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岁末上海及江南的金融恐慌
内容提要：武昌起义后，上海及江南曾出现波及面颇广的金融恐慌，给社会经济带来不小冲击，在沪外商也受到了牵连，上海及江浙工商界名流极为不安，这种状况对清末上海及江南的历史走向不无影响。
关键词：武昌起义 上海 江南 金融恐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引起全国反响。其间，作为长江三角洲乃至中国经济中心城市的上海及其毗连的江南，一度出现波及面颇广的金融恐慌，并对上述地区清末的历史走向不无影响。以往的相关研究多侧重革命本身及其推进，较少论及此专题，本文拟对这方面内容作补充性梳理注32。
一
1843年上海开埠后，外国列强青睐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深知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所蕴含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在他们看来，“世界未有任何他埠，其潜蓄之供求范围，有如上海之大者”注3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目的部分达到，镇江、九江、汉口相继开埠，外商船只可贸易往来。自长江开放，以上海为起点，外国商船争相驶入。1863年2月21日的《北华捷报》称：“去年一年内，华北（指华南以外的沿海地区——引者注）对外贸易关系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从欧洲和美国开到中国各通商口岸的商船在数量上的大增长，它们从事沿海与沿江的航运，使商船队得到永久性的扩大”；“各式各样的轮船参加长江上交通运输业的竞争，从拖曳船到海洋大轮船，从以螺旋摆动机器推动的暗轮，到从美国开来以左右舷引擎推动的大明轮，无不具备。”它们麇集上海，“因为不论各船在抵沪后将再开到哪个地方去，上海是海外开来的一切船只都要停靠的港口”。
此前，美商琼记洋行的“火鸽”号已在1861年4月率先投入长江航运，历时一个月完成了上海与汉口间约500英里的往返航程。当它返抵上海时，琼记洋行得意地宣称他们已“把长江开发了”。其他洋行不甘落后，紧随其后。1862—1863年间，上海约有20家外国商行“每家都经营一二艘轮船，从此长江贸易特别兴旺，大多数行号都想在长江经营船运”。1864年的一份船期表记载，有7家洋行的15艘轮船在长江航线定期行驶，其中美国位居第一，共9艘98250吨，分属旗昌、同孚、琼记洋行；英国6艘8983吨，名列第二。注34上海第一家近代航运企业、1862年开业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经营长江沿岸及中国沿海的客货运输，业务发展很快，后与英商怡和、太古并列早期在沪三大外资轮船公司。注35其获利丰厚，其中“乔治·泰森是1856年到1868年旗昌洋行的合股人，并帮助创办了扬子江上的轮船航运业。他回国后，成为芝柏昆系统的董事之一和总审计员。还有其他一些人，福士的一个堂弟保罗·福士是美国旗昌洋行的经理，既为扬子江也为美国海军建造轮船，同时又把他从中国获得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投资于中西部铁路”注36。
这也推动了中国本国轮船公司的兴办，“盖长江未通商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系雇佣民船，帆樯如织。自有轮船行驶，附载便捷，商贾士民莫不舍民船而就轮船”注37。1872年5月30日的《申报》载文指出，由上海至汉口搭乘轮船仅需三日，如坐木船最快也得二十天。上海滩对轮船的优越性已广为人知，“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俱依附洋商名下”。美商旗昌轮船公司100万两开业资本，有六七十万两是华商投资，后来从中涌现出唐廷枢等一些中国早期实业家。注381866年，刘坤一奏称：“九江、汉口通商洋人轮船，往来便捷，商贾懋迁，全恃迅速，华商货物遂多搭附轮船而行，轮船每只装货可抵内地大船数十只。”注39中国第一家本国轮运企业——轮船招商局不久也在上海设立，因为面对旗昌轮船公司等企业的经营，李鸿章等人已认识到“为将来长久计，舍轮船公司一层，此外别无办法”注40。
