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局外人(2)
一
我被捕之后，立即接连几次受审。但是，审讯时间都不长，只为查清身份。第一次是在警察分局，我的案子似乎没人感兴趣。八天之后，情况则相反，预审法官打量我，显得很好奇。不过开头，他也只是问我的姓名和住址、我的职业、我出生的日期和出生地。随后，他想了解我是否选定了律师。我承认没有，并且问他是不是非得请律师。他说：“为什么这样问？”我回答说，我认为自己的案子非常简单。他微微一笑，说道：“这是一种看法。然而，法律就是法律。如果您不找律师，我们就会给您指派一位。”我认为这样就太方便了，连这些具体问题司法机关都负责给解决。我向他说了这种想法，他也赞同，并得出结论，法律制定得很完善。
起初，我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他接待我的房间拉着窗帘，只有办公桌上点着一盏灯，灯光对着他让我坐的扶手椅，而他本人则坐在暗地里。我在书里读过类似的描写，觉得全都是做戏。谈完了话，我端详了他，反而看到的是一个面目清秀的人，一双深陷的蓝眼睛，个头儿很高，蓄着长长的灰胡须，一头浓发几乎花白了。他的面部肌肉不时因神经性抽搐而拉动嘴角，尽管如此，他给我的印象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总是善气迎人。我走出审讯室的时候，甚至要同他握手，但是我及时想起我还有命案在身。
第二天，一位律师来狱中探视。他是个矮胖子，还相当年轻，精心梳理的头发贴在头皮上。天气很热（我没有穿外衣），他却穿一身深色正装，戴上活动硬折领，扎的领带也很奇特，是黑白相间的粗条纹花色。他把腋下夹的公文包放到我的床上，做了自我介绍，对我说他研究了我的案卷。我这案子很棘手，但是，如果我信任他的话，他不怀疑能够胜诉。我向他表示感谢，他对我说：“现在就谈谈问题的要害。”
他坐到我的床上，向我解释说，他们已经调查了我的私生活，了解到我母亲在养老院去世不久。于是，他们又去马伦戈做了一次调查。预审法官们都获悉，妈妈葬礼那天，“我表现出了无动于衷的态度”。“要知道，”我的律师说道，“问您这种情况，我实在有点儿难以启齿，但是这又非常重要。如果我找不出理由答辩，这就将成为指控您的一个重要证据。”他希望我能协助他。他问我，那天我是否感到难过。听到这样一问，我十分惊讶，如果是我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我都会感到非常尴尬。不过我还是回答说，我多少丧失了扪心自问的习惯，很难向他提供这方面的情况。自不待言，我很爱妈妈，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什么。所有精神正常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自己所爱的人死去。说到这里，律师当即打断我的话，他显得非常焦躁。他让我保证，无论到法庭上，还是在预审法官那里，都不要讲这种话。可是，我却向他解释道，我天生如此：生理的需要往往会扰乱我的情感。安葬妈妈那天，我疲惫不堪，又非常困倦，也就没有留意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我所能肯定说的是，我真不愿意妈妈死了。但是，我的律师还是一脸不高兴。他对我说：“这样讲还不够。”
他思考了一下，问我可不可以说，那天，我控制住了自己的自然情感。我就对他说：“不可以，因为这是假话。”他以古怪的方式看着我，就好像我引起他几分反感。他几乎幸灾乐祸地对我说，不管怎样，养老院长和工作人员，都会作为证人到法庭上做证，“这可能将我置于一种极难堪的境地”。我则提醒他注意，这段事情跟我的案子无关，而他仅仅反驳了我一句：显然我从未跟司法机构打过交道。
他走时面带愠色。我很想留下他，向他说明我渴望得到他的同情，但不是为了获取他更好的辩护，而是……可以这么说，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尤其是我看出来，我让他很不自在。他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对我产生了一点儿怨恨。我真明确告诉他，我跟所有人一样，跟所有人绝对一样。然而，费一番口舌，其实没有多大意思，我也懒得讲，干脆放弃了。
过了不久，我又被带去见预审法官。这次是下午两点钟，他的办公室只拉着薄纱窗帘，满室通明透亮。天气很热。他让我坐下，彬彬有礼地向我说明，我的律师“因临时有事”，未能前来。但是，我有权不回答他提出的问题，等我的律师到场来帮助。我说我可以独自回答。他用手指按了桌上一个电钮。一个年轻的书记员来了，差不多就坐到我的身后。预审法官和我，我们二人都端坐在扶手椅上。开始审讯了。首先对我说，按照别人的描述，我是个性格内向、寡言少语的人，他想了解对此我有何想法。我回答说：“事出有因，我从来没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讲，于是就保持沉默。”他还像上次那样，微微一笑，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随即又补充一句：“况且，这也无关紧要。”预审法官住了口，瞧了瞧我，接着，颇为突然挺了挺身，语速极快地对我说：“我所感兴趣的，是您这个人。”我不太理解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没有应声。他又说道：“在您的行为中，有些事情匪夷所思。我相信您会说透，帮助我理解。”我说一切都很简单。他催促我向他复述一遍我那一天的情况。于是，我向他复述了我已经讲过的全过程：雷蒙、海滩、海水浴、殴斗，又是海滩、小水泉、烈日，以及打出的五发子弹。我每讲一句，他都说：“好的，好的。”我说到横躺在地上的尸体时，他附和一声：“好。”而我呢，实在厌烦这样重复讲述同一故事，就觉得我从未讲过这么多话。
沉吟片刻之后，他站起身，对我说道，他想要帮助我，说我引起他的兴趣，再加上有上帝保佑，他就能为我做点儿事情。不过，他还先要向我提几个问题。他开门见山，问我是否爱妈妈。我说：“爱呀，跟所有人一样。”此前，书记员打字一直很有节奏，这时一定按错键盘，不免有点儿慌乱，只得倒回来重打。预审法官所问的事，表面上始终没有逻辑关系，他又问我是否连续开了五枪。我想了想，明确说先头我只开了一枪，过了几秒钟，又开了四枪。于是他问道：“你开了一枪之后，为什么等了一会儿才打第二枪呢？”那一片火红的海滩，再一次展现在我眼前，我感到额头让太阳晒得火辣辣的。不过这回，我什么也没有回答。接着冷场了，这工夫预审法官显得有些烦躁。他又坐下，抓了抓头发，臂肘支在办公桌上，身子微微倾向我，一副怪怪的样子：“为什么，为什么您朝地上的横尸开枪呢？”这个问题，我还是无从回答。预审法官双手捂住脑门儿，声音有点儿变调，又重复他的问题：“为什么？您必须告诉我。为什么？”我始终沉默不语。
他霍地站起身，大步走向办公室的另一头，从文件柜拉出一个抽屉，取出一支银质耶稣受难十字架，高举着返身走向我。他的声调完全变了，几乎发颤，提高嗓门儿问道：“这个，你可认得？”我回答：“认得，当然认得。”于是他急速地、满怀激情地对我说，他信仰上帝，坚信无论什么人，也不管罪恶有多大，总能得到上帝的宽恕，但是为此目的，人就必须通过悔罪，又复归童年状态，心灵空虚纯净了，准备迎接一切。他整个身子都俯在桌子上，几乎就在我的头顶摇晃着耶稣受难十字架。老实说，他这番论证，我的思想很难跟得上，首先因为热得很，他这办公室里又有几只大苍蝇，不时落到我脸上，同时还因为他那样子让我有点怕。我也承认这未免可笑，因为归根结底，我才是罪犯。他还仍然滔滔不绝。我差不多听明白了，在他看来，我的供词只有一处模糊不清，即我等了片刻才开第二枪这个事实。其余的情节都很清楚，唯独这一点，他搞不明白。
我正要对他说，他不该抓住一点不放：最后这一点并不那么重要。但是他打断了我的话，整个儿挺直了身子，最后一次劝告我，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我回答说不信。他气呼呼地坐下来，对我说这不可能，人人都相信上帝，即使是那些背弃上帝的人。这正是他的信念，他一旦对此有所怀疑，那么他的生活就再也没有意义了。他高声诘问：“您就想让我的生活丧失意义吗？”依我之见，这事与我无关，我的想法对他讲了。可是，他隔着办公桌，将十字架上的基督像送到我眼下，毫不理智地嚷道：“我，我可是基督教徒。我请求基督宽恕你的过错。你怎么能不相信他是为你而受了苦呢？”我明显地注意到，他用“你”来称呼我了，但是我已经听烦了。房间里越来越热了。我还一如既往，渴望摆脱一个不想听他说话的人，就装出同意的样子。令我深感意外的是，他立刻欢欣鼓舞。说道：“你瞧，你瞧，你相信上帝，要向上帝讲心里话，对不对呀？”自不待言，我再次说了“不”。他一屁股又跌坐到椅子上。
