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步进入社会主义 [1]
Ⅰ
为了使发生误解的危险降低到最小程度(这种误解在这次会议讨论一个主题时曾经出现过)，我首先要在着手论述我的主题“目前通货膨胀压力状况对美国经济前景有何关系”之前，澄清几个初步论点。
1．为了这篇论文的目的，我把(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的定义规定为：不是由私人占有和经营企业，而是由国家当局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谁该得到什么的那种社会组织。因此，说大步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所指的就是把人民经济事务由私人领域转移到公有领域。虽然社会主义者和反社会主义者对于这个主题当然各有自己的想法，但几乎不可能设想，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可以没有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生产和分配过程，同样不可能设想，这样的官僚机构可以不受像我们今天具有的那种政治民主机关——议会或国会——和一批依靠竞选获得地位的政治官僚的控制。因而我们可以把大步进入社会主义与国家征服私人企业等同起来。经典社会主义学说把这个同样过程描述为“国家的消亡”而引起的表面上自相矛盾之处，若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府的理论，就不难解决。进一步观察，社会主义并不排除行政意义上的分散决策，恰如一支军队的集中管理并不否定下属单位司令官的全部主动性一样。最后我们观察到，我们见解中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必要——即根据逻辑上的必要——排除竞争机制的使用，如我们从兰格勒纳模型中见到的那样。消费者选择自由和选择职业自由在社会主义中也许会受到限制，但不一定必然受到限制。
2．我并不宣扬社会主义。我也不打算讨论它是否值得想望，不论这种讨论有什么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要说得十分清楚，我对此决不作什么“预示”或预测。任何预测，如果企图超越诊断观察得到的趋势，和根据这些趋势本身的逻辑发展说明将产生什么结果，那就是超科学的预测。这种诊断和说明本身不等于预测或预知，因为在选择的观察范围以外的种种因素可能插进来阻止这些趋势逻辑发展的完成；因为社会现象完全不同于天文学家有幸面对的那种可以舒适观察的条件，在社会现象中，观察到的趋势即使允许它自发发展，也可能不止与一个结果相适应；因为现有趋势与各种抵抗力量相抗争，也许不能完整地发展为合乎逻辑的结果，也可能最终在半途“搁浅”。让我们逐点说明这个道理。
第一，在斯托雷平时代的俄国没有一个有能力的——当然也是充分超然的——观察家能够断定竟会出现朝向像列宁体系那样的趋势，或者说，事实上竟会出现绝非迅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各项制度滞后与发展结果不能适应的情况。产生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是战争和随后的军事与行政的崩溃，对于这个事实，非科学的宿命论是全然不适用的。第二，为了简短起见，我谈到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它在我的论述中处于重要地位，其他可能性也不应该忽视。大家熟悉的我们自己工会做事的实情告诉我们，向某种形式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完全不可能。另外一些大家熟悉的事实告诉我们，有些观察得到的趋势，或者它们中的某几个，可能与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至少不是本文采取的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革诸形式是一致的。例如，按照教皇通谕《四旬斋的一年》的路线进行的社会改革，虽然推测起来只有在天主教社会，或天主教会力量足够强大的社会才是可能的，但它无疑提供了可以避开以“无限权力国家”来替代社会主义的方案。第三，大多数任何性质的观察得到的趋势会在完全实现前突然停止，因而，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如果曾想到触动一下受补助农民的独立性，确实将是十分勇敢的了。甚至“小工商业者”的地位，也可以证明非常强大，不是官僚机构能够征服的，所以有很大一部分比较次要的问题只有用妥协的办法含糊地处理了。
可是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些事情。随着人们对经济的关心由私人领域转移到公有领域，许多造成这种转移的迫切要求得到全部或部分满足，因此这种趋势可能会失去它的势头。有些经济学家还会说，任何逐渐趋向中央计划经济的行动将为出现相反的发展提供机会，而后者可能对前者起制动作用。我没有时间解释为什么我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很大的理由，尤其是，为什么相当重要的社会集团感到不利的结果更可能发挥推进作用，而不是发挥抑制作用——也就是说，不成功社会化的补救办法不是较少实行社会化而是更多地实行社会化。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注意到以下的情形是极端重要的，即为了达到有利于私人企业生存下去的结果而提出的大多数论点，实际上并不否定存在朝向我们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的趋势，而只否定这个趋势将完整地成为现实。由于无人能驳倒这个可能性，论战有沦为言辞之战的危险，尤其是在十分重视言辞的美国，在那里，除了某些人数相当少的团体外，社会主义这个词不受欢迎，在那里，许多人喜欢这件事同时却不喜欢这个词，宁愿用另一个词——如自由主义——来替代它。 [2] 因此作简单分类的打算似乎是必要的。
