彩旗彩带，但是外表看起来似乎很普通。我心中狐疑：难道这就是我要寻找的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客家围龙屋？它就是钟村村民们为之奋起保护的祖祠？正当我疑惑不定时，从老房子走出一个瘦高个儿的老先生，我上前问他这是不是寿山公祠，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反而以平淡的口气问我是干什么的。当我简单说明来意后，老人立即变得热情多了，带我进入屋内，并要帮我推自行车，大声叫着：“有中山大学的专家来了！”他的话音刚落，我便见到好几个人从摆放在厅堂中的木沙发上站了起来，听说我是专程前来考察时，他们顿时变得十分激动，不容我开口便对着我七嘴八舌地开始指责、抗议拆迁行为。

经过一阵寒暄后，我终于看到了这座具有300多年历史、正面临着被拆迁的寿山公祠。没想到与外观的低矮和破旧相比，屋内却是另一番全然不同的景象。我边听边看，渐渐地揭开了寿山公祠的“庐山真面目”。这是一座三堂四横的府第式结构的宗祠建筑，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三十六年（1697）完成。寿山公祠原占地面积4500平方米，厅堂宽敞明亮，通气、采光良好。屋前原本十分标准的半月形水塘因道路建设而被切去了一角，现在成了不太规则的椭圆形，而屋后的半圆形化胎上却矗立着两幢砖混楼房！据称祠堂内原有牌匾70余块，均为明清以来寿山公裔孙登科及第，或选任官吏有业绩者，或有嘉言懿行者，或女之贞烈者，报由上宪州府颁赐的旌表。中堂本有木雕龙金漆板五块，横跨金字杠上，上供五座诰封圣旨亭，中堂隔以穿花金漆屏风八幅，以别内外，上堂则为祖龛，供列祖列宗牌位。其中牌匾手法苍劲秀整，不乏名家手笔，惜已毁灭，俱化灰烬，现能够回忆起的仅有30多块。两边墙壁还镶嵌着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至光绪年间的11块老碑石，较完整地记载了寿山公祠创建和维修、钟姓宗族祀产以及地方墟市、庙宇等历史，这些“石头史书”不仅是寿山公祠、钟姓宗族历史的见证，亦是当地社区历史的真实写照。堂内有石柱28根，有方有圆，柱础每对形态各异，中上堂为圆形石柱，屋梁和墙壁上有精美的绘画。上堂天井边放着一个敬天神的香炉，正面刻着宝剑和书卷的花纹，背面的字模糊不清，正中是“寿山祠天神□□”，右边为“十八世孙□□”，左边为“道光□□□”，应是清代道光年间的实物无疑。

图1-1 处于拆迁红线内的寿山公祠

图1-2 处于拆迁红线内的州司马第

钟屋人说，如果真的是国家建设的需要，那必须服从大局，祖祠的拆迁尚可以商量；但此次拆迁是开发商搞房地产开发，他们当然不同意拆除，而且有理由把这些祖祠和历史文物古迹保护下来！他们反复强调他们的护祠行动是有理有据，不是与政府有意对抗。钟屋人还将K城文化局填写的《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登记表》拿给我看，指着上面的内容说这是省、市文物专家的鉴定意见。该表上面写着：“寿山公祠建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规模较大，三进四横布局，上、中、下三堂均属抬梁式梁架结构，保存着古代中原典型的府第式格局，石柱及柱础仍然保存着清康熙年始建时的时代风格，梁格及轩廓中的艺术构件较有特色，祠堂内仍然保存着十余通清朝康熙至光绪年间的各类碑记。由于历史原因，祠堂门口的池塘产权转为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前几年，又由于市政建设的需要，右横、池塘、禾坪被征用部分，另外，祠堂后围墙壁内有新建二座楼房。”寿山公祠“建于清康熙年间，距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梁柱结构，殿堂式，布局合理，规模宏伟，对研究客家文化、客家渊源、古中原文化、古建筑艺术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与寿山公祠一路之隔的是钟村村委会，村委会大楼刚刚装修一新，它的后面是一大片满是瓦石的空地。陪同的钟老先生说，这就是被拆除不久的明清古民居“騘马”“文魁”和“田心”的遗址。“騘马”建于明永乐八年（1410），距今几近600年，由明朝御史廖睿亲笔题写门楼横匾，二堂四横一围龙，结构规整紧凑。2003年10月17日的几声巨响，这座明初客家古民居就这样轰然消失在推土机下，“騘马”廖屋从此不复存在，成为永远的历史记忆。与“騘马”差不多同时被拆的还有“文魁”“田心”和外翰第等古民居，它们均为清代创建的钟姓祖屋，是标准的三堂二横一围龙的围龙屋结构。现在已被夷为平地，除了尚存一小段不到半米高的断墙和大大小小的坑坑洼洼，哪里还找得到半点明清客家古民居的踪迹！

