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近代大工业是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三十余年中在英国产生的。它的发展，自始就是那么迅速并且造成那么些后果，以致人们能够比之为革命，1的确，许多政治革命还不如这么彻底。今天，大工业林立在我们的四周；它的名称似乎可以不需要说明了，因为它能使人想起那么多的熟悉而动人的形象：这就是许多建立在我们城市周围的大工厂、冒着烟的高烟囱及其夜间发出的火焰、机器不停的震动以及成群的工人像蚂蚁那样的匆忙。然而，无论产业革命如何迅速，但它却有它的一些远因，并且一定要引起一些后果，而后果的发展在一百多年以后仍是不完全的。大工业的特殊性并不是一下子就显露出来的。为了从其起源的模糊不清中更好地发现这些特性，我们必须从叙述它们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些情形开始。

（一）

商品的生产，或者用更明白的话来说，那些不是自然界直接提供的消费品的生产，是各种工业的目的。因此，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但是，它的作用却影响到整个经济制度，从而也影响到社会制度，而社会制度则是由财富的增值条件和分配条件所统治的。

大工业集中了并且增加了生产资料，以使它的产量加速和增多。它使用机器，因为机器能以绝对准确和莫大速度来完成最复杂或最繁重的工作。要使机器开动起来，大工业就用无生命的动力：自然力如风力或水力，人为力如蒸气力和电力来代替那些资源有限而又参差不齐的人力；自然力和人为力都像无生气的物质那样顺从、均匀、不疲竭，并能被人无限地任意增加。为了操纵机器的动作，大工业结集了大量的男工、女工和童工，这些工人各司专门的工作，也就成为错综复杂的机件。越来越复杂的设备以及越来越多而又有组织的人员便构成了大企业，即真正的工业王国；作为这个巨大活动的动力、作为原因而又作为结果的资本，在人力和机械力的炫耀后面活动；被其自身所固有的规律即利润律鼓舞着，这个规律推动它不断地生产以便不断地扩大自己。

把近代生产的全部设备包含在墙垣之内并把近代生产原则本身表现为显著形式的特有建筑物，就是工厂。工厂有许多巨大的车间，传布动力的皮带或传递线遍达各个车间；又有精细有力的机械设备使它充满着活动；又有遵守纪律的人员在紧张劳动，机器好像把他们带到自己的气呼呼的节奏声中去了。这一切的目的只在于生产商品，在于尽可能快地生产无限量的商品。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织物展开成为连续不断的布匹以及堆积如山的圆筒形货包；而在那里，钢在大转炉中沸腾着，同时向空中发出炫目的火花。不停的生产成为一切企业的规律，但有正式协定加以限制者不在此例。如果完全任其自然，生产就会继续到过分的地步乃至达到毁灭性的生产过剩。这是资本自然趋势的荒谬结果，它终于要毁灭自己。

这些数量的制成品，必须出售；出售可以获利，所以出售是各种工业生产的最终目的。大工业对生产所引起的如此强烈的刺激，马上就影响到产品的流通。抛在市场上的大量商品，使价格降低，价格降低，使需求增多，又使交易倍增。竞争加剧了：运输工业的发达又为它开辟了一条越来越宽阔的出路，结果，竞争就从个人扩展到那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热望追求物质利益的地区和国家。经济冲突和经济战爆发了：胜利者就是那些无视其对手而能扩大自己事业范围并能找到越来越多的新市场的人。生产者的野心使生产者敢于冒险：最遥远的地方以及甫经勘察的大陆都成为他们的掠夺物。整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大市场而已，各国大工业互相争夺的这个大市场犹如一个战场。

财富分配的特殊方式，是与过分生产和流通扩大到人类世界的边缘相适应的。如果人们考虑到消费者们，那么，有利于他们的很大进步显然已经实现：商品的稀少和昂贵现象已经减少，许多以前很贵而且不易买到的东西现在已深入到那些前不久还不知道有这些东西的地方和场所。然而，如果人们研究一下生产者的情况，那么，这种景象所引起正统经济学的那种乐观看法，就要完全改变。在大工业的整个体制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人类劳动的无限积累以及机器所提供的力量，可是，日益增大的、密密集中的大堆资本却高耸在尖顶上。生产者分为两个阶级：一个阶级提供劳动力而别无所有，这个阶级为着一点工资而出卖劳力和一生的时间。另一阶级则掌握着资本，拥有工厂、原料和机器，利润和股息也归它所有；其为首人物就是工业巨头、大企业领袖，卡莱尔称他们为组织者、统治者和征服者。