3．相信资本主义制度趋向于毁灭其本身，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有上面提到的限制条件——可能是它确定继承人的理由，我已经在别处说明过。这些理由可以简略和浅近地概括为四点。第一，实业阶级发展这个国家生产力的这个成就，以及这个成就为一切阶级创造新的生活标准这个事实，却自相矛盾地破坏了实业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它的经济职能虽然没有陈腐得难以使用，却趋向于被废弃之中，并变得日益官僚主义化。第二，资本主义活动本质上是“理性的”，但它趋向于传播理性的心理习惯，趋向于破坏上下级之间的那种忠诚和习惯，而这些仍是生产工厂制度化了的领导权有效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完全以(法律上)平等的缔约各方间签订的自由契约为基础的任何社会制度，(并设想在这些社会制度中指导每个人的只是他自己短期的功利目标)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第三，实业阶级集中于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作，这种情况有助于造成一种政治体系和一个知识分子阶级，知识分子阶级的结构和利益产生独立于大型企业利益的态度，最后形成对这种利益抱敌视的态度。因而大型企业越来越没有能力抵御攻击保护自己，从短期看来，这种情况对别的阶级十分有利。第四，由于所有这一切的缘故，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体系，虽然是由于它经济上的成功建立的，但不但在公众心目中，而且对各色资本家本身，正在失去它的吸引力。不需多少时间——虽然比我能有的时间要多——就能表明，现代追求安全、平等和调节(经济工程学)的努力为何可以用这些话加以解释清楚。
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解体过程已经走得多远，能使我们自己满意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观察实业阶级本身和大批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自己百分之百地反对社会主义，并一贯否认存在朝向社会主义的任何趋势)认定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解体到什么程度。仅就后者而言，他们不但毫不怀疑、而且赞许地接受以下几点：(1)防止衰退或至少防止萧条的各种稳定政策，也就是由政府大量管理工商业的局势，即使它不是按照充分就业的原则。(2)“更大的收入平等的愿望”在做不到绝对平等时，很难确定它们准备走多远；与这个愿望有关，是实行再分配性的税收原则。(3)经常被反托拉斯口号合理化的各种各样的控制手段，如关于价格控制手段。(4)政府控制劳动力和货币市场，虽然控制的方式多种多样。(5)无限扩大需求的范围，这些需求现在或最终由国营企业予以满足，或者是免费的，或者是按照某种邮局的原则办理。(6)当然还有一切类型的社会保障立法。我相信，在瑞士的一座山上召开过几次经济学家的大会，大会不赞成上边提出的全部或大部分办法。但那些办法并没有引起强烈攻击。
如果你们认为我“不赞成”或者要想批判这些政策中任何一条，那就是对我论点的完全误解。我也不是标榜这些政策的全部或某几条是“社会主义的”那些人们中的一个。其中有几条，甚至在18世纪时已经为保守的甚至专制的统治者所采纳；另外几条已列入保守政党的党纲里，远在“新政时期”以前很久已付之实施。我想要强调的是，我们确实已经远离放任资本主义原则的这个事实，要强调的另一个事实是，很有可能发展和调整资本主义制度，以与真正社会主义计划相差无几的方式来制约私人企业的工作。我记得起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无疑强调了他们认为可能持续下去的差别。他们并非全都同意安放他们可移动的折中方案的确切所在。但他们全都明白马克思未能明白的道理：一方面，资本主义机器巨大生产的可能性允许无限地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准，辅之以种种免费服务，毋需完全“剥夺剥夺者”；另一方面，事实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剥夺资本家利益不至于使经济机器停顿，而经济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照劳动者的利益运行。他们发现这种劳动者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后，继续得出的结论是，这种资本主义可能无限期地生存下去，至少在某种有利条件下是如此。情况可能如此，但这并不等于否定我的论点。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意味着家庭主妇可以选择豌豆或大豆来影响生产；或者年轻人可以挑选他要去工作的工厂或农庄；或者工厂经理们在决定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上有某种发言权。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种价值体系，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文明——不平等的和家庭财产的文明，可是这种文明正迅速逝去。让我们每个人随自己意愿为这个事实欢欣鼓舞或悲叹哀悼吧；但不要让我们对它闭上眼睛。
