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绍刚 夏凡

立夏已过，深圳一日胜似一日地热了起来。火红的英雄花逐渐谢去，金灿灿的阳光洒遍蓝天白云下耸立的一座座高楼大厦。荔枝湖边，在绿树掩映的一幢居民楼里，我们见到了已经92岁高龄的“老书记”李灏。

年过九旬的李灏白发满头，精神矍铄。尽管精力和记忆力都大不如前，但谈起深圳的改革、开放、创新，他的脸上格外神采奕奕。1985年，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一职的李灏调任深圳，成为深圳特区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市委书记。

“改革，是深圳的根和魂。”正是这位“改革家”“探索者”，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接二连三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为深圳的发展和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改革开放试出了经验，探出了路子。

“我要上‘前线’了”

2018年，距离李灏南下深圳，已经过去了33个年头。33年，足够一个孩子长成风华正茂的青年；33年，也让一座城市从边陲渔村成长为经济体量达到2.24万亿元的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时钟的指针拨回至1985年，当时的深圳经济特区，方兴未艾，正面临多方面的质疑和巨大的舆论压力。

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时代，各地建设都要靠政府列入计划才得以启动。全国各地都要发展，财政就会有困难。而深圳建设中，存在规模过大、投入太多、借债数额大等问题，为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人甚至提出了“深圳办经济特区，内地就变灾区”的不满。

另一方面，1985年初，香港《信报》曾连续发表12篇评论文章，认为深圳建立在“假大空”基础上，已经到了“内寒外热，百病缠身”的境地，几乎将特区建设的成就说得一无是处。

在这个关头，中央决定派李灏来深圳工作。此时到深圳，摆在面前的，是显而易见的各种巨大困难。李灏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对自己能否胜任信心不足。“离京赴深前我曾说，我要上‘前线’了，当时真是这个心情，感觉特区的舆论压力很大。”他回忆。

除了这份毅然决然的信念，离京前，李灏还打定主意，要为深圳的改革争取一点“权力”。

1984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曾经推出工资改革方案，改革了劳动分配制度，把深圳的工资提高了一点。省里觉得标准太高，要求停止执行。这让李灏十分担忧。

“我做的改革决定，是不是省里也会收回？那特区不是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吗？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能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离京前，在与国务院领导谈话中，李灏抓住机会进一步对特区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阐述，特别是深圳的功能任务和改革权问题。

这次谈话，明确了深圳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深圳在改革开放中有一定权力，允许突破一些不合时宜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并且明确了对于一些重大的紧急问题和政策措施，深圳特区在报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同时，可以直接向中央、国务院及总理请示报告。

在这次谈话中，李灏还提出，希望将上述这几点“向国家体改委和省里传达，特别是到那时为止，国家体改委还没有将深圳的改革列入议程”。这一要求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有了这个权，我觉得来深圳就有点意思啦。”李灏明白，到深圳，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调整改革中谋取更大的发展，把深圳的各项工作调整好，进入正常的轨道。

“他这是合理不合法，太冤”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李灏来到深圳后，经过20多天的调研，就提出了四项改革措施：成立外汇调剂中心、成立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建立深圳市规划委员会、设立监察局。每一项措施都具有创造性意义，并影响深远。

其中，建立外汇调剂机构，是当时最迫切的改革。当时，全国所有的外汇统一由中央管理，基层外汇机构没有权力管理外汇。出口企业收入的外汇，不管是否收支平衡，必须全部上交兑换成人民币，亏了由中央补助，赚了的统统收上去。

这样的制度，一方面使得出口企业缺乏创汇积极性，不利于深圳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之路。另一方面，虚高的挂牌汇率，让黑市“倒卖”外汇的行为屡禁不止。

刚刚上任，李灏就碰上了“特发倒卖外汇案”。面对北京来的调查组，李灏据理力争。他表示，企业拿三四块人民币的成本出口换汇成一个美元，官方结算只给两块八人民币，企业必然亏损。因此在“黑市”上，一美元可以兑换到四五块人民币，应该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个人并没有从中牟利。“他这是合理不合法。你们抓人抓得太冤枉了。”

那么，如何让外汇交易合理又合法？李灏想到，建立外汇调剂市场。1985年11月，深圳市成立了我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委托深圳市人民银行具体操作。外汇买卖双方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市场作价。

同时，为了对政府机关开办的企业进行有效管理，李灏提出成立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管理一百多家市属国有企业。1987年7月，中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1989年，深圳完成了全市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开启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探索了政资分开、政企分开，以产权为纽带，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新路子。

而建立城市规划委员会则是城市发展的需要。李灏回忆，特区建设初期，一切规划都靠北京。“我说，规划既要听中央、省里的意见，但整体上规划权还是要掌握在地方手上。”从李灏开始，谁当市长谁就当特区规划委员会的主任。这项制度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此外，建立监察局是一项带有开创性的重大行政体制改革。监察局成立的目的，是针对腐败问题。与检察院、反贪局不同，监察局的主要职责是“监察同级”，重点是监察市政府领导班子，并首倡“立法、教育、办案”的六字监察方针。

“这几项改革，有的很顺利，有的从决定到成立，经历了两年时间。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化解了矛盾风险，站稳了脚步，管好了队伍，管好了资产，就为下一步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李灏说。

“不调整就没有出路”

除了继续推进改革，当时的深圳还有一些难题亟待解决。经过最初几年的高速发展，深圳经济急剧升温，逐渐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