由此产生了我们现代文明所特有的社会制度，它和十世纪的封建制度一样是一个完全而紧密的整体。但是，封建制度是军事需要的结果，是那使欧洲陷入野蛮无政府状态中的人类生命受到危险威胁的产物，而现代社会制度则是从聚集在大工业的中心事件周围的纯粹经济原因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工业城市的新近发展，完全归功于大工业；在这些城市中，密集着许多敌对的而同时又互相依赖的企业。正是在这些被大工业以其强有力的生气所鼓舞着的地区中，十分强烈地表示出人口显著增加，这已成为大多数工业国家中的正常现象。曼彻斯特在1773年是一个仅有三万人口2的城市，可是一百五十年后，它几乎有一百万人口；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总人口，在1801年是一千四百五十万，到1928年则达到四千八百万。这种为前人所未能预见到的发展，产生了无数后果：单举移民一事来说，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向海外各国，促成那些国家产生类似我们社会的迅速发展，那里也拥有我们经济制度的一切特征，而且表现得更加明显。

最后，大工业已以今天所具的形式对一切拥有欧洲文明的民族提出了社会问题。人数和财富同时增加了，但这种财富看来并未按照创造财富所提供的努力来使人口的大多数得到好处；两个阶级的对立，其中一个在人数上增多了，而另一个则在财富上增多了，前者以不停的劳动而只得到一点不稳定的生活资料，后者则享受高尚文化的一切好处；这种对立情况到处都同时表现出来，并且到处都造成同一的思潮和情感。正是这个工业活动的景象，这个支持工业活动的有组织的广泛合作景象，以及联合并指挥其集体力量的资本威力的景象，才促成现代社会主义的诞生。普遍等待着的、为某些人所希望而又为另外一些人所害怕的彻底变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如果这种变化实际上发生了，这种变化就可被视为是那同大工业一道开始的运动的终结。

我们现在业已窥见其规模的这些现象的总和，并不能包含在一个狭隘的定义范围以内，因为定义里只能考虑到生产的物质条件。要赋予这个总和以实际的重要意义，就必须从其复杂的、有生命的整体来考察它。在这种情况下，它好像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事件，对这事件的了解便能说明一整个的时代。经济方面的大工业、知识方面的实证科学和政治方面的民主，都是支配现代社会演进的主要力量。大工业的起源，同民主或科学的起源是一样的。如果说科学是同伽利略和笛卡儿一道开始的，或者说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前没有过民主，那就荒谬了。然而，人们把十七世纪的科学家和十八世纪的革命家视为现代科学和现代民主的真正创始人，却是有理由的。同样，在紧接着大工业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我们已能辨别出大工业的一些特色。但是，只有在伟大的技术发明时代，在哈格里夫斯、克朗普顿和瓦特的时代，我们才能看到大工业本身以及一些不能和它分开的并使它的发展成为主要历史事件之一的后果的出现。

（二）

我们之所以十分强调这些几乎是而且更应当是平凡的概念，是为了不让我们之所谓大工业这一词留有任何暧昧不明之处。这种谨慎并不是不必要的，因为它的意义在普通用法上是相当混淆和不定的；为了使它固定于不变的说法而付出的努力，直到现在还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有人建议根据销售产品市场的大小来区分大工业和小工业；小工业就是供给一个地方或一个不大地区消费的工业；大工业就是为全国或国际市场而生产的工业。3这个定义的本身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有突出商业因素在经济演进中的重要作用的优点。然而，它却背离了流行的意义，流行的意义虽然可能很不确切，但它不会有助于武断的解释。谁也不会想把今日土耳其和波斯的那种地毯制造业列入大工业之中：然而，东方的地毯却行销于全世界。在科林思地峡所制造的陶器行销到地中海沿岸各国的时候，人们可以说科林思那时就有了大工业吗？在我们看来，工匠在小作坊里通过个人技能来弥补简陋的有缺陷的工具所完成的工作，正是大工业的确切对立面。因此，与其说是向外扩张是大工业的主要特征，倒不如说它的内部组织和技术设备是其主要特征。我们已经说过，大工业首先是一种生产制度。

