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开端六出的意味

柳梦梅名字的来由

在《标目》，汤显祖写了一曲透露自己创作的心曲以后，按传奇的写作程式，再以词的形式，写了一阕 【汉宫春】，概括整部戏的主要情节：

杜宝黄堂，生丽娘小姐，爱踏春阳。感梦书生折柳，竟为情殇。写真留记，葬梅花道院凄凉。三年上，有梦梅柳子，于此赴高唐。果尔回生定配，赴临安取试，寇起淮扬。正把杜公围困，小姐惊惶。教柳郎行探，反遭疑激恼平章。风流况，施行正苦，报中状元郎。

这一曲，只是作者向观众概括概地介绍剧情，文字也比较平实。但如果和汤显祖所写的《题词》比较，我们分明看到，《题词》强调“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贯串在整部《牡丹亭》的剧情中。这一点，也是许多读者共同的认知。像洪昇曾评论说：“肯綮在生死之际，《记》中《惊梦》《寻梦》《诊祟》《写真》《悼殇》五折，自生而之死；《魂游》《幽媾》《欢挠》《冥誓》《回生》五折，自死而之知生。其中搜抉灵根，掀翻情窟，能使赫蹄为大块，逾縻为造化，不律为真宰，撰精魂而变通之。”[71]可见，洪昇最注目的，也就戏中生而死，死而生的情节。至于戏中其他方面的描写，洪昇提也不提。

按说，汤显祖自己在《题词》上没强调的地方，以及连洪昇这样内行人，也不太理会的地方，作为剧情梗概的 【汉宫春】，自然是不必多说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首词的下半阕，除了“果尔回生定配”一句，与生死之情有直接的关联以外，其他几句，实际上多和强调生而死、死而生的题旨，并无直接关系。这就妙了，汤显祖不至于不分主次，不至于糊涂到让无关紧要的文字，占去 【汉宫春】的大量篇幅吧！显然，他一定有自己的想法，认为有必要向观众介绍杜丽娘回生以后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我将会在后面谈及自己的认识。

按照传奇惯例，《牡丹亭》在《标目》这开场白之后，舞台便正式进入戏剧的开端。这就是《言怀》一出。

《言怀》首先由生角即扮演男主人公的柳梦梅上场。

在我国古代的戏曲演出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演出时，先出场的，都是男性角色。尽管有些男性角色，在整部戏中并不太出采，但也总要由他首先亮相。这惯例很不合理。按道理，角色的出场先后，应按剧情的需要而定，怎能非男先女后不可！这一点，恰好反映了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思想，渗透到方方面面，成为整个社会的思维定势。对此，创作者未必觉察，但要按剧场规矩，便在不知不觉间掉进由封建陋习筑成的窠臼，以至连具有进步思想的汤显祖，也未能免俗。

柳梦梅上场后，自报家门，他自称是唐代大名鼎鼎的柳宗元的后代，流落在岭南，成了广东人。

在作为《牡丹亭》原型的《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中，柳梦梅是四川成都府人，“因其母梦见食梅而有孕，故此为名”。但在《牡丹亭》里，汤显祖则让这名字，别有来历。他写柳梦梅自称：“每日情思昏昏，忽然半月之前，做下一梦。梦到一园，梅花树下，立着个美人，不长不短，如诉如迎。说道：‘柳生柳生，遇俺方有姻缘之分，发迹之期。’因此改名梦梅。”

若按话本，柳梦梅的名字，别无深意。汤显祖则强调，“梦梅”一名，来是柳梦梅梦见美人站在梅树下。其后，在《惊梦》一出，杜丽娘在梅树下，梦见了他，在梦中和他幽会。随后，柳梦梅果真在梅树下，捡到杜丽娘的画像。很清楚，汤显祖让柳、杜两人的关系，早就在柳梦梅的自报家门中，埋下伏笔。当然，观众也知道杜丽娘在梦中见到了他这段情节虽然神奇，但既写柳梦梅有梦在先，两梦重叠，所以后来发生的一切，也并非突兀。

汤显祖改变了柳梦梅名字的来由，并且让剧情，沿着柳梦梅的梦境发展，这说明，杜丽娘和柳梦梅的关系，并非偶然。当然，在话本中，也写到杜丽娘梦见一位在梅树下折柳的书生，后来印证梦境，她的丈夫果真姓柳，但毕竟还有偶然的成分。而《牡丹亭》在柳梦梅上场时，借自报家门，首先向观众强调：他改了自己的名字，原因是他做一个奇怪的梦。于是，随着剧情的进展，人们发现，杜丽娘梦见柳梦梅，柳梦梅梦见杜丽娘，他们的梦，双向发生。当对照话本与剧本有关柳梦梅得名的来由，我们便可以明白，汤显祖是要过这一细节的处理，向观众说明，杜丽娘和柳梦梅的婚恋，是命中注定了的。“牡丹亭上三生路”，它是上天的安排，谁也不能改变。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体味汤显祖在《标目》的 【蝶恋花】一词中，最末两句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话了：

