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历史问题的历史学
一 兰克
具有确实真理性的格言——为叙述历史需要超越激情并远离观念和预想判断，极易转向另一格言——叙述历史应摆脱任何对生活斗争的共同参与和避免一切哲学损害。在这两个格言中的句子结构和词汇发音极其相似，很容易使人上当；但这两个格言所描述的立场截然不同，它们的内容同历史学的本性格格不入。
在第二个格言含义上理解的历史学，现在和过去都被赞誉为“纯粹的”：这个形容词也具有两种不同含义，一种情况意味着“纯粹同完成活动性质不一致并外在”，即肯定那一活动的最大力量和完美；在另一种情况下，意味着“自身纯粹”，即其本质、因此是缺少其存在的纯粹。今天人们经常议论的“纯粹诗歌”正是如此，它已不是在摆脱概念和意图的纯粹想象中化解的激情，由于在任何时代纯粹诗歌创造中都涌流冲动和奔放，而是某种没有激情、没有想象的行动，这是虚无，无论如何充斥着根本不是诗歌的东西。同样，“纯粹历史学”在第二种低劣的含义上，就是那种没有行动参与、没有附加思维阵痛的东西，因此不是历史学，而是任何其他东西——编年史、史诗、演讲术，因为它恰恰缺乏自己的灵魂——历史问题。
兰克是最著名的“纯粹历史学家”和上述方向的学派领袖，他仿佛成了历史学最高和完整的理想的化身。人们称他“历史学之王”；此人抵达此领域并“就此止步”，在这之后，除特殊工作外，再无其他工作可做 [1] ；说他是近代历史著作家中最客观的；是“德国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家”；是审视历史实在的“开阔目光” [2] ；是“客观地和普遍地观察历史的大师” [3]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然而，他的最大功绩是把历史学从哲学中解放出来，响亮地提出历史学应依靠自己的手段自力更生，最终驱逐“历史哲学”，正是“历史哲学”将哲学有害地插入历史。
但是，这一点应很好理解。当然，“历史哲学”作为逻辑建构不能成立，因为它奢望超越把握特殊事实来思考历史进程，从而不是由于思维（总是对事实和经验的思维）的价值获得这一进程，而是由于某种启示或高于思维的能力，换言之，或由于抽象地和先天综合地思维。但是，若需要在历史哲学所具有的错误学说形式中（它在这种病态形式中挣扎并最终死亡）摒弃历史哲学，则有待探寻历史哲学得以产生的动因、能使自身具有某些未得满足并有待合法地满足的合法要求的动因。在历史哲学的深层实际存在这样一个要求，它恰恰就是史学观——历史学既不是事实数据的汇编（因偏好收集数据或因一个外在目的），也不是这种或那种超验宗教的神话，还不是对近乎噩梦和疯狂的过去的拒斥，而是在事实的实际进程中真正思考过去的事实，从而发现每一事实在此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作为真正的思维，它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不是对并列事实或消息的沉思，而是将这些材料上溯最高来源——在历史上生机勃勃和积极向上的人类意识的权威。人们厌烦了充满人名和轶事的哲学史，根据哲学家的观点是否符合他们已接受的教条赞颂或贬斥哲学家，或因其观点不符合新的真理而嘲笑哲学家；人们要求那些历史由哲学家本人撰写，即使走过头，也要运用必要的尊严和怜爱之心，并要让人理解困扰前人又试图或实际解决的问题，仿佛那些问题因自己的作用创造现在。人们不能忍受诗歌史和艺术史，那是古文献汇编或随意判断集；人们要求艺术批评家撰写别种诗歌史和艺术史，它们能够感受并思考诗歌和艺术。人们尤其厌烦通常称作的历史，它们是一系列政治与军事消息、谈判与战役的编年史；人们也不十分满意那些“文明史”（开始代替并充实历史），因为它们未以思维的公正接受过去，而是同过去决裂，并让事物进程服从个别人物的决断。这里人们还要求一种理想与制度的历史（它想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和必要性），道德生活的历史或人们所说的宗教生活的历史，同新时代的道德、宗教问题相联系，这些新问题同它们得以产生并受其制约的过去的问题既相似又相异。现在，突然出现一种最为真实的历史观念，因其美而吸引人，但又困难重重，从而缜密思维、精湛方法论探寻、对文献的长期研究不仅必需而且要加强，人们若不想长期围困只想迅速攻占，就占领历史学，能不感到惊愕吗？