长江轮运航线的开通，密切了上海与长江沿岸各地原本薄弱的经济联系。随着长江航线联通，频繁的轮船运输和各口岸间定期航线的开辟，以上海为中心和沿江口岸城市为支点，长江沿岸各地的城乡经济往来日益频繁。1886年，在华游历的德国人恩思诺记述：“主要由于扬子江各大通商口岸的开放，1860—1868年上海贸易发生了一个大跃进。上海自己的产品微不足道，却是南北中国和进出口货物的重要集散地。其进出口货物包罗万象，进口商品主要包括鸦片、毛巾、棉布、法兰绒、苯胺颜料、针、火柴、窗户玻璃、灯、钢铁和机器，出口商品则主要包括茶叶、丝绸、药材和草编制品。”注41其中，汉口的转运港的地位和作用格外突出。恩思诺对此记述道：“此处水运交通极其繁忙，多年以来，扬子江上有四条常规轮船航线，每日有轮船从上海驶来汉口。五月茶季开始时，还会另有20到30条外国轮船沿扬子江而上，以便在这远离入海口600英里处，直接为欧洲和美国进口茶叶。过去几年里，在汉口通过税关的轮船数量，平均每年近800艘，吨位高达80万吨。”注421898年，从上海坐船去汉口的英国人伊莎贝拉·伯德记述道：“18艘优良的轮船维持着每天上海和汉口之间的交通，他们归几家外国公司和一家中国公司所有。”注43汉口的仓储业也因此兴盛。1903年6月27日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的报告记述了两者的关联，称以仓库暂存、保管流通中的货物，是各轮船公司争取客商的重要手段，怡和洋行、轮船招商局及其他轮船公司在汉口分别拥有数量不等的仓库注44。
上海繁盛的内外贸易所产生的大量的资金融通需求，促使上海的金融业呈现大发展的局面，形成外资银行和中国钱庄、票号互为援手、鼎足而立的基本格局，“洋商之事，外国银行任之；本埠之事，钱庄任之；埠与埠间之事，票号任之”注45。同时，又有保险业的辅助。19世纪80年代，上海已成为占全国对外贸易“货物成交”和“款项调拨”总量80％的贸易金融中心。注46据清末在华实地调查的日本人记述：“上海钱庄的客户，一般分布于宁波、绍兴、苏州、杭州及长江沿岸地方，现在知道的‘承裕庄’的客户，即分布于杭州、嘉兴、绍兴、宁波、湖州、苏州、扬州、镇江、清江浦、汉口、天津。”注47当时，“上海与汉口、天津等大市场之间的汇兑费用行情每天都在变化”注48；“上海输出银子的去向主要是长江一带，次为苏州、杭州。在长江一带，汉口是首要的去向，在二、三、四月，为了收购茶叶，向汉口输送的银子有四五百万两。汉口位于长江中部，是所谓九省通衢、商业枢纽，四川省的贸易货物都要经由此地，因而该省金融也会直接影响汉口，为缓解其银根吃紧，会输送银子。汉口以上海为其根源，通计上海向汉口输送的银子，每年多则七八百万两，少也不下于四五百万两”注49。
二
武昌起义爆发后，武汉的金融首当其冲受到冲击。1911年10月25日的报告称：“武汉乃动乱发源地，故其金融界及一般市场所受影响自然甚大，据传一般存款提取及贷款收回告急，官方发行之纸币贬值，民间金融机构之纸币不能流通，旧式金融机构基本关门，各种交易完全停止。革命军并不加害于商民，致力于维持一般秩序，同时宣称自设金融机构，发行纸币，但人们怀疑其能流通与否，市场金融越发吃紧。各国银行及官办银行都设法从上海输送硬通货，但仍告不足。金融界的混乱状况，可以推知。商民狼狈，不做买卖，货物发送中止，各地都在取消订购合同，轮船载货几乎减至十分之一，溯航到汉口者全无。”注50
藉长江航运与汉口商贸金融关系向来联系密切的上海，自然受到波及。曾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的叶景葵忆述：“当时革命爆发，人心惶急，挤兑挤提，由汉而杭，由杭而沪，情势至为严重。”注51其中，“与汉口贸易关系最为密切之上海受到很大影响，各金融机构被大量提款。到（10月）19日傍晚，大清银行、储蓄银行、交通银行及信成银行等被提之款，总额约有200万元，外国银行兑换额约有100万元，银元遂告匮乏。（10月）17日，鹰洋行情骤然暴涨至82两，于是张总督在18日支出新铸货币50万元，向官办银行融资，另从南京得到新货币400万元放出，故得缓其急。各民办银行及40家钱庄最终完全停止支付，据传钱庄不能兑现之钱票约达900万两，倒闭者有二三十家乃至四十余家。在此状况下，商民均戒备而不谈生意，拒绝过手货物，解除合同，溯航之轮船不载货，输入之货物滞留于市场，不能销出。现在正值输入贸易之重要关头，如在平时，运到汉口方面之货物已有不少，但由于此次骚乱，交易断绝，滞销之棉纱、棉布、杂货类颇多”注52。唯上海金融业马首是瞻的江南各地的金融也陷于恐慌，“南京要求兑换者亦为数极多，渐有人心动摇之兆”，“苏州、杭州银行亦遭挤兑，官府对暴动保持戒备”。该报告称：“总而言之，长江流域一带商业遭受巨大打击，虽尚难以确凿可信之数据来显示，但其严重性超出意料，实显而易见。”注53
