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哥廷根时期在胡塞尔身边^注121

想要听到胡塞尔学生关于他的回忆的读者不会喜欢下面要说的东西，因为这里说的更多是我自己，而且是一个并不忠实于胡塞尔的学生。但由于哥廷根时期的见证者和听证者日渐稀少，因而一个含有某些有可能说明胡塞尔观念论转向的私人回忆也可以要求受到关注。

1914年6月，我身着礼服、头戴礼帽去造访这位尊者，当时这也是一个大学生应做的事情。我在他的位于霍恩维克街（Hohenweg）的家中受到他的接待，那间别墅如今仍矗立在那里。他蓄着略显花白和稀疏的大胡子，头发纤细且后退很多，在他的教授形象上首先让人注意到的是那个由他的略微拱起的前额和凹进的太阳穴构成的匀称部分。眼镜后面一双蓝灰色的、显得专注的眼睛并不会长时间盯住面前的人。但带着温暖和父亲般的友善，他向年轻而拘谨的来访者表明，欢迎并赞同他离开海德堡到哥廷根来做博士考试的决定。日益增多的迹象表明在新康德主义者那里对现象学理解在日趋递增。纳托普在精神科学（已经表明，这只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短命配对）中认同和赞赏了刚刚出版不久的《观念》，而同一时期在《逻各斯》上发表了关于先天之物的可认识性的文章的尼古拉·哈特曼显然已经走在通往胡塞尔学派的道路上。以有所保留的方式并且带着适当减弱的夸赞，我有幸作为西南德意志阵营的又一先锋而受到了欢迎，这个状况对于一位大学生来说毕竟还是不同寻常的，而其中的原因在于，他不是空手而来，而是带着一本真正的、1913年在海德堡C. 温特^注122出版的书，尽管我并未将它作为文德尔班愿意接受的那种博士论文来撰写和提交。显然，《科学的观念》产生于杜里舒的观念圈，而非海德堡学派的观念圈，但这一点无论对于文德尔班还是胡塞尔都是无关紧要的。

文德尔班在我递交该书时向我提出的建议让我十分吃惊，这个建议促使我中断了已经相当成熟的在动物学博士论文方面的工作——完全违背了我的老师C. 赫普斯特的忠告——并且使我全身心地陷入到对博士考试的准备之中。半年的时间就足以让我放弃计划并使我明白自己在专业上是多么缺乏训练。当我心情沉重地向文德尔班报告，我决定到哥廷根去在胡塞尔指导下进行训练时，他有些吃惊并且对我如此这般的幼稚报以微笑，但他还是不无宽容地允准我离去，并祝愿我在“现象学家”那里一切顺利。他并未因为此事而对我耿耿于怀。当时海德堡的人对胡塞尔并不看好。胡塞尔只是让拉斯克^注123感到不安，因为拉斯克在其哲学逻辑学的研究中开始对新康德主义处理先天问题的方式抱以怀疑。

哲学的处境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当然要显得简单一些。他觉得观念论的传统在本质上已经完结，并且已经被认识论纲领向它突显出来的那些具体科学所超出。对于在自然与历史中不断递增的经验财富而言，哲学向意识的客体化作用的回溯已经丧失了驱动力。生物学的或历史学的思考者会随这种理论而遭遇最大的困难，因为人连同其意识首先是一个发展的产物，而后借助于其摆脱了并优先于经验领域的意识而重又是这个发展的缔造者。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已经对此有所思考，但他们当时在学院哲学中并未受到重视，而这些都于事无济，尤其是思辨体系看起来早已遭到了经验研究者的反驳。

反抗精神在为自己寻找根据，但并未在这些根据上燃放自己。我们当时想要从被传授的那些堆积如山的知识老套中突破出来，并且抛弃那些妨碍我们看到开放可能性的颓废无力之累赘。如其所是地看世界，简单而直接，不带成见和理论，以自然科学家的方式，他们只在自己与事物之间放置一个问题，而不会在文献的群山下窒息。这曾是实证主义者们的纲领，但他们失之于感觉主义的成见。迈农^注124的对象理论作为认识论的对应项又让人觉得过于狭隘。莱姆克^注125看起来在其基础科学中虽有种种努力却仍然过于束缚在传统上。在所有反叛传统的哲学家中似乎只有一个人成功完成了突破：胡塞尔。