由于这种鲁莽的冲动，人们或多或少重陷已抛弃的旧观念之中，尤其是神学观念之中，其后无论如何深谋远虑和主宰一切的上帝被加以伪装，结果未能满足出现的新需求，不是只能提供这种需求的象征、以这种需求构成的想象和神话？起初哲学史不是同丰富多彩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的思维发展史，而是根据范畴的理想顺序或类似方式图解的发展史；而诗歌和艺术史根据“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古典的”和“浪漫的”及类似概念陈述，这些概念从思辨的或道德的领域移至诗歌或艺术史；而道德和宗教史根据自由和道德生活的抽象环节、根据特殊的宗教观和宗教信仰陈述。无需费力就可发现类似历史叙述牵强附会，仿佛从四面八方传来呼声：它们违背事实。在做出这种观察和简易批判之后，为了抓住被已往哲学和历史学搞得一团糟的主线，为了以充分逻辑性证明并在新历史学中实现哲学与历史的预感到的统一，还需要其他东西，即头脑的天才活力。这样的机遇被错失，因为那时德国思想的创造力开始降低，追随者和背叛者的时代开始；即使在1820年至1848年的辉煌年代，正是在那些年代伟大的德国历史科学形成 [4] ，这种赞誉主要由于史料出版和评论达到高水平，从国家史到社会的所有方面、制度及文化的研究的丰富性。不是让历史同哲学的联系更紧密，最好割裂这种联系，并承认二者在唯一认识活动中的同一性；于是，割裂二者联系成了标语口号；那些渊博的历史学家，即使有人不时地显现出未完全忘却高超哲学的教导，然而大部分人已经沦为伟大的语文学家或倾向性历史学家或身兼二职。1821年，威廉·洪堡在普鲁士学院宣读论历史学家职责的报告 [5] ，在报告中他摒弃“历史哲学”，主张“历史观念应完全来自事件本身”（正如其反题一样正确），声称“没有世界政府就不能理解世界历史”（这就想得太不着边际了）；然而，他幸免于难，正如他属于终结的伟大时代，他渴望观念同事实的融合，这类似于艺术家在诗歌想象中所做的融合，他认识并感受到这其中有无数困难要克服。他的追随者把他的即兴的、试探性的和犹豫不决的命题变为终极命题，把他的谨慎开端变为终点。
兰克就是这样的追随者，若洪堡指派历史学的职责是“陈述发生的事件，历史学越充实、完整，它越成功、越能完美完成自己的任务”；兰克就重复说历史的唯一目的是“简单陈述事实本身如何” [6] ：他未精心证明断言历史事实是何物、源自何处。若洪堡在历史中提出观念问题，但未在观念的和精神的哲学中进一步界定和整理观念；而兰克只简单地提及这些观念或不同时代的倾向，却禁止自己和所有人在概念上深入界定并建构它们，只限于在事实中发现并直觉到它们 [7] 。若洪堡在历史中假设一个神祇政府；而兰克却满足于路德教会的宗教观，他对这种宗教观忠贞不渝。他缺少普遍性的意识，他在历史中探寻并享用自为的个体，没有其他目的，（他说）正如享用一朵鲜花，无需提及它属于林奈的还是奥肯的分类；其后，他探寻他称作“普遍”的东西、这些个别事实之间的关系及其整体 [8] ，即仍是自为的个体，即使是一种更宽泛更庞大的个体；在他看来，历史联系不是精神统一性，而是民族间的相互作用，普遍史是一些民族同其他民族相互作用的历史 [9] 。即使当他似乎在哲学上进行适当批判，并抓住一个未被承认的真理时，若认真观察，则会发现他是以经验的狭隘的方式理解它的；譬如，任何历史时代（他还可以说任何事业和个别活动）都不是它物的阶梯，而因自身价值自为自立的格言 [10] 。其后，这是半截真理，因为任何活动既自为又他为，既是休止又是阶梯，因为若不如此，则不能设想基于自身的历史发展，即缺乏进步概念，则不能思考任何历史，也不能解释历史向我们和我们的事业展示对过去事业的兴趣。然而，进步概念被兰克否定，他在字面上理解进步概念，并用类似题目批判它 [11] 。另一幸福瞬间他观察到历史是国家与教会的永恒斗争 [12] ，然而人们很快失望，当看到他使这种斗争在两种妄图战胜对方、但又不能成功，或“至少在西方民族中如此”的体制的争斗中枯竭，而不是深入研究这种斗争，并从中发现力量（或功利）和道德生活的两个永恒环节的反题和合题 [13] 。