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在21世纪中国的新发展。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民福祉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入思考生态文明建设及绿色发展，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新战略新目标。这些重要论述生动地诠释了绿色发展的辩证关系和科学内涵，彰显了我们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勇气和坚定决心。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按照国家“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以促进人与自然的绿色和谐发展来推进惠民强国，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一）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的大计
文明是由历史积淀下来的，有益于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感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被绝大多数人认可接受的人文精神和发明创造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文明进化史，依次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进步过程，并正向生态文明加快演进。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发展阶段，既遵循着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遵从着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因此，生态文明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独立其行”的封闭发展系统，而是一个对先前一切文明继承、革新与发展的社会开放系统。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同的是，生态文明也主张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中发展物质生产力，致力于提高人的技术能力、物质福利水平和幸福指数。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不同的是，生态文明更加突显人与自然环境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的“链条式”紧密关系，强调物质生产力发展中人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尊重自然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自觉与自律，而不是对生态环境的盲目开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乃至为所欲为。
由此可见，生态文明是在知识、教育和科技水平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在对传统文明固有不足尤其是工业文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经济效益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以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主旨的社会形态，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更为先进的人类文明形态。它不仅要求人们遵循自然客观规律，积极能动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为当代人类服务，而且还要求人们自觉树立生态环保观念、可持续发展理念，加强绿色行动，留下青山绿水、蓝天绿地，为更美好的人类未来做出应有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社会民生事业成效显著。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以高投入、高消耗、低产能、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所带来的能源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仍相当严峻。比如，石油、煤炭、森林等重要资源的过度开采使用，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草原退化情况比较严重，甚至一些地区的大气污染、江河跨流域污染、土壤污染呈高发态势，自然生态灾害频频发生，社会反响很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首赴地方考察时所谆谆告诫的，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更大的代价，不仅将是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的自然代价，能源资源枯竭难以支撑的经济代价，还将是发展空间和后劲越来越小、当代人和后代人福祉受损、党的执政基础难以巩固的社会政治代价。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生态环境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一头连着社会和谐稳定；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障民生，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并且，习近平总书记还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摆在政治高度来进行审视和要求，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这些精辟论断，充分体现出我们党始终恪守执政为民的政治宗旨，一贯秉持一心为公的政治勇气。
治国理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必先惠民。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更好地解决社会矛盾，为广大人民谋幸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与改革开放近40年的社会主要矛盾相比，这个转化可从需求层面和供给层面上理解，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变化为美好生活需要，落后的社会生产变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从需求层面上讲，人的需求内容是多方面的，需求方向是层次递进性的。既包括对农业产品、工业产品、服务产品等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也包括对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境、宜人气候等生态产品的需求，且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和生态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结构层次和质量要求会越来越高。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步伐正日益加快，人们不仅期待安居、乐业、增收，更期待天蓝、地绿、水净；不仅期盼殷实富庶的幸福生活，更期盼山清水秀的美好家园。生态产品数量和生态环境质量已成为全体人民在改革发展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新时代特征下的惠民之道、执政之基，以“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为重任，大力倡导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惠民工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产品和生态环境需求，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我们党全力推进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契合了民意所在、民心所向。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们党引领执政兴国伟业的发展理念，既应立足当下以规划现实，更应着眼长远以勾勒未来，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基于现实需要、穿越未来期望的重大而又长远的发展战略。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事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5]这不仅指明了当前美丽中国发展的目标取向，还丰富了未来中国梦的美好蓝图，它关乎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长久繁荣。同时，为了早日实现中国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殷切希望当代中国人，要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建设生态文明之重任，因为这“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6]。