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宁波人在上海：研究概况综述

随着近年来上海经济的迅猛发展，上海在全国的地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瞩目，上海史研究也逐渐成为区域史研究中的“显学”，尤其是社会史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城市史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上海移民史作为城市社会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有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及《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乐正著《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忻平著《从上海发展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中有关上海移民社会的论述；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对于上海开埠后各个阶段人口变迁的概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其中依据原始资料所作的人口统计数据颇具价值，至今仍为研究者广为引用；张开敏《上海人口迁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论述了上海人口迁移的阶段、特点及与经济、社会的多方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大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上海谭》社会史系列丛书^注15等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上海移民史的研究，标志着上海移民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外，自90年代初中期以来，也出现了一大批从不同的角度对移民与上海社会的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学术论文。其中张鸿奎《移民论》^注16着重论述了移民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认为从社会史意义上说，移民以其特有的方式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着发酵和催化的作用；樊卫国《晚清移民与上海近代城市经济的兴起》和《晚清沪地移民社会与海派文化的发轫》^注17分别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论证了移民对上海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作用，认为移民社会为上海近代城市经济的兴起和海派文化的发轫提供了适宜的孕育环境和社会氛围；马长林《人口迁移与近代上海都市化》^注18探讨了华洋杂居与移民涌入构成的合力系统对上海都市化产生的重大影响；卢汉龙《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研究》^注19则通过对口传历史的社会学调查，研究了解放前上海居民的来源结构、目的动因及移民的各种社会经济特征；高洪兴《近代上海的同乡组织》^注20、曹峻《近现代上海卢湾区同乡移民团体的考察》^注21、宋钻友《民国时期上海同乡组织与移民社会关系初探》和《一个传统组织在城市近代化中的作用——上海广肇公所初探》^注22、马学强《一个传统商帮的近代变迁》^注23等文，则从不同侧面，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移民同乡组织的沿革、分布、特点、功能及其与上海移民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详细考察和深刻剖析；陈文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来沪移民的谋生方式》和《太平天国运动与近代上海第一次移民潮》^注24主要分析了上海开埠后第一次移民潮出现的原因及移民的社会构成和谋生方式；熊月之《略论上海人形成及其认同》^注25从一个新颖的视角综合探讨了上海移民社会发展进程中，“上海人”概念的形成、上海与移民的双向认同及其共同文化特征，无论从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都使人受益良多。上述这些功力深厚、颇富新意的学术论文拓展了上海移民史研究的视域，为今后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美、法、德、日等国的许多学者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兴趣盎然，上海尤为其关注的焦点，一些视角新颖的研究成果纷纷面世，其中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的《创造中国的社会群体——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注26一书从社会群体的当代问题追溯到它的起源，试图揭示上海的苏北人被歧视的原因；顾德曼（Bryna Goodman）的《出生地、城市与国家：1853—1937年上海的地方网络与身份》（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注27一书则认为同乡组织在近代上海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成为集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诸多功能于一身的城市社会共同体。此外，顾德曼的《新文化，旧习俗：同乡组织和五四运动》和《三十年代上海同乡会——兼谈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问题》^注28两文论述了上海同乡组织在近代政治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作用及社会生活中的中介调解功能，认为同乡团体是当时上海市民心态和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显示出传统同乡团体的特点和功能在近代社会的嬗变。西方学者的有关论文和论著将历史学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诸多学科相互结合，运用定量分析、实地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所论颇予人以启迪。

纵观近年来上海移民史的研究，确实取得了长足进展和重大突破，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任何一部上海史、上海经济史、上海社会史都须提及的、上海移民社会中举足轻重的移民集团——宁波人的研究，则不尽如人意。虽然也有一些论文论及“宁波人在上海”这一论题，但缺乏有深度、有力度的学术论著，完整、系统的分析研究更付阙如。

