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宁波人与上海近代银行业
宁波人对新兴事物素极敏感，当创建银行的实践初显端倪时，其利用把持钱庄业之便，积极投身其中，为之践履笃行。
严信厚
1 宁波人参与投资、创办的银行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宁波人在该银行的兴办、资金的筹措、具体的管理中起了重要作用。中国通商银行为国人自办银行之嚆矢，它打破了外国银行独霸中国金融市场的局面，同时引进西方金融制度，使金融业开始摆脱旧式经营管理方式的局限。在这艰难的起步中，处处闪现着宁波人的身影。中国通商银行筹备伊始，慈溪人严信厚就计划将所设的银号和各埠分支改组加入，此事虽未成，但其创办热情由此可见一斑。从资本构成看，通商银行额定资本为500万两，其主要投资者中，严信厚占1000股，计50000两。注144从人员构成看，通商银行初创时的九个总董中，三个是宁波人，即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同时第一任华大班也由余姚人、上海北市钱业会馆的首创人、咸康钱庄经理陈笙郊担任；其继任者（第二任华大班）亦为余姚人承裕钱庄经理谢纶辉。行中最重要的七位职员，董事长傅筱庵（镇海人），常务董事徐圣禅（镇海人）、孙衡甫（慈溪人）、谢光甫（余姚人）和朱子奎（定海人），事务局理事厉树雄（定海人），业务局理事俞佐廷（镇海人），全部是宁波人。其中傅筱庵于1919年担任华大班（后改为总经理），在他任职期间，在虹口、南市设立分行，分别由王心贯（镇海人）、方椒伯（镇海人）负责。此间通商银行的业务有所发展，1919年下半年盈利17万两注145，为建行以来的最高峰。1920年4月董事会议决，嗣后关于存款、借贷、抵押各款等相关事宜均须经傅筱庵的许可方能照行，至此傅完全掌握了通商银行的实权，直至1935年杜月笙取而代之任董事长止。宁波人在中国通商银行中的势力和影响如此之大，该行因而被人们归属于“宁波帮”的金融势力范围。注146
在新式银行发展的第一阶段，宁波人值得一书的作为还有四明银行及中华银行的创办。四明银行是继信成银行注147之后的早期商办银行之一，完全由旅沪宁波籍工商业者投资。辛亥革命后，该行业务发展较快，成为上海重要银行之一（四明银行在后详论）。
中华银行是武昌起义后不久，沪军都督府为筹措军需而设立的，总董其事者为孙中山，定海人朱葆三、慈溪人林莲荪在其中也起到重要作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中华银行奉令经理军用钞票，信誉良好，很受民众欢迎，当时沪军都督府的财政收入全赖于此。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辞去中华银行总董之职后，由朱葆三改任董事长，林莲荪任第一任总经理。同时担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的朱葆三为募款而协筹共济，煞费苦心。如中华银行军用钞票一度风潮突起，朱葆三经手与承裕、恒祥、宝和、福康、永丰、同余、汇康、豫源、恒兴等钱庄商借10.5万两白银，每家钱庄以军用票1万元作抵，议定利息按市折加一厘，以维持军用票信用。
该行于1915年改名为“中华商业储蓄银行”，完全商办，董事长由朱葆三之子朱子奎担任。而中华银行对革命的资助工作并未因此中辍，正如业中人评论道：“中华银行之助成革命工作，初不因此而斩。此后十余年间，迄于北伐完成，港粤沪三地革命款项之经汇，亦尝分任其劳。”注148
20世纪初年至30年代，华资银行业进入最活跃的发展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在华侵略势力一度减退，加之此时近代民族工业经过甲午战后、收回利权运动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个阶段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定基础。