可是这里，新的混淆又在等着我们，因为工业演进有许多阶段，这些阶段是一个接着一个而连成一串的，只有抽象概念才可以画出明确的界限。按照人们选择其中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作为起点，大工业的发生就会被提前一世纪或几世纪。我们把大工业在英国的发生定在1760至1800年间；但是，如果必须相信几本新近的著作，或者至少相信这些著作的名称，4那么，早在一百年前，即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法国就已有大工业了。这是矛盾还是误解呢？这就是我们应该研究的东西。

热曼·马坦的著作一开始就向我们表明，他所研究的大工业并不是自然演变的结果。5它是人为的产物，或者几乎是如此，它只有通过法国王室的发起或保护才能生存。科尔贝当然可被视为它的创建人，但是他“认为大工业只有通过国家的干预才能存在”。6他只把它理解为王室大作坊的附属物，这些作坊在任何时代以及在极其不等的文明状态中，都是为君主服务并根据君主的命令而生产的。热曼·马坦先生所搜集的关于十七世纪手工工场的文件，向我们提供一幅乍一看来很像近代工厂那样的图画。企业的重要、雇用工人的数目、工人分为专门的小组、工人所遵守的严格纪律，7这一切都是近代大工业中所有的那么多的特征。可是，一经明了其起源时，这种真实的相似性就显得没有意义了。

在手工工场监察员所编制的制造表中，工业企业分为三类。8第一类是国王所有的国家手工工场，其资本来自王室金库，其产品通常是供国王本人使用的奢侈品。我们可以提出这一类中最好的例子就是戈伯兰工场，它的正式名称在其创建时是国王家庭用具手工工场。在莱布伦、继而在米尼亚尔的领导之下，那里雇用了大批艺术家和工匠，只按路易十四的意旨为装饰其宫殿和增加其宫廷的富丽而生产。他们的作品也用来装饰凡尔赛、圣日曼和马尔利等宫殿：挂毡、木刻、雕刻、铜器、纪念物以及镶镂精美的银器，这些银器在国家困难时又被铸成货币。这里，一切都和国王本人有关；一切来自国王，一切也归于国王。这样的工业是处在经济生活需要之外的，它不图利润，也不知道竞争。不应把它同近代大工业相比，只能同古代的家庭工业、同附属于一个家庭的奴隶工作相比，因为奴隶是在这个家庭里制造那些为主人的需要或享乐所需的东西。

第二类是王室手工工场。这些工场是私人所有并为公众的消费而制造。可是，它们所用的名称就足以指出，这里仍然显出国王的无比作用。工场除了官方给以保护外，工场主还是国王或其大臣的不止一次的正式邀请来在特定地区中建立工场的，有必要时，大臣还到外国去找工场主。9他们可以得到一切支援：国库的直接津贴，省三级会议及市的无息贷款；免除最重的赋税如军役税、盐税和军人宿营税。10人们甚至于不要他们服从那些十分严格而苛虐的、小制造商应当遵守的工业条例。他们好像是处在国家法令之外似的。正因如此，所以阿柏维尔的凡·罗培家族在南特敕令废止以后和在整个旧制度时期仍能自由信奉新教。11

最后一类是特权手工工场，这类工场也许比王室手工工场更加受到宠用。它们有制造和出售某些商品的专利权。它们享有绝对的垄断权，只有伪造才能限制这种垄断权，可是我们知道旧制度的立法是以怎样的严酷性来惩罚各种伪造的。科尔贝似乎想把王室的一部分特权授予工场主，工场主在领导其企业时，好像是国王的代表。12