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三生路。

何谓“三生路”？三生，表示前生、今生、来生，这是受到佛教轮回学说的影响，并为我国古代人民普遍接受的词语。据《太平广记》卷三八七“圆观”条载：唐代人李源和惠林寺的和尚圆观，友情深厚。圆观临死前，对李源说，十二年后和他在杭州天竺寺外的三生石上再见。后来，李源如期到了天竺寺，看见一个牧童，他就是圆观的转世后身。这牧童见到李源，便唱道：“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莫要论。惭愧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犹存。”又唱道：“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已断肠。吴越江山游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歌罢，扬长而去。

这故事，本意是说，世上发生的事情，有因必有果，是佛家提出“因缘”关系的阐述，它表明一切都是命运注定了的，是上天的意志，不可能改变。汤显祖把这典故，运用到 【蝶恋花】中作为结句。分明是说，牡丹亭上柳梦梅和杜丽娘发生的婚恋，是命中注定的。正因如此，他在柳梦梅出场时，便改变了话本的写法，让观众首先知道这男主人公，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并且强调他梦见在梅树遇见美人。这一点，正是他改名为“梦梅”的缘由。

柳梦梅与杜丽娘先后同梦，像是草蛇灰线，遥相呼应。这一幕，在生活中实在不可思议。但在生产力和科学知识低下的古代，当人们无法理解掌握事物的发展，便只能相信命运，相信因果，相信人的生死悲欢，都由上天预作安排。既然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生而死，死而生，是命中注定，那么，无论柳梦梅和杜丽娘两人的行为如何“出格”，都属上天的安排。连人间的皇帝，地府的判官，也只能按既定方针办，不能违背杜柳命中注定的宿命。

汤显祖在戏的开端，先安排柳梦梅这一段自白，也为后来《冥判》一场埋下了伏笔。曾经有人认为，阴间的判官让杜丽娘的鬼魂到处寻找柳梦梅，乃至让她“回生”，是汤显祖用以说明人世不容许的事，在阴间则可以例外，它反衬出人间的不自由。这说法，乃是出于对《牡丹亭》的误解。别以为阴间是纵容情欲的所在，那几个在人间风流成性的“花间四友”，都不是被地府罚往“卵生”么！而杜丽娘之所以能够例外，是土地爷向判官禀告，她只“犯及梦中之罪”，而且“姻缘簿”上注定，她和新科状元柳梦梅，“前系幽欢，后为明配”，所以，判官才依“命”执行，把她放出枉死城。

把人在世上的遭遇，看成是宿命，当然属迷信的思想，而且许多人深信不疑，汤显祖也不例外。但是，他之所以写《牡丹亭》，写到“梦中缘”，“三生石”，是要导人迷信吗？显然不是。我认为，汤显祖很相信命运，更把上天注定作为“尚方宝剑”。换言之，他更在意以“宿命”作为让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和人性自由的保护伞。汤显祖在开场时，首先更改了话本有关柳梦梅名字来由的说法，等于张开了杜柳爱情的保护伞，给观众预先打个招呼。你看，“牡丹亭上三生路”，这是倒装的句法，亦即“三生路上牡丹亭”。杜丽娘和柳梦梅走在三生路上，必然就出现在牡丹亭畔芍药栏前的一幕。

请注意，在“牡丹亭上三生路”之前，有“但是相思莫相负”一句。这句非常重要，它是相爱者能否走上“三生路”的前提。“但是”，这里作“只是”“只要”解。《文选·魏文帝与吴质书》有“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一语可证。全句的意思是：只要是相爱者不会负心，不会变心，不负终生之托，“之死靡它”，那么，他们就成上天注定的一对夫妻。这一来，汤显祖又分明不是在宣扬宿命论，他是说，能走在“牡丹亭上三生路”，那是有条件的，条件是“相思莫相负”，是“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只有能为“情”牺牲一切的人，上天才会给他们以“三生路”的安排。换言之，只要有至情，就能得到上天眷顾，人间的条条框框，便无法对他们捆束。

利用有前提的宿命论，冲决封建道德的藩篱，张扬人性的自主，这是汤显祖在特定条件下的创造。

娇莺欲语 死水微澜

柳梦梅作了自我介绍后，说要去访问友人韩子才，便下场了。跟着，出场的是杜丽娘的父亲杜宝。他自称是南安太守，“一生名宦守南安，莫作寻常太守看”。他又自称是“唐朝杜子美之后，流落巴蜀，年过五旬”。他还向观众介绍：“夫人甄氏，乃魏朝甄皇后嫡派。”意思是说，他夫妻出自名门，家世也都不平凡。

作为《牡丹亭》原型的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对杜宝也有所介绍，略谓“话说南宋光宗期间，有个官升授广东南雄府尹，姓杜名宝”，“祖贯山西太原府，年五十岁，夫人甄氏，年四十二岁，生一男一女”。可见，话本里的杜宝，根本和杜甫没半点关系。