数量巨大的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相辅相成，不仅银行对工业放款的比重大大超过前期，产业资本家对银行的投资同样增长很快，“以商为枢，以存款、储蓄为资源，以放款为归宿，以汇兑为往来”的商业储蓄银行所增数量惊人，仅1912—1926年间，上海就新设银行总行50家，分支行18家注149，截止到1927年底，上海实存华资银行31家（不包括外埠银行在沪的分支行及中外合资银行），而宁波人在1921年一年内就创设或投资了惇叙商业银行、上海煤业银行、民新银行、日夜银行、中国棉业银行、上海百货商业银行、中华劝工银行、上宝农工银行、宁波劝业银行、民通银行、百汇银行等近十所银行。在这一上海新式银行发展最快的时期内，宁波籍金融家接盘、创办的中国垦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是其中两所重要的商办银行。
1927年春，秦润卿、王伯元（慈溪人）等人集议接办了原设于天津的中国垦业银行，一次收足股本现银250万元。改组后的中国垦业银行总行设于上海，除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并发行兑换券外，另拨资本10万两，设立储蓄处，办理各种储蓄，由秦润卿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直至1943年底辞职止），王伯元（占58％股份）任常务董事及经理。该行在经营上抱稳健态度，往来放款比较慎重，业务持续发展，成为上海乃至全国较为有名的银行之一。
刘鸿生
刘鸿生创办的中国企业银行于1931年11月12日正式开业，资本总额国币200万元，实收半数，刘鸿生与其弟刘吉生投资总数达97.5万元，占股份额的97.5%。自任董事长的刘鸿生非常重视树立银行的良好形象，注重人才培养，正确处理银行与刘氏企业的借贷关系，使该行业务蒸蒸日上，成为新创办的商业银行中的佼佼者。
这时，一些专业银行及特殊银行也开始出现，如“煤炭大王”刘鸿生发起组织的上海煤业银行注150、秦润卿等创办的上海棉业银行注151、邬挺生（奉化人）等兴建的上海百货商业银行注152等属于分业银行类型；王正廷（奉化人）等组织的中华劝工银行注153，王伯元等接办的中国垦业银行注154，项松茂（鄞县人）等创设的宁波实业银行注155等属于农工银行类型；而黄楚九（余姚人）设立的日夜银行注156在经营时间上有特色（自上午9时至晚11时营业）；严叔和（余姚人）、张寿镛（鄞县人）等参与创办、管理的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注157在组织上颇具特色，属于特殊银行类型。专业银行相继出现，说明上海华资银行业内部已形成初步分工，体系日趋完备。
1911—1937年间，新式银行经过迅速发展，还呈现出集团发展的特点，1915年基本形成了由浙江实业、浙江兴业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组成的“南三行”；1921年，由盐业、金城、大陆、中南组成的“北四行”规模已具。从这一发展趋势来看，宁波籍金融家兴办的银行没有形成明显的集团或参与集团之中。1928年以后，国家银行的实力逐渐增强，形成了一个以中央银行为首，四行二局为支柱的金融集团体系，表现出排斥私营银行的趋向。因而宁波人在30年代虽然也参与创办了不少银行，如刘鸿生创设中国企业银行、项松茂等人创办宁波实业银行等，但发展势头明显不如20年代前期那样强劲。
2 宋汉章与上海银行业
宋汉章
宋汉章是中国近代银行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为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宋汉章，号鲁，1872年生，余姚人，出生于福建建宁，其父宋世槐曾在闽办盐务，兼营木业，后协助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从事电报局创建工作。宋汉章早年随父来沪，稍长就学于中西书院，毕业后在上海电报局工作。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入中国通商银行负责洋务，与负责内务的谢纶辉并列。1906年，受聘去北京任职，后因大清银行注158整顿，遂由度支部调任来沪，主持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工作，继而被任命为沪行经理。
（1） 建立中国银行的国际地位
宋汉章为建立中国银行沪行的信誉而殚精竭虑，他的苦心经营奠定了中国银行的国际地位，也为中行积累了极为宝贵的无形资产。