撇开所有理论而“面向实事”的口号当时对于专业内的年轻人所起的作用必定与19世纪中期外光绘画对于学院派的所起的作用相似。它在方法上已经一并包含了对素朴的、前科学的世界观的平反，并且因此而像实证科学那样与日常生活的态度相衔接。可以“自由地”哲思，并因此而可以“首先”撇开一切至此为止就论题已说过的东西，这就相当于发现。因为，当我们忙于某事时，被我们始终视而不见、置之脑后的恰恰是我们日常活动的自明性地带。除了处在类似从熟睡中醒来时那样的临界情况，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吃惊，即：有“事物”围绕在他周围，他可以前进、侧行和回退，有他和这整个多彩的世界存在。唯有艺术家可以唤起这种孩童般的惊异，但是他并不对此做出阐发的追究。作为对不言自明之物的阐明，现象学的分析向未受过训练的人所展示的是无穷无尽的咬文嚼字的外表，但为专业哲学家们提供的则是对素朴的、前批判的实在论的攻击平台。当然，咬文嚼字有一个值得尊敬的前史，直至柏拉图的早期对话，而胡塞尔也在他的每周四小时的关于“哲学通史”的讲座中强调这一点，他在那里将苏格拉底称作第一个现象学家。可惜柏拉图很快便偏离了正确的道路，并为了构建体系的事务而牺牲了需耐心从事的细微研究工作。对素朴实在论的指责则并不如此简单，因为讨论从一开始就负载了这个将素朴性的概念与一个“主义”缠绕在一起的语词——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理论的表态（而每个“主义”都是如此）与素朴性（作为对表态还保持开放的态度）是相互争执的，或者说，前者已经将后者限制在不假思索之上。但这种限制与现象学的方法起点相抵触，即那个作为在所有“主义”之此岸地带的不言自明上的起点，但这一点并不是可以轻易看透和拒绝的，因为分析必定会不可避免地起始于针对观念主义、实证主义和批判的实在主义的诠释。

此外还有进一步的负担，即讨论题目被紧缩在认知行为范围上，尽管莱纳赫、普凡德尔、舍勒、莫里茨·盖格尔已经突破了它，但胡塞尔却还并不懂得如何去摆脱它，因为他是在七十、八十年代的心理学与认识论上成熟起来的，而且不得不为了与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作战而付出其半生的心血。伦理学的、美学的、法哲学的问题离他甚远。感觉、感知（他向我特别推荐沙普和黑德维希·康拉德-马蒂乌斯的典范研究）、错觉、抽象、判断和事态主宰着整个课程，尤其是研讨课，而且——如《观念》所表明的那样——还不仅仅是课程。诚然，与心理学的亲近当时已经不再使他感到不安。由于心理学采纳的实验-因果程序，混淆已不再可能发生，而当时并不存在描述心理学。即使有描述心理学，通过悬搁（ἐποχή），亦即通过对体验状况在命名它的语词的观念含义统一方面所做的示范处理，现象学的实践也可以与描述心理学毫无混淆地区分开来。（我们年轻人始终不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曾有过与施通普夫和狄尔泰的通信。我们也没有听到他谈论布伦塔诺。当我有一次谈到迈农时，胡塞尔真的愠怒起来。他时而会提到魏尔斯特拉斯。他闭口不谈他在哈勒的起点。）

