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必然性的历史含义

判断在于思考一个事实时，思考其实际状态，而不思考它若不那样则会怎样：正如旧逻辑术语所说，按同一律和矛盾律思考它，因此逻辑上是必然的。这就是历史必然性的含义，而不是其他；反对此种含义，人们会产生疑惑，甚至试图造反、想象否定人类自由，然而未否定，仅否定逻辑的无结论。为了证实，人们发现断言此种必然性，就提出并反复重复反对将禁止的“若”引入历史：不是语法上的小品词“若”，使用它完全合法；也不是根据历史情况推断超越它得出的警告或训诫时使用的“若”，这种警告和训诫具有一般的和抽象的性质，正如人们所说，在1914年7月，若德国国务家和其他民族控制住自己的神经，则战争不会爆发，有时这用来认识某些突发行为的严重性并激起责任感；而恰恰是历史的和逻辑的“若”，即为反历史的和非逻辑的“若”。这种“若”随意地把唯一历史进程区分为必然事实和偶然事实（若设想一切事实都是偶然的，因历史严密性完好无损，这样区分，“一切偶然”等于“一切必然”）；人们在其叙述中推断区分一个事实是必然的，另一个事实是偶然的，在思想上远离第二个事实，以确定第一个事实若未受第二个事实干扰、按其本性如何发展。这是我们在懒散或怠惰的时刻在自身上玩的游戏，若我们未遇到那个已经遇到的人，若我们未犯已经犯过的错误，则对我们生活已走过的进程想入非非吧！这样做时，我们非常轻率地把自己按不变的必然的要素对待，也未想到在精神上改变我们自己，即在此刻的自己，有着经验、痛惜和幻想的自己，恰恰由于在那一时刻遇到那个人，犯了那个错：但当恢复事实的实在性时，无疑游戏中断并消逝。反对基于游戏的虚假信仰，形成“事后诸葛亮好当”的民谚。但因游戏在历史中绝不适宜，当它在那儿出现，很快疲劳并很快终止。需要一位哲学家、相当抽象的哲学家，撰写整本著作（勒努维耶 ^[6] ，《《历史的逻辑重构》）以叙述“尚未存在但可能存在的欧洲文明的发展”，这是基于确信基督教在西方的政治胜利纯属偶然事实，若引入一个小小的变化，对马可·奥勒留帝国的终结和孔德茂、佩提纳克斯、阿尔比诺斯的命运 ^[7] 产生影响，则那一事实可能不会发生！

在已确定的逻辑含义上，在思想感到其责任的重大并不想步游戏后尘而不负责的意义上，必须让历史必然性远离同一词汇的另外两种含义，那是两个错误的概念。一种含义是：历史是必然的，因为以前系列事实决定以后处于因果链条的事实。原因概念（这里，我们声明理解为“概念”而不是“词汇”，词汇属于日常用语）在并应在历史之外，因为它诞生于自然科学领域并在那一领域发挥作用：很难坚持这一平凡又基本的真理，同样很难让笼罩着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迷雾的头脑接受它。实际上无人能够按因果关系叙述任何一段历史，仅仅能够应用不同方法，即历史自身本能的方法，对构建的叙述添加不恰当的因果性术语，用以夸耀科学主义。此外，或作为决定论先入之见的情感结果，人们以不信任和悲观主义的方式叙述历史，人们自然决定以这种方式叙述，当他们发现历史不是由自己创造，不是因自己的行动演进和变化，而是像山崩时从高处滚下的碎石砸到并挤压他们。

另一概念出现在宣判的强辩形式中：在历史中还存在逻辑；这一点毫无疑义，因为若逻辑存在于人之中，也存在于历史之中；若人们的思维思考历史，正如人们所见，是在逻辑上思考。但词汇“逻辑”在上述宣判中表示同逻辑性截然不同的东西，即意味着历史据以开始、发展和终结的蓝图或纲领，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发现在表面事实下隐藏的这些事实的动因，并对它们做出最终的真正的解释。哲学家们一次次地从理念、精神或物质的概念出发，推断出这样的蓝图；但理念、精神和物质以不同方式伪装成超验上帝，他只能被想象并被强加于人类，人类只能期待跟随他。因此，不断地改变上帝并主要以这种形式考察上帝，有益于这种朴素单纯的形式；康帕内拉在其十四行诗中说这是“宿命喜剧作品”的形式、“剧本”形式，他看到当时喜剧团长常用这种脚本策划喜剧动作、分派演员角色并进行表演，他这样说不带丝毫嘲讽的意图；加里亚尼修士把它比作骗子用“有暗记的纸牌”和“带暗记的骰子”常玩的把戏。似乎，实际上无人能叙述这类历史；人们早在其倡导者和捍卫者的方法论中发现他们的尴尬状态，因为他们附带的要求自相矛盾：研究应获得一个超越证据和文件的蓝图，但沿着这条路走，不能到达目的地；事实上，证据有时用作论断的象征，有时用作论断的多余装饰，即他们对自己政治、宗教、哲学及构成历史并为历史洗礼的其他方面的信仰、倾向、希望、恐惧所做的论断。超验上帝同因果性一样，外在于人类历史，若上帝存在，人类历史就不存在：人类历史本身就是神秘酒神和原罪、赎救的“坚毅基督”。

同这种双重虚假的必然性形式一起，历史预见概念消逝，此概念从那种形式派生；因为，若神圣戏剧的最后一幕通常被揭示（譬如，反基督者的到来，世界的末日和最后的审判），则介于现在和最后一幕的其余一切也会写在天意之书上，因神的恩惠某些剧情会揭示给个别虔诚者；另一方面，在因果观中因果链条不断延续，在计算时可确定其未来环节。然而，实际上人们供认不可能预见：在前者情况下，人们对奥妙的神意顶礼膜拜；在后种情况下，人们面对起作用的原因的巨大复杂性感到迷惑不解。于是，最忠诚的自然主义者，就像自然主义小说家左拉对鲁贡玛卡家族 ^[8] 所为，在构建家族家谱嫡系和大小旁系之后，根据遗传规律，要为即将降生的新生儿准备一个位置，但又不知放在何处，只能嘲弄地问而不答：“他将是什么呢？”但进行预见仿佛一直是多数历史读者期待的习惯，似乎成为许多著作家的庄严职责，它满足于大量无实体的想象，正如人们所说，这种想象脱离其建构者的个人恐惧和希望。

人类自由的捍卫者应坚决反对因果必然性和超验必然性，二者都显现出多种骗人的形式；他们不应发动反对历史学的逻辑必然性的战役，然而却经常这样做；正好相反，历史学的逻辑必然性是人类自由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