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当代中国新的伟大革命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可以说是对中国改革、对改革与革命关系的定性判断，其中的深意值得我们深刻领会。如此判断也会让人产生疑问，改革是改革，革命是革命，改革怎么就是革命了呢？中国不是经历了从革命到改革的转变了吗？为什么不干脆说改革是对革命的替代，是革命之后我们干的另外一件不同的大事呢？这一判断对全面深化改革实践有着什么样的启示？这是把握中国改革首先应回应的问题。

一、处在后革命时代了吗？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人类社会历史的变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革命，一种是改革。改革与革命是不同的事业，有不同的进路。我们一听到革命，可能马上想到的就是暴力、武力、摧毁、颠覆、破坏，就是对现有统治秩序的根本否定、全部推倒。这种理解有一定依据，毛泽东有段非常精彩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

如此定义革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支撑，而且也有历史的价值。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必须有这种酣畅淋漓、摧枯拉朽、你死我活的革命，不能不分场合地当谦谦君子，讲书生意气。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与革命是对立的，不能把改革说成是革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是被压迫、被奴役阶级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暴力性的政治行动，是执政者的执政地位受到冲击而出现的变革方式，它是暴力性的、破坏性的、颠覆性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是执政者为维系执政地位积极主动采取的变革方式，它是温和的、建设性的、循序渐进的。

对于执政者而言，要杜绝自下而上的革命的出现，就必须自上而下地主动改革。改革往往是被形势所逼，没有谁愿意舍弃舒适条件，改变习以为常的工作习惯，但不改革不成，来自民众的压力使执政者不得不去改革。所以有人说，改革总是与革命进行赛跑，你不改革，我就来革命，要保命，你就必须去主动地改革。

革命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和公平正义的动力，给被压迫民族、受奴役的底层民众提供了光明的道路。正如马克思所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中国近代史无疑证明了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中国革命的意义，都不能否认革命改变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航向，并奠定了今天中国社会繁荣的前提和基础。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能忽视的一种思想倾向是，认为现在进入后革命时代了，要彻底地告别革命，革命应该被放进历史的博物馆尘封起来。更有甚者，在反思革命的名义下，质疑革命的合法性，污蔑革命，把革命看作野蛮的游戏，把革命者的形象抹黑、矮化，极尽侮辱之能事。

讲改革，我们不能割裂其与革命的关系，更不能给曾经进步的革命泼上污水。革命，本来是一个充满进步、希望、积极、先进的词汇，却在新的时代被无情地贬低、挖苦、讽刺，这是对历史的极度不尊重。尊重历史，必须尊重革命，尊重那些饱含理想信念的革命者，不能以自己的无耻去揣度革命者的伟大，以自己的卑鄙去侮辱革命者的崇高。

如此强调尊重革命，并不代表我们看不到革命手段的暴力性，无视它可能会带来消极的结果。革命手段的暴力、破坏、颠覆特质，决定了其有潜在的危险。如果控制不好，革命持续不断地进行，可能会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伤害。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破坏性的历史影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继续革命的思维作怪，革命成功后还在不断搞革命，搞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似乎革命永无止境，阶级斗争没有尽头，必须持续地推进才算是进步。试图用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所有的问题，解决文化的、思想的问题，必然要付出代价。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新的伟大革命，这个论断中断了本该中断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但它没有放弃革命的理想、革命的事业，它强调了改革是对革命事业的传承，使革命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有了新的内涵，把革命的批判性逻辑、解构性逻辑转为了建设性逻辑、建构性逻辑。

这个判断讲清楚了革命与改革不是对立的，而是有内在关联的。革命事业如果不通过改革进行下去，革命的追求就可能被葬送，改革如果没有继承革命事业，那改革就是背叛。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改革不改变基本制度，改变的是体制。

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范畴，是中国共产党的标志性话语。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成为执政党，绝不是要“告别革命”，绝不是说就不再是革命党了。那种认为“只讲执政党不要提革命党”“再讲革命不合时宜”的观念，其危害在于让革命失去了现实的正当性，看似针对革命而言，实际上也会使执政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是新的伟大革命，这个判断饱含着政治智慧，它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前后历史阶段、前后从事事业的连续性，让忠诚于革命的人不至于失去目标，转而将智慧和力量投入到改革上。中国共产党依然是革命党，只是现在所从事的革命的重点任务发生了变化。同样是革命范畴，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它应该有侧重点的不同，有主攻方向的不同。

二、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

拆解“革命”这个词，会令我们感到惊喜，它包含“革”和“命”两个部分，如果说“革”是指对旧制度、旧秩序、旧社会的革除、去除、摒弃，那么“命”就是对新制度、新秩序、新社会的命制、建设、构造。“革”应该是服务于“命”的，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制度、新秩序、新社会，如果只强调“革”而不注重“命”，忘记了“革”之后的“命”，不去追求对新制度、新秩序、新社会的命制，那就只能是“革命尚未完成”。