很久以后我才从汉斯·利普斯的叙述（此外它也在埃迪·施泰因的回忆中得到证实）中了解，我当时的处境是多么不利。胡塞尔显然很难置身于他人的思路之中。虽然他觉得我对《观念》的自我概念与费希特的自我概念进行比较的博士论文计划很好，但他对此无法提供建议。缺少了已被证实为善解人意的中介者莱纳赫。1914年9月，在我的哥廷根学习生涯之初，我在同学圈里还遇到英加尔登，只有一天，他给了我几个上路的暗示。我应当只在老师面前陈述我的东西。我有规律地进行此事，每隔一段不长的时间于早晨9点时去胡塞尔那里，并在旧式的黑沙发上就座。在书桌上方可以看到面向城市的大窗户的光亮。淡淡的烟雾向来访者透露出房屋主人清晨的工作强度，他坐在我对面的左边，并且极为友善地请我报告。不到五分钟胡塞尔便会打断。某个语词在他那里引发了一系列的想法，他开始演讲，常常依据他从存放在书桌里的大堆手稿中取出的札记。并不容易跟随那些细致入微的描述，我常常会失去线索，尽管如此却还是被带有奥地利-摩拉维亚色调的斟酌的-从容的声音迷住了。通向费希特的各个纪念碑的桥梁没有展示出来。直至十二点半，我被仁慈地允准离去：“您就这样继续做吧。”

胡塞尔过多地是一个自言自语者，因而按照通行的看法并不是一个好讲师。他不具备任何历史感。他的关于哲学史的大讲座所遵循的是宇伯维克-海因泽^注126，并且将整个哲学史叙述为一个尝试走向现象学的序列，而且是一个由于急躁和体系的欲望而一再失败之尝试的序列。即使在以费希特的《人的使命》、休谟为基础的和以“自然与精神”为系统标题的研讨课上，受到讨论的也只是具体的实事问题，而非整体的关联，甚至也不讨论作者与文本的历史。今天人们会将此称作范式课程（paradigmatischer Unterricht），但它从根本上说不是范式课程，而只是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学显微镜检测的案例。这里没有什么被诠释，人们横穿过文本，并且拿某个东西用作导向独立思义（Besinnung）的纯粹契机。在手中旋转的铅笔之费解性的引导下，人们突然陷入到映射（Abschattung）以及背面的现象中，或者，舒尔特-悌格斯小姐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光荣的任务：描述在她坐着时所体验到的处身情态（Befindlichkeit）。我无法想象这一小群未来的教师候选人究竟会从中获益多少，但只要知道胡塞尔是什么并且想要什么，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他的严肃工作态度。

他只是一个非心甘情愿的体系哲学家。在《观念》中首次表现出来的体系秩序对他来说是为研究工作服务的。对他来说，它具有一种即使不是临时性的特征，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确保现象学研究实践的技术措施的特征。至少在当时还谈不上向康德意义上的观念论的转向。将研究领域及其区域划分规定为纯粹意识的维度，即他的老学生圈的反对派给他带来的那个维度，显然是被迫进行的，为的是在各种论题的狂热抓取的任意性面前保护现象学研究的运行。是否所有的东西，例如污秽，都有其理念，这个古老的柏拉图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重复地针对那些仅仅根据语词含义线索而随时进行的悬搁和本质直观（Wesensschau）提出来，因为它缺少另一种优先秩序和方向。如果与志向和审美享受、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或社会构成物一起，公民权利的先天基础也得到分析，^注127那么从技术上是无法对此提出反对意见的。但胡塞尔十分清楚地感受到，如果对于研究而言没有给出其进展的原则，那么自由反思必定会退化为一种“连环画现象学”^注128。因而他转向构造联系并且将现象学的实践加入到意识视域之中。因此，与他原初的意向相背，他被引入到超越论反思的轨道中，这个轨道对于作为布伦塔诺的学生和康德的坚定对手的他来说曾经是可疑的，而且他当时无论如何是反对其抛锚于一个创造性“自我”之中的做法的。

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我通过我对费希特知识论的研究而将这个实事角度非常明确地摆到他的面前。当我们有一次在研讨课之后一同回家并走到他院门前时，他深怀的不满终于爆发：“整个德国观念论都始终让我感到……［恶心］。^注129我这一生”——这时他抬起他的银柄细手杖，躬身用它抵开门栏——“都在寻找实在”。手杖再生动不过地代表了意向行为，而门栏代表了它的充实。

