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三国志演义》的文化内涵

《三国志演义》以三国时期的“兴废争战”为题材，始于黄巾起义（184年），终于“三分归一统”（280年）。其文化内涵，可大体分疏为“历史的三国”与“民间的三国”两种类型：“历史的三国”主要取材于《三国志》及注，因而较多接受正史的价值取向，特别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如对曹操集团、袁绍集团和董卓集团之间纷争的叙写，其标本是官渡之战；“民间的三国”主要取材于唐宋以来的民间故事，因而较多接受民间艺术的价值取向，以追求道德化的情感满足为祈向，如对刘备集团的处理，其标本是赤壁之战。清初毛宗岗评本在内容上的一个特征是：大量增加了从《世说新语》这一类笔记中撷取的片段，为《三国志演义》增加了浓郁的掌故风味，这可以说是第三种文化内涵。

一、“历史的三国”聚焦于历史经验的总结

《三国志演义》写曹操集团、袁绍集团和董卓集团之间的纷争，聚焦于历史经验的总结，相应地减弱了道德评价的重要性：对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即使其心地不纯，也并不一概抹倒，倒是不乏欣赏之意。关于曹操的描写即非常典型：肯定甚至赞赏他的“智”（“揽人才而欺天下”之“智”）构成相关情节的核心意蕴。

就“智足以揽人才”而言，曹操的长处主要表现在慧眼识人并想方设法加以笼络。曹操具有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这说明曹操与那些徒有虚名的碌碌之辈不同，他确有英雄气象。如许褚、徐晃等，曹操见他们在战场上威风凛凛，便设计使他们归降。许褚、徐晃后来都成为曹操军中虎将，屡立战功。

无论是武将，还是谋士，只要为曹操效力，总能得到物质、荣誉、地位等方面的奖励，这是曹操麾下人才济济的一个原因。淯水一战，曹操败于张绣，典韦为了掩护曹操逃命，死拒寨门，最后中箭中枪而死。曹操亲自为他祭奠，痛哭着对诸将说：“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回到许都，又立祀祭奠典韦，封其子典满为中郎，收养在府。事隔一年，行军途中路过淯水，曹操忽然在马上放声大哭。众人问其故，曹操说：“吾思去年于此地折了吾大将典韦，不由不哭耳！”随即下令屯住军马，大设祭筵，吊奠典韦亡魂。曹操亲自拈香哭拜，三军无不感叹。曹操之哭典韦，也许确有深情在——典韦几次救了曹操的命；但也如毛宗岗所说，“哭一既死之典韦，而凡未死之典韦，无不感激”。

对于谋士，曹操格外尊重他们的建议，肯定他们的智慧，而这正是谋士们所追求的人生价值之所在。曹操打败袁绍后，郭嘉主张乘胜进击乌桓，而大多数人反对。曹操采纳了郭嘉的意见，果然取胜。但回到易州，他却首先重赏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他说，这次远征，因老天保佑，侥幸成功。各位的主张，才是万安之计，理应重赏。以后还望多献良策。成功了，曹操能奖励曾持反对意见的人；失败了，他也能奖励曾有先见之明的人。诸葛亮火烧新野，夏侯惇败回许昌。夏侯惇说，李典、于禁曾提醒我要防止诸葛亮用火攻，真后悔没听他们的！曹操于是赏赐李、于二人。

曹操的行为往往与吕布、袁绍等人形成鲜明的对照。吕布身边不乏好的谋士，但他刚愎自用，多次拒纳陈宫等人的良策。袁绍对谋士更视同走卒，田丰的遭遇即是例证。进兵官渡时，田丰从狱中上书谏阻：“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逢纪向袁绍进谗言道：“主公兴仁义之师，田丰何得出此不祥之语。”袁绍于是大怒，欲斩田丰，因众官求情才罢。然而这一仗还真败了。田丰在狱中，一狱吏向他贺喜，理由是他的预料应验了，一定会得到重用。田丰道：“吾今死矣！”狱吏不解，田丰说：“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狱吏不信。时值一个使者奉命来取田丰之首，狱吏方惊。田丰叹道：“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本不足惜！”乃自刎于狱中。可以说，猛将谋士投奔曹操，是适得其所；而投奔袁绍之流，则是明珠暗投。“为明主（曹操）谋而忠，其言虽不验而见褒；为庸主（袁绍）谋而忠，其言虽已验而见罪，何其不同如此哉！”（毛宗岗评语）从“智足以揽人才”这个角度看，曹操是称得上明主的。毛宗岗多次赞赏曹操为“可儿”，也是基于这一事实。曹操重视人才，重用人才，这是他的王霸事业得以成功的重要前提。