从中我们可以深切地领会到，为后人“乘凉”而“种树”，为当代中国人和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资产和生产生活环境，是新时期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伟大使命，是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必须无条件无选择无保留地挑起这个担子来。如果在思想上不高度重视、不高度统一，在行动上犹豫不决、敷衍了事，那么我们将不仅有负于广大人民的现实的重托，而且将有愧于子孙后代的未来的期望。因此，我们必须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极度负责的态度，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由传统向现代的深刻变革和不断进步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过程错综复杂和充满相对性。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第一次现代化的工业化、城市化、福利化等主要特征相比，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的第二次现代化则突显出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生态化和全球化等特征，生态现代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现代化是一场全方位的、系统性的生态革命，它不仅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生态转型，以及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和自然系统的生态变化，而且还涉及这些生态转型、生态变化与现代化的耦合关系，需要生态技术与效率、生态组织与结构、生态制度与政治、生态观念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当今世界，同知识革命、信息革命、全球化一道，生态革命已被人们公认，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第二次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建设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一条主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富强民主文明”的三大目标。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提出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的“新三步走”现代化战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五位一体”战略目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蓝图越来越美好，现代化道路越来越宽广。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不懈奋斗，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规律，全面把握生态文明的时代内涵，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系统描绘出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其中提到了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目标中的“和谐美丽”词语赫然醒目，令人振奋。为了更加明确这一目标的具体含义，报告还专门成段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7]同时，报告还对绿色发展的技术、生产、生活等体系，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制度和监管体制，对突出环境问题的治理体系和组织架构等方面作出了战略部署。这些重要论述首次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加了“生态标签”，充分体现出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必须与生态文明建设紧密联系、相互统一的深远意义。这既是对已有现代化理论的重大扩展，也是对我国现代化实践的更高要求，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新的文明境界，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也就是说，我们所要全面建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达的强国，还应是一个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十分先进的强国。
（三）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一道，绿色发展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指导我国“十三五”甚至更长时期发展的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有机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时代发展特征，融汇了古今中外生态智慧，内涵丰富深刻，意义深远重大。它不仅是指引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和行动纲领，而且也是中国对全球环境治理和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的庄严承诺。我们应牢固树立这一新理念，坚定这一新战略，努力工作，奋发有为，积极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绿色发展。
1.树立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和谐发展理念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命题。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的被动依附自然、青铜铁器时代和农畜牧业社会的有限开发自然、大工业社会的大肆掠夺资源、现代社会的理性利用资源的四个时期。与四个历史时期分别相对应的是，原始社会、青铜铁器时代和农畜牧业社会表现为“天定胜人”关系，大工业社会体现为“人定胜天”关系，现代社会则应呈现出“天人和谐”关系，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是人类历史发展在曲折中进步的重要标志。
当今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成为共识和愿景。这一共识和愿景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深刻反思工业社会牺牲环境的弊端，超越西方自然法学观与东方天人合一观，系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环境科学理论、伦理学理论等理论的产物，是有机结合人类现实利益与理性智慧、科学态度与道德精神的结果。其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是深化认识人与自然本质关系的科学武器，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航标。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在论述“人是自然历史演进的产物”“人的自然的本质”“人的自然主义”“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同时，还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8]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马克思不仅把人作为人化的自然来加以认识，而且还把自然作为人化的东西来加以把握，“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本质”之间、“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的自然主义”之间有机结合、辩证统一。并且，这种统一不是抽象的统一，而是通过实践的中介实现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9]。离开了社会实践，人类就失去了其具体本质，剩下的只是空洞的“类”的抽象，人与自然的统一就不能实现。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是历史的、辩证的，包含着深邃的“和谐共处”哲学思想。
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哲学思想表明，一方面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不是处于自然界的外部，而是自然界的产物和组成部分，本质上与自然界具有“一体性”；另一方面与其他物种相比，虽然人类具有高度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实践活动在自然上烙上人类的印记，但它们并没有脱离归属于、依存于自然的基本属性，不能独立于自然之外，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应循着自然规律进行活动。显然，在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既非“自然界是主人，人类是仆人”的关系，也非“人类是主人，自然界是仆人”的关系，而是共同存在、共同前进、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和朋友关系。