他那神情十分疲惫，半晌沉默不语，而打字机没有跟上谈话，一直没有停，还继续打出最后几句话。继而，他凝视了我片刻，神色里透出一点伤感。他喃喃说道：“像您这样冥顽不化的灵魂，我还从未见过。罪犯来到我的面前，看到这个受难像，总要痛哭流涕。”我正要回答，恰恰因为他们是罪犯，但是转念又一想，我也是罪犯，跟他们一样。这种念头，我实在无法适应。这时，预审法官站起身，仿佛示意审讯结束了。他还是同样有点儿厌烦的神态，只问我是否悔恨自己的行为。我想了想，回答说算不上悔恨，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厌烦了。我觉得他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但是那天，事情就再也没有进展了。
后来，我经常面见预审法官，不过每次都由我的律师陪同。谈话也局限于跟我核对我先前几次供词中的一些疑点。再就是预审法官同我的律师讨论控告我的罪名。不过老实说，在这种时候，他们从来就不把我放在心上。不管怎么说，审讯的口气逐渐变了，我感到预审法官对我没有兴趣了，他已经把我的案子以某种方式归类了。他不再向我提上帝，我也没有见到他像头一天那样冲动。结果便是我们的谈话变得更加亲热了。提了几个问题，同我的律师谈一谈，一次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拿预审法官的话来说，我的案子进展正常。有时候谈到一般性问题，也让我参加讨论。我的心情开始轻松了：在这种时刻，谁对我都没有恶意。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按部就班，表演得那么有板有眼，我甚至产生了“亲如一家”的可笑印象。预审持续了十一个月之久，可以说在这期间，我几乎感到惊讶的是，让我高兴的事没有别的，只有那么几次屈指可数的瞬间，预审法官把我送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拍拍我的肩膀，亲热地对我说一句：“今天就这样吧，反基督先生。”随即又把我交到警察手里。
二
有些事情，我从来就不愿意提起。我入狱没过几天，就明白了事后我不可能爱提这段经历。
过了些日子，我就觉得这种厌恶情绪实在无足挂齿。其实最初几天，我还算不上真正坐牢：我隐隐约约在等待发生什么新的事件。直到玛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探视，完全意义的监狱生活才开始。从我收到她的信那天起（她在信上告诉我，只因她不是我妻子，就不准她再来探监了），从那天起，我才感到牢房就是我的家，我的生活就停留在这里了。我被捕的那天，先是把我关进一间大牢房，里面已经关了好几名囚犯，大部分是阿拉伯人。他们看见我，都嘻嘻哈哈笑起来，随后就问我犯了什么事。我说打死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就都不吱声了。过了一会儿，天就黑下来了，他们倒是向我解释如何铺睡觉的席子，将席子一端卷起来，就能当枕头用了。整整一夜，臭虫都在我脸上爬来爬去。过了几天，就把我换进单人牢房，睡木板床，还配备一个木制马桶和一个铁脸盆。监狱建在城市的制高点，从一扇小铁窗我能望见大海。有一天，正巧我抓住铁窗的柱子，仰着脸张望阳光世界，一名看守走进来，对我说有人来探视。我想准是玛丽。果然就是她。
要到探视室，先得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接着上楼梯，再穿过另一条走廊。我走进一个特别宽敞的大厅，由一扇大窗户射进来的阳光照得非常明亮。横着安了两道大栅栏，将大厅隔成三段，栅栏之间相距八到十米，把探视者与囚犯隔开。我看见玛丽就在我的对面，她身穿带条纹的连衣裙，那张脸晒成棕褐色。我旁边还有十来名囚犯，大多是阿拉伯人。玛丽那面也都是摩尔女人，身边探视的两个人：一个是矮小的老太婆，穿着一身黑袍，紧紧捂住嘴唇；另一个是没戴头巾的胖女人，说话嗓门儿很大，伴随着各种手势。由于两道铁栅栏相隔较远，探视者和囚犯说话都不得不大声叫喊。我一走进大厅，就充耳一片嘈杂声，在光秃秃的四面墙壁之间，反响回荡，而从天空直泻到玻璃窗上的强烈阳光，又反射到大厅里，一时间我感到头昏眼花。我的单人牢房要安静得多，也昏暗得多。要过好几秒钟，我才开始适应。最终，我还是看清了突显在明晃晃的阳光中的每一张脸。我注意到在两道铁栅栏之间，靠过道一侧坐着一名看守。阿拉伯囚犯和探视他们的家人大部分都面对面蹲着，这些人说话就不叫喊。不管周围一片嘈杂声，他们低声对话彼此照样听得见。他们低沉的话语声，从低处响起，形成持续不断的低音部，汇入在他们头顶上交错回环的谈话声浪。所有这一切，全是我朝玛丽走过去的工夫快速观察到的。她的身子已经紧紧贴在栅栏上，竭尽全力冲我微笑。我觉得她非常美，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向她表明。
“怎么样？”她高声问我。“怎么样，就这样呗。”“你还好吧，什么也不缺吧？”“还好，什么也不缺。”
我们住了声，玛丽一直在微笑。那个胖女人也一直冲着我身边的人喊叫：这个目光坦诚、金发高个子的家伙，一定就是她丈夫了。他们那是接续已经开始的一场谈话。
“雅娜就是不愿意要他。”胖女人扯着嗓子嚷道。
“是啊，是啊。”男人应声说道，“我还对她说，你一出狱，还要雇用他的，可是她就是不愿意要他。”
玛丽也喊叫起来，说雷蒙向我问好，我接口说：“谢谢。”不过，我的话音被旁边的男人盖住了，那人高声问道：“他近来可好？”他妻子笑着说：“好着哪，他的身体比什么时候都好。”我左边这个矮个子青年，有一双秀气的手，他一句话也没说。我注意到他面对的是一个矮个子老太婆，他们二人都定睛凝视着对方。我没有时间进一步观察他们了，忽听玛丽冲我高声说，一定要满怀希望。我应了一声“对”，同时盯着看她，真想隔着衣裙搂住她的肩膀。我真想抚摸她那身细布料，而且，除此之外，我实在不知道还能抱有别的什么希望。恐怕这也正是玛丽想要说的，因为她一直在微笑。我只顾看她明亮的牙齿和笑眯眯的眼睛。她又喊道：“你一定能出来，一出来咱俩就结婚！”我回答说：“你相信吗？”不过，我这主要还是为了说点什么。于是，她语速非常快，声音始终很高，说她相信，我一定能获释，两个人还去游泳。这时，另一个女人又吼叫起来，说她的篮子丢在书记室里，当即列举放在篮子里的所有东西，那些东西都很贵，必须清点一下。另一个挨着我的那个青年，一直同他母亲相视无语。蹲在地上的那些阿拉伯人，仍在我们下面窃窃私语。户外的阳光撞到大玻璃窗，似乎更加膨胀了。
我感到身体不大舒服，很想离开。聒噪声让我难受。可是另一方面，我也愿意跟玛丽多待一会儿。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了。玛丽跟我谈起她的工作，她那脸上始终挂着笑容。絮语、喊叫和谈话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唯一寂静的孤岛就在我身边，即相互对视的这个矮个儿青年和这个老太婆。阿拉伯人一个个被带回牢房。第一个人刚一被带走，几乎所有人都住了声。矮小的老太婆又靠近铁栅栏，与此同时，一名看守向她儿子打了个手势。那儿子说了一句：“再见，妈妈。”母亲把手从铁条之间探进去，向儿子轻轻挥手，动作缓慢而悠长。
老太婆离开探视厅，一个手拿帽子的男人随即走进来，占据了空出来的位置。一名囚犯被带进来，二人便热烈地交谈起来，但是声音压得很低，只因大厅又恢复了肃静。又有人来要带走我右边的那个人，他妻子仿佛没有注意到说话不要大喊大叫了，她仍然没有降低声调：“自己，多加小心。”接着就轮到我了。玛丽做出了抱吻我的手势。临出门时，我又回过头去望望，她一动未动，脸压在铁条上，始终挂着那种苦撑着的僵硬微笑。
探视之后不久，她就给我写信来了。正是从这一刻起，出现了我绝不爱提起的那些事。不管怎么说，什么事也不应该夸张，讲讲自己不爱提起的事，我做起来还是比别人更容易些。受羁押初期，最艰难的倒是我仍有自由的思维。例如，我还渴望去海滩，下海游泳。还想象我的脚刚踏着波浪的声响，全身浸入水中所感受的解脱，可我却猛然感到我的牢房四壁多么贴近。而且，这种感觉持续了数月。后来，我就完全换了囚犯的思维了。我等待放风的时间，到院子里走走，或者等待我的律师来访。余下的时间我也安排得很好。我甚至常常想，如果让我生活在一棵枯树的树干里，无所事事，终日观赏天空浮云的花样，我也能逐渐适应。我会等待鸟儿飞越、云彩聚合，就像我在这里等待我的律师扎上奇特的领带，或者在另一个世界耐心等待星期六，得以拥抱玛丽的肉体。况且，仔细想想，我总还没有落到枯树树干里的那种境地。还有比我更加不幸的人呢。其实这也是妈妈的想法，她一再反复讲，人到头来什么都能适应。
此外，平时我也没有想得那么远。头几个月度日如年。然而，我总得咬咬牙，也就挺过来了。譬如说，我辗转反侧想女人。我年轻，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从来没有特意想玛丽。但是我苦苦想一个女人，想所有女人，想我所认识的所有女人，想我曾经爱过她们的种种情景，结果我的牢房充塞了这些女人的形象，布满了我的欲念。一方面，这让我躁动不安，另一方面，这也帮我消磨时间。我终于赢得了看守长的同情。每天开饭时，他都陪着厨房伙计前来，正是他首先向我谈起了女人。他告诉我，这是其他囚犯抱怨的头一件事。我就对他说，我同他们一样，觉得这样对待实在不公道。“然而，”他接口说道，“正是为了这一点，才把你们关进牢房。”“怎么，正是为了这一点？”“当然了，自由，正是为此，才剥夺了你们的自由。”我从未想到这一层。我赞同他的说法：“不错，”我对他说道，“否则惩罚什么？”“对呀，这种事儿，您能想通。其他人不行。不过，最终他们总能想法儿自行解决问题。”说罢，看守长就走了。