李灏回忆说，由于深圳基建规模过大，资金全面紧张，也给市财政不断增加压力。不得已，市财政只有向银行贷款用于基建，几年下来透支近八亿元。而在基建规模过大和投资结构不合理的大背景下，外汇和财政收支不平衡等一些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1986年初，中央及时召开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对深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会议指出，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主要作用是先走一步，创造出新鲜经验来，深圳把工作重点转向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上来，由过去的铺摊子、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

“这次大调整，是深圳建立特区以来面临的第一次严峻考验，有人用壮士断臂来形容，血淋淋的。但是，不调整就没有出路。”李灏用了两年时间，对基建规模、债务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

调整中，最难的任务是压基建规模。这项工作涉及面广，一些干部职工对此也不够理解。“我在深圳工作的八年中，压力最大的就是这个时期。”在李灏眼里，基建规模调整是一场艰难的“攻坚战”，为此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最终，深圳啃下了这块“硬骨头”。1986年，深圳对全市1500多项基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施工队伍裁减近十万人，20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60多栋。

李灏指出，调整必须与改革结合起来，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为特区长远发展、为建立新体制新机制打下一个基础。在这大调整的两年里，也是深圳改革措施最多的两年，如规定政府不为企业担保贷款、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土地使用权拍卖、公开招聘局级干部等。

经过调整，深圳的经济开始进入正常轨道，再未出现过大的起伏。“1988年全国开始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出了调整的阵痛，开始了又一轮改革发展的急行军。”李灏说。

“要按国际惯例打篮球”

5月的深圳，已颇为炎热，就在我们到访的当天上午，李灏还顶着烈日，到深圳龙岗区考察了证券山公园建设进展，并参观了在该公园举办的《先行先试中国资本市场探索之路》展览。这座公园将建设各项证券主题文化设施，展现新中国证券事业的发展历程。

证券事业的发展，要从股份制改革说起。“尽管我们率先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但还不能解决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还必须进行股份制改革，营造一个‘按国际惯例打篮球的地方’。”李灏说。

1986年10月，《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出台，将赛格集团公司、建设集团公司、物资总公司等六家市属大型国营企业作为试点单位，开始了我国最早的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革。

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新型的股份制企业，必然出现股权的流动，证券市场也应运而生。人们所说的“深市老五股”：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先后完成股票发行和进入柜台交易。1987年9月27日，深圳成立了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标志着深圳股票市场正式诞生了。

“1988年，我去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在座谈会上，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说，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李灏说，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很新鲜，同时也给他提了个醒：面对日益增长的股票交易量，仅靠柜台交易是不行的。

回国后，李灏马上开始筹备建设证券市场，聘请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当顾问，帮助起草证券市场整体方案，起草各种法规制度，培训干部等。当年11月，深圳市政府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并着手进行证券交易所各项筹建工作。

1990年11月，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计算机操作交易系统也完善了。参观时，李灏问，既然准备完成，为什么不开？工作人员表示，没批下来。李灏当即表示：“批不批政府会负责，你们一定要开，先实验嘛。”

在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并开始试营业，直到1991年批下来，才补办了开业仪式。“这是先生孩子后登记。”李灏说。

深圳证交所的成立，不但掀起了炒股热，更带动了证券、基金、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业的发展，引领了深圳高端要素市场和高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同时奠定了深圳在全国资本市场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如今，28年过去，深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已从最初的“老五家”增长至2017年的2089家，总市值高达235761亿元，形成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呈现出证券业、基金业和期货业共同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搞改革，没有胆量办不成事”

2015年，光启马丁飞行包在中国首发，当时已89岁高龄的李灏兴致勃勃地体验了这项新发明。他头戴3D眼镜，握紧方向杆，感受了一把“飞翔”的感觉。他对新兴事物的好奇，对创新的热情，并没有随着年龄褪去。

“有人说我胆大，敢大胆改革往前冲，有我在他们就不怕。其实，别看我个头大，其实胆子很小。”谈起胆量，李灏总是这么说。

主政深圳期间，李灏正是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大胆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率先探索和初步建立起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树立起“特区”这块金字招牌，为全国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

33年过去了，如今深圳的发展日新月异。李灏主政时建设的深南大道，已经成了城市最重要的主干道。道路两旁，一座座地标建筑拔地而起，花团锦簇、绿树成荫。随着道路向东西伸展，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也就完整地展现在眼前了。

李灏回忆说，刚南下时，他经广州中转，几经周折才到达深圳。因此，他十分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盐田港和深圳机场的建设，为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提供了有力支撑。只用了短短二十来年，深圳的港口和机场数量就已经双双跃居全国前列。

离休后，李灏依然对深圳的发展怀着一份关心和热忱。

2001年，深圳读书月组委会聘请李灏为读书月总顾问，每年读书月的开幕式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如今，深圳读书月已经走进千家万户，融入市民生活，成为深圳市民的文化庆典、城市的文化名片和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的重要载体。

2005年12月，在李灏的倡导下，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成立，他担任首任会长。李灏对研究会的同事说，“你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守住特区，别把特区搞丢了。”

同时，他热情鼓励支持以促进改革创新为宗旨的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担任创新发展研究院的顾问，连续多年参加创新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大梅沙论坛”。

“这几年深圳的变化很大。”李灏认为，近年来深圳市推出不少改革和创新举措，又有许多令人欣喜的发展。“从开放程度和国际影响看，经济特区建设在不断增加创新优势、迈上新台阶。”

“小心谨慎还是要的，但开拓创新精神更重要。国家要发展，民族要兴旺，搞改革，搞开放，没有胆量办不成事。”李灏说，很多的事情，如果等到十拿九稳才去做，就贻误了发展的良机。只要正面效果好，符合“四个有利于”就可以尝试去做。“我相信，深圳的下一个30年，一定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