至于“智足以欺天下”，可从两个侧面加以观照。

第一个侧面：曹操的某些举动“有似乎忠”。这里可以拿曹操和袁术做个对比。

袁术在淮南，地广粮多，又有孙策所质玉玺，便做起了称帝的美梦。他对众人说：“昔汉高祖不过泗上一亭长，而有天下；今历年四百，气数已尽，海内鼎沸。吾家四世三公，百姓所归；吾欲应天顺人，正位九五。尔众人以为何如？”主簿阎象认为不可，理由有二：当年周代始祖后稷积德累功，到周文王时，拥有了天下三分之二的疆土，仍然没有篡殷；你袁术虽然家世显贵，但比不上周文王。此其一。汉室虽然衰微，但还没有像纣王那样残暴，此其二。结论是，这件事“决不可行”。但袁术一意孤行，于建安二年称帝于寿春，建号仲氏。从道德上说，这是不忠；从权术上说，这是无谋。盖建安初年，天下仍处在群雄并立的阶段，刘备、孙策、袁绍、公孙瓒、吕布、张绣、张鲁、刘表、刘璋、马腾、韩遂，没有一个人敢僭帝号；而袁术却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立为帝，结果是成为众矢之的，天下英雄群起而攻之，他转眼便倒台了。

曹操就比袁术高明得多。他的确不把汉献帝放在眼里，目无君上。典型的例子是“许田打围”：曹操请献帝到许田围猎，想借此机会观察群臣动静。刘备、关羽等亦随驾出猎。看见荆棘丛中跳出一只大鹿，献帝连射三箭不中，命曹操射。曹操要过献帝的宝雕弓、金箭，扣满一射，正中鹿背，鹿倒于草中。群臣将校见了金箭，以为是献帝射中的，都踊跃齐呼“万岁”。这时，曹操竟纵马直出，拦在献帝前迎受，以致“众皆失色”。如此欺君罔上，却一直未僭帝号，这便是曹操的权术过人之处。也曾有谋士劝他废却献帝，另择有德者立之。但“许田打围”后，他从群臣的反应看出，此事不可擅行。“挟天子以令诸侯”，让汉献帝拥有天子的名分，而自己操纵天子的实权，比空有其名的袁术“实惠”多了。即使是在他一统北方，天下已是三足鼎立之时，他仍然没有“进一步”的打算。第七十八回，曹操病重期间，孙权写信给他，说：“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曹操看了，大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侍中陈群等人奏道：“汉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灵仰望。今孙权称臣归命，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应天顺人，早正大位。”曹操笑着说：

吾事汉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

曹操的意思是说：如果天命眷顾曹家，那他宁愿做周文王，而让儿子做周武王。周文王虽然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但照常称臣，不去挑战商纣王的君权，把取代商纣王这事留给儿子周武王去做。为什么留给儿子去做呢？因为这可以把阻力降到最低程度。曹操把自己比为周文王，也就是让他的儿子曹丕来灭掉汉朝，目的是降低灭汉的成本。从实质上说，这是有谋；而在表面上，则是“忠君”，曹操就这样把自己摆在了符合儒家政治伦理的位置上。

“智足以欺天下”的第二个侧面是：曹操的某些举动“有似乎爱民”。这里可以拿曹操和董卓、袁术、李傕、郭氾等军阀做个对比。

李傕、郭氾掌权之后，“残虐百姓”。袁术征讨徐州时，“七路军马，日行五十里，于路劫掠而来”。董卓更是视百姓如草芥。他有一次带军出城，走到阳城地方。时值二月，百姓们聚在一起举行迎神赛会。董卓下令军士围住，大肆杀戮，掠夺妇女财物，装在车上，车下吊挂数千颗人头，还扬言说是杀贼大胜而回。在城门外焚烧人头，把妇女财物分发给众军。迁都前，董卓派人遍行捉拿洛阳富户，共数千家，在他们头顶插上白旗，上写“反臣逆党”，尽斩于城外，没收其财产。军队押着数百万洛阳百姓迁往长安，沿途死掉的不计其数。董卓还放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又一把大火将洛阳城化为焦土，连官民坟冢也被挖掘殆尽。董卓的信条是：“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然而，舍弃百姓，安有天下？董卓太残暴，也太缺少政治智慧。