还有抽烟也是问题。我入狱那天，我的腰带、鞋带、领带，我口袋里的所有物品，尤其是我的香烟，统统让监狱人员搜走了。一转到单人牢房，我就要求把我的香烟还给我。可是，看守对我说，监狱禁止吸烟。头些日子特别难熬。这也许是给我最大的打击。我从床铺的木板上掰下木块，放进嘴里咀嚼。恶心不止，一整天我都想呕吐。我无法理解，吸烟又不危害任何人，为什么剥夺我吸烟的权利。后来我才明白，这也是惩罚的一项内容。不过，从那时候起，我逐渐习惯不吸烟了，对我来说，这种惩罚也就徒有其名了。
除开这些烦心事，我还算不上太不幸。再说一遍，问题全在于消磨时间。从我学会回忆的时刻起，我就终于有了营生，一点儿也不感到烦闷了。有时，我就回想我的房间，在想象中从一个角落出发，走一圈儿回到起点，在头脑里计数一路上所碰到的所有物品。起初，很快就计数完毕。可是，每次我重新开始，花的时间就长一些。因为，我要回忆每件家具，回忆每件家具中所装的每件物品，回忆每件物品的详细情况，回忆物品的详细情况包括每个镶嵌、每个裂纹、每个边角的毁损，以及涂什么颜色，是什么纹理。与此同时，我又力求这个清单次序不乱，毫无遗漏。这样回忆几个星期下来，我只要历数一下我那房间里的东西，时间也就打发过去了。我这样越追忆，更多被忽略和已被遗忘的东西，就从我的记忆中发掘出来。于是我憬悟到，一个人哪怕在世上仅仅生活过一天，进了监狱也不难度过百年。他有足够的记忆可供追寻，不会感到烦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特权。
也还有睡眠的问题。开头，夜间睡不好觉，白天根本不睡。后来逐渐好转，夜晚睡得着，白天也能睡一睡。可以说在最后几个月，每天我能睡上十六至十八小时。因此，我也就剩下六小时要打发了，用在吃喝拉撒上，用来回忆和阅读那个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故事。
说起来，我在草垫和床板之间，发现了一张旧报纸，几乎粘贴在草垫的衬布上，已经发黄，差不多透明了。报上刊登着一则社会新闻，开头部分缺失，故事看来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男子离开一座捷克村庄，要去发财致富。过了二十五年，他发了财，带着妻子和一个孩子回家乡。他母亲和妹妹在家乡的村子里开了家客店，他想给母亲和妹妹一个惊喜，就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另一家旅馆，只身回家，进了门，母亲没有认出来。他想取乐，还要了一间客房，亮出了自己身上带的钱财。为了夺取他的钱财，到了深夜，他母亲和妹妹用铁锤将他打死，尸体扔进河里。次日早晨，他妻子登门，还不知道发生了变故，讲出来这个旅客的真实身份。母亲自缢身亡。妹妹投井而死。[4]这个故事，我反复看了有几千遍。一方面，这种事很怪诞，令人难以置信；另一方面，却又极其自然。不管怎样，我觉得那名旅客有点儿咎由自取，人生绝当不得儿戏。
就这样，困了就睡觉，回忆，阅读这则社会新闻，昼夜交替，日复一日，时光不断流逝。我早就在书中读过，人关在监狱里，久而久之就丧失了时间的概念。然而，这对我没有多大意义。我还不明白在多大程度上，一天天可能既漫长又短暂。生活起来当然漫长，可是漫漫无边，最终又相互浸透了，从而混杂起来而丧失各自的名称。只有“昨天”或“明天”这样的字眼，对我还保留一点儿意义。
且说有一天，看守对我说，我入狱已有五个月了，他这话我相信，可又不理解。在我看来，不断涌现在我牢房里的，无疑是同一天，而我所做的也是同一件事。那天，看守走后，我对着铁饭盒照了照脸，觉得即使我强颜笑一笑，我在饭盒上的形象也依然很严肃。我拿着饭盒在眼前摇晃。我笑一笑，饭盒上映现的还是那副严肃而忧伤的样子。白天结束了，到了我不愿意谈论的时刻，这是没有名称的时刻，在一片寂静中，从监狱夜幕中升起暮晚的嘈杂声。我走近天窗，借着最后的亮光，再一次凝视自己的形象。总听见自己说话的声音。我听出来了，这声音在我耳畔已经回响了好多日子，我这才明白，在这么长时间里，我一直在自言自语。于是，我想起了妈妈葬礼那天，女护士说过的话。是的，真叫人无所适从，谁也想象不出监狱里的夜晚是怎样的情景。
三
其实真可以说，刚过了夏天，很快又到了夏天。我知道天气乍热，气温升高，我会有新情况发生了。我的案子安排在重罪法庭最后一轮庭审来审理，这一轮庭审将于六月内结束。案子开始公开辩论时，户外骄阳似火。我的律师向我保证说，辩论多不过两三天。他还补充道：“况且，法庭也得加速审理，因为您的案子不是这轮庭审中最重大的案件。紧接着还要审一桩弑父案。”
早上七点半钟，就来提我了，由囚车将我押送到法院。两名法警把我带进一个有阴凉感的小房间。我坐在一道房门旁边等待，隔着房门听得见谈话声、呼唤声、挪动椅子的声响，以及一片骚乱嘈杂声，让我联想到街区的节庆：音乐会结束之后，大家一起上手搬开座椅，大厅里腾出地方好跳舞。法警告诉我，必须等待开庭，一名法警还递给我一支香烟，让我谢绝了。过了片刻，他问我“是不是心里胆突突的”。我回答说“不”。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甚至挺感兴趣，要看一看审案的场面，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种机会。“不错，”另一名法警说道，“但是，看多了也就烦了。”
又过了一会儿，审判庭里响起了小铃声。于是法警给我卸下手铐，他们打开房门，把我带上被告席。审判大厅爆满，座无虚席。尽管拉着窗帘，有些地方还是透进了阳光，空气已经很憋闷了。窗户全关上了。我坐下来，法警守在我的两侧。这时候我才看见前面有一排面孔，他们都盯着我：我明白了，他们就是陪审员。但是我说不清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当时我只产生一种印象：我上有轨电车，面对一排乘客，所有这些不相识的乘客都窥视新来者，以便看出他身上的可笑之处。现在我深知，当时那种联想十分幼稚，因为这是法庭，他们寻找的不是可笑之处，而是罪行。不过，看起来区别不大，反正就是萌生了这种想法。
大厅门窗紧闭，又坐满了人，我也不免感到有点昏头涨脑。我又扫视一眼法庭，任何面孔也辨认不清。现在想来，我是一开始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些人都蜂拥而至，都是来看我的。平时，根本没人注意我这个人。必须动动脑筋我才想明白，我正是这种热闹场面的缘起。我对法警说：“人真多呀！”他回答我说，这是报纸连篇报道的效果；他还指给我看在陪审员下方，聚在一张桌子旁边的一伙人，并且对我说：“他们在那儿呢。”我便问道：“谁呀？”他又重复一遍：“报社的人。”他还认识其中一名记者。这工夫，那名记者看见他了，便朝我们走来。此人已经有一把年纪，样子挺和善，那张脸不时做个怪相。他特别热情地同法警握手。这时我注意到，大家都在相互见面，彼此打招呼，交谈起来，仿佛到了一家俱乐部，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又相聚，都非常兴奋。我也弄清自己何以产生了这种奇特的感觉：我在这里是个多余的人，有点儿像个不速之客。然而，那名记者却笑呵呵地跟我说话，对我说他希望我的事儿都会顺利解决。我向他表示感谢，他还补充道：“告诉您说吧，您这案子，我们还稍微炒作了一下。夏天，是报纸的淡季。只有你这个事件，还有那个弑父案，还能够吸引人。”然后，他指给我看，在他刚离开的那伙人里，一个活像一只肥胖的白鼬、戴着黑边大墨镜的矮个儿的家伙。他告诉我，那人就是巴黎一家报社的特派记者：“不过，他可不是专为您来的。但是，报社既然派他来报道那桩弑父案，就要求他兼顾您的案子。”说到这里，我差一点儿又要向他表示感谢，可是忽然想到，这样未免显得可笑了。他亲热地向我打个手势，便离开了我们。我们又等待了几分钟。
我的律师身穿律师袍，由许多同人簇拥着到庭了。他朝那些记者走去，同他们握手，一起打趣，说说笑笑，那样子真可谓无拘无束，直到法庭上响起铃声为止。于是所有人各就各位。我的律师走过来，同我握手，嘱咐我回答问题要简短，不可主动发言，余下的都由他来替我打理。
我听见左侧有人往后移动椅子的声响，扭头看到一个细高挑的男人，戴着夹鼻眼镜，仔细搂起红色法袍坐下去。他就是检察官。执达员宣布开庭。与此同时，两台大电扇开了，嗡嗡转起来。三位法官，两位身着黑袍，另一位身披红袍，拿着案卷走进法庭，快步走向俯瞰大厅的审判台。身披红袍的法官居中坐到扶手椅上，摘下直筒无边高帽，放到面前，拿手帕拭了拭他那窄窄的秃脑门儿，这才宣布开庭审案。
记者们已经开始执笔在手了，他们人人都是同样一副冷漠的、略带嘲讽的神态。不过，他们当中有一个年轻得多，身穿灰色法兰绒制服，扎一条蓝色领带，他把笔放在面前，目光凝视着我。从他那张五官不很端正的脸上，我只看见一双非常明亮的眼睛：那双眼睛聚精会神地审视我，却丝毫没有流露出明确的表情。于是，我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我这是自我关照。也许正因为如此，还因为我不懂得审案程序，我就不大理解随后所发生的一切了，譬如什么陪审员抽签，庭长向律师提问，向检察官提问，向陪审团提问（每次提问陪审员的头都转向审判台），快速宣读起诉书，我倒听出了一些地名和人名，然后再次向律师提问。