对于上海的宁波人研究，倒是西方学者捷足先登，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苏姗·曼（Susan Mann Jones）的《1750—1880年宁波的金融势力》（Finance in Ningpo:　The ‘Ch’ien Chuang，　1750-1880）^注29、《“宁波帮”和上海的金融势力》（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注30就对宁波人在上海金融业中活动的研究着力较多；日本学者帆刈浩之《清末上海四明公所“运棺网”的形成——上海宁波商人的同乡意识的背景》（清末上海四明公所の“运棺ネツトワーク”の形成——近代中国社会にぉける同乡结合について）^注31一文以四明公所从事的主要事业——运棺寄柩为背景，研究了上海宁波商人的同乡意识；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梁元生（Leung Yuen Sang）教授的《十九世纪中叶上海商界地区性集团之间的竞争》^注32一文则从对外贸易、职业分布、政治势力等各个方面比较了上海两个较大的移民集团——广东人和宁波人在近代上海的势力消长。从国内学术界来看，对于宁波人在上海建立的同乡组织——四明公所，上海通社在30年代初中期编辑的《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即有《上海四明公所研究》一文，可谓较早的对四明公所进行系统研究论述的文章。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注意这一领域，代表性的论文有黄逸平《近代宁波帮与上海经济》^注33、蔡继福《“宁波帮”与上海工商业》^注34、陈立仪《上海的“宁波帮”》^注35、竺菊英《论近代宁波经济与上海的关系》^注36等，这些文章大多从经济史的角度论述宁波及所属各邑旅居上海的商人（即一般而言的“宁波帮”）的经济行为与上海经济发展的关系。王遂今《近代“宁波帮”企业家为什么能崛起》、《“宁波帮”是怎样形成的》^注37，姚玉明《近代“宁波帮”文化心态初探》^注38，孙善根《试论近代宁波籍工商人才群体的形成》^注39，沈雨梧《论海外宁波帮企业家素质》^注40，周静芬《上海开埠是“宁波帮”近代化的机遇》、《鸦片战争后“宁波帮”近代化的标志之一——宁波旧式商人的转型》、《“宁波帮”传统优势行业的转型——近代化的标志之二》^注41等文则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宁波帮”（主要活跃于上海）的形成、转型过程及文化心态特征；苏智良《试论1898年四明公所事件的历史作用》^注42着重论述了1898年“四明公所事件”的历史作用；曹峻《近代上海宁波帮的经济与组织》、《宁波旅沪同乡会研究》^注43则主要考察和比较了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这两个宁波移民同乡组织的沿革发展和社会功能；虞和平《清末以后城市同乡组织形态的现代化——以宁波旅沪同乡组织为中心》^注44一文通过考察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会务和功能，探讨了传统的同乡组织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组织构成、功能特点的转化。此外，对于活跃在上海社会经济领域的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虞洽卿、宋汉章、方椒伯、秦润卿、刘鸿生、项松茂、方液仙、蒉延芳、王伯元、李康年、盛丕华等著名旅沪宁波人的活动事迹，上海、浙江、宁波等地的文史资料中多有回忆文章，但多为史料性质，除了对严信厚、刘鸿生、虞洽卿、秦润卿等个别人有一些研究外^注45，对于上述在近代上海金融、工商界颇具影响的重要人物的研究基本上一片空白。对于旅沪宁波人中的代表人物——虞洽卿，1996年浙江省历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会与沪杭两地的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在其家乡浙江慈溪龙山联合举办了首届“虞洽卿研究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论文集《虞洽卿研究》（宁波出版社1997年）。另外，尚有一些通俗性读物陆续出版。^注46上述文章和著作对旅沪宁波移民（主要是宁波商人）的形成原因、转型过程、经济成就、文化心态、同乡组织等各个层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上海宁波移民”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而且宁波出版社已于1996年将其中一部分论文编集成册（鲍杰主编《论近代宁波帮》，宁波出版社1996年），但一些文章的研究方法视角略显单一，所论流于泛泛，资料也欠翔实，缺乏精深缜密的微观分析，至今更鲜见深层次、全方位、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分析论著。

鉴于宁波移民在近代上海人数既多，作用且钜，因而我选择“上海的宁波移民研究”作为研究课题。^注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