报告显示，10月下旬上述金融恐慌仍在持续，“杭州23日来电称，其后金融吃紧，丝织厂停工，结果有两万工匠失业。典当业者因提防而几乎都停业，贫民疾苦加深，米价一直上涨。26日南京来电称：受武汉暴动影响，该地金融机构遭到挤兑”。上海方面“27日来电称：钱庄每天举行救济市面会议，但尚未见做出决定。从南京运到新货币200万余元，其中约有100万元投放市场，但难以按其面值流通。鹰洋行情在本月报价为83两。钱庄之钱票不能流通，停止支付之钱庄有18家，但因多系富商出资，故可望维持。拆借款较之事变发生时减少约200万两，现在为670万两，外国银行从安全回收考虑，推翻与钱庄谈好之结果，最终当由外国银行实行救济”。注54
10月21日的报告载：“武昌革命党起义之报传到该地（指苏州——引者注）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因此，该地不少富人到上海地方躲避，故该地各轮船公司生意出现近来少有之旺盛，数日来增加了拖船数，确为事实。受影响最大者，为该地之金融机构，裕宁官银号等数日来遭存款人及兑换纸币者来袭，导致金银缺乏。”注5511月10日的报告描述：“武昌叛乱爆发后，势甚猖獗，武昌、汉阳、汉口落入叛徒之手，人心惶惶，汲汲以保全生命财产为计，汉口地方流通之纸币急剧贬值，尤其是在汉口有很大流通量之官钱局纸币行情猛跌，对现银之需求骤起，从上海向汉口输送之现银为数巨大，对于兑换券之不安情绪影响到各地，上海亦陷于其旋涡之中。……市民面临不稳之压力，不满足于仅将纸币兑换为现银，还要为战乱波及此地做准备，因而寻求便于携带而且不易贬值之物，开始囤积黄金，导致此地金价一时猛涨。”注56
在沪外国商人也受金融恐慌牵连，“伴随动乱发生，汉口市场恐慌之报一到上海，首先引起上海金融界之恐慌，上海之钱庄及其他从事汇兑之清商拒绝接受来自汉口及长江流域各地之汇票。上海与内地各地之汇兑关系，上海原本总体上居于债权者地位，钱庄等拒绝接受来自内地之汇票，就使在上海之清商陷入很大困境，不能购进货物，最终向外商请求延期交付先前之订货，而外商一时受损且不说，还担心如果事变持续下去，金融更为混乱，将会完全不能收回货款，由此不得不同意延期交货，外商还向本国要求延期运出货物。进口贸易一度处于中止状态。”注57
以李平书、张謇、汤寿潜等为代表的上海及江浙工商界名流，面对武昌起义爆发后江浙沪持续多日的金融恐慌及其对工商各业的冲击，极为不安。如日本驻沪领事报告所描述的：“上海商界随着其主要交易对象汉口方面之骚乱，呈现出各种交易近乎停止状态，对各方面之金融活动停摆……国内外商人并不关心孰胜孰败，只是热望战局迅速终结。”注58眼见清廷大势已去，为早日平息恐慌，维持局面，他们或附和了革命，如李平书等人参加了辛亥上海光复，并成为新政权的成员，1911年11月21日，密切关注局势走向的日本驻沪领事馆的报告称：“上海被革命军占领后，在当地实业界有名望之李平书被举为民政总长，南市商务分会总理王一亭被举为商务与交通总长，信成银行总理沈缦云任财政总长，伍廷芳任外交总长，宁绍轮船公司总理虞洽卿任副总长，故有上海实业界头面人物主掌革命军民政、财政之观。”注59张謇自陈：“不揣庸劣，刻日与二三同志星驰赴省。军旅之学未学，自有任其责者；至于保安治安，维持秩序，鄙人不敢辞。”注60在张謇等人的极力劝说下，时任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与清廷决裂，并出任江苏新政权的都督。此前，曾任沪杭铁路公司总理的汤寿潜已在杭州出任浙江军政府都督。沪苏杭三地，都汇入了辛亥革命的版图，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经济社会局面渐趋平稳。基于维护其在华权益的考量，在华外国列强也希望促成南北议和即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方实际掌握清王朝大权的袁世凯势力之间的和谈，12月11日伍廷芳电告黎元洪：“闻驻沪各国领事极望在沪谈判，顷英领电京英使，转商袁世凯饬唐来沪。”注6112月13日工部局会议录记载：“董事会获悉，清政府代表唐绍仪将于本星期日抵沪。董事会在讨论后，决定正式通过领袖领事，提出使用工部局市政大厅作为即将举行会议之地点，要尽可能由侦探股作为对于唐绍仪阁下的人身保护工作。”注62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开场，并最终达成对袁世凯有利的结果。
[作者简介] 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