这时，庭长说要传唤证人。执达员念了几个人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从刚才还一片模糊的旁听席人群里，我看见一个一个证人站起来，由边门出去，有养老院院长和门房、托马斯•佩雷斯老头、雷蒙、马松、萨拉马诺、玛丽。玛丽还微微向我打了个焦虑的小手势。我尚在奇怪怎么没有早些发现他们，忽听又念到最后一个名字。塞莱斯特站起身，我认出坐在他身边的那个矮小的老太婆，在饭馆里见过。她仍然穿着那件收腰上衣，仍然一副干脆而果断的样子。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看我。但是，我没有时间细想，庭长就发话了。他说真正的庭辩即将开始，他认为无须要求听众保持安静。他声称自己在这法庭上，就是不偏不倚的态度，引导一个案件的辩论，并且愿意客观地审查这个案件。陪审团将按照正义的精神做出判决，不管怎样，哪怕出现极其微小的干扰，他也要休庭静场。审判大厅里越来越热，我看见旁听的人都用报纸扇风。这就形成持续不断的沙沙的纸张摩擦声响。庭长打了个手势，执达员立即拿来三把草编的扇子，三位法官接到手便扇起来。
随即开始审问我了。庭长向我发问，语气很平和，甚至让我觉得带着几分亲切感，他还是让我报出姓名身份，我虽然颇为恼火，但是心想，其实这是相当自然的，因为把一个人错当另一个人来审判，那后果就太严重了。接着庭长开始复述我的供词，每念三句话就问我一声：“是这样吧？”每次我都回答：“是的，庭长先生。”完全按照律师对我的指导。这个过程时间很长，因为庭长复述的内容很详尽。这段时间自始至终，记者都在记录。我感觉到那个最年轻的记者，以及那个自动木偶似的矮小女人注视我的目光。有轨电车上一排座的陪审员，脑袋都转向庭长。庭长咳嗽一声，翻阅案卷，摇着扇子转身面朝我。
庭长对我说，现在他要涉及几个问题，表面上看似与我的案子无关，而实际上很可能关系密切。我明白他又要提起我妈妈，同时感到这事烦透了。他问我为什么要把妈妈送到养老院。我回答说，那是因为我没有钱雇人看护并服侍她。他又问我这样做是否有损个人感情，我便回答，无论妈妈还是我本人，都不再期待从对方得到什么了，也不期望于任何人，况且我们母子二人都已经习惯了各自的新生活。于是庭长说他无意揪住这一点不放，又问检察官是否还有问题要向我提出来。
检察官朝我半转过身，并不正眼瞧我，声称他得到庭长允许，想要了解我独自一人回到那泉水边，是否蓄意杀害那个阿拉伯人。我答道：“不是。”“那么，被告为什么带着枪，为什么偏偏又回到那个地点呢？”我回答那完全是巧合。检察官便阴阳怪气着重说了一句：“暂时就问这些。”随后的情景有点杂乱，至少给我这种印象。不过，庭长小声同各方商榷之后，宣布休庭，推迟到下午听取证人证词。
没容我时间考虑，就把我带走押上囚车，送回监狱吃饭。时间安排得很紧，我刚要喘口气，觉得自己累了，就又来人提我了。一切又重新开始，我又回到了大厅，又面对原来那些面孔。只有一点不同，大厅里气温要高得多，仿佛发生了奇迹。每位陪审员、检察官、我的律师，以及几名记者，也都人手一把草编扇子，仍旧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我。
我擦了一把满脸流的汗水，直到听到传唤养老院院长上庭做证时，我才对这地点和自身恢复一点儿意识。有人问他，我妈妈是否抱怨过我，他回答是的，但是他又说，他那里的老人都有点儿这种怪癖，抱怨自己的亲人。庭长请他说具体点儿，妈妈是不是指责过我把她送进了养老院。院长还是回答说是的，不过这次他没有补充什么。他回答另一个问题时，说葬礼那天，他对我的平静态度深感意外。庭长又问他所谓的平静是什么意思。这时院长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说我不愿意看看妈妈的遗体，我一次也没有哭过，下葬之后马上离去，也没有在墓前默哀。还有一件事令他很惊讶，殡仪馆一名职工曾对他说过，我不知道妈妈的年纪。一时间，大厅里静下来，庭长问养老院院长，他所讲的是不是我。院长没听明白问题，庭长就对他说：“这是法律规定。”接着庭长又问检察官，还有没有什么要问证人的，检察官便朗声说道：“噢！没有了，这就足够了。”他的声音极其响亮，朝我瞥来的目光得意扬扬，以致多少年来，我第一次产生了想哭的愚蠢念头，因为我感到我多么受所有这些人的憎恶。
这时，庭长又问陪审团和我的律师是否还有问题，然后听取了养老院门房的证词。同其他所有证人一样，门房做证也重复了同样的程序。他从我面前走过时，瞥了我一眼，随即移开了目光。他回答了向他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不想见妈妈最后一面，说我抽了烟，睡了觉，还喝了牛奶咖啡。这时候我感到升起某种情绪，逐渐弥漫整个大厅，我第一次领悟自己是有罪的。庭长要求门房把喝牛奶咖啡和吸烟的情形再讲一遍。检察官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嘲讽的亮光。这时，我的律师问门房，是否同我一起吸烟了。可是，检察官却猛地站起来，激烈反对这个问题：“这里究竟谁是罪犯，而这种方式又多么卑劣，蓄意污蔑案件的证人，贬低证词，但是证词照样不消减其巨大威力！”庭长说反对无效，要求门房回答问题。老人神态窘迫，说道：“我完全清楚当时不该那样做，可是，我不好拒绝先生递过来的香烟。”最后，庭长问我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我回答说没有，只想说证人是对的。当时的确是我递给他一支烟。门房于是瞧了瞧我，略显惊讶，又带着几分感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才说道，是他请我喝的牛奶咖啡。我的律师闻听此言，立即得意地大呼小叫，声明陪审团会做出判断。检察官岂能容得，在我们头顶响起雷鸣般的吼声：“是的，陪审员先生们定会做出判断，他们也会得出结论，一个不相干的人可以请喝牛奶咖啡，但是一个儿子，在生身之母的遗体跟前，就应该谢绝。”门房回到自己的座位。
轮到托马斯·佩雷斯做证时，一名执达员不得不搀扶着，一直把他送到证人席。佩雷斯说，他主要是认识我母亲，只见过我一面，就是在葬礼那天。法官问他那天我的所作所为，他回答说：“各位应该理解，当时我痛不欲生，什么也没有看到，是过分伤心才顾不上看什么。因为，当时我肝肠痛断，甚至还昏厥过去。因此，我不可能看到先生。”检察官问他，至少是否看到我哭过。佩雷斯回答说没有，于是，检察官也同样来了一句：“各位陪审员先生自会做出判断。”我的律师一听便火了，用一种我都觉得颇为夸张的语气问佩雷斯，他是否看见过我没有哭。佩雷斯回答说：“没有。”引得哄堂大笑。我的律师撸起一只衣袖，以不容置辩的语气说道：“这就是本案审理的形象：什么都真实，什么都不真实！”检察官板着面孔，拿着铅笔连连戳着他案卷上的一个个标题。
庭审暂停五分钟，我的律师趁机对我说，一切都往最好的方向发展，然后就听见传唤塞莱斯特出庭为辩方做证。辩方就是我。塞莱斯特不时朝我瞥来一眼，手上不停地卷动一顶巴拿马草帽。他身穿一套新装，仅仅有几个星期天跟我一起去看赛马时才穿过。但是，现在想来，这次他没有戴活领，衬衫的领口只用一个铜纽扣扣住。庭长问他我是不是他的顾客，他当即回答说：“是啊，而且还是朋友呢。”又问他如何看我这个人，他回答说我是个男子汉；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就声称人人都晓得这是什么意思；问他是否注意到我这个人很封闭，而他仅仅承认我不讲废话。检察官问他，我是否总能按时付饭钱。塞莱斯特笑了，明确地说：“这是我们之间鸡零狗碎的事儿。”庭长又问他如何看我所犯的罪行。这时他双手按住栏杆，看得出来他事先有所准备。他说道：“在我看来，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一件不幸的事，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让人无法辩解。没错！在我看来，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他还要接着讲下去，但是庭长对他说，这样就可以了，并向他表示感谢。然而，他仍站在原地，有点儿发愣，终于声称还有话要讲。庭长要求他简短。他又重复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于是庭长对他说：“对，当然了。而且我们在这里，正是为了审理这类不幸的事。我们感谢您。”于是，塞莱斯特朝我转过身来，就好像他已经尽心尽力，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我觉得他眼睛放光，嘴唇在颤抖，那样子似乎要问我，他还能做些什么。我呢，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表示什么，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萌生了要拥抱一个男人的愿望。