相形之下，曹操却深知民心向背乃是王霸事业成败的关键，所以他时常表现出爱民的风范。《三国志演义》对此多有叙述，例如：曹操打败袁绍后，在河边休息。当地百姓带着饮食前来慰问。一些长者告诉曹操：袁绍重敛于民，老百姓都心怀怨恨。如今丞相兴仁义之兵，战败袁绍，老百姓从此可望太平了。曹操听了，一面赏赐长者，一面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与杀人同样治罪！听说冀州比较空虚，众人都劝曹操赶紧进攻。曹操却说，现在庄稼长势正好，如遇战事，老百姓恐怕会遭殃，等秋收以后再攻打也不为晚。平定冀州后，曹操下令：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尽免今年租赋。

最为读者熟知的要算“割发代首”的故事了。第十七回，曹操进攻张绣，正当麦熟之时，曹操下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因此官军经过麦田，都下马扶麦而行。不料，曹操本人的马突然受惊，窜入麦田，踏坏了一大片麦子。曹操当即召行军主簿给自己定罪，主簿感到为难。曹操说，我自己制法，自己违法，怎能服众！拔剑自刎，被左右救住。郭嘉说：《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作为统帅，岂可自杀？曹操沉吟良久，拔剑割下自己的头发，命人传示三军：“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三军悚然，无不凛遵军令。曹操是善于行爱民之举以获取民心的。

《三国志演义》通过描写“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的曹操，刻画了一个纯用霸术的“奸雄”形象，一个“雄才大略”、具有政治远见与政治气度的领袖形象，其基本特征是：他的行为虽以权谋为出发点，却符合传统儒家的政治理念，比如忠君、爱民、赏识和重用人才等。他的成功是合情合理的。与之形成对照，袁绍重敛于民，尤其是用人如使唤奴仆，董卓以劫驾、残民为能事，他们的失败也正有着内在的必然性。从《三国志演义》对曹操、董卓、袁绍等的对比描写来看，纳道德于权谋之中的曹操，在招揽人才和争取民心方面，确乎有过人之处，他是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伟大角色的人物。以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人物，《三国志演义》对孙权等也不乏喝彩之笔。

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影响到《三国志演义》对魏、吴阵营的谋士、战将的评价。如果只是站在尊刘抑曹的立场来评价人物，曹操麾下那些出类拔萃的谋士（如郭嘉、荀彧、贾诩），身先士卒的勇将（如典韦、许褚、庞德），也许会被鄙薄为是非不分。然而，《三国志演义》却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给予他们充分的褒扬。其衡尺文臣武将的标准大体有三条：（1）是否善于择主。三国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君臣关系有异于天下大治时期，“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善不善于择主成为衡量将、士高下的首要标准。所谓善于择主，即受到主的尊敬、重用和信任，至于主是“奸雄”，还是“仁君”，这倒无关紧要。郭嘉、典韦等之为《三国志演义》推重，善于择主是一个重要原因。（2）是否忠于其主。这里的“忠”，以“士为知己者死”为其心理依据，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有着不同的内涵。于禁是曹操的爱将，襄阳一役，竟然向关羽乞怜。曹操闻讯，慨叹道：“于禁从孤三十年，何期临危反不如庞德也！”就因为于禁辜负了曹操的知遇之恩。董卓是残暴的军阀，恶贯满盈，但董卓被诛，蔡邕却伏尸而哭。甘为知己者死，蔡邕因此被毛宗岗许为“君子”。（3）将须有勇，士须有谋。在刘备和司马徽的一段对话中，司马徽将孙乾、糜竺、简雍之辈嘲笑为“白面书生，寻章摘句小人”，缺少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解决现实的政治、军事问题的才能，就不配在三国的舞台上扮演士的角色。而作为将领，无论其他方面有多少优点，只要贪生畏死，就一无是处。比如，“吕布英雄，无人可敌”，这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也承认的；然而，白门楼就刑，他却可怜兮兮地求刘备说情，以至于他的部下张辽当面骂他“匹夫”。《三国志演义》所推崇的是那些杰出的谋士和勇将：他们属于哪一阵营（或魏或蜀或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具备了谋或勇的良好素质。在这里，历史正统观对人物评价的影响甚微，人物的高下取决于他们作为将、士的属于战争伦理范畴的品格。