一个真正的问题尚未解决。支持有利于劳工主义存在下去的各种道理的诊断完全沉重地依赖于推断目前社会生产力的惊人发展会继续下去。但这里存在一个令人怀疑的因素。过去的成就或多或少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成就。不进一步认定劳工主义继续会有同样的表现就不能假定有同样的成就。我们不必接受停滞主义的论点，因为这个论点使人担心：如果加在私人企业制度身上的永久性负担和“控制”超过它忍受力的话，停滞主义的论点有可能最终成为事实。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十足的社会主义解决办法甚至可能作为较轻的祸害强加在敌视社会主义者的头上。
Ⅱ
从一种社会制度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制度是一个不停顿的、其本身又是很缓慢的过程。对一位研究一段不很长“平静”时期的观察家来说，他看到的社会结构看起来好像根本没有变动。此外，这个过程常常出现倒退，看到这种倒退现象，可能使他认为是一种相反趋向。但我们也时时看到这种过程的加速现象，这种加速现象的最明显原因之一是大的战争。在过去，胜利的战争可以增加统治阶层的威望，增加与统治阶层有关的社会制度的力量，但在现代条件下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我们自己时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形势的影响不大，因为战争的消耗和战争时间的延长都不足以留下永久性的标记。可是在欧洲，情况就不同了。在战败国里，社会结构着了火，倾向社会主义重建的潜在趋势浮现到表层上来证明它的存在，并在一个短时期内占据绝对优势。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战胜国中，也发生类似的情形，当然规模要小得多。在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能再像1914年前那样行使它的职能。在英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受社会主义一派影响的工党勃然升起，它诚然没有执政，但至少进入了内阁。在这两个国家中，政界对私人企业的态度悄悄地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
假定有一种朝着社会主义目标的预先存在的趋势，就不难理解这一点。虽然要求继续执行战争经济时期确立的政策的呼声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虽然有一个时候公众对战时管制的怨恨阻止进一步推进这种政策路线，恢复战前政策证明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有人试图这样做的地方也不可能。英国的金本位政策及其最后的失败令人吃惊地证实了这一点：在不再是自由企业世界的世界里，金本位——这个不停地诉说不愉快真理的淘气孩子——拒绝发挥作用。
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外加的“加速剂”，这次它们又在美国表明自己的作用，它们制造了一种局势，使人们——正确地或错误地——感觉到这个局势不是推荐给自由企业时代人们的治疗法所能奏效的。实业阶级本身害怕应用那些治疗法所需要的各种“调整措施”，它接受——虽然自始至终喃喃抱怨——可以阻止1929至1933年旧事重现的细琐的管理办法，以后又接受可以防止1921年那样的战后危机的另一些办法。这个阶级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学会的东西很多，没有学会的东西更多。它还接受新的财政负担，50年前这样负担的一小部分就会使它负担不了——顺便说一下，所有当时的主要经济学家都认为是不胜负担的。实业阶级接受或不接受这个新形势无关紧要。劳工力量本身几乎足够强大，加上它与其他事实上(如果不是口头上)背弃私人利润经济价值体系的集团结成联盟后力量更加强大，足以阻止超出偶尔削弱其粗糙锋芒的任何复旧。
让我再说一遍：我从不认为，任何单纯的“事件”，甚至“全面战争”那样重大的事件，或者由此造成的政治局势，或者个人或团体对这些局势所怀的态度或心情，能支配社会历史的长期面貌——它关系到一些更加深刻的力量。但我确实认为：此类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局势可以廓清更根本趋势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否则这些障碍会绊住社会进化的步伐。请注意，这样说并不为严肃的社会主义者构成欢迎此类事件的理由。没有这类事件，向社会主义发展将会放慢但却更加稳定，很少可能出现倒退和难以控制的局势。国民生活各部分的发展将会协调得更加完善。因为，正如存在着一个有效的反对党是民主政府有秩序地行使其职能的一个必要条件，存在抵抗制度变动的各种经济力量，可能是使这种变动保持在安全限度内所必需的。