中国银行在国内外的信用基础主要是由上海分行树立的。从民国初年到1928年，为沪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此时也正是宋汉章执掌中行上海分行时期。1912年，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宋氏被任命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其时上海外商银行以雄厚的资力垄断了金融市场，尤其是国际汇兑一项，几乎全被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资银行所把持。沪行在宋氏主持下，以“外滩银行”的地位，参加外商银行同业公会，与外商银行分庭抗礼，也奠定了中国银行在国内外金融界的地位。
要真正担当起执中国金融界牛耳的角色，并与外国银行相抗衡，首先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沪行成立初期举步维艰，幸赖宋汉章与副经理张公权的默契配合和协作，才得以逐步打开局面。初时沪行连存款业务都难以开展，只能从买卖银元入手，以带动其他业务的发展。自1914年起，沪行对银元存款，照付利息，改变了当时外国银行及钱庄只对银两存款付息的惯例。同时沪行还加强服务，提高效率，广揽存户，如鼓励缴税单位开立支票户，使用支票付税，使一向不与华商银行往来的外资商行亦来沪行开户；凡存户以银两兑换银元，或以银元兑换银两，均不收手续费；汇款则减收汇费；对需要投资的巨额存户则协助提供有关经济信息及寻觅投资途径等；存款数额不计多少，开户期限不计长短，即使当日存款，当日尽数支取亦可。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沪行的存款业务稳步发展，1915年为1557万元，1920年为1616万元，1927年增至3870万元。注159
银行业务近代化的另一含义也就是国际化。中国银行从1915年开始办理国外汇兑业务。宋汉章为此特意聘请专家指导，还亲自研习有关书籍，一些重要来往信件，都由他亲自拟稿、签发。在具体经营过程中，宋汉章为培养外汇业务人员，专门派人到国外代理行实习业务。另外，沪行于1919年设立国外汇兑股，办理如下外汇业务：进口押汇；外币贷款；办理票汇、电汇业务；近远期调期业务；运用自有的外汇资金，买入外国大银行之汇票，获取利息；经理政府外债事项；出口押汇。在开展外汇业务中，沪行先后在美国纽约、日本大阪成立代理机构。到1927年，沪行国外通汇点已达90多处，遍及欧洲、南北美洲以及南洋各地，使中行的外汇储备更加充实，并吸引了一部分外国银行的业务。
资信良好和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性，是近代银行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为人正直、作风稳健的宋汉章在“小万柳堂事件”（即“陈其美拘捕案”）及“抗命停兑”两次事件中，临危不惧，深得社会舆论的好评，也为中行在国内外树立了良好信誉，积累了极为宝贵的无形资产。
辛亥革命时期，沪军都督陈其美急欲筹饷，命令宋汉章与北京大清银行总行断绝关系。宋认为大局尚未澄清，以沪行系官商合股，个人不能作主，婉言拒绝。陈其美乃设计将宋汉章扣捕于曹家渡小万柳堂，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及伍廷芳、马相伯、陈其采等人的营救下，宋被禁两周后获释，由此为上海各界人士所称许。
宋汉章在1916年“抗命停兑”事件中的表现更为人们称道。当时由于中国、交通两行款项不断为袁世凯挪用，信用不稳，北京、天津相继发生挤兑风潮，袁政府遂于5月12日命令全国中、交两行分行对已发行的兑换券一律停止兑现。各地中、交两行奉命照办，唯独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过慎重考虑，取得江浙金融资本集团、洋商银行及中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的支持后，决定对停兑命令拒不执行。遂发布通知，凡沪行发行的兑换券，除本行照常收兑外，还可向本行的各委托代兑点兑现。