二、“民间的三国”以道德化的情感满足为基点

《三国志演义》对刘备集团的描写，以民间故事为主体，其文化内涵的特征是：追求道德化的情感满足，在明确区分“好人”“坏人”的基础上，还热衷于赋予“好人”的“谋”“勇”以传奇意味、超人色彩。

对道德化的情感满足的追求集中体现为尊刘抑曹的倾向。曹操复杂性格的核心是极端利己主义，由此呈现出虚伪、奸诈、残忍和凶暴等特征。第四回写出场不久的曹操杀害吕伯奢全家，给读者留下极为可憎的印象。曹操明知误杀吕家八人，还杀死买酒回来的吕伯奢。陈宫谴责他的负义行径，曹操竟毫不迟疑地说出了他信奉的人生“格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事实上他一生中就是按这损人利己的信条行事的。并非偶然，在曹操、刘备、孙权三个首脑人物中，曹操杀人最多，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杀人方法，如疑而杀人：赤壁之战前夕，他中了周瑜的反间计，怀疑自己的水军都督暗降东吴，杀掉了蔡瑁、张允；梦中杀人：他怕人在他睡觉时行刺，就宣称自己“梦中欢喜杀人”，故意把一个热心服侍他的近侍一剑刺死。借酒杀人：赤壁大战前，他把酒临江，横槊赋诗，扬州刺史刘馥认为诗句不祥，曹操便佯装大醉，“手起一槊，刺死刘馥”；借刀杀人：祢衡击鼓骂曹，他极为恼怒，打发祢衡说降刘表，借黄祖之手杀之。伺机杀人：他平时嫉恨好耍小聪明的行军主簿杨修，以“鸡肋事件”扰乱军心的罪名将其除掉；大规模杀人：衣带诏事发，曹操将董承等五家老小七百余人斩首；攻打徐州陶谦时，“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这些情节一部分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民间的三国”显然做了刻意的集中和渲染。

尤为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小说第十七回的描写。曹操围寿春攻打袁术，军中缺粮，在军心浮动之际，竟向仓官王垕“借头”来稳定军心。

却说曹兵十七万，日费粮食浩大，诸郡又荒旱，接济不及。操催军速战，李丰等闭门不出。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粮米十万斛，不敷支散。管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垕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垕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这样一个曹操，既奸诈，又残忍，当然不会赢得读者的好感。

与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利己主义人格成为对照，刘备是“民间的三国”极力推崇的仁君，“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 。在老百姓的心里，刘备仁义布于四海，是一位仁慈之主。贤达之士愿意为他出谋划策，平民百姓愿意拥戴他，追随他。在徐州，老百姓哭着请他掌管州事：“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在新野，小孩们唱着“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的儿歌；在樊城，曹操大军逼近之时，诸葛亮建议速弃樊城，取襄阳暂歇，刘备说：“奈百姓相随日久，安忍弃之？ ”于是按诸葛亮的主意，遍告百姓：“今曹兵将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愿随者，便同过江。”两县之民，齐声大呼道：“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这些情节，都致力于塑造刘备的“仁君”形象。只是，由于作者粉饰过分，甚至入侵西川也被粉饰为并非出于本意，这样就失去了真实感。曹操曾经这样评价刘备：“沛郡小辈，妄称‘皇叔’，全无信义，所谓外君子而内小人者也。”以曹操这样一个“心口如一之小人”，给刘备一个“外君子而内小人”的评语，倒也与许多读者的感受吻合。

