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不懈解放思想的进程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思想的解放，更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起航，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改革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解放之旅，就是一段不懈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在思想观念多元多样多变的今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我们需要回答：是否还有必要再强调解放思想？现在讲解放思想有何不同？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理解中国改革，这些问题必须搞清楚，只有既推动思想的解放又把握解放思想的限度，正确应对不同思潮、不同观念的争锋，寻求思想观念的共识，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源源不竭的思想保障。

一、今天还要讲解放思想吗？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当时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了这一争论的意义，认定它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问题。思想僵化给中国带来的问题之严重，令他忧心不已，他看到的是，当时中国存在着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产生了很多怪现象，条条、框框多起来，随风倒的现象多起来，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严重起来。

邓小平把话说得很重：“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把思想僵化与亡党亡国联系起来，有利于让人们警醒，认识到解放思想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解放思想、只有改革开放，中国才有出路、才有未来。

改革开放的历程充分证明了解放思想的价值。当有人抛出来“姓资姓社”问题，担心改革是否会“一夜回到解放前”，开放是否就是“敞开怀抱欢迎资本主义”的时候，正是解放思想的强调，给社会注入了强心剂、定心丸。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人们再一次犹豫改革开放到底是否走对了，是否还要继续走下去的时候，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像一份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再一次打消了人们的疑虑。没有解放思想的助力，改革开放的进程很有可能就会中断，甚至往回走。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也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解放思想的力量。

但凡对这段历史进程有所了解的人，肯定会认同解放思想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只是今天的我们并不一定会认同再提解放思想的价值。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今非昔比，人们的思想观念早就摆脱了“紧箍咒”，早已获得了解放，还讲解放思想只是惯性思维，没有具体指向和现实针对性，就是喊喊而已。更有甚者，认为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思想不解放，而在于太解放了。社会共识无法形成，正是因为总是讲解放思想的结果，我们因此反倒要做的是防止思想解放过头。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还要不要讲解放思想？为什么还要号召解放思想？今天讲解放思想还有意义吗？

解放思想是无止境的，不可能到了一定历史阶段，就不需要再解放思想了。我们总是在特定的阶段进入对社会的分析，也因此会生成适合当时背景、在当时能推动历史进步的观念，这种思想观念慢慢地会扎根于心，成为我们观察时代、评判对错的依据，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如果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新情况和新问题出现，我们还固守这种思想观念，还以这种观念来评判社会发展，那它就可能会变成制约我们的条条、框框、本本，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固有观念、僵化思维，无论这种观念本身有多好。实践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思想观念也要因时而变。生活的时代背景已经变化，思想观念还停留在过去，人将被自己的思想观念所束缚。

解放思想，严格说来不是思想获得解放，而是人获得解放，是人从原来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冲破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束缚，破除那些妨碍改革发展的思维定势，不受条条、框框、本本的制约，不以某个历史阶段形成的某种观念、原则、理念来评判已经变化的社会现实，不切实际甚至幻想地以为把某种观念、原则、理念贯彻到底就能改变现实，它要求人们遵循客观历史进程、社会发展的规律，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只要继续推进改革实践，就必须强调解放思想。改革是新的尝试，要变革以前的陈规旧制，要去做以前所未做的事情，它本身就意味着要突破旧有观念、习惯思维的束缚，实现思想的引领、观念的超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自然也要打破改革开放以来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的、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顺应潮流，与时俱进。

同样都是讲解放思想，今天解放思想要努力的方向以及要达到的目的，与刚改革开放时确有不同，但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回顾改革开放的进程，解放思想力求打破的是对社会主义及其建设道路的僵化理解，让人们摆脱社会主义实践就应该搞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搞计划经济等观念的制约，认识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完全可以结合，生产力也应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应该立足现实而不是立足设想的某些原则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

今天仍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思想观念还在困扰着我们，争论并没有尘埃落定。看到改革的问题和代价，一些人在反思改革的名义下否定改革，认为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名义补资本主义的课，中国不能任由市场经济发展，不能由资本力量主宰，应该重拾阶级斗争，重新思考计划经济，重新评估“文化大革命”的价值，等等。

我们看到，虽然改变了话语表达形式，实际上还是原有的思想观念在作祟，还是人们没有从应然的、应该如此的思想观念中获得解放。我们应该保持的正确态度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能看到问题，就怀念过去，就想往回走，现在需要的是解决问题，基于变化的时代条件提出新的方案，把改革往前推进，而不是人为制造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阻力。