众人见各银行、钱庄对中行发出的兑换券照常收受，而兑现之处又很普遍，挤兑风潮得以很快平息。注160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此风波，声誉日隆，正如《新闻报》1916年5月15日评论道：“两日以来，舆论翕然，然非资力雄厚兼有胆识者，何能若是！此后持有上海中国银行钞票者，均可少安毋躁矣。”宋汉章也因而声名大噪，1915年5月16日《新闻报》译载《字林西报》社论曰：“沪埠赖有此举，而不堪设想之惊慌或暴动得以转为无事，此等举动，乃足以当胆略非常，热心爱国之称誉。至记者所以虑及暴动者，则以星期六上午，持票者其势汹汹，苟有迫压，恐难保祸变之弗作，于此又足见该行行长宋汉章氏胆识俱优，当衮衮诸公神经错乱，不惜以国利民福快其一掷之时，独能以应变之术，挽祸机于仓卒也。”注161其时竹枝词咏赞宋曰：“中国银行宋汉章，不听袁令抗中央。力将钞票通常兑，博得人间信用彰。”注162
宋汉章对汉口沪券的处理方式也巩固了沪行的信用。1927年，宁汉分裂后的武汉政府为集中现金发布条例，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汉口地名的兑换券代替现洋行使。此令使汉口地名的兑换券不到半年币值陡降，每元仅值银币二角，无法继续流通，而上海中行兑换券反而为武汉各地所通用，且遍行于川、湘、鄂、豫诸省。宋氏鉴于沪券发行额日增，为取信于持券人，建议上海中国银行实行兑换券准备金按期检查公告制度，由上海商会、银钱业、领券行庄、中行董监和财政部金融主管部门派员组成上海中国银行兑换券准备金检查委员会，每3个月检查一次，并公告结果，以昭大信。同时为了酌盈济虚，调剂市场，疏导兑换券的流量，宋氏还特设汉口沪券汇兑处，推行沪券，很为商民所欢迎。继之又在长沙、宜昌、沙市增设沪券汇兑分处，并在鄂湘豫三省各商业中心筹设代理机构，发放贷款。随着沪券的扩大流通，上海中行资金的运转调拨更为灵活，此时可谓上海中行发展的全盛时期。
宋汉章还不遗余力地规范银行业务，建立了发行准备全部公开制度，订定“发行准备检查委员会”规则九条，邀请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领券行庄、财政部推举代表，组织检查委员会，定期检查发行准备，将内容登报公告以取得公众的监督，亦表示准备金之合法与充足。准备金按规定是六成现金、四成保证金。自1928年4月1日起，每月检查一次，此法对稳定金融、取信于民有很大的作用。以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主管人员虽有变动，但从未废弃这一中外通例的制度。随之中央银行和其他银行相继效法。公开检查发行准备成为一项制度，是上海分行的首创，也是金融发行史上的一大创举，此后中国银行钞券的发行在困难重重、金融风潮迭起之中仍能有增无减，在全国各银行发行总额中居于首位，实得力于此制。
宋汉章除了为银行业务的发展殚精竭虑，其高风亮节也为中行树立了良好的行风行纪。作为沪行经理，宋汉章一生自奉俭约，以银行薪给度日，从不为个人私利打算，也不滥用行内分文。凡有酬酢，几乎都是自掏腰包；外界致送的车马、酬谢等一概谢绝。他担任中国保险公司董事长近二十年，不仅未领分文报酬，中保对外交际和酬宴也全由自己付费。与其共事年久的张公权的评价最能说明宋汉章的为人处世之道，张认为宋有五个特点：一自奉俭朴，不嫖不赌；二操作勤劳，晨九时到行，晚八九时一切账务结清后，方始离行；三办事认真，每一笔生意必一再衡量利害，而后决定应否承做；四爱惜公物，处处为银行节省，决不滥用分文；五公私分明，无论零星开支，与业务往来，决无假公济私情事。注163宋汉章的以身作则，使上海分行的工作人员自上而下都能做到崇尚节俭，勤奋工作，这与其重视身教不无关系。正如人们所评价的：“此银行之有今日，多得力于张公权、宋汉章两人。”注164此言实不为过。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为树立中国银行“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信誉最好、资本额最高、对中国政治经济有重要影响的近代化、国际化大银行”的形象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宋汉章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1927年春，率北伐军进入上海的蒋介石几次向上海银钱业借款，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已担负了其中最大的份额（约占总数的1/4以上），但蒋军需索款频繁，没有止境，对资力相对雄厚的沪行更是极尽威逼、恫吓之能事。