而汤显祖，却改了杜宝的籍贯，也改变了他的祖宗，让他唱出“吾家杜甫，为飘零老愧妻孥”（【训女·玉山颓】）。当然，这有点让剧中人拉大旗作虎皮的味道。在讲究名门出身的明代，群众长期受门第观念的熏陶，强调剧中人的家世，会让观众觉得事情的发生，出自有头有脸的名门后代，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根有据，从而更容易认同戏剧的真实性。

汤显祖把杜宝改称为杜甫的后人，还有强调他一方面继承祖业，恪守家声，是个像杜甫一样关心民众甘于清贫的廉吏；一方面说明他自己虽然有德有能，但也只能和杜甫一样，当个小官，四海飘零。看来，汤显祖改变了原来那位山西杜宝的家世，是要表明《牡丹亭》的杜宝，有着被世人称为“诗圣”杜甫的基因。从这里，多少可以看出作者对杜宝这一人物的态度，表明他并非把杜宝完全作为被批判的角色。

在《牡丹亭》里，汤显祖平白地把杜丽娘的母亲甄氏，说成是魏朝甄后嫡派，也应是有所考虑的。

史载，甄后是魏文帝曹丕的妻子。传说中又说曹丕的弟弟曹植，和她有暧昧之情，还为她写了著名的《洛神赋》，把她喻为洛水的女神宓妃。这宓妃，“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曹植对她是很爱恋的，“余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而那宓妃，对曹植也不是没有意思的，“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可是，一切都迟了，“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机会一旦错过，便成终天之恨。

汤显祖拉出曾有一段风流传闻的甄后，让杜丽娘的母亲作为她的嫡裔，也隐约透露出他对爱情婚姻的态度。对于甄后，他在《紫箫记》中，曾有过一段评说：

【皂罗袍】正是凌波拾翠，向神宵解玉，纵体通辞。流风矫雪映绡裾，轻云蔽丹笼华髻，子建呵，这样有情仙子，不得早就，后来懊恨，可如何矣。当年未偶，明珠献迟；人神异路，君王怎归？教人洒遍长川泪。

很清楚，汤显祖很同情曹植和甄后（宓妃）这一对有情人，错失了相爱的机遇。他借故事原型中提到杜丽娘之母姓甄，便把她和甄后的传闻牵合起来，这既提高了她的门望，还蕴含着提醒人们注意，姓甄的一族，历史上出现过“当年未偶”当面错过的爱情悲剧。这一笔，虽然对《牡丹亭》并非重要，却说明汤显祖文心之细之密。

在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里，杜父杜母，是生有一子一女的。“其女年一十六岁，小字丽娘，男年一十二岁，名唤兴文，姊弟二人俱生得美貌清秀。”但是，汤显祖在剧本中，却删去了杜丽娘的弟弟，说杜宝夫妇单生一个女儿，让杜宝说由于没有儿子，说“我比子美公公更可怜也”，发出了“中郎学富单传女，伯道官贫更少儿”的慨叹。

在戏剧艺术中，舞台上出现的人物，都应负有一定的使命，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增一角，少一角，应是有考究的，否则便有冗芜或阙漏之讥。

记得在1997年，我到日本九州大学作有关《西厢记》的讲座。竹村教授问我：《王西厢》里有莺莺的弟弟欢郎，此人出现，没有必要，这是否属《王西厢》的败笔。我没有想过这个细小的问题，一时语塞。等到回过神来，便回应说，这是为了突出莺莺的性格，当“兵围普救”，莺莺提出愿意把自己交给孙飞虎，解救全寺僧众，让其弟欢郎，也得以保存性命。在中国封建时代，人们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子是最重要的。《王西厢》为了表现莺莺的勇于承担，宁愿牺牲自己，保存家族，这就是安排欢郎一角，用以突显莺莺勇敢性格的作用。正像《木兰辞》说，“木兰无长兄”，却安排她有一个弟弟，在必须保存弟弟的情况下，她“代父从军”，适足表现女性的勇敢。同样，《王西厢》的欢郎，对剧情推进的作用不大，但有助于表现莺莺的性格，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剧作家思想的制约，并不是剧本的败笔。对我的回应，竹村教授和日本朋友也表示认同。

我国传统戏曲，不同于话剧。话剧要求戏剧矛盾尖锐，情节结构严谨。在舞台上要求不能出现多余人物。传统戏曲有重视娱乐性的一面，人物的增或减，剧本的撰写或演出时，容许有较大的随意性。不过，像《王西厢》和《牡丹亭》这些名剧，对出场人物的安排，仍是有所考虑的。《王西厢》出现欢郎，是为了突出崔莺莺；《牡丹亭》删去话本里的兴文，也是为了突出杜丽娘。