相比之下，还是与刘备一起承担着道德使命的关羽和诸葛亮更受读者欢迎。与《三国志平话》格外突出张飞不同，《三国志演义》更加突出诸葛亮和关羽。

诸葛亮是《三国志演义》着力刻画的重要人物。《三国志演义》以魏、蜀、吴三条叙事线索为纲，而魏、蜀两大政治集团的较量尤为全书的主干；对魏、蜀的描写以蜀汉为重点，而对蜀汉的描写又以诸葛亮为中心。《三国志演义》一百二十回，共写了一百十一年的事情。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活动虽然只有二十七年，但这二十七年却在《三国志演义》中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即从第三十八回的“隆中决策”，到第一百四回的“丞相归天”，共有六十六回，这还不包括诸葛亮出山前水镜先生对他的赞美、去世后“魏都督丧胆”“定军山显圣”等有关情节。在这近七十回中，有大半回目是专写诸葛亮的。如此着力刻画的人物，在全书中没有第二个。

历史上的诸葛亮，本来就为士大夫文人所推崇。其原因有二：（1）诸葛亮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即杜甫《蜀相》诗所吟咏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2）他才具不凡，即杜甫《咏怀古迹》之五所谓“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三国志演义》对这两个方面都写得很透。

早在隆中隐居时，诸葛亮就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初见刘备，他就透辟地分析形势，提出了占荆据蜀、联吴抗魏的战略思想。正是依据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决策，刘备集团才由被动转为主动，蜀汉事业蒸蒸日上。刘备后来背离了联吴抗魏的国策，为了给关羽报仇，大举伐吴，彝陵之战，蜀汉事业遭到极其惨烈的摧残，诸葛亮不由哀叹：“汉朝气数休矣！”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即忠贞品格，集中表现在他对蜀汉事业的态度上。他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创立蜀汉基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刘备死后，他继续忠贞不贰地辅佐孱弱的刘禅。尽管刘禅昏庸，“是扶不起的阿斗”，尽管刘备当初白帝城托孤时曾说过，“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主”，但诸葛亮却始终克尽人臣之职。在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情况下，他力撑危局，坚忍不拔，“知其不可而为之”：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为了蜀汉事业，他南征北战，不是运筹帷幄，就是临阵督战，甚至“亲校簿书，自理细事，食少事烦，汗流终日”。部下关切他的健康，劝他不要过度劳累，他感慨地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吾尽心也。”司马懿得悉这种情形，对诸将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果然，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在伐魏前线的五丈原。《三国志演义》第一百四回细致描写了他临终时的情形：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视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这是诸葛亮人格精神的光辉写照。人格，是诸葛亮生命的基石。

诸葛亮的主要对手是曹操、司马懿。在与他们的较量中，诸葛亮一再展示自己智力的优势。诸葛亮不仅懂兵法，而且善于结合对手的性格，结合实际情况予以创造性地运用。第四十九回，诸葛亮在华容道设伏，吩咐关羽：“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这是用“火烟”明告敌人此处有埋伏，即所谓实者实之，是反用兵法之道。诸葛亮如此用兵，是因为曹操深知兵法。后来曹操见到火烟，果然得出了这样的判断：“岂不闻兵书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诸葛亮多谋，故使人于山僻烧烟，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他却伏兵于大路等着。吾已料定，偏不教中他计！”曹操这个判断按照常理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上了诸葛亮的当。与此相似而又相反，空城计却是以虚者虚之而取胜的。此次诸葛亮的敌手是老奸巨猾的司马懿，他深知兵法而又对诸葛亮一生谨慎的性格十分了解。诸葛亮面对司马懿率十五万大军席卷而来，弹丸之地的西城仅有老弱残兵两千五百人，战、守、逃都不行，便命“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自己“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使得司马懿满腹狐疑，不敢冒进，最终“两路兵尽皆退去”。兵法上所谓“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被诸葛亮运用到了化境，连司马懿也不得不承认诸葛亮是“天下奇才”，“吾不如孔明也”。