我们党深悟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哲学思想，从国情民需出发，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绿色发展理念，这是我们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具体写照。这一“生命共同体论”与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是我们一切实践活动不可违背的自然法则。如果违背了这一法则，人类就会遭到自然界无情的报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0]事实上，当今社会工业大量废气排放导致的大气臭氧层破坏和全球温室效应增强，农业滥用杀虫剂和化学物质造成的人类身心受害等问题已相当严重，这是人类把自然当做随意改造的对象，企图战胜自然和征服自然所带来的自然的报复。因此，我们要视自然为亲密的朋友伙伴，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友好相处、和谐发展的理念，始终平等地与自然对话，理性地与自然握手，在共生、共赢、共荣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
2.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关于绿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不同场合中多次讲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理念。“就是”一词把本来并不相关的“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连接起来，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发展中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生态环境与财富增长的辩证关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思想，对我们在新时代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国家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范畴所反映的对象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同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的生产交换活动。从人与自然“生产交换活动”关系的本原上看，生产力理应包括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两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生产力发展体系。其中，自然生产力是指生态资源、生态环境等一切自然物质力量，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关联性和自发性。自然物质力量本身就蕴含着经济价值，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经济资产和经济资本，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基础和根本保障。而社会生产力是指具有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形成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具有客观性、自觉性和能动性。自然条件则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没有了自然条件，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独立存在。因此，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变换，共同构成了生产力的统一体。
过去的近40年里，我们在思想和行动上没有很好地把握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辩证关系，高度重视社会生产力，相对忽视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一方面，我们为了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不顾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盲目开发、过度索取自然资源，用“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从而加剧了自然资源的匮乏、生态结构的失衡、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突显。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主要围绕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及其创造的产品价值来展开，很少涉及环境及其创造的生态产品价值，现实中生态产业和生态产品供给短缺，其远远小于社会需求的稀缺性矛盾凸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切中要害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1]这一重要论述，抓住了“绿水青山”的绿色发展要义，充分肯定了生态资源、生态环境等同于自然生产力，可以为社会源源不断地带来财富，是我们长远发展的最大本钱。显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升华和发展。
实践中，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牢固树立绿色发展新理念，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第一，正确理解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生态环境与财富增长的辩证关系，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弥补自然生产力“短板”，促进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均衡协调发展。第二，正确认识“绿色就是生产力”“环境就是发展”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顺应当今社会产业观和产品观的深刻变革与发展趋势，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促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构建生态产业和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体系，丰富经济发展的内涵，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第三，强化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态环保硬约束体制机制，严禁一切破坏生态、牺牲环境的社会生产行为，弘扬“绿色+生态+健康”内化于心的社会生活风尚，打造生态环保、绿色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实现“从绿掘金”，真正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升人类福祉和幸福感。
3.树立“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理念
人类是自然的存在物，是自然生命的一部分，一切自然生命都是息息相关、共生共荣的。生命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他的有机身体（自己的血肉之躯），另一个是无机身体（外部自然界）。马克思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12]恩格斯则直截了当地认为，“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13]。这意味着，人的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都是自然赋予的生命体，虽然在生命形式上有机身体独立于无机身体，但在生命本质的延续上有机身体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无机身体，两者共同构成了自然生命的共同体。因此，人类的生命活动既要依赖于外部自然界，也要维护好外部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动态平衡，否则，人类活动的“异化”必然会引起外部自然界的生命“异化”，使人类生命失去外部自然界的支持，陷入无法继续生存的境地。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层次上辨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生命关系，揭示了人类、其他自然物种、社会三者间“生命共同体”的实质，这种生命观及其方法论无疑具有深刻的内涵，蕴含着丰富的内在张力，体现出极强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生命观是我们深入理解自然生命关系及其价值等问题的基石。自然生命之所以可敬，是因为每一个生命之间有着自然的相通互动，彼此依存；自然生命之所以宝贵，是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源于自然的因缘所成。我们所生存的这个自然世界里，人类繁衍、鸟叫虫鸣、飞瀑流泉、花红树绿等景象，无不洋溢着自然生命的共鸣同唱，无不展示着自然生命的朝夕相处，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链”，缺少一个环节，“生命链”就会断裂，且是不可逆、不可再造的。为此，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生态环境是自然生命长期演化的结果，是不能人为孕育和完全复制的。习近平总书记还从人类肌体、生命本原的高度，生动形象地提出：“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4]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警示人们应承担起保护自然生命之重任，大力弘扬保护绿色、尽心爱护环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生命血缘的深度，像看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看待自然、维护自然。