现在，使社会变动加速的最强有力因素之一是通货膨胀。有那么多的权威人士告诉我们，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像通货膨胀那样破坏社会的基础，对这个命题没有必要详加论述。如果我们接受上面的论断，那么就可以从刚才所说的话说下去，根据所有可以想象的立场——只有不负责任的革命家的立场除外——战后调整国家经济过程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制止出现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同时很清楚的是，在每个人都害怕此种政策的短期后果的地方，在必要的某些调整措施——尤其是提高先前受控制的物价而不提高货币工资——根本不是“政治上可能” [3] 的地方，这是世上极端难办的事情。在这种环境中所采取的而且1945年后实际执行的一条明显的路线——在互相责备中实施，但仍得到大量同意——就是使用有控制的和平时期通货膨胀的手段来缓和过渡期间的困难，并通过军费开支和对欧洲援助政策，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国家支出，使上述办法更加有效。实质上，这一切全达到了目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已明白——虽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明白——强劲有力的经济发展所必然会引起大量投资需要的时期马上就要来到，而希望避免重大的动乱，希望美国经济将在一个缓慢上涨的物价水平上扩展，这种希望只要不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不管国外发生什么变动，在一个时间内不是完全不合理的。
但这种类型的思路没有把预示不详的事实考虑进去。在不论是“自然的”或由高就业政策促成的高就业水平上(我们似乎终于放弃了充分就业口号)，增加雇佣劳动货币成本的工资需求和其他需求变得不可避免并会引起通货膨胀，它们之所以不可避免，因为高就业水平失去了工资需求和其他需求不应提高的唯一理由。它们之所以会引起通货膨胀，是因为在高度利用资源情况下，向银行借款和向上调整价格为满足这些要求提供最容易的方法。虽然谈判仍和各别工会进行，而满足工资需求实际上是普遍的行动，所以我们正进入凯恩斯所说的境地，即货币工资率不再影响产量和就业，而只影响货币单位价值。只要工会领导和政府的情况像目前那样，任何东西都阻止不了这个过程——不包括由于某些企业的特殊形势所产生的例外——它意味着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压力。对国库不断提高的需求和我们特高的累征税制当然使这种局面更加严重，当然这种局面并不是它们造成的。
没有必要说明，像已经出现过的和还将发生的物价下跌，并不证明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即使不提战后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和其他不言自明的事例，每次通货膨胀过程中都特有地出现这种物价下跌，这种情形可以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通货膨胀恰当地加以说明。“受通货膨胀痛苦”的人们此时大声呼吁通货紧缩，与我们同时代的那些经济学家这时也呼吁收缩通货，他们曾持有通货紧缩的预后办法以改正过去的错误，无论如何，他们似乎没有能力预见除了通货紧缩以外的任何事物。但这是对美国产业生产力的称赞，因为是无心的所以更加真诚，关于我们社会受通货膨胀还是受通货紧缩的威胁，美国产业完全可能对此表示怀疑。
III
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压力状态，从质的方面说，将产生削弱社会结构和加强起破坏作用的倾向的后果(不管怎么小心地用“自由的”词语包裹起来)，每一个有能力的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这种后果归因于较触目的通货膨胀。但事实不仅如此。此外，对这样局势的某些标准补救办法不会缓和，甚至还可能加剧目前的局势。在我看来，人们似乎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一点。所以让我们以最简短方式，谈一谈三种类型的补救办法。
1．控制通货膨胀的全部办法中最正统的方法是通过利率或信贷配额之类的手段对借款数量采取行动。我当然充分理解，如果要达到的是自由企业经济意义上的正常状态，利率必须从低利率政策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对于每一个希望恢复这样正常状态的人来说，解放——或重建——自由货币市场必定是极端重要的一点。但这点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目前限制性的信贷政策产生的后果将十分不同于旧信贷政策理论促使我们指望的那种后果。不附带任何条件地接受旧信贷政策理论——为方便论述起见——我们不禁要说，它适用于任何事物皆完全灵活可变的世界，而那个世界不怕我可以称之为补救性衰退的那种东西。在那样的世界里，提高利率被认为会减少工作量、货币工资和就业机会。这些后果目前肯定不会出现，万一出现这些后果，将立即引起政府采取行动以抵消其作用。换言之，信贷限制在目前除了增加工商业困难外达不到别的目的，甚至对消费者信贷的限制也有某种程度的同样后果，虽然在这个领域里无疑有某些事情可做。