《三国志演义》在着力表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和智力优势外，还用大量笔墨赋予他异乎寻常的“超人”色彩，突出了下述几个相互呼应的侧面：（1）诸葛亮常常给人一种他是刘备之师的印象。《三国志演义》之写诸葛亮，自始至终以“其名臣也，其实师也”为基调；而写周瑜、鲁肃，则“其名臣也，其实友也”；写荀彧、贾诩、郭嘉，则“其名臣也，其实仆也”；写沮授、田丰等人，则“其名臣也，其实虏也”。这样处理，不只显示了诸葛亮、周瑜、荀彧、田丰等人的高下，也同时显示了刘备、孙权、曹操、袁绍的高下。（2）着力渲染诸葛亮的名士风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裴子语林》卷上曾引司马懿的一句话：诸葛亮“可谓名士矣”。而诸葛亮也确曾在隆中隐居，《蜀志》还记载他“好为《梁父吟》”。《三国志演义》据此写他：“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这种风度在特定场合中是适宜的。“空城计”中的诸葛亮，以“披鹤氅，戴纶巾”的风度退走司马懿也恰到好处；但反复使用，就不免给人张皇过甚之感了。（3）把“人谋”写成“神机”，把富于智慧的诸葛亮塑造成神仙。祭风祭水，他俨然是位方士；对每次战役的进展，连时间、地点也预料得丝毫不差；他摆的石头阵让陆逊大军迷路，他制的木刻巨兽吓退蛮兵，他造的木牛流马能搬运粮米，他会“缩地术”，他能“变”出几个“簪冠鹤氅，手摇羽扇”的孔明。这些都令人难以置信。

在《三国志演义》中，作者对关羽的崇敬之情仅次于诸葛亮。关羽的“义绝”，与诸葛亮的“智绝”、曹操的“奸绝”，并称“三绝”。

关羽在历史上以勇武知名，《三国志演义》中，关羽的勇武仍是重点描绘的性格侧面，“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单刀赴会”“刮骨疗毒”等情节向来脍炙人口。第六十六回，先写东吴摆下“鸿门宴”，为关羽与鲁肃的见面设置了严峻的背景；然后写关羽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单刀赴会，在充满杀机的环境里从容不迫，谈笑自若；再写关羽随机应变，一面让周仓发出接应信号，一面挟持鲁肃来到江边，安然坐舟返回，使东吴方面的精心策划化为泡影，鲁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关羽乘风破浪而去。第七十五回，关羽中了曹仁的毒箭，“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名医华佗提出：把关羽的臂膀捆在柱子上的铁环中，用被蒙头，再用尖刀刮去骨上的剧毒。关羽笑道：“何用柱环？”一边下棋，一边伸出胳膊令华佗医治。“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华佗感叹：我行了一辈子医，从未见过这样的病人，“君侯真天神也”。

在勇武之外，《三国志演义》对关羽“忠义”的描写无疑更为引人注目，也更能见出关羽的超群轶伦。所谓“忠义”，即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所说：“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报主”表现的是“忠”，聚焦于关羽与刘备的关系，无论曹操给予多少恩惠，关羽都绝不背叛刘备；“酬恩”表现的是“义”，聚焦于关羽与曹操的关系，无论需要付出多少代价，也不能改变关羽报答知己的信念。关羽当初死守下邳，兵败被围，巧妙地以“降汉不降曹”为策略，“身在曹营心在汉”，千方百计寻兄报主。曹操极尽其笼络之能事，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封以高官，给予厚俸，赠美女、馈锦袍、送名马，都不能使他违背桃园盟誓。曹操赠他赤兔马，他想到的是此马一日千里，“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曹操赠他锦缎战袍，他仍把当年皇叔赐的旧袍罩在外面，原因是“新恩虽厚，旧义难忘”，“穿之如见兄面”。一旦打听到刘备下落，立马“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关斩将”，寻兄报主。面对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忠义之举，曹操也不由得赞叹：“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三国志演义》写得更富于生气、更为感人的还是“酬恩”之“义”。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一节里，关羽的“义”外化为一种复杂的、充满人情味的英雄气度，超越了集团利益和个人生死（关羽与诸葛亮立有军令状）的考虑。当关羽率领的五百校刀手挡住去路时，曹操“止有三百余骑随后，并无衣甲袍铠整齐者”，人困马乏，毫无斗志。此时的关羽，置身于一种进退两难的悲剧情境中。从忠于汉室、忠于刘备事业的立场来看，曹操是图谋篡逆的“汉贼”，是刘备的死敌，绝对不能放过；但从个人关系来看，曹操又是关羽的人生知己，恩深义重，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回报：