宋汉章“既按银行向例作风应付”借款事，引起蒋的不快，宋为此致信蒋介石，陈明银钱业的难处，蒋不但不予见谅，反而宣称将以“附逆罪”处置中行；而中国银行董监事联席会议又劝谕宋应“顾全行基及对社会责任，勿得以巨款出借”。宋两面受责，左右为难。在强大压力下，他不得不向蒋介石乞求谅解，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经此折磨，宋汉章健康受到影响，辞去上海分行经理职位，专任常务董事兼沪行总经理这一虚职。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银行总行迁到香港，宋汉章也随之去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他亦随总行再迁到重庆，直到抗战胜利，才重返上海。
纵观宋汉章的一生，他对中国银行，特别是沪行的发展确有相当大的影响，并且是唯一与旧中国银行相始终（1912—1949）的人士。曾与他共事多年的张公权归纳宋氏对上海金融、社会经济的贡献为：（一）建立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之基础，辅助中国银行全体之发展，促进上海银行业之滋长；（二）树立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纸币之信用，增加纸币流通，同时抵制外商银行发行之纸币，间接帮助中国货币之统一；（三）协助上海中国商业银行与钱庄解决金融上之困难，并助长其发展；（四）创办国外汇兑，积储外汇资金，奠定日后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之基础；（五）扩充工农业放款，辅助国家经济建设，抗战期间，在后方协助政府安定金融，增加生产。注165对于一生尽瘁于中国银行的宋汉章来说，这些评价并非溢美之词。
（2） 主持中国保险公司
宋汉章出于对保险业之于一国财政金融重要性的认识，一意创设中国保险公司。
中国保险公司于1931年11月正式开业，以中国银行沪行后面仁记路（今滇池路）余屋作为中保对外营业的地址。资本额为500万元，基本上是中行独家投资。宋汉章担任中国保险公司的总经理。
宋汉章为保险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宋氏主持创建中国保险公司时已届晚年。他对保险工作原一无所知，因此多方请教，孜孜研求，几致废寝忘食。他还聘请国内外保险专家担任顾问，以求在具体业务上不落人后。我国早期的保险事业，几乎全操诸于外商之手，以后虽有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等华商保险公司的陆续成立，但民族保险业仍显势单力薄。自宋汉章主持的中国保险公司创立后，华资保险业的阵容为之一振。中国保险公司凭借中国银行在国内外分支机构的协助，业务进展迅速，影响遍及海内外，极大地提高了华商保险业的信誉和地位。
宋汉章主持的中国保险公司所经办的保险业务有一般保险业务、再保险业务和人寿保险业务。就一般保险业务而言，初期以经营火灾险为主，也兼营当年通行的茧子险、银钞险，以后又扩充至运输险及汽车险、邮包险等。另外，除试办奶牛险、电梯险、橱窗玻璃险及船壳险等，还办理水上运输险，分为平安险（即只保证货物平安到达目的地，不包括途中遭受风浪所致的损失）及水渍险，若是海洋运输险须另加费用，还可加保兵险及破碎险。
就再保险业务而论，中保事先对每一笔承保业务都进行审慎的核察，一旦承保，对每个承保单位定下自负责任的数额，再按每一承保危险所在的地段定下总的自负责任的限额（即自留额），超过这些限额的溢额则分给其他保险公司分保，即再保险。中保又和以太阳保险公司为首的各家保险公司订有固定溢额分保契约。有了此约，不但中保可放手承保巨额业务，利于业务的开展，其他承受分保的公司有中保为后盾，有以守信著称的宋汉章主持其事，自可无所顾虑。如汉口申新四厂火灾案就是对中保的一次严峻考验。惨被大火的申新厂全部损失折合银元200余万元，占中保实收资本250万元的80%。由于该厂的全部财产由中国保险公司汉口经理处承保，中保在特派副理陈伯源赴汉口核实后，及时理赔，使该厂很快得以重建，恢复生产。申新四厂特在《申报》、《新闻报》刊登整幅鸣谢启事，中保因此声誉鹊起，业务日增，同时，华商保险同业也深受其惠。
