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刘陶传略

| 引子 名字起源

刘陶这个名字，是我自己改过来的。我的原名叫刘光耀。顾名思义——“光宗耀祖”嘛，那是我的上辈人起的。有人说：“封建！”我的母亲姓陶。为避“封建”之嫌，在那个“破四旧立四新”的风潮岁月，自己遂仿效他人，也贴出一张公告：去掉“光耀”、叠加父姓母姓，是为现名。不过，当时“跟风改名”时，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个国家的总统——名叫“李光耀”。

我记得，那时改名的公告，在一些单位大院时不时贴出一两张来。改名者也都说自己的名字封建，公开声明将原名改成什么“学东”呀，“学彪”呀；什么“卫红”呀，“卫军”呀……不一而足。反正那会儿，不用任何审批手续，自己拿一张红纸，用毛笔写上“改什么为什么”，往墙上一张贴便是了。

改这名字时，自己心想：我既然去了“旧封建”，就不想再高攀“学”什么、“卫”什么的新封建了。用父姓和母姓叠加，“心无罣碍”，万无一失。如果再有什么风潮来袭与我无关，该多保险就有多保险。

在进入报社之前，我写文章时，曾用过的笔名有好几个，主要有：江永流、江之子、江孩、四季忙……为什么都有一个“江”字？因为我出生于长江之边。

进入报社之后，与他人合作写文章时，也用过几个笔名：方任平、詹天、于地、谭际人、李志。后面这些笔名的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南方日报》上，还是较为“密集”的。

“方任平”者，南方日报担任评论写作任务之谓也。

“詹天、于地、谭际人”，则是“钻天、入地、团结人”的谐音。

至于“李志”，指的是南方日报“理论部的同志”。

由于我长期担任报纸的评论写作，署名“本报评论员”以及《社论》栏的作品，当时也多数出自我的手。

有些老友，常常对我笑谈：你那文章充满着“应当如此”“必须那样”，好厉害哦！

我总是付之一笑。

有人问，为什么用笔名而不用真名呢？因为报纸的评论文章，代表官方说话，用个人署名不具权威性。至于用真名发表文章，那时有个不成文的“忌讳”：怕被说是企想成名成家。所以，那些年月，记者发表新闻消息和通讯，同样只写“本报记者”，而非本报记者“张老三”，或者本报记者“王老五”，抑或本报记者“李老七”……

不过，对这样的署名，那时也有人进行过调侃：“我们有个‘复姓’——‘本报’：如同‘诸葛’‘欧阳’那样；我们也有个‘共名’——‘记者’：如同大家都叫信佛的人为‘和尚’‘尼姑’一般。”

这些，听起来虽然近乎笑话，但在“业内”是人尽皆知的。如若不信，只要打开那时的报纸，便可“窥见”一二。

可见，这小小的文章署名，也承载着大大的时代烙印。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新闻出版领导部门，曾提倡过报纸评论员可以署实名，以示文责自负。为此，《光明日报》先行带头用过，可是不久，便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