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第五十回）

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山阳公载记》：华容之役，备独追操；操走出华容之险，喜谓诸将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稍晚耳。”因此，历史上不可能有关云长义释曹操一事。元代《三国志平话》所写，亦不似有意放曹：

曹公寻滑荣路去，行无二十里，见五百校刀手，关将拦住。曹相用美言告云长：“看操亭侯有恩。”关公曰：“军师严令。”曹公撞阵却过。说话间，面生尘雾，使曹公得脱。关公赶数里复回，东行无十五里，见玄德、军师。是走了曹贼，非关公之过也。

而《三国志演义》，则不仅强调关公是有意放曹，而且强调这是“义释”。作品描写关羽感情的起伏变化，真是一波三折，宛曲有致。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颂扬道：“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毛宗岗在其修改本中也称赞道：“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华容道义释曹操”为塑造关羽这个“义绝”的人格典范写下了最为浓重的一笔。人格比集团利益更重要，这或许是“民间的三国”所透露的一点重要意思。

写出关羽的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也是“民间的三国”的一个重心。其特点是，凡事皆明明白白地做，亦即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所称道的：“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身在曹营的关羽千方百计打听兄长下落，一日得到刘备书信，虽急着回到兄长身边，但不愿背着曹操离开。他的人际交往原则是，一定要来去明白：“人生天地间，无终始者，非君子也。吾来时明白，去时不可不明白。”曹操深知关羽，故意躲避不见。关羽一连去了数次，都见不到曹操，只好写信辞谢，“一面将累次所受金银，一一封置库中，悬汉寿亭侯印于堂上，请二夫人上车……率领旧日跟随人役，护送车仗，径出北门”。曹操赞叹说：“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曹操的赞叹可以视为作者的赞叹。

《三国志演义》还以热情洋溢的笔墨描写了关羽的儒雅风度。关羽精通《左传》，涵养极深，举止豁达而不粗野，言语磊落而不莽撞；甚至其容貌也给人风流儒雅之感：那一绺美髯，那酒后绰髯的动作，是何等儒雅豪宕！第二十七回，受命谋杀关羽的胡班，曾在极为特殊的情境中打量关羽：

胡班潜至厅前，见关公左手绰髯，于灯下凭几看书。班见了，失声叹曰：“真天人也！”

关羽的风度引起暗杀者赞叹，命运由此发生逆转。除了关羽和诸葛亮，《三国志演义》对其他人物很少表现出铺叙外在风采的兴趣。

总之，关羽终生守“义”尽“忠”，是一个集忠义、勇武为一身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在民间，关公是影响最大的民俗神，“孔庙”“文庙”远不如“关庙”“武庙”多。关庙遍天下，香火满人间，这是《三国志演义》传播接受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事实，也是我们解读《三国志演义》的一个重要参照。

三、“掌故的三国”聚焦于隐逸情调

清初毛宗岗修订《三国志演义》，有意在小说中增加了大量笔记片段。其《凡例》十条之三云：

事有不可阙者，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庙见画，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钟会不汗之答，杜预《左传》之癖，俗本皆删而不录。今悉依古本存之，使读者得窥全豹。

所谓“悉依古本存之”，其实是假托古本。毛宗岗假托古本所收录的这些“事”，主要出自《世说新语》这一类笔记。

笔记片段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或通过片断的琐事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为其在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提供注释，比如，以“管宁割席分坐”来说明早年的华歆即贪图名利，他后来充当曹操鹰犬收捕伏皇后并非偶然；或借志怪故事表达作者的爱憎情感，比如“左慈掷杯戏曹操”，虽不能给予曹操以实际的惩罚，但感情色彩浓郁，能使读者获得几许宽慰。然而，从总体上看，笔记片段的主要作用还是罗列轶事，抒写“幽居以养静”的闲情逸致。