他倾向于将观念的确定自然化，他虽未听任种族主义想象的摆布，却自然主义地理解各个民族的历史性，当他反对大受欢迎的自由体制时，说每个民族都应具有符合其本性的体制，他以轻蔑的态度嘲讽那些改革家，说他们想“精心设计祖国”，把他们比作想用语法创造语言、用美学创造诗歌 [14] 的人们：似乎道德理想成了如同语法的抽象、如同美学的理论，而不是情感的活动和伦理意志的取向及决定。他还倾向于在世代中将自己的“观念”自然化 [15] ；正如后来他的追随者洛佩兹公开所为，后者是位世代历史的理论家 [16] ，似乎不考察在历史中观念构成并限定世代，而不是相反。另外，他从未彻底摆脱反历史主义思想，认为若这一或那一行为未完成，这一或那一事件未发生，事物进程截然不同；若路易十六未犯将第三等级代表人数扩大一倍的致命错误，法国大革命在一开始就会终止其进程，拿破仑若不固执己见导致在俄国严冬毁灭 [17] ，欧洲将是另一种格局。他在《普遍史》中奇怪地提出原始世界的奥秘存在于人同上帝及自然的关系之中，并且把相关问题交给“自然科学和宗教观” [18] 。
历史观的深刻性具有伦理和政治兴趣的深刻性，它被后者促进，又促进后者。然而，虽说兰克青少年时代生活在拿破仑战争的大变动之中，他却供认他对历史的研究受教师职责而不受当时事件的推动 [19] ，起初限于古典语文学。这种政治兴趣的缺乏造成他的和平主义和寂静主义的立场，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中可见他对未能在1541年同天主教会（几乎达成）达成协议感到痛惜 [20] 。他是胆怯的保守派、普鲁士政府的忠诚臣民，为了捍卫并宣传普鲁士政府过时的政策，在1832年他受命主编《政治历史杂志》。他的历史学家的声名日益显赫，他被尊为未来奥秘的拥有者，像神明一样被询问现在应做什么，因为好人相信历史学能够以答案方式提供只在行动自发性中创造的东西，从而人们执意要求给诗歌、哲学和实践活动预先指明道路并描述未来，对此严肃的头脑用“ 做你的事 ”加以回答。兰克的答案总是一般的并适应发生的情况，正如他对腓特烈·威廉四世 [21] 在1848年和1849年间慷慨施与宪法的必要性及其在德国事务中的行为方式做出的回答 [22] ，对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连做出的回答，1854年他为国王主办历史讲座，结束时一致赞同认识世界、向往善、听从良心之声、协调当今世界集权制和共和制的两种对立倾向。1870年11月战火正熊熊燃烧时，他在维也纳遇到负有使命的梯也尔和其他政治家，（梯也尔说）“在众多政治家中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战争不再反对拿破仑三世，他已战败并沦为囚徒，也不反对自在作为的法国，而是反对路易十四，后者想利用帝国衰弱时刻掠夺斯特拉斯堡：一位在场的政治家正确地观察到，这样就倒退到交织的事实，“现存世界体制所剩无几” [23] 。在那次会议上他应用其历史诊断学，主张德国要求割地仅限于阿尔萨斯，因为洛林从民族和语言上看从来就是法兰西的；但就在几星期前他曾宣称吞并洛林是“历史正义的要求” [24] 。当他撰写《普遍史》时，曾说若未建立新德意志帝国，若俾斯麦未使革命力量遭受军事失败，则不能开始那项工作，因为两大世界力量尚无结果的冲突阻碍他公正地观察过去的时代 [25] 。
兰克的著作符合这些理论概念和实际立场，都是没有历史问题的历史或只具问题外观的历史，到处充溢着外在的和一般的反思，它们竭尽全力占领缺失历史问题的地盘。在《从1494年至1514年的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历史》中，奠定其声誉的第1卷，想要证明六个民族——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三个拉丁民族和德意志、英格兰、斯堪的纳维亚三个日耳曼民族构成一个非国家的统一体，因为作为国家，它们之间不断争斗，而是体现在血统上或多或少亲和性、习俗上相似性、许多制度上的共同性、外交行动的一致性，诸如蛮族入侵、十字军东征、新大陆殖民化。然而，发展的统一性是实在的，就在于它是精神的、即确定观念和理想的统一性；纯粹事实的统一性只是外在一致的或这种外在一致未转化为内在关系的统一性，正如兰克津津乐道的那些共时现象：大约在同一时间在相距遥远的国度方式截然不同的事件；譬如，书中提到14世纪中叶，罗马的科拉·迪·利恩佐 [26] 、威尼斯的马利诺·法列尔 [27] 、巴黎的马赛 [28] 、阿拉贡的正义、查理四世 [29] 在帝国的昙花一现、爱德华三世 [30] 时代英国议会不断强大，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当他用马志尼提出欧洲各民族大联合（已不再是享用国民政府并保留各自美德和天赋的拉丁和日耳曼民族的联合）的理想，并启示欧洲生活进程更隐秘更深刻的看法，这些考察微不足道。