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著作的真实性

在一切历史判断的深层存在的实际需求，赋予一切历史“当代史”的性质，因为从年代学上看，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那些事实在当前形势下不断震颤。于是，若我为了解或拒绝一个赎罪行动，就会聚精会神地理解它是什么，即此种制度或此种情感如何形成和变化，直至具有纯粹的道德意义；还有犹太人的替罪羊和原始民族的多种巫术仪式，都是我的心灵在此时表演的戏剧角色和内容，我撰写我置身其中的形势的历史，同时明确或含蓄地撰写它们的历史。

同样，我心灵的现今条件，作为材料，自身就是历史判断文件，是我随身携带的活文件。那些在历史学中采用，称作文字的、雕刻的、描绘的、固定在唱片上的文件，甚至存在于自然物、骨架或化石中的文件，若它们未促使并保障我记录我现在的精神状态，它们就不能作为文件起作用，并且不是文件，在所有其他方面，它们仍然是鲜艳颜色、纸张、石头、金属盘或塑料盘之类，但缺乏心理效能。若我心中不存在（即使我睡着）基督之爱或拯救信仰的情感，骑士荣誉、雅各宾激进主义或尊崇旧传统的情感，则福音书、保罗书信、加洛林王朝史诗、国民大会上所做演说，那些表现19世纪对中世纪怀念的歌剧、话剧和小说，都会徒劳无益地从我眼皮底下通过。人是个小宇宙、普遍史的纲要，不是在自然主义意义上、而是在历史意义上如此。被研究者称作的特殊文件，我们觉得只占全部文件的极小部分，当想到我们继续依靠的所有其他文件，比如我们所说的语言，我们熟悉的习俗，我们近乎本能的直觉和推理，可以说我们带给机体的经验。若缺少那些特殊文件，我们对历史的回顾将十分困难，甚至被阻止；若缺少后种文件，则完全不可能，正如人们在某些反常过程中观察得那样，有人从这种过程中出来，成了健忘的异类、仿佛脱胎换骨的外星人。人们立即发现，这种隐约可见的历史真理，不是从外部提供，而是活在我们身上。这种历史真理成为使浪漫主义时代哲学家（费希特等人）误入先天建构历史的理论歧途的动因之一，他们借助纯粹、抽象的逻辑，并且不用任何文献资料；尽管后来他们相互冲突（黑格尔等人），他们把综合外在化，要求从西走来的所谓先天同从东突至的所谓后天或文件携手合作。

若实际需求和它得以表达的精神状态是必要材料，只是历史学的原材料，则历史认识，正如任何认识，不能存在于那种精神状态的假设再生产或复制，原因非常简单：这种再生产是完全无用的复制，因此外在于精神活动，在精神活动的生产中没有无用的生产。于是，那些想在生活的直接性中展现经历的生活的历史学家纲领的空洞（在纲领中，而不是在事实中，自然，事实会不同）清晰可见。相反，历史学应当超越经历的生活，以便在认识的形式中再现经历的生活。至多，由于错误地表示了他们的意图，那些著作家自认为像历史学家那样工作，却倾向于将激情材料转化为诗歌作品。虽然，实际上那种激情材料总要或快或慢穿过幻想和诗歌的领域（当滞留其中并充分发挥，就产生人们所说的真正诗歌、特殊意义的诗歌），但历史学不是幻想而是思想。历史学不仅像诗歌那样，赋予形象普遍的印记，而且在知性上将形象同普遍相连，在判断中同时区分和统一。

现在，抽象地分析，虽然判断分为主词和谓词、直觉和概念范畴两个要素，但具体地看，这两个要素合为一体，历史学的真理只存在于它不可分割的真理中。因此，一种虚假的、至少是想象的和逻辑上不准确的批判方法，再次提出一部历史著作的成功与否，在于自为的这一要素或那一要素及随后二者的统一是否完美，形象生动还是苍白，标准精确还是不精确。似乎在历史上可以形象生动，而解释标准却错误；或标准无比正确，而形象却苍白、僵死。实际上，标准的不准确和混乱导致形象的不准确和混乱，反之亦然。

人们惯于赞美某些历史著作叙述事实的生动和真实，同时抱怨它们缺乏深思熟虑和坚不可摧的主导标准，批评它们将思想范畴同阶级的一般表现或概念混为一谈，引入这些概念用来形容事实，即解释事实，然而它们本身也是有待形容和解释的一组组事实。但是，那些事实的叙述若真正具有人们归于它们的真理的力量，则仅凭这点就会纠正并代替错误的标准，驱除虚假的范畴。当感觉在同一本书中精彩的叙述和错误的概念并存，请认真观察，就会发现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相关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的共存，或不如说是它们的接续或交织：一种旧的、传统的，另一种新的、公正的；一种是不成功的直觉的、思维的，另一种是成功的直觉的、思维的。相反，当标准清楚固定却抽象片面时，同牵强的解释相一致的是同样牵强的形象，它们就像被线绳牵动的木偶或弹簧弹起的玩偶；正如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学能提供的例证一样。这种历史学所介绍的人类，正如它的理论，是反人类的，该理论错在反对精神的丰富和尊严。

但在历史陈述中，解释标准符合有待解释的事实，只有生活畅通无阻，形象清晰并具有说服力，正如概念清晰并令人信服那样。事实证明理论，而理论也证明事实。

对历史著作的评论在于：辨别历史叙述充实还是空洞，即在其深层是否有实际需求，这种需求将历史叙述同实际生活的多样性相连，在历史叙述中辨别知性要素何处向直觉要素渗透，何处不渗透，即何处真正进行历史判断，何处不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