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献言
当我的母亲玛格丽特·米德准备为她的第一本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寻找出版商的时候，她与威廉·莫罗——一家新出版公司的老板不期而遇。莫罗对她后来的事业给予了关键性的建议，在她看来这一建议“对美国人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这本书”。这开启了她后来终生追随的人生历程，即不仅赋予描绘异国情调的人类学以独特的魅力，而且也为西方文明开辟了自我认识的来源。《萨摩亚人的成年》的最后一章为未来展示了这样一个主题：“为选择而教育”。
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仍然使用现在看来相当过时的术语谈论“原始人”甚至“野蛮人”之时，她就相信美国人不仅仅应该了解太平洋群岛上的民族，并且应该向他们学习。几乎在每一次田野旅行之后，她都会回到出版自己大多数著作的威廉·莫罗公司——现在是哈珀柯林斯公司，为美国的年轻一代提供新的意义。在她出生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些新的意义一再被提出，现在又因新千年的到来而再度提出，人们仍在讨论个体在社会环境中是如何成熟的，人类共同体又是如何适应变迁的。
米德的许多田野旅行都关注儿童研究。多少个世纪以来，作家们都在告诫父母们该如何培养他们的孩子；但是，对于儿童发展的系统性观察从那时起才刚刚起步，而她正是最初的跨文化研究者之一。她是一位主张妇女享有充分和平等的社会参与权利，并将这种主张和对儿童的持久兴趣、对满足他们的需求的关注结合起来的女权主义者。米德坚信，弃儿童于不顾的文明“不能算是一种优秀的文明”。 [1]
在完成萨摩亚的青少年研究之后，她又在马努斯（Manus）对童年早期的孩子进行了研究（《新几内亚人的成长》（1930年）），接着在巴厘岛着眼于婴儿和步履蹒跚的孩子；无论她走到哪里，她的研究都包括了妇女和儿童，而这在无形之中对早期的研究人员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她的工作持续影响着父母、老师以及政策制定者对待孩子们的方式。作为一个例子，我自己也非常感激她将从其他文化中观察到的复杂而敏感的儿童养育模式运用于我的童年生活之中。与此类似，她的研究兴趣从作为母亲的妇女转向性别（《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1935年）和《男性与女性》（1949年）），也使我早早获得了某种解放。
除了对性别角色选择和儿童养育方面的日渐成熟的理解以外，由她的田野研究产生的另一个主题也发生了转变。战后，米德交给她的长期出版商的第一份田野报告《古老社会的新生活》（New Lives for Old），描述了她1953年重返新几内亚的马努斯人之中的故事。这本著作并没有述及传统文化是怎样被变迁侵蚀和摧毁的，但它讨论了一个社会选择变迁的可能性，并为它们的未来指明了方向。米德常常被标定为一位“文化决定论者”（我们也常常受到将每一位思想家还原为一个单一标签的困扰）。这一术语确实反映了她的观点，那就是在不同社会中人们所期望的行为和性格的差异（比如，萨摩亚人和马努斯人的差异），主要是在童年期习得的，是由传递每一个孩子的生物学潜能的代代相传的文化模式塑造的，而不是源于遗传因素。由于文化是一个能够被重塑的人类制品，不是命中注定的，因此，米德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决定论者，她对社会政策的看法始终包含着这样一个信念，即坚信人类具有学习的能力。1950年代以后，米德的思考主题总是变迁，变迁是怎样发生的、人类共同体如何在世代相传中保持相互的联系，以及他们仍然在作的选择等等。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她的著作是一种关于人类自由的人类学。
最后，米德应莫罗之邀撰写了讲述自己早年生活的传记——《黑莓的冬天》（Blackberry Winter），她坚信，正是她那非常开明而且睿智无比的父母给予她的教育使她能够“走在时代的前列”，以致她的经历能够影响其后出生的几代人。虽然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不再写作，但她出版了一系列信件，其中有写给朋友的、家人的，以及在50年的田野研究中朝夕相处的同事的，这使得这位与林林总总陌生文化邂逅相遇的人离我们自己的遐想更为接近。虽然哈珀和罗出版公司（Harper & Row）已经出版过《田野飞鸿》（Letters from the Field），但是公司碰巧发生了一次变化，使得将这本书再度列入这套哈珀柯林斯丛书成为可能。米德也常常为其他出版商撰稿，但是她的这套将自己早年的渴望和后来的个人与职业生涯联系在一起的特殊丛书可能也应该对美国人有些意义。正是这种渴望促使她为《红书》（Redbook）撰稿，并且频繁地出现在电视上，乐观而迫切地谈论我们作出正确选择的能力。和许多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她相信普通读者的智力，一如她相信诸多民主团体的基本良知一样。凭借着对公众的尊敬和爱戴，米德最终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玛格丽特·米德的作品有很多个版本，就像所有的开拓性科学著作所必须经历的那样，她的观察和解释也都遭遇了反复的批评和修订。尽管偶尔也会受到机会主义者的攻击，但她的同事们却始终认为米德那富有远见卓识的创新工作价值连城。不过，在这套丛书出版的准备过程中，我们也意识到在那种从当代美国人的视角来看书中所讨论的问题的民族志之外寻求解释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关注的不过是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怎样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参与权，以及如何计划未来。时代在变，但比较总能够启迪心灵，也总能够预示某种选择的可能性。1920年代，萨摩亚少女为那个时候依旧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阴影之下的美国少女提供了富于启发的对比；今天，她们又为处在性和性别的早期压力之下的少女们提供了同样富于启发的对比。青春期前的马努斯男孩使我们能够去检验该强调身体技能，还是强调童年期的想象力——整整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如何能够使我们的孩子在上述两方面都获得发展的争论就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的。在米德的成长过程中就已经受到挑战的性别角色，在战后随着家庭生活的复苏又再度回归，并且一度曾获得张扬——但是，就性别而言，必须牢记的最重要的事实是，它是通过文化建构的，而人类能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摆弄性的生物学。如此，我们去读这些不但包含了遥远的他乡而且包含了不同的美国历史时期的回响的著作，是为了学会人类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为未来作出更好的选择。
[1] Mead，Margaret.Blackberry Winter: My Earlier Year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1972，p.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