第二十二回《袁曹各起马步三军 关张共擒王刘二将》，在紧张的戎马之争的叙述中，因陈登向刘备提到郑玄，于是《三国志演义》插入了这样一段：

原来郑康成名玄，好学多才，尝受业于马融。融每当讲学，必设绛帐，前聚生徒，后陈声妓，侍女环列左右。玄听讲三年，目不邪视，融甚奇之。及学成而归，融叹曰：“得我学之秘者，惟郑玄一人耳！”玄家中侍婢俱通《毛诗》。一婢尝忤玄意，玄命长跪阶前，一婢戏谓之曰：“胡为乎泥中？”此婢应声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其风雅如此。

事出《世说新语·文学》，所表现的是马融和郑玄的名士风度。无论是就马融、郑玄在《三国志演义》中的重要程度而言，还是就故事本身与《三国志演义》所展现的百年纷争的关系看，这段插叙都无必要。它实际上只是毛宗岗喜爱掌故的作风在叙事中的呈露。喜爱掌故，并因此拓展出一片“掌故的三国”，笔记片段遂自成格局，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品格。

掌故风味的意义与中国古典的咏史诗有相通之处。中国古典的咏史诗，时常感慨人世的沧桑和山水的永恒：无论多么显赫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与自然相比，都是短暂的。比如初唐王勃的《滕王阁》：“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中唐白居易的《灵岩寺》：“馆娃宫畔千年寺，水阔云多客到稀。闻说春到更惆怅，百花深处一僧归。”北宋苏轼的《法惠寺横翠阁》：“百年兴废更堪哀，悬知草莽化池台。”其中弥漫着一种令人惆怅的幻灭感。

并非偶合，在毛宗岗生活的清初顺、康年间，幻灭感正是弥漫在汉族士大夫文人中的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时代情绪。尽管这一时期的整体政治、经济状况是比较好的，但在汉族士大夫文人的内心深处，却是一片精神的废墟：他们以为至少还可以延续一百年的大明王朝，他们视为神圣的“夷夏大防”观念，却突然瓦解和受到现实的质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盛衰无常，而是一种文明的盛衰无常。一个有过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转眼间就被另一个民族的马蹄所征服，还有比这更能促发幻灭感的事吗？这种幻灭感在所有的文体中都有深切的表现。在词中，有陈维崧的《点绛唇·夜宿临洺驿》，更有朱彝尊的《卖花声·雨花台》：

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 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阑。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

在戏曲中，有《长生殿》第三十八出《弹词》，更有《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且听《余韵》那段归结全剧的唱词：

（丑扮渔翁）［离亭宴带歇指煞］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难丢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而当毛宗岗修订《三国志演义》这部直接描写政治、军事斗争的历史演义时，他也意味深长地以一首吊古词开篇：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出自明代杨慎所著《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后改称《廿一史弹词》）的第三段。明代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原无此词。毛宗岗评改《三国志演义》，特意将它放在卷首，旨在以吊古伤今的情调笼罩全书。《三国志演义》结尾的古风也说：“纷纷世事无穷尽”“鼎足三分已成梦”。那些历史英雄，那些血雨腥风，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殆尽了，剩下的只有那亘古不变的青山夕阳、秋月春风。

对掌故的爱好基于一种谈笑话沧桑的处世态度：恬淡闲适的隐逸情调比刀光剑影的杀伐征战更能提高人的尊严和生命意识，对“是非成败”的热衷其实不如摆脱了争竞的小品式的淡定。这就是《三国志演义》中不时可见的掌故所蕴含的意义。

毛宗岗评点《三国志演义》，有“三奇”之说：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这三个人物，是《三国志演义》中“历史的三国”和“民间的三国”两种文化内涵的主要承担者。这两种文化内涵，各有其旨趣，各有其价值。大体说来，“历史的三国”更加关注政治智慧，“民间的三国”更加关注日常伦理，正如政治智慧与日常伦理不能相互取代一样，“历史的三国”与“民间的三国”也不能相互否定，而只能相互补充。至于毛宗岗评改本以贯穿全书的掌故风味和隐逸情调来消解“英雄”和功业的意义，则另具一种超越世事的情怀。《三国志演义》由此获得了博大深厚的品格，当然也潜伏着比单向度小说更容易被误解的可能性。《三国志演义》是一部以其文化内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向读者的解读能力挑战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