庭长再次请他离开证人席，塞莱斯特这才回到旁听席坐下。在随后的庭审过程中，塞莱斯特一直坐在那里，身子微微往前倾，臂肘撑在膝盖上，双手拿着草帽，专心听所有的发言。玛丽进来了。她戴着帽子，还是那么美丽。不过，我更爱她长发披肩的样子。从我所在的位置，我能看出她那乳房的轻盈，也熟识她那微微鼓起的下嘴唇。她显得非常紧张。庭长开口就问她，是什么时候认识我的。她说明那是她在我们这家公司工作时期认识的。庭长还要了解她跟我是什么关系。她回答说是我的女友。她回答另一个问题时，说她的确要跟我结婚。正在翻阅一份材料的检察官突然发问，她是什么时候同我发生关系的。她说出了日期。检察官若不经意地指出他觉得那正是妈妈下葬的第二天。接着，他就以讥讽的口气说他不愿意追问一种微妙的境况，非常理解玛丽的廉耻，然而（说到这里，他的语调更加严厉），他职责在身，不得不超出世俗之见。因此，他请求玛丽概述我们发生关系那天的经过。玛丽不肯讲，但是顶不住检察官的逼问，就是那天我们去海滩游了泳，去看了电影，又回到我的家中。检察官说，他看了玛丽在预审中提供的证词之后，便察看了那天电影院放映的影片，随即又说玛丽可以亲口说出那场放映的是什么电影。玛丽声音几乎低沉地，如实说了是费尔南德尔主演的一部电影。她讲完了，全场一时间鸦雀无声。这时，检察官便站起身，神情十分严肃，抬手指向我，以一种让我觉得动了真情的声音，一板一眼沉稳地说道：“各位陪审员先生，此人在自己母亲下葬的次日，就去下海游泳，开始不正常的男女关系，还去看滑稽电影寻欢作乐。我不必再对你们说什么了。”检察官坐下了，全场始终鸦雀无声。突然间玛丽放声大哭，她说事情不是这样的，还有别的情况呢，有人迫使她说了违心的话，她说非常了解我这个人，没有干过任何坏事。这时，执达员在庭长的示意下，将玛丽带走了，庭审继续。
接下来马松出庭做证，几乎没人听了。马松明确说我是个正派人，他甚至要说我是个老实人。待到萨拉马诺出庭做证，也同样没人注意听了。他回顾说，我对他的狗很好，在回答关于妈妈和我的问题，他说我跟妈妈已无话可说，出于这种缘故，我就把她送进了养老院。“应当理解”，萨拉马诺说道，“应当理解。”然而，似乎谁也不理解。他也被人带下去。
接着，就轮到雷蒙出庭做证了，他也是最后一名证人。雷蒙向我打了一个小手势，他开口就说我是无辜的。但是，庭长明确一句：法庭要他讲事实，而不是下判语。请他回答问题。法官要他说明他同被害人的关系。雷蒙趁机就说，被害者恨的是他，自从他扇了那家伙姐姐的耳光就恨上他了。庭长却问他，被害者是不是没有理由恨我。雷蒙说我去海滩，完全是一种偶然。于是，检察官问他，酿成这个事件的缘起，那封信出自我的手笔，又该如何解释。雷蒙回答说，这也是偶然的。检察官反驳道，在这个事件中，偶然对良知犯下种种罪行。他想了解，当雷蒙打他情妇的时候，是不是出于偶然，我才没有出面劝阻，是不是出于偶然我才去监察分局为他做证，而我做证时所讲的话显然是纯粹的偏袒，是否也是偶然呢。最后，他问雷蒙靠什么谋生，雷蒙回答说当“仓库管理员”，检察官立即向陪审团声明，众所周知，这名证人是个拉皮条的，以色情行当为业，而我正是他的同谋和朋友。这个案件是一个极其卑鄙下流的悲惨事件，更因为有一个道德魔鬼做帮凶而尤其严重。雷蒙想要申辩，我的律师也表示抗议，但是，庭长制止他们，要让检察官把话讲完。检察官又说道：“我没有多少话要补充的了。他是你的朋友吗？”他问雷蒙。“对，”雷蒙回答，“是我的好哥们儿。”于是，检察官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瞧了瞧雷蒙，他并没有移开目光。我便回答：“是朋友。”检察官这才转过身去，面对陪审团朗声说道：“正是这个人，在母亲下葬第二天，就过起放荡的生活，无耻到了极点，只为微不足道的原因，就杀了人，以便摆平一种伤风败俗的纠纷。”
检察官说罢就坐下了。我的律师早已按捺不住，高举起双臂，袍袖滑落下来，露出上了浆的衬衣的皱褶，他高声嚷道：“究竟控告他埋葬了自己的母亲，还是杀了一个人？”一语引起哄堂大笑，检察官随即又站起来，身披着法袍，宣称这位可敬的辩护律师一定是太天真了，都感受不到这两件事之间有一种深刻的、悲怆的本质关系。他用力高声说道：“是的，我控告这个人怀着一颗犯罪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样一声宣判，似乎大大震撼了全场听众。我的律师耸了耸肩膀，擦了擦满额头的汗水。看来他也动摇了，当即我就明白了，我这案子情况不妙。
庭审结束。我走出法庭上囚车的片刻时间，又领略了夏天暮晚的气息和色彩。在我这流动的监狱的幽暗中，我恍若从疲惫的深渊一一听出我所喜爱的城市在我偶尔开心的时刻所有熟悉的声响。报贩在已经放松的气氛中的叫卖声，街心花园最后一批的鸟鸣，兜售三明治的小贩吆喝声，有轨电车在高坡街道拐弯时发出的呻吟，夜幕降临港口之前天空的这种喧闹，所有这些声响，对我重新构成一条盲人路线，是我入狱前熟知的路线。不错，正是这种时刻，我曾感到开心，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等待我的总是连梦也不做的轻松睡眠。可是，情况有所变化，我等待第二天到来时，还是回到我的单人牢房。此情此景，正如夏季天空中划出的熟悉的道路，既可通向监狱，也能通向安眠。
四
即使坐在被告席上，听着别人谈论自己，也总归是很有趣的事。检察官和我的律师进行辩论时，可以说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我，也许更多涉及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的罪行。然而，控辩双方的言论，真有那么大差异吗？律师举起双臂做有罪辩护，但认为情有可原。检察官伸出双手，揭发罪行，但认为罪不可赦。不过，有一件事，让我隐隐感到别扭。虽然我心事重重，有时我还真想插言，可是，我的律师总对我说：“您不要讲话，这样对您的案子才有利。”在一定程度上，大家好像撇开我来处理这个案件，整个过程都没有我参与。他们并不征求我的意见，就在那里决定我的命运。我不时就要打断所有人的话头，明确说道：“请问谁是被告呢？成为被告这是重大的事情。我有话要讲！”但是思虑再三，我又觉得无话可说。况且，也应当承认，把心思放在别人身上的兴趣不会持续很久。譬如说，检察官的控词，很快就让我听腻了。正在打动我的，或者引起我的兴趣的，也只有脱离整体的一些片段、一些手势，或者几段议论。
如果我理解对了的话，检察官思想的深处，就是认为我是预谋杀人。至少，他千方百计要证明这一点。正如他本人所说：“先生们，这一点我会证明的，我会从两方面证实，首先要以事实的耀眼的光芒，其次，要借用这颗罪恶灵魂的心理向我提供的微光。”他概述了妈妈死后的一连串事实，历数了我丧母时的冷漠态度，不知道妈妈的年岁，下葬的次日就同一个女人去游泳，又去看电影，看费尔南德尔的片子，最后，又带着玛丽回家。检察官总说“他的情妇”，当时我还没有听明白，对我来说，就是玛丽。随后，他又说到雷蒙的事件。我认为他看事情的方法不乏清晰，他讲的话也挺靠谱。我先是同雷蒙合谋写了那封信，以便把他的情妇引出来，交到一个“品行不良”的男人手里去虐待。在海滩上，是我向雷蒙的对头挑衅，结果雷蒙受了伤。于是，我向雷蒙讨来了手枪，又只身回去使用。我按照心中的盘算，一枪打死了那个阿拉伯人。我等了片刻，“为确保活干得漂亮”，我又连开了四枪，从容不迫，万无一失，可以说经过深思熟虑。“事实就是这样。先生们，”检察官说道，“我在诸位面前重新勾画出事件的线索，此人沿着这条线索走下去，在完全知情的状态中杀了人。我要强调这一点。”他说道，“只因这不是一桩普通杀人案，不是一种不假思索、你们认为有些情节可以减轻罪责的行为。此人，先生们，此人很聪明。你们听到他的发言了，对不对？他善于答辩。他深知词语的分量。真不能说他行动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听他讲，并且听到他认为我聪明。可是我又不大理解了，一个普通人的优点，怎么就能变成控告一名罪犯的重大罪状呢。至少，这让我深感诧异，我也就不再听检察官讲什么了，直到听他说：“他是不是稍微表示些悔意呢？从来没有，先生们。在预审过程中，此人对他的罪恶没有一点儿痛心的表示，一次也没有。”说到这里他转向我，用手指着我，继续对我大张挞伐，弄得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当然了，我却不能不承认他说得对。我对自己的行为并不怎么痛悔。但是如此激烈的指控却令我骇怪。我很想好言好语给他解释，几乎怀着些许友爱，说是任何事情，我都从来做不到真正后悔过。我的心思总是牵挂着即将发生的事情，牵挂着今天或明天。只是他们把我置于这种境地，我当然不能以这口吻跟任何人说话了。我没有权利表现出友爱，没有权利表现出善意。因此，我还是尽量听听，因为检察官开始讨论我的灵魂了。