在《牡丹亭》里，杜宝夫妇只独生一女，作者还多次让他俩说到只生一女的悲哀，这就说明，为什么他们对女儿这样的钟爱，为什么对她的管教那样一丝不苟，原因正是他们单生一女，“虽然为政多阴德，却少阶前玉树兰”（《延师》）。他们把希望只寄托在唯一的女儿身上，靠她“招个好女婿，与儿子一般”，靠她“他日到人家，知书识礼，父母光辉”。正因为汤显祖删去了故事原型中曾有其弟兴文一角，让父母的宠爱集于杜丽娘一身，让他们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剧中人的感情起伏更加激烈，观众也更能为他们的遭遇煽起感情的波澜。可见，汤显祖删去杜兴文这多余的人物，恰好表明他创作构思的精细。

杜宝夫妇上场后，自报家门完毕，话题直接转到他们唯一的女儿。杜宝知道女儿聪巧，便想让她除了学会女工之外，“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对这想法，杜母当然同意。在明代，社会上一直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论调，被说成是杜甫后代“诗礼传家”的杜宝，却想让其女“多晓诗书”，可见，汤显祖并不想把杜宝写成为顽固不堪的封建家长。

跟着，杜丽娘上场了。作者让观众听到她出场的唱词是：

娇莺欲语，眼见春如许，寸草心，怎报得春光一二。

杜丽娘娉娉婷婷地到堂上拜见父母，神态娴雅，似乎作者只想表达她对父母的爱。其实，又不是那么简单。

我国一些优秀的传统戏曲，很注重主要人物在开场时的唱词，往往要让它们“带戏上场”，让观众从一开始便对角色的精神世界和性格特色，有所认识，有所领会。像王实甫的《西厢记》，让崔莺莺一上场便唱了一曲 【赏花时】：“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在暮春天气，水流花谢，她感到青春易逝。从她在观众面前露脸的第一刻，王实甫就让莺莺怀春之情溢于言表。这开场的一曲，也为其后作品展示莺莺主动追求爱情的个性奠定基础。

杜丽娘出场时这首曲子，也写到春天的到来，写到寸草春晖。一年过去，春光如许灿烂，天增岁月人增寿，她当然想到要给父母祝贺，所以，她让春香捧着酒肴上场。

但是，春天的到来，一年又过去了，光阴的流走，又让她有所触动。请注意，“娇莺欲语”，这固然是杜丽娘看到窗外的景色，树上檐前，鸟儿似乎是要说些什么，却又没有说出什么，只在那里含情脉脉，像是吞吞吐吐。而汤显祖让杜丽娘着眼于这特定的情景，无疑是要细心的观众，感悟到这也是她的自喻，她不正就是那满怀心事，欲言未语的“娇莺”吗？至于“眼见春如许”，“眼见”两字，更明显地透露出她对青春的留恋，对年华易老的无奈。

杜丽娘既惜春光，又爱父母，她在舞台上第一次露脸时的这几句唱词，看似平淡，却又隐约展现人物内心的隐秘世界。

不错，她不像崔莺莺那样，直抒闺怨的“闲愁万种”，而只是委婉地微露心迹，欲言又止。这神态，恰好透露人物心境的微妙。而在《牡丹亭》里，杜丽娘内心的矛盾冲突，正是推动整个故事情节的基础。很明显，杜丽娘上场时这不易被人注意，似是作者不经意地轻轻落下的两句，其实是他为刻画人物心态的发展，埋下的重重的伏笔。

当杜宝在闲谈中发现女儿“白日睡眠”，有些不高兴了，他埋怨甄氏对女儿疏于管教，于是有了延请塾师任教的决定。

说来有趣，杜宝不满女儿午睡，也看似闲笔，因为过去大户人家，给孩子请个塾师，也是常事。如果剧本省去了这一细节，也未尝不可。其实在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中，本来也有“杜府尹到任半载，请个教读，于府中书院内教姊弟二人读书学礼”的叙述。

不过，在《牡丹亭》里，汤显祖明确地点出，由于杜宝发现女儿午睡，才决定“延师”任教的。这一来，其性质和话本便大不相同了。我们知道，在《论语》里，有一段孔老夫子不满学生宰予，犯了午睡“错误”的纪录：“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公冶长》篇第五）。孔夫子认为，午睡是不妥当的。杜宝接受儒家教育思想的影响，也就认为杜丽娘“昼寝”，有违反事圣人的教诲。而且，“听其言而观其行”，他也觉察这“欲语”的“娇莺”，思想上有可能出现变化，为防患未然，才延师教学。

在杜丽娘，当然也接受父亲的责备。她解释说：“黄堂父母，倚娇痴惯习如愚。”她承认，由于有娇痴的条件和本性，午睡成了习惯，习惯成了自然，她顺着自然的本性去做，便违背了封建教育的规范。