二、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限度

解放思想不是瞎想、狂想、乱想，不是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方向的思想解放。解放思想可能会陷入误区，走向极端，使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就是要打破一切正统观念的束缚，就是什么都可以说，什么思潮都可以大张旗鼓地讲。那种认为“思想解放过头”的看法，确实是看到了当前中国思想观念方面出现的混乱，看到了在解放思想名义下一些错误思潮的传播。解放思想，该解放的解放，不该解放的不能解放，不能打着“解放思想”的名义给任何想法、说法都披上合法合理正当的外衣。也不能认为抓思想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就是不让人说话、让人封口，给思想套上枷锁。

任何思想解放，任何观念创新，都是有限度的，不存在绝对自由的思想解放。在谈解放思想的时候，我们不能忘了还有与之同时被强调的“实事求是”。邓小平明确讲过：“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4]解放思想离不开实事求是，就是要做到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它保证了思想不是乱解放、瞎解放，不是背离解放思想。离开实事求是，就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就是不尊重客观实际的胡思乱想。

什么是实事求是？宽泛理解，就是指要看实际、说实话、干实事，它针对的情况是，根本看不到实际情况，看到实际情况也不说实话，说了实话也不去干实事。但如果只理解到这个层面，那注定不可能真正理解实事求是的深意。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求”就是去研究、去探求，“是”就是规律。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研究出、探求出规律，来指导工作和生活。能从实际中找到规律，按规律办事，才是真正地实事求是。就此而言，解放思想的过程，实事求是的过程，其实就是毛泽东所讲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过程。

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有客观原因，“实事”过于纷繁复杂，也有主观原因，受知识水平、理论素养、经验阅历、思维方式、分析问题能力的限制，即使看到“实事”，也难以“求”出“是”来。还有的则是把实事求是片面理解为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其作为口头禅、座右铭，对其推崇备至，为自己的任何奇怪做法做辩护。从实际出发，不是眼光短浅的实用主义，有些人看到的“实际”只是表面的、片面的“实际”，而不是规律性的、全面性的“实际”。有些人讲从实际出发，以为就是所有理论都不管用，不要谈理论，只埋头苦干。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它并不是不要理论，它还要坚持理论指导，借助于理论来把握“实际”，找到其中的内在联系、客观规律。

解放思想除了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事”中发现“是”，还要遵循不可触碰的原则、方向和目标，这可以看作是解放思想的政治限度。改革不是什么都改，是有原则、有方向、有目标的，解放思想也不是什么都能解放，也是有原则、有方向、有目标的。我们会发现，邓小平在讲解放思想的时候，都是同时强调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背离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不能偏离社会主义航向。

改革有灵活性，也有原则性。灵活性体现在打破原来的条条框框，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进行开拓性的探索；原则性则体现在道路不能变，方向不能变，立场不能变。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改革的基本遵循，是改革的政治血液，这是不能改变的，目标必须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但方法和手段可以多样，可以灵活，可以尽可能地“解放思想”。

改革不是要“改朝换代”，再怎么“改”，再怎么“革”，也不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这涉及改革的方向问题，也是解放思想必须坚持的底线。邓小平曾经提醒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5]习近平也提到：“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6]绝对不可能在解放思想的名义下背离社会主义、不讲社会主义、抛弃社会主义，必须防止在“解放思想”的名义下灌输非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观念，打消那种“坚持社会主义的观念是死脑筋、不开窍、跟不上时代”的念头。

如果说解放思想还有限度的话，那就是法治限度。再怎么解放思想，也必须遵从法治，让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7]今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更要求改革者循“规”蹈“矩”，讲法治精神，讲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推进改革。解放思想与法治思维、规矩意识并不相悖，真正的解放思想，应该与法治思维树立是同一个过程，那种认为改革势必要冲破现有法律规范约束的思想观念必须得到矫正。

三、如何应对“左”与右的争锋？

推动思想解放，会产生不同的思想观念，不同的声音话语。推进全方位社会变革的改革，注定是各种思潮争夺话语权的舞台。不同的思潮都会打着为改革出谋划策、关心改革发展前景的名义出现。推进改革，必须直面思想观念的争锋，注意甄别错误思潮的趁机而入，既要给不同的声音以表达的机会，又要加强引导，保证社会共识的生成。

围绕改革问题，尤其要注意的是“左”与右的问题。邓小平多次表达了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的观点，也强调了要根据情况变化认清主要是防“左”还是防右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8]的观点。