在已化为一片瓦砾的“騘马”和“文魁”的附近，是另一座位于此次拆迁红线范围之内的清初古建筑——州司马第。从华苑路左边拐入一条小巷约20余米的地方，一座城堡式的夯土建筑矗立于初夏黄昏的夜色中。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压根就没有想到在K城城区竟然隐藏着一座有着四角碉楼的围龙屋！碉楼在K城市不能说是稀有之物，然而在K城的城区，它确实可以说得上是稀罕之极！州司马第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新发现。通过钟屋人介绍和门楼匾额上的文字，我得知州司马第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是钟姓十三世祖钟用汉创建，当地人习惯上称为大楼下或碉堡楼。它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米，楼的主体高二层，里面有八架楼梯、两口水井和一块练武的操练场，四周各有一个朝向不一的三层高的碉楼，墙体厚实，上面还有不少“葫芦形”“方形”的枪炮眼，仅有一个大门与外界相通，具有十分突出的防御性，从外面看上去，气势恢宏，雄伟壮观。难怪钟姓后裔赞叹曰：“其规模之弘惝，气象之巍峨，实非寻常创造者比。”州司马第为三堂二横结构，与一般土楼不同，它前有月形池塘，后有着粤东围龙屋建筑所特有的化胎和五星石伯公。据广东省市文物专家认为，州司马第是具有明代风格的清初建筑，这主要体现在它那竹编纸筋做成的墙壁，此外“方形土楼碉堡式，利于据守、防盗、较长时间防守，利于封闭式管理、居住，布局合理，规模雄伟壮观”，他们因此建议与寿山公祠一道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州司马第经历了历史风雨的洗刷和过滤，钟屋人“尝闻诸父老云斯楼上堂先毁于乾隆乙未之洪水，经前辈葺而新之。昨复遭同治之兵变，三栋悉灰烬，瓦砾盈落，伤心惨目”。然而正是在屡毁屡修，父继子承的文化实践下，州司马第依旧屹立，岿然不动。楼前有一株数百年的古榕树，据说以前异常繁茂，树干粗壮，需几人合抱，遮蔽面积达几百平方米。现在树干已倒，然而却又枯木出新枝，生机盎然，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

自1998年我从事客家文化研究工作起，我便深知围龙屋之于客家人和客家社会文化的地位与意义。围龙屋是粤东客家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它与北京四合院、陕西窑洞、广西干栏、云南一颗印并称中国五大民居建筑，被誉为客家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活化石和“夯土的史书”，是粤东客家文化的物化象征。它以二堂二横或三堂二横等堂屋式结构为主，以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前有半月形池塘，后有半圆形化胎等基本建筑空间，两个半圆相和，包围正屋，形成一个整体，寓有天圆地方的意义，当中以天街、花厅或天井等相隔，在观感上形成一种丰富多样但又精致巧妙的空间视觉。围龙屋的高度一般不超过两层，但由于其扩建的灵活性，因此通常占地面积很大，房屋数量和居住人口都较多。

在传统社会，客家人围屋而住，聚族而居，以围龙屋为单位而形成的聚落还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位和分类区隔，一个村子往往就是以一两个围龙屋为中心而形成的。特别重要的是，围龙屋集祠堂与民宅为一体，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合一，是当地宗祠祖屋这类公共空间的最为重要的载体。有学者用“文化染缸”“文化封锁线”和“文化门槛”来喻指围龙屋与宗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见，围龙屋是宗族制度的物质空间，而宗族制度则是围龙屋的文化内涵。围龙屋的好坏兴衰则是衡量一个宗族、一个姓氏的地位和声望的升降。客家研究的奠基人罗香林先生曾对围龙屋与客家宗族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作过精彩阐述。他说：