只要仔细体味，我们发现，在《牡丹亭》杜丽娘出场的时候，汤显祖便设置了一个颇为微妙的环境。表面上，春光明媚，夫妻闲嗑，女儿称觞。但从杜丽娘欲说还休的神态中，已经显示她生活在落寞的状态中。随着杜宝发现她像宰予那样昼寝，认为她有悖于儒家的教育要求，严肃地批评杜母“纵容女儿闲眠”，并且下决心延师，提出“后堂公所，请先生则是黌门腐儒”（《训女》）。人们便明白表面和谐的家庭，从细小事件的罅隙中，显示出两代人不尽和谐的人生态度。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闻一多《死水》）杜宝的“训女”，原本也是出于对女儿的爱，但他的决定，说明了他的性格有扭曲的一面，说明了在他统治下的家，只能是一沟让人绝望的死水。

但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春光如许，这不能使被困在樊笼里的“娇莺”，心有所触。她“欲语”，却未语；话到嘴边，吞了回去。杜丽娘从目睹春光的美好而发自内心矛盾的神态，隐约地透露了她对所处的环境和生活的态度。不错，她处在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的环境中，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想到时光在暗暗地流转，不禁在心底下涌起了一缕情思。这像是死水微澜。表面上，你会觉得它很平静，但在波底，它正在酝酿，在暗涌，在沉默中出现变化。

汤显祖让杜丽娘出场时，举止优游，态度娴雅，她并不像崔莺莺那样直抒闺怨。但细心的观众，会从杜丽娘 【绕地游】的头几句唱词中，品悟到她内心的滋味。整部《牡丹亭》，其情节和意境，正是环绕着杜丽娘内心的矛盾而发展的。汤显祖在写女主人公在舞台上亮相时，即注意微露端倪。其艺术构思用心之细，不能不让人折服。

当汤显祖写杜宝决定“延师”，剧本便出现了一个儒生的活宝，这就是陈最良。当然，在话本里，也写到“杜府尹到任半载，请个教读，于府中书院内教姊弟二人读书学礼”，但对那请来的教师，一笔带过，完全没有描写。汤显祖则敏锐抓住话本中一闪而过的人物，让他在剧本中发挥出非常重要的作用。

陈最良上场时唱了一曲 【双劝酒】：

灯窗苦吟，寒酸撒吞。科场苦禁，蹉跎直恁！可怜辜负看书心，吼儿病年来迸侵。

据他自我介绍，他是一介寒儒，贫病交迫，落拓得很。他十二岁进学，成为廪生。以后经过十五次考试，都考不上去，结果连“助廪金”也被取消了，他只好去教书。教了两年，又失了业。他又说，人们都看不起他，把他那“陈最良”的名字，借用《论语》中“夫子在陈绝粮”一句，顺口谐音，叫成是“陈绝粮”。这诨名，起得很巧妙，它既嘲笑了白首穷经的废物，也是对孔老夫子的不敬。

明代的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把双刃剑。当朱元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的最重要的政治措施之一，便是推行科举制度。

本来，科举考试，始于隋唐。到宋代，从科举进入仕途，是士人们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利益的阶梯，也是封建统治集团笼络团结中小地主阶级的有效手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愿望。元蒙入主中原，强调民族等级统治，中断了科举考试，后来虽然有所恢复，但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元蒙政权也在地主阶级统率农民武装，联合知识分子的反抗中土崩瓦解。

朱元璋吸取了元代的教训，把科举取士视为建立人事制度的纲领，并且进一步完善宋代以来的科举和学校制度。洪武三年（1370），天下甫定，朱元璋立即下令开科取士。还给政府立下规矩：“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72]纵观明代二百五十年，虽然间有停止开科的时候，但很快重新恢复。为了提倡知识分子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明朝还给予比较优渥的待遇。据明英宗敕谕：“生员之家，并以洪武间例，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有司务要遵行，不得故违。”[73]明王朝对知识分子注意给予优容的举措，无疑是它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统治的重要原因。

可是，随着明王朝在政治上日益腐朽，科举和学校的管理漏洞百出，这些优待措施逐渐失效，生员秀才日益贫乏化，许多人“贫不能葬，身无完衣，长无家室”[74]。下层知识分子处在这样的境地，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一部分人为了生存，甘心成为奴才，思想僵固，腐化迂化；一部分人则从自身的遭遇，看到科举和教育的种种弊端，由此产生对一些封建体制和程朱理学产生怀疑，希望走出一条不同于俗儒的道路。这些具有“异端”思想人，他们既不得不在科举的溷藩里打滚，但又深知这实在是一条死胡同，因而在行为上也往往越轨。汤显祖自己，其实也属其中的一员。

明代的科举和教育制度，对巩固封建政权的统治而言，当然是有利的。但是，由于它倡导以程朱理学的思想作为考试的依据，以八股文作为考试程式和试卷的模式，把人们的思想套入凝固的框框。特别是，它引导人们以读经考试作为攫取政治经济利益的垫脚石。这种种做法，让大量知识分子沦为思想僵化和功利化的禄蠹，拖滞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越到后来，许多人对明代科举和教育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有所认识。正德年间，主管教育的官员、国子监祭酒陆深便指出：“举业者，进取之媒，非致理之路也，其弊也浮华而无实用。”[75]顾炎武对明代以八股文应试十分反感，认为“八股文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76]。更有人把体现明代科举、教育制度特色的八股文，看成是葬送朱明王朝的催命符。据吕留良说：有人把揭贴写在朝堂，上面写道：“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二口，奉申赞敬。晚生文八股顿首拜。”[77]这传说未必属实，但也说明人们认识到明代科举和教育制的危害性和腐朽性。