他对事实的解释方法也是牵强附会的和外在的，比如16世纪意大利丧失独立地位，他同鸡奸、梅毒、浮夸的言谈举止、乐手和歌手的浮华习俗、外族服饰和时尚的渗透，同浦尔契 [31] 、博亚尔多、阿里奥斯托史诗的非民族性相联系，因为他们主要颂扬法兰西英雄和西班牙反抗摩尔人的战争 [32] 。《16世纪和17世纪教皇国历史》叙述罗马教廷在什么情况下和以何种方式，先衰落并受到新教改革的沉重打击 ，后在自卫斗争中东山再起并更为强大，不仅保住摇摇欲坠的地位，而且重新夺回前期冲突中丧失的东西。在这里兰克未忘记声明他“以纯历史学家的观点观察”；而实际上由于反宗教改革和耶稣会士，天主教会真正变成什么，同中世纪教会相比发生什么深刻变化；在三十年战争之后，17世纪后半叶和为对抗法国大革命的整个18世纪 ，在其精神衰落中它变成什么，直至它再一次从上层阶级（过去耶稣会士曾对它们做过工作）中撤退，主要依靠乡村平民和幸免于难的专制政府；其内部发生冲突的特点与意义，现在它仍具有多大力量并发生什么作用：这一切兰克都没有研究，仿佛他面对一具尸体，有待他用高超的技术制成木乃伊。在此书的最后一版序言中他兴高采烈地写到，在近代世界教皇国不再具有重要性，不代表任何威胁，引起恐惧的时代已经过去，反对教皇国的人们不再担惊受怕；当德国即将开始“文化斗争” [33] 时，他更是欣喜若狂，但这场斗争未以俾斯麦的胜利告终。这部著作的结构本身存在缺陷，因为它包括两个截然不同的本体和进程：作为普遍权力的罗马教廷和作为罗马主权国家的教皇国，这两种历史不容混淆，只能交替地或平行地发展。若有一种兴趣促使他撰写这部著作，那也不是历史的而是心理学的兴趣：“在他们之中有些崇高的人、伟大的人”，他说 [34] “在反宗教改革的教皇中有些杰出人物、伟大人物，比如庇护五世”；他喜欢在这本书中为这些人士画像，正如在前一本书和其全部著作中一样。我们将不详细论述这些著作——《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法国史》、《英国史》、《普鲁士史》，因为这无助于我们界定其方法的意图，只能证实我们已经讲过的东西。我们将讨论片刻其最后一部呕心沥血之作《普遍史》，以便发现这本书同样缺乏历史问题；由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的历史或一些民族（根据兰克确定的任务）对另一些民族作用的历史，都囊括在同一叙述中，它们在数世纪中构成链条，但不是历史问题的链条，而是文学写作的链条。所谓“普遍史”若是生机勃勃的东西，总是特殊史，正如所有其他历史一样，或者集中于一个特殊问题 [35] ，正如在奥古斯丁、波舒哀、伏尔泰和黑格尔那里所见，但在兰克那里看不到。兰克试图徒劳无益地依靠通常外在的反思提升他的叙述；比如，通过讨论马其顿的腓力和亚历山大大帝同威廉一世和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的异同点 [36] ；或者观察到亚历山大大帝对亚细亚的征伐更新了希腊人反抗特洛伊的功业，并有意识地同荷马时代联系起来 [37] ；或者当亚历山大大帝具有波斯君王的形象，在描述其将领不满并反对前者后，他提出一个“世纪问题”，即以何种方式才能做到效忠合法君主同个人自由和谐一致 [38] 。
兰克对近代历史学家所作的著名批判 [39] ，也未涉及他们理解历史的方式，未涉及他们对人类事务解释中隐含的哲学及这方面取得的逐一进步。他只根据史料价值考察那些历史学家，以便搞清他们出示的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使用原始材料还是二手材料，什么兴趣驱使他们陈述或沉默、缓和或改变自己所知的东西；总之，考察的不是他们的历史学家的头脑，而是他们作为证人的权威和形象。根据流行的看法，这样他就把尼布尔 [40] 研究罗马史的精湛方法引入近代史研究；其他人反对他这样做，指出他过于相信某类原始材料，比如外交原始材料。无论如何，这是语文学技术的精湛，另外这种技术已被18世纪的博学者和批评家，比如培尔 [41] 和穆拉托利提高到先进程度；一点也不是导引概念的精湛。在这方面兰克未取得精神进步，尤其未取得思想进步，他讲过在哲学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他来说足够了 [42] ；换言之，公元前4世纪以后的思想家全都虚度光阴。这个判断不能不使人惊愕，尤其当它从职业历史学家口中说出。