1933年秋，中国保险公司又增办人寿保险业务。寿险有终身人寿保险、储蓄保险、人身意外保险、劳工保险、雇主责任保险等12种之多。人寿保险部于1937年改组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本着“研究保险学理，促进保险事业”的宗旨，1935年8月宋汉章与吕岳泉（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丁雪农（太平保险公司）、胡咏骐（宁绍保险公司）在上海组织成立了第一个保险学术研究团体——中国保险学会，宋汉章任该会理事长，直至抗战胜利。该会成立后，为推动保险理论的研究与宣传做了许多工作，如呈请教育部，通令于小学教科书内增加保险教育的内容；与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联名函请各大书局于出版的小学教科书内增加保险一课；出版《保险季刊》；呈请教育部，派遣国外保险留学生；筹备保险学术演讲等。学会领导人胡咏骐（鄞县人）等还经常到复旦、沪江等高校作保险学术演讲，传播保险理论与实践知识。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保险学会停止活动。
在宋汉章的多方努力下，中保业务持续发展。至1934年底，外埠的经理处计有：浙江15处，江苏12处，山东8处，辽宁6处，安徽6处，吉林3处，湖北3处，江西、湖南、四川、福建、广东、河北、河南各2处，黑龙江1处，另在英国设立代理处。注166
3 四明银行：旅沪宁波人的银行
四明银行是我国创立最早的商办银行之一，开办于1908年，全部由旅沪宁波人集资创设，1935年遭官股吞并，成为官商合办银行。四明银行的发展过程不但映照出宁波人在上海从事金融业的足迹，亦可从中看出中国商办银行发展的艰难历程。
四明银行
（1）发展概况
四明银行是20世纪初年华人自办银行热潮中的一个重要成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倾销和加强对中国原料的掠夺，除了开设一系列洋行、工厂外，还设立银行，从金融方面配合其各项经济侵略活动，并逐步控制中国金融市场，以达到左右中国社会经济的目的。外国银行在中国经济活动中的枢纽作用，诱发和启示了我国各方人士认识到自办银行的重要性，由此而有魏源、洪仁玕、容闳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对自办银行的向往和建言。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中国新式商业和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对资金融通、流转的要求更为迫切，促成了兴办实业的洋务派和工商业者对创设近代银行的共同希冀。但自19世纪70年代始，唐廷枢、李鸿章、马建忠等人创建银行的计划皆因各种原因相继成为泡影。与洋务派等创设近代银行的实践活动遥相呼应，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郑观应等人对银行的功能、作用以及建立的必要性、社会意义作了全面、深刻的剖析与论述，从而为华资银行的成立提供了认识指导和理论准备，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创设近代银行的实践。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清廷财政困绌的压力下，更主要的是随着甲午战争以后上海对外贸易及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亟须对货币流量、流向进行调节和平衡，这一切都催生着新式银行。自华商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1897年5月27日于沪上宣告正式成立后，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继之华资银行纷纷创建，四明银行即为其中之一。
