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著作的统一性

历史著作的统一性寓于历史判断形成的并在形成时解决的问题。因此，这是一种完全逻辑性质的统一性。一个问题可以同许多特殊问题相连；但由于它们都论及并统一于已经开始研究的唯一问题，逻辑统一性持续存在。

一种新的、非逻辑的要素肯定进入历史学具有的文学形式中，此要素同实际需求、即历史思想的动力相关，并由于变形和体现为一种倾向或行动的理想，必然这样确定，它反映在语言或如常言所说反映在风格上。但由于这一情感要素紧随前一要素出现，为了保持行文风格的统一（这恰是文学的统一性），它应当服从前一要素（正如在逻辑的统一性中特殊问题服从一般问题）；因此，要历史著作适应高谈阔论、规劝、嘲讽或其他演说术形式，而不是遵循批判—叙述的行文风格，应一致判断为文学趣味低劣；后种风格占上风时抑制激情演说的语调，它受压制时就让人听到这种语调。于是，成为伟大文学作品的伟大历史著作，在整体上和谐地、水乳交融地表达其作者的精神与心灵、思想的坚定，任何东西都不能动摇他们探究真理的决心和炽热的情感。

不少被称作“历史”的作品也反对历史著作的逻辑统一性，它们的逻辑统一性不存在于一个问题中，而存在于一个事物中，或不如说存在于一个形象中。民族史、人民史、国家史、城市史、湖泊史、海洋史或个人史和人群史就是这样的“历史”作品：显而易见，不是说这些形象仅用以提供书名，并单纯地给研究的学科以外在的说明；而是说这些形象实际构成作品的主题。鉴于这类主题的性质，那些作品若前后一致地展开，则不是历史；但可能是一个形象的按序排列的编年史，或者将诗性赋予这些作品材料，则成了诗歌，从历史回归史诗（这可看作“愉快的过失”），人们通常说历史从史诗中走出。然而，正如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作品不是前后一致的，它们成了不同主题、历史思想同幻想的混合与交替，正如（在无数例证中，只限于提及一个，但就其性质来说最典型）米什莱 ^[3] 的《法国史》。在这本书中，由于幻想的偶像崇拜，法国成了有血有肉、有思想有道德的人，她有着自己的天赋和在世界上的使命，人们询问她的现在和过去以预卜其未来，当然不能否定书中穿插的敏锐和独特的历史判断，这是米什莱终生以强烈和崇高的兴趣研究道德和政治问题时做出的。

当那些作品保持不一致时却想变成一致，错误就真正开始了；因为这样它们触犯逻辑，在前种情况下它们进行抒情漫游时一次次地远离逻辑，并未硬拉逻辑到自己身旁，进而强迫它唱歌跳舞。于是，开始无益的歪曲，以便把逻辑统一性赋予不能具有这种统一性的东西；天才的演说家和诡辩家不仅继承严肃的天才历史学家、至少继承天才的诗人，他们苦思冥想出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俄罗斯、瑞士和比利时的概念，并加以理论化：若它们是特殊的暂时的事实，显然不是有待界定的概念，而是有待根据永恒的概念范畴来辨别和解释的材料。在这方面展开毫无意义，因为就是在现今的意大利，我们仍受着外在地理解的“意大利史的统一性”无头无尾的论战的折磨。 ^[4]

但这若是错误，还不是谬误，因为谬误产生于事物的实体化，将只属于精神完成的行动，即把精神的政治的道德的科学的艺术的活动的实在性和价值归于事物；事物是抽象，因此它们不展开，不需要或不探究历史。事物被实体化后，精神就在事物中被物质化，从而精神就失去飞翔的翅膀；而事物也必然被类似地误解，适宜作为充斥病态的和怪异的东西，像蛇一样在人的灵魂深处蠕动；淫欲和贪婪本能，强暴、凶恶和残忍，其后是生活的乏味、冷漠和渴望解脱；当人们高扬精神活动时被弃之于地并被践踏的东西，在这里却被自由放任、任其扩张并被病态地欣赏和宠爱。

根据人们考察的是一组事物还是单个事物，这种病态的怪异东西的病态的怪异历史，在今天表现为“民族主义的”或“种族主义的”历史和“传记”，鉴于对它们性质的某种认识，人们说它们“小说化”了，即自己承认它们是非历史的。民族主义历史不是所谓民族史，民族史（正如人们已发现那样，当作为真正严肃历史的简单标题时一钱不值）沦为一个民族的消息汇集、其生活的编年史或教育规劝的作品，有时成为诗歌。相反，它们恰恰是阴郁而愚蠢的赞歌，正如我们的卡尔洛·特罗亚 ^[5] 在论及意大利的伦巴族人时通常称作“伦巴族人的直觉力”（或相应的“日耳曼的”、“雅利安人的”、“闪米特人的”或其他族人的）的东西，这是些嗅觉上“好闻”却无其他长处的东西，但仅此优点似乎非常伟大和无与伦比，在野蛮与神圣之间它标志着狂热的激情和神秘的崇拜。众所周知，在今天的德国产生了多少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殊文学啊！

还有传记，按其可接受的含义，可能属于在上文区分和界定的下列四种作品之一：个人生平回忆录，即编年史；信仰、说教、赞颂、诅咒的文本，即广义的演说术；诗歌；历史，个人在历史中被思维和判断，仅限于他本人的、同时非本人的活动，他从事的、但超越他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传记同任何其他历史毫无区别，即使文学形式风格突出的传记也是如此。但小说化的传记不是也不想成为四种作品中任何一种；它们也不是过去的温和的历史小说，在这类小说中一个历史判断被改写成多篇想象情景故事，这些故事必然或多或少反映并传播此历史判断。它们的职责是描绘确定个体的“本质”:仿佛在说不是但丁的诗歌和思想，而是“但丁性”；不是路德的宗教的和政治的活动，而是“路德性”；不是世界史中的拿破仑，而是他那里枯竭和腐败的世界，即“拿破仑性”。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类东西若不从偶像崇拜、崇拜自己等反常的心理迂回的病态趣味中获得根据，若脱离它们同生产过程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过程中它们才能被理解，因此若脱离它们的真理中心，它们将一钱不值。创造这类传记杰作并赋予它们独特性的文思如此不纯，此外，由于它们大多枯燥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