兰克历史思维的缺陷很快被其同代的几位批评家发现，他们未完全忘却德国古典时代构思和尝试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于是，1828年的《哈雷文献报》的一篇评论指责《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历史》缺少可靠性，指出它们仿佛传流“沉闷”感，因为“在这里一切都盲目地取决于偶然、兴趣、激情和罪行” [43] ，列奥把作者界定为“花瓶画家”，毫不留情地批评他呼唤“上帝手指”的幼稚可笑，哭哭啼啼的博爱“不是在历史中而是在供贵妇阅读的历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告诫他“历史真理就是精神进程” [44] 。1830年后不久，海涅在某些赏心悦目的篇章中把他放在那些人之列：普鲁士政府“通常让他们去意大利悲哀的废墟中漫游，以便形成情感上平静的命定思想。而后同劝说屈从基督教的布道者合伙，通过冷静地使用报纸，给人民对自由的狂热降温”；海涅把他描述成“一位割裂历史形象的杰出天才，然后他又把一片片碎片粘成图画，多么善良的好人”，并继续嘲讽 [45] 。人们时常把“道德冷漠主义”的恶名加于他，但实际上他身上并不存在犬儒主义，而只是其内心生活的节奏过慢。
然而，这些判断，比如海涅的判断，被视为仿佛带有恶意的判断，从而被轻蔑地拒绝，从未被严肃地对待（但判断是严肃的，因为它们切中要害），“纯粹历史学家”的合唱压过那些批评的声音，我们听到他们赞美和欣赏的和声。“纯粹历史学家”大部分是教授，他们更喜欢在档案馆和图书馆里从事持之以恒的研究工作，他们不遗余力地考察语文学细致入微的精确性，有时为追求效果，关注精彩的文字表达；但尽可能地逃避艰难困苦的努力，通过这种努力可让思维逐渐把握世界观，即世界的哲学；同样逃避那种责任重大的努力，即在危险的斗争中致力于实际解决。“纯粹历史学家”（尤其当同为俾斯麦的或种族主义的政府的政治服务的其他历史学家相比，更显“纯粹”）主要在德国享有盛名，他们在全世界形成德国学派 [46] 。兰克学派在其前期就让人想起吉泽布雷赫、科普克、维尔曼斯、希尔施和其他许多能人；这一学派帮助完成集体著作，比如《德国年鉴》；从1859年创办期刊《历史杂志》，该刊灌输并捍卫学派的方法，此时它已脱离堪称代表学派传统的人们，而转到种族主义者手中 [47] 。由于兰克追随者队伍壮大并优秀，他受到他的人民的崇敬，接受他的政府的荣誉，被凌驾于所有历史学家之上，被置于历史学殿堂的顶峰。
人们被迫把他从极高位置移动，当然不是为了打倒他，正如人们对待被推翻政权的偶像那样，而是要把他放到属于他的位置，这个位置依然显赫优雅。因为我们不想搞错我们正在进行的批判的意义，对于强调历史学同生活、思维的统一的目的，对于让头脑摆脱冠于“纯粹”名称的无问题无哲学、极易被接受的惬意的历史学观念的目的，这种批判必不可缺又责无旁贷。我们的批判针对兰克的“思维形式”，而不是针对他完成的工作和著作，它们都建立在对文献的精心研究之上，充满颇有眼光的判断，并使用一种在德国少见的洗练、优雅的风格，这正是它们走运的最终原因。关于这方面，有一次他说过，只有行文优美的历史著作才能经久不衰 [48] 。在其著作中若不是“讲故事的兴趣”、也是“讲述”占据压倒优势，尤其是他善于描绘人类性格的丰富画卷，他偏爱为灵巧、审慎、高雅的人们画肖像。即使在对他的大量溢美之词中，也出现对这种为叙述而叙述、叙述优美的突出特点的赞同。属于他的狂热赞颂者的狄尔泰，也不得不赠给他一句不敬的话，说他不是一位思想家，而是一位接近希罗多德的“叙事诗人” [49] 。说他是“叙事诗人”可能太过分，因为兰克缺少武功歌诗人的崇高，而希罗多德截然不同，他是独创的和精神焕发的；但兰克毕竟是一位行云流水、使人赏心悦目的叙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