假如建立和支持这种组织的手一旦缩回去，那么，一切都动摇了，并有倾毁的危险。这些企业仅靠保护和特权维持生命。如果任其自然，许多就会立即消灭。在路易十五时代，当政府不以同样多的关心去照顾它们的时候，它们便开始衰败。王室手工工场和特权手工工场有一个时期曾生产过接近全法国所造呢绒总量的三分之二，这时却只生产三分之一左右了。在近代大工业面前退却那么快的小工业，可是在那时仍然很有生气。虽然有租税和束缚压住它，但它还能抵抗科尔贝对它掀起的那种可怕的竞争。这是因为它依靠一整套的还未被任何事物所改变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支持。例如在朗格多克省，我们看到它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在繁荣扩大着，同时保持着它的家庭的和农村的形式：“凡是勤劳的人，离开各种交际场合，在两山之间找到一小块有点水的地方，把水加以调节、贮存或按水的丰富程度任其流动。他在那里开辟一个自然牧场（牧场有时不到十二英尺宽、四分之三或一又二分之一英里长），买些绵羊在那里放牧；他的妻子和孩子纺绩由他剪下并梳好的羊毛；他把它织成呢绒并到最近的市场去出卖。他的邻人（假如可以称之为邻人的话，因为他们有时至少相隔四分之三英里远）的做法也是一样。这一切就不知不觉地形成为一个村社；在这村社里，人们在一天之内也许还兜不了一个圈子。”13

因此，绝不可把十七世纪的王室手工工场的创设同下一世纪的大工业的自然兴起混为一谈。王室手工工场的创设是一件意义不大的事实，尽管科尔贝希望它对法国的繁荣能起重要作用，但它并无普遍性的后果：它和现今的经济制度似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14对于赫尔曼·利维所研究的英国十七世纪的工业垄断，我们也可采取同样的看法。15在他叙述其发展的那些工业——采矿业，玻璃、肥皂、食盐、金属线制造业等等——中，只有依靠国家的积极不断的支持资本主义大组织的创设才有可能。“国王所赐的特权、法律禁止国内竞争、保护政策”，16这些就是人们用以鼓励其人为的发展的方法。这些组织所享受的支持本身就说明它们之不得人心，早在克伦威尔时代就有攻击它们的特权的运动，这些特权一被撤销，它们就立即崩溃。人们难道有理由说，它们的暂时生存“就可驳倒工业资本主义在英国是发生于1760年左右这一屡屡被人重复的论断吗”？17它们显然是属于与近代大工业根本不同的一类事实，这类事实也不能说明近代大工业的今后出现。然而我们提到其著作的那些著者却在明白地指出，在真正的大工业时代以前，一些庞大的、投下大量资本和雇用大批人员的工业企业已能利用有利的情况组织起来了。在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在文艺复兴时代或在中世纪末和路易十四时代，都不缺乏有证明力的事例。其中大多数由于缺乏科尔贝那样人的政策，而没有显示出更深远的影响。18

（三）

威廉·阿什利19和G．昂温20关于英国经济史以及多伦先生关于佛罗伦萨经济史21等著作，使我们知道在十六世纪初，甚至在十五和十四世纪，已有资本主义企业的存在，特别是在毛纺工业方面。我们仅就英国而论，肯定从亨利七世时起，若干富有的呢绒商在北部和西部诸州中已起着类似我们今天大制造商的作用，唯规模较小而已。传说中还保存着他们的名字，例如：肯达尔的卡思伯特、哈利法克斯的霍奇金斯、马尔梅斯伯利的斯顿普、曼彻斯特的布赖恩、纽伯里的约翰·温奇库姆。他们不只是从织工手里收买呢绒以便在市场上或庙会上出卖的商人，而且还开设作坊，亲自经营。他们是近代词义的制造商。他们的财富与权力似乎已给当时人留下很大的印象；他们的半故事性的名声，连同工业资本主义的这种早期雏形的图画，一直传到我们今天，这幅图画尽管无疑地被人美化了和过分夸大了，但还是可以认识的。

围绕着约翰·温奇库姆（他通常被人称为纽伯里的小约翰）这个人物，传说和历史汇集了很多故事。他死后二百多年，在他出生的那个城市里，人们还讲述他怎样以自己的费用建筑教区的教堂，怎样款待国王亨利八世和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以及在1513年对苏格兰战争时怎样以自己的费用装备了一百个战士并亲自率领他们上弗洛登—菲尔德战场。22传说，有一天国王在伦敦附近的路上遇着一大队装载呢绒匹头的车辆，在得知那些呢绒都是属于温奇库姆的之后，便大声嚷道：“纽伯里的小约翰这家伙比我还富有。”