战争，开始时还包括在慕尼黑与哥廷根圈子中一同共事的意识，它们起先阻止了在《观念》的超越论主义（Transzendentalismus）方面的深刻分歧。20年代对于他而言绝不是有利的时代。一门束缚在意识视域中的哲学看起来无法胜任这个动荡不已的时代。它的深思熟虑连同其作为阿基米德关系点的自我太像是已经过气的19世纪的各种观念论。保障的时代应当走到了尽头，而且随它一起结束的还有任何一种建立在自身确然的思维基地上的理性主义和绝对性。人们想要的是去除保障（Entsicherung）与全盘置疑。斯宾格勒的多元论和舍勒的情感论更符合对这种被宣判无效的近代价值体系的反叛愿望。

与此相反，胡塞尔在其弗莱堡岁月里，主要是在海德格尔激进主义的压力下，坚定地将自己与世隔绝，就像他在哥廷根时期遭遇舍勒分析时已经带有很大的保留一样。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对这个专业及其进步能力的技术巩固。他认为，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就意味着将它最终纳入到现代研究的工作方式之中，即可以并必须按照一种可实际应用的方法而且在一个可明确划定的领域中原则上开放地始终不断向前推进，当然前提在于，可以获得后继者能够一再追溯的结果。在这种确保已完成工作的回溯可能性的过程中隐含着尚未被《逻辑研究》所看到的困难。其他人在前十年里所做的现象学的事情，触及了形形色色的领域，但却没有根据某个秩序原则而为其发现物之确保提供支撑点。现象学应当“为成千上万天才提供场所”，胡塞尔在我第一次访问时就对我这样说，不带丝毫讥讽性的眨眼示意。他在此刻想到的当然是数学。但谁来保证它不会成为游乐场呢？

胡塞尔非常了解威胁着他的创立的危险。现象学的还原、对某个特定内涵的各种有效性要求的加括号、它在就一个恰当地刻画它的动词化方面的典范转向——这些都是在谈及某事时随时随地可以使用的。贯穿于我们整个行为方式——从吃喝到数学——之中的我们的活跃的前知识（Vorwissen）的千万种自明性、我们用来操作的含糊的前概念的整个清单，它们当然都可以变得明确“可见”。这只是一种相对于一个“过去的”陈述而言的花招和窍门，它可以是随意轻巧的，或者也可以出现在严肃的语境中。但用这种方法窍门虽然可以确保现象学研究领域的特征以及在它之中的工作方式，但却不能确保它的连续性。实事的连续性是将提问与回答转入一个有序进程之做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随着还原时而在这个现象上、时而在那个现象上的随意使用，连续性并没有从实事出发而得到保障。对此有所掩饰的是现象学的依照之可能（Anlehnungsmögli-chkeit）——姑且不说依照之需求（Anlehnungsbedürftigkeit）——，即它依照了那些带有生活与科学的印记，但首先是带有哲学传统本身印记的问题。

这种科学理论的思考的典型之处在于，它并未妨碍现象学的实践为心理学、心理病理学和所有精神科学所接受。这种促进作用，包括对哲学的促进作用，是异乎寻常的，只有弗洛伊德的作用能够与之相比。但胡塞尔的担忧并未因此而得到消除，而如果他看不到，对于现象学理论而言除了现象学道路之外还有另一条道路，那么这最终是因为他出身于心理学的问题域，以及因为他的数学知识理想。我不断更新地尝试向他解释他的《观念》的自我概念与费希特自我概念之间的差异——十分可怜的尝试，因为要害之处在于：由于缺乏对康德的足够认识，我始终没有弄清在关于超越论统觉统一之教理中的自发性理论与关于实践理性之优先权的教理之间的联结，而胡塞尔在此无法为我提供帮助——由于他的这个理解的弱项而搁浅。除了一种普全的研究维度的可能性，而且重又是在这个维度的视角中，他看不到其它的意识奠基的可能性。将伦理的或审美的或宗教的原则列于理论的原则之前，这个置前排列（Vorordnung）的问题对他来说是闭锁的。