四明银行于1908年9月11日（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在上海成立，它的发起人、主要投资者和管理者均为旅沪宁波籍人士，（见表3-4、表3-5），初始资本为150万两，实收50万两，设总行于宁波路。
资料来源：《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档案》，转引自洪葭管《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第146—147页。
总 董：周金箴
董 事：袁鎏、朱佩珍、吴传基、李厚垣、方舜年、严义彬、李翊燕、李璋叶
总经理：陈薰
协 理：虞和德
1910年，四明银行由孙衡甫盘进，孙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0年9月，四明银行总行迁至北京路，自建行屋，股本原额150万两，实收75万两。1933年废两改元，资本改为225万元；同年5月，呈准政府发行兑换券。除在上海设立许多支行外，又陆续在宁波、南京、汉口、重庆、成都、苏州、杭州等地设立分行，甚至还在宝鸡、平凉等地设立了办事处，是为其发展的全盛时期。
四明银行以一介商办银行，能在沪上金融界占据一席之地，“论资格，在国内银行里堪称得上是个先进”注168，资深固然是主因，更重要的是作为旅沪宁波人的主要金融机构，它与许多甬籍工商业者互为依傍，协同发展，四明银行为众商融通资金（见表3-6），宁波籍工商业者与众多宁波同乡则鼎力相助四明银行渡过历次金融风潮。
资料来源：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804—805页。
虞洽卿在创业时期仰仗四明银行颇多。如他经常以8万、10万元买进旧船，经修理、油漆，继之向四明银行抵押借款15万、20万元，然后再去买进旧船，如此周而复始，以致他在四明银行所欠债额最多时达300多万元。
每遇金融风波，四明银行也全仗上海宁波同乡的群起支持，才得以稳渡难关。民国成立前后，金融风潮迭起，四明银行虽拥有钞票发行权，但它的基础远不若浙江兴业等银行雄厚，一遇挤兑，往往首当其冲。每当此时，宁波人开设的钱庄和大商号都挂出“代兑四明银行钞票”的牌子。方腾的《虞洽卿论》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有一次，几乎所有宁波人所开设的商店，都收兑四明银行的钞票，甚至有许多宁波籍的工人，看到有人伫立在四明银行之外等候兑现，他们肯自动倾囊取出现洋，换进四明银行的钞票。经过这样一来，四明银行的挤兑风潮，在一两日大家就自然平息下去了。上海的市民也来，知道四明银行有宁波同乡全体做后盾，是不会动摇的，对四明银行钞票的信心也因此增强。”注169恰如业中人士所言：“辛亥光复，国内银行兑现提存，几同一辙，而该行卒赖以平定者，甬商之力也。”注170又如1935年，上海工商业因营业凋敝，无力归还银行借款，谣言纷起，四明银行也发生了挤兑现象，中国通商银行立即出面支持，公开把银元木箱源源抬进四明银行，敞开兑现；同时又有一部分钱庄贴出通告，代理四明银行兑现业务。而四明银行本身也在星期日照常营业，挤兑现象乃得以很快平息。注171
1935年，受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国内银根奇紧，物价暴落。政府为转嫁危机，加紧掠夺民族资本。成为掠夺对象之一的四明银行本已资不抵债，更经不起有人暗中唆使的挤兑风潮，再也无力支撑，加之政府同年实行法币政策，撤销各银行的钞票发行权，四明银行以中央银行垫款作为收回钞票基金，由此进一步为官僚资本所控制。1936年冬，由财政部加入官股3662500元，将旧有股本以一五折减值改为337500元，资本总额增至法币400万元。至此，该行遂变为官商合办银行，孙衡甫被排挤出四明银行，由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吴启鼎任董事长，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李嘉隆为总经理。从此，四明银行与中国通商、中国实业、中国国货银行一同成为官商合办的“小四行”，完全掌握在官僚资本手中。（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四明银行总行迁至重庆。1947年，吴启鼎被撤职，俞飞鹏为董事长，俞佐廷为总经理。1948年，该行官股已占95%以上，商股被吞噬殆尽。）