他的财富全靠经营他的那些大作坊，在那里，有许多人在从事羊毛的梳理和纺织。我们在一本用不高明的韵文叙述这位大呢绒商的故事的小书里，23看到一种即使不很可靠但还奇妙的描述：两百名织工聚集在一间又长又宽的屋子里使用着两百架织机，并有两百名学徒在帮忙。一百名妇女被用来梳理羊毛。有两百名身上“穿着红色细布裙子、头上顶着乳白色头巾”的少女在运转着卷线杆和纺车。拣选羊毛的工作是由一百五十名儿童、“穷而蠢的人家的孩子”去做的。呢绒一经织成，即交到五十名剪毛工人和八十名整饰工人手里。这个企业中还有一个雇用二十名工人的漂洗坊和一个雇用四十名工人的染坊。24这些数字大概太夸大了。但可靠的则是约翰·温奇库姆的企业，无论在组织方式上或在相对的重要性上，都和通常的工业形式不同。这就是它所以出名的缘故，下一代人将其因时间间隔所夸大的传闻传给我们。

以纽伯里的小约翰为代表的制造商阶级，在十六世纪前五十年中有了迅速的发展。这一回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倒不是人为的发展。毛纺工业这样地向几个富有的呢绒商手里集中的倾向，并未受到任何外在势力的赞助。都德王朝政府不但不像法国君主后来所做的那样去鼓励它，反而因此感到不安。政府认为这是对传统的手工业组织的威胁，尤其是对无数小工匠的惨重竞争。至少已采取了保护乡村织工的措施：25“本王国的织工们像在其他时期一样，向本届议会提出申诉说，富有的呢绒商用种种方法压迫他们。有些呢绒商在家里安设和保管几架织机并雇用短工和未经过学徒时期的人来织，因而损害大量可怜的、从小就学织的工匠……；或则将织机以不合理的价钱出租，以致可怜的工匠不能生活，更不能养活其妻子和儿女。另一些呢绒商则发给他们比以往所付的少得多的工资作为织工的劳动力的代价，这样就迫使他们放弃其所学到的职业。为了补救上述损害和避免一切若不及时预防就能发生悲惨后果，本议会职权特作如下规定：凡住在市、镇、有市场的城市或法定的镇市以外的、做呢绒商行业的人，不得在自己家里拥有或占有一架以上的呢绒织机；上述人等亦不得将织机或将可以安设织机的房屋出租……，借以直接或间接收取或提取任何种类的利润、利得或收入，违者，每周处以二十先令的罚金……。”26

这样，英国早在都德时代就有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27而且已经发展得相当强大，以致人们会害怕小生产被其吞没或毁灭。人们应否因此便说，大工业至少已开始于十六世纪呢？更正确地说，我们难道不会被迫承认，一长串的事实（科尔贝的试图只是其中枝节之一）已从老远预示着并准备着产业革命吗？

（四）

一个能把这些事实概括起来并表明其特征的词，就是手工工场这个词。我们得有这个词，完全归功于卡尔·马克思，他在他那部定论式的伟大著作的某些篇幅上，完成了历史学家的工作。

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近代资本主义的演进是在文艺复兴和发现新大陆的时期开始的，当时商业突然扩张以及货币与财富的增多，改变了西方人民的经济生活。28但是，这一演进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直到十八世纪中叶，生产仍受手工工场制度的支配。接近1760年时，大工业时代才开始。29这种区分有什么根据和意义呢？

手工工场已经含有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在1557年法令的序言中，我们已看到这种分离是怎样实现的：起初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工具进行自由劳动的工人，不久就变成为一种因使用那已不再为自己所有的劳动工具而付出使用费的租户。以后，制造商更进而在他家里安装设备，创办由他直接监督的作坊：工人只向他提供劳动力借以领取工资。约翰·温奇库姆在纽伯里和旺·罗贝家族在阿贝维尔所干的事就是如此。