为了恰当地理解他在哥廷根时期的所谓观念论转向，至少需要对为了从技术上保障现象学实践的努力予以充分的关注，而至此为止在这方面做得很少。胡塞尔认为，如果对研究领域（即在纯粹意识视域中研究领域）的区域划分得以成立，那么本质结果的可确立性便是有保障的，即使它们要依据一种不受标准制约的“看”。他相信已经用《观念》成就了这一点，但却不得不痛苦地发现，在这里没有人跟随他。无法将较年长者从由传统哲学和具体科学已在先给定的问题上引离开来。黑德维希·康拉德已经遇到了重大的疑难。尤其是舍勒，他很快便看到了胡塞尔的企图的幻想特征，这个企图就是可以用其方法论来对现象学进行编组并因此使哲学成为一门专业科学。通过整个人类的生活经验的其它区域，它们的问题已经在先被给予了，这对舍勒以及他的整个一代人来说都是已确定的。“实际上根本不应该再用现象学这个词了”，在其科隆时期结束时他有一次对我说，“他所做的说到底只是哲学一直已经做过的”。^注130胡塞尔会赞同他的这个说法，但会从中得出相反的结论。而如果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为了此在而放逐意识的做法在方法上是认真的，即使所采用的所有手段仍然尊重了一个现象学专业的背景，那么这也仍然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现象学的原则在反对胡塞尔对它的诠释，诚然，它从此时起是在明确地远离实证的研究运作的理想。

胡塞尔在其方法理论的压力下成为了“观念论者”，而这种理论恰恰应当在对世界之直接性的全然敞开性中确保那些对立的东西、素朴的“实在论”，反对传统意识哲学的所有内向性、他的年青时代的敌对者。在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的一致性原则上，向可能性条件回溯的超越论方法就有可能重新复活，并且获得凌驾于他之上的强力，这个方法在其康德版本中曾对他而言是极为可疑的。

他的丧子之痛以及对现象学研究之命运的失望一并规定了这个在哥廷根之后才启动的进展吗？英加尔登报告他在弗莱堡对胡塞尔的一次访问，胡塞尔说过：如果世界是这样的，那么我无法生活在其中。^注131这样他就在自己周围为了确保他对事物之理（Ratio）的信仰而建起了一个反对一种现实的保护层，这个保护层至少还具有这样的自由，即如此地行事，就好像它可以否认这个现实一样。

1914年6月，在随汉斯·杜里舒、马克斯·韦伯和威廉·文德尔班等人学习过一段时间之后，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 Plessner, 1892-1985）从海德堡来到哥廷根随胡塞尔学习，直至1916年2月。胡塞尔当年接受了弗莱堡大学的聘任，并于4月离开哥廷根。普莱斯纳无意效法英加尔登、施泰因、考夫曼等学生，继续随胡塞尔转到弗莱堡大学，而是与更多的同学一起，中断了在胡塞尔身边的学业。他最后是在爱尔兰根大学和科隆大学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考试（1918年）和任教资格论文考试（1920年）。由于带有犹太血统，普莱斯纳在纳粹执政期间不得不放弃教职并离开德国，先后在土耳其和荷兰任教，并且在二战期间藏匿于荷兰。二战后他回到德国任教，最后回到哥廷根任教，并曾任哥廷根大学校长。

普莱斯纳后来成为20世纪德国重要的哲学人类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尽管他在哲学界的影响并不很大，但眼下世界哲学的发展路线的确与他多年前就采纳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哲学越来越多地从形而上学走向哲学人类学。这个走向在接下来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是否会干脆丢掉“哲学的”定语累赘，成为纯粹的人类学，目前还不得而知。实际上，当“哲学”已经成为一个修饰词时，它就已经是可有可无的了。无论如何，还在普莱斯纳的笔下就可以发现：哲学已经被理解为一种行当或需求、一种权术或谋术、一种话语权力，“所以哲学是政治的工具”。^注132

在这份关于胡塞尔的回忆文字中所描述的胡塞尔负面形象多于其正面形象，其中对现象学的负面评价也多于正面评价。但从一个如他自己自称的“并不忠于胡塞尔的学生”的角度来观察胡塞尔也有其特别之处。从各方面看，他都更多是舍勒的学生而非胡塞尔的学生。^注133如果说他曾受到“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的影响，那么很大部分也是在此意义上言之。除了这篇1959年的文字外，普莱斯纳此前还在1938年发表过悼念胡塞尔的文章“现象学：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的事业”^注134，此后还在1975年的“哲学自述”中写过他在哥廷根时期的简短回忆。^注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