因此，在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问题上，全社会不仅需要有绿色生命文化的指引，而且更需要有绿色生命行为的实践。一方面，绿色生命文化与人们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生存意识等绿色理念密切相关，并通过具体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反映出来。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和价值取向，绿色生命文化应自始至终地渗透贯穿并深刻影响着绿色发展的方方面面，充分发挥其灵魂的作用，促使绿色价值观深入人心，推动绿色生命文化繁荣发展。另一方面，绿色生命行为与人们的生产过程、生活过程息息相关，应细心计算生态环保的大账、长远账、整体账和综合账，注重久久为功，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要坚决克服先污染后治理、注重末端治理的旧思维和老路子，强化绿色和谐、共生共荣中求发展和进步的新思维。要进一步推广绿色生活、绿色消费，建立全面、完善、长效的生态环境维护机制，构建绿色法律体系，形成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绿色发展、人人应为的良好氛围。
4.从五个维度深化理解绿色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并在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安排中，在原来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后增加了“美丽”二字，突出彰显了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不懈追求的现实表达。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十三五”规划中，绿色发展首次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被纳入并系统化，也是五大发展理念中唯一以颜色命名的发展理念。绿色代表的含义很多，它是大自然的特征颜色，被誉为和谐之色、生命之色，象征着自然、和谐、平衡和希望，代表着勃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绿色发展理念是古今融合、东西交汇的新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蕴涵着经济、社会与生态的良性互动，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寄予着人类未来的美好愿景，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态文明观。绿色发展理念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进一步深化理解：
首先，绿色发展是一项重大战略。战略一词，原为军事术语，在现代则被引申至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泛指统领性、全局性、方向性的谋略、方案和对策。可以说，战略的正确与否决定了一个国家、集体或企业的兴衰成败。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的特征概念，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理念。党的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理念上升为生态文明战略，并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这种调整，源于对人类历史命运的理性思考、现实国情的深刻把握和未来人民福祉的责任担当。人类历史经历了从渔猎采集文明到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的转型，每一次转型都面临着人口与资源环境的激烈矛盾和冲突，其中尤以近三百年的工业文明史为甚。为了应对前所未有的资源环境约束和现实发展困境，建设生态文明和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已成为全球共识。因此，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这种选择，反映出中国人百年间在探求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历程中，从盲目地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转为主动探求化解危机途径，跨越发展门槛，实现文明转型，并为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而进行的不懈努力。
其次，绿色发展是一种崭新理念。绿色发展理念是古今融合、东西交汇的新的发展理念，既折射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朴素的生态智慧；又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生态伦理与时代特征的有机结合。它既是人民主体地位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更是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不懈追求的现实表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重要论述，已深入人心。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治国方略，切实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第三，绿色发展是一次深刻变革。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具前景的发展领域。从人类历史上历经的几次主要变革来看，与前几次工业革命不同，绿色革命将是一次全方位的变革，是对1750年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一次自我觉醒与自觉超越，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模式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发展悖论。它将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传统生产函数进行重新定义，形成新的绿色生产函数，发生从以自然要素投入为特征到以绿色要素投入为特征的跃迁过程。它既涵盖对新型绿色产业和发展模式的探索过程，也包括对过去“黑色”或“褐色”产业和发展模式的“绿化”过程。既涵盖绿色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和对传统节能环保技术的挖潜，也包括技术、制度、组织和资本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与协同作用。既有跨国公司、社会组织、中小企业等传统经济组织的涉入，也离不开网络企业、虚拟公司等新兴组织的参与。既需要发达国家的积极推动，更需要包括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主体参与和共同努力。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需要全球合作的集体行动。绿色革命的最终成果，也必将惠及全世界。
第四，绿色发展是一场实际行动。小康全面不全面，绿色生态很关键。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绿色发展早已不仅是价值理性，更是工具理性，体现为实实在在的绿色行动。体现在培育发展新动力方面，则是推动生态创业、绿色创业和可持续创业蓬勃发展。它引导消费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鼓励绿色出行、推广绿色建材，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消费自觉。它鼓励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培育绿色出口新优势；在拓展发展新空间方面，支持绿色城市、智慧城市、森林城市建设，支持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绿色优化改造；在推进农业现代化方面，走优质高效、生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支持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创意农业、平衡农业、循环农业等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要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在构建产业新体系方面，支持培育以绿色农业、绿色工业和绿色服务业为主的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使源头治理、清洁生产、绿色制造、循环经济、系统治理和综合施策等贯穿产业转型和优化升级全过程。