他说他曾仔细观察了我的灵魂，应该告诉陪审员先生们，他什么也没有发现。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灵魂，毫无人性，而维系人心的道德准则，也没有一条能为我所接受。“毫无疑问，”他补充道，“我们也无法谴责他。既然他接受不了，我们就不能怪他缺乏。然而在这个法庭上，宽容的任何消极作用，都应当化为正义的功用，这不大容易，但是更为高尚。尤其是这个人身上发现的这种心灵黑洞，正转变成社会可能堕入的深渊。”正是这节骨眼儿上，他又提起我对妈妈的态度，重复他在辩论中所讲过的话。但是，他谈论这个话题，比谈论我的罪行要冗长得多，简直太长了，最后我已毫无感觉，只觉得这天上午酷热难耐，这种状况，至少一直到检察官停下为止。他沉吟了片刻，接着又说道，这次声音低沉而又坚信不疑：“还是这个法庭，先生们，明天就将审判一桩滔天大罪：一件弑父凶案。”依他之见，这样穷凶极恶的谋杀，完全超出了人类的想象。他敢期望人类的正义定会严惩不贷。而且，他要直言不讳，这桩罪恶所引起他的憎恶，几乎不逊于他面对我丧母的冷漠态度所感到的憎恶。同样依他之见，一个在精神上杀害了自己母亲的人，比起一个亲手杀害生身之父的人，都是以同样罪孽自绝于人类社会。不管怎样，前者为后者的行为做好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宣告后者的行为，并且使之合理。他提高声音又说道：“先生们，如果我说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个人，跟这个法庭明天要审判的弑父者同样罪不可赦，我确信，你们不会认为我的想法大胆得过分了。他也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说到这里，检察官擦了擦汗水反光的脸。最后他说，他的职责履行起来很痛苦，但是坚决恪尽职守。他断言我不承认这个社会的基本准则，也就跟社会毫无瓜葛了，我不懂得人心的起码反应，更不可能求助于人心。“我向你们要求这个人的首级，”检察官说道，“而我怀着轻松的心情，向你们提出这个要求。因为这种职业生涯，我从事已久，如果说也时而要求处死罪犯的话，那么今天非同以往，我感到这种艰难的职责获得了报偿，得以平衡，并受到双重启迪：一方面意识到要遵从一种不可抗拒的神圣命令，另一方面，我面对一张除了残暴，什么也看不出来的面孔所产生的深恶痛绝。”
检察官重又坐下，全场肃静了好半天。我又闷热又惊愕，正自昏头涨脑。这时，庭长轻咳了两声，语调非常低沉地问我，是否有什么补充说明的。我是很想说几句，站起身来，一开口就没头没脑，说我不是有意要打死那个阿拉伯人。庭长回答说，这是一种表述，可是到现在他也抓不住为我辩护的要领，因此在听取我的律师陈述之前，最好先听听我来说明我的行为的动机。我说得很快，有点儿语无伦次，并且意识到自己挺出丑，我说当时的行为是阳光引起的。大厅里有人笑起来。我的律师耸了耸肩膀，庭长随即就让他发言了。可是，他却声称时间已晚，而他要讲好几个小时，请求推迟到下午。法庭同意他的请求。
下午，大电扇还一直搅动着大厅里混重的空气，而陪审员手上的五颜六色的小扇子，则全朝一个方向摇动，我的律师的辩护词，在我听来似乎永远也讲不完。不过，有一段时间，我听他讲了，只因他说：“不错，我杀了人。”接着，他继续以这种口气，每当说到我时，就总讲“我”如何如何。我感到非常奇怪，便朝一名法警俯过身去，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让我别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才解释说：“所有辩护律师都这样做。”可是我想，这又是力图把我排除在案件之外，把我压缩成零，在一定意义上取而代之。不过，现在想来，当时我离开那座审判大厅已经很远了。况且，我觉得我的律师未免滑稽可笑。他为挑衅的行为辩护，很快就讲过去，然而也大谈起我的灵魂。但是，他给我的感觉，远不如检察官那么能言善辩。“我也同样，”他说道，“仔细观察了这颗灵魂，然而跟检察院的这位杰出代表截然相反，我却有所发现，可以说我读到了一部翻开的书。”他从中看出我的为人正派，按时上班，工作任劳任怨，忠于聘用我的公司，受到所有人的喜爱，而且同情别人的苦难。在他看来，我是一个模范儿子，尽心尽力长期赡养自己的母亲。最后，我把老母亲送进养老院，希望她能过上我的经济达不到的舒服生活。“先生们，我实在奇怪，”他又说道，“竟然围绕着这家养老院大做文章。因为归根到底，如果必须证明这类机构的功能与重大价值，那只需指出正是国家本身予以资助。”他独独不提葬礼的事儿。我就感到这是他辩护词的一个缺失。所有这些长篇大论，所有这些时日，这样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没完没了地谈论我的灵魂，让我产生一种印象：一切都变成我看着眩晕的无色无臭的水流。
到头来，我只记得，在我的律师继续发言的时候，一个卖冰的小贩所吹的喇叭声，穿过法院的一个个厅室，从大街一直传到了我的耳畔，引起如潮的回忆涌入我的脑海：在一种不再属于我的生活中，我曾经找到那些极其可怜、极难忘怀的欢乐，诸如夏天的气味，我喜欢的街区，黄昏时分的某种天色，玛丽的欢笑和衣裙。于是，我在这里所做的无用功，便从心头涌上来，堵住我的喉咙，我只盼望尽快结束，以便回到牢房睡大觉。因此，我的律师最后高声呼吁，我都没有怎么听见：他说一个诚实的劳动者，因一时的糊涂而失足，陪审员先生们不会不给他留一条活路，他请求考虑减刑的情节，说我已经背负着这桩罪过，要悔恨终身，这是对我最可靠的惩罚。法庭宣布休庭。我的律师坐下来，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可是，他的同人都纷纷走过来，同他握手。我听见他们说：“真精彩，亲爱的。”其中一位拉我做证：“嗯，怎么样？”他对我说。我表示赞同，不过，我的恭维言不由衷，只因我实在太累了。
这工夫，外面天色渐晚，也不那么炎热了。我听见街上传来的一些声响就能推断出薄暮的温馨。我们所有人，都在那里等待。而我们一起所等待的事，仅仅涉及我一个人。我再次扫视了审判庭。一切如旧，跟头一天相同。我又跟那个身穿灰色外衣的记者，以及那位自动木偶似的女人的目光相遇。这让我想到在审案过程中，自始至终我没有用目光寻找玛丽。我并不是把她忘记了，只是事情应付不过来。我瞧见她坐在塞莱斯特和雷蒙中间。她向我打了个小手势，仿佛表示：“总算完了”，我看到她那略显不安的脸上挂着笑容。但是，我感到自己的心扉已经关闭，甚至未能回应她那微笑。
全体审判人员回来就座。庭长快速地向陪审团念了一系列问题。我听到所有“犯有杀人罪”……“预谋犯罪”……“可减轻罪行的情节”。陪审员都出去了，我也被带到一间小屋等待。我的律师前来看我，他的话特别多，跟我说话表现出空前的信心和亲热的态度。他认为整个案件会完事大吉，我坐上几年牢，或者服几年苦役，事情也就了结了。我问他，万一判得太重，是否有机会上诉撤销原判。他回答说不可能。他的策略是辩方不提出结论性的意见，以免引起陪审团的反感。他还向我解释说，不能随随便便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我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接受了他的观点。冷静考虑一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如此，那又得无谓耗费多少公文状纸。“不管怎样，”我的律师又对我说道，“上诉的路是通的。但是我确信，一定会从轻判决。”
我们等了很久，估计有三刻钟。终于响起了铃声。我的律师同我分手时说道：“陪审长要宣读对控辩双方的评语。要等宣读判决词的时候，才会让您进去。”一阵开关房门的声响。一些人奔跑着上下楼梯，听不出离我远近。继而，我听见审判庭里一个低沉的声音宣读了什么。铃声再次响起，隔离室的门已然打开，迎面袭来的是法庭的寂静，一片寂静。我看到那个年轻记者避开目光时所产生的奇异感觉。我没有朝玛丽那边望去。时间不容许，因为庭长用一种怪异的方式对我说，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我将在广场上斩首示众。我这才觉得明白了我在所有人脸上所看到的表情。我相信那是一种敬重。法警对我的态度格外和蔼。律师的手按住我的手腕。我再也不想什么了。庭长却问我，有没有什么话要讲。我想了想，随后便答道：“没有。”于是，就把我带出法庭了。
五
我拒绝接见神父，这已经是第三回了。我跟他无话可说，也不想说话了，反正过不了多久就能见到他了。眼下我所关心的，就是如何逃脱上断头台的命运，弄清楚能否绝处逢生。给我调了牢房。躺在这间牢房里，我能望见天空，也只能看见天空。我就整天整天观望天空的脸色，从白昼到黑夜色彩的衰变。我头枕双手等待着。我心里不知道琢磨了多少回，那些死刑犯中是否有这样的例子：他们在无情的断头机启动之前，忽然逃脱了，冲破了警戒线，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我责怪自己，当初怎么就没多注意看看描写处决犯人的作品。人生在世，总应该关心这些问题。人有旦夕祸福，真难说会出什么事儿。我同所有人一样，倒是读过报纸上刊登的报道。但是肯定有专著，我却从来没有兴趣找来看看。我在那类书中，也许能看到讲述越狱的章节。那么我就会了解，在转动的轮子至少停止的情况下，在这种不可抗拒的预谋中，偶然与运气，仅此一次，就改变了某种事态。仅此一次！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这对我就足够了。余下的事由我的心去摆平。报纸经常谈论一种亏欠社会的债，主张必须偿还。然而，这并不能启发想象力。一种越狱的可能性才是重要的。要跳出害人的常规，要狂奔，给希望提供全部机会。自不待言，希望，就是奔跑中，被一颗飞来的子弹击倒在街头。可是，想来想去，这种奢望连一点点可能性都没有，一切都禁止我有这种非分之念，断头台又把我牢牢钳住。