2．以增加税收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同样是正统的补救办法，而且它是受否定信贷限制的现代经济学家欢迎的补救办法，但在它面前也有同样的困难。提高消费税可完成某种意图是十分确实的。在通货膨胀形势下这个办法甚至算得上良好的凯恩斯主义。但是，如果增加的是公司税和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对通货膨胀压力的作用充其量也很小，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因为，如果目前产业发展的速度要继续下去，从而目前设备报废率要继续下去，为弥补可使用的非通货膨胀集资手段的减少，不得不日益依赖通货膨胀性质的银行信贷。反过来，降低产业发展和设备报废的速度，的确可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于一时，但从长期看却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 [4]
3．第三种通常的补救办法是直接控制——限定物价，列出优先项目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包括补助金制度)。某些舆论为什么对这些办法如此喜爱是不需要在这里评论的问题。特别对官僚政治机构来说，重新采用这些办法等于再度征服已经丧失的地盘；对于工会来说，这意味着在争夺有利项目中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对工商业来说，这意味退路的丧失，因为在此之前，对它的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打击可以部分地(即使不是完全地)用物价调整来抵消。或者说，采用了这些办法至少将使工商业的退路要取决于政府的许可，没有理由相信政府会为获得改进生产机器的手段而给予这种许可。换言之，价格控制可能造成私人企业向政府当局投降，就是说等于向完全的计划经济跨出一大步。
[到这里，约瑟夫·熊彼特停止了把演讲摘记改写成文的工作。听过他这篇演讲的人会记得，在演讲末尾，他几乎没有时间回过头来谈谈开场时提到的有关问题，只是极简短地总结一下在现存政治条件下这个国家的经济未来和目前通货膨胀压力状况。他“极端简略”地提到的某几个论点，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美国第2版或英国第3版，或者在1948年6月号《全国商业》杂志刊登的《还有时间制止通货膨胀》一文中找到比较详尽的论述。
以下几段是根据回忆和根据演讲的摘记整理出来的。]
我并不假装有能力预言；我仅仅辨明事实并指出那些事实表明的趋势。
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对于官僚政治结构最后征服私人企业制度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由此产生的磨擦和僵局归咎于私人企业，并作为进一步限制和管理私人企业的论据。我并不是说，任何集团有意识地执行这条路线，但执行一条路线达到一个目的从来不是完全有意识的。非常可能出现一种局势，在这个局势中大多数人将认为完全的计划经济是可能造成的所有祸害中最小的祸害。他们当然不会称这种局势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推测起来，他们在计划中可能为农民、零售商人和小工厂主作出某种例外的规定；在这种环境下，作为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一种文明的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也许不值得人们操心了。
美国大规模生产的才能(对这种生活方式所抱的乐观情绪完全依托在过去这种才能的表现上)能否经得起这种考验，我不敢肯定；造成这个局势的种种政策有没有可能颠倒过来，我也不敢肯定。
马克思断定资本主义崩溃的方式是错误的；但他预言资本主义最终瑟将崩溃并没有错。停滞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进展停滞原因的诊断是错误的；但他们诊断——即使有国家部门的充分帮助——资本主义发展会停滞，看来可能还是正确的。 [5]
1949年12月30日
[1] 约瑟夫·熊彼特1949年12月30日在纽约美国经济学会上发表“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演讲，他讲话不是根据准备好的手稿，而是根据他的摘记。他为学会公报把这些摘记改写成论文，在去世前一天晚上才差不多把这篇论文写完。他原望在第二天(1950年1月8日)去芝加哥华尔格林基金会发表演讲之前完成这篇论文稿。现在发表在这里的论文是它的初稿，和所有他的稿件一样，由他亲手书写，而且写得很仔细；但他没有机会作细微处的改正，也没有机会写完结尾几段文字。我们所作的校正工作主要是补上一些标点或偶尔遗漏的字，尽量保持原样不作更动，简短的结尾几段是由他的妻子根据他的摘记和她的记忆补上的。
[2] 由于明显的理由，在更多情况下，把共产主义一词(不是俄国所说的那种共产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同义词使用。
[3] 另一条路线，即压低货币工资和物价，不但更少“政治上的可能”，而且更难不引起严重的经济萧条。
[4] 我不难理解为何这个主张不能打动我们的激进朋友。但我坦率承认，我觉得很难理解某些卓越经济学家的立场，丝毫不能怀疑他们欢迎我们产业机器不能成功地运转，但他们认为在美国和英国，可以把降低产业投资作为制止通货膨胀可接受的办法之一。附带说，应当注意某些忠实的保守分子的意见，他们认为推行高额和高度累进的税制可能有助长通货膨胀的危险，而(在恰当场合)降低税收则可能减少通货膨胀的危险，这个意见不一定应受它常常受到的嘲笑。
[5] 本文为美国经济学会的《论文与记录汇编》(1949年12月)而写，现得到该学会允许重印于此。