手工工场的原则和存在的理由就是分工。30在有两三个伙计帮忙的工匠小铺子里，或者在由妻儿环侍着的乡村工人茅舍里，分工仍然是十分初步的。只要能同时完成几种最低限度的、非有不可的操作就够了：例如一个人拉动冶炉的风箱，同时，另一个人使用铁锤。让我们把这种情形同亚当·斯密有关十八世纪一个别针手工工场的著名描述对比一下吧：“一个没有学过这种工作（分工已使这一工作成为一个单独的手艺），又不惯于使用这一工作所通用的器械（器械的发明大概还要归功于分工）的人，不管怎样灵巧，在一整天内也许勉强可以做出一根针，肯定不能做出二十根。可是，就这项工业今天的经营方式而论，不仅全部工作是一个单独的手艺，而且它已被分成许多部门，其中的大部分已经同样构成为单独的手艺了。一个工人抽铁丝，另一个工人把它弄直，第三个工人把它截断，第四个工人把它弄尖，第五个工人则把要镶头的那一端磨尖。做针头又需经过两三道不同的工序：镶头是件专门的事，使针发白是另一件专门的事；甚至把针插在纸上并将其包装起来也成为一种不同的独立手艺；制针这件大工作就这样地分为大约十八道不同的工序；在某些工厂里，这些工序是由不同的工人完成的，尽管在另一些厂里一个工人兼做两三种工序。我看过一个这类小制造厂，仅仅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其中有几个人担任两三种工序。可是，尽管这个工厂很穷，因而装备也不好，但当他们努力工作时，他们每天能制出十二磅左右的别针：可是每磅含有四千多根中等大小的别针。因此，这十个工人在一天之内共能制出四万八千根以上的别针……”31

分工已经如此常常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题目，所以几乎用不着再多说什么了。专门化了的工人所逐渐获得的准确性和速度及其对生产所起的作用，一开始就被最初的手工工场创建者们注意到了。他们在亚当·斯密、在《论东印度贸易》的著者以前，就已经看到，“只要人们把更多的秩序和规律带到工作中来，人们就能在较少的时间内和用较少的劳动力去完成工作，从而就降低了它的价格。”32

我们怎样才能把在经济演进中业已达到如此先进阶段的手工工场同近代大工业区别开来呢？马克思以及大多数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认为大工业的显著的特征就是使用机器。马克思在论“分工与手工工场”一章以后，便把下一章命名为“机器与大工业”。他对机器及其经济作用进行了很长的论述。他对工厂所下的定义是“使用机器的工场”：在那里，人们还能认出手工工场中所流行的那种分工，但分工已被那些自动化的辅助工具推进到极点了，这些工具能产生相当数目的工人所能产生的物质力量，以毫无差错的准确性完成其任务。按照霍布森的意见，33正是机器代替了比较简单的设备以后，才大大地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本；由于促使生产大大加速，机器便使流动资本愈益增大，因此，机器就使没有资本的工人愈益不能经营工业，因而造成了现代的社会制度。34另一位著者指出，在业已达到某种文明和物质繁荣程度的任何古今社会中，类似手工工场的劳动组织就能够产生出来，而且在事实上已经产生出来了。35但在十八世纪末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这就是强力的机械装置，它的出现在世界经济史上划出了一个时代。

这两个词本身似乎表示机器业和大工业的基本的同一性。把法文大工业这个词译成英语，最好的译文就是factory system。36Factory这一词的意思就是制造厂或工厂。在十八世纪中叶，它仍保有法语中factorerie这一词的专有意义，因为它和法语这个词有亲属关系；factorerie的意义是商店、柜台、仓库。37当最初的工厂出现的时候，人们起初并不称之为工厂，而称之为mill水车场，因为引人注目的东西就是设在河上的、类似磨坊车轮的大车轮。而且，mill这个词有了越来越广泛的意义，终于几乎成为机器的同义词。38这样，工厂、水车场和机器就成为一个东西了。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中，mill和factory这两个词几乎被人无区别地使用着。39在规定工厂劳动条件的最初法令条文中，这两个词都使用着。40早在1806年，议会委员会关于毛纺工业的报告中就有factory system这一用语，41虽然它未必含有机器这一概念。但在1830年左右，当它成为流行的用法时，尤尔在其《工业哲学》一书中给它下了这样的定义：“工厂制度（factory system）的意思是，以经常的劳动来看管一套由总动力不断发动着生产机器的、不分长幼的各种工人的协作。”42最后，到1844年，我们便有了一个法定的定义如下：“工厂（factory）就是这样一个场所，在那里，人们借助于由水力、蒸气力或任何其他机械动力发动的机器来工作，把棉花、羊毛、鬃、丝、亚麻、大麻、黄麻或麻屑等进行准备、制造、加工或改变为某种形状。”43