我再怎么善良，也不可能接受这种草菅人命的确认。因为，这种确认所依赖的判决，与判决自宣读之时起坚定的执行之间，却存在着一种荒唐的不相称。事实上，判决词不是在十七点钟，而是拖延到二十点钟才宣读的，这就很可能大变样了，而这一判决是由一些更换了内衣的男人做出来的，并且基于法兰西人民（或者德国人民、中国人民）这样一种模糊的概念，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一系列事实大大削弱了如此重大决定的严肃性。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认，这种决定一旦做出了，就变得确定无疑了，就跟我的身体狠狠撞击的这面墙壁同样真实存在。
在这种时候，我想起来妈妈给我讲过的关于我父亲的一段往事。我没有见过父亲。我对这个人所了解的全部具体情况，也许只有当时妈妈给我讲的这段往事，他去看处决一个杀人犯的场面。他有了这样想法，就感到不舒服了，但他还是去了，回来便呕吐，吐了上午大半天的时间。因此我有点讨厌父亲。现在我才明白，去观看处决犯人是极其自然的事。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还有什么比处死人更重要的呢，而归根结底，这是一个男人真正感兴趣的事！我若是能有出狱的那一天，只要有执行死刑的场面，一定全去观看。现在我认为我不该想到这种可能性。因为，这样一种念头，看到自己悠闲自在，一天早晨站在警戒线的外面，也可以说站在另一侧，成为围观者，看了之后就可能呕吐，一想到这些，一种掺了毒的喜悦便涌上心头。当然，这样想并不理智。我不该浮想联翩，做出这类假设，因为片刻之后，我就感到冷彻骨髓，赶紧钻进被窝里，蜷缩成一团，牙齿咯咯打战，怎么也抑制不住。
自不待言，人不可能总那么理智。譬如说，也有那么几回，我还制定起法案来。我改革刑法制度，特别注意到，关键是给被判极刑的人一次机会。一千次机会哪怕只给一次，这就足以能理顺许多事情。因此，我认为可以造出一种化合药剂，死囚（我想到的是死囚）服下去便可毙命，这是十拿九稳的。囚犯了解这一点，这也是条件。因为，我考虑再三，心平气和地权衡，还是看到断头台的缺陷，就是不给受刑者任何机会，绝对不给。总之，一旦判处死刑，就必死无疑。这便是铁案，一锤定音，公认的协议，不能再翻案。如果断头机意外失灵那就得重新执行。因此，令人讨厌的是，受刑者还得祝愿机器运转正常。这就是我所说的缺陷。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如此。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看，我又不能不承认，一种好的组织的全部奥秘正在于此。总而言之，死刑犯不得不在精神上进行合作。不出事故，一切正常运转，才符合他的利益。
我也不得不指出，在这些问题上，此前我的看法并不正确，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也不知道是何缘故——要上断头台，必须一级一级登台阶上去。我想这是受1789年大革命的影响，我是指在这些问题上，别人交给我或者让我看到的一切影响了我。但是，有一天早晨，我忽然想起报纸上刊登的一幅照片，报道一次引起轰动的处决场面。其实，设施特别简单，断头机就直接放置在地面，要比我想象的窄小得多。也真够怪的，我怎么没有想起来。照片上的断头机给我印象很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做工完美，亮晶晶的。人对不了解的东西，总要产生夸张的想法。相反我就应该看出，一切都很简单：断头机和走过去的人，处于同一水平上。他走到断头机前，就像同一个人会面。这也是令人烦恼的事。登上断头台，仿佛是登天，想象力可以仅仅抓住这种幻觉。然而，断头机毁掉这一切，不声不响就被处死了，未免有点丢脸，但是非常精准。
还有两件事，时刻萦绕我的心头，即黎明和我的上诉。但我还是保持理智，尽量不去多想。我躺在床上，凝望天空，竭力对天空产生兴趣。黄昏时分，天空变成绿莹莹的。我再次克制一下，以便扭转思路。我倾听心跳声，实在无法想象这心跳声伴随我这么久，竟会戛然而止。我从未有过名副其实的想象力，但我仍然设想心跳声不在延伸到我的头脑的瞬间情景。然而徒劳。黎明或者我的上诉还是挥之不去，到头来我便心中暗道，最理智的做法就是不要强迫自己了。
我知道，他们通常黎明时分来提人。总之，我这些夜晚总是专心等待这样一天的黎明。无论什么事，我向来不喜欢猝不及防。一旦出事儿，我更愿意有所准备。因此，除了白天睡一会儿，最终我就不睡觉了，整夜整夜耐心等待天窗上诞生曙光，最难熬的就是天将亮而未亮的时分[5]，我知道这正是他们采取行动的时间。午夜一过，我就等待并窥伺着。我的耳朵从未捕捉过这么多声响。从未辨别出如此细微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我甚至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我的运气还算不错，始终没有听见脚步声。妈妈经常说，人走背字，也绝不会事事倒霉。我身陷囹圄，对妈妈的说法深以为然，只因天空出现了彩霞，新的一天溜进了我的牢房。本来我可以听见脚步声逼近，我就可能紧张得心脏爆裂。即使有最细微的窸窣声，我也急忙冲到门口，耳朵甚至贴到门上，气急败坏地等待，直到听到自己的呼吸，又不免惊恐，听出声音那么嘶哑，活像一条狗在喘息，好在我的心脏没有爆裂，我又赢得了二十四小时。
整个白天，就由我的上诉占据。现在想来，我是充分发掘了这个念头。我估量所能取得的效果，从我的思考中获得最大的收益。我总是做出最坏的设想：我的上诉被驳回。“好吧，我就死定了。”比别人早死，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众所周知，这样活在世上也不值当。说到底，我岂不晓得，活三十岁还是活七十岁，这都无所谓，因为不管是哪种情况，还有别的男男女女将活在世上，几千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总之，这再清楚不过了。不管是现在还是再过二十年，反正死的是我。此时此刻，我这样推理思考，让我稍微感到局促不安的是，想到还有二十年要生活，我所感到自身上的这种大跨度的跳跃。不过，这种跳跃我只好遏止，不去想象二十年后还得到死期，我又会有什么想法。既然必有一死，那么如何死，什么时候死，也就无关紧要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难办的就是不要疏忽“因此”这个词所表达的推理的整个逻辑），因此，我就应该接受我的上诉被驳回的事实。
这时，唯有这时，才可以说我有了权利，能以某种方式谈论第二种假设了：我获得了减刑。麻烦的是，我的血液和肉体一阵狂喜，刺痛我的双眼，必须克制一点儿这样剧烈的冲动。我必须竭力压抑这声欢叫，竭力规劝自己。即使做出这种假设，也必须保持放松自然的态度，以便在第一种假设中，我更可能认命顺从。我还真抑制住了冲动，从而赢得了一小时的平静。这毕竟不可小觑。
恰恰在这样的时刻，我再次拒绝接待神父。我正躺在床上，看天空变成淡淡的金黄色，就猜出临近夏日的黄昏。我刚把上诉抛置脑后，得以感受全身血流正常流动了。我没有必要见神父。好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想到了玛丽。已有好些日子，她没有给我写信来了。那天晚上，心中不免暗道：也许她厌烦了，不想做一名死刑犯的情妇了。我倒是也想到，也许她病倒了，或者死掉了。这样想也符合事物的规律。我们二人的肉体关系，现在已然断绝，除此之外别无任何联系，彼此也不思念，我怎么可能知道她的近况呢。况且，从这一刻起，我再回忆玛丽，也就与自己无关系了。她已经死了，我也不再关心她了。我觉得这很正常，我也同样完全理解，我死后就会被人遗忘。他们跟我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甚至不能说，想到这种情况心里会难受。
恰巧这时候，监狱神父走了进来。我一看到他，浑身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他发觉了，对我说不要害怕。我对他说，他平常不是这个时候来。他就回答说，这次是完全友好的探视，同我的上诉毫无关系。他坐到我的小床上，请我坐到他身边。我谢绝了。不过，我感到他的态度非常和蔼。
他的两只小臂搁在膝上，坐了好一会儿，低头注视着自己的双手。他那双手纤细，但结实有力，让我联想到两只敏捷的野兽。他慢悠悠地搓着双手，头始终垂着，就这样待了许久许久，一时间我恍若忘记他的存在了。