在《牡丹亭》里，汤显祖从话本“请个教读”的提示中，添上了陈最良一角，这是非常巧妙的创造。如果说，《牡丹亭》中的杜宝，“廿岁登科，三年出守，清名惠政，播在人间”（《训女》），属于在科举制度中的得益者，是恪守程朱理学齐家治国之道的儒生，那么，陈最良则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他读了经，进了学，参加了无数次乡试，结果，“夫子在陈绝粮”。他的遭遇，十分可悲，也十可笑。

上面说过，汤显祖在陈最良一出场时，让他唱了 【双劝酒】一曲。这曲用语，如以“撒吞”表示迂呆，以“吼儿病”形容哮喘，用语俚俗，很能表现生活在底层的寒儒和卑微酸腐的神态。但若说这腐儒的生性，由迂腐乃至于愚蠢，则又不是。当他知道了杜宝要延师教读时，便发现好些和他一样的儒生，也拼命奔走钻营。他知道，如果能当上太守的塾师，则好处多多：

乡邦好说话，一也；通关节，二也；撞太岁，三也；穿他门子管家，改窜文卷，四也；别处吹嘘进身，五也；下头官儿怕他，六也；家里骗人，七也。为此七事，没了头要去。

陈最良懂得，贫乏化了的儒生，若能争取到教职，便能改变低微的命运。在这里，你也不能不承认，这腐儒有目光如炬的一面。汤显祖也正是要通过陈最良的口，揭露为讨生活奔忙的明代儒生，有见不得人的内心世界。

陈最良知道当上太守塾师的种种好处，谁知天上掉下了馅饼，这好差事竟落在他的头上！为此，他自然乐得应承，兴冲冲地应聘，准备“砚水嗽净口，去承官饭馊”。而当门子暗示要他给些好处，他的回应是：“要我酬谢，知那里留不留？”（【洞仙歌】）这巧妙的应对，说明这腐儒其实不蠢。

当陈最良到了太守衙门，杜宝立刻吩咐安排酒席，请进衙内，以礼相待。作者写陈最良在未见杜宝时，也提醒自己：“须抖擞，要拳奇，衣冠欠整老而衰，养浩然分庭还抗礼。”（【浣沙溪】）要振作精神，摆出颇有骨气的样子，表示应与东家“分庭还抗礼”，平等相处。谁知一进衙内，他的骨头便酥软了。在剧本中，汤显祖有这样的舞台提示：

（末跪，起，揖又跪介）生员陈最良禀拜。（拜介）

按照明代的规矩，上司对生员“有礼貌之施，有爱养之义，有勉励之道”[78]。杜宝确对陈最良客客气气，礼遇有加，他是恪守为官之道的。明朝还为了表示尊重知识分子，规定生员可以见官不跪，可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79]。所以陈最良提醒自己“须抖擞，要拳奇”，也不是无因的。然而，一见了官，见了衣食父母，便把什么“浩然之气”“分庭还抗礼”忘得精光。汤显祖写他跪了又起，起了又跪，恭谨得过了头。在这里，作者着意刻画陈最良受宠若惊，唯唯诺诺，把在科举和封建教育荼毒下，迂腐而又不乏心计，谦恭而又卑微的儒生形象，展现得栩栩如生。

杜宝延请六十岁的迂腐儒来教育杜丽娘，并且指定要讲授开卷便谈“后妃之德”的《诗经》，这分明是要用不懂什么叫做伤春的老头子，和用程朱的理学观，作为防止女儿出现“思想问题”的双保险。他还指示陈最良，对杜丽娘多加管束，“有不臻的所在，打丫头”。但他没想到，这穷怕了的迂腐老头，为了保住饭碗，早就意识到对付官府中的女学生，是“轻不得，重不得”的，“傥然间体面有些不臻，唬不得，笑不得”（《腐叹》）。换言之，在受聘之前，这酸腐的老头，已经想到只能用只眼开、只眼闭的态度，来对付他的教育对象。

在剧本里，汤显祖添加了陈最良这一角色。他写杜宝为了延师管束女儿的身心，煞费心思，“掌教老爷开了十数名都不中”，经过筛选，招聘了陈最良。他以为这就万无一失。谁知道，他延揽的却是一具在科举和教育制度培育出来的怪胎，是一名饱受经书荼毒而又老于世故的糟老头。杜宝企图杜渐防微，构筑的却是一条自身出现裂痕摇摇欲坠的堤围。加上杜宝指定陈最良要给杜丽娘讲授《诗经》，企图以“后妃之德”教育女儿，而正好是《诗经》让女儿感情萌动，“被诗章讲动情肠”。