如果说，机器的使用就是区别工厂和手工工场的主要标志，就是说明新的生产方式所以不同于以前一切生产方式的主要标志，那么，难道人们不应当使用“机械业”这一术语来代替大工业这一术语吗？“机械业”这一术语有简单、明了、能够避免混淆的好处，而混淆的来源往往是由于文字而不是由于事物。然而，这一术语也许会把虚假的简单性插入实际的复杂而紊乱的多样性中去。首先，机器的出现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机器究竟是在哪儿开始而工具又是在哪儿终止的呢？制铁厂和翻砂厂从十六世纪起就使用着由水车发动的锻铁锤和风箱；44如果人们看看英国第一批纱厂创建前几年出版的百科全书中那些卷帙的版画，就会因发现一批已经十分精巧而又往往相当有力的机器图样而感到惊奇。45机械装置的起源，并不一定比大工业的起源更易于确定。而且，难道不怕这个词过于狭隘而不能表达其所应表达的一切吗？在纺织工业中，最有决定性的进步的起点，实际上是纺纱机的发明。但在冶金工业中，我们却会看到主要的事件则是用煤来熔化铁矿石。难道这是可以用机械业一词来说明的事情吗？况且，手工工场过渡到大工业的行列是通过一些几乎觉察不出的改变。例如，在乔赛亚·韦奇伍德时代的陶器出产地就是如此。因此，必须用一个广泛得多的、可以说明各种形式下技术改进的名词来代替“机械业”这一词。机械装置是近代大工业的主要因素之一，也许是它的基本因素。但是，如果要在这两个用语间作出选择的话，难道不可以选择最全面的一个，选择那不仅能够指出它所表达的那些现象的起源或其起源之一的，而且还能包括全部现象并以现象的联系本身来说明这些现象的那一个用语吗？46

人们很可以主张在手工工场和大工业之间并没有很明显的分别，并且可以强调它们共同的特征而不强调它们之间相异的特征，黑尔特说：“在手工工场中，工人的独立性已经丧失了。在各个企业的内部，已经有很细的分工，其结果就是使工人永远丧失技术上的全面知识。”然而，难道我们甚至可以说，“手工工场和大工业之间的差异毕竟并不十分重要吗？”47各个现象的连续，再没有比在经济范围——这是需要与本能的领域——内的那样连续不断和不易觉察出来：在这个领域里，种类和时期的任何分类与区别都必然保有或多或少的人为的性质。这就和演绎社会学的那么明晰、典雅而武断的范畴毫无关系。然而，尽管它们的轮廓模糊，但是存在着，而且人们也容易分辨出若干组的事实；这些事实合成为整体，同时又由于它们占据着有关的地位，于是使经济史上的各伟大时期各具有特点。要确定每一时期，只需辨别出它的主要趋势，按照黑尔特的说法，即tonangebend（领导作用）就够了。此外，当我们努力区别这些相继的阶段并说明其特征的时候，我们不可忘记这些阶段毕竟只是同一演进中的不同时机而已。48

（五）

交换与分工这两大主要事实，统治着这一整个的演进；它们彼此密切地联系着，相互使对方发生变化，它们的结果虽有无限的差异，但它们的原理总是同一的。它们同人类的欲望和劳动一样的古老，它们是通过整个由它们所决定的或伴随着的文化运动来共同继续前进的。交换上每一次扩大或增加，都为生产打开了新的门路，引起了更加进步的、更加有效的分工，引起了在各生产地区间、在各行业间以及在每一行业的各部门间日益狭窄的任务的分派。反过来，分工由于得到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分工的最有成就的形式）的帮助，于是在许多互相依赖的专业活动之间就必以越来越大的协作为前提，最后，全世界都参加这一协作了。49

我们在经济史上所区分的各时代，是与此二重发展上多少有点显著的各阶段一致的。从这一观点来看，不管使用机器的结果如何重要，但使用机器本身只是次要的现象。在它成为足以影响近代社会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一以前，它最初却是一个结果，是这两现象在演进中达到某一决定性时机的表现。能最好阐明产业革命的东西，正是以机器出现为特色的这一紧要时机。

如果这些论证仍然留有若干模糊不明之处，那么，只有用心研究事实才能使之消除。智能、宗教和政治等演变的起源，确实是不容易发现的。但是，个人的行动和思想在这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却是很大的：事变、人和书籍，到处都在时间消逝的连续中体现出一些标志。经济演变是比较混乱的：好像撒在大地上的种子那样慢慢地生长。无数模糊不明的事实，在细节上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但能汇集成一些大而混乱的整体，而彼此无限地相互改变着。我们必须放弃了解全部事实的念头：当我们选择其中几个来描述时，我们知道我们会放弃一部分的事实，放弃那要达到严格区别和充分解释等不现实的野心。