“革”与“命”实际上正对应于革命的两种形式，那就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新的伟大革命，实际上彰显出革命的“命”的内涵，凸显出“社会革命”的意蕴。比起政治革命强调的主要是“革除”，作为社会革命的改革更强调的是“命制”。改革是对革命事业的再推进、再努力，它是要在政治革命推翻旧制度、旧秩序、旧社会后，完成对新制度、新秩序、新社会的命制、建设、构造。

政治革命是通往社会革命的手段，社会革命才是依归，是终点站。但我们不能割裂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从广义的角度讲，政治革命也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一部分。在中国，社会革命从政治革命开始，没有政治革命奠定的前提，社会革命也就无法进行。

改革既然是一场社会革命，是革命，就绝不是社会某个方面、某个领域的变革，而必然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如果说一开始的改革开放是重点突破，没有很好体现全方位性，那么今天所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则完全呈现出全方位社会变革的意蕴。

这场全方位社会变革的起点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2]尊重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就应牢记生产力的基础性地位，立足中国的客观实际，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伊始最根本的现实是生产力落后，必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但仅仅停留在生产力的层面上，改革就不可能与革命处于同等地位。解放生产力只是改革的一个方面，发展生产力只是改革的一个目的，虽然是最根本的一个方面、最根本的目的。改革不会止步于此。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要改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要变革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这是改革最根本的哲学逻辑，它意味着生产力发展不是改革的所有方面，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也是改革的题中之意。

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所追求的不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包括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甚至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它意味着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文明方式以及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习惯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它不只是社会某个领域、某个方面、某个要素的改变，更是社会各个领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社会结构各个要素的变革。这个过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就此而言，改革就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新的伟大革命。

作为全方位社会变革的中国改革，归根结底要实现的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最终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有使中国完全摆脱传统社会的痕迹，不仅在现实制度层面，还包括思想观念层面，使中国实现整体的、全面的现代化，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改革才算完成，社会革命才算成功。

三、更为艰巨的伟大斗争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刻领会“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是新的伟大革命”这个论断的深意。它说明，中国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即完成革命的事业、革命的理想，取得社会革命的最终胜利；它也说明，改革本身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是整个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体制以及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的全方位转型；它还说明，改革是问题倒逼而产生，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去干的问题。正像人们闹革命，是形势所迫，是没有办法的抉择，改革也是形势使然，是不想去干也得去干的事业。

革命不易，很多人付出艰辛、献出鲜血和生命最终才取得成功。把改革称之为革命，给改革者的重大提醒是，进行改革事业绝非易事，一定意义上更为艰巨，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付出更多的心血和汗水。马上打江山，很难，下马治江山，更难，打下来江山可靠暴风骤雨，毕其功于一役；治江山就需要绵绵细雨，浇灌万物使其逐渐萌芽复苏。一个是短期的活，靠前期积蓄力量；一个是长远的活，靠后期苦心经营。

我们需要认识到推进社会全面变革、完成社会革命的长期性。全面深化改革一定是长期的变革，一定是具有彻底性、艰巨性、综合性、复杂性、长远性特点的变革。而且，只有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只有彻底性、艰巨性、综合性、复杂性、长远性的变革，改革才配得上“革命”一词，才能称得上是一场革命。

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完全可以说就是一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用“伟大斗争”这个词，不是要呼吁革命时代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要强调当今中国所开展的全面深化改革事业的艰巨性、复杂性、长远性，强调它绝对不是修修补补就能实现的，它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它既然是伟大斗争，就一定是事业艰巨、任务繁重、过程艰难、胜利不易。

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难度应保持必要的清醒，认识到它是更为艰巨的事业，要知难而上，不能畏难而退；要从长谋划，不能亦步亦趋；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能急功近利以为可以一劳永逸，遇到挫折就偃旗息鼓，自认前景黯淡。

今天的改革不再是刚刚开始的时候，目标简洁明了，思路明确清晰，那就是改变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而现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前所未有地具有了紧迫性，可以说迫在眉睫，改革的目标和思路变得复杂起来。在这个时候，改革越往前推进，越往纵深发展，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就越多，挑战和困境就越大。

如果说生产力问题是激发社会活力、人的潜能创造财富的问题，那么生产关系问题则是要理顺人与人的关系、解决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的问题。只要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触碰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它就要比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中心的生产力的问题要难得多。更何况，要理顺生产关系，实现社会公平、共同富裕，就必须触碰政治上层建筑，敢于解决政治体制弊端，而我们都更加清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其他体制改革，难度是最大的。而且，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方面的改革都要向前推进，都要防止改革倒转、向后退，必须多元并进，必须深度推进，必须深化深入。这决定了改革越来越进入到攻坚期、深水区，越来越要啃硬骨头。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综合考量，必须统筹兼顾。因为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改革已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促进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改革，必须要考虑到其他领域、其他方面的改革。解决经济优化发展问题，只在经济领域施策、想办法，是断然解决不了的；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只讲环境保护、呼吁生态文明理念，也是断然解决不了问题的；同样解决社会建设问题，只在社会领域发展民生、强调公平正义，也是断然解决不了问题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已经牢牢捆绑在一起，必须综合性、整体性、全面性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