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作为全部认识的历史认识

说历史是历史判断仍不够，还应补充说：无疑，一切判断都是历史判断或历史。若判断是主词和谓词的关系，主词，即被判断如何的事实，总是一件历史事实、一个生成物、一个演变中的过程，因为在实在世界中找不到也不能设想静止不动的事实。历史判断还是最明显的判断性感知（若不判断，则不会有感知，只有盲目与沉默的感觉）：譬如，我看到我脚前的东西是块石头，它不会像小鸟一样听到我的脚步声就飞走，于是我最好用脚或木棍移动它；因为石头是真正演进中的过程，它抗拒瓦解的力量或逐渐地屈服，而我的判断涉及其历史的一个方面。

但不能到此止步，而放弃展开进一步的结论：历史判断已不仅是一种认识，而无疑就是认识，是充满并穷尽认识领域的形式，它未给其他留有空间。

实际上，一切具体认识，同历史判断一样，不能不同生活或行动相连，正如已说过的那样，当生活发现应从中涌出的形势的确定性和独特性不清晰时，生活暂停和等待的时刻就用以克服遇到的障碍。为认识而认识，不同于某些人想象的认识，不仅无丝毫贵族气和崇高性，而且实际模拟白痴们的愚蠢娱乐和我们每人的愚笨时刻，但事实上从未发生，因为内在地受实践推动，不能缺少材料本身和认识目的。而那些构想艺术家或思想家脱离周围的世界是拯救之路的知识分子，故意不介入庸俗的实际对立（因其实际才庸俗），他们并未发现只构想了知性的死亡。在一种天堂般的生活中，无劳作无痛苦，也遇不到有待克服的障碍，还无需思考，因缺少任何思维的动因，恰恰无需沉思，因为积极并富有诗意的沉思把实际斗争和情感的世界封闭于自身。

无需费力就可证明以数学作为工具和补充的自然科学以生活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并用以满足这些需要；因为在新时代前夜这种信念由伟大的弗兰西斯·培根宣传而深入人心。自然科学在成为真正、确实的认识过程中的哪一点行使有用功能？肯定不是当它完成抽象、构建种类并确定称作规律的种类间的关系，把数学公式或类似东西赋予这些规律时。所有这些都是相互接近的工作，旨在保存已获认识或获取新认识，但不是认识活动。全部医学、所有类型疾病及其特征都会汇集在著作中或记录在笔记中；这样，正如蒙田所说，“拥有很好的加林，但绝不是病人”，谁掌握了已撰写的众多普遍史中一种，或准备了它的论文，只要那一时刻未来临（在种种事件的推动下，那些认识摆脱固定的僵硬性，思考政治的或其他形势），他就会承认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微乎其微或等于零。医学专家也与此类似，只要病人未站在面前，未直觉和认识那位病人身患何病，而病人在那种条件下怎样痛苦，就不能说那是一种疾病模式，只能说是一种疾病的具体、个别的现实。自然科学从个别情况产生，而头脑尚未理解或未充分理解这些情况，这就要求自然科学从事长期、艰难的工作，让头脑在那些情况前有所准备，并让头脑同它们直接交流，以便形成对它们的特有判断。

因此，自然科学并未真正反对一切纯粹认识都是历史认识的理论，同历史一样，自然科学在世界和尘世中劳作，而哲学或不如说哲学的传统观念两眼望天，从上天汲取或期待最高真理。这种天国与人间的划分，这种超越实在的实在、置于物理学之上的形而上学的二元论观念，这种缺乏或脱离判断的概念沉思，赋予哲学特有的性质，无论称作超验实在、上帝、物质、理念或意志，其性质总相同，并总设想一种低级实在或纯现象实在置于其下或在其对面。

但历史思想对这种令人尊敬的超验哲学搞了恶作剧，正如对待它的姐姐超验宗教一样，超验哲学是超验宗教的理性和神学形式：将超验哲学历史化的恶作剧，历史思想把超验哲学的所有概念、学说、争论及令人沮丧的怀疑论放弃都解释为历史事实和历史论断，它们都产生于某些需求，超验哲学满足部分需求，未满足其他部分需求；这样就赋予这种哲学长期统治（同时也是对人类社会的服务）的正当权利，也撰写了这种哲学的评价得当的讣告。

可以说，通过批判超验哲学，哲学本身在其自主性中死亡，因为它自诩的自主性恰恰基于形而上学性。取而代之的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或同样可以说是作为历史的哲学和作为哲学的历史：哲学—历史，它的原则是普遍与个别的统一，知性与直觉的统一，并声明任何将两要素分开的做法都是随意的和不合法的，两个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个别事件长期被看作最卑微的认识形式并被研究，相反哲学被视为最高的认识形式，但现在仿佛不仅要超越哲学，而且还要驱逐哲学。但同末位相连的所谓历史，根本不是历史，而是编年史或博学，并且涉及外部，对证据进行加工；另一种高扬的历史是历史思想，是唯一的完整的认识形式。当旧形而上学哲学想向历史伸出救援之手以提升它，那只手不是伸向历史而是伸向编年史，并且不能把编年史提高到历史，因为其形而上学性阻碍这样做，一种“历史哲学”，即关于历史演出的神圣戏剧的苦思冥想或推测的方式（上文已讨论过这种方式）置于其上，就像人们用以或好或坏复制的模型。“历史哲学”是精神衰弱的结果，或用维科的话说，同神话一样，是“头脑贫乏”的产物。

当然，在形形色色教育式文学形式中，人们发现可以看作哲学的著作，而不是历史著作，因为它们仿佛围绕清除任何直觉要素的抽象概念徘徊。但是，那些作品若不在虚无中游荡，若具有判断的具体性和充实性，则它们总拥有直觉要素，虽然在平民眼中还是潜在的，仅当显现为专栏体或博学式的“镶嵌画”时，他们才承认发现直觉要素。直觉要素存在，由于如下事实：在那些作品中提出的三段论法符合阐明特殊历史条件的要求，对特殊历史条件的认识使三段论法更清晰，绝不亚于三段论法使特殊历史条件认识更清晰。我要举出生动的例子说明，即使这里一再提出的方法论解释，若未能在思想上清晰表达（通常我只是含蓄地表达）涉及当前政治、道德和智力的条件，它们竞相描绘和判断这些条件，它们就不能真正被理解。

至于哲学专家与教授，似乎他们的职责是作为语文学家的平衡力，或作为假扮历史学家的博学者的平衡力，这些自诩的历史盟友将一排抽象观念置于粗糙事实之旁，这样凭借另一个无知完善了一个无知；这样做，他们不会走远。他们是超验哲学的自然保守派，尤其当他们口头上赞成哲学和历史统一，而实际上否定这种统一，或至多不时地从他们的超验世界降下宣布禁止某些普遍性和历史虚假性。历史感越增强，思维的历史方式越深入人心，语文性历史学家将要退守纯粹、简单、实用的语文学领域，而职业哲学家被彬彬有礼地感谢和辞别，因为哲学在高级历史学中发现了勤奋生活的条件，而在哲学家那里未能找到。他们冷静地进行哲学思维，没有激起激情和兴趣 ，“没有动因”；然而任何严肃的历史学和哲学都应是“动因”的历史学和哲学，正如歌德提及纯粹诗歌时所说：它在情感上是有动因的，而历史学和哲学在实践和道德上也是有动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