第五，绿色发展是一套完整制度。绿色发展，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制度保障。“十三五”规划首次将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纳入规划，再次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十三五”规划中的绿色发展，是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既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评价制度，也涵盖全面的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如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强化激励性补偿，建立横向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以市县级行政区为单元，建立由空间规划、用途管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差异化绩效考核等构成的空间治理体系。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创新有偿使用、预算管理、投融资机制，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健全环境信息公布制度。探索建立跨地区环保机构。开展环保督察巡视，严格环保执法。这些要求体系完整，逻辑严密，是一套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着力破解制约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激励与约束相容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和绿色发展制度体系。
（四）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建设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世界是由无数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事物和过程所形成的统一整体。在哲学意义上，整体性与系统性是同义反复的，系统思想根本上就是事物“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性思想。就自然界的生态系统而言，它是一个和谐共存的整体，其中的一个环节受到破坏，生态系统就会失去平衡。比如，山水林田湖就是一个密切联系的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15]因此，要从哲学的整体性出发，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和系统工程的思路，科学谋划、统筹推进，避免顾此失彼、单兵突进，切实抓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伟大工程。
1.严格守住生态保护红线
2014年环保部首次颁布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红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这是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纲领性技术指导文件，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创新。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自然生态服务功能、环境质量安全、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实行严格保护的空间边界与管理限值，以维护和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与早前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生态保护红线”也是一条国家层面的“生命线”，具有约束性和强制性。
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旦突破“生态保护红线”，就必将危及生态安全、人民生产生活和国家可持续发展，并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甚至灾难。因此，要树立“严守资源消耗上限、守住环境质量底线、不碰生态保护红线”观念，严格遵照“生态保护红线”的系统完整性、强制约束性、协同增效性、动态平衡性、操作可达性等原则，以观念、制度和法治的不断强化来大力推动自然生态服务功能建设、环境质量安全、自然资源利用等工作。
严守自然生态功能保护基线，包括禁止开发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将自然生态功能区全部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范围，明确空间分布界线，严禁在区内从事任何形式的工业化活动和城镇化开发，切实保护珍稀、濒危并具代表性的动植物物种及自然生态系统，充分发挥其国家级重要生态系统的主导功能。将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等纳入禁止开发区红线，予以严格保护，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人为破坏，否则，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制度，给予严惩。将其他类型的禁止开发区输入国家生态评估系统，根据重要性程度来决定其是否进入“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范围。
环境质量安全底线，包括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放心的粮食、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质量需求等。增强生产企业的环保意识和规范其环保行为，要求其大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等各类环境要素均达到国家标准，确保人民群众的安全健康。加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环境风险管理，要求它们全面完成污染物减排任务，绝不允许逾越排放总量的控制红线。
遵守自然资源利用上限，包括能源、水、土地等资源。健全能源消耗总量、能源结构比例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等指标，建立与现阶段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需求相符合的考核体系。严控水资源利用红线，保障水资源安全，建设节水型社会。严把土地资源利用红线，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配置效率，切实保护好耕地、森林、草地、湿地等自然生态资源。
严肃责任追究制度，包括对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和个人的严查严罚严判等行政处罚制度和法律法规。对企业而言，要改变重道德、轻约束，重赔偿损失、轻排除侵害等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以严格的法规制度来惩治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的任何行为。就政府部门而言，要改变以往单纯的GDP增长考核办法，建立涵盖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生态效益等指标在内的考核机制和奖惩机制，严查和追究公职人员在环境保护上的失职、渎职、违法等行为。
2.整体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最基本资源，当今社会面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间关系的重大问题与土地不无关系。因而称土地是人类生存之“母”一点也不为过，人类与土地的关系如何、对土地的利用程度如何直接反映出人类文明程度如何。人类与土地关系思想的演变是一个历史渐进过程，经历了地理环境决定论—适应论—生态论—人地协调论—可持续发展论。这些思想既来源于对应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实践，又指导着对应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实践。其中，可持续发展论从更高层次和更广泛的意义上阐述了人类与土地的关系，是现代社会中人类与土地关系的核心思想，是当今人类实践的必然选择。立足人类与土地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理论，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会上着重谈到了整体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问题，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这段重要论述，包含着以下五个主要内容：