很清楚，陈最良，是汤显祖创造的明代下层知识分子普遍贫乏化的典型形象。通过描绘杜宝“请个教读”的动机，以及陈最良受聘以后的表现，作者给封建教育制度以入骨的讽刺。这一创新的艺术构思，大大地深化了杜丽娘爱情故事的思想内涵。

杜宝延聘陈最良为家庭教师的一幕结束，汤显祖又回过头来，让柳梦梅重新登场。写他登上广州的越王台，临风怅望。

《怅眺》一出，在柳梦梅上场之前，先由丑角扮演秀才韩子才上场。作者写此人是韩愈的后裔，因乱离流落到广州，寄居在越王台上。

如果从《牡丹亭》剧情发展的主线看，这韩子才一角，是多余的。不过，根据传奇的体制，要求在开端即尽可能安排各个行当的演员，陆续亮相，以此展示戏班的阵容。在前几出，生、旦、外、老旦、贴旦、末，都上了场，就该让丑角出现了。

上面说过，按照西方传入的戏剧观念，舞台上不应出现可有可无的人物。但我国传统戏曲，相当重视演出的娱乐功能，要求让不同的行当都有演出的机会，因此，在戏中又往往会让与剧情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物出现。就剧本的文学性而言，有时会显得芜杂；而就舞台性而言，这些多余的人的现身，又不能一概否定。当然，在今天，如果我们改编传统戏曲，未尝不可以把戏中多余的人删去。而在明代，汤显祖让韩子才出现，观众倒不会认为多余。

实际上，汤显祖给剧本增添韩子才一角，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让他作为柳梦梅的陪衬，发泄对科举制受不满的牢骚。作者特意把韩子才、柳梦梅说成是韩愈、柳宗元的后裔，意在让柳梦梅诉说：当下的儒生，要在科举制度中打滚，这和他们的祖先一模一样，都是时运不齐，“连篇累牍无人见”，空有抱负，枉读诗书。韩子才对柳梦梅说：“你费家资制买书钱，怎知他卖向明时不值钱。”这场戏，汤显祖安排了这两个流落在岭南的名流后人，让他们一唱一和。在交谈中揭示出明代儒生对现实生活的反感。实际上，这也透露出汤显祖自己对当下儒林遭际的愤懑心态。

但是，韩子才和柳梦梅既不满困于科举的牢轭，又不得不投入这条通向名利的“单行线”。于是，便设法利用科举考试的陋漏，找寻一条改变命运的终南捷径。经过讨论，这两位大文豪后裔，便决心不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任由命运摆布，而是突破常规，钻其空子，利用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潜规则”，认为“干谒些须，可图前进”。所谓“干谒”，就是找靠山，走“后门”。韩子才告诉柳梦梅：钦差识宝郎苗某，“是个知趣人”，可以找他帮忙。在这里，汤显祖让柳梦梅找的是替皇帝搞“外贸”的官员，强调他有“知趣”的脾性，而不使用“识才”“招贤”等字眼，意味是深长的。后来，柳梦梅也果然依靠这“知趣”的老先生，走捷径、破惯例，进入了考场，高中为状元。

汤显祖安排《怅望》一出，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如上所述，这出戏，主要是要表现柳梦梅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按道理，作者应该让他紧接在第一出《言怀》之后，或者可以把两出戏合在一起，未必需要把它们分隔开来，直至第六出，才又写柳梦梅在越王台上，感慨一番。

不过，仔细一想，汤显祖的安排，分明是要柳梦梅在第一次登场时，便突出他为什么要改名的细节，强调他“梦到一园，梅花树下，立着个美人”的细节。所以，在《言怀》中，只集中写这一点，而不涉及其他，其用意，是要集中笔力，开宗明义地表明柳梅因缘，是命中注定的。它像现代拍电映那样，一开头，便给“梦”来一个特写镜头，以便和后来杜丽娘的梦相呼应。所以，把《言怀》和《怅望》分隔开来，或有零碎之嫌，但也非没有道理，它反映了汤显祖在艺术构思上的着力点。

汤显祖设置了《怅望》一出，也说明他创作《牡丹亭》的命意所在。如果他只从写梅柳的爱情问题着眼，这一出完全可以省去，像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就只说柳梦梅“学问渊源，琴棋书画，下笔成文，随父来南雄府”。随后，“这柳衙内因收拾书房”，发现了一幅美人图。这就把柳梦梅和杜丽娘的关系挂上钩了。如果汤显祖为求故事的简练明快，也未尝不可依照话本的做法。