右推崇个人自由的至高无上，主张完全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其实质是全盘西化，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上去；“左”表现为坚决捍卫革命，坚决以阶级斗争为纲，它把社会主义理解成同步同时富裕，把改革开放直接定性为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无论是“左”还是右，实际上都没有尊重中国的独特国情，一个盲目迷信西方制度在中国的适用性，以为在他国行得通的就完全可以照搬到我国；一个则固守社会主义的教条，认为存在着亘古不变的原理必须去遵守，任何的改变都是背离社会主义。本质上而言，一个是主张改旗易帜，一个则是典型的封闭僵化。

“左”与右的争论在今天并没有消失，反而持续发酵，甚至反映在关涉到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问题上。“左”对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充满怀念，认定中国的问题正是改革带来的，是改革开放导致了两极分化、阶级对立局面的出现，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重视新时期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问题，坚决反对市场化、西方化。右则否定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在批判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否定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对毛泽东的很多做法都予以驳斥，甚至采取污蔑、完全否定的态度。它认同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但又认为做得还不够，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自由竞争还没有完全形成，必须进一步削弱政府干预，完全放开市场。

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对立起来，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显然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尊重客观历史进程的表现。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一个时期的任务，用今天的标准来评价昨天的事情，用昨天的标准来评价今天的事情，都难免有失偏颇，最终导致的是割裂中国历史进程，把革命与改革实践对立起来，看不到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

我们还应该看到“左”与右背后反映的价值取向问题。古往今来，人类社会一直有两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一个是社会公平，一个是个体自由。在社会公平与个体自由两种价值取向之间做出选择，如果偏向于社会公平的，则应该是偏左，偏向于个体自由的，往往被认定为偏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总会觉得个体自由很重要，但又总会埋怨社会不公平，所以，左与右的情结都是存在的。

在很多人看来，资本主义强调个人至上，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与之相匹配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自然是右的代表。社会主义注重社会公平，强调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了国家、集体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自然会被认为是“左”的代表。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建立在金钱至上、个人至上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想象长期建立在公平、平等的关系的基础上。改革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想象有一定距离，自然就容易让“左”的思潮再次出现。而与西方世界的接轨，让一些人看到中国必须跟上步伐，走西式道路，就容易出现右的观念。当代中国“左”与右的争锋，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理想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之间的差距问题。

尊重客观历史进程，依循历史发展规律，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不能离开现实、超越阶段去搞改革。不同思潮背后实质上反映的是不同的基本的价值理念，都有其一定合理性，都有其正当的价值诉求，应该看到各自的优势和问题，不能将任何一方一棍子打死。各种思潮之间应该平等对话，互相借鉴，而不是老死不相往来、谁也看不起谁。任何一方将自己封闭起来，看不到对方的合理性，就极有可能走向“极左”或“极右”。“极左”和“极右”是改革最大的敌人，中国最需要避免的是“极左”或者“极右”，即盲目推崇社会公平而抹杀个人利益的合法性，或盲目推崇个人自由而将社会公平斥之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如何处理“左”与右思潮的影响，邓小平当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不争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9]今天，“不争论”容易被一些人理解为不要争论，不让人说话，实际上是望文生义的粗暴误读。在当时的背景下，争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如果允许两方意见充分表达，任何改革都将寸步难行。它不是说什么时候都不要争论，它也不是不鼓励探索与争鸣，而是反对打不痛不痒、无聊透顶的口水仗。解决实际问题是关键，与其在争论中花费力气，还不如将更多精力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说得精彩，不如干得实在，这是“不争论”隐含的前提。

处在改革开放的新关口，改革的不同声音再一次大量涌现，如何对待这些新观念新想法，凝聚新的改革共识，关乎未来改革的成败。我们需要以包容开放、兼容并蓄的态度，以推进改革实践为标准，鼓励发声，兼容并蓄，把理论讲清楚，把道理说明白，让一切错误的思潮无法立足，让科学的理论畅通无阻。我们不应有太多的“先见之明”，不要先说这样太激进还是太保守，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不能听到有一点议论，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追查所谓的政治背景、所谓的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改革需要共识，共识应该产生在足够多的意见表达的基础之上，不然的话，就只有压制出来的共识，而没有经过自由表达后达成的共识。

历史表明，思想僵化有制度的根源，思想的解放也要通过制度来保证。不好的制度会压制人的思想，会让思想无法尽情绽放它的魅力，会让思想者纷纷向政治献媚，而走向思想的封闭。解决思想僵化，光靠呼吁是不够的，让人思想解放，让人提批评意见，需要从制度上保障，提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