突然，他抬起了头，目光直视我，对我说道：“您为什么拒绝我来探望呢？”我回答说我不信上帝。他想了解我对此是否有把握，我便说我没有必要考虑：在我看来，这不算个重要问题。于是，他身子朝后一仰，背靠到墙上，双手平放在大腿上。他那样子几乎不是在同我说话，指出人有时候自以为有把握，其实则不然。我却一言不发。他瞧着我，问道：“您是怎么想的？”我回答说是有这种可能。不管怎样，也许我把握不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但是，自己不感兴趣的事，却完全有把握。他跟我谈的，恰恰是我不感兴趣的事。
神父移开目光，但始终没有改变坐姿，他问我是不是因为过分绝望，才这样讲。我向他解释我并不绝望，只是害怕，这也非常自然。“那么上帝会帮助您的，”他指出，“落到您这样境地的人，凡是我认识的，最后全皈依了上帝。”我承认这是他们的权利。这也表明他们有时间去那么做。至于我，我不需要帮助，也恰恰没有时间去关心我并不感兴趣的事。
这时，他有点儿恼火，双手摆了一下，又挺直身子，抚了抚教袍的皱褶。他整理完了，就对我说话，并以“我的朋友”相称：他这样同我交谈，并不是因为我被判处了死刑；依他之见，我们世人无不被判处死刑。然而，我却打断了他的话，对他说这不能同日而语，而且，无论如何，这不可能成为一种安慰。“当然了，”他表示赞同，“但是，您今日不死，他日也必死无疑。到那时，还是面对同一个问题。您要如何应付这种可怕的考验呢？”我回答说：“到那时，我也会丝毫不差地像此刻这样应付。”
听到这话，他当即站起身，直视我的眼睛。这种把戏我领教多了。我经常跟埃马努埃尔或者塞莱斯特以此取乐，总的说来，是他们先移开目光。神父也擅长此道，我立刻就明白了这一点：他的眼睛一眨也不眨，他对我说话时，声音也毫不颤抖：“难道您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吗？难道您活着的时候，就想着您要完完全全死去吗？”“对。”我回答说。
于是，他垂下脑袋，重又坐下。他对我说，他是可怜我。他认为一个人这样生活，是不可能忍受的。而我仅仅感到，我开始烦他了。我也移开目光，走到天窗下面，肩头倚在墙上。我不太注意听他讲话了，只听见他又开始问我了。他讲话的声音显得不安而急切。我明白他动了感情，也就多用心听了。
神父对我说，他确信我的上诉能够获准，但是我必须卸掉一桩罪孽的重负。在他看来，人类的正义微不足道，而上帝的正义才至关重要。我则指出，正是前者判处了我死刑。他回答我说，即便如此，也并不能洗刷我的罪孽。我就对他说，我不晓得什么是罪孽，他们只告诉我是罪犯。我犯了罪，就付出代价，别人就不能再向我提出任何要求了。这时，他又站起来，我便想在如此狭小的牢房里，他若想活动，别无选择，要么坐下，要么站起身。
我两眼盯着地面。他朝我走了一步，又停住了，仿佛不敢往前走了。他那目光透过铁窗望着天空。“您错了，我的孩子，”他对我说道，“可以向您提出更多的要求。也许可以向您提出这样的要求。”“什么要求呢？”“可以要求您瞧一瞧。”“瞧什么？”
神父扫视一下四周，他回答的声音，让我突然听出十分疲惫了：“我知道，所有这些石头都渗出痛苦。每次看到这些石头，我都深感十分惶恐不安。然而，我从内心深处了解，你们当中最悲惨的人，也看见过从石头的幽暗出来一张神圣的面孔。要求您瞧的就是这张面孔。”
我上来一点儿情绪，说一连几个月，我都瞧着这些石墙，我所熟悉的程度，远远胜过任何人、任何东西。很久以前，也许我曾在这上面寻找过一张面孔。但是那张脸闪耀着阳光的色彩、欲望的火焰：那正是玛丽的面孔。我寻找过，但是徒劳无益。现在，已经结束了。不管怎样，这石墙只渗出汗来，我没有看见出现任何东西。
神父一脸忧伤地看了看我。现在我干脆背靠墙壁，额头接住流泻下来的阳光。他讲了什么话，我没有听清。他又疾速地问我是否允许他拥抱我。“不。”我答道。他转过身去，走向另一面墙壁，缓缓地抬手按在上面，喃喃说道：“您就如此热爱这片大地吗？”我一言不发。
神父背向我站了许久。有他待在眼前，我感到压抑和恼火。我正要请他离开，不要管我，他却转过身来，突然爆发，冲我高声说道：“不，我不能相信您说的话。我确信您一定盼望过另一种生活。”我回答说这是自然，不过，这比起盼望发财，盼望游泳速度快些，或者有一张更好看的嘴来，也不见得更为重要。都可以归为同一类事。可是，他截住我的话头，想要问问我怎么看另一种生活。于是我冲他嚷道：“就是我在那种生活里，能够回忆这种生活。”紧接着又对他说，我已经烦了。他还要跟我谈上帝，可是，我却走到他跟前，试图最后一次向他解释，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不愿意把这点儿时间耽误在上帝身上。他还尽量转移话题，问我为什么称他“先生”，而不称他“我的父亲”。这话又把我的火儿拱起来，我回答说他不是我的父亲：他到别人那里充当父亲去吧。
“不，我的孩子，”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说道，“我和您在一起。但是，您有一颗迷失的心，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我将为您祈祷。”
这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有什么东西爆破了。我开始扯着嗓子叫喊，我还辱骂他，告诉他不要祈祷。我揪住了他那教袍的领口，将我内心里的东西全倾泻到他身上，同时连蹦带跳，掺杂着痛快和气恼。他那样子那么确信无疑，对不对？然而，他确信的那些事，任何一件也不如女人的一根头发。他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活在世上，既然他活着跟个死人一样。我呢，看样子两手空空，但是我能把握住自己，把握住一切，比他有把握，我能把握住自己的生命，把握住即将到来的死亡。对，我只有这种把握了。可我至少掌握了这一真理，正如这一真理掌握了我一样。从前我是对的，现在还是对的，我总是对的。我以某种方式生活过，也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生活。我干过这事儿，而没有干过那事儿。我没有做某件事儿，却做了另一件事儿。还怎么样呢？我生活的整个过程，就好像在等待这一时刻和这个黎明：终将证明我是对的。无论什么，什么都不重要，我也完全清楚为什么。他也同样了解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这荒诞的一生中，一种捉摸不定的灵气，从未来的幽深之处朝我冉冉升起，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而这股灵气所经之处，便荡平了我生活的同样不真实的那些年间别人给我的各种建议。其他人死亡，一位母亲的爱，跟我有什么大关系，神父的上帝，别人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跟我又有什么大关系，既然唯一的命运注定要遴选我本人，并且随同我也遴选像他那样自称我兄弟的千千万万幸运者。他是否明白呢？所有人都是幸运者。其他人也一样，有朝一日也会被判处死刑。他也同样会被判处死刑。如果说他被指控杀了人，却因为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流泪而被处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萨拉马诺的狗抵得上他的妻子。那个自动木偶似的矮小女人，跟马松娶的巴黎女人，或者跟渴望我娶她的玛丽，都同样有罪。雷蒙和比他更好的塞莱斯特，都同样是我的好哥们儿，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玛丽今天把嘴递给另一个默尔索，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这个也被判处了死刑的人，究竟明白不明白，从我未来的幽深之处……这番话我喊叫出来，已经喘不上气了。不过，看守们已经从我的手中拉开神父，并且向我发出威胁。神父则让他们冷静下来，并且默默地注视我片刻，满眼都是泪水。接着，他转身离去了。
他一走，我就恢复了平静。我筋疲力尽，扑倒在小床上。想必我睡着了，因为醒来时满脸映着星光。乡野万籁一直传到我耳畔。夜晚气味、大地的气息和海水的盐味，清凉了我的太阳穴。这沉睡的夏夜美妙的静谧，如潮水一般涌入我的心田。这时候，黑夜将尽，汽笛阵阵鸣叫，宣告航船启程，驶往现在与我毫无关系的世界。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妈妈。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她到了生命末期还找了个“未婚夫”，为什么她还玩起重新开始的游戏。在那边，在那边也一样，在一些生命行将熄灭的养老院周围，夜晚好似忧伤的间歇。妈妈临死的时候，一定感到自身即将解脱，准备再次经历这一切。任何人，任何人都无权为她哭泣。我也同样，感到自己准备好了，要再次经历这一切。经过这场盛怒，我就好像净除了痛苦，空乏了希望，面对这布满象征的星空，我第一次敞开心扉，接受世界温柔的冷漠。感受到这世界如此像我，总之亲如手足，我就觉得自己从前幸福，现在仍然幸福。为求尽善尽美，为求我不再感到那么孤独，我只期望行刑那天围观者众，都向我发出憎恨的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