但是，汤显祖认为“世间只有情难诉”，这“情”，绝非仅仅是男女之情，也包括对社会现实不满之情；他之所以感到“没个为欢处”，也包括对当下科举、教育体制希望的破灭。正因如此，他必须加上柳梦梅登上越王台，怅望寥廓，俯仰古今，用佻哒的语言发泄牢骚。有了这一出，作者要给观众的印象是：柳梦梅不仅是痴心追求爱情的情种，而且也是走向贫乏化的知识分子，强烈寻找新出路的代表性人物。显然，汤显祖的笔触，固然是环绕着梅柳爱情这一条主线，而又常常不是只落墨于闺闱床笫的一块小天地。如果说，杜丽娘不满家庭和礼教的约束，深蕴青春的苦闷，她的性情，是内敛的；那么，作者在《怅眺》中写柳梦梅不满科举和命运的约束，发泄儒生的苦闷，他的性情，是张扬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一出，作者让观众看到，柳梦梅和杜丽娘，实际上，“同是天涯沦落人”。正是同有不满现实生活掣肘的思想基础，因此，他们很容易越出常规，越出封建教条之轨，很自然地走向灵与肉的共同结合。

从《言怀》到《怅眺》，这六出戏，是《牡丹亭》的发端。

按照一般戏剧的要求，在发端之际，愈能尽快地开展故事情节，愈能尽早揭示人物的矛盾冲突，便愈能吸引观众的眼球，让他们的心，尽快随着情节的进行和人物的冲突，进入戏剧的规定情境。具有良好艺术修养的剧作家，能够在开端预示情节的发展趋势，透露人物的性格基调，揭开矛盾冲突的端倪。

中国戏曲，属于戏剧艺术的重要分支，对情节发端的处理，当然也有同样的追求。不过，戏曲表演，还需要讲究歌唱和身段，因此，情节发展冲突开展得快与慢，我们很难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加上在明代，像《牡丹亭》这类传奇，演出往往要用两晚的时间。在今天看来，许多剧本都有冗长之嫌，而古代观众，却需要悠悠听戏，细细品评，倒不在乎戏曲开端花费时间的长短。

《牡丹亭》以六出的篇幅，让主要角色轮流上场，像是缓缓地展开一幅人物的画卷。不错，在情节的开端，作者并没有很快让矛盾交集。但从杜宝敏锐地觉察女儿思想的微妙变化，从杜丽娘“娇莺欲语”吞吞吐吐的情怀，这开端，已经预示情节发展和冲突的趋向。特别是，汤显祖悠悠地揭开画卷，初步勾勒出杜宝、陈最良、柳梦梅三个人物性格的基调，让观众体悟到他给剧本设定的底色。

杜宝等三人，都是在科举和封建教育制度下培育的儒生。杜宝“廿岁登科，三年出守”，学而优则仕，在宦途上是比较顺利的。他是个好官，“清名惠政，播在人间”。他也是个好父亲，对独生女很是疼爱。但他恪守程朱理学的信念，越是疼爱女儿，越是要求对女儿严加管教，关心女儿的一举一动。从他对杜丽娘的“昼寝”，便觉察到她有不遵循封建规范，思想有微妙变化的细节中，作者让观众看到，杜丽娘实际上是在生活温馨而又备受压抑的牢笼里。

陈最良是个“科场苦禁，蹉跎直恁”的儒生，他屡试不第，衣食不继，是在科举考试的转盘中被甩出去的牺牲品。他深受理学思想的荼毒，但又只能靠贩卖封建教育的思想谋生。他当不好塾师，“两年失馆”，被学生讥为“陈绝粮”，只好弃儒行医。他在江湖上越混越穷，人穷志短，就越显得迂腐寒酸。然而，他偏偏被杜宝看中，认为他老成持重，正好对处于青春期女儿，可以施加程朱理学的影响，可以在思想上严密掌控。谁知道，这老江湖为了生存，“不论端阳九，但逢出府游，则捻着衫儿袖”（《腐叹》），他看重的是捻在衫儿袖里的“束脩”。他知道官衙不是好玩的，尤其是对女学生，“轻不得，重不得”“唬不得，笑不得”。知道对杜丽娘的行止，不能不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显然，杜宝的愿望，实际上从一开始便完全落空。当然，杜府加入了“寒酸撒吞”的家庭教师，让僵化凝固的氛围又添增霉气。但又让人们从陈最良性格的基调中看到，杜丽娘其实也是生活在千疮百孔的网罗中。

在《牡丹亭》的发端，柳梦梅并未和杜丽娘有所碰接。但他的出现，却说明了明代的儒生，有些人敢于表白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他们并不甘永远被困樊笼。即使他们没有改变社会体制的壮举，却看到了科举的弊端，并且不甘心老死牢轭，正在思谋改变受人掣肘的命运。柳梦梅的出现，说明了明代后期部分儒生，希望有限度地改变命运的思想状态。异端的思想，笼罩着年轻人的头脑。这是一个未死方生的时代。

汤显祖在剧本发端的六出里，让三个儒生的形象陆续登场。他们是时代的产物；他们的行为举止，又反过来反映了时代的特色。在这前六出中，杜丽娘只是惊鸿一瞥，但汤显祖却通过三个儒生形象的出现，展现了她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为戏剧情节的开展和她典型性格的描写，做好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