（2） 孙衡甫与四明银行
孙衡甫，又名遵法，慈溪人，1875年3月生。1906年在宁波一家烟行学徒满师后，进上海仑余钱庄做账房，1909年转入升大钱庄做信房（专管各种文书信件往来及接洽客户的收解），1910年又转入浙江银行上海分行任营业主任，后提升为经理。1911年4月，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简称四明银行）改组，孙任总经理。
四明银行的业务曾经兴隆一时，成为上海较大的商业银行之一，这与孙衡甫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四明银行自1908年创办以来，因不善经营，濒临破产。孙接任总经理之后，先从整顿内部入手，健全组织；继而开展存款业务，且经常亲自外出延揽存款，并声言：“银行决不能因一时需要而增加钞票发行”，又宣称：“争取存款，不在存款利率高低，而在银行信用厚薄”，以此表示该行经营作风之稳健。经过孙衡甫的悉心经营，四明银行的业务稳步发展，资信俱增（见下表），得以陆续抵偿积亏，自1917年开始发给股息三厘，以后逐年皆有增加，遂成为上海十四家著名银行之一。注1721931年5月董事会一致推选孙衡甫担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
资料来源：《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264页。
孙衡甫经营四明银行固有其独到之处，首先，他深谙存款额是银行立基的根本，为此孙衡甫千方百计延揽存款。他除了安排许多跑街外出兜揽存款外，还于1931年创办四明储蓄会，用零存整付、整存零付、整存整付、存本付息、学费储蓄、婚嫁储金、礼券等各种方式吸收储蓄，使四明银行的存款额最高时达4000万元。请看下表：
资料来源：《上海通志馆期刊》1933年第1卷第4期。
其次，孙衡甫认为广告宣传是经营取胜的要诀，因此他除了在报刊上连续登载广告外，还以有形的行屋、房产作为宣传手段。孙原欲在北京路江西路转角处建造一座18层的银行大楼，以与同一处所的上海银行、中国垦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行屋相媲美，更希冀以此招揽客户，后因经营不利，经费支绌才作罢。但四明银行在沪上各分支行的房屋却很突出，如在王家沙转角处的西区支行的行屋，外表堂皇富丽。此外，四明银行投资的房地产都冠以“四明”或与之相关联的字样，如四明里（在今淮海路）、四明村（在今延安路）、四明别墅（在今愚园路）等。据该行1931年营业报告显示，房地产和营业用房地产共值270余万元注173，除了行屋外，四明银行的里弄房屋最多时曾达1200幢左右，还有不少未造房屋的土地。上述的四明村、四明里、四明别墅，还有长兴里（在今天目路）、元吉里（在今唐山路）以及林森路（今淮海路）支行、民国路（今人民路）南市支行、南京路西区支行、北京路总行的行屋，均属自产。这是利用房产作广告的一种心理战术和宣传策略，此法对于吸收存款起了一定作用，但与当时其他商业银行如上海、金城、兴业等比较，四明银行显然过多投资于房地产，而较少地投放于工商业，因此在20年代末期经济萧条时，四明银行就显出资金呆滞，周转不灵，最终为官股所吞并。
再次，孙衡甫以发行钞票作为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也利用钞票的流转做广告，这对于壮大银行实力，增加周转资金，不失为有效的方法，但他只顾发行钞票，却不注意建立准备金。有一次发生挤兑风潮，孙衡甫无法应付，只得与虞洽卿暗地商量，由虞亲自押运几箱银元到行，应付兑现，另以石子装箱百余只尾随其后，以示现金充裕，以此方度过难关。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使四明银行外强中干。
孙衡甫身为新式银行的总经理，经营方式却大多因袭旧钱庄的做法，如没有严密的管理制度，而且四明银行的财会制度也一直沿用钱庄旧账制，至1931年才实行新式账制，由董事会监管账目。凡此种种，都对四明银行的运作产生了不利影响，为孙日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