产业革命对历史研究提供着一块非常广阔的、大部分尚未经探究的园地。我们必须对于我们这一著述定出严格的范围，尽管我们有时由于不能超出范围而感到痛苦。在地理范围方面：我们不超出大不列颠；苏格兰的经济史即使未被完全弃置一边，但已被放在次要地位；就是在英格兰本身方面，我们的注意力也几乎专门集中在中部和北部诸郡，这一带是构成我们研究对象的事件的主要发祥地。在年代范围方面：在早死以前已经开始写作这一历史的阿诺尔德·托因比，想把1760年作为开始，一直叙述到1820或1830年为止。我们认为有确切的理由来决定以十九世纪初年作为下限；在这个时候，那些伟大的技术发明，其中包括那项超越一切的发明即蒸汽机，已经进入实用的领域；工厂已经很多，而且除去设备上的细节以外，都和今天的工厂相似；大的工业中心开始形成，工厂无产阶级已经出现，旧行业法规大半以上已被推翻而让位给放任制度了，而放任制度本身也注定要屈服于人们已经预感到的那些需要上的压力，因为有关工厂立法的法令是始于1802年。从这时起，一切作为论据的事实都已提出了，今后只需关注其发展了。此外，在下一时期中，经济现象受到若干干扰以致其发展被弄得非常错综复杂：大陆封锁时期和谷物法令时期都值得进行专门的研究。

我们还需遵守别的一些限制。在托因比所定的计划中，同时给事实的演变和经济学说的演变留有位置。我们则撇开学说部分，但当我们认为学说与事实有密切关联时则不在此限。像到目前为止的大多数研究经济史的人一样，黑尔特曾经着重研究过种种制度：我们认为所应当着重的，不是那些统治工业的法令，而是工业本身。50不可能描述即使是一个很短时期以内的一切工业的演变。因此我们选择了我们认为其发展是最重要的而同时又是最典型的几种。当问题在于描述旧的生产制度以及那些促进其逐渐变革的势力时，我们就以毛纺工业为例；而棉纺工业则对我们提供了机械装置出现的最动人的图画。在铁工业史中，我们看到了冶金工业今天所起的伟大作用的起源，而一件与此起源有关的同样重要的事实是：煤进入了工业领域之内。矿业的发展与炼铁厂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这二者便可说明蒸汽机的出现。

甚至在此范围以内，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园地仍然十分广大，因此只能很快地走过去而不能稍事停留。然而，我们并不是在某一特殊问题上重新进行那在英国早已开始了的详细研究，而是力求说明一个全貌。这种详细研究可能是很不完备的。我们认为只有在得出一些为指导新的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概念以后，才能有效地再开始这种详细的研究。由于英国产业革命是全世界产业革命的序幕，所以这些概念同时对于各国的，特别是法国的一切想要参加撰述这一伟大变革史的人，都可能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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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这个长篇著作的时候，我们应向那些帮助我们完成这一著作的人致谢：应向伦敦经济学院致谢；应向我们的朋友、伦敦改革协会的秘书51同时又是西德尼·韦布的最积极的合作人之一F.W.高尔顿致谢；应向剑桥大学福克斯韦尔教授致谢，因为他向我们开放其富有经济文献的藏书库；52应向威廉·福伍德爵士和利物浦博物馆的保管委员致谢，因为他们准许我们参考韦奇伍德的未经发表的、现已成为该馆所有的文件，同时又让我参看迈耶先生的陶器搜集品；应向伯明翰的乔治·坦基先生致谢，因为多亏他，我们才得到博尔顿与瓦特的商业通信以及索霍工厂的全部记事簿、合同、估价单等等；53应向斐迪南德·德赖弗斯先生致谢，因为他盛意地把拉罗什孚科—利翁库尔公爵的儿子在1784和1786年所写的两本有趣的英国旅行记借给我们看；最后应向坎宁安博士致谢，因为他的好意鼓励了我们坚持这项艰辛的事业，而且每当我们必须接触一些在我们自己范围以外的问题时，他的名著就成为我们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