以长远和全局视角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树立着手现实、放眼未来的理念，坚决杜绝因暂时或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对土地进行无序乃至无节制的开发使用，严禁一切破坏土地生态空间的行为。实施区域协调和区域互动的全局性战略，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间责任关系，优化跨行政区、跨经济区和跨流域的土地空间开发格局。顺应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总体演变趋势规律，准确把握国土空间开发优化的节奏和次序。
以主体功能区定位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严格执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国土开发要求，加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指导、管理、监督等职能，落实好各级主体权力、责任和义务，共同做好地方有关土地建设的规划编制、项目申报审批、项目管理、项目动工、项目竣工验收等各项工作。
以集约型城镇化来优化生产和生活空间。顺应城镇人口大量集聚、乡村人口日益减少的趋势，健全城镇村三级建设用地约束机制和监管机制，创新城乡建设用地置换、乡镇建设用地置换等模式，严控城镇建设用地总量，提升城镇建设用地质量，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利用水平。
以保护耕地资源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进一步落实国家已制定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切实做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加强财政金融对基本农田尤其是肥沃、生态、高产量农田的支持，严厉打击各类违法侵占农田行为。
以挖掘土地潜力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梳理和整合各类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服务业生产园区等的存量土地，制定集约用地的整体方案和措施，升级存量土地功能，降低因空间布局不合理所造成的土地闲置浪费。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广泛实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田还湖等制度，提高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综合能力，优化扩大国土生态空间。
3.全面促进资源节约
资源能源是生产生活必需的动力来源和物质基础，节约资源是我国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尽管我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总量大、种类多，但不少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却在世界上排名靠后，加上较长时期粗放式地开采使用，资源瓶颈问题已凸显。例如，油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仅为世界的6%、淡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的1/4、45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的50%，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背景下的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建设节约型社会、节约型经济势在必行。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的高度，提出了全面促进资源节约的战略部署和重点领域。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2013年1月2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党的十八大报告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为我国全面促进资源节约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工作重点。
要牢固树立全面节约资源理念，利用学校、新闻媒体、互联网、社区论坛等各种教育舆论形式，大力宣传节约资源知识及其意义，培育弘扬全社会的节约资源意识，倡导珍惜资源、节约资源风尚。要变革传统粗放型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消费模式等，形成全面节约资源的社会共识和共同行动，齐心合力共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全力推进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利用科技创新、工艺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改造企业对资源生产利用的传统方式，大幅降低资源消耗强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努力用最小的资源消耗来生产更多的产品、创造更高的价值、支撑更优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有限资源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文化精神生活的需要。
大力推动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革命。顺应世界能源生产和资源消费的新革命潮流，从中长期战略高度重视新能源研发、应用和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点支持节能低碳产业、新能源产业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加快成长壮大，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着力发展循环经济体系。构建循环经济型产业体系、资源综合利用型体系、资源再生利用型体系，整合完善资源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推动企业循环式生产、园区循环式发展、产业循环式组合、居民循环式消费。注重源头上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物耗量，增强再生功能，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资源减量化、资源再利用化，加快形成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4.加大保护生态环境力度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遏制生态恶化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符合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国家有关部门已从战略目标、战略方向、战略重点等层面编制颁布了《“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基础，以提高生态水平和环境质量为核心，以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为根本，全方位地、科学地描绘了一幅我国“十三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的施工图：
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煤炭经济领域的综合治理，推行煤炭洗选加工，降低煤炭的硫分和灰分，限制高硫分、高灰分煤炭的开采使用。推进以电代煤、以气代煤的冬季清洁取暖方式，淘汰落后的、高污染的燃煤小锅炉，支持传统燃煤电厂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优先保障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发电上网。专项整治重点工业污染源，实行24小时在线监控，以达标时限、依法关停、依法判刑等严厉手段，倒逼废气排放不达标企业及时改进。淘汰黄标车和老旧机动车，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汽车，严控汽车尾气排放。加强雾霾形成机理的研究，实施科学性和精准性的应对治理措施。完善跨行政区域的大气联合防治工作机制，共同管控跨区域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
全力开展清水保卫战。理顺跨行政区域的政府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三者间关系，健全水流域生态协调、管治、补偿等机制，严防江河水源头污染，严控沿岸污染物排放，共同保护好江河生态家园。推行清洁生产、循环生产等，节约工业用水量，实现工业有毒、有害废水的零排放。同步建设城市废水处理厂和城市废水收集管网，提高城市废水处理及其回收利用能力。大力发展现代生态农业，规范农药、化肥的使用量，防治面源污染。