客家是一个最讲“木本水源”的民系……他们最重视祖宗的手泽，最重视光前裕后的工作，每每建筑宗庙兼住宅式的大屋，以为崇祀祖先，繁衍子孙的基地。他们认为积德行仁，则可使子孙发达；发愤立功，则可使祖宗荣耀。他们最富气骨观念，虽其或穷蹙至不可收拾，然若有人无端藐视他的人格，说他“殿衰祖宗”，他们必发愤自立，往往因是而转弱为强，转衰为盛。或有人诬蔑他们上代历史，那他们更是要群起抵抗。这是由以他们上代原是中原贵胄，虽辗转南下，而仍爱护祖宗盛名气缘故。

客家人是否是南迁的中原贵胄、衣冠士族，学界多有异议，姑且不论。然而围龙屋与宗族的这种“互惠意涵关系”却是事实，特别是围龙屋的好与坏、兴与衰、大与小等关乎一族一姓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声望和面子。其功能早已不仅仅是遮风挡雨、安命立身，而是关系到客家人的社会生存和文化生存，大有一种“士可杀不可辱”的意境。于是，保护围龙屋、保护祖祠就成了客家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因此，当拆迁寿山公祠、州司马第等祖祠的消息一经传出，护祠就成了钟屋人自发自觉的一种集体行动和斗争口号。

为保护祖祠，钟屋人成立了专门的护祠组织——“寿山公祠钟氏宗亲理事会”和“寿山公祠古建筑保护小组”，办公地点就设于寿山公祠。由于面临拆迁的危机，昔日肃穆、平静的寿山公祠现在成了一个紧张、繁忙的保卫指挥部，无论是屋外墙壁上的标语、海报和通知，还是厅堂内张贴的相片、剪报、上访报告，无一不鲜明地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护祠。说起拆迁，钟屋人个个义愤填膺，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我讲述起自2003年3月以来的抵制拆迁、保护祖祠的抗争历程。其中包括定期召开会议，并组织上访、集会、串联发动等活动，日夜守护，决心誓死保卫寿山公祠和州司马第这些300多年历史的祖祠建筑，缅怀祖先创业的艰辛和伟绩，传承客家文化，守望他们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护祠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不仅使得寿山公祠和州司马第躲过了拆迁公告所规定的最后期限，而且至今安然无恙。寿山公祠也一改原来萧条、脏乱、冷清的情形，变得兴旺、洁净、热闹起来，每天人来人往、进进出出，祖祠的修复和开发工作也逐步开始进行。

在钟村客家人护祠抗争的日日夜夜里，我听到或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这其中既有与拆迁办和政府的外面抗争，也有宗族内部之间的分歧矛盾；既有成功的兴奋和欢庆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苦和悲哀的忧伤以及等待的迷茫和无奈；既有热闹时的人声鼎沸，也有冷清时的门可罗雀。进出寿山公祠的人形形色色，既有与之密切相关的本族内宗，也有“毫无瓜葛”的他姓外人；既有趋利而来的各类“商人”，也有旨在文化传承的专家学者。钟屋人保卫围龙屋、保卫寿山公祠等祖祠而经历了风风雨雨，我则用耳、用眼、用心和用手去聆听、观察、体验和书写这段历史。护祠抗争以多声道讲述并诠释事件史、宗族史和社区史，它牵引着我的目光，引导着我的思维，让我反思作为地方文化空间载体的围龙屋和社会载体的宗族在现代化、城市化脉络下的境遇，人们如何应对其文化资源被侵占？

此一选题的思想动力还来自于当前人类学新锐们的倡导和鼓励。景军建议将传统的人类学的经典课题放到当代社会文化变迁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去观察、研究以及提出学者的主张。围龙屋和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以及外力刺激下引发的护祠抗争事件是观察和审视传统和现代化，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国家与民间社会等关系一个很好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