积极实施绿地保卫战。严禁工业废水、废渣等污染物任意排向农田，推广使用高效、无毒的农业有机化肥，无害化处理乡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整合企业、科研院所和民间机构等力量，加强集体配合攻关，创新农业科技和农业组织形态，采用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等先进技术，提高微生物活性，分解有害物质，降低土壤重金属含量。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增强土地环境被污染后的自愈再生能力。探索耕地污染第三方治理新模式，试点政府土地防治污染的服务外包模式，积极吸引社会组织、企业组织等开展土地治污的具体工作，充分发挥第三方治理的积极作用。
5.加快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
中国有句老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意指做任何事都要有规矩、懂规矩、守规矩，生态文明建设同样如此。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批示中指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同时针对落实问题、责任问题，2017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指出，要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认真贯彻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明确各级领导干部责任追究情形。这意味着，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和生态建设重大战略的不断深入，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的国家生态法治体系的重构已势所必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健全生态文明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改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改进和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大气环境治理制度，推进重要生态资源保护制度法律化，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构建政府环境责任、审计、考核、问责等制度。明确政府环境责任的核心地位，确立“各级政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和义务”原则，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实行自然资源、自然资产离任审计制，将生态环境的质量指标并入政府评价体系中，审计考核政府部门、离任干部的工作业绩。建立最严格的责任追究、问责等机制，对责任人任期内未完成生态环保任务的、审计评价不合格的、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的、环境失衡社会反响大的，予以行政问责或法律追究。
严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明确环境标准制度、排污排放许可制度等，统一监督管理污染物。健全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系制度，保障独立、公正、依法的行政环境监管。建立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等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保障生态环境。
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和社会参与民主决策制度。加强生态环境信息的公开立法工作，消除政府、市场与社会间关于环保问题的信息不对称。构建污染物名称、数量、浓度、处理程序、排放方式等标准信息的公开目录制度。健全社会听证、咨询、评价等平台机制，维护社会公民参与环境民主决策的正当合法权益。
建立市场生态环保机制。引入市场主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市场主体主动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合作，共同参与生态环保。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做法，采取必要的环境保护税收、低息贷款、保险、环境标志、补偿、加速折旧、排污许可及排污交易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以及法治手段，激励企业树立生态环保意识、重视生态环保工作。
6.推动形成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自信开放、包容合作、勇于担当的大国胸怀，以凝聚力量、和平相处、共同家园的世界情怀，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全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倡议，展示中国气派。2015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繁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正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上，近年来无论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还是在杭州G20峰会等文件和场合中，中国都对全球气候治理发出了强音，打破了以往少数几个西方大国的“气候霸权”格局，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赞赏。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以大国姿态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商议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建设。中国积极参与、推动并签署了《巴黎协定》，成为最早通过立法程序认定《巴黎协定》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向联合国提交应对气候变化国别方案的国家之一。
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干。自《巴黎协定》生效以来，中国以极度负责的态度，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工程，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修订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强化节能减排，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行动来治理大气污染。“十二五”期间，中国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即天然能源）消费比重达到了12%，超额完成了“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11.4%的目标，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投资国和消费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水能、风能、太阳能等自然清洁能源的发电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还郑重地向世界承诺，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之中，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0%～65%。
此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中国摒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坚持“共和博弈”的共赢原则，加强与美国、欧盟、英国、金砖国家等在绿色能源项目发展、新能源研究开发、低碳技术应用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共同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出资推动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还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呼吁，大家同住一个“地球村”，共享一片蓝天，希望发达国家兑现《巴黎协定》承诺，在资金、技术、人才、产业等方面，积极帮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正在崛起的工业化国家，推动这些国家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现代绿色产业，提高全球实现深度减排、治理大气污染、降低温室效应的能力。
由此可见，在当今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发展中，中国方案、中国主张、中国行动和中国成果正为世界凝聚新的力量，为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作出历史性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